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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愿意与西方列强进行和平对话，但他要是没有扮演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刑人并为自己捞取资本的话，就会发现这样做要困难得多。1972年，他在苏共全会上说：“如果不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就不会有勃兰特（Willy Brandt），尼克松就不会到莫斯科，就不会有缓和。”
几个月后，中苏冲突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注意。新的军事冲突的阴影在远东浮现出来。在军政领导层当中，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很快便让位于对中国的不理智的挑衅的担忧——这是俄罗斯有关“黄祸”的沙文主义的古老神话的新版本。莫斯科流传着一则笑话——远东的一位苏军司令惊恐万状地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问：“我该怎么办呢？五百万中国人刚刚越过边境投降了！”这个笑话并没有让苏联那些负责远东安全的官员心情有所好转。的确，要是成群结队、赤手空拳的中国老百姓蜂拥而至，越过苏联边境，他们会下令开火吗？为打赢核战争而秣马厉兵的苏联元帅和将军们，可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显然，勃列日涅夫对中国也怀有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恐惧心理。对于它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层，他既不信任也不想与他们谈判，于是就把这件苦差事交给了柯西金。但中国的核力量令他很是头疼。后来在1973年5月，据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曾经考虑过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差不多十年前，关于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精确打击的可能性问题，约翰·肯尼迪也曾试探过赫鲁晓夫，但那位苏联领导人未予理睬。勃列日涅夫很可能又想起了那个建议。后来，他几次向美国领导层主动提出，建立联合阵线，以防北京有人破坏和平。
这个想法与勃列日涅夫的“山顶宝训”中的原则是一致的。不过，其主要目标却非常实际，那就是让中国人将来不敢在苏联边境挑起事端。在1969年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中，周一上来就谈到了有关苏联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谣言”。对此，一位当时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认为，它表明中国领导层“对这种可能性非常害怕”。周恩来明确地向苏方示意，中国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对苏联发动战争。莫斯科在此次会谈后又发出了另外一些恐吓的信号，于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与苏联签订秘密的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学者认为，莫斯科用核威胁来震慑北京的策略奏效了。不过，苏联的威胁也制造了典型的“安全两难”效应：为了对付北方的敌人，毛开始搁置意识形态的限制，试图与美国建交。
把勃列日涅夫与缓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重要的新情况是与西德新领导层的修好。有些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在斯大林去世后一直致力于改善和莫斯科的关系。但西欧缓和的关键在于西德。只要康拉德·阿登纳还是总理，波恩政府就会拒绝以任何形式承认民主德国。柏林墙大大增加了德国人民为这一政策付出的代价。一位苏联高级专家后来回忆说，“欧洲发生的许多事情以及赫尔辛基进程的起源，根子都在于1961年8月13日欧洲势力范围的二次划分”。西方列强未能阻止柏林的分裂，这对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及其顾问埃贡·巴尔（Egon Bahr）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勃兰特在1966年成了副总理，并于1969年9月当选为总理，其竞选纲领是“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那是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它有望重新开放德意志这两个部分的边境。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遇到的幸亏是勃兰特，“一个水晶般诚实、真正热爱和平而且具有坚定的反法西斯信念的人，他不仅憎恨纳粹主义，而且还在战争期间与之战斗过”。要对“新东方政策”做出回应，勃列日涅夫必须克服许多障碍：他对二战的记忆、宣传中西德作为新纳粹主义和复仇主义（revanchism）老巢的形象，以及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对于破坏民主德国的稳定这种想法，勃列日涅夫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在他眼里，苏联人民用苏联士兵的鲜血为这个国家做出过牺牲。他还必须处理好与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的棘手的关系，因为后者对莫斯科与波恩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极为怀疑，而且有办法刺探并把它们搅黄。在克里姆林宫的集体记忆中，1964年的“阿朱别依事件”还历历在目。赫鲁晓夫的女婿当时据说是酒喝多了，便以牺牲乌布利希为代价主动向西德领导层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交易。对这一切记忆犹新的葛罗米柯和苏联外交部，在事关民主德国时都非常谨慎，因而忽视了波恩发生的充满希望的变化。
克格勃的新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帮助勃列日涅夫启动了苏联与西德的对话。与葛罗米柯一样，安德罗波夫也认为斯大林的战时外交是实用政治的杰出范例。安德罗波夫对缓和的看法属于典型的“以实力促和平”。他的一句有案可稽的话是：“没有人想跟弱者谈判。”同时，安德罗波夫在很久以前就决定与西德进行经济、技术、文化方面的合作，并认为德国人应当成为苏联未来以结束美国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对外政策的坚强后盾。据说他对下面这件事也充满希望，即未来与西德建立的更加紧密的关系和从西德得到的技术转让，可以有助于苏联的现代化。1968年初，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的默许下，派记者瓦列里·列德涅夫（Valery Lednev）和克格勃官员维亚切斯拉夫·克沃尔科夫（Vyacheslav Kevorkov）去见埃贡·巴尔，任务是建立秘密的交流渠道。该渠道的秘密性质有助于克服双方的猜疑和做作，并让勃列日涅夫与波恩展开务实的对话而无须顾忌乌布利希。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后，这个秘密渠道就准备启用了。
勃列日涅夫要等对方率先采取正式的行动。他自己仍然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怀疑的困扰。只是在1969年10月勃兰特赢得选举并成为总理之后，勃列日涅夫才要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设法与西德达成协议。由于埃贡·巴尔开始在波恩与莫斯科之间穿梭奔走，不温不火的苏联与西德的关系开始提速。1970年，他有半年时间是在苏联的权力走廊里度过的，甚至还学会了苏联官僚系统“厨房”中的某些重要规则。勃列日涅夫开始喜欢他了。1970年8月12日，西德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与波兰的承认1945年之后的地缘政治现实的条约，也在1970年12月签订了。1971年5月，由于克里姆林宫以及民主德国的以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为首的年轻官员的联合施压，瓦尔特·乌布利希——莫斯科－波恩对话的主要反对者和勃列日涅夫个人的批评者——辞去了职务。这就为一年半之后两个德国之间的相互承认和签订条约扫清了道路。
另一个障碍是棘手的西柏林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可能在双边基础上得以解决，因为它涉及民主德国和四个西方占领国。幸运的是，到1971年的时候，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通过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表示出对于与克里姆林宫恢复友好关系的强烈兴趣。美国人非常想把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嵌入”自身的对苏战略框架。苏联人在美国从越南撤军这件事上帮了忙。作为回报，尼克松和基辛格也答应政治局，为解决西柏林问题提供方便。有关西柏林问题的谈判，表面上是在四大国的框架范围内在外长级别上进行的，实际上，按照秘密外交的优秀传统，在白宫、克里姆林宫和勃兰特之间，却形成了一个由各种秘密渠道构成的网络。1971年9月，西方诸强正式承认，西柏林不属于联邦德国的一部分。
就这样，赫鲁晓夫十年前没能做到的事情，勃列日涅夫做到了，尽管压力也很大。围绕柏林和民主德国的充满戏剧性的斗争终于成了历史，而这种斗争曾在欧洲引发过自二战以来的最严重的两次国际危机。1971年9月16～18日，勃列日涅夫在雅尔塔附近的奥列阿恩达（Oreanda）——沙皇尼古拉一世曾在那里修建过一座宫殿——国家别墅款待了勃兰特。地点紧挨着1945年“三巨头”相聚的里瓦季亚宫（Livadia）的“第二次雅尔塔”会议，按照勃列日涅夫的风格和性格，开得很放松。他衣着得体，招待勃兰特享用盛宴，带他坐高速水翼船，与他一起在自己巨大的游泳池里畅游，并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海阔天空地谈论政治与人生。勃列日涅夫以他的率直与热情搅乱了此次会晤的整个计划，这让他的德国客人起初有点儿恼火。“一切都沉浸在互爱互信、轻松愉快的气氛之中，”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充满了喜悦之情，“看得出来，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勃兰特，而后者对于他的东道主似乎也很满意。后来，他们甚至在一些非常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上都能轻松地找到共同语言。”克里米亚会晤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个心理上的突破。他做到了赫鲁晓夫很可能想做但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德国的领导人，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朋友”。
对西德的开放成就了葛罗米柯与安德罗波夫的二重奏。两人成为勃列日涅夫在缓和问题上的最值得信赖的政治盟友。这个二重奏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性质：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最终都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并在最高岗位上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们像勃列日涅夫一样，一贯声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走强硬路线。安德罗波夫把“匈牙利的教训”继续应用于对外政策。即便是在给自己幕僚们写的一首打油诗中，他也坚持认为，“如有必要”，必须“用斧子”来捍卫“社会主义成就”。而葛罗米柯则在外交部高级官员的一次会议上说，西德实际上在所有问题上都向苏联做出了让步，而“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
除了必胜的信念，葛罗米柯的强硬表态也反映了国内政治对于决策者的压力。把与西德建立友好关系说成是对外政策上的成功，意味着提升这一政策的倡导者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权威地位。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勃列日涅夫不是斯大林，苏联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国家。已经退下来的莫洛托夫认为“在两个德国的边境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个大手笔”，但他为此称赞的是勃兰特而不是勃列日涅夫。遍布于党的机关的其他斯大林主义分子仍然认为，不应该为了达成地缘政治交易而牺牲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目标。也有许多在文化界和知识界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人被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说成是“俄罗斯的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主张反对西方，并把苏联变成“大俄罗斯”。1976年，在党的宣传人员对作为伟大胜利的缓和政策大唱赞歌很久之后，勃列日涅夫说：“我真的想要和平，而且永远不会放弃。不过，有些人不喜欢这个政策。他们不是[在外面的大街上]，而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他们不是某些来自地区委员会的宣传人员。他们是跟我一样的人。只是他们的想法不同！”对有可能遭到抵制的担忧，将继续对勃列日涅夫在各个层面的缓和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最初是想把勃列日涅夫拉拢过去。不过，斯大林主义分子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最终还是输掉了对勃列日涅夫的灵魂争夺战。勃列日涅夫逐渐开始依靠自己由对外政策方面的笔杆子和助手组成的小圈子，而这些人也开始“用言语和笔”去影响总书记对外对内的公开决定的形成。相形之下，勃列日涅夫对于自己那帮无知的、盲目反美的老伙伴的极端观点是越来越排斥——后者在意识形态上冥顽不化，不赞成缓和。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把强硬派“匿名的”批评意见拿给自己的自由派助手们看，仿佛是告诉他们：“有一群狼想吞掉你们，但我不会把你们交给它们。”
勃列日涅夫的有些笔杆子（阿尔巴托夫、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后来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并成为改变苏联本身以及苏联对外政策的公开性与“新思维”的推动因素之一。他们的影响力相当大：与多数高级干部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许多老朋友的期望和意愿相比，他们让勃列日涅夫讲话和报告中的措辞，好斗的及意识形态的色彩淡了许多。然而，现在回头看来，他们的作用其实还是很有限的。他们想让苏联的缓和政策摆脱僵死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想让勃列日涅夫敞开心扉直面新的国际关系现实，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收效甚微。总书记依然在国内政治上坚决反对改革并在意识形态上依赖正统观念。缓和的主要动力最初是来自外界，因而也仅仅是在与勃列日涅夫的深层信念和愿望相一致的范围内，这些动力才是成功的。
总书记想把苏联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兑现为国际外交与声望的价值。在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以及自己那些“开明”助手和笔杆子的帮助下，勃列日涅夫开始构想国际关系的宏伟愿景——一个要在欧洲建构和平并对西方开放的纲领，其核心主张是召开全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接下来的原计划于1970年春召开，却拖到1971年3～4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宣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