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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决定性的理由是，不能由北越人左右苏美关系。这一次，国家利益战胜了意识形态的激情。
这段时间，苏联人正在大力提高对西方技术的购买力度，而且启动了几个项目，推动化工业和汽车业的现代化。他们正在建造两个巨型的汽车制造厂，一个制造轿车（在陶里亚蒂），另一个制造卡车（卡马河制造厂）。柯西金支持缓和，这反映了在苏联工业部门的领导者当中的一种广泛的期待，即欧洲的缓和以及美苏之间的峰会将会重新打开获取西方经济、金融和技术资源的通道。切尔尼亚耶夫在其日记中记录的4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说明。柯西金的副手并长期担任石油部部长的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和对外贸易部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Nikolai Patolichev），就与美国的各项经贸协议问题提交了协议草案。波德戈尔内强烈反对与美国人合作修建乌拉尔以东的两个永久冻土区——秋明（Tyumen）与雅库特（Yakutia）之间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难道没有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苏联人就不能开发西伯利亚了吗？勃列日涅夫请巴伊巴科夫发言。他“不慌不忙地接过麦克风，几乎毫不掩饰自己脸上揶揄的表情”。他用事实和数字证明了达成协议的种种好处。“如果我们反对达成协议，”巴伊巴科夫继续说，“我们至少会有三十多年无法获取[雅库特的]石油储藏。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可以铺设天然气管道。但我们缺少制造管道的金属、机器和设备。”最后，政治局投票通过了这些草案。
要消除军方的阻力，总书记必须得拿出他的全部影响力才行。到4月中旬，由于国防部的阻挠，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首席谈判代表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不得不向勃列日涅夫求助。在1972年5月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放弃了他一贯的谨慎，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据一位在场的人说，他当时问格列奇科：“如果我们不做出让步，核军备竞赛就会加剧。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武装力量总司令一个确定的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占到美国的上风，而且实力对比会变得对我们更为有利？”当格列奇科含含糊糊地做出否定的回答时，勃列日涅夫就下了结论：“那有什么不对呢？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让我们的经济不堪重负并增加军费的开支呢？”军方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放弃了反对军备协议的意见。在莫斯科峰会期间，军工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Leonid Smirnov）在寻求与美国代表团达成折中的解决方案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格列奇科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致，但是他反对与美国人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勃列日涅夫还决定召开一次秘密的中央全会，呼吁人们支持他与尼克松会晤的决定。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全会之前和全会期间的那几天——距离尼克松访问不到一周——也许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以来最紧张的时候。加剧了这种紧张状况的是，波恩会不会批准《莫斯科条约》还不一定。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一群笔杆子在那里忙碌着——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气氛”。“在那些日子，列昂尼德·伊里奇神情十分紧张，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个人在情感上的投入以及他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感还是让人深有感触。当然了，这就是最典型的勃列日涅夫。基辛格第一次与勃列日涅夫秘密会晤时就注意到他，“心神不宁，非常令人同情”，“既心存戒备又很脆弱，与那种过于自信的个人风格稍稍有点不协调。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两人的个性倒有相似之处”。
幸运女神再次对勃列日涅夫露出了微笑。在这次的全会上，柯西金、葛罗米柯、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都坚决支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这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个重大的胜利。他现在可以安心地承担起一个国务活动家的职责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后院了。当尼克松5月22日来到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出人意料地迅速把他带进自己的办公室（曾经是斯大林住的地方）进行私下的交谈，并把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还有基辛格都挡在外面，这让他们非常生气。此次会晤唯一健在的见证人、苏方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认为，它是勃列日涅夫本人致力于苏美缓和的重大时刻。在交谈中，勃列日涅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苏能否就不对对方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反核协议可以成为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该建议反映了勃列日涅夫在战略眼光和洞察力上的限度。他把冷战的本质归结为美苏间彼此对于核战争的恐惧。他还相信，如果在领导人之间达成协议，就足以驱散这种恐惧。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也显示出他对缓和所抱有的那种信念的力量。正如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所声称的，该想法并非来自葛罗米柯的报告，而是发自这位总书记的内心。
会晤的关键部分是勃列日涅夫建议建立私人关系，并与美国总统进行特殊的私人通信。尼克松做出了热情的回应，并且还提醒勃列日涅夫说，二战时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就建立过特殊的关系。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样做是背着政治局的。感受要比实质更有意义，这一点在人类事务中永远是真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尤其如此。两年后，埃夫里尔·哈里曼记录下了总书记说的这样一番话：“也许大部分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1972年与尼克松总统会晤的最初那些时刻的重要意义，它们其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总统曾经说，‘我知道，你忠实于你们的体制，而我们也忠实于我们的体制。所以就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不考虑体制上的差异来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勃列日涅夫说他已经向总统伸出了自己的友谊之手并且在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和两国都赞成和平共处上达成了一致。在此基础上还达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协议。”
据苏霍德列夫说，同样的话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小圈子里也说过多次。他印象较深的是，美国总统当时准备把所有战略利益和细节都搁在一边，只谈怎么样改善苏美关系。美国总统的友谊大大提高了勃列日涅夫在自己同事和对手当中的地位，可以说达到了以前只有斯大林达到过的历史高度。缓和成了勃列日涅夫个人的事业，而他也打算把它继续进行下去。
没有勃列日涅夫的缓和会怎样？
对缓和起源的仔细考察表明，从1970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冷战的紧张气氛得以迅速缓解，这一点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的确，核军备竞赛的阴影以及美苏核导弹和核弹头数量的激增对于人们意识到双方已经陷入危险的僵局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们也有助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对缓和作合理的解释，认为军控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做这种解释的书籍此后可谓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因为双方的全球对抗的结局尚未明朗。但要是认为核军备竞赛的心理和经济代价以及核大战的威胁，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足以迫使国务活动家们谋求妥协，那也就是等于说，意外死亡的可能性就足以成为取消一级方程式或美国赛车协会比赛的原因。换句话说，它把各个大国及其领导人说得太有理性和智慧了。
的确，对于苏联的政治领导层而言，为经济注入新的能量，既生产枪炮又生产黄油的压力是很大的。要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缓和也许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选择。而且苏联当时迫切需要硬通货和西方的技术。不过，更加仔细的考察发现：经济上的考虑、战略上的盘算以及对于核均势的重视，这些因素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辩论中的分量，及其对于苏联改弦易辙、支持缓和的作用，要比人们料想的小得多。多数政治局成员，还有苏共的各位书记和军方——像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这些人——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对于跟美国人一起跳这曲“缓和华尔兹”都有很大的保留意见。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和葛罗米柯在外交部起初都很孤立，缺乏影响力和政治意志，所以在与西方谈判这件事上无法提供太多的支持。事实证明，正是勃列日涅夫的亲自介入和在情感上的逐渐投入，以及他在建立内部共识方面的才能，在1968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对于维护缓和政策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对于苏联精英和政治局中的多数派来说，他们的正统观念和集体经验令他们无法看到世界的实际情况，也不能按照新现实主义学者以为他们采取的那种方式对现实采取行动。不过，政治局中的多数派虽说都抱有热诚的正统思想，但也不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所料想和警告的那样阴暗。尽管外交部和克格勃准备的某些文件的确把缓和说成是苏联养精蓄锐和在世界上扩散其影响力的最好选择，但政治局内部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形成新保守主义者所担心的那种阴谋诡计，要发动侵略并让苏联占据统治地位。政治局是会不时地迸发出意识形态的激情并表现出沙文主义倾向，但它并没有准备好要与美国进行公开的全球对抗。多数派缺乏全球眼光，也不清楚苏联要用其不断增长的军力来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去利用好美国在东南亚陷入泥潭这件事。继中国之后，苏联领导层又“失去”了印度尼西亚，而且很快又将失去在埃及和中东的影响力。他们从对北越的援助中一无所获。从1964年到1971年，苏联领导层将其首要的安全利益，包括与美国的直接谈判，从属于与越共的“无产阶级大团结”这项缺乏清晰构想的事业，从属于对激进的阿拉伯政权的支持。苏联的各位领导人还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即北越和埃及领导层在政治上仍然不受苏联的影响，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打自己的战争，并没有考虑苏联的利益。
只有考虑到后极权主义时代苏联政治的态势——其中，共识掩盖了“窝里斗”，领导人与其说是独裁者，不如说是权力掮客和谈判者——苏联在走向缓和的这些年来的行为才能够得到解释。新的证据显示，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以及在苏联的全球战略与对各卫星国（例如民主德国和北越）的局部支持之间，存在着复杂且非常重要的“双层”博弈。显然，这种变化在当时是需要在说服、宣传以及政治高压方面花大力气的；从1964年到1972年，在苏联的政治领导层中，支持缓和的共识极为脆弱，而且仍然有可能瓦解。巩固这一共识并在关键时刻为缓和注入政治资本，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国际关系史作出的主要贡献。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贬低勃列日涅夫：“他想用喧闹来掩饰自己的信心不足，用偶尔的横暴来掩饰自己的无力。”在基辛格看来，勃列日涅夫出身于俄罗斯族的背景对他的不安全感是有影响的：他“代表了这样一个民族，它之所以幸存下来，靠的不是使它的征服者文明起来，而是比他们活得长；这个民族悬在欧亚之间，整个儿谁也不是；它的文化破坏了自己的传统却又没有完全取代那些传统”。
在国际舞台上，勃列日涅夫的确有一种不安全感。但他与性情暴躁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截然不同，后者是把自己的缺乏信心变成了革命外交与制造危机，而他是把自己的不安全感变成了对国际承认的追求。对于勃列日涅夫而言，缓和也是国内改革的重要替代物，这个替代物掩盖了当时在经济、技术、科学，特别是意识形态上已经显露出来的颓相与放任自流。人们喜欢拿他与斯大林、列宁，甚至赫鲁晓夫相比，这让总书记非常痛苦。要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中既能干又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他缺乏那种意志、眼光和才智。到1972年为止，勃列日涅夫已经执政八年，快要赶上赫鲁晓夫在任的时间了，所以他需要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政绩。在1972年4～5月峰会前的危机中，这些因素的错综复杂的影响表现得显而易见。
莫斯科峰会对于苏联人民和精英的影响起初是很大的。在谋求与德国和美国缓和关系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找着了此前他在国内一直没有找着的合法性的源泉。虽然当时对于苏联的公共舆论还没有研究，但包括私人日记在内的零零星星的证据显示，在无数普通的苏联公民中，包括经历过战争而又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以及那些怀有强烈的反美情绪的人们在内，勃列日涅夫的人气和支持率因为他对缔造和平的贡献而增加了。1973年4月的全会是其政治生涯的高潮。在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因为自己与美国和西德修好的政策而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苏联新闻中充斥的反美宣传戛然而止。有关美国生活与文化的正面报道曾经是极为罕见的，只有在少数精英杂志中才有一些，而现在在媒体上却随处可见，普通百姓也可以看到。这可是自肯尼迪被暗杀以来破天荒的头一遭。国家对“美国之音”的干扰停止了，苏联青年又可以收听到通过短波广播的美国流行音乐和甲壳虫乐队的歌曲了。切尔尼亚耶夫甚至说，对外政策领域的尼克松访苏，就相当于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讲话。他写道：“1972年5月的这些日子将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合流的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