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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嘘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苏联的反美宣传。他说要达到美国那种繁荣水平（即这种繁荣在物质上的各种标志），这个承诺倒是让许多苏联人印象深刻。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公正地说：“斯大林从不允许拿资本主义的现实与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在这里建设的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全新的世界。”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一般苏联人对世界的看法。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开始习惯于拿美国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进行对比，从而形成了一种自卑心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意识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要比苏联的高出许多。而且，姆林纳日继续说，那些寻找原因的人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妨碍他们过上美国那种生活的主要障碍就在于现存的经济政治体制。
随着赫鲁晓夫时代的展开，在苏联有关美国的宣传中，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令人费解的说法：一种是经过修改的、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敌人形象。其中，美国依然是苏联的主要“对立面”，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的生活方式被说成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另一种有关美国社会的说法则是相当正面的：在这个社会里，有敌人也有朋友，而且美国的技术成就是苏联技术进步的蓝图。赫鲁晓夫允许美国人在索科利尼基公园的展览会上展示他们的成就，但苏联报刊却连篇累牍地讲述着有关美国的饥饿、犯罪、失业和迫害黑人的故事。
美国的双重形象给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在苏联，很少有人能够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给出权威的看法。1957年，苏联作协的官方周报《文学报》发表了原先居住在美国，后来又自愿返回苏联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亚历山大·卡齐姆－贝克（Alexander Kazem-Bek）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公开指责美国属于和苏联及欧洲相反的“没文化的国家”。随即，反对文化排外的伊利亚·爱伦堡就发表了反驳文章。他写道，在美国这个国家，有许多“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这场争论非常难得地让人隐约看到，在国家官僚系统和文化界的权势人物中，排外集团与有“世界主义”倾向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物质和文化符号开始到处流行开来。音乐与服饰的风格、对大众文化明星的崇拜以及像“垮掉的一代”那样的行为，首先在苏联权贵阶层的子女中生了根。在年轻人那种离经叛道的环境中，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文化展览成了回击官方反美宣传的极为有效的工具。约翰·肯尼迪、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玛丽莲·梦露，代替了那些老套的苏联英雄，成为新的偶像。在文化上有崇美倾向的人有多少，这没办法搞清楚；但在20世纪70、80年代，这样的人特别多，因为当时苏联进入了一个思想封闭、经济停滞的阶段。
乐观的“六十年代人”
“解冻”和对西方的逐步开放，的确影响了许多人，但却不应当夸大这种影响。在1956年12月镇压了学生中的异见分子之后，党和国家投入巨大的资源，用于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控制，尤其是对年轻人。每有一部宣传自由思想的出版物和西方电影，都会有数不清的报刊文章、书籍和电影来宣扬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正统思想。在斯大林之后的十年期间迅速普及的高中教育，并没有自动产生自由的价值观；它一度充当的是要把人们变得规规矩矩的教化的工具。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科书尽管去掉了有关斯大林的图片和颂词，但还在向年轻人的头脑灌输单一的和经过整合的有关苏联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叙事——在一种经过审查的、严格的框架范围内重建的叙事。刚毕业的学生仍然相信他们生活在最好、最幸福、最强大的国家。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社会不仅仍旧保持着强烈的冷战共识，而且对共产主义还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1959年初，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这些幻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已经完成了“全面和最终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他和一群笔杆子在随后两年推出了一份极端浮夸的纲要，要在二十年内赶上美国并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961年7月，赫鲁晓夫在对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许诺：下一代苏联人民会生活在一个繁荣的共产主义天堂之中。这位领导人吹嘘说，苏联将“上升到这样一个伟大的高度，相比之下，就连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大为逊色，落后一大截”。在经过有460万人参加的全国性“讨论”之后，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一致通过了这份纲要。
为官方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摇旗呐喊的，有一些发行量非常大的报纸，例如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负责的《消息报》，还有共青团报纸《共青团真理报》。正如阿朱别依后来回忆的，“我们那时总是少不了要用共产主义胜利之类的口号来结束我们的会议。我们感觉不到任何失败、僵局或停滞。我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干劲还是有的，许多人都对前途充满了信心”。1960年，一群年轻的记者成立了苏联第一家研究公共舆论的机构。首次民意调查的题目是，“人类会防止世界大战吗？”
电影是另一种强大的媒介。20世纪20、30年代的那些上了年纪的电影制作人及其年轻的学生，想在电影中再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得到上级的批准后，他们企图使革命英雄和布尔什维克重返前台，而实际上，他们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从那里消失了。新电影[例如根纳季·古巴诺夫（Gennady Gubanov）的《共产党人》]还试图赋予钢铁般的共产党人以人性的色彩。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既经历过战争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官僚系统中得到了提拔。聘用知识分子做“顾问”在党的领导人中间一时蔚然成风。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开明”官员，他们一般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机关工作。这其中就有未来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想家”：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Georgy Arbatov）、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费奥多尔·布尔特拉茨基（Fedor Burlatsky）、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Nikolai Inozemtsev）、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Georgy Shakhnazarov）等许多人。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这股提拔潮的受益者。作为一个年轻、受过教育且精力充沛的党员，他很快就从南方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官员中脱颖而出。对于共产党中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相对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中有人回忆说：“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我们圈子开始了一种愉快、高兴甚至逍遥自在的生活。我们年轻。我们都取得了最初的成功，通过了最初的论文答辩，出版了第一批文章和书籍。”所有这些都营造了一种“总体上乐观的风气”。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没有削弱这种同志式的友爱气氛。尽管赫鲁晓夫会干蠢事，而且缺乏教育，但这些年轻人还是支持他，视之为变革的力量，可以扫除那些不得人心的老干部。他们相信这会为自己的事业扫清障碍。
这些新人擅长批判性思维，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年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支持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来推动现政权的自由化。他们自诩为“党的二十大的孩子”，而且还与苏联文化教育界的年纪较大的权势人物一道，努力给他们相信在三十年前曾经有过但被斯大林浪费了的群众性的爱国热情注入新的活力。
一边是自己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同情，一边是自己的野心、循规蹈矩和爱国主义，那些“开明”官员在这两者之间显得游刃有余。遗憾的是，冷战几乎没有为选择中间立场留下余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得已，只好还是支持苏联的“帝国大业”——实用政治在与他们的人道主义渴望和改良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斗争中，总能占得上风。1956年，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支持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的革命行动。在1957年8月的世界青年节期间，阿朱别依——这些新人的非正式的领袖——指责波兰自由派文学杂志《直言》（Po Prostu）的编辑、波兰记者埃利基乌什·利亚索塔（Eligiusz Liasota）：“听着，你在波兰可以为所欲为，但要记住，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你要来传播这场瘟疫，[你想]颠覆我们。我们是不会容许发生这种事的。”“党的二十大的孩子”想要的是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改革，而不是毁掉它。
在他们眼里，最大的障碍来自僵化的官僚机器，它用钢铁锁链捆住了这个国家并堵塞了革新与变化之路。尽管如此，具有改革意识的共产党人还是希望让“开明”干部掌管并从内部改造它。他们中有人后来回忆说：“我寄希望于党和国家的组织结构的发展，寄希望于党政分开，因为社会经济管理是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因此，党组织要允许有更大的自主性才行。”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受过教育的爱国家庭中，非官方的座右铭是：加入党组织并从内部使之“纯洁化”。
在秘密报告之后的几年，苏维埃爱国主义以及相信经过改革的共产主义制度仍然具有潜力，这些都还是合情合理的。通过恢复和扩大其工业力量，苏联还在继续向世人展示其惊人的经济增长力。苏联现代化道路的吸引力在亚非拉国家达到了它的顶峰。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领先地位证明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有效性，强化了这种模式在全球的吸引力。1961年4月12日，苏联空军少校尤里·加加林实现了绕地飞行并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人。这让无数苏联公民的心头涌起了如潮的自豪与期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人们自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活动。许多“开明”官员都明白，在赫鲁晓夫对迅速来临的繁荣和集体主义天堂的承诺中，存在乌托邦的成分。然而，就像将来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回忆的那样，他们当时想要相信它。对共产主义新边疆的幻想、与美国竞赛的火热气氛以及官方宣传中强化的造神运动，在苏联社会受过教育且忠心耿耿的那部分人当中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20世纪60年代初是苏维埃爱国主义的顶峰，也是“苏维埃集体化”的成熟期。
在其乐融融的工作场所，在私人公寓，在厨房，人们弹吉他、喝酒、恋爱。但在空闲时候，他们也读了很多书。其中既有合法出版的，也有地下出版物的爱好者非法印制的。他们非常严肃地争论着如何在不抛弃共产主义遗产的前提下对体制进行改善和变革。当时的话题有：“意识形态的终结”，技术精英的崛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流，控制论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等等。1955年从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后便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斯塔夫罗波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夫，也设法加入了这个知识分子的新的亚文化群体。赖莎开始在农村做社会学研究。夫妇二人能一连几小时地讨论哲学和政治观点。他们阅读并争论有关西方新左派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思想。
许多未来的“新思想家”的晋身之阶都差不多，或者是凭借其在学术机构的地位，或者是作为苏共中央的顾问。另外，他们还经常接触外国人并到外国旅行。1958年，年轻的战争老兵、党的官员、未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公开性的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作为首批交流人员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年。党内有些知识分子作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记者和编辑在布拉格生活和工作。这是苏联负责国际宣传的官员以及有关国际事务和世界经济的专家唯一能与西方左派自由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地方。据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的布拉格“与莫斯科相比，乃是世界主义者的天堂”。在布拉格的这群人还包括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根纳季·格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奥列格·博戈莫洛夫（Oleg Bogomolov）、瓦季姆·扎格拉金（Vadim Zagladin）、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等。他们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构成了改革智囊团的核心。
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进步人士和年轻人的集体思维中，对科学的崇拜代替了宗教。正如敏锐的观察家们所注意到的那样，那段时期的无神论“不是政府专制的结果，而是以苏联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苏联的知识分子朝前看，也朝后看，但就是从来不朝现在看”。当时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植根于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念：相信人类的理性，相信集体有能力在科学知识的武装下，在不受官僚主义束缚的情况下，克服任何艰难险阻。
科学共同体是苏联乐观主义左派思想文化的主要论坛。得益于军工综合体的发展和与美国的竞争，科学家似乎成了苏联最有影响力的精英集团之一，成了社会中的典范。军工综合体为科学家提供了几十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截止到1962年，综合体共有966个工厂、研发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