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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子弟”的比例。
1956年的事态发展暴露了苏联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颠覆潜力的恐惧。一群作家在苏共中央总部参加了三天如同西班牙宗教法庭般的特别会议。新领导班子中受教育最多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告诉作家们：只要冷战还在继续，1946年的文化政策就仍然有效。当《新世界》的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要求党的领导允许写一点国家的实情时，谢皮洛夫拒绝了这个请求。他说，现在就跟以前一样，美国想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手段破坏苏联社会，所以文学仍然必须完全为党服务，为党的国家安全政策服务。
在未来的几十年，苏联国内放缓文化教育政策的自由化一直都是拿冷战当作一个根本的理由。苏联文化精英害怕被贴上反苏维埃所以就不爱国的标签。在所谓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中，这种反动达到了高潮。1956年春，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完成了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它描写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革命后的悲剧性的命运。他把手稿交给了《新世界》。与此同时，他又打破苏联的禁忌，把手稿送到意大利，给了特立独行的共产主义者、出版商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Giacomo Feltrinelli）。《新世界》退回了稿件。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出版并在世界文坛引起轰动。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赫鲁晓夫对帕斯捷尔纳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它也成为对整个苏联文化界领袖人物的一次忠诚考验。这就像当局在1956年12月援引的关于冷战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逻辑：不跟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就是反对我们。斯大林主义似乎又回来了，因为整个国家机器都在用它的力量对付一个个体。夹杂着对失去国家欢心的恐惧，在这种装腔作势的爱国主义狂热中，绝大多数苏联作家都投票赞成把帕斯捷尔纳克作为叛徒开除出作协，甚至还要求把他逐出苏联。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发表声明，放弃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身体也在强大的压力下垮掉了。1960年5月30日，他死于癌症。
对于那些期待很快会有改变的人来说，“秩序”在1956年的迅速恢复和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可以让他们的头脑冷静下来。不过，去斯大林化在基层的势头还在延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机构对年轻人与文化精英的控制力在不断减弱。
变得模糊的敌人形象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慢慢开始了对外开放。1955年，苏联当局批准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禁止的外国人的旅游。对于以前几乎被完全禁止的苏联公民的境外旅游，他们也开始放松了。1957年，到苏联旅游的美国人有2700多人，而到国外旅游的苏联公民则有70多万。但在这些苏联人当中，到美国旅游的只有789人。苏联社会的封闭性以及国家对信息的控制，让苏联社会对外部世界十分好奇，尤其是对美国和美国人。为数很少的美国游客和参加文化教育交流的来访者，招来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1957年夏，一位年轻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也是未来中情局的分析家和外交史家）雷蒙德·加特霍夫，在苏联各地旅行时就遇到过成百上千的学生。在列宁格勒城外，他和自己的同事被150个学生围在了一所农学院。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机会非常兴奋，也很高兴。他们甚至有模有样地列队护送这两位美国人去了火车站。
许多苏联公民都作为如饥似渴的读者，在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了了解西方的窗口。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出版了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以及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D. Salinger）在内的大量美国作家的翻译作品。苏联各地的许多公共图书馆都有他们写的书。美国的电影成为好奇的公众了解新世界的另一扇窗口。二战后，国家权威部门曾经批准适当放映一些德国和美国的影片。它们是作为战利品在欧洲得到的，其中大多是音乐片和轻喜剧，还有肥皂剧。对于这些电影的放映，苏联民众无论老少都是兴高采烈。美国的电影音乐，尤其是格伦·米勒（Glenn Miller）乐队的摇摆乐，与俄国的经典曲目相比，人气毫不逊色。约翰尼·韦斯穆勒（Johnny Weismuller）的《人猿泰山》系列剧以及迪安娜·德宾（Deanna Durbin）的《管家的妹妹》，与从租借法案得到的美国罐头食品、定量供应卡和没有父亲的童年一道，成了这代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解冻”期间进口的西方影片逐渐多了起来。莫斯科和外省的国营电影发行商，考虑到经济效益，都喜欢美国大片，并且赢得了与苏共宣传部门之间的官僚系统内部的斗争——后者对好莱坞产品在城乡观众中的巨大人气感到不安。美国有许多著名的剧情片[由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塞西尔·德米尔（Cecil B. DeMille）等执导]，由于其文化和宗教内容，广大的苏联观众并没有接触到。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人看过尤·布里纳（Yul Brynner）的《七侠荡寇志》以及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和杰克·莱蒙（Jack Lemmon）等人的《热情似火》。它们对苏联观众的影响之大，怎么说也不为过。就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住在列宁格勒的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回忆的，这些电影“对我们的影响要大过后来所有的新现实主义或新浪潮作品。单是《人猿泰山》对于去斯大林化的作用，我敢说，就要超过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上以及之后的所有讲话”。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Vasily Aksenov）回忆说：“有段时间，我的伙伴和我谈的基本上都是这些电影里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从臭烘烘的斯大林主义的兽穴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这种削弱反美宣传的酵素，主要是对受过教育和享有特权的苏联青年起作用。在去斯大林化和文化“解冻”的影响下，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想使自己与苏联的过去拉开距离。他们不信任也不理踩苏联的宣传，而且还试图在衣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上按照西方的时尚标新立异。国家的媒体排斥他们，说他们是“懒汉”“寄生虫”和“赶时髦的人”。加特霍夫回忆说，他在1957年见到并与之交谈过的年轻人有几种类型。其中有些属于“天真”型，特别是那些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们尚未意识到在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仍然相信有关美国的宣传。在年龄大一点的年轻人中间，有早早就犬儒化的“相信者”，也有在不加掩饰的西方主义和美国主义中寻找逃路以摆脱枯燥乏味的苏联文化生活的“黄金青年”（golden youth）。对“黄金青年”中那些充满怀疑和幻灭感的人来说，美国的一切都是对付国家宣传的强力解毒剂。年轻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表现出同样的态度。约瑟夫·布罗茨基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想要“比美国人自己还要美国人”。
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对许多苏联青年产生了巨大的“温柔的”影响力。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摆乐二战前在苏联就一再被禁，冷战开始后又再度被禁。许多年轻人养成了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而且差不多只是为了“美国之音”的音乐节目。苏联家庭中短波收音机的数量，也从1949年的50万部增长到1958年的2000万部。斯大林在其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到1954年要停止生产短波收音机，但苏联企业反而开始每年生产400万部这样的收音机——主要是出于商业原因。“美国之音”的“爵士时刻”特别受欢迎。该栏目的主持人，有着一副绝妙的男中音浑厚嗓音的威利斯·康诺弗（Willis Conover），成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许多年轻人暗中崇拜的英雄。他们哼着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和格伦·米勒的歌——尽管有许多词还不理解，听着艾拉·费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杜克·埃林顿（Duke Ellington），还有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即兴演出。后来又有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美国之音”的听众据说有几百万。美国音乐明星的唱片在商店里是买不到的；要是能搞到一张外国产的黑胶唱片，那就会被认为是个奇迹。20世纪50年代末的磁带录音机开始改变了这一切，苏联青年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音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在“铁幕”上戳几个小孔，赫鲁晓夫及其反复无常的政策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大。尽管强硬派在1956年底又占据了上风，但赫鲁晓夫还是想把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奇怪的是，要求苏联人民保持“道义和政治上的团结”是拿冷战作为理由，而为了进行温和的改革，以便在西方人面前展示一个善意的苏联形象，也是拿冷战作为理由。在对匈牙利进行镇压之后，赫鲁晓夫、米高扬和谢皮洛夫都主张再次采取“和平攻势”。于是就有了1957年7～8月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节”，它对于苏联国内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苏联对于外国人实际上一直都是大门紧闭，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合适的旅游设施。这次活动的组织者面临着许多严峻的困难。例如：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酒店不但数量少，设施也不完备；没有夜生活、广告、像样的衣着、节日的服装和器材；缺少快餐店、饭店及购物的机会。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相比，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苏联社会和经济的相对落后。
赫鲁晓夫让全联盟列宁主义共青团的领导负责此次活动，并指示“要用我们的拥抱让外国客人喘不过气来”。结果，联欢节成了莫斯科的大街和广场自1918年以来的首次“社会主义嘉年华”。甚至连克里姆林宫也为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打开了大门。苏联当局没料到活动的规模这么大，所以没能保持对它的集中控制。结果联欢节变成了盛大的草根活动，让所有的舆论导向控制和群体控制的企图都失败了。三百万莫斯科人盛情款待了三万多外国青年。东道主表现出了无比的好奇和热情。首都的许多角落都成了临时的讨论场所——这对于苏联公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联欢节在和平时期做了二战最后阶段做过的事情。1945年，战争让俄国人进入了欧洲。1957年，苏维埃政权自己把世界介绍给了莫斯科。年轻的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出现在苏联首都的大街上，粉碎了宣传部门的陈词滥调。在苏联媒体中，有人在回忆录中说：“美国人被描写成两种样子——要么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胡子拉碴的失业穷人，要么是穿着小礼服，戴着高顶礼帽，嘴里叼着粗雪茄的大腹便便的资产阶级。也有第三种人——无望的黑人，他们都是三K党迫害的对象。”苏联人见识了思想奔放、衣着时髦的青年，他们的恐外心理和对告密者的畏惧几乎在一夜间便烟消云散了。联欢节的许多亲历者后来都觉得，这次活动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跟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影响深远。爵士乐音乐家阿列克谢·科兹洛夫（Alexei Kozlov）认为，“1957年的联欢节是苏维埃体制崩溃的开始。在联欢节之后，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分裂已经不可逆转。联欢节培育出整整一代过着双重生活的异见分子和知识分子，同时也诞生了党和共青团的新一代官员——这些口是心非的家伙什么都明白，但表面上还是对这个体制表示忠诚”。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回忆说，在联欢节之后，“所有关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言论都显得荒唐可笑”。影评家迈娅·图罗夫斯卡娅（Maya Turovskaya）认为，在联欢节上，苏联公民能够在三十年后首次接触到世界：“如果没有这次的联欢节，‘六十年代人’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确认为苏联能够在科学、技术、消费品及总体生活水平上赶超美国。1957年，他提出了“赶超美国”的口号，这是他要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承诺的基石。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斯普特尼克”号的巨大成功，让赫鲁晓夫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并不担心让苏联公民了解美国的成就。当1959年7月首届美国国家展览会在莫斯科的索科利尼基公园开幕的时候，有几百万莫斯科市民蜂拥而至，参观美国人制造的产品并品尝百事可乐。赫鲁晓夫对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解释了自己的意图：“美国人以为苏联人民看到了他们的成就后，就会对苏联政府背过身去。但是美国人不理解我们的人民。我们要反过来利用这次展览对付美国人。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人民：瞧，这就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一百年时间才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会使我们有可能用更快的速度做到这一点。”
不管赫鲁晓夫本来怀有什么样的意图，他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