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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设计局和研究所，人员总数达370万。许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学术研究中心、数十座保密城市和特殊的学术城市、由原子能部建造的模范城市工程、科学院以及其他与军事－工业－学术综合体有关的机构找到了工作。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拥有稳定的工作、相对较高的薪水和从免费幼儿园到免费住房的极好的社会福利。封闭的保密城市构成了苏联国内超现实的自由空间。一位记者在1963年参观其中的一座保密城市时，遇到了一些科学家，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话题。科学家们在讨论中认为，如果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当中实行“民主”，那将是介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中有些人相信，如果科学家与党的“开明”官员结盟，就可以“科学地”改变苏维埃体制。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人们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多的自由，摆脱主流意识形态和外行的官僚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在总体上依赖于国家的资金和资源，而且还为之钩心斗角。苏联科学史家尼古拉·克列缅佐夫（Nikolai Krementsov）描述了“在研究机构和个人这两个层面，科学共同体与党政管制机构的融合”。科学家，正如他们针对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给赫鲁晓夫的建议所证明的那样，知道怎么去见机行事并左右当局在意识形态和军工方面的目标。
起初，在这些具有改革意识的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支持赫鲁晓夫为扩大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所做的努力，特别是他采取的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运动的方针。20世纪50年代末，有几万名苏联专家、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中国工作，他们为中国的迅速现代化提供了“兄弟般的援助”。在亲历者的记忆中，他们当初的态度是非常真诚和热情的。苏联物理学家叶夫根尼·涅金（Evgeny Negin）回忆说，到1959年，“苏中关系就像在《莫斯科－北京》这首可以说在斯大林时代就开始流行的歌曲中描写的那样好：‘俄中人民永远是兄弟’。那种因为相同的意识形态选择而被神圣化了的友谊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它似乎要比基于适度的实际利益的联系还牢固”。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对于苏联的公共舆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促使人们用一种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尽管如此，对国际主义的行动主义的普遍支持还是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当然了，还有其他许多“朋友”，也就是说，还有可能保持无产阶级的团结。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激进的阿拉伯政权，以及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那些遥远而奇异的国度，成了充满魅力的新目标。还有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加纳、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马里、刚果。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对于在这些国家推广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感到十分兴奋，似乎前途一片光明。这种兴奋跟冷战的策略有关。对第三世界的争夺要在20世纪70年代才进入白热化，不过，它从一开始就在受过教育的苏联精英中激起了乐观的、罗曼蒂克的反响。
1959年的古巴革命重新点燃了莫斯科的希望：共产主义仍然代表着未来。许多苏联公民，包括到古巴考察社会主义新边疆的统治阶层成员，满脑子想的都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其他大胡子革命者所取得的胜利。共产党改革派的非官方文学代言人、青年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急忙赶赴古巴，歌颂这个他用自己的热情奔放的诗句描绘的“自由之岛”。所有人都在唱《古巴，亲爱的！》这首新歌。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的小说《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先前在苏联是被禁止的，现在也成了古巴热的一部分。苏联领导层的二号人物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1960年2月飞往古巴的时候，一路上都在看海明威的小说，并希望能够见到这位当时也住在该岛的伟大作家。
对于年轻的“六十年代人”来说，古巴革命再次肯定了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价值。它还给人以一种虚幻的希望：不造成流血和专制也可以有真正的革命。古巴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它已被斯大林犬儒化的帝国主义倾向所玷污——重新获得了救世主式的革命视野。“自由之岛”就在美国的眼皮底下，但还是设法挣脱了这个超级大国的羁绊。拉丁美洲似乎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我们的眼光要超出古巴的范围，”共青团领导巴甫洛夫（Pavlov）1961年1月在会见宣传人员时预言，“其他拉美国家随时可能像古巴那样。美国人实际上现在是坐在拉美这个火药桶上。委内瑞拉随时会爆炸。智利也发生了大罢工。巴西和危地马拉也是一样。”即使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古巴热也没有消退；当卡斯特罗1963年春应赫鲁晓夫之邀在苏联各地参观的时候，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苏联人民的热情欢迎。
对苏联认同感的下降
革命浪漫主义为了争夺苏联知识分子的灵魂而与西方的影响展开了竞争。但是，从“铁幕”背后向外的窥视，带来的往往是文化上的震撼。因为人们开始隐约看到了一种自由、多样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活。那里没有被套上制服的思想，没有对秘密警察的恐惧，也没有严格的管制。出生于享有高度特权的家庭的电影导演安德烈·孔恰洛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其父是苏联国歌的作者——对于自己在1962年首次出国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印象有过生动的描述。对威尼斯、罗马和巴黎这些历史名城的壮丽景色的匆匆一瞥——长期以来，这对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便让孔恰洛夫斯基完全惊呆了。威尼斯壮观的运河、宫殿、快乐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灯盏，巴黎酒店里系着白围裙的女服务员和擦得锃亮的黄铜门把手，与破破烂烂的苏联相比，越发让人惊愕。多年之后，孔恰洛夫斯基回忆说：“我后来在思想上的动摇和对爱国主义的抵制，全都可以追溯到此事。”孔恰洛夫斯基后来移民到西方并在好莱坞工作。
渐渐地，到国外去旅行不再是为寻找“社会主义边疆”了，而是成了令党政官员和文化界的权势人物垂涎的赏赐。官方甚至还派出少量的“青年观光团”：1961年，有8000名共青团官员到美国、英国、瑞士和西德等国旅游。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方发现了赫鲁晓夫许诺的未来的消费天堂。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还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党的官员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出国去了东德。1971年，在他被提拔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第一书记并成为一名国家要员之后，戈尔巴乔夫去了意大利，租车游览了罗马、巴勒莫、佛罗伦萨和都灵。赖莎·戈尔巴乔夫在国外继续做她的社会学研究，记了许多小本的笔记。她的观察一度归结为这样一个向她丈夫提出的问题：“米沙，我们为什么过得不如他们？”
文化上的变化所产生的另一个长期影响，便是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衰落。出于对核武器的热情，赫鲁晓夫在1959年建议，彻底放弃普遍征兵和长期服役的做法——那可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柱石之一。越来越多的男青年，特别是学生，获得了可以让他们完全免除兵役的长期延期许可。在1960年和1961年，苏联军队人数削减了三分之一。数万名青少年得以延期服役，数万名下级军官开始了平民生活。这其中有不情愿的，也有充满热情的。1961年1月取消了专科学校、大学和高中里的苏联版预备役军官训练团。（1965年，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它们又都恢复了）
后斯大林时代的和平攻势，再加上苏联对军国主义和好战宣传重新采取了限制措施，使得反军国主义甚至是和平主义得以在苏联社会再次抬头。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内战，还有二战，依然是苏联电影、文学、回忆录和戏剧的主要题材；但在对战争的描写上，浮夸的东西少了，真实的东西逐渐多了。曾经作为年轻的军官、士兵或记者目睹过战争的苏联作家，最先开始如实地描述自己的经历，并首次尝试着进行分析。最真实的战争小说包括维克托·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以及布拉特·奥库贾瓦（Bulat Okudzhava）、奥列格·贝科夫（Oleg Bykov）、阿历克斯·阿达莫维奇（Alex Adamovich）、尤里·邦达列夫（Yuri Bondarev）等人的作品。西蒙诺夫的小说认为斯大林及其对军队的清洗应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初期的惨败和重大损失负责。持正统立场的《文学报》批评对战争的“去崇高化”（de-heroicizing）；克里姆林宫负责宣传的高级官员尤里·朱可夫（Yuri Zhukov）在《消息报》上写道，“相当多的作品”对战争的描写都“让人感到压抑，仿佛战争就是对人类的持续不断的大屠杀”。
受过教育的公众，特别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逐渐熟悉了1914～1918年大战后在法国和英国，尤其是德国出现的“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作品。西方的反战作家，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在苏联青年中享有极高的人气。在改变大众对战争以及军国主义看法方面，电影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老兵格里戈里·丘赫莱伊（Grigory Chukhrai）的电影《第四十一个》《关于一个士兵的叙事诗》和《晴朗的天空》，以及老制片人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的《雁南飞》，都把战争当作个人悲欢离合的背景；其中不仅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责任，还有背叛、懦弱和追名逐利。这些电影表现的不是刻板的分类，而是选择和机遇。与斯大林时代的军国主义模仿作品截然不同，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电影《我的名字叫伊万》，重点讲述了一个被毁掉的童年的故事。这些电影所传递的信息是爱国的，但又是反军国主义的。它们让无数俄罗斯人想起的不仅是自己最为痛苦也最具英雄色彩的集体经历，还有自己破灭了的在战后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在苏联国内，没有发生任何“禁止原子弹”的抗议活动，公众对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反响也非常之小。虽然如此，一些受过教育的个人也产生了类似于美国“垮掉的一代”中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那种情绪和反应，而那两人对主流文化的异议正是源于对核战争的恐惧。作家阿历克斯·阿达莫维奇和诗人布拉特·奥库贾瓦不仅探讨了自己那代人在二战中所经历的杀戮，而且还鼓励公众改变自己的心态，以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如果再次发生，那肯定是更可怕的灾难。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在1961年发表了以核试验和放射性尘埃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冰柱》。1962年秋，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Andrei Voznesensky）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说：“我敬佩‘垮掉的一代’，他们是原子时代的诗人。”一位经常给《新世界》撰稿的作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为战争所做的任何准备都令人厌恶。我不是担心我自己，而是担心我的儿子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如果这种信念叫作和平主义，那我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阿达莫维奇回忆说，对于他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我们的和平主义是与我们要实现一个更广泛目标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改变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与心态。
苏联科学家中享有特权最多、在政治领导层和官僚机构中人脉最广的核设计人员，当时也试图影响苏联的安全政策。在1955年的热核试验之后，萨哈罗夫向核试验的军方指挥官米特罗凡·涅杰林元帅暗示，如果哪一天要用到热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涅杰林用一个粗俗的笑话回答了这位科学家——那意思是说，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把核武器给我们，由我们单独决定如何使用它们。萨哈罗夫惊呆了。就像他回忆的那样，“那一刻冒出来的种种念头和情绪至今都难以忘记，而且它们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在努力打造苏军利剑的科学家与掌握着这把利剑的党和军队的官僚之间出现了裂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萨哈罗夫回忆说，“人们逐渐看清楚了军工综合体及其不讲原则、牛气哄哄的领导者的集体强权。那些领导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工作’。”由于对苏联之外的核裁军运动逐渐有所了解，苏联的核科学家对于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直接和间接地动用武力，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批判态度。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削弱军国主义的影响。1945～1966年间的和平时期，苏联新出生的人口有7000万，其中由于持续而迅速的城市化，又以大城市中的数量特别巨大。与20世纪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