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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俄罗斯的科学。”1945年后，苏联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都成了特权等级，他们的薪资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直接且常常是过分的干预，还让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伪科学在生物学领域大行其道。结果使得遗传学和控制论成了研究的禁区。
反犹主义也变成了国策的一部分，而这对于知识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出笼之后，反犹运动在1953年1月达到了高潮。苏联的宣传声称，苏联一些有名的医生（“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相勾结，准备谋杀苏联的政军领导人。斯大林随时有可能下令把苏联犹太人驱逐到远东。反犹主义对苏联精英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分裂和破坏作用。特别是，它在受过教育的群体即医生、教授、教育工作者、作家、记者、专业人员和从事一般性创造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激起了反斯大林主义的以及最终反苏维埃体制的情绪，因为在这些人当中，犹太血统的人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苏联社会的各个受过教育的群体都像1941～1945年战争以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那样，越来越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和过上更好的生活。当时有些敏锐的观察家认识到，在文化、思想和科学领域，就跟其他各个领域一样，斯大林主义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斯大林死后，国家对教育、文化和科学的控制框架以及基本机制实质上都原封未动。不过，反犹主义的政治迫害、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和为集体迫害所做的准备，在斯大林死后就停止了。军国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聒噪减少了；苏联的各位新领导人号召修复“社会主义的合法性”。1953年发生的种种惊人的转变，包括为古拉格的首批政治犯平反和大幅削减秘密警察及告密者网络的权力，一步一步地为文化“解冻”做好了准备。
作为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是又一个可以指引人民的思想并使人民为之神魂颠倒的“伟大导师”。尼基塔显然缺乏良好的教育，而且做事反复无常。他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引领苏联文化的方向。在1957年春与苏联作家的首次会议上，他带有明显的醉意。由于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客人们折服，他就试图教训和恫吓他们，结果却非常糟糕。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就是个笑话；其行为让知识分子们既觉得可笑，又感到震惊和丢脸。关于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有句俏皮话是这样说的：“是有迷信，但好歹还有个人格。”
1953年秋，《新世界》（Novy Mir）发表了弗拉基米尔·波梅兰采夫（Vladimir Pomerantsev）的几篇散文，其中含有一个简单的观点：作家要秉笔直书，写出他或她的所思所见。这是首次触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撒谎成性的斯大林主义文化。波梅兰采夫曾经在国外生活过几年，为苏联驻德军政府工作。也许这使得他没有像自己的许多同行一样，被恐惧和自我审查吓得丧失了勇气。在1954年和195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的大学宿舍，都在争论文学和生活中的“坦诚”问题。这种争论很快又演变成对意识形态承诺与苏联现实之间的差距的争论。卷入争论的有未来苏联的异见人士、来自中欧的访问生以及后来在共青团和苏共春风得意的那些人。这其中有两位室友：一位是来自捷克的学生兹德涅克·姆林纳日（Zdenek Mlynar），他将成为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物；另一位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在三十年后成了苏共的最后一任总书记。
包括戏剧导演、电影导演、杂志编辑、律师、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内的一群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少数派，开始试探国家审查制度的极限，为了寻求革新和原创性而冒险越过党的纪律所许可的范围。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斯大林用来联络西方亲苏知识分子的特使，写了一本叫作《解冻》的小说，而“解冻”也成了这个新时代的名字。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xander Tvardovsky）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开始对《新世界》杂志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有才华的非正统文学作品发表的渠道。电影导演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和苏联“梦工厂”的其他明星们，拍出了一些赞美人道主义价值观和高尚品德的电影。这些人在抱有比较同情的态度的文化事务官员的帮助下，营造了一种供新一代有才华的人在其中成长并追求更大自由的环境。
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文化“解冻”演变成一种更加激进的现象。赫鲁晓夫既没有那种眼光也没有那种心智，可以预见到秘密报告的后果。他的秘密报告的原文被泄露给了西方。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这份报告，由中情局资助的“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也很快作了广播——这令东西方的共产党人非常惊愕。在苏联国内，赫鲁晓夫把秘密报告传达给各地方党组织，并指示要把它向全体普通党员，甚至是更广泛的听众即“劳动集体”宣读，总数可能有2000万～2500万人。报告令整个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器不知所措。在大学和劳动场所，甚至在大街上，人们纷纷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官员、克格勃和告密者则集体失语。
苏联许多人想要知道的并不仅仅是报告披露的那些内容。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Sergei Dmitriev）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没有任何严肃的解释。它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它在国内的意义如何呢？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撕掉墙上的斯大林像，并把它踩在脚下。他们问：是谁制造了个人迷信？如果说只崇拜一个人，那党的其余的人呢？每个行政区、每个地区和每个地方的每个党委，都有自己的‘领袖’和英雄。”
据一位美国观察家说，有些苏联学生觉得自己的信仰被打碎了，他们从此不可能再相信苏维埃政权要他们相信的东西了。1956年5月底，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对该大学以伙食恶劣而出名的食堂进行了抵制。这是有意无意地重演了1905年革命期间“波将金”号战舰反叛的一幕——这件事由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著名电影而在苏联广为人知。感到为难的当局没有进行镇压，而是与学生进行了谈判。只是到后来，才有一些学生被开除并送到外省
到秋学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的许多大学生，未经当局的批准便纷纷印制海报、公告和杂志。秋季先后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革命，不仅对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这些相邻地区，也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苏联军队于1956年11月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学生举行集会，声援匈牙利。有些急性子的还盼着采取行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有个年轻人散发的传单认为苏维埃政权与纳粹政权是一丘之貉。传单上说：“斯大林的党是犯罪的、反国民的[组织]。它已经沦为一个封闭的集团，里面都是些腐化堕落分子、懦夫和叛徒。”未来的异见人士、当时还在上高中的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梦想得到武器并袭击克里姆林宫。
就像一个世纪前沙俄时代的先辈一样，思想变得激进起来的学生们也转向了文学，希望它能够指点迷津。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刚刚发表在《新世界》上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作者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Vladimir Dudintsev）。小说描写了一位诚实的革新者与让他感到痛苦并阻挠其创新活动的官僚之间的冲突。作家与学生之间的见面会为激进运动火上加油。《新世界》的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公开说，要废除1946年苏共有关党对文艺作品审查制度的决议。广受尊敬的作家康斯坦丁·保斯托夫斯基（Konstantin Paustovsky）说，在科学与文化等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保守阶层，它充斥着迟钝而一心追名逐利的人。他表示，自己相信苏联人民“会除掉这群人”。这些话让学生们大受鼓舞，并把它们以手抄本的形式传遍了俄罗斯。也有人把杜金采夫的书当作对整个共产党统治精英的判决书。一封致乌克兰作协的匿名信写道：“杜金采夫非常非常的正确。作为可怕的过去的产物，现在当权的全都是一伙。”写信的人自称是“庞大的苏联普通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我们睁开了自己的眼睛，”这封信在最后说，“我们学会了辨别真理与谎言。现在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你们这种人帮着用谎言竖起的大厦正在分崩离析，而且一定会垮塌。”
摒弃斯大林主义的“弥天大谎”并不自动地意味着摒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革命的遗产。对个人自由的极度渴望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有效性的真诚信仰，还在许多人的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其他一些资料来源也证明，1956年只是摆脱共产主义乌托邦观念的伟大的“思想解放”的开始。有许多人都把去斯大林化视为一种手段，是为了恢复在革命后最初的岁月中以及在“真正的列宁主义”中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莫斯科作协的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在讨论了秘密报告之后，自发唱起了《国际歌》。未来的异见分子赖莎·奥尔洛娃（Raisa Orlova）完全陶醉了——“真正的、纯粹的、你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它的那种革命理想终于又回来了。”当时是莫斯科知识分子秘密团体成员的马拉特·切什科夫（Marat Cheshkov）回忆说：“对于我以及大多数关心政治的年轻人来说，马列主义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根本。”他还坦承，“一个社会，要是一没有社会主义秩序，二没有政治上中央集权的组织，也就是党，那是无法想象的”。
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激进运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是以大学和受过教育的圈子为中心的。在外省，知识分子无足轻重而且很分散，所以那里依旧风平浪静，循规蹈矩。在从外省的罗斯托夫大学来到国立莫斯科大学之后，日后会成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开明”顾问的亚历山大·鲍文（Alexander Bovin）惊讶地发现，对于自己班上的同学来说，自己简直是太温和了。“我当时还不太适应如此激烈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氛围。”鲍文不同意“毫不掩饰地”批评党和整个苏维埃体制；他还为苏联在波兰和匈牙利的政策辩护。其他学生打断了他的话并对他喝倒彩。巧合的是，这些小小的争论正是发生在另一个学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Raisa Maximovna）一年前刚刚从那里毕业的哲学系。鲍文后来成了“开明”官员，倡导自上而下的谨慎的自由化。
在党政官员、军方以及秘密警察当中，大部分人都是迫于无奈而支持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的。他们在私下里对这种激进的做法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深感不满。从1965年3月开始负责军工综合体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在赫鲁晓夫下台二十年后仍然余怒未消：“没有哪个敌人像赫鲁晓夫那样，用他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过去以及对待斯大林的做法给我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军方、外交界和经济管理者当中有许多人都感到自己的生活与成就，尤其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的，都因为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受到连累。也有人觉得，赫鲁晓夫和那些政治寡头们只是想拿斯大林做替罪羊。彼得·格里戈连科（Petr Grigorenko）将军很反感赫鲁晓夫说的“在这位伟人的墓上跳康康舞”。
起初，不知所措的国家官僚机构和克格勃还允许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去斯大林化。负责审查、宣传和媒体的官员感到无所适从。一方面，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新的激进运动令他们惊恐不安。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谴责才过去几个月，在没有得到上面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没人想要采用镇压手段。1956年11月，苏联入侵匈牙利让保守的多数派又恢复了自信。入侵也给激进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尤其是学生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们意识到——就像他们中有人回忆的——“在这个国家，我们是完全孤立的。群众满脑子都是绝对沙文主义思想。99%的人完全跟当局一样，怀有帝国的野心”。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是那些主张去斯大林化的知识分子，都匆匆聚集在苏联的旗帜下。他们急于证明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苏联的冷战事业。有近70位苏联作家在给西方同行的“公开信”上签名，为军事行动的合理性辩护。这其中就包括文化“解冻”的领袖人物：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保斯托夫斯基。
1956年12月，赫鲁晓夫和政治局认定，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生的骚乱，危及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有数百人——也许是数千人——被大学和研究机构开除。克格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逮捕以压制异议。当局恢复了对知识分子子女上大学的名额限制；他们还采取措施提高学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