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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博弈，但到最后，就成了20世纪70年代苏维埃帝国过分扩张的原因之一。
在中东取得突破的同时，苏联人也在试图巩固其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中苏关系依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像是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政策，同时盯着西方和东方。在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既不可能也不想再把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当作小伙伴对待了。主席团的领导人彼此争相对北京示好。他们的第一件功劳就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获邀参加了1954年5～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印支半岛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与美、法、英、苏的代表平起平坐。莫洛托夫对中国人显得十分尊重；他和其他苏联领导人都把让中国重返大国俱乐部作为克里姆林宫在外交上的重要目标。1954年9～10月，赫鲁晓夫成为首位访华的苏共领导人。此次访问是各取所需：赫鲁晓夫得到了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那里夺取国务活动家衣钵的资本；中方领导在北京与台湾国民党即将展开海岛争夺战之际从莫斯科得到了急需的政治经济支持。
赫鲁晓夫相信，为了使中苏关系走上平稳的道路，他做了所有必要的一切。他终于兑现了斯大林的承诺，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所有资产都归还中国（即联合公司、铁路及苏联在亚瑟港的基地）。对于苏联给中国的援助，他也没有理踩官员们认为条件过于慷慨而提出的反对意见。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把苏联在1954～1959年间给中国的援助称为“苏联的马歇尔计划”。这些援助相当于苏联同时期国民收入的7%。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帮助中国人实现工业的现代化，打下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并建立教育和卫生体系。到1956年8月，苏联人以牺牲自己的经济计划为代价，把他们正在生产的大部分新的工业设备运往中国。在苏联精英中普遍流行一种罗曼蒂克的看法，认为中苏关系是“真正的兄弟般的”关系，是基于共同的而不是民族的利益。主席团甚至决定帮助中国人创立他们自己的原子弹计划。随后，苏联的核实验室接到命令，要帮助中国人制造铀弹，甚至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尚能使用的样品。
在台海危机期间（1954年8月～1955年4月），克里姆林宫对于北京想要“解放”台湾感到不安。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已经吸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如果在远东再次发生战争，那就会妨碍到苏联在欧洲的计划。更糟的是，那会把苏联拖进与美国的冲突之中，而当时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可以覆盖和摧毁苏联境内的任何目标，苏军却没有还手之力。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巩固中苏同盟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在台海危机期间主动为中国提供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持。在日内瓦峰会上，苏联代表团还呼吁艾森豪威尔采取行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和解。
中苏关系表面上发展势头良好，但实际上，这其中已经埋下最终决裂的种子。中国人赞成成立华沙条约组织，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于苏联外交中的其他做法，尤其是与铁托的重修旧好却讳莫如深。在中国领导层看来，克里姆林宫仍在扮演高级伙伴的角色，而他们想要的是“平等的关系”。历史学家陈兼认为，北京追求一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平等”，反映出中国人过于自尊的心态。这就意味着无论苏联的新领导层做什么，都无法让中国盟友感到满意。尤其是毛泽东。他想要挑战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地位，并鼓吹与“美帝国主义”的对抗是替代“缓和外交”的真正革命的选择。与此同时，1955年4月底，周恩来参加了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会上重申，它拥护潘查希拉宣言，也就是从佛教道德准则中借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1952年开始提到这些准则；它们成为1954年6月中印谈判的基础]。事后看来，中国的新政策乃是一个竞争对手对于苏联新对外政策的回应。
危机之年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抨击，开启了继承权之争的最后也是最戏剧化的阶段。新的档案材料让历史学家们得以围绕这起非同寻常的事件研究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在第一书记的支持下，主席团负责为斯大林受害者平反的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有关斯大林镇压活动的备忘录。委员会从档案中搜集到的事实，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依照斯大林的命令所搞的迫害活动，给出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难怪就连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那些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包括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彼得·波斯佩洛夫（Pyotr Pospelov）都深感震惊。不过，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都反对向大会公开调查结果。赫鲁晓夫则以向大会代表呼吁相威胁，迫使其对手就范。他采取曾经帮助他打击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的那种手段，召开全会并得到不明就里的代表们的正式授权，发表关于斯大林的特别报告。赫鲁晓夫对平反委员会的备忘录仍然感到不满意，就在大会已经开始的情况下，继续准备自己的斯大林报告。当赫鲁晓夫最后宣读自己的发言稿时，他做了即兴发挥。据当时在场的人的描述，他的即兴发挥要比他原先准备的内容更煽情，更直截了当。一不做二不休的赫鲁晓夫，一旦决定摧毁斯大林的偶像，就要把它打得粉碎。如果遇到阻碍，就会把它铲平。
去斯大林化的政治斗争和新对外政策之间暂时看来是互补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的蹿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1956年6月取代莫洛托夫成为外交部部长。谢皮洛夫从《真理报》编辑的位置一下子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他帮助赫鲁晓夫修改他的秘密报告。谢皮洛夫拥有赫鲁晓夫所没有的特点：受过教育、博学、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熟知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一书记指望他本着对话、妥协、缓和紧张关系的精神，向国外展示苏联外交的新面貌。
到此时为止，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的斗争已经让苏联对外政策的日常运转变得复杂起来。即使在1955年7月的全会之后，外交部的官员依然是夹在莫洛托夫的大锤与赫鲁晓夫的铁砧之间。他们的想法与建议成了外交部部长与第一书记之间斗法的武器。结果，这些建议到头来成了牺牲品，被窜改得面目全非并搁置下来。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政治斗争以及私人恩怨掺和在一起，这种灾难性的现象在莫洛托夫离任后似乎是不见了。据谢皮洛夫自己回忆说，赫鲁晓夫很尊重他，并给予他完全的信任。
谢皮洛夫来到外交部，这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更注意听取专家的意见，也使得改革外交部僵化的组织结构有了可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把负责外交的官僚机构与制定对外政策的实际事务分隔开来。外交官和外交部官员都生活在对“腐蚀”的恐惧之中，因为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而容易受到怀疑。1955年在纽约参观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苏联记者和作家报告说，苏联外交官让他们想起了“寄居蟹”：他们避免与他们要报道的国家的代表有任何接触。谢皮洛夫擅长的领导风格更注重互动，也更民主。他鼓励改变现状。
但这种改变是短命的。赫鲁晓夫不想要一个强有力的、有独立思想的外交部部长。这一点在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决定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中东危机期间表现得很明显。1956年8月初，主席团派谢皮洛夫到伦敦参加有关这个问题的国际会议。起初，赫鲁晓夫在主席团讲话中主张谨慎，对运河的所有国英国和法国要“婉转、客观、深入分析”，而不是挑衅和强硬。在朱可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等人的支持下，赫鲁晓夫建议，要让西方列强对苏联的意图放心：苏联并不打算“吞并埃及并夺取苏伊士运河”。他建议苏联要指出，其兴趣“只在于船只[在运河中的]航行畅通无阻”。
谢皮洛夫在大会上执行了这些稳健的指示，为推动美苏共同调停此次危机、避免苏联与英法之间过多的摩擦做了大量工作。不过，当西方列强后来拒绝苏方的倡议时，这一点就变得比较困难了。赫鲁晓夫自然就从稳健转向强硬。第一书记想必是准备趁此机会狠狠教训一下伦敦和巴黎，并证明自己与纳赛尔的团结一致。谢皮洛夫没有按照主席团的指示去谴责西方列强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和拦路抢劫”。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被保护人显示出的独立性十分恼怒。在1956年8月2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认为谢皮洛夫的自作主张是“危险的”。当埃及与英、法、以色列在10月底爆发战争时，赫鲁晓夫好斗的天性和受到的意识形态的诱惑就战胜了他的稳健。他将首次采用核边缘政策，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示苏联在中东的政治存在。
从1956年夏末开始，波兰就成为苏联集团内部动荡的温床。苏联领导集体虽然刚刚与铁托的南斯拉夫重归于好，但仍然把“波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口号视为华约组织终结的开始。在主席团的内部讨论中，成员们使用的是与《真理报》同样的措辞：“[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企图用民族道路这种说法“离间我们”，以便“各个击破”。为了支持忠诚的波兰共产党人，主席团同意从波兰安全机构撤走苏联的克格勃顾问并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但1953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遭遇还历历在目。
1956年10月19日，克里姆林宫的担忧变成了恐慌。当时，它得悉波共在没有与莫斯科协商的情况下就准备召开全会，要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取代爱德华·奥哈布（Edward Ochab）做他们的领导人，而前者由于“民族主义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已经被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开除，并从1951年一直关押到1954年。同时，波兰领导层还要求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也离开，其中包括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元帅。他是波兰裔苏联公民，曾经由斯大林任命为波兰国防部部长。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统治者立即飞往华沙，企图用强硬的言辞和赤裸裸的暴力——出动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迫使哥穆尔卡及其波兰同事屈服。10月20日，克里姆林宫代表团愤怒地回到国内。当天，主席团得出结论：“剩下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弗拉基米尔·马林的笔记在此处变得特别地隐晦，但这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决定采取初步措施，出动苏联军队并更换波兰领导层。不过，在罗科索夫斯基被取消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资格之后，苏联领导集体也就妥协了。赫鲁晓夫突然建议“宽容”，并承认“鉴于目前的情况，应该放弃武力干涉”。主席团一致赞成。
之所以出现这种意外的变化，主要原因想必是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团离开波兰后哥穆尔卡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他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并履行对华约组织的义务。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反应。波兰人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发出呼吁，恳求他们说情并阻止苏联即将开始的入侵。后来，毛泽东在事后声称：“中国共产党明确拒绝了苏联[主张干涉]的建议，并立即派出由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到莫斯科，想要直接摆明中国的立场。”在中共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波兰危机的责任在于莫斯科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他在会后立即要求苏联大使巴维尔·尤金（Pavel Yudin）向赫鲁晓夫转达中方的意见：反对武力干涉。
10月23日，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其他地方都起来反抗共产党政权。鉴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苏联领导集体捐弃嫌隙，依照共识采取了行动。不过，以前的政治分歧和私人恩怨并没有完全消除。去斯大林化和新对外政策的倡导者们完全有理由反对苏联直接武力干涉匈牙利，因为那会使苏联1955年以来向西方推销自己热爱和平的新形象的努力付诸东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都明确表示，目前局面的责任在于这些政策和赫鲁晓夫本人。由于主席团还要继续依照共识采取行动，其内部的不和还不会导致公开的决裂。赫鲁晓夫的支持者，甚至包括赫鲁晓夫本人，都根据这些争论的方向和框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就像1953年春季和夏季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一样，在匈牙利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也是混乱不堪，这反映出形势以及克里姆林宫政治家们对于个人的和政治的考量的复杂性。10月26日，在主席团中，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还是他暗中的敌人，都同意把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不过，到了10月30日，主席团又主张谈判，并就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批准了有关新指导原则的宣言。
长期以来，外国观察家都认为该宣言是莫斯科的一个骗人的花招，但历史学家们近来了解到，该宣言是主席团经过复杂的争论的结果。正是在争论中最后才做出放弃在匈牙利动武的决定。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出兵没能起到扑灭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性作用，还造成了大量伤亡。身在布达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