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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制度。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者，他拒绝接受斯大林的那种谨慎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主义图景。对他来说，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斯大林的外交只是利用共产主义信仰以及怀有这种信仰的人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与帝国。斯大林把“无产阶级大团结”和“共产党人的兄弟友爱”挂在嘴上。而赫鲁晓夫相信社会正义和在地上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相信全世界工人农民的休戚与共以及苏联有义务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他很珍惜苏联在反抗纳粹主义的斗争中赢得的道义资本与意识形态资本。斯大林从1945年起开始采取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尤其是对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的政策，令人非常失望。尽管赫鲁晓夫坚定地认为，苏联有权保持在中欧的军事存在，但他感到斯大林对波兰、匈牙利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粗暴施压，损害了那里的共产主义事业，损害了当地共产党的声誉。
对于复杂的对外政策议题，赫鲁晓夫拿出了简单的解决办法，并用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工人的语言，一个在党内已上升到最高职位的老同志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这在起初增加了他对许多高级干部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都是作为工农子弟成为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经济管理者的。不过，当这位夸夸其谈的新领导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这些简单的解决办法将给苏联带来很多麻烦。到那时，赫鲁晓夫就会发现，要向党和国家的那些犹疑而谨慎的精英们兜售自己那套罗曼蒂克的全球性革命与帝国范式是越来越难。
日内瓦的考验
赫鲁晓夫总是提起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4月的演讲——美国总统在演讲中呼吁斯大林的继任者不要走斯大林的老路。主席团把演讲说成是最后通牒，但赫鲁晓夫却记住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四点条件”：朝鲜停战、解决奥地利问题、从苏联遣返德日战俘、采取措施限制军备竞赛。到1955年夏，从苏联领导层的角度看，他们在朝鲜和奥地利问题上已经满足了艾森豪威尔的条件，而且在裁军方面也开始提出一些比华盛顿提出的更为影响深远的倡议。
意味深长的是，解决德国问题并不在美国提出的条件当中。西方列强并不指望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不过，他们采取了行动，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德国统一这个主题。从1954年初开始，英国人便提出了“艾登计划”（Eden Plan）。其实质是要在统一后的德国通过自由选举来决定政府。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家们拒绝了“艾登计划”，虽然这样做会破坏他们在德国和各个北约国家的宣传效果。从贝利亚被捕以后，德国统一，尤其是依照西方的设想实现统一，在莫斯科是想都不用想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从情报分析人员的报告中得知，美国政府并不准备真的谈判。不过，他们希望通过与英法的接触来分化北约。尤其是法国政府，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让它分身乏术，所以对改善对苏关系非常感兴趣。
在日内瓦峰会上，赫鲁晓夫及其同志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弄清楚，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否想要对苏发动战争。对于主席团的各位成员来说，纳粹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进攻，是他们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们再也不能误判敌人的意图了。另一个目的是要向美国领导层证明，他们不会被核讹诈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吓到。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也加入了代表团。理由是，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这两位军队领导人彼此惺惺相惜（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时甚至邀请朱可夫去美国，但斯大林没有同意），谈起来能够比较坦率。在日内瓦，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竭力向艾森豪威尔表明，西方认为后斯大林时代的领导层是失败的看法不实；新领导层的地位牢固，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得到的支持也更多。
艾森豪威尔政府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就如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默尔曼（Richard Immerman）所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此次峰会的议程并不是要解决悬而未决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要为将来迫使苏联收缩或者说削弱苏联的力量做好准备”。对于自己的雄心，国务卿是这样解释的：“要让苏联人滚出那些卫星国……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而新的证据显示，艾森豪威尔优先考虑的并不是这个。他想要控制核军备。形势所迫，艾森豪威尔政府需要重新考虑自己长期实行的抵制与共产党高层领导接触的政策。正如无奈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日内瓦峰会后强调的，“我们从来不想参加日内瓦会议，但是全世界人民的压力让我们不得不那样做”。
1955年7月，克里姆林宫代表团带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日内瓦。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担心西方会用一些出其不意的倡议令他们“措手不及”。据外交部情报分析部门即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说，随同苏联代表团一同飞往日内瓦的有该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他们将在整个会议期间与苏联情报部门密切合作，为苏联代表团提供新截获的对方的通信联系，并帮助对其进行破译。
尽管这样，艾森豪威尔突然提出的“开放天空”，即允许飞机飞越领空进行侦察活动以减轻彼此对核战争的恐惧，还是令苏联代表团措手不及。担心核武竞赛失控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该提议有可能“在裁军的篱笆上打开一扇小门”。然而，在1955年，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领导层都不准备那样做。布尔加宁，就像美国人注意到的那样，饶有兴趣地做出了回应，但赫鲁晓夫一口回绝了“开放天空”，认为它是“明目张胆的间谍伎俩”。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这“三驾马车”打道回府了——两手空空，可也如释重负。他们在离开时确信，自己能够像斯大林那样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甚至也许会处理得更好。西方领导人在峰会上没有吓住他们或者让他们无所适从。关键是，艾森豪威尔在跟他们交谈时不是居高临下，而是把他们差不多当作平等的伙伴。来自美国的情报也证实了后一种估计的正确性。赫鲁晓夫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是个随和而和善的家伙，并不是特别地让人肃然起敬；他把外交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苏联的其他观察家也有同感。艾森豪威尔与朱可夫的非正式会谈也证实了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印象：美国总统害怕核战争。
“日内瓦精神”在峰会后为欧洲带来了缓和的希望。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所奉行的革命与帝国范式，无法为苏美之间的一致提供基础。尽管克里姆林宫和军方高层在向世界表示，他们准备采取措施，建立互信，推动裁军，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兑现这些承诺。在发出裁军倡议之前，主席团向中共领导秘密通报：不会存在西方军控人员到处检查苏联秘密设施的危险，因为“英美集团不会同意消除原子武器并禁止生产这些武器”。到1955年11月，“日内瓦精神”已渐渐消退。仍然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莫洛托夫，把任何要求扩大苏联与外界接触的建议都视为“干涉内政”而予以拒绝。
日内瓦峰会未能就德国统一问题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德国的分裂仍将成为欧洲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根源。甚至早在峰会之前，为了对在西德加入北约和奥地利条约签订后的公众压力做出回应，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就表示，将在日内瓦会谈后到莫斯科进行单独谈判。1955年9月，阿登纳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与克里姆林宫领导层进行了紧张而激动的会谈。会谈的结果就是西德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和苏联释放最后的德国战俘。苏联领导层随即又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到莫斯科签订双边条约，进一步提升东德政权的主权。
这看上去像是一着外交妙手，但苏联领导层其实是在把自己引向绝路。到那时，他们再想全身而退就不可能了。苏联人坚持让德国保持永久的分裂状态，这让正在崭露头角并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可置疑的领导人的乌布利希有了可乘之机，可以对苏联的政策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另外，克里姆林宫也把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它使自己看起来倒成了德国统一的反对者。莫洛托夫看出了其中的危险。他在1955年11月建议，在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中，苏联的方针应该是接受“艾登计划”的基本原则。如果苏联同意在整个德国举行普遍的自由选举，作为回报，莫洛托夫告诉主席团说，西方列强就会取消西德的北约成员国资格，并成立全德委员会负责落实德国统一事宜。它们还将不得不与苏联一道，同意在三个月内从两个德国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莫洛托夫认为西方列强不会同意这样的提议，因为它对北约的团结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他还认为，这将会修复苏联在德国人中的形象。
莫洛托夫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赫鲁晓夫否定了他的提议。在赫鲁晓夫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有可能跟牌并“同意撤军”。此外，西方列强有可能把苏方态度的转变理解为自己“强硬姿态”的胜利。而且，最重要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人会说：“他们在出卖我们。”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支持下，自信地预言苏联人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既保存社会主义的东德又破坏北约的稳定。这件事再次证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前是实现苏联欧洲目标的工具，现在已成了苏联的主要资产，不能用来讨价还价。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日内瓦峰会“使我们再次相信，当时的形势并不是大战在即，而且我们的敌人就跟我们害怕他们一样也害怕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都认为，苏联的外交策略动摇了美国领导层的舒舒服服的优势地位，并且还迫使美国人回到谈判桌前。这一结论让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胆气倍增。结果，与一开始想奉行谨慎的防御方针相反，他们在冷战的主战场之外采取了攻势。到1955年秋，这将引起苏联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的一场豪赌。
对激进盟友的支持
斯大林未能制定任何连贯的中东政策。1953年1月，在“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处于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当时他很可能想用捏造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作为大清洗的借口。1949-1954年，苏联的官方立场是，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和伊朗一样，都是由反动政权统治的，是英美争夺中东的爪牙。有些苏联专家和外交官想让克里姆林宫支持阿拉伯人反对美国在该地区建立反苏集团的企图，但又不敢与官方的路线唱反调。在斯大林死后，官方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的看法并没有变化；在给主席团的外交通信和秘密备忘录中，埃及领导人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将军和他的继任者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将军被称为“敌人”，甚至是“法西斯分子”，虽说他们在冷战中坚持不结盟立场。据1954年3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纳赛尔用与苏联恢复邦交来威胁英国人，要求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控制权问题上做出让步。类似的看法导致莫斯科拒绝了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在1952年和1953年的主动示好，这很可能使苏联错过了改善与该国关系的机会。
与莫洛托夫的斗争以及追求突出的政绩，促使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重新发掘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潜能。1955年7月，就在莫洛托夫刚刚在苏共全会上被批得体无完肤之后，主席团把赫鲁晓夫的新宠、中央委员会书记德米特里·谢皮洛夫（Dmitry Shepilov）派到中东探路。谢皮洛夫与纳赛尔举行了会晤并邀请他访问莫斯科；他还开始与拒绝加入西方集团的阿拉伯国家其他领导人建立友好关系。谢皮洛夫从中东返回莫斯科时，认为该地区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对西方国家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在讨论谢皮洛夫报告的当天，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其他核武器设计人员刚好也被邀请到中央主席团。有位官员解释说，领导们正在讨论对苏联中东政策的原则做出重大调整：“从现在起，我们将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我们的长期目标是破坏阿拉伯人目前与欧洲及美国的关系并制造‘石油危机’——这会给欧洲带来麻烦，从而使之更加依赖我们。”在欧洲和远东陷入战略僵局的时候，该地区为克里姆林宫重新抬头的乐观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浪漫主义提供了新的舞台。
这一政策转向的效果立竿见影。久拖未决的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销售谈判很快有了圆满的结果，苏联设计的大批捷克斯洛伐克武器流入了埃及和叙利亚。莫斯科为埃及提供了50万吨石油并同意提供原子能技术。西方和以色列的有关官员公开地和私下里都试图抗议苏联的新政策，但不起作用。莫斯科和西方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争夺开始了：此后的二十年，它将在该地区造成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并引发三次战争。在不久的将来，莫斯科将取得胜利并彻底破坏西方在苏联南翼的遏制计划。与此同时，就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在阿拉伯扈从国的大量投资将会把埃及和叙利亚变成类似于东德那样的克里姆林宫输不起的最重要的资产。在中东地区的冒险起初是地缘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