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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主席团特使米高扬，坚决主张谈判和妥协。另一位特使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也只好如此。朱可夫和马林科夫也支持撤军。
在主席团讨论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是受到来自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压力。中国人在10月23日来到莫斯科，本来是要讨论波兰问题，但在克里姆林宫讨论匈牙利革命时他们却管起了闲事。毛泽东一开始并不了解布达佩斯街头的情况。他指示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和匈牙利的事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华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居然建议苏联领导层遵守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等原则。显然，毛觉得此时是个好机会，可以趁调停苏联人与其东欧卫星国关系之际，教训一下苏联人，灭灭他们的“帝国主义”气焰，并提高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受其支持者以及中共意见的影响，赫鲁晓夫建议谈判并根据中国人的建议发表宣言。
建议对匈牙利采取放任政策造成了主席团的分裂。布尔加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认为苏联有权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自然意味着苏联可以用武力恢复共产党政权。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谢皮洛夫发表了雄辩的讲话，赞成撤军。他说，事态发展的过程说明，“我们与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反苏分子遍布”中欧，所以，宣言只是在苏联与其他华约国家之间“消除强制命令”的第一步。朱可夫、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Ekaterina Furtseva）、马特维·萨布罗夫也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支持撤军。
第二天，也就是10月31日，不干涉主义的势头被逆转了。当时，主席团通过投票，一致同意命令伊万·科涅夫（Ivan Konev）元帅做好准备，对匈牙利进行决定性的武力干涉。马特维·萨布罗夫提醒主席团注意，如果对匈牙利进行武力干涉，那将“证明北约是正确的”，这一点他们在昨天已经取得了一致。莫洛托夫冷冷地回击说，“昨天的决议只是个折中方案”。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也都这样认为——这就推翻了他们二十四小时前刚刚说过的话。
有些学者把这种惊人的出尔反尔归因于外部的事态发展，尤其是：有报告说匈牙利共产党人遭受了可怕的私刑；哥穆尔卡担心如果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垮台，下一个就会轮到波兰；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在苏联国内也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波罗的海地区和西乌克兰发生了骚乱，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的学生举行了反饥饿的罢课和示威活动。在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群体中，对领导层的信任已经下降。不过，所有这些因素和新的情况前一天就已经存在。法英对埃及的宣战不太可能引起赫鲁晓夫立场的转变。例如，在10月28日，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于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这样说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埃及挑起事端。我们不要跟他们搅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不希望苏联被看作侵略国，准备入侵别的国家。然而，在10月31日，对于同样的形势赫鲁晓夫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离开匈牙利，就会大大助长美、英、法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气焰。他们想先搞掉埃及，然后就是匈牙利。”扭转局面的决定性消息是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Imre Nagy）的
赫鲁晓夫陷入了困境。他不想破坏自己的对外政策和苏联的新形象。同时，他又一直担心苏联有可能退出中欧，那样一来，他在领导集体中的对手就会占得上风。他的担心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党组织中的多数人以及军队的上层都认为，激进的去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犯下的大错。10月31日，赫鲁晓夫抢在他的批评者之前主张采取强硬手段，要不然，一旦他“丢掉”匈牙利，他们就会掐住他的脖子。与此同时，鉴于莫洛托夫批评他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赫鲁晓夫决定，只有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中共以及铁托的南斯拉夫同意的前提下，才会采取武力干涉。经过数日的奔走与磋商，武力干涉的选择终于得到一致赞同。1956年11月4日早晨，科涅夫元帅的军队入侵匈牙利。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埋葬”了缓和的希望。在苏联国内，对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逮捕和驱逐的浪潮取代了自由化进程。走出危机的第一书记看上去几乎像个瘸腿鸭。在11月初主席团有关匈牙利问题的讨论中，赫鲁晓夫一反常态，默不作声。当他像以往一样想要责备莫洛托夫的时候，后者斥责他说：“你不要再对我们充老大了。”中国领导层对苏联人讲话的声音也开始比以前高多了。据中方对事态发展的描述，中国的干预拯救了波兰，使之免遭苏联的入侵，但后来又帮助犹豫不决的赫鲁晓夫下定决心，在匈牙利恢复“社会主义”。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周恩来访问了中欧，然后又在1957年1月18日访问了莫斯科。周恩来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三点批评：缺乏全面的分析；缺乏自我批评；缺乏与兄弟国家的协商。他在离开时的印象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还不够老练，政治上还不够成熟。
处于弱势的赫鲁晓夫需要毛的友谊因而容忍了中国人的新角色。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他接受了中国人的批评。在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他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向斯大林学习如何战斗”。后来，莫洛托夫带着讥讽回忆说：“当周恩来同志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讲特讲，所有人都要成为斯大林那样的共产党人；但当周恩来走了，我们就不再提了。”
认为“铁托主义者”永远不会成为可靠的朋友和盟友的莫洛托夫，在苏南关系于1955年和解后又开始变坏的时候，想必有一种既苦又甜的感觉。尽管铁托支持苏联的决定，对匈牙利进行干涉并免去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的政治职务，但当纳吉和他的同志们最后几乎是误打误撞躲进了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很为难。铁托珍惜南斯拉夫在国际上的独立的名声，拒绝把纳吉交给苏联人。在铁托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之间随后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接着，在1956年11月11日的普拉（Pula）讲话中，铁托谈到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原因”，认为匈牙利悲剧的部分责任在于苏共内部的保守势力。他还说，共产党现在可以分为两类：要么是斯大林主义的，要么是非斯大林主义的。此次讲话激怒了赫鲁晓夫，他有几年一直说它是“背叛的、卑鄙的”。主席团通过表决决定，在《真理报》上与铁托进行公开的意识形态论战。在克格勃设法将纳吉及其同志从南斯拉夫大使馆骗出来并逮捕和关押在罗马尼亚之后，形势并没有好转。后来，罗马尼亚人又把他们移交给亚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的匈牙利傀儡政府。纳吉和他的一些同志在经过秘密审判后被处死，此举得到了克里姆林宫和欧洲的各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铁托在私下里想必是松了口气，而在公开场合，南斯拉夫政府则对处死纳吉等人表示抗议。
无论是在斯大林主义者还是在反斯大林主义者当中，赫鲁晓夫的出尔反尔都削弱了自己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权威。中央委员会收到大量党员来信，里面充满了对赫鲁晓夫领导能力的失望，甚至是鄙视。有人要求恢复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的名誉，并警告说，如果赫鲁晓夫继续为所欲为，苏联就会在敌人面前束手就擒。其他人则表示不清楚党中央是不是有“两个赫鲁晓夫”：一个谴责斯大林，另一个却要求苏联人民向他学习。
集体领导体制的终结
赫鲁晓夫的权威遭到削弱，这给了他在主席团的对手联手反对他的勇气。1957年6月，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觉得此时正是扳倒赫鲁晓夫的好机会，于是便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发难。赫鲁晓夫是极少数没有看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处在危险之中的人之一。“他似乎是有意树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竟然与自己从前的盟友如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的关系也疏远了，后者都参与到反对他的阴谋之中。就连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也认为，赫鲁晓夫该走人了。但是，对于这些阴谋者来说，问题在于他们在政治观点上不一致：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批评赫鲁晓夫的角度大不一样，原因也不相同。阴谋者们还忘记了一点：赫鲁晓夫手中掌握着所有的国家权力。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赫鲁晓夫的门徒，他们支持他反对主席团中的统治者。事实证明，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元帅和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是整个危机期间起到了关键作用的盟友。在书记处成员及朱可夫和谢罗夫的帮助下，赫鲁晓夫紧急召开了中央全会，恢复了自己的最高权威并指责阴谋者是“反党集团”。有关1957年6月全会的材料，尽管明显偏向于获得胜利的赫鲁晓夫而不利于作为他的对手的“反党集团”，还是可以使人对于苏联错综复杂的政治内幕和对外政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反对派指责赫鲁晓夫破坏集体领导，在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其他问题上一手遮天。莫洛托夫公开反对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原则，即苏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协议，可以成为缓和国际局势的坚实基础。莫洛托夫的看法是，只要有帝国主义，迟早会再次爆发世界大战。他还声称，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忽视了“除苏联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除了国际关系原则的分歧之外，莫洛托夫还很看不惯赫鲁晓夫的土气、粗鲁、不拘小节的作风以及他的个性化的外交方式。
米高扬对反对派进行了最有力的回击。他回顾了最近在波兰、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的一系列危机，认为苏联领导层的团结和赫鲁晓夫的大胆行动，是成功处置这些危机的原因之一。米高扬还指责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对于与中欧共产党国家以及中立国奥地利和芬兰的经贸关系，抱有一种狭隘的、完全从预算考虑的态度。他说，相反，赫鲁晓夫认为对这些国家的补贴是完全必要的，是苏联的安全利益所要求的。“我们认为，为了巩固奥地利的中立地位，我们必须为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力打下经济上的基础，这样，西德才不会完全控制奥地利[的经济和贸易]。”至于苏联集团，“如果我们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了[采购]订单，那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会解体”。
相比于赫鲁晓夫的制造危机和补贴，参加全会的代表有许多人更同情莫洛托夫的保守观点。党和国家的精英并不赞成缓和，他们中许多人都比主席团中“开明”的多数派更为强硬、好斗和僵化。在批判莫洛托夫的教条主义和斯大林对外政策错误的同时，多数人在全会对国际事务和军事安全的讨论中，都使用了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不过，决定其立场的并不是对外政策。相反，有些代表担心，如果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赢了，“还会流血”。另外，老寡头集团的下台意味着赫鲁晓夫任命的人可以得到提升。有一位发言者指责说，莫洛托夫“还以为我们穿着短裤呢”。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属于取代遭到清洗的政治寡头的那个集团。正如后来所表明的，1957年后的新主席团充满了庸碌之辈，他们在能力、天赋、知识和眼界方面都赶不上老一代寡头。但是从赫鲁晓夫角度来看，他们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完全依赖他。
10月，赫鲁晓夫到达了权力的顶峰。他解除了自己最大的盟友、国防部部长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职务——朱可夫有时也扮演批评者和独立派的角色。像以往一样，他在1957年10月28～29日召开了一次特别全会来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全会的文字记录没怎么透露此次事件的细节，但它表明，赫鲁晓夫对朱可夫连同总参情报总局局长谢尔盖·什捷缅科（Sergei Shtemenko）阴谋反对他的怀疑并不是一点根据没有（至少是在当前后斯大林时代权力斗争的气氛下），但更可能是由于赫鲁晓夫从克格勃那里听说了他想要听到的有关朱可夫的事情。就在此前不久，朱可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一起向主席团建议，莫斯科应接受美国人提出的“开放天空”的主张。他认为如果苏联开出附加条件，那美国就会打退堂鼓。赫鲁晓夫不相信，于是便在10月的全会上借此事批评朱可夫对艾森豪威尔的建议表现软弱，而且还煽动战争——他声称朱可夫想利用空中侦察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内讧扼杀了本来充满希望的外交机遇，而且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撇开那些莫须有的指控，此次全会还是可以使人们对苏联最高军政领导的思想和讨论获得一些深入的、有价值的认识。赫鲁晓夫试图向代表们尤其是军方证明，是他而不是朱可夫更清楚如何把外交上的和平攻势与加强军事实力结合起来。不管对于整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疑问，苏联军方还是一致支持党的领袖而谴责朱可夫。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这是把对重大对外政策的讨论变成高层权力斗争工具的最后一次全会。集体领导以及克里姆林宫周期性的内讧此时都成了历史。逐渐被一群唯唯诺诺的人所包围的赫鲁晓夫，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脱离现实的决策者。在搞掉“反党集团”和朱可夫之后，主席团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