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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副手们摇起了手指。他说，从现在起，他们必须从“党的领袖”而不是自己的上司那里接受指示。
苏联官方代表团对南斯拉夫的访问（1955年5月26日～6月2日）给了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地位以最后一击。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当时成了国防部部长的格奥尔吉·朱可夫，想要弥合苏南之间的裂痕，并准备为斯大林在1948-1953年发动的反铁托运动道歉。他们相信，与南斯拉夫重归于好将会使该国回到苏联的怀抱，从而提升莫斯科在南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然而，在莫洛托夫看来，铁托政权永远不会成为苏联的一个负责任的伙伴。列宁著作中的话让莫洛托夫底气十足。他声称，任何赞扬南斯拉夫领导层的人都“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莫洛托夫执意反对访问南斯拉夫，所以他甚至没有进入代表团的名单。问题的关键是，由谁——莫洛托夫还是赫鲁晓夫——来界定“列宁主义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含义。主席团内部的不和越来越严重，赫鲁晓夫只好转而向中央全会寻求支持，反对那位执拗的外交部部长。
1955年7月4～12日，就在各大国十年来的首次峰会，即与美、英、法领导人的日内瓦会议前夕，苏共召开了全会。结果，此次全会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根本动机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主席团的寡头们第一次在党和国家的广大精英面前，披露了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的隐秘细节。赫鲁晓夫知道，在这些精英的眼中，莫洛托夫是个曾经与列宁和斯大林并肩工作过的人。因此，他和他的支持者就选择了在业务和布尔什维主义方面抨击莫洛托夫的权威性。
赫鲁晓夫对主席团在奥地利问题上的争论作了十分详细的说明。他说，莫洛托夫荒唐地认为奥地利可能会再次被西德吞并，因而坚持要求苏联必须保留让自己的军队再次进驻奥地利的权利。南斯拉夫问题触及苏联冷战观的意识形态内核。克里姆林宫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这就意味着斯大林的政策是错误的，莫斯科在领导共产主义阵营方面的绝对权威是可以被质疑的。莫洛托夫认为，这样做会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遭遇危险的滑坡。他的主要论点是，南斯拉夫版的“民族取向的社会主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共产党。莫洛托夫警告说，这将会使莫斯科失去对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控制。
赫鲁晓夫及其盟友声称，莫洛托夫反对与南斯拉夫和好，证明了这位外交部部长的冥顽不化，没有理解苏联的安全利益。布尔加宁告诉大会说，南斯拉夫重回苏联集团，将使苏联的陆、海军在亚得里亚海获得非常有利的位置。到那时，苏联军队就能够威胁到包括苏伊士运河在内的“英美军队的重要交通线”。赫鲁晓夫进一步肯定了这些看法。
在全会之前，苏联领导人是把1948年的苏南分裂归咎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帮”[维克托·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是“间谍死神”和国家安全部的首脑]。但是在全会期间，赫鲁晓夫突然又说，苏南分裂的责任“在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下面是一段非常直接的对话：
莫洛托夫：真新鲜。我们是代表中央委员会在[给南斯拉夫人的]信上签字的。
赫鲁晓夫：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
莫洛托夫：这不是真的。
赫鲁晓夫：这绝对是真的。
莫洛托夫：现在你可以说说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赫鲁晓夫：我是主席团成员，但当时没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赫鲁晓夫告诉代表们，与南斯拉夫的分裂只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45年后犯下的一连串严重的错误之一。第一书记还作了一个惊人的暗示：这些错误有可能是引发冷战的原因之一。“我们发动了朝鲜战争，到现在还要收拾残局。”“当初谁需要那场战争呢？”赫鲁晓夫反问道。这句信口说出的带刺的话非常具有煽动性，所以在刊发的全会文字记录中被删去了。
莫洛托夫在此次全会上失去了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威地位，尽管他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56年6月。从现在起，国务活动家老大的衣钵就传给了赫鲁晓夫。对于这个新的角色，他暂时还没有把握，因而还需要与他人一起分担责任。参加1955年7月日内瓦四国峰会的代表团成员有：作为正式领导人的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朱可夫。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好像是一群相互平等的人。不过，艾森豪威尔和其他西方政治家很快就发现，赫鲁晓夫才是真正的首领。从现在起，他们知道西方该与克里姆林宫中的谁进行对话了。
“新对外政策”
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沿用了斯大林看问题的方式。他们也像斯大林一样，感到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处于劣势，不安全；而美国人也在利用他们的有利地位，不停地在苏联周围建立军事基地，扶植亲美政权[例如，1953年8月，伊朗发生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q）博士的政权]。他们也清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希望，在斯大林死后，只要不断地对苏联施压，苏联对中欧国家的统治就会瓦解。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赫鲁晓夫总是害怕美国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区迫使苏联及其盟友后退”。
与此同时，各位新领导人也从各自的观察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其他寡头都承认了目空一切的斯大林不可能承认的东西。从封锁柏林到朝鲜战争，苏联的政策在西欧人当中制造了对苏联发动闪电战的恐惧，因而为北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现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想要消除这一基础，减少在西欧中产阶级中存在的反苏的恐惧情绪，并鼓动北约成员国内部的反战力量。
由于莫洛托夫在1954年的外交失败，克里姆林宫对苏联的国际行为进行了反思。在由共产党人和戴高乐主义者组成的法国议会多数派挫败了“欧洲军队”（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之后，北约各国于1954年11月23日在巴黎达成一致，接纳西德作为新成员国。这就把西德与西方同盟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对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而言，显然需要在欧洲采取新的对外政策。从中央总务部部长弗拉基米尔·马林（Vladimir Malin）对克里姆林宫的讨论所做的不完全记录来看，领导集体之所以推出新对外政策，起初是专门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方针。不过，它在后来的势头越来越猛，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资深外交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Andrei Alexandrov-Agentov）回忆说，赫鲁晓夫、米高扬和马林科夫是“修正对外政策上的斯大林主义传统、为解决新的世界问题开创某种意义的新路径的发起者”。
在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看来，新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对于东欧和中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要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并将其与苏联拴在一起；如果可能，要在两大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建立中立的缓冲区；要在经济等领域与北约国家逐渐建立或多或少正常的和平合作关系”。就像许多西方领导人担心的那样，赫鲁晓夫的目的是要削弱北约，并最终迫使美国退出欧洲。后来在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承认，那就是他“最热切的梦想”。为了追求“新对外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克里姆林宫于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就像北约为美国在西欧的驻军提供了合法性一样，这个新组织也使苏联在东欧的驻军多了一条理由。而且，匈牙利的事态发展很快将会证明，新成立的这个集团是个有用的框架，可以让苏联为了“拯救”该集团内部的共产党政权而武装入侵自己的盟国。苏联人的行动似乎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同盟的利益。最直接的好处是，由于苏联即将从奥地利撤军，条约使它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署军队获得了合法性。
中立概念的出现是在1955年3～4月主席团有关奥地利条约的讨论中，该条约是克里姆林宫新对外政策的首次成功的冒险。与南斯拉夫的重归于好，尽管是为了让它重返苏联阵营，但还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防止北约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具体来说，这是为了鼓励瑞典和芬兰保持中立，从而破坏美国想要成立涉及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的所谓巴尔干公约组织（Balkan pact）的计划。克里姆林宫的思路又从这些具体的问题转为一般地倡导中立，建立泛欧洲安全与合作体系，让西欧无须寻求美国的保护。
新对外政策的目标源自革命与帝国范式，但要比斯大林的政策灵活许多。除了容许中立，它也对经贸合作寄予厚望。斯大林一心想把苏联封闭起来，不受西方的影响。而且他宁可自给自足也不与西方国家有经贸往来。领导集体，尤其是负责对外贸易的米高扬，认为斯大林是错误的。他们回到了从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外交经验中得出的看法——当时的各位苏联领导人认为，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不仅可以获得重大的投资与技术，还可以得到大企业对改善政治关系的支持。主席团有许多人都认为，在华盛顿、巴黎、伦敦、波恩和东京，资本家会成群结队地等候在苏联使馆的门前。
新对外政策的拿手好戏还有“公共外交”和裁军宣传。公共外交是让苏联的艺术家、科学家、作家、音乐家和记者访问西方国家，目的是消除人们关于苏联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反共观念。当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开始走出国门的时候——最早就是1955年5月的南斯拉夫之行——他们就如同大卫·考特（David Caute）恰如其分地描述的那样，“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身边簇拥着大批演员——芭蕾舞演员、歌唱家和钢琴家”。主席团决定邀请世界各地的青年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联欢节，看看苏联社会是多么友好、开放和热爱和平。在裁军方面的宣传措施上，领导集体也比斯大林走得更远，而且与斯大林相比，对自己新倡议的期望值也高得多。1955年5月，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同意降低部署在欧洲的常规军力的水平，并在各个军事检查站（铁路、机场等）建立一套检查制度，以减少人们对突然的常规进攻的恐惧。就短期而言，这些举措促使美国调整自身的立场并开始与苏联人谈判。就长期而言，主席团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目标：改变苏联在西方的形象，让西方不再将其视为威胁。
1955年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属于去斯大林化的一部分。但要是把它的源头只是说成斯大林遗产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那就把事情简单化了。内外政策的变化首先是源于斯大林去世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苏共二十大前夕，主席团试图把新对外政策的所有要素整合在一起。与斯大林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相反，主席团成员决定，倡导一种新世界观。按照这种新世界观，资本主义世界将与苏联及其盟友共存并展开和平竞争。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对外政策将有助于说服西方的“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摇摆不定的力量”，相信苏联的和平诚意。作为这项政策的共同制定者，马林科夫满意地说，“和平力量的阵营得到了巩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Nikolai Shvernik）把它概括成一句话：“我们用一年时间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让群众相信，我们并不想要战争。”
党内精英和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都对新对外政策拍手称赞。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体还是不能指靠他们的习惯性支持。正如1955年7月的全会所显示的，对外政策议题就跟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斗争一样，又一次与涉及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广泛议题纠缠在一起。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统治者，不得不为各自的外交政策选择而在会议上向党内精英进行解释和辩护。
在党和国家的官员中，“伟大的俄罗斯国家”这个主题对俄罗斯族人依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新对外政策的设计师们却开始重申“劳动人民大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这些在第三国际时流行过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则无人问津的国际主义主题。赫鲁晓夫的信念及其性格，与削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把意识形态的浪漫主义重新引入苏联的对外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与斯大林不一样的是，赫鲁晓夫的想法不是悲观的、邪恶的；他不是总把事情朝坏的方面想。赫鲁晓夫相信，俄国革命是为了给劳动群众带来幸福与平等，而不是要打着新的幌子重建大俄罗斯帝国。斯大林把自己与俄国的沙皇、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勇士相提并论。相反，赫鲁晓夫却常常把自己比作犹太男孩平雅（Pinya），那是他喜爱的故事中的人物，一个历经艰险才成为领导者的倒霉蛋。
赫鲁晓夫没受过多少教育，因而在思想上不像莫洛托夫那么教条。他读没读过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著作还不一定，而那些著作对于他对手的思想却有很大影响。在讨论对外政策时，赫鲁晓夫的观点缺乏条理和逻辑性。他的写作班子常常不得不把他的讲稿推倒重来，并删掉那些粗俗、古怪的说法。不过，对于共产主义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赫鲁晓夫是真心相信的，而且满怀激情。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再加上革命的手段，将有助于埋葬全世界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