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_第16节

要求。他想要“修改”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因为该公约允许土耳其在海峡建立军事防御工事，并在战时关闭海峡不让别国的军舰通行。斯大林要让苏联海军拥有随时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在1943年的伊朗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意做一些修改；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秘密会谈时，似乎也同意了苏联的要求。

1944～1945年，苏联外交官、历史学家和国际法专家都一致认为，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海峡问题”，当时是最佳时机。1944年11月，李维诺夫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写道，应当说服英国人把对海峡地区的“义务”移交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专家建议说，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利益，最好是签订“有关海峡共同防御的苏土双边协议”。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英美会承认苏联在土耳其的地缘政治优势（“毗邻”）。这说明，克里姆林宫在接管了半个欧洲之后，它的期望是很高的。

苏军横扫保加利亚让军方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怂恿斯大林入侵土耳其。然而，对于苏联人来说，主要的难题在于，土耳其这次跟一战时不一样，它是严格保持中立的，所以，苏军无法用武力来支持莫斯科的外交努力。尽管这样，那位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还是决定，在没有预先与西方盟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就采取强有力的单边行动。1945年6月7日，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了土耳其大使赛里姆·萨帕（Selim Sarper）。莫斯科不仅拒绝了土耳其提出的与苏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的建议，还要求土耳其废除《蒙特勒公约》并同意在和平时期由双方共同保卫海峡。苏联人要求有权在土耳其海峡与土耳其建立联合军事基地。让土耳其人非常震惊的是，莫洛托夫还坚持要求归还苏俄依据1921年条约割让给土耳其的所有南高加索地区“有争议的”领土。

新的证据显示，当时正睥睨一切的斯大林想使土耳其无法在英苏之间扮演独立的角色。海峡的控制权是地缘政治的首要问题，因为它本可以让苏联成为地中海的强国。领土要求是次要的；在斯大林看来，它有助于实现前一个目标。

斯大林打算利用“亚美尼亚牌”吞并土耳其东部凡湖（Lake Van）周围的阿尔特温（Ardvin）和卡尔斯（Kars）两省。1915年，当时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这两个省，有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遭到残忍的屠杀和武力驱逐。1920年8月，根据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塞夫尔条约》，这两个省被分给了“亚美尼亚国”。然而，亚美尼亚人在战争中没能战胜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土耳其之父”）领导的土耳其军队。列宁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凯末尔的土耳其结成了同盟，并在1921年的苏土条约中放弃了“亚美尼亚人”的省份。1945年春，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上。亚美尼亚人组织，包括美国的那些最富有的亚美尼亚人组织，向斯大林呼吁，组织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遣返，回到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他们还希望苏联把从土耳其“重新收回”的土地交给他们。5月，斯大林命令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官员，研究大批遣返亚美尼亚人的可行性。按照他的盘算，这样做有助于削弱西方可能为土耳其提供的支持，并给苏联的要求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

土耳其政府的回应是，它乐意达成双边协议，但它拒绝苏联提出的领土要求以及对海峡“联合”防御的要求。不过，就像莫洛托夫后来回忆的，斯大林命令他不断施压。在雅尔塔会议前夕，斯大林告诉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瓦西里·科拉罗夫，“在巴尔干没有土耳其的位置”。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很可能指望美国在土耳其问题上保持中立，因为美国仍然想让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在波茨坦，英美再次确认：他们总体上同意对海峡的控制权作一些改变。不过，杜鲁门拿出一项提案，主张国际内陆水道的自由的、没有限制的航行权，反对在土耳其海峡建立任何防御工事。即便如此，苏联内部对波茨坦会议的评估还是乐观的。8月30日，斯大林在外长伦敦会议前夕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说，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基地问题，“将在会议上得到解决”。否则，他补充说，苏联就会提出地中海上的通道问题。

在伦敦，莫洛托夫向同盟国提议，把意大利以前的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利亚（利比亚）交给苏联托管。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是苏联战后扩张主义倾向的反映。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秘密通信表明，苏联领导层当时把希望寄托在罗斯福的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1945年春在旧金山会议上做出的模糊的承诺上。当斯大林得悉美英一致反对在那里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时，他指示莫洛托夫至少要要求得到商船基地。美英的反对使苏联人最终没能得到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在地中海的存在。

土耳其对苏联的要求也表示强烈反对。如果斯大林在1945年6月向土耳其政府建议建立双边安全同盟，并要求在海峡得到不包括基地在内的特殊权利，那土耳其很可能就同意了。然而，苏联的最后通牒激起了土耳其领导层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拒绝对除苏联之外的所有海上强国关闭海峡。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表示：“土耳其人不是傻瓜。达达尼尔海峡不仅仅是土耳其人的事情。它牵扯到许多国家的利益。”给土耳其的最后通牒暴露了斯大林权力的限度——他的拿破仑式的狂妄让自己失去了谨慎。然而斯大林并不准备放弃，他要按照自己的政治风格，继续对土耳其进行“神经战”，施压然后佯装后退。

1945年底和1946年初，就像历史学家贾米勒·哈桑雷（Jamil Hasanli）所说的，克里姆林宫喜欢通过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官员去落实苏联在土耳其的目标。斯大林利用了苏联这些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渴望。不过，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民族主义渴望实际上也使亚美尼亚共产党与格鲁吉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在斯大林的计划中，亚美尼亚陡然变得重要起来，这让格鲁吉亚官员十分气恼。他们开始策划自己的“民族大业”；而根据这种“民族大业”，有争议的土耳其省份据说都是格鲁吉亚祖上的土地。赫鲁晓夫在1955年声称，斯大林的心腹和秘密警察首脑、负责苏联原子弹工程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当时与格鲁吉亚的官员一起劝说斯大林吞并黑海东南沿岸的土耳其领土。贝利亚的儿子在其有关父亲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点。1945年5～6月，格鲁吉亚外交官和学者得到批准，在莫斯科研究有关格鲁吉亚对特拉布宗（Trabzon）周围的土耳其领土的“权利”问题。那里居住的是拉兹人（Lazi）——这个族群据说属于古格鲁吉亚人。大卫·斯图鲁阿（Davy Sturua）——其父是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回忆说，许多格鲁吉亚人都热切盼望“解放”那片土地。如果斯大林夺取了那些地方，斯图鲁阿说，“那他就成了格鲁吉亚的神”。到1945年9月，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把他们对同一个土耳其省份的彼此对立的领土要求提交给克里姆林宫。他们的措辞与理由跟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没有关系，倒是跟民族主义情绪有关。

1945年12月2日，苏联媒体发布一项政府命令，允许亚美尼亚人从国外返回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12月20日，苏联报纸发表了一篇由两位权威的格鲁吉亚学者写的文章——《论我们对土耳其的合法要求》。这篇文章（以他们早些时候写给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备忘录为基础）呼吁“世界各地的公众舆论”，帮助格鲁吉亚收回几个世纪前被土耳其占领的“祖上的土地”。南高加索此时也有传闻说，苏联正准备与土耳其开战。有迹象表明，保加利亚和格鲁吉亚的苏联军队正在备战。

1945年12月初，与苏联开战的传闻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大规模民族主义反苏示威活动。在向莫斯科报告这些事件时，苏联大使S.A.维诺格拉多夫（S.A. Vinogradov）建议，把它们作为“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证据通报华盛顿和伦敦。他还建议以此为借口，断绝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并“采取措施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是做好军事准备的委婉的说法。但是让这位大使颇受打击的是，12月7日，斯大林拒绝了维诺格拉多夫的建议。“亮出武器就带有挑衅的意味，”他在电报中说。这是指这位大使想动用武力勒索土耳其。接着，斯大林要维诺格拉多夫“不要冲动，不要提出草率的、有可能导致我国政治局势恶化的建议”。

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仍然希望化解西方列强对苏联向土耳其提出的领土要求的日益强烈的抵触情绪。对“亚美尼亚牌”和格鲁吉亚学者来信的时机安排，就是为了影响1945年12月16～26日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的讨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希望，届时要能够让拜恩斯感到高兴，而不是把他吓跑。此外，斯大林经过权衡，还调整了他的方向，把精力从土耳其转向伊朗，因为在当时看来，苏联的扩张在那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斯大林对伊朗的政策再次试图把重要的战略目标与地区性的以及国内的民族主义动员结合起来。伊朗在二战期间开始被吸引到德国的轨道上。1941年，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苏军和英军占领了这个国家，并沿着英俄两大帝国在世纪初的利益分界线大致划分了占领区。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这些军队将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撤出伊朗。不过，在此期间，政治局决定要得到伊朗石油的开采权，并在遭到德黑兰政府拒绝时，决定利用南阿塞拜疆（属伊朗北部）人民对伊朗和西方施压。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导人米尔·贾法尔·巴吉罗夫（Mir Jafar Bagirov），多次请求斯大林利用苏联占领伊朗北部地区的有利形势，实现苏伊两国阿塞拜疆人的“重新统——”。历史学家费尔南多·沙伊德（Fernande Scheid）认为，斯大林决定利用阿塞拜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又企图玩弄“相当老式的强权政治游戏，在不损害他与自己盟友关系的情况下，捞取尽可能多的好处”。

石油是克里姆林宫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1942年，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向格罗兹尼和巴库的炼油厂猛扑，这让苏联注意到了“争夺石油”这个更广泛的问题。苏联石油部部长尼古拉·巴伊巴科夫（Nikolai Baibakov）回忆说，1944年，斯大林突然问他，要是有机会，西方盟国是否会“彻底击败我们”。如果西方列强让苏联无法得到石油储备，斯大林解释说，那苏联所有的武器都会成为废物。在离开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巴伊巴科夫在想，苏联需要“很多很多的石油”。

在整个战争及苏联占领伊朗期间，苏联人一直想让他们在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合法化。在英国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反共的伊朗政府和伊朗议会的多数派，成功挫败了这些企图。1944年8月16日，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说，“英国人，可能还有美国人，暗中阻挠把伊朗北部的油田转让给苏联”。报告强调说，“美国在伊朗的俾路支地区开始积极为本国公司争取石油合同”。报告认为，“美国在中东的石油政策的成功，开始侵犯到英国的利益，从而加剧了英美之间的矛盾”。贝利亚建议，关于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问题，要争取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建议，“苏联应做出决定，参加英美的石油谈判”。最后这个建议暗示苏联可以加入三大国在伊朗的石油俱乐部。

对最后一点斯大林没有理睬，但他实施了第一个。作为苏联战后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伊朗油田的开发，连同苏联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石油开发，乃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1944年9月，莫洛托夫的副手、同时也是斯大林的被保护人谢尔盖·卡夫塔拉泽（Sergei Kavtaradze），前往德黑兰要求得到石油开采权。伊朗总理穆罕默德·赛义德（Muhammad Sa'id）顶着巨大的压力，拒绝在战争结束和外国军队完全撤离伊朗之前就进行谈判。1945年6月，苏联对伊朗的政策进入到一个更具侵略性的新阶段。在与莫洛托夫、卡夫塔拉泽和巴吉罗夫这“三驾马车”商量后，斯大林下令在伊朗北部[班达－沙赫（Bender-Shah）和沙希（Shahi）]进行石油勘探，并在9月底开始钻井。

除了石油的重要性之外，斯大林在伊朗的战略意图还在于让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不要靠近苏联边界。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以及驻马什哈德（Mashhad）的英国领事都看出了这一点。后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最重要的是，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为了得到石油勘探权而进行的努力，把在波斯的俄国人从热战的盟友变成了冷战的对手”。斯大林在伊朗北部的安全准则与在中国新疆和东北的一样，那就是苏联对战略通道的控制以及完全禁止西方公司，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