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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国侨民的存在。
苏联在中国东北和伊朗的行为还有另外一些相似之处。只要苏军还占领着伊朗北部，那他们就是斯大林最大的依靠。在伊朗国内他也有盟友，可以用来操纵伊朗政府。伊朗人民党（图德党，Tudeh）从第三国际那时候起，就是个马列主义组织，在伊朗左翼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当中有一些拥护者。不过，1944～1945年的事态发展证明，图德党的作用有限。斯大林决定打出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这张牌，在伊朗北部发起了一场分离主义运动。到那时候，苏联人就可以对伊朗政府进行勒索，就像他们曾经利用中共对付国民党一样。
1945年7月6日，斯大林批准在南阿塞拜疆和伊朗北部的其他省份采取措施，“组织分离主义运动”。这一决定的目的是，“在伊朗国内建立拥有广泛管辖权的阿塞拜疆民族自治区”；在吉兰（Gilan）、马赞德兰（Mazenderan）、戈尔甘（Gorgan）和呼罗珊（Khorasan）等省挑起分离主义运动；“鼓励”伊朗的库尔德人争取他们的自治权。苏联会给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武器装备、印刷机和资金。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和阿塞拜疆领导人巴吉罗夫负责这些政策。计划的具体实施交给巴吉罗夫和在大不里士（Tabriz）及德黑兰的苏联顾问团，他们大多是阿塞拜疆族人。斯大林告诉巴吉罗夫，统一阿塞拜疆和伊朗北部的时候到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巴吉罗夫和整个阿塞拜疆共产党机器都在积极执行斯大林的指示。
就连英美官员也意识到，伊朗北部的民族主义情绪足以引发一场叛乱，苏联人只需点上一把火就行。斯大林唯一的麻烦在于，对日战争的突然结束使得时间不够了。路易斯·列斯特兰奇·福西特（Louise L'Estrange Fawcett）说得不错：“几乎就在对日战争结束的同时，阿塞拜疆民主党便做出反应，这不是巧合，因为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六个月的期限开始了，”而在此之后，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把他们的军队撤出伊朗。9月，最后撤军进入倒计时。
从9月底直到12月，在巴吉罗夫和苏联内务部的支持下，新的自治运动在阿塞拜疆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并将德黑兰在那里的政府几乎全部废除。苏联占领当局把图德党在北部的分支组织与新的、亲苏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强行合并。图德党领导层大多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老革命，他们想把伊朗变成中东和南亚地区反殖民斗争的领袖。但这些梦想被苏联人扔在一边，因为它们不符合斯大林的计划。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指示图德党要克制自己，别在伊朗的大城市搞革命活动。阿塞拜疆自治运动的发起同时也得到了阿塞拜疆人的热烈响应。民族主义这张牌看来在政治上已经为莫斯科带来了立竿见影的胜利。
1945年12月，就在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拜恩斯和贝文的前夕，苏联人在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和伊朗的阿塞拜疆建立了两个分离主义政权。在伊朗危机期间，包括苏、英、美在内的各方，自始至终都把石油和在伊朗的影响力作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过，所有的牌暂时似乎都握在斯大林手里，但他觉得还是不要直接跟西方摊牌为好。他可能是估计，英美最终会选择通过三方会议去解决伊朗的前途问题（就像俄英两国在1907年所做的那样）。实际上，拜恩斯拒绝与英国人联手对抗苏联在伊朗挑起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位国务卿一心想与斯大林达成全面协议。
斯大林的手法有一种清晰可辨的模式。这位苏联领导人每次都站在有扩张主义倾向的下属一边，并有效地调动起苏联官员的沙文主义情绪。苏联人用遮遮掩掩、拒不认账的方式采取单边行动。他们一方面利用当地的革命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又更喜欢发起受他们控制的运动，以便进一步推进自己的目标。尽管斯大林假装保持在大国外交的框架范围之内，但他在不断地试探这种框架的底线。这种模式让斯大林在中欧和远东取得了明显的战术上的胜利。不过，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在浪费苏联战后在美国的政治资本，并且最终耗尽了斯大林的外交潜能。
从伊朗危机到冷战
伊朗政府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直接跟莫斯科谈判签订协议的事情。1946年2月19日，伊朗新总理艾哈迈德·盖瓦姆·萨尔塔纳（Ahmad Qavam al-Saltana）来到莫斯科和斯大林进行了持续三周的会谈。战争期间，盖瓦姆曾倾向于苏联，这可能对苏联的策略产生了影响。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扮演了一出“好警察与坏警察”：一方面在盖瓦姆面前承诺，充当德黑兰与分离主义政权之间的调解人，另一方面又向这位总理施压，要求给予苏联石油开采权。盖瓦姆指出，在外国军队仍然驻扎在伊朗领土上的时候，伊朗议会对任何石油开采权都是明令禁止的。斯大林怂恿盖瓦姆修改伊朗宪法，撇开伊朗议会进行统治。他承诺，苏联军队会“确保”盖瓦姆的统治。为了强调最后这一点，苏联的坦克编队还开始向德黑兰方向机动。那位伊朗领导人没有理会这种包藏祸心的建议；不过，他还是答应斯大林，会在伊朗议会选举之后为苏联争取到石油开采权。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盖瓦姆要比斯大林更狡猾。贾米勒·哈桑雷认为，伊朗总理“对美国在战后世界的能力做出了正确的评估”，并从苏联倒向美国。就在莫斯科的谈判还在拖延的时候，1946年3月2日，国际上为外国军队撤出伊朗规定的最后期限到了。苏联违反了这个协议。伊朗政府和伊朗议会在美国外交官的鼓动下，决定将此事提交联合国。这一手很漂亮，它改变了伊朗的整个游戏。美国的公众舆论因为“伊朗危机”而一下子变得群情激昂：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伊朗石油的未来，还有新成立的联合国有没有能力保护其成员防止大国的侵占。
苏联与伊朗的冲突恰好发生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和军方的态度转向反苏的时候。到3月份，这些集团开始把克里姆林宫的每一个动作都看作是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模式的一部分。杜鲁门决定把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派往土耳其海峡，为面临苏联最后通牒的土耳其撑腰。2月28日，拜恩斯公开宣布对苏联采取新的政策——“坚定而耐心”。在斯大林与盖瓦姆举行首次会谈一天后，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了他的“长电报”。他解释说，美国不可能把苏联变成一个可靠的国际伙伴，因此，他建议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在丘吉尔于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演说的次日，美国递交了抗议照会，说它对于苏联拖延从伊朗撤军不能“坐视不管”。在伊朗总理离开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对丘吉尔做出了愤怒的回应。有历史学家认为，对于战后的美国来说，1946年春对伊朗的支持，“标志着从消极到积极的政策转向”。
联合国的伊朗问题听证会被安排在3月25日。当莫洛托夫开始做准备的时候，他发现苏联陷入了外交上的孤立。“我们开始[在伊朗问题上]进行试探，”他回忆道，“但没人支持我们。”斯大林没有料到伊朗危机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有关伊朗的大惊小怪只是对神经的又一次考验，是少数国务活动家之间在较劲。他不明白美国的干预为什么突然之间加强了。在举行联合国听证会的前一天，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下令立即撤军，并指示驻德黑兰的苏联大使与盖瓦姆达成协议。不断施压，直到快要发生冲突才后退，这种行为模式反映了斯大林对国际事务运作方式的理解。不过，损失还是造成了：斯大林对伊朗的施压，连同他对土耳其的挑衅，使苏联走上了不仅与杜鲁门政府，还与美国大部分公众舆论为敌的道路。
心灰意冷的阿塞拜疆民主党领袖贾法尔·佩舍瓦利（Jafar Pishevari）感到被人出卖了。为了表示安慰，斯大林给他写了一封极其虚伪的信。他坚称，由于更重要的“革命”原因——这些原因佩舍瓦利是无法理解的——苏联不得不撤军。如果苏军继续留在伊朗，那将“削弱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基础”。他接着还说，苏联的撤军将使英美在其他国家的军事存在失去合法性，并推动那里的解放运动，因而“会使我们的解放政策更加合理有效”。
苏联的外交失败起初并不明显。斯大林在1946年4月的一段时间觉得，事实证明自己的政策是有效的。当时盖瓦姆同意给予苏联人石油开采权，就等新选出的伊朗议会的批准。只是到了9月份，斯大林才承认：伊朗议会不会批准盖瓦姆做出的让步。他像往常一样，把此事归咎于自己下属的“失察”，但是没有惩罚任何人。10月，伊朗总理策划了右翼分子对分离主义者的镇压。伊朗北部失去苏军支持的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伊朗军队开进北部省份的时候，斯大林抛弃了反叛者，让他们听天由命。面对巴库传来的苦苦哀求，他为阿塞拜疆民主党的精英和一些避难者开放了苏联边境，但别的就无所作为了。这次行动失败了，但巴吉罗夫和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其他许多人，无视此次惨痛的失败，依然希望苏联与伊朗“万一发生军事冲突”，就有机会并吞伊朗的领土并“重新统一”阿塞拜疆。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想过，要为阿塞拜疆挑起一场战争。
几乎就在同时，斯大林又遭遇了一场局部的失利。1946年8月7日，苏联人给土耳其递交了照会，重申他们“联合”控制海峡的“建议”。照会对于领土方面的要求只字未提，而且苏联外交官还暗示说，如果在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些要求就从此不提。此时已得到华盛顿和伦敦支持的土耳其人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斯大林在其对土耳其的神经战中的新动作，又一次适得其反，在美国政治家和军方当中，引发了真正的“战争恐慌”。模糊的情报以及对苏军在土耳其边境附近集结的夸大的估计，使美国政界和军界有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包括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和高加索的石油工业。这一次，就像有些证据显示的那样，斯大林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离战争的边缘有多么近了，因而取消了行动。不过，他在公开场合还是一如既往地虚张声势，对美国在原子弹上的垄断地位不屑一顾。
斯大林这次还是不打算为了土耳其而跟美国发生冲突，这让格鲁吉亚官员很是窝火。大约就在此时，格鲁吉亚的高级官员阿卡基·姆格拉德泽（Akaki Mgeladze）在与外高加索军区司令费奥多尔·托尔布欣（Fedor Tolbukhin）元帅的私下谈话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姆格拉德泽抱怨说，乌克兰人已经“收回”了他们所有的领土，格鲁吉亚人却还在等待。托尔布欣表示，他完全理解格鲁吉亚人民的渴望。
美国的行为是打乱斯大林计划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从1946年2月开始，美国采取了一种新战略，不但积极保卫土耳其和伊朗，还积极保卫西欧；它把这些地区和国家视为“共产主义扩张”的潜在牺牲品。从1945年秋开始，在全球的国际关系中，是美国而不是苏联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到了1946年，杜鲁门政府决定遏制苏联，这就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关系的走势。美国人在朝着与苏联对抗而不是合作的方向前进。对于斯大林的大国游戏来说，成功的概率开始下降。
在西方，苏联仍然拥有很高的威望，朋友也很多。但最有影响力的那些朋友都不在了。罗斯福的去世，以及哈里·霍普金斯、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哈罗德·伊基斯（Harold Ickes）等新政拥护者随后的离开，永远结束了苏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斯大林在美国政府中的最后的盟友是商务部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他大胆地主张，应该继续与莫斯科保持战时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华莱士与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是有联络的。1945年10月底，华莱士通过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给斯大林发了下面这封电报：“杜鲁门是个小政客，靠运气得到了他现在的位置。他的心意常常是‘好的’，但太容易受自己周围人的影响。”华莱士说自己是在与包括拜恩斯在内的一帮非常有势力的人“争夺杜鲁门的灵魂”。他声称那帮人极端反苏；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主要由美英组成的盎格鲁－撒克逊统治集团”，对抗以苏联为首的“极不友好的斯拉夫世界”。华莱士主动请缨，在美国扮演苏联“影响力的代理人”。他请求斯大林为他和他的支持者提供帮助。
这样的请求非同小可。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把它转达给斯大林。他的反应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不会为了帮助华莱士以及美国的左派而改变其国际行为的。不过，他估计，在自己争取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对付拜恩斯等对手时，华莱士和他的朋友们仍然会派得上用场。
对于有关美方对苏态度的分析及情报反馈，斯大林作何反应，现在我们还不清楚。1945年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密码员伊戈尔·古津科（Igor Gouzenko）和负责在美的一个间谍网的美国人伊丽莎白·本特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