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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意大利签订和约。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有了先例，到时候也可以撇开同盟国[跟中欧各国]签订和约。”他接着还说，即使如此一来会议会陷入僵局，“我们也不要害怕这样的结果”。
在会议的头几天，拜恩斯提议邀请法国和中国讨论与德国卫星国的和约问题。莫洛托夫在没有请示斯大林的情况下就同意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之所以坚持让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也参与有关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平会议，只是想抬高联合国的地位。但在斯大林的眼里，西方国务活动家的每一项动议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阴谋，是要破坏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已经达成一致的有关专属势力范围的认识。他对莫洛托夫非常恼火，并命令自己这位倒霉的副手收回同意让中国和法国参加讨论的决定——这一着导致了会议的暂时搁浅。斯大林写道：“同盟国在向你施压，以便让你屈服。但你必须坚持到底。”莫洛托夫承认了他的“严重疏忽”。从那时候起，莫洛托夫便因为对西方的“姑息”而受到斯大林的怀疑。
不管拜恩斯玩弄“原子外交”出于什么样的意图，这位国务卿并不想被看作正在毁掉民众对于战后合作的希望。9月20日，拜恩斯为了挽救此次会议，便向莫洛托夫提议签订一份条约，让德国保持20～25年的非军事化。莫洛托夫在跟斯大林联系时建议接受拜恩斯的提议，“只要美国人在巴尔干各国问题上多少能跟我们保持一致”。但斯大林并不想从德国撤军，以换取它非军事化的一纸保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袖指示莫洛托夫，拒绝拜恩斯的建议。他对莫洛托夫解释说，拜恩斯的提议有四个不同的目标：“第一，分散我们对远东的注意力——美国人在那里扮演了日本未来朋友的角色——让人以为那里的一切都好；第二，得到苏联的正式认可，让美国在欧洲事务中跟苏联平起平坐，以便日后可以跟英国联手控制欧洲的未来；第三，贬低苏联与欧洲国家业已达成的同盟条约；第四，破坏苏联将来要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等国签订的同盟条约。”
这些话显示出斯大林当时心中既缺乏安全感，野心又很大。在答复拜恩斯的新提议时，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建议：跟在德国相似，在日本也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美国独自控制日本，不让他国染指，这就跟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一样，威胁到斯大林对战后世界的设想。拜恩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拒绝讨论苏方的反提议。斯大林勃然大怒：“英美无礼至极，对自己的盟友缺乏起码的尊重。”他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说。
斯大林仍想与美国人打交道，所以尽量避免对杜鲁门有任何不敬。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拒绝被怀疑是“原子外交”始作俑者的拜恩斯。9月27日，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表现得“绝对坚强”，不要指望与美国妥协。“会议的失败意味着拜恩斯的失败，我们不要为此感到惋惜。”莫洛托夫仍然希望在经过多日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同盟国会拿出一个合适的折中方案。但斯大林并不想让步，于是，伦敦会议便于10月2日以僵局收场了。
从短期来看，斯大林阻挠伦敦会议的策略是成功的。拜恩斯因为未能与苏联人达成协议而非常沮丧。他决定退让，不再像早先那样刚愎自用。美国反对苏联在中欧的行为的决心大为受挫。为了打破僵局，拜恩斯指示埃夫里尔·哈里曼拜会斯大林。10月24～25日，斯大林在他位于黑海加格里（Gagri）的秘密别墅里慷慨地接待了哈里曼。在会见中，哈里曼注意到，斯大林“对我们拒绝苏军在北海道登陆依旧耿耿于怀”。这位苏联领导人指责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做事想不到要通知苏联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卫星国”，他说，这种角色苏联是不会接受的。在日本，斯大林说，苏联让在一边，让美国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样也许会更好。他斯大林从来不赞成孤立主义政策，但“现在，苏联或许该采取这样的政策了”。
哈里曼发现，斯大林“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猜疑”；但在会见结束离开时，他认为如果中欧在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对美国的影响保持开放，苏联在那里的安全关切可以得到满足。他未能看到，对斯大林来说，中欧和巴尔干是没有英美的空间的。11月14日，还是在加格里的别墅，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告诉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和其他波兰共产党人，要拒绝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他向客人们警告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企图“夺走我们的盟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
斯大林决心不让中欧受西方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外交游戏。突然间，拜恩斯又成了他最中意的伙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拜恩斯默许了苏联的要求，把法国和中国排除在和谈的总体安排之外。12月9日，在斯大林从黑海发给克里姆林宫政治局对外政策“四重唱”（莫洛托夫、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的电报中，他写道，“我们赢得了这场斗争”，迫使美国和英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后退了。他再次斥责莫洛托夫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与恫吓。最后他说，“显然，在与美英这样的伙伴打交道时，要是我们显得没有底气，在恫吓面前开始让步，那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要的成果。要想从这样的伙伴那里有所斩获，我们就必须用坚定而顽强的政策武装自己”。最高领袖向他的手下证明：就跟以前在战争时期一样，他们在战后事务中也离不开他的指导。
当斯大林12月份在莫斯科接见拜恩斯时，他待之如贵宾。美方的让步（在日本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达不到他的要求。可他仍然需要拜恩斯的合作，以便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以及在与德国及其前卫星国的和约问题上能有个好的结果。拜恩斯没想打原子弹这张牌，没有与英国人串通一气，也没有针对苏联人在伊朗北部的分离主义冒险活动向他们施压。总的来说，双方按照斯大林自以为是自己强项的互谅互让的方式进行了谈判，包括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和特许权。
对于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举行的那些受到操纵的选举，拜恩斯也表示认可，以换取对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稍作调整和克里姆林宫会尊重政治“自由”及反对派权利的公开承诺。斯大林立即打电话给索菲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告诉他挑选“一些反对派代表”，并把一些“不重要的部门”交给他们。之后，据哈里曼说，“俄国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而且在那以后，在其他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变得容易了”。
斯大林在巴尔干地区的关联外交（diplomacy of linkage）是成功的。1946年1月7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各位领导人分享了他对胜利的喜悦。斯大林宣称：“你们的反对派可以见鬼去了！他们过去抵制选举。现在三大国承认了这些选举。”他认为，对于保加利亚共产党政府逮捕反对派领袖，西方列强也许非常不满，但“他们不敢”怪罪苏联。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顿（Fulton）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警告美国说：现在整个东欧都处于“铁幕”的背后，受到莫斯科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在这之后，斯大林在巴尔干地区的策略并没有改变。丘吉尔呼吁美英联手制衡苏联，这让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犹豫了，但斯大林意识到这种情况后就不断地向他们施压。他批评季米特洛夫谨小慎微，命令他立即除掉反对派。
对于苏联势力范围中的其他欧洲国家，斯大林是比较慎重的。芬兰尽管是苏联的邻国，却设法逃脱了苏联化的绞索。1945年10月，斯大林在与芬兰代表团的会谈中声称：据测算，苏联的对芬政策是很慷慨的。他说：“我们对邻国好，它们也会对我们好。”这种“慷慨”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斯大林的副手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向芬兰索取战争赔偿（以原材料形式）时是锱铢必较的。斯大林还故技重演，喜欢装作苏联仍然关心英美在波兰问题上的感受的样子。他一再劝告受其庇护的波兰共产党，“不要违反”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他告诉他们要容忍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即便他称其为“英国人的傀儡”。然而，当波兰人提到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让反对派欢欣鼓舞并期待“西方国家”来解放时，斯大林自信地说，美国和英国不准备与苏联翻脸。“它们想恫吓我们，但如果我们不去理睬，慢慢地，它们就不会制造噪声了。”
斯大林与美国“原子外交”的斗争并不限于中欧，它还延伸到远东。10月，克里姆林宫对国民党的态度转向强硬，并开始支持中国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这跟美国在伦敦会议上拒绝让苏联在日本事务中发挥作用有关。其实，它属于斯大林对拜恩斯“原子外交”回应的一部分。当斯大林9月底接到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东北登陆以帮助国民党的时候，他被激怒了。在他看来，这预示着实力天平的改变，对苏联在东北亚的长期影响力构成了威胁。克里姆林宫试图再次利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的存在来抗衡国民政府。
11月底，杜鲁门把著名的军方领导人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作为外交特使派往中国，为国民党打气，反对苏联人与中国共产党。然而，就在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时候，斯大林已经转变了策略，从“坚定政策”改为寻求妥协。中国东北的苏联代表开始与国民党官员合作。跟在欧洲一样，斯大林在远东也想向美国人发出信号：他准备重返雅尔塔框架。因为斯大林知道，苏军很快就必须离开中国东北。但在此期间，对这个关键地区的争夺还在继续。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中华民国的领导人蒋介石也想回到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业已达成的理解。这次他派往莫斯科的不是亲美的宋子文博士，而是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是在苏联长大的，而且还曾经是苏共党员。
莫斯科带着怀疑接待了这位使者。外交部副部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Solomon Lozovsky）在他给领导的备忘录中写道，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搞平衡”。这不符合苏联不让美国染指中国东北的目标。“我们除掉了我们边界上的日本邻居，我们不能再让中国东北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展其经济政治影响的舞台。”洛佐夫斯基建议，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美国对华北的经济渗透。哪怕是斯大林本人也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好了。
杜鲁门给苏联人帮了忙。12月15日，他宣布美国不会站在国民党一边，武力干涉中国内战。在莫斯科谈判前夕，这条消息削弱了蒋介石的地位。他的儿子秘密地告诉斯大林：为了得到斯大林的帮助，恢复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对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控制，国民政府准备与苏联建立“最亲密的”同盟关系。蒋介石还承诺在苏中边境实行非军事化，并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经济中最重要的地位”。不过，蒋介石坚持在华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让斯大林明白，他并不准备彻底倒向苏联。”
斯大林建议就中国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签订协议，而且要把美国人排除在外。他是想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凭借苏联的军事占领，这一点很容易实现。即使他们撤走了，也可以通过中共的军队来抗衡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和美国人。因此，斯大林坚决拒绝蒋介石提出的向毛泽东施压的要求；他只是指示中共采取低姿态，集中力量占领农村和小城市。
针对中苏重归于好的迹象，美国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1946年2月，美国人向蒋介石施压，要他取消与莫斯科的双边经济谈判。他们公开了罗斯福与斯大林就中国问题达成的秘密协议，企图以此来破坏《中苏条约》。反过来，苏联代表也公开表示，不考虑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开放”。虽然莫斯科宣布从中国东北撤军，但克里姆林宫最终让中共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各大城市。
不过，对莫斯科来说，起初那么顺利的事情，最终却使雅尔塔与波茨坦体系中煞费苦心的平衡出现了重大分裂。斯大林想通过控制从中国东北撤军的时机，逼迫国民党在经济上向苏联做出让步并防止在那里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但他未能实现这些目标。而且，尽管斯大林费尽心机，他还是没能将中国东北变成苏联独享的势力范围。最终他不得不把这个地区让给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以换取毛泽东与苏联结为战略同盟的承诺。
对周边地区的试探
到1945年8月为止，几个月以来，克里姆林宫一直陶醉于天空如此广阔的气氛当中，就连广岛原子弹也没能让他们马上清醒过来。斯大林一边在中欧和远东建立安全缓冲区，一边开始瞄上土耳其和伊朗。
俄罗斯的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觊觎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峡。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鏖战正酣的时候——当时土耳其与德国及奥匈帝国结成了同盟——英国甚至承诺支持俄国的要求，把海峡及土耳其沿海地区变成它的势力范围。不过，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让这个秘密协议失去了效力。1940年11月，在苏德柏林谈判期间，莫洛托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坚持要求让保加利亚、土耳其海峡以及黑海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在与伟大同盟中的西方伙伴谈判时，再次强烈提出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