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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和纳粹德国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危险。作为一个有着犹太血统并信奉世界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李维诺夫觉得未来的轴心国是对苏联及欧洲和平的致命威胁。在斯大林的大清洗那段最糟糕的日子里，李维诺夫因为反对法西斯和纳粹的侵略战争、维护欧洲的集体安全而在国际联盟中为苏联赢得了许多朋友。斯大林——就像一些学者一直怀疑的那样——发现李维诺夫的外交活动是有用的，但在对世界潮流的解读上却与自己很不一致。在他给莫洛托夫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员拉扎·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的信中，反映出一种相反的安全观：“有两个同盟正在形成：意大利与法国组成的集团，以及英国与德国组成的集团。它们之间斗得越厉害，对苏联就越好。我们可以把面包卖给双方，那他们就可以继续打下去。如果一方现在就把另一方给打败了，那对我们没有好处。让这场争斗尽可能地打下去，而且一方不能很快地战胜另一方，那对我们是有利的。”
斯大林希望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长期对抗下去，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幕。1938年的英德慕尼黑协定让斯大林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1939年的苏德条约是他的一个企图，想让欧洲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这场“争斗”继续打下去，尽管事实证明这两个集团的构成跟他预言的完全不同。对于自己有关希特勒的意图的灾难性误判，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永远也不会认账，他也不会承认事实证明李维诺夫的路线是正确的。
在国际事务方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对于斯大林早期看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欧洲主张实用政治的政治家们相反，布尔什维克是透过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眼镜来看待力量均势和武力使用的。他们利用外交游戏来保存苏联，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作为乐观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即将崩溃。他们还相信自己是用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一点使他们优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对于权力游戏和争夺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试图提出一种多边主义主张，而布尔什维克对此却不屑一顾。对他们而言，威尔逊主义要么是伪善，要么是愚蠢的理想主义。在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派代表打交道时，政治局自始至终都喜欢蒙骗他们。在1925～1927年与反对派的权力斗争中，在把国民党的中国国民政府转变成共产主义政权的可能性问题上，斯大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乐观主义革命立场。1927-1933年间，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第三阶段”理论：它预言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即将到来，它们“远超过1918-1919年的浪潮，必定会砸烂这个世界”，并导致“无产阶级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
然而，斯大林的世界观并非只是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复制品。它是一种不断演变的混合物，汲取着不同的来源。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国内政治斗争的经验。在经历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消灭对手和努力进行国家建设的岁月之后，斯大林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对机遇做出灵活的反应和避免用任何具体的立场束缚自己的手脚。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认为，斯大林“除非觉得胜券在握，否则不会出手”。在权力问题上，他永远是个机会主义者。在国内，他与自己的某些对手联合起来打击别的对手，然后再把他们全都除掉。在对外事务上，想必他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法。
斯大林阴暗多疑的心理和残忍的、有仇必报的个性，对他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与许多持有世界主义观点的乐观的布尔什维克截然不同，他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恐惧并排斥外来的东西，而且越来越犬儒化（cynical）。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就像共产党的政治一样，充满了敌意和危险。在斯大林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完全信任。任何合作迟早都可能变成零和游戏。作为处理对外事务的方法，单边主义和武力永远要比协议和外交手段更可靠。莫洛托夫后来说，他和斯大林“不靠任何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1947年10月，正在黑海度假的斯大林对看望他的一群亲苏的英国工党议员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支配当代国际生活的并不是“同情”，而是“个人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觉得自己能够占领并征服另一个国家，那它就会那样做。如果美国或别的国家意识到英国完全依赖于它，意识到它没有别的出路，那它就会把英国吞掉。“没有人同情或尊重弱者。尊重只留给强者。”
在20世纪30年代，沙俄——历史上苏联的前身——的地缘政治遗产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源头。作为历史文献的如饥似渴的读者，斯大林逐渐相信，他继承了沙皇们曾经遇到过的那些地缘政治难题。在一战前夕和一战期间，他尤其喜欢阅读有关俄国外交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文献。他还密切关注叶夫根尼·塔尔列（Evgeny Tarle）、阿尔卡季·叶鲁萨利姆斯基（Arkady Yerusalimsky）等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他们所写的都是关于欧洲实用政治、大国同盟以及开疆拓土方面的内容。当党刊想要重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时——沙俄的对外政策在文中被说成是扩张主义的和危险的——斯大林是与沙俄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的观点站在一边的。在193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纪念活动中，斯大林说，俄国的沙皇们“也做了件好事——他们建立了一个绵延至堪察加半岛（Kamchatka）的庞大国家。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苏联是大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该主题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与国内宣传的支柱之一。斯大林甚至挤出时间来批评和修改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草案，使之符合自己已经改变的信念。赫鲁晓夫回忆说，1945年，“斯大林相信自己处在跟打败拿破仑之后的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位置，相信他可以为整个欧洲制定规则”。
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最初掌握政权起，他们就必须协调好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这是苏联的“革命与帝国范式”的起源。斯大林对该范式提出了新的、也许更可靠而有效的理解。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曾经把苏联看作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斯大林则开始把苏联视为“社会主义帝国”。其世界观的焦点是苏联的安全与扩充势力。同时，按照斯大林的看法，这些核心目标最终需要改变与苏联接壤的那些国家的政权及其社会经济秩序。
斯大林确信当时国际事务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竞争与危机的逐步发展，相信整个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还有两点也是源自这个总的信念。第一，在斯大林看来，西方列强很可能在短期内策划针对苏联的阴谋。第二，凭借自己的治国术、谨慎与耐心，斯大林认为苏联有把握战胜资本主义列强的任何联合。在纳粹入侵的最艰难的日子里，斯大林依然设法保持着对伟大同盟范围内的外交事务的掌控。当苏联从落后与低人一等的状态迅速变得强大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的时候，对于苏联的野心与界限，斯大林就不想再把它们限于安全方面的需要了。他让它们处于开口（open-ended）状态，就跟俄国在沙皇时代的扩张一样。斯大林的革命与帝国范式和丘吉尔的实用政治之间发生碰撞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44年10月的苏英“百分比协定”。那位英国领导人想谋求东欧的力量均势，于是就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问题主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种外交安排。斯大林同意了丘吉尔的“百分比协定”，但他后来的政策表明，他想把英国彻底赶出东欧，并依靠红军的力量在那里建立友好的共产党政权。
在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的会谈中，斯大林喜欢披上他“现实主义者”的斗篷，给自己那些缺乏经验的小伙伴上课。1945年1月，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教训一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列宁活着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会像这样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列宁一直想着所有人都可能宣布反对我们，要是哪个遥远的国家——例如美国——保持中立，那就好了。可现在的情况是，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宣布反对我们，另一个集团却跟我们站在一起。”几天后，在南斯拉夫人和前第三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面前，斯大林又重复了同样的看法。不过这一次他还预言说：“现在我们是在跟一派结盟反对另一派，将来我们也会跟这个资本主义派别做斗争。”
在对待自己的卫星国时，斯大林摆出一副稳健的“现实主义者”的样子，相信苏联军队可以帮助共产党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任何地方夺取政权。当瓦西里·科拉罗夫（Vasil Kolarov）一个为建立亲苏的保加利亚而与季米特洛夫并肩工作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建议把希腊的部分沿海地区并入保加利亚时，苏联人拒绝了。“这不可能，”莫洛托夫后来说，“我得到了[斯大林的]指示，被告知不要这么做，时机不合适。所以，尽管科拉罗夫催得很紧，我们还是只能保持沉默。”斯大林在一次谈到希腊共产党时说：“他们以为红军会打到爱琴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军队派到希腊。希腊人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就希腊而言，斯大林恪守与丘吉尔达成的“百分比协定”，承认它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导人认为，在还没有把苏联战时的好处收入囊中之前就在巴尔干地区跟英国人翻脸，是个“愚蠢的错误”。还有些要优先考虑的目标，而这些目标需要英国人的合作，或者至少是中立。他不想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与同盟国“资本主义集团”中的某个大国发生冲突。这样的策略很管用：丘吉尔投桃报李，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对于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违反雅尔塔原则的行为，一直隐忍不发，没有进行公开的批评。
1945年春，斯大林的治国术对于其西方伙伴的优势看起来是无可置疑的。随着苏军连同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横扫巴尔干地区，丘吉尔的实用政治以惨败而告终。莫洛托夫满意地回忆说，英国人直到“半个欧洲脱离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后才如梦方醒：“他们失算了。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的自大一定是达到了顶峰。在苏联人民和精英甚至还没有开始庆祝二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就已经忙于构建“社会主义帝国”了。
建设帝国
斯大林当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东欧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这一点现在已没有任何疑问。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看作苏联用来防范西方的潜在的安全缓冲区。欧洲的地理和历史，包括最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决定了苏联扩张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经波兰往欧洲的心脏——德国方向，另外就是经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巴尔干地区和奥地利方向。同时，就像斯大林与外国共产党的会谈所反映的那样，他是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定义苏联的安全的。他还认为，通过在东欧国家推行以苏联为样板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苏联会而且必定会保障自己在那里的势力范围的安全。
对斯大林而言，苏联在东欧的目标的这两个方面——安全与政权建设——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去实现这两个目标。有些苏联领导人，其中也包括尼基塔·赫鲁晓夫，希望整个欧洲在战后都转向共产主义。斯大林也想这样，但他知道，力量的均势不会让他实现这个目标。他很清楚，当同盟国军队占领西欧的时候，法国或意大利的共产党是没有机会夺取政权的。所以，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现实主义者”决定在伟大同盟的框架范围内采取行动，尽可能把他的资本主义的临时伙伴挤出去。
莫洛托夫回忆说，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极为看重《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罗斯福有关这份文件的最直接的动机是，想要安抚一下国内潜在的批评者——那些人准备攻击他与斯大林沆瀣一气。罗斯福仍然相信，与其因为苏联在东欧的镇压而与斯大林撕破脸皮，不如继续与斯大林保持合作。同时，总统还希望，让斯大林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也许会使苏联人有所忌惮，不会采取更加露骨的侵略行为，特别是在波兰。然而，斯大林把《宣言》理解为罗斯福承认苏联有权利在东欧获得势力范围。在更早的时候，总统还承认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莫洛托夫对美方草案的措辞感到不踏实，但斯大林告诉他：“不用担心。后面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现在的关键是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
苏联人及其共产党合作者在东欧采取了两种政策。首先是看得见的社会政治改革：消灭旧有的所有者阶层（其中有些因为与德国人合作而受到牵连并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业的国有化；建立多党的议会制或“人民民主制”。其次，对于站在对立面的民族主义武装进行无情的镇压；创建日后可以取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