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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私吞了。所剩无几的一点点让领到的人千恩万谢。战时的宣传节目和租借物资还使美国的文化影响力有机会渗透到苏联社会。高级官员及其家人可以看到包括《卡萨布兰卡》在内的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大使馆，对于西方有能力影响俄罗斯持怀疑态度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承认，“不能低估”放映的电影所产生的善意。在1941～1945年间，数千名苏联军方的官员、贸易代表和情报人员奔波于美国各地。美国生活方式的活力与标准让来访者心中五味杂陈：迷恋、困惑、嫉妒，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在此后的几十年，苏联访问者都对自己的美国之行无法忘怀，而且还跟子女和亲戚一起分享他们的印象。
不过，苏联精英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成见。苏联官员当中很少有人清楚美国政府和社会的运转方式，连那些高级官员也是如此。苏联驻美大使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Alexander Troyanovsky）——他也曾担任过驻日本大使——表达过他的困惑：“如果说可以把日本比作钢琴的话，那美国就是个完整的交响乐团。”苏联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一种排外而恐外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说的是没有办法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苏联的“新话”。有些苏联官员觉得，美国的上层社会对待他们——往好里说——有一种屈尊俯就的意味，一种物质与文化上的优越感。率领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总参情报总局（GRU）局长费奥多尔·戈利科夫（Fedor Golikov）元帅对哈里·霍普金斯很生气。后者是罗斯福的助手，也是美苏伙伴关系最坚定的支持者。戈利科夫在自己的日记中把霍普金斯说成是“无耻的伪君子”：“这位大人物的小听差”觉得，“我们这些苏联人在他面前就该像乞丐一样，对主人桌上的残羹剩饭必须耐心等待，千恩万谢”。很久以后，莫洛托夫也表达了他对罗斯福本人的类似的感觉：“当时，罗斯福相信俄国人会低三下四、点头哈腰地向美国乞讨，因为[俄国]是个穷国，没有工业，没有面包——所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的人民已经为牺牲和斗争做好了准备。”
尽管有了从北冰洋运来的援助，但苏联官员和军方中仍然有许多人认为，美国是在有意拖延，要等到俄国人消灭了大部分德军之后，或者也许是德国人消灭了大部分苏军之后，自己才会在欧洲发动攻势。在苏联精英看来，苏联为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美援乃是对它的回报；因此，他们从未觉得有必要表示感谢并对自己的美国盟友礼尚往来。这也是让与他们打交道的美国人十分不满的原因之一。1945年1月，莫洛托夫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请求，只是它听起来更像是要求而非有求于人的请求。这让一些美国人很是反感，也让其他美国人愤愤不平。结果，莫洛托夫又一次拒绝了“讨要主人桌上的残羹剩饭”。在苏联高层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给苏联贷款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预防美国经济在战后不可避免的衰落。在一群理想主义同情者的帮助下，苏联情报人员刺探到了美国的工业和技术秘密。苏联人就像是这样一群客人——他们得到了主人的慷慨帮助和热情招待，但即便这样还是无礼地偷走了主人作为奖品得到的宝贝。
罗斯福把苏联当作平等的伙伴和大国来对待的政策，骄纵了苏联官僚。1944年底，斯大林要罗斯福同意恢复“被日本在1904年的背信弃义的进攻所侵犯的俄国以前的权利”。罗斯福同意了，甚至都没有坚持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对苏联驻美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满意地说：“美国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从我们与美国未来的关系来看，这一点很重要。”莫斯科有许多人指望苏联在东欧的计划也会得到类似的迁就。1944年底，苏联情报部门的首脑们认为：“对于这些（东欧）国家战后的前途，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清晰的政策。”
大部分苏联官员都相信，美苏之间的合作在战后还会继续，尽管这其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折。1944年7月，葛罗米柯认为，“在我们与美国的交往中，虽然有可能会时不时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两国之间战后继续合作的条件肯定是存在的”。李维诺夫把“防止英美结成反苏集团”视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他期待在美国退出欧洲之后，伦敦与莫斯科之间有可能达成“友好协议”。而莫洛托夫本人当时也这么想：“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一点很重要。”
无数的苏联精英与普通公民当时是怎么想的，这方面只有一些零星的资料。不过，苏联报纸和中央当局在1945年收到的许多来信中都问到一个问题：“美国在战后还会帮助我们吗？”
在罗斯福的帮助下，雅尔塔会议成了斯大林在政治上最辉煌的胜利。苏联官方从上到下都显得信心满满。外交人民委员部在驻外苏联外交官中传阅的雅尔塔会议成果备忘录中写道：“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谋求妥协的倾向明显。我们认为此次会议是非常积极的，尤其是在波兰和南斯拉夫问题上，以及在战争赔偿问题上。”1945年4月，美国人甚至也没有与苏联人争着攻打柏林。斯大林为此还私下里夸奖了欧洲盟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的“骑士风度”。
事实上，就在罗斯福对苏方意图的怀疑开始与他想在战后继续合作的愿望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去世了。罗斯福在听说了苏联人在东欧的占领手段后十分愤慨。他气愤地与斯大林就所谓的柏林事件交换了意见。总统在1945年4月12日的突然辞世，也让克里姆林宫非常意外。莫洛托夫到美国人在莫斯科的驻地斯帕索宫（Spaso House）吊唁时，“看上去深感悲痛和不安”。斯大林的传记作者之一表示，就连斯大林对于罗斯福的去世也是心绪烦乱。这位战时的伟大而熟悉的伙伴，并且在和平时期也有可能如此的伙伴走了。新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怎么样，还是个未知数。这位密苏里州的政治家有些话让苏联人听起来很刺耳。莫洛托夫对于自己1945年4月23日与杜鲁门第一次打交道就发生激烈冲突所做出的反应，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杜鲁门当时指责苏联人违反了在雅尔塔就波兰问题达成的协议，而且甚至没等到莫洛托夫的抗辩就中止了会谈。震惊不安的莫洛托夫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电报，汇报此次会谈的情况。当时也参加会谈的葛罗米柯觉得莫洛托夫“担心斯大林在这件事上会拿他当替罪羊”。最后，莫洛托夫决定让这件事过去：在他的与杜鲁门会谈的记录上，对于总统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和莫洛托夫的灰溜溜的离开只字未提。
很快，在美国的苏联情报人员就开始报告说，华盛顿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危险的转变。他们了解到那里有许多集团，尤其是天主教组织和劳工组织，再加上两大政党中大批反对新政的组织，在美苏结成伟大同盟期间，骨子里仍然反共反苏。这些集团一心想断绝与苏联的任何联系。一些军队指挥官[柯蒂斯·勒梅少将（Curtis Le May）和乔治·巴顿将军（George Patton）等人]公开说，打败了“德国佬”和“日本人”之后，就“干掉红军”。
1945年4月底，在莫斯科响起了最初的警报：杜鲁门政府事先没有通知就突然停止了给苏联的租借物资的供应。由此造成的总计达3.81亿美元的物资损失，对本已极度紧张的苏联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国防委员会（GKO）——战争期间取代苏共政治局的国家机构——决定从黄金储备中拿出1.13亿美元来弥补损失的部分物资。在莫斯科提出抗议后，美国恢复了租借物资的供应，说是有关部门搞错了；但这并没有打消苏联方面的怀疑。驻美的苏联代表和莫斯科的许多官员，有节制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他们全都把此事看作企图在政治上向苏联施压。莫洛托夫没有隐瞒他的愤怒，而是严令苏联大使：“不要去求他们。如果美国想切断物资供应，那对他们来说会更糟。”这件事在感情上助长了单边主义政策，克里姆林宫决心依靠它自己的力量。
5月底，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NKGB，前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纽约情报站站长打电报给莫斯科说，以前对罗斯福的对外政策没有影响力的“经济圈中的人”，正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以改变[美国]对苏政策”。从在美国的“朋友”、共产党人和同情者那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得知，杜鲁门与美国参议院中的“极端反动派”，如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伯顿·惠勒（Burton K. Wheeler）、阿尔本·巴克利（Alben Barkley）等人，保持着友好关系。电报还说，“反动派特别寄希望于有可能把[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这部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杜鲁门]在这些事情上没有经验，也不了解情况”。电报最后说：“[杜鲁门]接任总统预计会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相当大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对苏关系。”
驻英国的苏联情报官员和外交官员也向莫斯科报告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苏联在东欧尤其是波兰的行动又开始挑事了。驻伦敦的苏联大使费奥多尔·古谢夫（Fedor Gusev）向斯大林报告说：“丘吉尔在提到迪里雅斯特（Trieste）和波兰问题时非常恼火，透着明显的恶意。我们现在在跟一个不讲原则的冒险家打交道——因为与和平相比，他更喜欢战争。”与此同时，总参情报总局也截获了丘吉尔给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陆军元帅的命令——收存缴获的德军武器，有可能要重新武装向西方盟国投降的德军。据总参情报总局高级官员米哈伊尔·米尔斯坦（Mikhail Milstein）说，这份报告加重了克里姆林宫的怀疑。
到1945年7月，乌云似乎要散去了。杜鲁门想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并想让所有人都相信他在继续奉行罗斯福的对苏政策。哈里·霍普金斯作为杜鲁门的特使去了一趟莫斯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了数小时，返回时自认为在波兰等让伟大同盟开始出现分裂的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克里姆林宫和外交及情报圈中的警报声逐渐平息下来。然而，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的头几天乃是这种自鸣得意的最后时光。美苏伙伴关系就要到头了，战后同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将升级。
斯大林的因素
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带着崇敬之情回忆说，1943年，在从莫斯科到巴库（Baku）的火车上，斯大林（他要从巴库换乘飞机参加德黑兰的三巨头会议）吩咐不要打搅他，让他一个人留在自己的车厢里。“他没有批阅文件，而是像大家知道的那样，在里面坐了三天，只是盯着窗外，全神贯注地考虑问题。”我们很可能永远无从知晓，看着被战火蹂躏的国家从窗外闪过，他在想什么。关于斯大林1945年时的想法，这方面的证据如同拼图游戏中的材料那样，东一块，西一块。斯大林更喜欢和少数几个亲密副手口头商议。只是在像遥控指挥外交谈判这种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他才会把他的想法写下来。结果，对于他的意图和计划，就连他的副手也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理解。就连最有经验的观察家和分析家，对斯大林也是既印象深刻，又摸不透、看不准。
斯大林这个人具有多重身份。他生长在动荡不宁、有仇必报的多民族的高加索地区，这得使他具备一种戴多副面具和扮演多种角色的能力。他是格鲁吉亚的“金托”（Kinto）（一个罗宾汉式的令人敬仰的强盗）、革命的银行抢劫犯、列宁的谦逊而虔诚的学生、布尔什维克党的“铁人”、伟大的战争领袖和“科学合唱团的领唱”。斯大林甚至自己选择了俄罗斯人的身份。在对外事务方面，他还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的”国务活动家，而且他设法让许多观察家都相信了他的“现实主义”。1943-1945年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回忆说，他觉得斯大林“比罗斯福消息更灵通，比丘吉尔更现实，在某些方面是战争领袖中作用最大的人”。很久以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写道，关于对外政策的处理方式，斯大林的观点“完全是旧时代实用政治的观点”，就跟俄国国务活动家沿用了几个世纪的那种差不多。
斯大林真的是个“现实主义者”吗？1935年9月的一封由黑海——斯大林正在那里度假——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把斯大林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思维方式揭示得清清楚楚。当时，希特勒在德国已经上台两年，而法西斯意大利则公然挑战国际联盟，对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发动了残忍而野蛮的进攻。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应该与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结盟，以保障苏联的安全，对抗狼狈为奸的法西斯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