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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制的“人民民主制”的组织，并为共产党政权打下基础。后者通常意味着苏联的代理人对安全机构、警察和军队的控制，苏联的同路人对其他部委和政党的渗透，以及非共产党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的妥协、循规蹈矩及最终的消灭。
通过与东欧共产党的会晤和通信，或者是借助自己的副手，斯大林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总的指导路线。他把这些政策在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日常的执行工作，委托给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Klement Voroshilov）和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能够反映出这些人角色的准帝国色彩的是，在莫斯科的权力圈子中，都是用“总督”来指代他们。在东欧各国国内，克里姆林宫依靠的是苏联的军事当局、秘密警察和那些原籍东欧的共产党人——其中有许多是犹太人，他们跟在苏军后面返回了自己的祖国。
在东欧，混乱、战争的蹂躏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有助于斯大林和苏联人实现他们在那里的目标。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纳粹德国曾经的三心二意的盟友——苏军的到来成了社会和意识形态尖锐分化的开始。有害的民族主义、种族对立以及历史积怨充斥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心想除掉作为潜在的危险分子的少数民族，首先就是德意志人。在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中，斯大林常常把德国说成是“斯拉夫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让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相信，他支持他们的领土野心。他还支持东欧政治斗争中的种族清洗。直到1945年12月为止，斯大林都在考虑采取泛斯拉夫方案，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组成若干个多民族的邦联。不过，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于出于什么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是他觉得，相对于多民族的邦联而言，对较小的民族国家分而治之更容易。
在确立苏联对东欧最初的控制方面，苏联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活动依然是关键。在波兰，地下军（AK）坚决拒绝斯大林有关波兰的计划。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那之后，围绕波兰的前途问题，苏联与西方同盟国之间首次出现了分歧。丘吉尔指责波兰亲苏政府的权力“靠的是苏联人的刺刀”。他说得绝对正确。雅尔塔会议一结束，“间谍死神”的代表伊万·谢罗夫就从波兰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说，波共想要除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Stanislaw Mikolajczyk）。斯大林批准逮捕了地下军的16名领袖，但命令谢罗夫不要动米柯瓦依契克。尽管采取了这一预防措施，但苏联人拙劣的手段还是适得其反。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苏联人“恶劣的”行为提出了抗议。让斯大林特别恼火的是，杜鲁门也与丘吉尔一起抗议逮捕地下军的领袖。在斯大林的公开答复中，他说之所以必须逮捕那些人，是为了“保护红军前线的后方”。逮捕并没有停止。到1945年底，苏联人关押了2万名波兰地下组织的成员，而这些人在战前是波兰剩下的精英和公务员。
罗马尼亚也令莫斯科头疼。该国的政治精英公开向英国人和美国人寻求帮助。总理尼古拉·莱德斯库（Nicolae Radescu）和“历史上的”国家农民党及国家自由党的领袖们，毫不掩饰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从莫斯科返回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了民族民主阵线。他们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发动了推翻莱德斯库的政变，并在1945年2月底把国家带到了内战边缘。斯大林将其最可憎的心腹和在20世纪30年代的审判中臭名昭著的迫害者之一安德烈·维辛斯基派往布加勒斯特，并给米哈伊尔国王下了最后通牒：莱德斯库必须下台，代之以亲苏的政治家彼得鲁·格罗查（Petru Grozu）。斯大林为此还命令两个师的部队进入布加勒斯特附近的阵地。西方列强没有干预，但包括国务院特使伯顿·贝里（Burton Berry）、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考特兰特·范·伦塞勒·斯凯勒（Courtlandt Van Rensselaer Schuyler）在内的美国代表都非常震惊，并和罗马尼亚的精英们一样，开始对苏联的统治感到担忧。由于西方越来越感到不满，斯大林决定不动米哈伊尔国王和“历史上的”两党领袖。
再往南，在巴尔干地区，斯大林与南斯拉夫这个重要的盟友合作，建立了苏联的势力范围。1944～1945年，斯大林认为，成立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邦联这个想法，是在中欧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着妙手；这样做还可以分散西方列强的注意力，使之不去盯着苏联在那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改造计划。然而，获胜的南斯拉夫游击队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野心太大。具体来说，他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其他成员想要斯大林支持他们对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他们还谋求莫斯科支持其“大南斯拉夫”计划——它将把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包括在内。斯大林暂时没有表示不满。1945年1月，他建议南斯拉夫共产党与保加利亚人成立一个二元制国家，“就像奥匈帝国那样”。
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从1919年开始就对迪里雅斯特及其周边地区有争议，而在1945年5月，在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中，迪里雅斯特有成为另一个分歧焦点的危险。为了与英美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竭力劝说南斯拉夫人降低他们的要求。南斯拉夫领导层勉强同意，但铁托克制不住自己的挫败感。他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表示，南斯拉夫人不想成为“利益范围政治交易”中的“小零头”。这话在斯大林眼里可是大逆不道。肯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对铁托起了疑心。尽管如此，在1946年围绕德国卫星国和约问题与西方列强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还是自始至终维护南斯拉夫对迪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苏俄官员执迷于泛斯拉夫的想法，也可能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苏联安全线南翼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斯大林的单边主义行动非常坚决，毫无顾忌。与此同时，他又审时度势，有进有退，避免过早地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从而避免殃及其他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特别是，斯大林必须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任务与建立一个亲苏的德国之间保持平衡（参见第3章）。另一个目标是将来的对日作战。
雅尔塔会议之后的数月是斯大林在远东地区捞取战利品的大好机会。1945年，斯大林和苏联外交官都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扈从国，并认为需要扩张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以防美国取代日本成为那里的主宰。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东北地区成为苏联在远东的环形安全区的一部分。在5月24日与军队指挥官一起举行的祝捷宴会上，斯大林说“好的外交”有时“比两三个集团军还管用”。斯大林1945年7～8月在莫斯科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证明了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雅尔塔协定——杜鲁门对此是承认的——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国民党拥有巨大的优势。斯大林毫不留情地对他们施压，催促他们接受苏联作为他们的保护国以对付日本。他对中国时任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说，苏联在亚瑟港、中东铁路、萨哈林岛南部和外蒙古的要求，“都是基于巩固我们对付日本的战略阵地的考虑”。
在与国民党讨价还价方面，斯大林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力量可以利用。在国民党与控制着毗邻外蒙古的中国北方的中共之间，莫斯科是唯一的调解人。苏联人还有一张没太声张的牌：他们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一些地区秘密资助并武装了维吾尔分离主义团体。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提出可以保证中国的完整以换取大的让步。“至于中共，”斯大林对宋子文博士说，“我们不支持也不想支持他们。我们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我们想诚实地对待中国和各个盟国。”
国民党领导层坚决抵制，尤其是在外蒙古问题上。然而，蒋介石——中国的领导人——与宋子文博士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知道，按计划，苏联红军将在欧洲战事结束三个月后进攻中国东北。他们害怕苏联人到时候会把中国东北交给中共。于是，他们就在8月14日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起初，斯大林似乎是守信用的：中共被迫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判。中共后来声称斯大林背叛他们、破坏他们的革命战略。不过在当时，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斯大林的逻辑：美国在支持国民党，如果苏联介入并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意味着美苏伙伴关系的迅速终结。
除苏联即将对中国东北发起进攻之外，美苏在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合作也给苏联人提供了在那里索取特殊权利的理由。杜鲁门不可能公开反对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只是要求遵循门户开放政策。哈里曼私下里要宋子文不要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但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不会再有机会以同样有利的条件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结果，斯大林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让步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雅尔塔协定的授权。
对于日本，斯大林也一样野心勃勃。在1945年6月26～27日夜里，斯大林召集政治局成员以及最高统帅部成员商讨对日战争计划。基里尔·梅列茨科夫（Kirill Meretskov）元帅和尼基塔·赫鲁晓夫想要苏军在北海道的北部登陆。莫洛托夫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就违反了与罗斯福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批评该计划从军事角度来看是个冒险的赌博。然而斯大林却支持这个计划。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苏联在对日本的占领方面据有一席之地。控制日本，防止它在军事上东山再起，这对于斯大林来说就跟控制德国一样重要。
1945年6月27日，《真理报》宣布斯大林就任大元帅。这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领袖执政生涯的顶峰。三周之后，波茨坦会议再次确认了雅尔塔三大国之间的合作框架。这是个对斯大林的外交以及帝国主义政策极为有利的框架。以丘吉尔——在他大选失败之后又以新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为首的英国代表团，起初反对苏联到处伸手。他们特别尖锐地批评了苏联在波兰的行动，并反对苏联从鲁尔区得到一些工业设备作为战争赔偿。杜鲁门的许多顾问，其中包括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怂恿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James Byrnes）支持英国的强硬路线。然而，杜鲁门在对日战争中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所以就没有听从这一建议。杜鲁门和拜恩斯还接受了斯大林要从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区得到一份战争赔偿的要求，并同意在德国成立中央政府。为了对批评者有个交代，杜鲁门建议委派一个同盟国的委员会去监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希腊等国的选举。但当斯大林指出美国人并没有邀请苏联去监督意大利的选举因而表示反对的时候，总统对这件事很快就不提了。在波茨坦会议之后，莫洛托夫通知季米特洛夫说，“此次会议的主要决议对我们有利”。他说，巴尔干地区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霹雳
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摧毁了广岛；三天后，另一颗原子弹把长崎化为灰烬。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尤里·哈里顿（Yuli Khariton）回忆说，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把这件事看作“是对苏联的核讹诈，是威胁要发动新的、可以说更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在苏联精英中，无所不能的感觉让位于新的不确定感。有些苏联官员告诉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斯（Alexander Werth），他们对德国千辛万苦取得的胜利现在“差不多白费了”。
1945年8月20日，克里姆林宫的大元帅成立了一个制造原子武器的特别委员会，并决定这件事必须“由全党”来进行——这对党和国家的整个统治阶层来说，意味着这个新任务是重中之重，就像先前20世纪30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一样。该计划成了战后的首次大动员，一场高度机密的、花费巨大的运动。战时工业的首脑们，包括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y Ustinov）、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鲍里斯·万尼科夫（Boris Vannikov）以及其他许多人，又回到了他们在对德战争中从头到尾都在过的那种紧张忙碌的生活。许多参与者都将其与伟大的卫国战争相提并论；有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工作量很大，大得难以置信！”另外两个重新装备的宏伟计划——一个是导弹方面的，另一个是防空方面的——接着也很快上马了。
美国的历史学家仍然认为，杜鲁门之所以决定使用原子弹，可能有苏联方面的原因。不管是不是有意为之，原子弹对苏联人造成了很大影响。先前所有的警报现在交织成一种危险的新图案。美国仍然是盟友，但它会不会再次成为敌人呢？正当苏联取得辉煌胜利之时，原子时代的不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