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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会节省一大笔管理费用。从理论上讲，这种设想符合实际，可是这两个国家的地理概况却使这种设想成为空谈。由于受墨西哥湾暖流呵护，挪威是适宜的温暖型气候，夏季多雨，冬季少雪（在卑尔根，如果马儿见到不带雨伞和雨衣的人就会受惊）；瑞典是典型的大陆型气候，冬季漫长寒冷，降雪丰沛。挪威有许多深入内地数英里的开阔的峡湾；瑞典海岸低平，很少天然港口，只有面临卡特加特海峡的哥德堡比较重要，其余都不值一提。挪威本土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瑞典却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铁矿。由于煤炭资源缺乏，迫使瑞典向德国和法国大量出口铁矿砂。过去20年中，瑞典开发利用了境内几处重要的瀑布，建成几座水力发电站，使这个国家减少了对煤炭的依赖。森林覆盖了瑞典大面积的国土，这笔宝贵的财富使其火柴工业十分发达，造纸工业更是声名远扬。
瑞典人和挪威人以及丹麦人一样（也许可以说：和英国人以外的所有日耳曼血统的民族一样），坚信人类智力的潜能是无穷的。瑞典的科学家们有着自由地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空间，因此他们的化学家就在木材加工的废料中作出了许多重要发明和重要改进，他们变废为宝，从这些废料中提炼出电影胶片和人造丝。
斯堪的纳维亚山将半岛分为两部分，瑞典恰好处于完全没有遮挡的寒冷的那一面饱受了恶劣气候之苦，所以它的农业发展水平还要比挪威略胜一筹。由于寒冷，这里的人们特别喜爱鲜花。冬天漆黑而漫长，家家户户都用鲜花和绿色灌木来保持春天的明媚。
在许多方面，瑞典与挪威还有不同之处。在挪威，昔日的封建制度随着黑死病一同消亡了，这场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灾难打消了北欧人的雄心与活力。在瑞典却正好相反，土地高度集中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使这个国家的贵族阶级仍然保留至今。虽然这个国家现在是由社会党控制（就像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但是斯德哥尔摩仍然是一个有贵族气息的城市，它严格保持着优雅的宫廷礼仪，与高度民主化的奥斯陆和哥本哈根形成了鲜明对比。
也许，它的政治体制发展也是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的一个直接结果。它的邻国挪威面临着广阔的大西洋，而它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内陆海，它的全部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都与波罗的海紧密相连。
当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漠之地时，就很难把西部的挪威人与东部的瑞典人区分开来。对于外人而言，他们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如果可怜的人们在说那句著名的祈祷词“仁慈的上帝，请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怒火中解救我吧”，他们并不能区分是哪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使他们惶恐不安。
10世纪之后，情况有所转变。居住在北方斯维阿兰（其首府坐落在梅拉伦湖，现代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就建在该湖岸边）的瑞典人与居住在南方哥得兰的哥特人之间爆发了战争。这两个民族血缘关系极近，并且还供奉相同的神（供奉该神的城市就在今日乌普萨拉的位置，而乌普萨拉是北欧最古老最重要的大学城），可是他们的内战却持续了200多年。内战严重削弱了国王的势力，同时又大大增强了贵族的实力。就在这期间，基督教传入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教士和僧侣站在贵族一边（在大多数国家，情况刚好相反），最终，瑞典王室衰落了，丹麦王室开始了对这个国家长达150年的统治。
墨西哥湾暖流的杰作
59万平方英里的阿拉斯加只有6万人口，43万平方英里的挪威、瑞典和芬兰却有1200万人口。
欧洲这时几乎都忘记了瑞典的存在，直到1520年，西方世界被一件骇人听闻、罪不容恕的谋杀案所震惊，这件罪行甚至使整个人类蒙羞。在那一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邀请瑞典所有的贵族首脑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这次宴会的目的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丹麦国王与其亲爱的瑞典臣民之间全部的矛盾冲突。宴会结束后，所有的座上宾突然变成阶下囚，他们要么被斩首，要么被溺死。只有一人幸免于难，他就是当时正在德国避难的古斯塔夫，他的父亲埃里克·瓦萨在几年前就已经被这位国王下令斩首。古斯塔夫听说这次谋杀后，立刻动身返回了故国，在自耕农中发动了一场革命，并最终将丹麦人赶出了瑞典。古斯塔夫自立为王，成为瑞典新一代国王。
自此而后，这个奇特的小国拉开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绚丽辉煌的一幕。这个曾经忍饥挨饿的国家不仅成为欧洲捍卫新教最坚强的斗士，还成为抵御不断强大的斯拉夫人威胁的最后一道堡垒。这些俄罗斯人，经过默默无闻的几个世纪之后，最终走上征战讨伐的历程。他们渴求海洋，并不断地向海洋进军，时至今日，他们还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显然，瑞典是唯一一个感受到这种威胁的国家。于是，在整整两个世纪里，他们将全部精力都用来对付俄罗斯人，将俄罗斯人阻止在远离波罗的海海岸的内陆地区。然而，瑞典最终还是要输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耗尽了瑞典的全部财力，但只延缓了几十年俄罗斯人强悍的进军，他们最终还是来到了波罗的海。战争结束后，瑞典失去了大部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失去了对芬兰、英格门兰（今圣彼得堡在地）、爱沙尼亚、利文兰和波美拉尼亚的统治，沦为二流国家。它的领土面积只剩下17.3万平方英里（介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人口略微超过600万。
北冰洋全貌
瑞典国土一半以上由森林覆盖，欧洲大陆将近一半的木材均来自瑞典。这些树木都在冬季采伐后留在山里，直到开春之后才从雪地拖到最近的河流，投进河谷之中。夏季来临后，内地山区的积雪消融，小河变成了滚滚洪流，这些原木就被送到下游的河湾。
这些充当运输工具的河流又为锯木场提供了动力来源。这些工厂收集河中的原木，把它们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成品——从小小的火柴棍到4英寸厚的板材，五花八门，品种繁多。这些木材加工品的成本十分低廉，仅仅是伐木工人和锯木厂工人的工资费用。只要时间允许，汽船也是最廉价的运输方式。这时，波罗的海冰雪融化，船只可以抵达东海岸各个地区，于是这些木材成品就被来来往往的汽船运往世界各地。
这些汽船还身兼双职。当它们返程时必定要满载而归，但人们不会买很贵的货物回来，因此瑞典一直保持着合理的贸易顺差。由于瑞典的铁矿质量特别好，甚至那些有铁矿的国家也大量求购瑞典的矿砂。他们在铁矿进口贸易中也采取同样的方式。
瑞典领土宽度不超过250英里，内地也比较容易接近海洋。在瑞典北部拉普兰的基律纳和耶利瓦德附近，大自然赐予瑞典丰富的铁矿宝藏，而且这些矿石就神奇地堆积在地表，形成两座低矮的小山。夏季，这些矿砂被运往波的尼亚湾（波罗的海北部）的吕勒奥；冬季，当吕勒奥封冻时，它们就被送往挪威终年不冻的纳尔维克港。
距铁矿不远处是瑞典的最高峰凯布讷峰（近7000英尺高），此处有全欧最重要的一家发电站，它在北极圈以内。但是，电力似乎并不在乎纬度的高低，因此这家电站正源源不断地为铁路和矿山机械供应着廉价的电力。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被冰川刮走很多的土壤，其中有一部分被带到了南部，于是瑞典南方成为整个半岛土地最肥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瑞典境内湖水覆盖面积达1.4万平方英里，是仅次于芬兰的“湖泊王国”。瑞典人在湖泊之间开凿了密密麻麻的运河，它们又为这个国家提供了最廉价的运输方式。这不仅给北雪平这样的工业中心带来巨大的利益，甚至也使哥德堡和马尔默这种重要港口大大受益。
在有些国家，人类是大自然的奴隶，完全听凭自然的驱使；而在另一些国家，人类却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于是，这位创造一切的母亲必然也会毁灭一切，这些国家便会失去自然母亲的庇护。还有一些国家，人类与自然学会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共同维护双方的利益。如果你想寻找后者，就去北方吧，去拜访斯堪的纳维亚三国。
荷兰：沼泽上的帝国
荷兰的正式英文名称为“Netherlands”（这个单词的本意是指“地下的、下面的”）恰好说明这个国家的地理特征：位于海平面以下二至六英尺的低洼地带。假如再有一次史前规模的大洪水，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其他所有重要城市将全部葬身海底。
正是这种险恶的自然环境成为荷兰走向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北海岸边狭窄的沼泽地上，人们很难创造出更多的空间来立国兴邦。但是，在人与自然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恶仗），最终，荷兰人取得了胜利。在对抗中，无情的大自然使他们坚忍不拔、居安思危。毕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非一无是处。
当罗马人在公元前50年第一次踏入这片偏远的土地时，这里遍地沼泽，一条狭窄的海岸沙丘，从比利时延伸到丹麦，守护着这片沼泽地以抵挡北海的惊涛骇浪。无数大小河流穿过这条沙丘带，奔向海洋。其中最为著名的河流有莱茵河、默兹河及斯海尔德河。这些河流不受高坝河谷的阻隔，在低地上随心所欲地纵横交错。每逢春季，它们都会任意改变河道，将陆地变成岛屿，将泥土冲刷得毫无痕迹。在13世纪的一次洪灾中，70个村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10万居民转眼间葬身水底。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与相邻生活在坚实土地上的佛兰芒人相比，早期的荷兰人生活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但是后来奇迹发生了。也许是因为波罗的海的水温或者盐度发生了奇异的变化，荷兰人发展的机遇就来了。一天早晨醒来，出乎荷兰人的意料，他们发现那种叫做鲱鱼的波罗的海鱼突然集体来到北海海域，并且从此定居下来。当时，几乎所有欧洲人在每个星期五都要吃鱼，而且鱼类是那时人类的主食，于是鲱鱼的集体搬迁导致了一大批波罗的海城市的衰亡，与此同时荷兰港口却因此繁荣发展起来了。从此，这些荷兰城市就源源不断地向南欧各国出口鱼干，就像现在出口罐装鱼一样。然后，由鲱鱼贸易产生粮食贸易，由粮食贸易又推动了与印度的香料交易。自然而然地，荷兰这个贸易之国就迅速崛起了。
但是，命运之神又将这一切现实因素抛到九霄云外，将所有这些低地国家并入了哈布斯堡大帝国之中，并且命令这些强壮的农民和渔夫服从哈布斯堡坏脾气的军官的命令。这些农民和渔夫虽然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但是他们却有铁拳以及实用主义，而统治他们的那些军官们却孤傲乖戾，不切实际，他们只是在一个绝对集权的宫廷中受过严格的训练，生活在西班牙式的城堡中，离群索居。这两类人当然水火难容，专制的统治必然导致反抗。于是，由此引发了荷兰长达80年的为自由而战的斗争，最终低地国家的人民迎来了自由。
新的统治者是一些实用主义者，他们深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他们努力做到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因此，他们向那些在其他国家因信仰等原因遭受迫害的人伸出了热情之手，给他们以款待和保护。大部分得到荫庇的人（除了一小撮卑微的英国持不同政见者）都对这个国家感恩戴德，他们逐渐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重要公民，在这里获得了新生。在他们的故国，那些统治者将他们的财产剥夺殆尽，将他们的固定财产全部没收，但是知识和能力是剥夺不了的，于是他们逃亡来到荷兰时还带来了非凡的才干与能力。他们无私地为新祖国贡献着自己的才智，为荷兰的贸易与文化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当独立战争结束后，拥有100万人口的荷兰，从废湖湖底的低地城镇中迅速崛起，勇敢地担当起统治欧亚大陆的重任，并保持了整整三代的霸业。
他们将大量的钱财用于置备家业，购买庄园和外国名画（本国的作品理所当然远远不及外国的作品），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终日沉湎在歌舞升平中。他们尽量想使邻人忘记他们这些财富是从何而来，但是不久，财富也不再来了。所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凡事都是盛极而衰，尤其是人气。当这些人不再保持积极进取的活力时，他们很快就会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切，无论是财富还是思想。
19世纪初，荷兰的末日终于降临了。拿破仑（这位法兰西皇帝只在战争需要时才研究地理）宣布，低地国家只是法国三大河流莱茵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冲积而成的一块三角洲而已，因此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它们理应归属法兰西帝国。拿破仑在一个文件上潦草地画下一个大大的“N”（拿破仑的姓氏Napleon的开头字母），就决定了低地三国（指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译者注）的命运，从此荷兰从地图上消失了，而成为波拿巴帝国的一个臣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