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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世纪罗马的革命以及与西部诸国的关系(800—1500 A.D.)
罗马帝国衰亡的最初阶段，我们的眼光毫无例外集中于皇家的都城，它曾经为地球大部分区域制定法律。我们一直关心它的命运，开始是赞美，最后是怜悯，无时无刻不全神贯注。当我们的注意力从卡皮托转向行省时，把它们看成帝国躯干上面砍下来的分支。第二个罗马城建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逼得历史学家追随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前进，我们出于好奇心忍不住要访问欧洲和亚洲最遥远的国家，探索拜占庭君主国漫长衰落过程的主要原因和始作俑者。查士丁尼的征服行动使古老的城市获得解放，使我们重新回到台伯河畔，但是那种救援是改换形式的奴役，或许是变本加厉的奴役。罗马已经被掳走财富、神明和恺撒，哥特人的统治比起希腊的暴政不见得更为羞辱或残酷。公元8世纪，有关图像崇拜的宗教争端促使罗马人追求独立，他们的主教同时成为一个自由民族世俗和信仰的父亲。查理曼大帝恢复西部帝国，他的头衔和形象仍在装饰着政体独特的现代德意志。罗马的名衔到今天仍旧令人肃然起敬，虽然气候的状况(不论影响力有多大)已经大不相同[280]，纯正的血统在流过千百个脉管以后变得混杂，但是景象庄严的废墟和昔日雄伟的回忆，都能重燃民族特质的火花。黑暗的中世纪展现一些场面，倒是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大约是土耳其人奴役君士坦丁堡的同时，罗马正在默默接受教皇的绝对统治，我要重新回顾整个的状况和革命的后果，否则就绝不结束本书的写作。
公元12世纪初叶[281]，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罗马被拉丁人尊为世界的都城、教皇和皇帝的宝座，他们从永恒之城获得头衔、荣誉和掌握统治尘世的权力。有关的叙述已经中断甚久，重复说明一下还是有点用处，查理曼大帝与奥托皇室的继承人从莱茵河彼岸的国民会议上选出，这些王侯在没有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到台伯河岸寻找皇帝的冠冕[282]之前，抱着谦逊的态度，对于日耳曼国王和意大利国王的称号都感到满足。在距城还有一段路程时，他们的临近受到成群结队拿着棕榈叶和十字架的教士和民众的欢迎。飘扬的军队旌旗上面绘着可怕的狼和狮、龙和鹰的图形，代表着共和国早已不见踪迹的军团和支队。皇帝分别在桥上、城门以及梵蒂冈的台阶3次重申维护罗马自由的誓言，他根据习俗发放赏金的做法，隐约有点仿效最初那些恺撒的豪迈风格。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面，使徒的继承人为他举行加冕大典，上帝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教皇吾主胜利万岁!皇帝陛下胜利万岁!罗马和条顿军队胜利万岁!”[283]的欢呼表明全民万众一心的归顺。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称号、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法律、查理曼和奥托的范例，建立了皇帝最高的统治权力。他们的头衔和图像镌刻在教皇的钱币上面，[284]他们将正义之剑授予城市的郡守以表示所拥有的司法权。但是，一位蛮族主子的名字、语言和习俗，恢复了罗马原有的全部偏见。
萨克森(弗朗科尼亚)的恺撒只是封建贵族政体的首领，无法执行民政和军事的权力去建立秩序，这种权力只能确保远方下属的服从。虽然日耳曼人没有能力获得自由，但是却无法忍耐奴役生活。每位皇帝在一生之中都有一次或许是仅此一次，率领一支由诸侯和家臣组成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乘势而下。我已经描述过他们进城和加冕时匕鬯不惊的状况，但是这种安静和秩序总是被罗马人的叫嚣和反叛所扰乱，他们把合法的君王视为国外的入侵者：他的离开何其匆忙，大都感到羞愧难当，并且长期未能临朝统治，他的权威受到轻侮，连名字都被人遗忘。日耳曼和意大利寻求独立的过程破坏了皇权统治的基础，教皇的胜利却拯救了罗马。
二、教皇在罗马的权威以及迷信行为的变化无常(1100—1500 A.D.)
罗马城的两个统治者，皇帝是靠着征服的权利进行根基不稳的统治；教皇的权威则是建立在舆论和习惯的基础之上，看似软弱实则更为牢固。清除掉一种外国的影响力，使牧人回到羊群的身旁更受到他们的爱戴。上帝的代理人由红衣主教团自由推选，大部分的红衣主教都是这个城市的土著或居民，一改过去日耳曼宫廷那种专断或贿赂的提名办法。官员和人民的欢呼是对当选者的确认，而在瑞典和不列颠受到服从教会权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罗马的选票，同样的选举制度为首都选出一位君主和教宗。大家普遍认为君士坦丁把罗马的世俗统治权授予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那些思想偏激的怀疑主义者都乐于争辩，皇帝是否具备此种权利，以及此种赐予是否有效。事实的真相和他的这一赐予的真实情况，深植于4个世纪的无知和传统之中，它那传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永久的结果之中了。“Dominus”或“主上”的称呼出现在主教的钱币上面，效忠的欢呼和誓言承认他所拥有的头衔，出于日耳曼恺撒真心或勉强的同意，他们早已对这个城市和圣彼得的产业，行使最高或从属的司法审判权。教皇的统治可以满足罗马的偏见，倒也不会与罗马的自由有所冲突。只要稍为探索便会发现这些权力还有更为高尚的来源，那是一个民族的感激之情——教皇将罗马从希腊暴君的邪说和压迫中解救出来。
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皇室和教会的联合似乎可以相互增强对方的实力，掌握天堂的钥匙是获得世人服从最可靠的保证。人的过错会使职位的神圣性大为减色，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继承人所具备的严苛而危险的德行，将第10世纪的丑闻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们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利，进行极具野心的斗争，经历的苦难或最后的成功同样会加强人们的崇敬。他们有时会沦为宗教迫害的牺牲者，在贫穷和流放中蹒跚而行，使徒的宗教狂热使他们愿意成为殉教的烈士，每个正统基督徒必定都会被激起爱戴和同情之心。有时他们会从梵蒂冈发出雷霆之声，推举、审判或罢黜世间的国君。最骄傲的罗马人也不会为服从一位教士而感到羞辱，须知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都吻过他的脚，为他扶过马镫。[285]就算是基于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应该保护教皇居所的安宁和荣誉，从教皇那儿，这个虚荣而懒惰的民族，才获得了绝大部分的生活所需和财富。教皇每年固定的收入可能受到损失，在意大利和行省有很多古老的世袭产业，为那些亵渎神圣的手所侵占。教会的损失，也不可能只是通过宣示主权，而非实际据有丕平与他的后代更为丰厚的赐予来弥补。梵蒂冈和卡皮托神庙，是靠着不断来到和日益增多的朝圣客和许愿者供养的。
基督教世界的范围扩大，教皇和红衣主教为处理教会和世俗的事务而疲于奔命，拉丁教会为上诉的权利和法规建立新的诉讼程序，[286]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受到邀请或召唤，在使徒的门口负起求情、申诉、指控或审判之责。有人曾记录下一件少见的怪事，分属门兹总主教和科隆总主教的两匹马，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又回去，满载着金银珠宝。因而人们很快明白，无论是朝圣客还是当事人，要想打赢官司主要在奉献财物的价值，而非诉讼案情的证据。这些外乡人经常夸耀自己的财富和虔诚，他们所花费的金钱不管是神圣的用途还是日常的支付，都成为罗马人的酬庸，在各种渠道中流通。
罗马人民有这样强大的动机，本应该自愿而虔诚地坚决服从属灵和世俗的父亲，但是在突发状况下无法控制的激情，经常扰乱传统和利益的运作过程。印第安人砍倒树木摘取果实，以及阿拉伯人抢劫贸易的商队，全都是出于同一种野性的冲动，这种动机使他们只顾眼前的好处而不管未来，满足一时的贪婪而放弃那些可以长期据有的最重要的福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自私的罗马人亵渎圣彼得的神龛，不仅抢走供品还伤害朝圣客。他们竟然没有思考一下，这种不友善的行为，可能会断送多少访客和财富。甚至就是迷信的影响也是时起时伏并不可靠，理性受到压抑的奴隶经常为他们的贪婪或傲慢所解救。对于教士的传奇和神谕抱持虔诚的轻信态度，在蛮族的心灵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内心不可能重视想象胜于感官，更不会为遥远的动机或是不可见的理想的目标，而牺牲现实世界的欲念和利益。年轻力壮的人充满活力，行为总是与信念发生矛盾，直到年龄、病痛或灾祸的压力使他惊醒，才会心生畏惧，逼得他要偿还虔诚和悔恨的双重债务。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当前这个时代，对于教士的平静和安全生活最有利的是人们对宗教的冷漠态度。过去，在迷信的统治之下，教士们将最大的希望寄托于人类的无知，然而最恐惧的却是人类的暴力。财富不断增加使他们成为世间唯一的拥有者，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发生轮替的现象，悔罪父亲的赠予被残暴的儿子抢走。他们这些人不是接受敬拜就是遭到侵犯，就像信徒制造的偶像虽然出于同一人之手，但有的被供奉在祭坛上面，有的则被践踏在灰尘之中。
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中，武力象征着显赫的头衔，也是忠诚的标尺，等到武力产生动乱，很少有人注意或听从法律和理智极为冷静的呼吁。叫嚣的罗马人不愿接受教皇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对他的无能为力要尽情羞辱。他所受的教育或性格，无法正当或有效运用刀剑的力量。教皇当选的动机和生命的脆弱，很清楚地展现在罗马人的面前，过于接近就会减弱尊敬之心，要知道他的名字和谕令在蛮族世界使人印象深刻。这种差异没有逃过我们那位富于哲理的历史学家的注意：
欧洲那些相隔遥远的国家对于教廷的名声和权威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教皇的性格和行为，所以才产生敬畏之心；然而教皇在家乡很少受到尊重，以至于与他不共戴天的仇敌包围了罗马的城门，还控制着城市的政府。从欧洲最偏远地区派来的使臣，要向当代最有权势的人物表示谦恭和服从，竟然发现很难找到接近的门路去投身到教皇的脚前。[287]
三、格列高利七世及后续诸位教皇所面临的困境(1086—1305 A.D.)
从最早的时代开始，教皇的财富就引起他人的嫉妒，他的权力遭到反对，使得本人受到暴力的摧残。教权和政权的长期敌对行为，增加了敌人的数量也燃起激烈的情绪。奎尔夫和吉贝林势不两立的党派倾轧，给意大利带来致命的后果，罗马人根本不考虑真理或事实，他们分别是主教和皇帝的臣民和对头。两个党派都恳求他们的支持，轮替展示出圣彼得之钥和日耳曼之鹰的旗帜。格列高利七世以教皇国创始者的身份受到推崇或厌恶，被驱出罗马，在流放途中死于萨勒诺。他的36位继承人[288]直到退往阿维尼翁为止，始终与罗马人进行力有未逮的斗争。教皇的年龄和地位经常受到冒犯和羞辱，叛变和谋杀玷污着庄严的宗教仪式，这些任性善变的兽行虽然没有关联也不是预谋，却一再重复发生，[289]不仅冗长乏味而且令人厌恶。我只要列举12世纪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就能够展现出教皇和城市的情况。
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四，帕斯卡尔二世在祭坛奉行圣事时，被鼓噪的群众打断仪式的程序，他们提出专横的要求。要他为他们宠爱的官员举行坚信礼。教皇的沉默激起大家的狂怒，他虔诚地拒绝将人和神的事务混为一谈，更是遭到众人的威胁和诅咒，说他会成为引起公众暴乱的起因和见证者。复活节庆典期间，主教和教士排出游行队伍，大家赤足前往殉教者的坟墓致敬，分别在圣安吉洛桥和卡皮托神庙前面，两次受到暴民如雨的石块和镖枪的攻击。他的追随者连同房屋一起被夷为平地，帕斯卡尔逃脱困境和危险，就在圣彼得的产业所在地征召了一支军队，内战的灾祸给他最后的时日带来很大的痛苦和损失。他的继承人格拉修斯二世[290]当选后，在教会和城市中引起更多的反感。
琴乔·弗朗吉帕尼是一位势力强大和生性好斗的贵族，带着军队怒气冲天地闯入会场，剥去红衣主教的衣冠加以鞭笞，将他们践踏在脚下。他一把扼住基督代理人的咽喉，毫无怜悯和尊敬之心。他拽着格拉修斯的头发在地上拖曳，饱以老拳并且用马刺踢得他遍体鳞伤，然后给他戴上脚镣手铐，将他关在野蛮的暴君家里。人民揭竿而起解救他们的主教，敌对的家族反对弗朗吉帕尼的暴虐，琴乔在四面楚歌之下乞求他们的宽恕，只对插手教会事务的失败感到后悔，不认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过不了多少时日，教皇再度在祭坛受到攻击，就在他的朋友和仇敌从事殊死搏斗时，他穿着僧侣的服装遁走，这种可耻的逃命行为激起罗马贵妇人的同情，他的追随者不是遭到驱逐就是被从马背打落。在圣彼得大教堂后面的田野，他的继承人由于连日的畏惧和疲累，独自一人被发现时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当他的职位受到侮辱，生命面临危险时，“使徒”带着傲然不屑一顾的神色抛弃这座城市，在身不由己的自白之下泄露出神职人员的野心所产生的虚荣，那就是1个皇帝总比20个皇帝更易于容忍。有很多例子证明他所言非虚。
我无法忘记在同个时代的两位教皇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名字是卢修斯二世和三世。[291]前者排出战斗队形去仰攻卡皮托，被从神庙投出的飞石击中，拖了几天才过世；后者被手下的仆从打成重伤。在内战的骚乱状况之下，他手下的一些教士被俘，除了留下一个当作向导以外，全被毫无人性的罗马人剜去眼睛，让他们的头上戴着可笑的法冠，倒骑在驴背上面，同时逼他们立下誓言。将他们置于这样一种人身毫无保障的可怜情况，就是要让教会的首领得到教训。在那样一个混乱时代下，每一个人物的特性都在不断变化，时而充满希望，时而满怀畏惧，时而倦怠，时而悔悟，有时又会获得一段和平与服从的时期。梵蒂冈用兴高采烈的欢呼声恢复教皇的职位，先前他被威胁和暴力从这里赶走。但是灾难的根源是如此的深远而且永不枯竭，可以让圣彼得的小船沉没的暴风雨，在发生的前后总有片刻的宁静。罗马陷入战争和分歧的态势中，党派和家族对于教堂和宫殿加强防备的力量或是发起攻击的行动。卡利斯都二世[292]在给予欧洲和平以后，只有他有决心和力量禁止在都会地区运用私人武装部队。在那些尊敬使徒宝座的民族当中，罗马的骚乱引起普遍的气愤。
圣伯纳德在致他的门生尤金尼乌斯三世的信函中，用机智而狂热的尖锐笔调谴责这个叛逆民族的恶行。克莱尔沃的僧侣说道：
还有谁不知道罗马人的虚荣和傲慢？这个为暴乱、残酷和倔强所培育出来的民族，除非太过虚弱以至于无力反抗，否则一定会对顺从教会抱着不屑的态度。当他们承诺要服从于他人的时候，内心却在渴望进行统治；如果他们宣誓忠诚，那是要寻找叛变的机会；要是你闭门不纳或是拒止他们参加会议，他们会用大声的喧嚣来发泄不满的情绪。他们只会捣乱作怪，没有学会行善的本事，亵渎上帝的行为引起天人共愤；他们善于内斗，对邻国存着猜忌之心，用残酷的手段对待外乡人；他们从不爱人也不为人所爱；他们想要别人对他们心生敬畏之感，自己却生活在卑贱和忧虑之中；他们不会听命于人，更不知道如何管理众人之事；他们对长官毫无诚信，对同侪绝不宽容，对恩主不知感恩图报，无论是向别人提出需求还是拒绝别人都同样的厚颜无耻，承诺得多而履行得少；他们只会阿谀、诽谤、背叛和阴谋等各种伎俩。
这种阴暗的描述非常正确，基督徒宽恕的笔调[293]并没有言过其实。不过，这些特色虽然刺目而又丑陋，倒是表现出12世纪罗马人极其鲜明的风格。[294]
四、政治异端阿诺德恢复共和国的作为和下场(1140—1155 A.D.)
犹太人拒绝接受基督，原因在于他的平民身份和性质，当他僭用一位尘世君王的尊荣和高傲时，罗马人的辩解之辞是说犹太人对于神的代理人根本是一无所知。在十字军这个极其纷乱的时代，西方世界重新燃起一些好奇和理性的火花。保加利亚的异端就是保罗教派的信徒，成功迁移到意大利和法兰西肥沃的土壤上，诺斯替教派的观点与福音的简朴混合起来，教士的仇敌将他们的热情和良知调和得水乳交融，将自由的欲念与虔诚的信仰互相调和。[295]布雷西亚的阿诺德[296]最早吹响罗马人宗教自由的号角(1140 A.D.)。他的升迁在教会只限于最低的阶层，穿着修道院的装束不是因为这是服从的制服，而是因为这是贫穷的标志。他的敌手无法否认他的智慧和辩才使人印象深刻，勉强承认他的品德高尚、正直、纯洁，把他的错误混合着重要和有益的事实推荐给公众。他在神学研究过程中，师事名声显赫而又下场不幸的阿贝拉德[297]，同样涉及异端邪说的嫌疑。身为埃洛伊莎[298]的爱人，阿贝拉德具有待人柔和与善于适应的天性，他的悔改极其谦恭，使教会的法官也受到感染，不再疾言厉色。
阿诺德可能从大师那里得知“三位一体”某些形而上的定义，违反了那个时代认同的真理。他的关于受洗和圣餐的理念只受到轻微的责备，然而政治异端是他获得名声和灾祸的根源。他勇敢坚持己见引用基督的宣示，说他的王国不在世间，刀剑和权杖要托付给政府官员，尘世的职位和财富要授予俗家人士，修道院院长、主教和教皇必须放弃统治的权力，否则就会丧失救赎的天职。等到丧失他们的岁入以后，信徒出于自愿的什一税和奉献就足敷他们使用，戒除奢侈和贪婪，用节俭的生活来执行宗教的工作。很短一段时间之内，传教士像爱国者那样受到尊敬，布雷西亚的不满或反叛被用来对付主教，成为他那危险的教训最早获得的成果。
人民对教士的爱戴并不像憎恨那样经久不退，阿诺德异端在拉特兰的大公会议上受到英诺森二世的谴责，行政官员本身受到偏见和畏惧的驱策，只有执行教会的判决。意大利不再提供庇护所，阿贝拉德的门徒逃过阿尔卑斯山，直到在苏黎世找到安全和友善的避难地，现在的苏黎世是瑞士第一个州。从一座罗马军队的驻地、皇家的村庄到圣母教堂的所在地，苏黎世的人口逐渐增加，成为一座自由而繁荣的城市，米兰人的上诉在此地经常由皇家的委员会[299]加以审理。在一个宗教改革尚未成熟的时代，朱英诺斯的先驱听到赞誉之声，一个勇敢和纯朴的民族吸收了他的信念，能长期保有所具备的特色。他有高明的手腕或过人的长处，能够拉拢君士坦斯的主教，甚至教皇的使节为了他，忘记了主子和整个教会阶级的利益。圣伯纳德用严厉的训诫坚定了他们迟疑不决的宗教热诚，教会的敌人为迫害行动所逼，不得不铤而走险，面对圣彼得的继承人在罗马竖起他的旗帜。
阿诺德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受到贵族和平民的保护，可能还有邀请。为了促进人民的自由权利，他的辩才在罗马七山回响着雷霆之声。他的论述掺杂着李维和圣保罗的原文，把福音和古典这两种宗教狂热所形成的动机结合在一起。他特别提醒罗马人，从教会和城市的原始时代以来，教士日趋堕落，他们还能容忍真是让人感到奇怪。阿诺德规劝大家要坚守作为一个人和基督徒不容剥夺的权利，恢复共和国的法律和官职，尊敬名义上的皇帝，限制牧者对羊群的统治，使之仅限于宗教层面，精神上的统治不可能逃开改革者的指责和控制。他凭借自己的经验，教导下级教士要反抗红衣主教，他们篡夺了罗马28个教区极其专制的统治权。革命的行动要是没有抢劫和暴行，没有流溢的鲜血和摧毁的房屋，就不算完成。胜利的党派从教士和敌对的贵族那里获得掠夺品，因而致富。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从他的使命中享受成果，难免产生悲痛之感。他的统治延续了10年之久(1144—1154 A.D.)，其间经历英诺森二世和阿纳斯塔修斯四世两位教皇，他们不是在梵蒂冈过着战栗难安的日子，就是受到放逐，漂流在邻近的城市。
在他们之后，更有活力和幸运的教宗接位，亚得里安四世[300]是唯一擢升到圣彼得宝座的英国人[301]，出身是很普通的僧侣，几乎如同乞丐。他拥有很多优点，能从圣阿尔班修道院中脱颖而出。有一位红衣主教在街上被害(受重伤)，使他深为愤怒，对这个充满罪恶的民族下达停止参加圣事活动的处分。从圣诞节到复活节，罗马人禁止参加宗教的礼拜活动，无法获得真实或想象的慰藉。罗马人对尘世的君王抱着藐视的态度，带着悲痛和恐惧顺从精神之父的责难。他们的罪孽从忏悔中获得救赎，放逐叛逆的传教士是他们获得赦免所应付出的代价。报复心切的亚得里安还是没有得到满足，腓特烈·巴巴洛萨即将举行加冕典礼，对大胆的改革者带来致命后果。改革者在不同程度上冒犯到教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教皇在维泰博的会晤中向皇帝表示，罗马人具有狂暴和难以治理的特性，他本人和教士经常受到侮辱、伤害和威胁，阿诺德异端产生极其有害的倾向，会颠覆政治和教会的隶属原则。腓特烈被这些论点说服或是为加冕称帝的欲望所诱惑，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将夺去一条无辜的生命当成无足轻重的小事，为达成政治的妥协可以牺牲双方共同的敌人。
阿诺德离开罗马以后，受到坎帕尼亚的行政长官的保护，恺撒施展权力将他引渡回去。城市的郡守宣布判决，自由的殉道者当着漠不关心和不知感激的民众面被活活烧死(1154 A.D.)。骨灰被抛到台伯河里以免异端分子收集起来后，将之当成导师的遗物受到大众的崇拜。他的逝世使教士获得胜利，成立的教派就像骨灰一样飘散，对他的怀念仍旧活在罗马人的心目之中。他们从他的学校可能获得了一种新的信仰方式，都市的正统基督教会免于革出教门和停止圣事活动的处分。这些主教宣称他们拥有最高的审判权，凌驾于国王和国家之上，特别是要运用到使徒委派的王公所据有的城市和教区中去。但是他们的宣讲全是空话，即使是梵蒂冈的谴责有如雷霆，要是不加节制滥用，也会削弱应有的成效。
五、重建元老院和卡皮托及随之而来的诸般举措(1144 A.D.)
早在10世纪，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努力奋斗，抗拒萨克逊的奥托家族时，对于古老自由的热爱鼓舞了一种信念，他们大声疾呼，要恢复共和政体。每年要从贵族当中选出两名执政官，以及10到12名平民官员，授予他们护民官的名称和职位，但是这种源远流长的体制经不起严厉的批评，很快就消失不见。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有时还会发现元老院议员、执政官以及执政官之子的称呼，来自皇帝的授予或是那些有权势的市民僭用，表示他们的阶级、地位以及纯粹的贵族血统。[302]这些都是虚有其表的头衔，并不具备实质的政府官位和职务。只不过从公元1144年起，城市的法案注明建立元老院的日期，将之当成一个光荣时代的开始。出于私人的野心或是公众的热情，很仓促地构建了一个新的制度。
罗马在12世纪时，对于古老模式的和谐与组合，不可能仅由古物学家来说明，或是找出立法家来恢复。一个自由或者说是全副武装的民族举行集会，发出响亮的欢呼和极具分量的表决。依据法令分成的35个区部、百人连的财富和数量求得极佳的平衡、针锋相对的演说家产生的激辩、选举和投票按部就班的程序，这些都很难被盲目的群众采用。他们对合法政府的操控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可能获得的利益。阿诺德提议要恢复和遴选骑士阶层，这种做法的动机或评定的尺度在哪里呢？[303]一个全民贫穷的时代无法用金钱来衡量骑士的资格，不需要负起民事功能的法官和租税承包人，他们最原始的责任是服役时担任骑兵，现在的封建领地和武士精神能够供应出身更为高贵的人士。共和国的法律体制不仅过时无用，也不为人知。意大利的国家和族群生活在罗马和蛮族的法律之下，在不知不觉中集合了一大群平民。有些含糊不清的惯例或是不够完整的条文，保留着查士丁尼法典和御法的精义。要不是执政官这一头衔曾经被罗马人抛弃，却被意大利的城市接受并乱用，最后成为地位低下的外国土地上商务代理的官式名称，他们毫无疑问会任意恢复执政官的称呼和职务。护民官有维持正义的权力，这个代表强势的字眼有时会妨碍到公众的计划，通过他却能产生出合法的民主政体。古老的名门世家沦为国家的臣民，现代的贵族勋爵变成当权的藩王。和平与秩序的敌人经常侮辱基督的代理人，并不会长久尊敬解除武装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平民官员。
12世纪的变革给罗马带来新的生活和时代，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真正重要的事件，说明和证实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状况。
其一，罗马七丘之一的卡皮托山[304]大约有400码长和200码宽，一段百余级的石阶可以直达塔尔培乌斯岩的绝顶，残破和倒塌的建筑物使悬岩都已填平，就是比较陡峭的斜坡也变得更为平缓。在罗马建城的早期，卡皮托神殿平时是庙宇而战时是堡垒，等到城市失去以后，神殿成为对抗胜利高卢人的据点。在维特里乌斯和韦斯巴芗的内战期间，双方派兵占领、展开攻击并恶意纵火焚烧帝国的圣地，朱庇特和众神的庙宇化为一片焦土。后来在这个地点设置修道院并且建造住宅，坚实的围墙以及遮阴的柱廊在时间的侵蚀下破落或毁圮。罗马人第一个自由权利的法案是要重建卡皮托，虽然重点不是美观，而是要用武器和计划来落实整个地区的防务。他们经常登上这座山丘，就是最冷漠的心灵也会鼓起蓬勃的生气效法祖先的事迹。
其二，早期的恺撒拥有铸造金币和银币的专利，把作为贱金属的铜币放弃给元老院，[305]出于奉承在钱币上面尽量镌刻各种纹章和铭记，君王对于颂扬自己的功绩感到心安理得。戴克里先的继承人根本瞧不起元老院的阿谀之言，他们派驻在罗马和行省的皇室官员，负起直接督导铸币厂的责任。意大利的哥特国王继承同样的特权，后来一系列希腊、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王朝都比照办理。罗马元老院在特权丧失800年以后，重申这种体面而又赚钱的专利，自从帕斯卡尔二世越过阿尔卑斯山另找驻锡之地[306]以后，这个特权已经被教皇在心照不宣的状况下放弃。12世纪和13世纪有些共和国的钱币被收藏家展示在陈列柜中，在一个金质奖章上面，镌刻着基督像，他的左手拿着一本书，上面的铭文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誓言：罗马是世界的首都”，反面是穿着正式服装的圣彼得将一面旗帜授予跪着的元老院议员，盾牌上面刻着家族的姓名和徽章。
其三，随着帝国的衰微，城市的郡守沦为普通的市政官员，然而仍旧执行民事和刑事审判最后的上诉之权。他从奥托的继承人手中接过一把出鞘之剑，当成叙任的模式和职能的象征。出任这个崇高职位的人员仅限于罗马的贵族家庭，经由人民选出后，报请教皇核定。他们同时向罗马、教皇和皇帝效忠，等到三者相互对立、发生冲突以后，必定会使郡守感到困窘不知所从。独立的罗马人见这位服务的官员只拥有三分之一的管辖之权，就会将其辞退，转而选出一位大公来担任这个职位。但是这个头衔连查理曼大帝都无法加以拒绝，对于一位市民或臣民而言太过崇高。在第一次起义的狂热浪潮之后，他们毫不勉强地同意恢复郡守的职称。这个事件发生后，大约过了50年，英诺森三世是最具野心、运道最好的教宗，将罗马和自己从标志着外国领土的羞辱状况下解救出来。他授予郡守一面旗帜用来代替一把宝剑，免除他对日耳曼皇帝所有的誓言以及服务的约束和责任。教皇任命一位神职人员负责罗马的民政，现在即使不是红衣主教也会很快擢升到这个阶层，他的司法审判权减缩到较为狭窄的范围，在重获自由的年代，他从元老院和人民那儿得到公权力或公权力的行使权。
其四，等到重新建立元老院以后，尊敬的父老(如果我能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来称呼元老院议员)被授予立法和行政之权。然而他们所要达成的目标很少能够超越目前的状况，那个时代经常受到暴力和动乱的干扰，即使处于全盛时期，整个元老院阶层或参加集会的人数也不过是56位议员。他们之中最显赫的人物会加上“资政”的头衔以示推崇之意，每年要接受人民的提名，先要选出有投票权的选举人，原则是每个区部或教区10个名额，为一个自由权利的制度奠定永久的基础。教皇处于政治风暴之中抱持宁弯勿折的态度，签订条约认可元老院的建立和职权，期望从时机、和平与宗教各方面加以考量，恢复行使统治权的政府。基于公众和私人利益的动机，有时会使罗马人暂时和偶尔牺牲他们的权利要求，重新对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宣誓效忠，只有这两位才是教会和共和国合法的元首。
在一个无法律可言的城市，团结合作和朝气蓬勃的公众会议被强制解散。罗马人很快采用一种强势而又简单的施政方式，元老院的名称和权威浓缩为单一的行政长官或两位共治的同僚，等到年终或每隔6个月就要换人，重大的责任用短暂的任期来抵消可能产生的弊病。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在短暂的统治期间，放纵各种贪婪和野心的行为，司法和正义为家族和党派的利益所败坏，处罚的对象都是敌人，因而只有追随者服从他们的命令。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况下，不再有主教用宗教的慰藉来缓和严峻的情势，这一切让罗马人知道他们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国内已经没有希望找到官员的人选，只有求之于国外。出于同样的时代和动机，大多数的意大利共和国受到鼓励都采用类似的措施，不论从表面看来多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还是能够适合他们的情况，产生最有利的结果。他们从位于外国但是友好的城市，选择一位公正无私的官员，要求他有高贵的出身和无瑕的品格，无论他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靠着祖国和名声，他们将和平与战争时期最高的行政权力授予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合约要立下誓约并签署，有关行使权力的任期、年金和薪俸的评估、双方权利义务的性质，都要有很严谨而明确地进行规定。他们把他当成合法的上司宣誓服从，他也要立下忠诚的盟约，要从一位冷漠的异乡人转变为热情的爱国者。他选择4到6位骑士或市民，出任在军队或司法方面的辅佐官，跟随在身边的是“波德斯塔”，用他自己的费用维持仆从和马匹的适当随员行列。他的妻子、儿子和兄弟很容易受到批评，要留在幕后不能现身，他执行职务期间不允许购买土地，不可与当地人士缔结婚约，甚至不能接受邀请前去拜访市民的家庭。要是有人对他的施政提出反对意见，除非满足他们的申诉和怨言，否则不能保持体面很光荣地离开。
六、勃兰卡勒翁和查理的崛起以及对尔后的影响(1252—1328 A.D.)
大约到了13世纪中叶，罗马人才从博洛尼亚将元老院议员勃兰卡勒翁召回(1252—1258 A.D.)，后来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将他从被人遗忘的状况恢复其应有的名声和功绩。他考虑到自己的声望，非常正确地预判出自己未来的任务极其困难，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拒绝他们的选择为自己带来的荣誉，于是他们暂时停用罗马的成文法，把他的任期延长到3年。行为不检的人指控他犯下残酷和纵容的罪行，教士也怀疑他的行事偏颇不公；但爱好和平与秩序的友人，赞誉这位坚定而正直的行政长官，使他们能够重新获得应有的幸福。罪犯没有那样大的势力能让他们反抗勃兰卡勒翁的制裁，或是名不见经传而能逃过他的追捕；安尼巴尔第家族的两位世家子弟，被他判处绞刑；他用铁面无私的态度拆除了城市和邻近地区的140座塔楼，这些都是抢劫和罪恶的庇护所；主教如同一个很单纯的圣职人员，被迫居住在他的教区。勃兰卡勒翁的旗帜在原野中飘扬，能发挥极大的吓阻作用。不知感恩的民族根本不配享有这种幸福，竟然辜负他那极为优异的服务。强盗蜂拥而起，他为了公众而激怒这些歹徒，使得罗马人要罢黜和监禁他们的恩主。要不是在博洛尼亚还留有一份保证他安全的誓词，他连生命都无法得到保护。在他离开就任新职之前，谨慎的元老院议员要求交换罗马最高贵家庭的30员人质，等到传来他遭到危险的信息，在他的妻子请求之下，这些人质受到严密的保护。博洛尼亚在事关城市荣誉的案件中，默默承受教皇停止教权有如雷霆的谴责。像这种心胸宽大的反抗行为，使得罗马人能平心静气拿过去的状况与现在做一比较，他们簇拥着勃兰卡勒翁从监狱前往卡皮托，沿途接受一个忏悔的民族对他的欢呼。他的政府所剩下的官员立场坚定而且幸运，嫉妒很快为死亡所安抚，后来他的头颅被封进一个贵重的瓮瓶，安放在一根高耸的大理石柱上面。
理性的不足和优势地位的丧失，使意大利采用更有效的选择。罗马人不会要一个普通的市民，他们的服从不受约束，完全出于自愿，因此极其不稳定，他们要选具有独立权势的君王成为元老院议员，这样才能够保护罗马免于敌人或来自内部的侵犯。安茹和普罗旺斯的查理是那个时代最具野心和黩武好战的君王，分别从教皇和罗马人民的手里，接受那不勒斯王国和元老院议员的职位(1265—1278 A.D.)。等到他通过城市走上胜利的道路，沿途获得市民的效忠宣誓，暂时驻跸在拉特兰宫，在短暂的访问期间，能够掩饰专横个性所表现出的冷酷神态。甚至就是查理也感觉到这些人民的轻浮善变，他的敌手——不幸的康拉丁当年经过时，他们还不是发出同样的欢呼之声。有一位权势极大的报复者在卡皮托进行统治，使教皇感到畏惧和猜忌，原来及身而止的绝对统治，重新为每3年一次的任期所取代。
尼古拉三世的敌意使西西里国王不得不放弃对罗马的治理。傲慢的教宗颁布的谕令成为永久的法律，他对君士坦丁的捐赠重申事实的真相、具备的效力和运作的方式，对于教会的独立与城市的和平都同样重要。他要建立元老院议员每年选举的制度，正式宣布所有的皇帝、国王、公侯以及卓越和显赫阶级的个人，都不够资格成为候选人。[307]马丁四世基于个人的利益将这项禁止条款废除(1281 A.D.)，他很谦卑地请求罗马人在选举中投票赞同。当着人民的面诉诸他们的权威，两位选举人将元老院议员的位阶不是授予教皇，而是授予高贵而忠诚的马丁，他可以终身拥有共和国最高的行政权，[308]让他或是他的代理人能够随意使用。大约过了50年以后，同样的头衔获得允许赠予巴伐利亚的刘易斯皇帝(1328 A.D.)。罗马的两位统治者都承认这座城市的自由权利，他们接受一位市政官员，将其安置在首都的政府组织里。
七、罗马人对日耳曼皇帝的谈话及所获得的反应(1144—1155 A.D.)
在叛乱刚刚发生的时候，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在大家的内心点燃反对教会的火焰，罗马人用尽心机取悦帝国获得厚爱，为恺撒的大业发挥长才竭诚服务。他们的使臣对康拉德三世和腓特烈一世所抱持的态度，混杂着奉承和自负，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还要讲求传统。[309]他们对康拉德三世的沉默和忽略提出抱怨以后(1144 A.D.)，劝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从罗马人的手里接受皇帝的冠冕：
我们向陛下提出请求，不要藐视您的儿子和家臣的谦卑，不要听从共同敌人的指控。他们诽谤元老院，说它对您的宝座带有敌意，到处散布不和的种子，希望收获毁灭的果实。教皇和西西里人联合起来组成邪恶的同盟，要反对我们的自由权利和您的加冕典礼。承蒙上帝赐予我们恩惠，靠着宗教热诚和作战的勇气击败他们的攻势行动。有关他们那些势力强大和党派的追随者，特别是弗朗吉帕尼家族，我们已经开始攻击他们的府邸和角楼，有些被我们的部队占领，也有一些被夷为平地。他们破坏的米尔维亚桥经过我们的修复和加强，可以供您安全通过。您的军队进入城市，不会受到圣安吉洛城堡的妨碍和阻拦。我们所作所为全部着眼于您的荣誉和成效，衷心地希望您能很快御驾亲征，伸张被教士所侵占的权利，恢复帝国的崇高地位，凌越先帝的名声和光荣。希望您会将住所安置在罗马，这个世界的首都；把法律赐给意大利及条顿王国；仿效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先例，他们因为元老院和人民的气势与活力，才能获得统治地球的权杖。
但是这种光辉而迷人的意愿并没有受到弗朗科尼亚人康拉德的珍视，他的目光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圣地，等他从圣地返国后很快逝世，一直没有机会访问罗马。
康拉德三世的侄儿和继承人腓特烈·巴巴罗萨的野心远不止皇帝的冠冕，奥托的后继者之中没有人像他那样对意大利王国有不容置喙的统治权利。他在苏特里的营地接受罗马使臣的觐见(1155 A.D.)，四周环绕着教会和世俗的王侯，使臣发表一篇流畅而又华丽的演说：
请您倾听城市的心声，以和平与友善的心灵进入罗马，它已经摆脱教士的枷锁，急着要为合法的皇帝加冕，靠着您极其幸运的影响力，希望可以恢复早期的光荣时代。请您维护永恒之城的特权，要是沦落到君主政体之下，那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您不是不知道，想当年罗马凭着元老院的智慧、骑士阶级的英勇和纪律，胜利的军队向着东部和西部扩张，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大洋的岛屿。我们的罪孽深重，使得君王长期离开，以致元老院这个高贵的机构沦落到被人遗忘的程度，使得我们的谋略和实力同样衰退。我们已经恢复元老院和骑士阶级，前者集会商讨国家大事，后者组成军队加强训练，愿意全部奉献给您，为帝国效犬马之劳。难道您没有听到罗马这位贵妇人所表达的意见？您是贵宾，我们把您当成市民一样的接纳；您是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陌生人，我们愿意推举您成为我们的君王，要把我们自己和所有一切都奉献给您。您最重要和最神圣的责任，是要宣誓并且签署保证：您愿意为共和国流血牺牲在所不辞；您愿意维持和平与正义，那就是城市的法律和之前的皇帝所赐予的特权；您愿意拿出5000磅白银的奖赏，赐给忠诚的元老院议员，他们会在卡皮托宣布您的头衔，你将获得奥古斯都的名字和担任他的职位。
拉丁文修辞的精义仍然没有枯竭的迹象，但是腓特烈对于虚华不实的言辞感到不耐，就用严正和征服的高昂声调打断演说家的谈话：
古代罗马人的坚毅和智慧的确天下闻名，但是你的讲话有违智慧的道理，我希望你的行动能表达出坚毅的气概。如同所有尘世的事物，罗马同样能感受到时机和命运的兴衰荣枯和变化无常，那些最高贵的世家都已迁移到东部，居住在君士坦丁的皇家城市。你们所剩余的实力和自由，长期以来为希腊人和法兰克人耗用殆尽。你还想见到罗马在古代的光荣、元老院的威严、骑士的锐气、军营的纪律和军团的英勇？你会在日耳曼共和国找到这些事例，罗马已经不是帝国，只剩下赤裸和孤单，帝国的装饰和德性同样发生迁徙，越过阿尔卑斯山，赋予一个更值得拥有这个称呼的民族。他们可以为你们提供保护，但是会要求你们的绝对服从。你的借口是我本人和从前的皇帝受到罗马人的邀请，说实话你用错了字眼，不是邀请而是恳求。查理曼和奥托将这个城市从国外和国内的暴君手里拯救出来，现在他们已经长眠在自己的国家，他们获得的疆域就是你们得救应付的代价，就是在那块领土上面，还是让你们的祖先生于斯、长于斯和终老于斯。我合法拥有继承权和所有权，谁敢将你们从我的手里夺走？难道法兰克人[310]和日耳曼人的手会因年龄的关系而变得衰弱无力吗？我被人打败了吗？我被人俘虏了吗？我的四周旌旗招展，难道不是围绕着战力强大和所向无敌的军队？你对你的主子强加许多条件，你要求我立下誓约：如果条件公平合理，誓约是毫无必要的废话；要是不能达成公正的要求，这种做法等于把我看成罪犯。难道你有资格怀疑我的公正？我的臣民当中最卑贱者都感受到我的大公无私。为了保卫卡皮托，谁说我不愿拔出我的宝剑？我就是用那把剑将丹麦的北部王国归还给罗马帝国的。我的赏赐如同滔滔不绝和自动自发的溪流，你竟然对我规定出数量和对象。我对耐心等待和建立功勋的人一定会慷慨解囊，而对那些言辞粗鲁和仗势强求者则一毛不拔。[311]
无论是皇帝还是元老院都无法对领土和自由维持这样崇高的权利要求。腓特烈与教皇联合起来，对罗马人抱着猜疑的心理，继续向着梵蒂冈进军。从卡皮托的出击行动干扰到他的加冕典礼，如果日耳曼人的兵力和英勇在血腥的斗争中占有优势，那就不会为了安全起见扎营在这个城市前，而他们自称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过了大约12年以后，他围攻罗马，将一位伪教皇安置在圣彼得的座椅上面，12艘比萨战船在引导之下进入台伯河，但谈判的技巧和疾病的流行使元老院和人民获得拯救，腓特烈和他的继承人没有再度实施敌对的行动。教皇、十字军、伦巴第和日耳曼的独立使他们的统治极为辛劳，刻意寻求与罗马人的联盟。腓特烈二世将一面巨大的标志奉献给卡皮托，那是米兰的卡罗修[312]旗。等到士瓦本皇室毁灭以后，他们被赶过阿尔卑斯山，最后举行的加冕典礼反而泄露出条顿恺撒的衰弱和贫穷。[313]
八、罗马与邻近城市的战争和意大利的分裂状况(1167—1234 A.D.)
在哈德良的统治之下，当帝国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大洋，从阿特拉斯山扩展到格兰扁山时，一位富于幻想的历史学家用描述早期的战争来娱乐罗马人。弗洛鲁斯说道：
这是那个时代的战争：我们的避暑胜地蒂伯尔和普拉内斯特成为敌对行动的目标，要在卡皮托立下誓言发起攻击；我们对阿里西安树丛的阴影产生戒心；我们夺取萨宾人和拉丁人的村庄，获得令人骄傲的胜利；甚至科里奥利获得一个头衔，对一个获得胜利的将领而言完全是名实相符。
他那些同时代的人物在对比了现在与过去的状况以后，他们的自负都能获得满足，也会为未来的发展感到谦卑。从预言得知，1000年后罗马的帝国将遭到掠夺，领土缩小到最初的范围，将在同一个地点重新发生类似的敌对行动，在那里曾经到处点缀着他们的别墅和庄园。台伯河两岸的邻近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圣彼得的产业，贵族会采取无法无天的独立行为加以侵占，很多城市完全照本宣科模仿都城的叛变和争执。罗马人在12和13世纪时，费尽力气不断要削弱或摧毁教会和元老院那些鸷悍的家臣，要是他们那种刚愎而自私的野心为教皇所利用，通常会与教会的武力结盟来鼓舞宗教的狂热。他们的战事如同最早期的执政官和独裁官，放下手中的犁然后执干戈以卫社稷，带着武器在卡皮托的山脚下面集结，从城门冲杀出去，抢割或烧毁邻居的庄稼，大家从事一场混战，经过15到20天的远征再返回家园。他们的围攻作战费时冗长毫无技术可言，一旦获得胜利就发泄猜忌和报复之类极其恶劣的激情。他们并不接纳英勇的敌手，反而趁着他们处于不幸的状况尽量加以践踏，身无长物的俘虏颈脖绑着绳索在乞求他们的宽恕，敌对城市的堡垒工事甚至建筑物都遭到破坏和拆除，居民分散到邻近的村庄。
当时的城市现在成为红衣主教府邸所在的位置，像是波尔图、奥斯蒂亚、阿尔巴努姆、图斯库卢姆、普拉内斯特以及蒂伯尔或蒂沃利，不断为罗马人狂暴的敌对行动所征服。这些城市当中，波尔图和奥斯蒂亚是控制台伯河的要点，仍旧防御空虚而且日益萧条，泛滥成灾和疾病丛生的河岸地区放养着成群的水牛，帕勒斯特里纳河流已经丧失通航和贸易的功能。山丘在秋季的炎热天气提供阴凉的避暑场所，和平的祝福带来满面的笑容。弗雷斯卡提从图斯库卢姆的废墟附近兴起，蒂伯尔或称蒂沃利重新建立城市的地位，名不见经传的市镇阿尔巴诺和帕勒斯特里纳，到处装点着罗马红衣主教和王侯贵族的庄园。
在进行各种毁灭工作时，罗马人的野心经常为邻近城市和他们的联盟所阻止或击退，第一次围攻蒂伯尔时，罗马人进入营地后还是被赶走；图斯库卢姆会战[314](1167 A.D.)和维泰博会战[315](1234 A.D.)，就两者的关系位置，可以拿最著名的战场特拉西梅诺和坎尼来做一比较。这些小规模战争的第一场会战中，3万罗马人被1000名日耳曼骑兵击败，腓特烈·巴巴罗萨派遣这支骑兵部队前来解救图斯库卢姆之围。如果我们算出被杀有3000人而被俘是2000人，这个资料不仅可信而且是持平之论。
过了68年以后，他们运用城市全部的兵力，进军对付位于教皇国的维泰博，这是很少见的联盟方式，条顿人的鹰鹫和圣彼得的钥匙这两种旗帜混合在一起，图卢兹的伯爵和温切斯特的主教指挥教皇的协防军。罗马人受到挫折，带来极大的羞辱和伤亡，但是英吉利的高级教士表现出朝圣者的虚荣之心，他把数量增加了几倍，说是有10万人参战，战场的损失高达3万人之巨。要是元老院的政策和军团的纪律随着卡皮托一同恢复，意大利处于分崩离析的状况，将为第二次的征服提供最佳的机会，但是现代罗马人无论是军队还是战术都远低于那些邻近共和国的水平，就是战斗的精神和勇气也都难以为继，发生一些非正规的突击行动之后，全民处于冷漠状态，军事制度受到忽略，再加上可耻而危险地运用外国佣兵部队，使得他们那种热烈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
九、教皇选举制度的建立及被迫离开罗马的始末(1179—1303 A.D.)
野心是在基督的葡萄园里早已存在而又生长迅速的莠草。在早期基督教君王的统治之下，对于圣彼得宝座的争夺是经由全民选举制度下的投票、收买和暴力进行的，罗马的圣殿为流出的鲜血所污染。从公元3世纪到12世纪，频繁发生的分裂活动给教会带来无穷的困扰。当最后的审判权掌握在行政官员手里的时候，这种灾祸还只是短暂的局部现象，它的优点已经经过公正或民众偏爱的考验，失败的竞争者不可能长期干扰对手的胜利。等到皇帝的特权被剥夺，以及基督的代理人不受世间法庭约束的这个原则建立以后，每次神圣教区的空位期，都可能将基督教世界卷入一场争论和战事。红衣主教、下级教士、贵族和人民的主张非常模糊，只会引起争议。选择的自由被一个城市的动乱操控，这个城市不再有最高领导者，即使有也无人服从。在一位教皇逝世时，两个党派到不同的教堂进行双重选举，选票的数目和分量、时间的优先级、候选人的优点长处，相互之间可能产生平衡的作用。最受尊敬的教士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相距遥远的君王对教宗的宝座一直毕恭毕敬，从这些合法的偶像中无法分辨出真假。皇帝通常是分裂活动的始作俑者，完全出于政治的动机，支持和他关系好的教皇来对抗怀有敌意的对手。每位竞争者不得不忍受敌人所施加的侮辱，这些敌人根本不畏惧良心的制裁，用金钱从他的拥护者那里买到支持，这些拥护者完全被野心和贪婪所控制。
亚历山大三世[316]最后废除教士和人民混乱的选举(1179 A.D.)[317]，把推选的权利全部移交给唯一的枢机主教团[318]，和平与持续的继承法则才得以确立。通过这一重要的特权，主教、教士和辅祭三个层级完全融为一体。罗马的教区教士在圣秩制度中列为第一位阶，他们是从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毫无差别地选择出来的。他们拥有最富有的教区，获得最重要的主教地位，倒是与他们的头衔和职务非常相称。这些如同元老院议员的正统教会元老，他们是至高无上教皇的助理和使节，身上穿着象征殉教者或皇权的紫袍，非常自负地认为与国王处于同等的地位，接受的尊荣因成员的稀少显得特别突出。直到利奥十世[319]在位，他们的人数都很少超过20或25人。这样一种明智的安排可以根绝一切怀疑和丑闻，彻底消除教会分裂的根源，在600年的时间内只有一次双重选举，破坏了枢机主教团的精诚团结。但由于通过的票数要在三分之二以上，整个选举常因红衣主教的个人利益和情绪产生议而不决的现象，使得他们各行其是的统治一直拖延下去，基督教世界出现无人领导的状况。
格列高利十世当选之前，曾经出现长达3年的教皇空位期，因此他决心要防止未来再产生类似的滥权行为。他发布的谕令排除一些阻力后，正式成为教规，列入神圣的法典之中(1274 A.D.)。有9天的时间为去世的教皇安排葬礼，等待不在教廷的红衣主教到达。第10天每人带着一个仆从被关入一个普通的大厅，或者称为秘密会议室。这个厅堂没有墙壁和布幔加以隔间，必需的物品从一扇小窗送进去，除此以外所有的门户全部紧锁，由城市的行政官员把守，不容许他们与外面世界有任何联系。如果选举没有在3天之内完成，原来丰盛的饮食会减少到午餐和晚餐只有一道菜，8天以后只供应面包、水和酒。红衣主教在教宗的空位期不得动用教会的岁入，除非遇到紧急情况，不得擅自行使管理的职权。选举人之间任何协议和承诺都正式宣布为无效。他们的忠诚要用庄严的誓言和正统教会的祈祷来加强，有些不易执行或更为苛刻的条款已经逐渐放松，但是禁闭的原则始终被严格执行，没有改变。他们还受到催促要考虑个人的健康和自由，尽快选出教皇。使用选票或无记名投票的改进办法，能够用仁慈和礼貌的丝质面纱，掩盖秘密会议[320]的激烈竞争。
在推行这些制度以后，罗马人被排除在选举他们的君王和主教的活动之外，他们正好处于粗野和不稳的自由所带来的狂热之中，对于失去珍贵无比的特权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巴伐利亚的刘易斯皇帝恢复了奥托大帝的先例。在与行政官员进行协商后，罗马人民全部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阿维尼翁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被罢黜，继承人选出以后，经过全民的同意和欢呼加以批准。他们自由投票通过一项新的法规，教皇在一年之中外出的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离开罗马的距离在两天行程之内，要是他经过3次召唤没有返回，这位公仆便会受到降级或免职的处分。[321]但是刘易斯忘记了他的实力很虚弱以及那个时代的偏见，只要超过日耳曼营区的影响范围，他这位有名无实的权势人物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罗马人瞧不起自己扶持起来的人物，这位僭用教皇名号的人向合法的君王求饶，而红衣主教的权威也因这种时机不对的攻击而更加牢固地建立起来。
要是教皇的选举始终在梵蒂冈进行，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利也就不会受到肆意践踏了。格列高利七世的继承人不在教廷时，神圣的原则已经被罗马人遗忘，事实上他们自己根本不记得有这项规定，教皇也没有将常用的住处安置在这座城市和教区。关怀这样的教区远不如管理统一的教会来得重要，教皇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也会感到难堪：他的权威受到反对而个人处于险境。他们从皇帝的迫害和意大利的战争中，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到法兰西友善的怀抱之中。在罗马动乱时他们基于审慎的考量，撤到阿纳尼、佩鲁贾、维泰博以及邻近的城市，在一些更为宁静的地点度过余生。当羊群因牧羊人不在而受到凌虐或陷入赤贫时，就会用一道严厉的命令将他召回，说圣彼得并没有将他的宝座安置在偏僻的村庄，应该是在世界的都城；或者提出非常可怕的威胁：罗马人要武装起来进军，去摧毁那些胆敢供应庇护所的地点和人民。怯懦的教廷只有听命返回，沉重的债务和账单在迎接他们，包括逃走所造成的损失，诸如住屋的租金、食物的采购以及在宫廷服务的仆人和客卿的各项费用。经过短暂的和平或有力的统治以后，他们再度被新的动乱驱离，然后又被元老院专横或尊敬的邀请召回。在这些不时出现的撤退行动之中，梵蒂冈的流亡人士和难民很少离开都城过远或是过久。
但是在14世纪初叶，使徒的宝座似乎永远从台伯河畔搬到了罗讷河两岸，迁徙的原因在于卜尼法斯八世[322]和法兰西国王的惨烈斗争。[323]革出教门和停止教权是教皇的精神武器，被3个政治团体的联合以及高卢教会的特权击退，但是教皇尚未准备好要面对世俗的武器，“老好人”菲利普竟然有胆加以运用。当教皇住在阿纳尼时，丝毫没有感到会有危险发生，他的宫殿和本人受到300名骑兵的突击，这些部队是诺加里特的威廉和夏拉·科隆纳在暗中征召人马编成。前者是一位法兰西的大臣，后者是罗马高贵而怀有敌意家族的成员。红衣主教全都逃走，阿纳尼的居民背叛教皇，不再有效忠和感激之心。但是大无畏的卜尼法斯独自一人没有保护，坐在座位上就像古代的元老院议员，等待高卢人的刀剑加身。一个外国的敌对分子诺加里特愿意执行主子的命令，由于科隆纳要发泄国内的私愤，教皇受到言语的侮辱和殴打，在遭囚禁的3天时间里，顽固的态度使他们大为光火，生命受到折磨和威胁。但出现奇特的拖延状况，使得教会的拥护者获得时间也增加勇气，把他从亵渎神圣的暴行中拯救出来。他那傲慢的心灵受到致命的伤害，狂怒的卜尼法斯念念不忘报复，竟然在罗马亡故。贪婪和骄纵这些引人注目的恶行使他死后的名声受到玷污，空有成为殉教者的勇气也无法让教会的斗士获得圣徒的荣誉。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当代编年史的评论)，像狐狸一样篡夺，像狮子一样统治，像土狗一样死去。性格极其温和的本尼狄克十一世继承他的职位，仍然将菲利普邪恶的密使逐出教会，并且用令人战栗的诅咒加诸阿纳尼这个城市和居民，产生的后果在迷信者的眼中还可以看到。[324]
十、教廷迁往法兰西的阿维尼翁以及大赦年的实况(1300—1350 A.D.)
等到本尼狄克十一世亡故以后，冗长的秘密会议因势均力敌而产生的悬而不决的局面，被法兰西派巧妙地打破了。他们提出的看似可行的主张，为大家所接受，那就是在40天的期限内，他们从反对者提名的3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布尔多总主教位列名单第一位，他是国王和国家势不两立的敌人，他的野心勃勃也是昭然若揭，他的良心只服从财富的呼唤和恩主的命令。这位恩主从迅速前来的信使处得到消息，选举教皇的权力已经操在自己的手里。条件在私下的会晤中谈妥，事情的处理过程快速又能隐秘，在秘密会议上一致通过克雷芒五世[325]的当选。[326]两派的红衣主教很快就接到了令他们感到惊讶的命令，他召唤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去与他相见，他们到达以后，很快就发现，再也不用想回去了。克雷芒五世出于喜爱和承诺，公开表明宁愿住在法兰西，他带着人数庞大的教廷经过普瓦图和加斯科尼，沿途顺路参观城市和修道院，并且耗损这些地方的钱财，最后终于在阿维尼翁停留下来[327](1309 A.D.)，从此这里繁荣70多年[328]，成为罗马教皇的驻地和基督教世界的都城。
阿维尼翁的位置四通八达，不仅海陆的联系方便，还兼有罗讷河航运之利，法兰西南部几个行省比起意大利不遑多让，建造新的宫殿供教皇和红衣主教居住，教会的财富很快吸引来了为奢华效力的艺术。他们已经拥有了邻近的土地，那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的维纳辛郡。[329]珍妮是那不勒斯第一任女王和普罗旺斯女伯爵，后来他们趁着她年轻和处境困难，用8万弗罗林金币的低廉价格，从她手里买下阿维尼翁的主权。[330]处在法兰西君主政体的保护之下，与一群顺从的人民共同生活，教皇真正享受到尊荣和宁静，这是长期以来久违的福分。但是意大利为他们的离去而感到悲伤，罗马处于孤寂和贫穷之中，后悔为了无法控制的自由，竟然将圣彼得的继承人赶出梵蒂冈。上帝之城的懊恼为时已晚，而且无济于事，等到年长的成员过世后，枢机主教团全是法兰西籍的红衣主教。[331]他们对罗马和意大利极为厌恶和藐视，后来出现一系列法兰西籍的教皇，甚至还有行省的人士，他们与这个国家建立起了最紧密的联系。
实业的进步和发展，使意大利的各个共和国得以建立并日趋富足，正处在自由的年代，也是人口、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最繁荣的时期，工匠和庶民的手工劳动逐渐发展为高雅和智慧的艺术。但是罗马的位置并没有占到地形之利，就是土地的生产也谈不上丰饶，居民的习性因怠惰而自轻自贱，也因傲慢而得意忘形，他们一厢情愿地沉溺于幻想之中，认为臣民的贡金必须永远供养教会和帝国的都城。这种成见难免受到朝圣客的鼓舞，他们不断前来参拜使徒的神龛。教皇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就是圣年制度，[332]给人民带来的好处不下于教士的贡献。自从巴勒斯坦沦陷以后，那曾一度被当成礼物赐给十字军的“绝对的恩典”，虽然保留了下来却已经失去了运用的对象，教会最有价值的财富与公共的流通隔绝了长达8年之久。勤奋的卜尼法斯八世调和野心和贪婪的罪恶，打开了一条新的渠道。这位教皇有足够的学识来搜集和恢复百年祭的活动，这是罗马过去每个世纪结束时要盛大庆祝的节日。为了毫无危险地测试公众的轻信程度，他适时发表公开的布道演说，非常巧妙地散布一份报告，找出若干年迈的见证人。在公元1300年1月1日那天，圣彼得大教堂挤满信徒，要求在神圣的时刻获得“传统”的恩典。教皇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感觉到虔诚的群众都已焦急得无法忍耐，他像是被古老的证词说服，承认他们的要求极其正当。他向所有的正统基督徒宣读一篇全面的赦罪文，任何人在这一年中或是在每个类似的时间段内，只要诚心朝拜过圣彼得和圣保罗的使徒教堂，就都可以获得这份恩典。
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开始是从最近的意大利行省，后来是从遥远的匈牙利和不列颠王国，大批朝圣客挤满各地的公路。他们要在这趟劳累和花费不菲的旅程中，洗净他们的罪孽，从军事服役的危险中获得赦免。大家处于同样的心情，已经忘记了地位、性别、年龄或体能方面的差异。然而汹涌的人潮急着去朝拜，在街道和教堂有很多人被踩死。很难估算到来的朝圣客数量，更谈不上精确的数据，一位有心的教士非常清楚，榜样的力量会感染人，使人数被夸大。然而有位明智的历史学家当时在协助有关礼仪的工作，很肯定地告诉我们，罗马每时每刻都有外乡人到来，数量从未低于20万人。另外有一位明了实情的人认为，那年外来的总人数是200万人。每个人只要拿出微不足道的奉献，就能聚成一笔皇家的财富，两位教士手拿耙子不分日夜站在那里，来不及清点就把抛在圣保罗祭坛上成堆的金银收集起来。非常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和平与富足的年代，即使那年的草料缺乏，旅馆和客栈收费极为昂贵，由于卜尼法斯的政策和罗马人贪财的好客精神，面包、酒类、肉和鱼都能源源不绝地供应。在一个没有贸易或实业的城市，发了一笔横财后，很快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但是下一个世代的贪婪和羡慕，看到这个世纪还有遥远的一段时期，只有恳求克雷芒六世提前实施。
和蔼的教皇顺从他们的心愿，宁愿自己遭受损失也要为罗马提供一点小小安慰，为了使得日期的变更有充分的理由，在实施时正式命名为摩西大赦年[333](1350 A.D.)。他的呼吁获得各方的响应，就人数、热情和慷慨而论，都不亚于最早的节庆。但是他们遭到战争、瘟疫和饥馑的三重灾害，很多妻子和少女在意大利的城堡受到侵犯，野蛮的罗马人即使主教在场也不受管束，抢劫和杀害了不少外乡人。大赦年的期限一再减缩，变为50年、33年和25年，可能是源于教皇的急躁，没有耐性等待，虽说第二种期限正好和基督在世的年岁完全一致。过度的恩典、新教的反叛以及迷信的没落，大幅降低大赦年的价值。但即使是第19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节庆，对罗马人而言也带来了欢乐和巨大的收获。就是哲学思潮带来的讪笑，对于教士的胜利和人民的愉悦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十一、罗马的贵族豪门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世仇宿怨
意大利在11世纪初期受到封建暴政的摧残，不论是君王还是人民都苦不堪言。人类天赋的权利受到为数众多的共和国的极力维护，很快将自由和统治从城市扩展到邻近的乡村。贵族的刀剑已被折断，奴隶获得解放，城堡全被拆除，开始接受并服从社会的习惯，他们的野心局限于获得城市的荣誉，即使是在威尼斯或热那亚最自负的贵族体制下，每一位贵族人士也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334]罗马软弱而失序的政府无法胜任管束叛逆儿孙的职责，他们无论是在城内还是城外都藐视行政官员的权威。现在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为夺取政府的主权而引起斗争：世家豪门靠武力保护个人的独立，府邸和城堡加强防备能力用来对付围攻，他们之间的私人争执仍在众多的家臣和部从之间进行着。在出身和感情方面，这些贵族对于他们的国家而言完全是外人。[335]如果还有真正的罗马人这号人物，他就会拒绝承认这些傲慢的异乡人，因为这些异乡人瞧不起罗马市民的称号，非常狂妄地自称是统治罗马的皇亲国戚。[336]
经历一连串阴暗无比的革命过程后，所有的家谱记录都已丧失，姓氏的区别已不复存在，不同民族的血胤经由千百条渠道混杂起来。哥特人、伦巴第人、希腊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和诺曼人靠着皇家的赏赐或英勇的特权，拥有最丰厚的财富和产业，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一位希伯来的族人擢升到元老院议员和执政官的位阶，在这些悲惨的流亡者长期遭受监禁的历史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337]利奥九世[338]统治的时代，一位家世富有而且学识渊博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受洗时有幸使用教父，也就是在位的教皇的名字。利奥九世的儿子彼得凭着热情和勇气，为格列高利七世的事业立下显赫的功绩。教皇把控制哈德良的陵墓(克雷森提乌斯塔楼)的工作，托付给最忠实的追随者，这个地点现在称为圣安吉洛城堡。父子俩都有众多的后裔，靠着高利贷累积的财富能与城市最高贵的家族分享，联姻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这位改信者的孙子靠着亲戚的力量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大多数的教士和人民都支持他的作为，他在梵蒂冈统治了几年的时间。圣伯纳德的辩才和英诺森二世的胜利，曾给阿那克勒图斯[339]戴上“伪教皇”的标志，等到他败北和逝世以后，利奥的后代不再有显赫的人物，就是现代的贵族也没有人自夸源于犹太家族。
我不打算在此一一列举罗马的家族，无论它们是在不同的时期面临衰亡的命运，还是直到今天依然保留着相当的荣誉。[340]弗朗吉帕尼家族是古老的执政官世系，因其在发生饥荒时与人分享面包的慷慨行为而声名远播。这种义行比起他们与盟友科西家族在城市划出很宽敞的地区供自己使用，然后用工事将这个区域围起来加以保护的行为更为光荣。看来萨维利家族应该出于萨宾人的血统，到现在还维持着最初的尊贵地位；已经式微的姓氏卡皮朱契，是最早把名字刻在钱币上的元老院议员；康提家族还保有西格尼亚伯爵的荣誉，但是产业已经失去；如果安尼巴尔第家族不认为自己是迦太基英雄的后代，那么不是过分无知就是非常谦虚。
但是在城市的这些贵族和王侯当中，或是位居其上的世家，我特别要提到科隆纳和乌尔西尼两个敌对的家族，他们的事迹是现代罗马编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科隆纳的名字和纹章[341]就语义学而言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题目，演说家和古文物学家并没有忽略图拉真石柱和赫拉克勒斯之柱，或是基督遭受鞭刑的柱子以及在沙漠中引导以色列人前进的光柱。这个家族首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公元1104年，证实这个姓氏的权势和古老，也说明它具有简单的意义。科隆纳对卡维的篡夺激怒了帕斯卡尔二世，使其不惜动武，但是他们在罗马的郊区合法据有扎加罗拉和科隆纳的世袭封地，后面这个镇也许装点了一些高耸的石柱，是一座庄园或庙宇的遗迹。[342]他们同样拥有邻近城市图斯库卢姆的一半，足以使人相信他们是图斯库卢姆伯爵的后裔，这些伯爵在10世纪时是教皇辖区的暴君。根据他们自己和一般人的看法，这个家族最原始和遥远的源头来自莱茵河两岸，[343]在700年的变革中，建立了显赫的功绩并且以富有知名于世。日耳曼的君主与一个高贵世系有真实或传闻的血缘关系，绝不会辱没皇室的身份。[344]大约在13世纪末叶，家族的一个旁支最有权势，一位叔父和6个兄弟在军队和教会据有高位能够出人头地，其中之一的彼得被选为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乘着一辆凯旋式使用的战车进入卡皮托，虽然大家用恺撒的头衔向他欢呼，也不过徒有虚名而已。
尼古拉四世将约翰和斯蒂芬封为安科纳侯爵和罗马纳伯爵，这位恩主是如此偏爱科隆纳家族，后来在一张讽刺画中，绘出他被关在一根空心的柱子里。等到尼古拉四世过世以后，他们那种极其傲慢的举止触怒了怀恨在心的敌人。身为红衣主教的叔父和侄儿拒不承认卜尼法斯八世的当选，使得科隆纳有一段时间，同时受到他那世俗和宗教武力的压迫。[345]教皇声称要组成一支十字军对付个人的仇敌，他们的财产被籍没，位于台伯河岸边的城堡遭到圣彼得的军队和敌对贵族的围攻，等到主要的抵抗中心帕勒斯特里纳(普拉内斯特)被摧毁以后，将整个区域用犁耕过一遍，表示永远成为禁建之地。6个兄弟受到贬黜、放逐和迫害之后，只能隐匿身份逃避危险，浪迹欧洲各地，始终没有放弃求援和复仇的希望。要想实现双重的希望，法兰西宫廷是最保险的避难所。他们推动并指导腓力的宏图大业，要是对被俘暴君的不幸和勇气怀着尊敬之心，那我应该赞扬这种胸襟宽阔的行为了。
罗马人民废除卜尼法斯八世的民政措施，恢复科隆纳的荣誉和产业，亡故教皇的同谋和继承人同意支付10万个弗罗林金币作为赔偿，从这可以看出他们所有的损失，从而能够估计他们拥有的财富。所有在宗教方面对他们的谴责和贬斥都为生性谨慎的教皇所禁止，[346]这个家族的运道在经过一场短暂的风暴以后变得更为稳固。夏拉·科隆纳的胆识在于囚禁了卜尼法斯，以及很久以后为巴伐利亚的刘易斯加冕，皇帝出于感激，在他们的章纹上面给石柱戴上皇冠。整个家族成员就名声和功勋而论以斯蒂芬占首位，彼特拉克将他誉为当世无人相匹、放在古罗马时代亦毫不逊色的英雄人物。迫害和流放使他向各民族展示战争与和平的才能，陷于极其困苦的处境中，他不是一个令人怜悯的可怜虫，而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对象，面对危险更要以不忝所生为荣。有人向他询问：“现在你的堡垒在哪里？”他把手放在胸口回答说：“这里。”他在恢复昔日的繁荣以后仍旧保有原来的美德，直到他以衰老之年寿终正寝为止，斯蒂芬·科隆纳的祖先、本人和儿孙，使他在罗马共和国以及阿维尼翁的教廷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其二，乌尔西尼家族是从斯波莱托迁移过来的，在12世纪时，他们被称为乌尔苏斯的儿子，都是显赫的人物，仅知道其中之一之后成了这个家族的创始人。但是他们很快从罗马的贵族中脱颖而出，源于亲戚的数量众多而且作战勇敢、居住的城堡非常坚固、元老院和枢机主教团享有的荣誉，以及两位教皇切莱斯廷三世[347]和尼古拉三世来自他们的家族和血胤。他们的财富来自早期大量任用亲戚所形成的族阀政治，圣彼得的产业被慷慨的切莱斯廷[348]转让到受宠爱的亲人手中。尼古拉出于野心，同时也是为了家族，要让那些君王结盟，要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建立新的王国，把罗马元老院的永久职位授予这些族人。凡是能成就科隆纳家族伟大勋业的事物，同样可以增进乌尔西尼家族的荣誉。他们保持长远的世仇，一直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在25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不断扰乱这个教会国家。争执的真正原因是彼此嫉妒对方的名声和权势，只不过为了容易区别，科隆纳家族采用吉贝林这个名字成为帝国党，乌尔西尼家族接受奎尔夫的称号要为教会的事业效力。他们相互敌对的旗帜上面绘着鹰和钥匙，虽然吵闹的起因和性质经过漫长的时间已经被人遗忘。[349]
在意大利，这两个党派的斗争却更为激烈。等到教皇退避到阿维尼翁以后，他们为了争夺这个处于空位期的共和国不惜动用武力，每年选出两位敌对元老院议员的妥协方案，不仅令人感到可笑，而且使灾祸与不和一直延续下去。这座城市和整个区域因为他们的私仇而变得一片荒芜，交替获得胜利使得双方始终处于起伏不定的平衡态势。直到乌尔西尼家族最著名的保护者，遭到小斯蒂芬·科隆纳的袭击和杀害之前，双方还没有人丧生于刀剑之下。[350]他的胜利受到违反协约的谴责，使人感到羞辱。他们在教堂的门口用暗杀的手段进行下流的报复，刺死无辜的男孩和两个仆人更是失策的行为。然而获胜的科隆纳与该年的同僚被宣布成为任职5年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彼特拉克的缪司在他的心中激起一个期许、一个希望和一个预言：生性慷慨的年轻人是他敬仰的英雄人物的儿子，会重建罗马和意大利，恢复昔日的光荣，相信他那正义之剑会歼灭狼、狮、蛇、熊之类的猛兽，它们一直想颠覆这根大理石“柱”永恒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