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一、彼特拉克的性格及成为桂冠诗人在罗马加冕(1304—1374 A.D.)
就现代人的看法，彼特拉克[351](公元1304年6月19日—1374年7月19日)是一位意大利诗人，能够写出有关罗拉与爱情的作品。这位抒情诗之父运用和谐的图斯坎语音韵，受到意大利人的赞誉和崇拜，他的诗句甚或他的名字总是反复被人背诵，带着恋爱和燕好的激情，表现出狂热的理念。无论一个外地人具有何种个人的品位，他们那极其浅薄的知识令他们对一个有高深学养的民族没有任何意见，默默认同他们的鉴赏能力。然而，我却希望或设想意大利人不要拿他那冗长而单调的十四行诗和挽歌，与几位叙事诗的缪司迈越千古的作品相比，像是但丁极具创意的奔放豪情、塔索[352]重视美学的风格内涵以及阿里奥斯托[353]无穷无尽的华丽变幻。
这位情思有如泉涌的诗人所具备的优点，我至今缺乏欣赏的能力，形而上的激情也无法使我产生多么深厚的兴趣：歌颂的对象就如一个似幻非真的美女，她的存在与否让人怀疑。[354]实际上她却是一个瓜瓞绵绵的主妇[355]，多情的郎君在沃克路斯泉[356]的水边叹息和歌咏时，她却生下了11个合法的孩儿。[357]但是在彼特拉克以及更为严肃的同代人眼里，他的爱情充满了罪恶，而意大利文的诗歌则是无聊的遣兴之作。那些拉丁文的作品像是哲学、诗篇和辩词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名声，很快从阿维尼翁传遍法兰西和意大利，每一座城市中，他的朋友和门生的数量都在倍增。而如果他那些连篇累牍的作品[358]现在被长时期弃而不用，我们便一定会对他这个人发出感激的欢呼，就是出于他的教导和榜样，才重新恢复奥古斯都时代的精神和研究。
彼特拉克在年纪很轻时就渴望获得诗人的桂冠。有3个学院的最高学府已经为诗赋之学提供皇家硕士或博士学位[359]，英格兰宫廷出于习俗而非虚荣所授予的桂冠诗人称号[360]，最早是由日耳曼的恺撒创立。在古代的音乐竞赛中，得胜者可以获得奖赏，相信维吉尔和贺拉斯曾经在卡皮托神庙接受冠冕，激起吟游诗人一争高下的雄心。[361]何况“桂冠”[362]的发音与他的情人名字相近而更显得可人，这两者都因追求的困难重重而益增其价值；要是罗拉的懿德和才情毫无可议之处，[363]更可以吹嘘获得诗歌女神的垂青。他爱慕虚荣但是并不矫情，所以才会赞扬自己的心血所获得的成就。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他的朋友都很活跃，有些人出于嫉妒或偏见，公开或暗中加以攻讦，他只能运用忍让的美德和巧妙的手段予以化解。彼特拉克在36岁那年完成了平生的夙愿，就在同一天之内，他在沃克路斯孤寂生活中，接到罗马元老院和巴黎大学相同的正式邀请。一所神学院的学术地位以及一座没落城市的粗俗无知，都没有资格对这样一位天才人物授予理想和不朽的花冠，他应该从公众和后人出于自发的赞誉中获得这项殊荣。这位候选人抛开令人烦恼的考量，虽然感到欣慰，但还是迟疑了一段时日之后，才愿意接受世界之都的召唤。
桂冠诗人的加冕典礼[364]在卡皮托神庙举行(1341年4月8日)，由他的朋友兼赞助人、共和国的首席行政长官主持。12名穿着红色服装的贵族青年排成一列，6名来自显赫家族的代表，身穿绿袍、手执花环夹杂在队伍里面。在一群王侯和显要之中，元老安奎拉拉伯爵是科隆纳家族的成员，登上他的宝座。彼特拉克在传令官高声召唤之下站了起来，朗诵维吉尔的诗篇并三次宣誓要致力于罗马的繁荣兴旺，跪在宝座的前面接受元老的桂冠，以及金钱买不到的欢呼。大家齐声高喊：“这是才智之士应有的奖励：卡皮托神庙和诗人万岁!”他呈送一首推崇和赞誉罗马的十四行诗，显现出天才人物的感激之情，整个队伍在拜访过梵蒂冈之后，表彰文学的花环悬挂在圣彼得的神龛前。彼特拉克在卡皮托神庙中被授予文件和证书，桂冠诗人的头衔和特权中断1300年之后重新恢复。从此以后他可以戴桂冠、象牙冠或花冠，穿着诗人的服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就文学的题材进行讲授、辩论、解说和写作，这些是他一辈子的权利。这项赏赐由掌权的元老院和人民批准，授予他市民的身份是为了回报他对罗马的敬爱。共和国赐予荣誉，一切做法都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他通过熟读西塞罗和李维的著作，吸收了一位古代爱国者的观点，运用充满热情的想象力，激发这些观点成为可以表达的情绪，再将这些情绪转变成主导行动的情操。
罗马七山的外观和宏伟的废墟更加肯定了这些鲜明的印象，他已经喜爱上了这个慷慨大方的国家，不仅授予他桂冠，还愿意接纳他这个外乡人。贫穷而又堕落的罗马激起感恩的宠儿气愤和怜悯之情，极力掩饰同胞所犯的过失，对于最后的英雄和贵妇用偏爱的态度高声表扬，沉醉在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希望之中，非常高兴能忘记目前的苦难。
罗马仍旧是世界合法的主子：教皇和皇帝还有那些主教和将领，放弃了他们拥有的地位和身份，饱尝羞辱后退往罗讷河和多瑙河。只要罗马能恢复原有的美德，共和国可以再度辩明自由和统治的权利。罗马人有奔放的热情和慑人的辩才，[365]使得彼特拉克、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感到惊讶，这场革命运动一时之间显现出极其耀目的美景。下面的篇幅会提到护民官里恩齐的崛起和败亡，[366]这个题目非常有趣而且史料丰富，爱国的吟游诗人[367]灵感一动的作品，为佛罗伦萨，特别是罗马[368]的历史学家们那些多产而又简单的叙述，平添了一股动人心弦的活力。
二、护民官里恩齐的家世出身、行事风格和政治活动(1347 A.D.)
罗马城有一个区部仅仅住着工匠和犹太人，客栈老板和洗衣妇的结合生出未来的罗马救星。[369]尼古拉·里恩齐·加布里尼从父母那里不可能继承到地位和财产，但是他们费尽心血让他获得良好的教育，却是他后来飞黄腾达和英年早逝的缘由。他研究历史学和辩论术，熟读西塞罗、塞涅卡、李维、恺撒和瓦列里乌斯·马克西穆斯的著作，使得这个年轻的平民能从同侪和当代人物中脱颖而出。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古代的手卷和雕塑，喜欢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他的知识，经常会气愤地大声喊叫：“这些罗马人现在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德行、正义和权力在何处？为什么我没有生在那个幸福的时代？”等到共和国派出由三个阶级组成的代表团前往阿维尼翁教廷时，里恩齐的锐气和辩才使他在13位平民代表中占据了一个名额。这位演说家有幸对着教皇克雷芒六世高谈阔论，也能与彼特拉克推心置腹。他那满怀希望的未来受到解职和贫穷的打击，爱国者落到只有一件外衣和接受医院救济的地步。获得伯乐的垂爱使他脱离悲惨的处境，使徒的公证人这个职位每天可以获得5个弗罗林金币的薪俸，以及更为体面和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在罪恶横行的社会里，从言语和行动上凸显个人的正直廉洁。
里恩齐的辩才敏捷，深具说服的能力，大多数人总是带着嫉妒之心对他大肆指责。失去一个兄弟而凶手获得赦免使他深受刺激，对于公众的苦难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加以夸大。建立文明社会要靠和平与正义的福祉，现在都已被驱出罗马。猜忌的市民能够忍受个人的冤屈或金钱的损失，却无法忍受妻子和女儿受到凌辱。[370]他们傲慢的贵族和腐败的官员的双重压迫，朱庇特的狮子与牛鬼蛇神的唯一差别，在于一者滥用武力，一者滥用法律。这类寓言式的象征被里恩齐以各种不同的图画来表现，拿到街道和教堂去展览。当群众带着惊奇的神色观看时，无所畏惧和早有准备的演说家，立即对他们解说画中的含意，指出讽刺的对象，激起大家的热情，提出在遥远的未来获得幸福和得救的希望。
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罗马的特权始终是他谈论的主题，就是说这座城市对于君王和行省拥有永恒的主权，奴役制度的成果到他的手里成为自由的号召和诱因。那份赋予韦斯巴芗皇帝最大特权的刻在铜板上面的元老院敕令[371]，还保存在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唱诗班的位置。皇帝邀请大批贵族和平民前来听他的政治演说，为了接待他们，刻意修建一座交通方便的剧院。这位公证人穿着一套华丽而又故作神秘的服装，用译本和注释对铜板的铭文进行解释，[372]热情洋溢地描述古代光荣的事迹，元老院和人民是一切合法权利的来源。怠惰而又无知的贵族根本不能理解这类演说所要表达的深意，他们有时会对这位平民改革者恶言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但是他经常得到允许到科隆纳的府邸，用一些不经之谈或命理占卜来娱乐听众。这位现代的布鲁图斯为了掩饰自己，不惜使用装疯卖傻和插科打诨的手段。在贵族纵情表示轻视时，人民却把他那恢复昔日美好社会架构的说法，当成极为向往、可能发生和即将来临的大事。所有的市民都对这位救星大声欢呼，其中还有一些人鼓起勇气追随拥护。
一份预言贴在圣乔治教堂的门口，就像是一篇布道讲词，是他的计划首次公之于众的证据。阿芬丁山100名市民的夜间集会，是实行计划的第一步。在宣读保密和互助的誓词之后，他向同谋说明冒险行动的重要性而且保证必定会成功。那些一盘散沙的贵族根本拿不出办法，他们只会担心虚有其表的实力。所有的力量和权利都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使徒会所”的岁入可以用来解救公众的苦难，教皇本人也对他们击败政府和自由的共同敌人表示赞同。等到安排忠诚的队伍保护首次的演说之后，他通过号角的声音向全城宣布，所有人员在第二天的晚上不要携带武器，到圣安吉洛教堂前面集合，以完成恢复美好的社会架构的各项准备。整夜都沉浸在奉献给圣灵的30场弥撒的欢庆之中。
到了第二天早晨(公元1347年5月20日)，里恩齐全副披挂，没戴帽子，在100名同谋的簇拥下走出教堂。教皇的代表奥尔维耶托仅是一名主教，同意参加这个特殊的盛典，走在他的右边陪同前进。三面大旗高高举起作为起义的象征：第一面是自由之旗，罗马坐在两头雄狮的上面，一手拿着棕榈枝另一手握着地球；第二面是正义之旗，上面绘着手执宝剑的圣保罗；第三面旗帜则是圣彼得手里拿着平等与和谐的钥匙。里恩齐为眼前不计其数的人群发出的欢呼声所鼓舞，他们虽然不了解状况却抱着无穷的希望，浩大的队伍开始缓慢移动，由圣安吉洛教堂向着卡皮托进发。胜利的喜悦受到暗中某些情绪的骚扰，他只有极力压制下去。他在一路攀登共和国这个要塞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这使他深具信心。他在阳台对着人民进行滔滔不绝的演讲，展开的行动和制定的法律能获得最捧场的认同。那些贵族像是失去有力的双臂和思考的头脑，带着不敢置信的惊愕神色观看这场奇特的革命。
举事的时机选得非常正确，态度强硬的斯蒂芬·科隆纳刚好不在城内。他一听到风声就赶回府邸，装出对这场平民暴乱不以为意的样子，并且向里恩齐派来的信使轻描淡写地提到，等他哪天空闲无事，就会把这个疯子从卡皮托神庙的窗子里扔出去。突然之间大钟响起警报之声，暴乱的浪潮是如此的汹涌，巨大的危险迫在眉睫。科隆纳在仓促中逃往圣劳伦斯的郊区，经过片刻的休息之后继续匆忙的行程，直到安全抵达帕勒斯特里纳的城堡，对自己的处置不当感到悔恨，没有在酿成燎原大火之前先将它扑灭。卡皮托发出全面而专断的命令，要求所有贵族和平撤回自己的府邸。他们听命离去，确保罗马自由且顺从的人民得以享有安静的生活。
然而像这样自愿顺从和最早出现的狂热情绪，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里恩齐认为一种正常的形式和一个合法的头衔，可以使篡夺的过程合于正义的要求。按照他自己的看法，罗马人民为了表示追随的诚意以及对他权威的服从，会毫不吝啬地把元老院议员或执政官、国王或皇帝的称号加在他的头上。他倒是愿意接受更为古老和谦恭的护民官职位，这个神圣的职务主要是保护平民。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职务从来不曾被赋予任何共和国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根据当时的情况以及罗马人民的同意，这位护民官制定了很多有益的法令，有助于恢复和维持美好的社会架构。第一项法令使得生性诚实和缺乏经验的人满足了他们的意愿，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不得超过15天。当时经常出现的伪证危及公正的审判，因而宣布应对诬告者处以按照假证词对被告所判处的量刑同等的惩罚。混乱的时代逼得立法者对杀人犯处以死刑，同时用相等的报复处罚伤害罪，但是在他废除贵族的暴政之前，要想达成公平公正的施政要求是毫无希望的事。
法律明文规定，除了最高行政官员，任何人不得据有或控制国家的城门、桥梁或塔楼；任何私人守备部队不得进入罗马领域之内的市镇或城堡；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或者擅自将房屋改造成工事；贵族有责任维护公路的安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运输；窝藏罪犯和强盗将被处以1000个银马克的罚锾。要不是那些目无法纪的贵族对当局的制裁力量怀有畏惧之心，一切法律规定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卡皮托神庙突然发出警报的钟声，仍旧可以召集2万名志愿军投效到他的旗帜之下，然而要真正保住护民官和他的法令，需要一支常备的正规军。每个港口的岸边整备一艘船只，用来维护商业和贸易的安全，一支常备民兵部队拥有360名骑兵和1300名步卒，已经在城市的13区部完成征召，发给服装和薪饷。通过每个为国捐躯的士兵的继承人都可以得到100个弗罗林或英镑的优厚抚恤来看，倒是真正能够表现出共和国的精神。
里恩齐为了支付国家的防务、建立粮仓以及救济孤儿寡妇和贫穷的修女，根本不畏惧从事亵渎神圣的行为，竟然动用“使徒会所”的收入：主要的三项是炉捐、盐税和关税，每年每项的收入都在10万个弗罗林[373]左右，采用他所主张的明智办法，不过四五个月的工夫盐税就可以增加3倍，可见原来的贪渎是何等的惊人。重建共和国的军备和财政以后，护民官召回处于自主状况而又孤独无依的贵族，要求他们亲自前来卡皮托神庙，对新政府宣誓效忠，遵守美好社会架构的法律。王侯和贵族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同时更要顾虑在拒绝以后可能会产生的危险，都穿着简朴的平民服装返回在罗马的住处。科隆纳、乌尔西尼、萨维利和弗朗吉帕尼这些显赫的家族，都在一个平民的法庭前感到不知所措。这个人在过去像小丑那样受到他们的嘲笑，现在则要极力掩饰那按捺不住的愤怒情绪，在大家的眼中显得更为羞辱可耻。
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像是教士、乡绅、法官、律师、商人和工匠，相继宣读同样的誓词，宣誓人的地位逐渐向下延伸，然而表现的诚意和热情更为高昂激烈。他们誓与共和国和教会同生死共存亡，教皇的代表奥尔维耶托主教虽然只是给予名义上的协助，但经过他巧妙的运作，将他们的利益与护民官的职务紧密结合在一起。里恩齐过分吹嘘，竟然说他从背叛的贵族政体手中拯救了圣彼得的宝座和产业。克雷芒六世对于贵族的垮台极为高兴，假装相信这位可靠仆从的说法，为他的胜利大声喝彩，认可他自封的头衔。护民官对纯真的信念保持衷心的关怀，因而使他的言行和思想都受到鼓舞。他暗示曾经从圣灵那里接受超自然的使命；强制信徒每年要忏悔和领圣餐，否则处以高额的罚金；严格保卫忠诚的人民在宗教和世俗方面的福利。
三、罗马共和国的自由繁荣以及对意大利的期许(1347 A.D.)
自古以来，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心灵所表现出的能力和成效，能如护民官里恩齐在罗马进行急速而又短暂的改革般令人印象深刻。一群强盗经过改造，成为守纪律的士兵或僧侣；他的法庭耐心听取控诉，迅速补救匡失，严厉惩罚罪行，成为穷人和外乡人经常进出的场所；无论是家世、地位或教会的豁免，都无法使罪犯和同谋逍遥法外。罗马城那些不容执法人员进入的特权家族和私人圣所，全都被取缔和废除，他还把这些地方原来用以设防的木料和铁器拆除，全部用以建设卡皮托，使之成为坚固的城防工事。科隆纳家族可敬的族长只能留在府邸里面，想对罪犯施予援手却无能为力，更是加倍感到丧失颜面。载运一篓油的骡子在卡普拉尼卡附近被偷走，乌尔西尼家族的领主对道路的安全疏忽守备，不仅要赔偿损失，还要处以400弗罗林的罚锾。贵族的人身安全比起他们的田地房产，并不显得更神圣不可侵犯。
无论伤害行为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对于敌对党派的头目都一视同仁，将他们绳之以法。彼得·阿加佩特·科隆纳是罗马元老院议员，因伤害他人或背负债务而在大街被捕；马丁·乌尔西尼的处决虽然延误，但还是使正义得以伸张。他在台伯河口抢劫一艘失事的船只，[374]此外还犯下许多罪无可恕的暴行。他那显赫的名声、两位任红衣主教的伯父、新近结婚和患有重病，坚定的护民官对这些情况根本不加考虑，决心要拿他来杀一儆百。执法人员将他从府邸的新房里抓走，审判简捷明快令人激赏，卡皮托的钟声召集市民。乌尔西尼被剥去斗篷跪在地上，双手绑在背后听取死刑判决，经过简短的临终忏悔之后，就被送上绞架。有了这样一个判决的先例，自觉有罪的人员不再存有获得赦免的侥幸心理，于是那些歹徒恶棍、目无法纪和游手好闲的人员赶快逃走，罗马城和邻近地区很快成为一片净土。在这个时候(历史学家的说法)，人们为森林不再有强盗盘踞而感到庆幸，耕牛开始犁田种地，朝圣者前来参拜圣所，道路和客栈都挤满旅客，贸易、富足和信用重新回到市场中，就是一袋金币丢在公路上也不会有丧失的危险。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障之后，勤劳的工作和报酬的支付自然会随之恢复，罗马仍旧是基督教世界的都城，那些在他的政府庇护之下享受到好处的外乡人，将护民官显赫的名声和光荣的事迹传播到每个国家。
国家获得解救，使得里恩齐激起更为庞大或虚幻的想法，要与意大利合并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罗马自然是古老而合法的首领，其他自由的城市和各地的诸侯则是成员和同志。他的文采并不亚于他的辩才，他发出无数的信函交给快捷而可靠的信差，信差手里执着白色的棍棒步行穿越森林和高山，即使在怀有很深敌意的城邦，也能享有使节神圣的安全保障。不论是出于讨好还是确有其事，他们报告说经过的大道两旁跪着成排的群众，恳求上天保佑他们的使命圆满达成。要是感情能听命于理智，个人利益能屈从于公众福祉，那么最高护民官和意大利联邦真的可能弥合内部的争执，用阿尔卑斯山作为抗拒北方蛮族的屏障。但是一帆风顺的时节转瞬而过，如果威尼斯、佛罗伦萨、西恩纳、佩鲁贾和很多等级较低的城市，愿意为美好社会架构奉献生命和财产，那么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暴君，必然会藐视或憎恨一个创造自由体制的平民。
不管怎么说，护民官还是从他们那里及意大利其他地方，获得友好和尊敬的回答，接着这些诸侯以及共和国就派来使臣。在国外来客聚集的状况下，无论是举行欢宴还是商谈正事的场合，出身寒微的公证人都表现出大家所熟悉的王者风范。[375]在他统治之下发生最光彩的事件，就是匈牙利的刘易斯国王向他提出诉讼，指控那不勒斯的珍妮女王，使用谋逆的手段将自己的丈夫绞死，死者就是他的弟弟。为判别她是否有罪，罗马举行了一次正式审判，但是在听取律师的申诉以后，护民官对这个影响重大而且引起反感的案件裁定延期处理，接着这案件很快就被匈牙利人运用武力加以解决。在阿尔卑斯山的北部特别是阿维尼翁，这次革命成为大家好奇和争论的话题，引起普遍的欢呼。彼特拉克曾经是里恩齐亲密的友人和暗中的顾问，他的作品充满热爱国家和乡土的激情和欢乐，所有对于教皇的尊敬和科隆纳的感激，全部消失在一个罗马市民的无上职责之中。卡皮托神庙的桂冠诗人，对于共和国长治久安和日进有功的伟大前途，怀抱着最崇高的希望，不仅支持这位英雄人物的行动而且对他备加赞誉，同时也表达忧虑的事项和个人的看法。
四、里恩齐的恶行、缺失和获得骑士位阶的盛大排场(1347 A.D.)
彼特拉克正沉醉在预言的幻想当中，罗马的英雄已从名声和权力的顶峰迅速滑落。人民曾经带着惊愕的眼光，看着这颗明亮的流星从地平面升起，现在开始注意到它那毫无规则的运行轨迹，以及忽明忽暗的光度变化。里恩齐的辩才胜于智慧，进取而无决断，空有不世的才华，缺乏冷静和克制的理性加以均衡，把希望和恐惧的目标凭空放大了10倍。他并非靠着谨慎的言行才登上宝座，当然不会改善这方面的缺失来巩固既得利益。在光辉耀目的成功过程之中，他的美德不知不觉染上四周的罪恶：残暴混入他的公正，挥霍渗进他的慷慨，幼稚和夸耀的虚荣融入他那好名的欲望。他应该非常清楚，古代的护民官在公众的眼里强势而又神圣，但是个人的举止、服装和外表与一般平民毫无差别，他们通常是步行进城，只有一个传令或差役协助处理职务有关的事项。
格拉古兄弟[376]要是读到这位继承人响亮的称号和头衔，就会皱着眉头或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严明而仁慈的尼古拉，罗马的解救者，意大利的保卫者[377]，人类、自由、和平与正义的朋友，护民官奥古斯都。”里恩齐拿戏剧性的盛大场面来为革命做准备，竟然生活在奢侈和傲慢之中，滥用政治的原则：对群众讲话要看着他们的眼睛，更要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他天生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后来因为饮食不知节制变得过度肥胖；身为行政官员要摆出庄重和严厉的神色，倒是能够改正动辄大笑的习惯。他在公开场合的服饰都很讲究，穿着一袭杂色天鹅绒或绸缎的长袍，有皮毛的衬里和金线的绣花；手里拿着正义的标杆，这是一根纯钢制成的极为光亮的权杖，顶上镶着一个圆球以及黄金的十字架，里面包着神圣的“真十字架”的碎片。他排出民事和宗教的队伍在城市里行进，总是骑着一匹象征皇权的白色骏马，共和国的巨大旗帜在他的头顶飘扬，上面绘着太阳和一圈星星以及口衔橄榄枝的鸽子。大把的金币和银币撒向群众，50名手执长戟的卫士维护在他的四周，一队骑兵走在前面开道，他们使用的大鼓和喇叭都是用纯银制成。
里恩齐的野心是要获得骑士的位阶[378]，等于暴露出了他家世的寒微，也贬低他的职务的重要性。这位骑士护民官抛弃平民而接纳贵族，但贵族和平民对他同样感到厌恶。所有尚存的财富、奢侈品或艺术品，全部在那庄严的一天中消耗殆尽(公元1347年8月1日)。里恩齐率领游行队伍从卡皮托神庙前往拉特兰大教堂，漫长的路途中有各种华丽的装饰和表演的节目消除烦闷的情绪，神职执事、文职官员和军队官兵都在各自的旗帜下行进，里恩齐的妻子由大群罗马妇女陪同。意大利各地派来的使臣看到这个新奇的热闹场面，不是高声称赞就是私下讪笑。当队伍在晚上到达君士坦丁的教堂和宫殿以后，他在道谢之余便解散人数众多的集会，邀请大家在第二天来参加盛大的庆典。他从一位年高德劭的骑士手里接受圣灵的骑士团勋位，净身和斋戒都是先期奉行的仪式。
在里恩齐的一生之中从未遭到如此严重的谴责和非难，他竟然亵渎神圣，胆敢使用那个西尔维斯特教皇曾用来治愈君士坦丁麻风病(这是一个很愚蠢的传说)的斑岩水罐。[379]护民官用同样僭越的举动，在洗礼所这个神圣的区域之内到处观望并且当作休憩之处，礼仪使用的御床垮掉，被解释为即将败亡的预兆。等到开始做礼拜时，他穿起紫色长袍佩上宝剑，脚上是闪闪发光的马刺，表现出威严的姿态会见再度聚集的群众。但是，他的轻浮和倨傲使神圣的仪式为之中断。里恩齐从宝座上站起来，走近参加礼拜的会众，高声宣布：
我们要召唤克雷芒教皇到法庭来，命令他留在罗马教区。我们也要召唤神圣的枢机主教团。[380]我们要再度召唤那两个冒充者——波希米亚的查理和巴伐利亚的刘易斯，他们竟敢自称为皇帝。同样，我还要召唤日耳曼所有的选侯，让他们告诉我们，以什么借口来篡夺罗马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罗马人民才是帝国古老和合法的统治者。[381]
他拔出尚未沾染人血的宝剑，向着世界的3个方位挥舞3次，同时三度大言不惭地高声喊叫：“这些很快也是我的!”教皇的代表奥尔维耶托主教想要阻止他这种愚蠢的举动，过于微弱的规劝声音被军乐所压制。奥尔维耶托主教并没有退出会场，而是坐在过去为至高无上教皇所保留的餐桌旁，同意与他的护民官兄弟一起进食。为罗马人准备的这一次宴会，过去只有恺撒能够举办。拉特兰教堂的大厅、廊道和庭院，全部摆满数不清的餐桌供各阶层的男女使用，葡萄酒像一道溪流般从君士坦丁的铜马鼻孔中喷出来，除了饮水不够喝以外没有听到其他的抱怨，群众受到纪律和恐惧的约束倒是不敢胡作非为。此后的一天被指定为里恩齐加冕的日子，[382]七顶由不同叶片或金属制成的皇冠，由罗马地位最显赫的教士依次戴在他的头上，象征着圣灵的七项恩典，然而他现在仍旧声称要效法古代护民官的榜样。这种极其壮观的场面可能会蒙骗或讨好民众，他们的虚荣心随着首领的自我炫耀获得满足，但是他在私生活方面，很快背离节俭和克制的严格标准。那些曾对贵族的富丽堂皇感到惊愕的平民，现在看到同侪的奢侈腐化真是痛心疾首。他的妻子、儿子和叔父(一个如假包换的理发匠)粗俗的举止和皇家的挥霍形成强烈的对比，里恩齐没有获得国王的威严却感染了国王的恶习。
五、罗马贵族的畏惧和痛恨以及武力的反抗行动(1347 A.D.)
一个市民带着怜悯甚或愉悦的表情，描述罗马的贵族所受的羞辱：“他们光着头双手抱胸，站在护民官的面前，眼睛垂视地上，全身颤抖，面无人色，啊!上帝!他们多害怕啊!”只要里恩齐对他们采取各种限制，合乎正义而且是为了国家，即使他的傲慢和利益激起贵族的痛恨，良心还是会逼得他们尊敬这个人，然而过度的行为就会带来藐视，更为增长恨意，同时发现他已经不再受到公众根深蒂固的信赖，这使他们产生可以推翻这种权力的希望。科隆纳和乌尔西尼这两个家族面临共同的羞辱，只有将古老的世仇宿怨放下，他们有一致的意愿要进行联合的行动。一名刺客被捕受到刑求供出主使的贵族，里恩齐像暴君一样产生猜疑的心理，运用残酷的手段，很快就自食恶果。他在同一天假借各种借口，邀请最重要的仇敌到卡皮托，其中乌尔西尼家族有5位成员而科隆纳家族有3位。他们发现没有召开会议或是举行欢宴，反而成为专制或正义之剑的阶下囚，无论是自觉无辜还是深感有罪，他们同样忧虑面临的危险。
人民在钟声的召唤下聚集起来，那些贵族们被指控密谋活动要杀害护民官，虽然其中有几位陷入不幸的处境会引起同情，但是没有人伸出援手或是说句公道话，来拯救这些即将判罪的贵族。他们面临绝望的关头，只有表面装出勇敢的神色，在分开囚禁的小室中度过无眠和痛苦的夜晚。德高望重的英雄人物斯蒂芬·科隆纳敲打着房门，要求警卫尽快将他处死，免得在可耻的奴役生活中苟延残喘。到了早晨，他们听到告解的神父来访和钟声响起，明了即将宣布判决。卡皮托的大厅装饰着红色和白色的帷幕，血腥的场面看起来一股肃杀之气，护民官的面容阴沉而凶狠，刽子手的长剑已经出鞘，贵族临死前的讲话被号角的声音打断。
在面临决定性命运的时刻，里恩齐看起来与这些犯人同样紧张和忧虑：光辉耀目的世家门第、势力强大的幸存亲属、轻浮易变的罗马人民以及西方世界的无情指责，都使他感到畏惧。这种鲁莽的行动已经带来致命的伤害，他还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他要是能宽大为怀，也会受到同等的对待。他发表精心推敲的演说，像仁慈的基督徒和恳求者，身为人民推选出来的非常谦卑的行政首长，他乞求国家的主人要原谅这些身为贵族的罪犯，愿意用忠诚和职权立下誓言，一定会让他们悔改继续为国服务。护民官说道：“要是罗马人本着仁慈的精神赦免你们，难道你们还不愿提出承诺，用生命和财产来支持这美好的社会架构？”贵族为他那不可思议的宽恕作风感到惊奇不已，全都俯首认罪，当他们虔诚地复诵忠诚誓词时，内心可能更加坚定了报仇雪耻的意念。一位教士以人民的名义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行，他们就与护民官一起接受领圣体仪式，举行宴会协助招待来客，跟随游行队伍参加各种活动。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表现出和解复交的各种迹象以后，他们带着新的职位和头衔，像是将领、执政官和大公，安全离开，回到各自的家里。[383]
他们考虑到即将面临的危险而不是获得释放的喜悦，因此拖了几个星期没有动手，直到最有势力的乌尔西尼家族与科隆纳家族从城中逃出，在马里诺[384]升起反叛的旗帜，很快修复城堡的防御工事，家臣都来追随他们的领主，亡命之徒武装起来对抗政府官员。从马里诺到罗马的城门，所有的牛羊、牲口、作物和葡萄园全部被搜刮一空或彻底破坏。人民指控里恩齐是灾祸的始作俑者，他的政府竟然教导他们要忘记有这回事。里恩齐在军营中没有像在讲坛那样发挥他的才能，一直忽略反叛的贵族发展的状况，到后来才知道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城堡的守备森严。他并没有从李维的著作中习得将领的本领甚或勇气，率领一支2万名罗马人的军队围攻马里诺，没有获得丝毫的成效和荣誉就班师回朝。他的报复行动以绘出敌人垂头丧气的样子而感到满足，同时以两条淹死的狗(至少也应该是熊)来代表乌尔西尼家族的成员。贵族认定他没有领导统御的能力，何况还受到暗中拥护者的请求，于是扩大作战的行动。他们以4000名步卒和1600名骑兵发起攻击，要凭着军队的实力或奇袭的手段进入罗马(公元1347年11月20日)。
城市完成迎击的准备，警钟整夜响个不停，城门受到严密的守备，为了表示对敌人的轻视而打开。他们举棋不定，最后发出撤退的信号，两个在最前面的单位已经越过城墙，发现能够不受阻挡地进入通路，使得在后卫的贵族不顾一切要发挥奋勇向前的精神。经过一场混战之后，他们被罗马群众击溃，遭到毫不留情的屠杀。小斯蒂芬·科隆纳在此役阵亡，他的贵族风范被彼特拉克誉为意大利维新的主导人物。先于或在他之后过世的亲人，还有他的儿子约翰这个勇敢的青年，他的弟弟彼得对没有留在教会，享受安逸而崇高的地位一定会感到遗憾，一位有合法身份的侄儿和科隆纳家族的两个私生子，加上那位年迈的族长使家族的希望和产业得以幸存，现在为之哀悼的父亲受到这个痛苦的打击也随之而去。对于这7个人，里恩齐把他们称为奉献给圣灵的7个冠冕。圣马丁和教皇卜尼法斯的显灵和预言，护民官用它来激励部队，[385]至少在追击之中他能展现出一位英雄人物的气势，但他忘记了古老罗马人的原则，那就是他们痛恨在内战获胜以后举行凯旋式。
征服者登上卡皮托，将他的皇冠和权杖存放在祭坛上面，带着几分事实大肆吹嘘：对于教皇或皇帝都不敢动一根寒毛的家族，他已经割下了他们的一只耳朵。他那卑劣和难以平息的报复心理，使他拒绝让死者获得体面的葬礼，甚至威胁要将科隆纳成员的遗体当作十恶不赦的罪犯悬尸示众，最后还是他们家族那些出家的修女暗中将他们埋葬。[386]人民同情他们的悲痛并且为自己的狂怒而感到悔恨，对于里恩齐极不得体的欢欣感到厌恶。他带着兴高采烈的神情去巡视这些显赫的牺牲者丧生的地点，就在这个重要的地点他将武士的勋位颁赠给自己的儿子。典礼随着卫队的骑士每人给予轻微的一击而完成，并且在一个水池进行荒谬和残酷的净身，这里仍旧为大公流出的鲜血所污染。
六、护民官里恩齐的没落、逃亡、囚禁、复位和死亡(1347—1354 A.D.)
短暂的延迟原本可以拯救科隆纳家族，短短的一个月工夫，里恩齐就从凯旋落到被放逐的地步。他在胜利的骄傲之中丧失了原先还能保留的公德之心，然而并没有获得军事方面卓越的名声，城市出现自由扩展而又极其活跃的反对势力。等到护民官在公民大会[387]提出新的税法和制定佩鲁贾的政府组织时，39个成员投票反对他的措施，还能击退叛逆和贪污带来危害的指控。在他们有力的排斥之下，他了解到目前的状况，即使群众继续支持他的事业，他也已经被最受尊敬的市民所否决。教皇和枢机主教团从来没有被他似是而非的表白所迷惑，现在正好被他那倨傲无礼的言行所触犯。一位红衣主教担任派往意大利的特使，经过毫无结果的商议以及两次当面晤谈以后，用严词谴责的方式发布教皇的谕令，将护民官革出教门并且罢黜他的职位，烙上叛逆、亵渎和异端的罪名。[388]幸存的罗马贵族现在都很谦恭，表达出忠诚的意念，基于利益和报复，他们提出保证要为教会服务，但是过去目睹科隆纳家族的下场，让他们把革命的危险和光荣丢给一群普通身份的亡命之徒。
约翰·丕平是米诺比诺伯爵[389]，拥有的领地位于那不勒斯王国之内，因为他的罪行或富有而受到永久监禁的判决。彼特拉克为了解救他，等于为自己的朋友带来了间接性的毁灭。米诺比诺伯爵率领150名士兵，受到引导进入罗马，设栅防守科隆纳家族控制的区域，发现这个几乎不可能的冒险行动竟能轻易达成。从发布第一次的警报开始，卡皮托的钟声一直响个不停。但是没有人回应这个熟悉的信号，人民保持沉默毫无动静，胆怯的里恩齐用叹息和眼泪哀悼他们的忘恩负义，只有放弃共和国的政权和宫殿(公元1347年12月15日)。
丕平伯爵无须拔出他的宝剑就恢复了贵族政体和教会的权势，要选出3位负责统治的元老，教皇的特使据有最高位阶，从敌对的科隆纳和乌尔西尼家族选出两位同僚。护民官制定的法案全部废除，并挂出悬赏，谁能取得他的人头，就能拿到一大笔赏金。然而他的名声仍旧使人畏惧，贵族还是犹豫不决达3天之久，直到他们自信已经在城市站稳脚跟。里恩齐留在圣安吉洛城堡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月，经过一番努力，想要恢复罗马人的拥护和勇气，直到完全无效后，他非常平静地从那里撤离。自由和帝国的美好展望已化为乌有，在安宁和秩序的抚慰之下，他们的锐气已经丧失，完全屈从于奴性。有关这点倒是很少有人提到：新上任的元老从罗马教廷得到他们的权限，4位红衣主教被授予专制力量来改进共和国模式。贵族之间相互憎恶却又藐视平民，爆发血腥的世仇宿怨再度使罗马纷争四起，那些充满敌意的堡垒，无论是在城镇还是乡村，重新建立以后又遭到摧毁。
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提到爱好和平的市民，就像被劫掠的恶狼所吞食的羊群，但是当他们的傲慢和贪婪耗尽罗马人的耐性，圣母玛利亚慈悲为怀的社会就会保护共和国或者为他们报仇雪耻。卡皮托的钟声再度响起，全副武装的贵族在手无寸铁的群众面前颤抖不已，提起这两位元老，科隆纳从皇宫的窗户逃走，乌尔西尼被石块击毙在祭坛的前面。护民官这个高危职位，陆续为塞罗尼和巴隆塞利这两个平民所据有。塞罗尼的性格温和，并不适合那个时代，经过一阵软弱无力的奋斗以后，带着良好的名声和足够的财富退休去过舒适的农村生活；而巴隆塞利虽然欠缺辩才和天赋，但出众之处在于决断的精神，他说话的语气像爱国人士，却向着暴君的路途迈进，任何人只要引起他的怀疑就会受到死刑的判决，残酷的行为使他获得死亡的报酬。公众面临不断的灾难，里恩齐的过错已被人遗忘，罗马人渴望美好社会架构的和平与繁荣。[390]
在被放逐7年以后，第一位解救者再度光复他的国家。他装扮成僧侣或朝圣客逃离圣安吉洛城堡，在那不勒斯，恳求匈牙利国王伸出友谊之手，激起每一个大胆冒险家的远大抱负，与大赦年的朝圣客一起混迹于罗马，藏身在亚平宁山的隐士间，在意大利、日耳曼和波希米亚的城市之间四处漫游。他本人已经不知所终，却仍旧威名远震，焦急的阿维尼翁教廷不仅认同而且夸大他的功勋。皇帝查理四世接见一名陌生人，他坦承自己是共和国的护民官，用爱国者的口才和预言家的眼光，谈起暴政的败亡和圣灵的王国，[391]使参加会议的使臣和王侯都大感惊奇。无论将希望寄托于何处，里恩齐发现自己始终还是一名囚犯，支持一个独立而尊贵的人物成为他唯一的选择，至高无上的教宗对他发出不可抗拒的召唤。彼特拉克看到朋友这种毫无价值的行动，宗教的狂热开始冷却下来，一直等到他吃尽苦头并再度现身以后，狂热才又开始死灰复燃。他口不择言地抱怨那个时代的状况，提到罗马的救星被皇帝拯救却送到主教的手里。里恩齐在安全的监护之下被很缓慢地从布拉格转送到阿维尼翁，他在进入这座城市后，被当成十恶不赦的罪犯，戴着脚镣打进监牢之中，4位红衣主教被指派来调查异端和谋叛的罪行。
对他的审判和定罪会涉及一些问题，为了审慎起见还是保持隐秘，不让人知晓：像是教皇在尘世的最高权力、对居留地应尽的责任、罗马的教士和人民在民事和教会方面的特权。正在统治的罗马教皇符合“仁慈”的称号，这位囚犯极其奇特的命运枯荣和宽宏大量的风度气概，引起他的同情和尊敬。彼特拉克尊敬这位英雄人物具有诗人的神圣气质。[392]里恩齐的监禁获得优容，生活非常舒适，可以阅读各种书籍，他孜孜不倦研究李维的著作和《圣经》，寻找遭遇不幸的原因，从而获得心灵的安慰。
英诺森六世接任教皇，为里恩齐的获释和复职带来新的希望，阿维尼翁教廷被人说服，获得成功的叛徒可以安抚并改进都市的混乱情势。经过庄严的仪式，立下表白忠诚的誓言以后，罗马的护民官被授予元老的头衔前往意大利。但是巴隆塞利的死亡似乎解除了他的任务，担任特使的红衣主教阿波诺兹[393]是一位极其卓越的政治家，带着几分勉强同意他进行危险的试验，并没有在旁加以协助。他起初获得的欢迎符合心中的期望，进城的日子是公众的节庆，他用辩才和权威恢复美好社会架构的法律，但这种瞬间的艳阳很快为他的缺陷和人民的恶习所遮盖。他在卡皮托经常为阿维尼翁的监狱生活感到遗憾，经过4个月的第二次统治以后，里恩齐在一场被罗马贵族教唆的暴动中被杀(公元1354年9月8日)。
在和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人的交往中，据说他感染了酗酒和残酷的习惯，常处逆境使他的热情冻结，并没有强化他的理性或美德。他年轻时期心怀远大抱负，立下功成名就的誓言，然而无能为力使他的热情渐趋冷淡，如今就连仅存的信心也丧失殆尽，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在罗马人的选择和他们的心目之中，护民官的统治曾经拥有绝对的主权，元老不过是外国教廷充满奴性的行政首长，一旦受到人民的猜疑就会为君王所抛弃。教皇的特使阿波诺兹似乎想要让他遭到灭亡的命运，无情地拒绝给予人员和金钱的支援。对于教廷财务部门的岁入，忠诚的臣民不敢再打主意，只要提出税收方面的构想就等于发出动乱和反叛的信号。甚至就是他的司法审判也为自私和残忍的罪恶或谴责所玷污，罗马德行最崇高的市民成为嫉妒的牺牲品。处死一名公众掠夺者以后，可以从他的钱袋获得补助，行政长官对于债主的义务不是完全遗忘，就是记得太清楚。[394]内战耗尽了国家的财富和城市的耐性，科隆纳家族在帕勒斯特里纳仍旧保持敌对的立场，里恩齐的佣兵部队很快就对这位领导者充满了轻视，他的无知和害怕对于部将建立功勋抱着猜忌的态度。
无论里恩齐是死是活，英雄与懦夫都很奇特地混合在一起无法分辨。当卡皮托被怒火冲天的群众包围，当他被政府和军方的属下很卑劣地予以抛弃，大无畏的元老高举自由的旗帜，亲自现身在阳台上，用口若悬河的辩才向激情的罗马人发表谈话，用尽力气想要说服大家，自己和共和国的大业共存亡。他的演说为如雨落下的诅咒和石块所打断，等到一支箭射穿他的手臂，整个人陷入极其悲惨的绝望之中，他流着眼泪逃到内室，用床单从这个监狱的窗口垂吊下去，得不到帮助也毫无希望，一直被围困到夜晚。卡皮托的大门被战斧和火焰摧毁，就在元老想要穿着平民的服装逃走时，被发现并且拖到宫殿的平台上面。审判和行刑就在这个取走他性命的地点，整整一个小时，他都处于半裸和半死的状况站在群众的中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或做出一点动作。他们的狂暴因为好奇和惊讶而变得沉静，报复和怜悯的情绪仍旧在他们的内心引起挣扎，要不是一个大胆的凶手用短刀插进他的胸膛，他们可能会因而不了了之。他在一击之下丧失性命，敌人再施加1000个伤口也是毫无意义的报复，元老的尸体留给野狗啃食，或是让犹太人亵渎，再不然用火焰来吞噬。后世会评定这位不同凡响人物的功过，但在长期的混乱和奴役状况下，里恩齐的名字常被当成国家的救星而受到大家的赞扬，说他是最后一位爱国的罗马人。[395]
七、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的行动及产生的后果(1355—1378 A.D.)
彼特拉克念兹在兹的愿望是恢复自由的共和国，但是当他的平民英雄受到放逐和过世以后，他就将眼光从护民官转移到罗马国王身上。查理四世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接受意大利和帝国的皇冠(公元1355年1月至5月)，这时里恩齐在卡皮托神庙流出的鲜血还未洗刷干净。他在途经米兰时同意桂冠诗人的拜访，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态度相互恭维一阵。他接受了一枚奥古斯都的奖章，板着脸承诺要以罗马帝国的创始人作为自己的榜样。误用古代的名字和原则成为彼特拉克得意和失望的根源，然而，他也不能忽略时代和性格的差异，早先那些恺撒和如今一位波希米亚国君之间的差距无法以道理计。这位国君受到教士的青睐，被推选为日耳曼贵族政体虚有其名的头目。查理四世非但没有善尽责任，恢复罗马的光荣和所属的行省，反而与教皇签订一个秘密协定，答应在他加冕那天撤离，这个可耻的退却行动受到爱国的吟游诗人在后面严词抨击。[396]
等到丧失自由和帝国以后，第三个愿望并不大，只是希望牧人与羊群和好如初，将罗马主教召回古老的教区。彼特拉克带着年轻人的热忱和老年人的权威，连续给5位教皇写信提出规劝，怀着火热的感情，用流畅的文字表达出口若悬河的辩才。身为佛罗伦萨市民的儿子，永远喜爱出生的乡土远胜过接受教育的地方。在他的眼里，意大利是世界的女王和花园，虽然这片国土上党派林立，但是就艺术、科学、财富和风雅而言，毫无疑问要居于法兰西之上。这种差异也很难支持他的说法，那就是将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家都称为蛮夷之地。阿维尼翁是神秘的巴比伦，是罪恶和堕落的渊薮，是他憎恨和藐视的对象，然而他却忘记了那些可耻的罪恶并非当地的产物，不论在何处都附生于教廷的权势和奢华。彼特拉克承认圣彼得的继承人是世界教会的主教，但这位使徒把永恒的宝座建立在台伯河畔，并非现在的罗讷河岸边。当基督教世界的每座城市都受到一位主教给予祈福时，只有这座孤独的都城被人遗忘。
自从神圣的教区迁移以后，拉特兰和梵蒂冈的神圣建筑连带那些祭坛和圣徒，都沦落到贫困和衰败的境地。罗马经常被描绘成一个人老珠黄的主妇，好似这个年迈多病终日哭泣的妻子，凭着一幅简陋的画像就能召回在外浪荡的丈夫。但是笼罩在罗马七山的乌云会被合法统治者的到来驱散，不朽的令名、罗马的繁荣和意大利的和平，都会成为敢抱着此一伟大决心的教皇应得的报酬。彼特拉克规劝的5位教皇之中，前面3位是若望二十二世[397]、本尼狄克十二世和克雷芒六世，他们受到胆识惊人的演说家不断的纠缠，为他的行为感到可笑。但是乌尔班五世[398]想要进行令人难忘的改革，最后在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手里完成。为了执行这个计划，确实遭到巨大和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兰西国王无愧于盖世才华的盛名，不愿教皇从安居一隅的从属关系中脱离，红衣主教大多数是他的臣民，全都依附着阿维尼翁的语言、习俗和地域，还有那些雄伟的府邸，最重要的，还依附着勃艮第的葡萄酒。在他们的眼里，意大利是充满着敌意的外国地方。他们带着勉强的态度在马赛上船，好像被出售或放逐到萨拉森人的国土一样。乌尔班五世在梵蒂冈度过3年安全和荣誉的时光(公元1367年10月16日—1370年4月17日)，神圣的地位受到一支2000名骑兵卫队给予的保护。塞浦路斯的国王、那不勒斯的女王，以及东部和西部的皇帝，都来到圣彼得的宝座前，向共同的父亲致以诚挚的问候。但彼特拉克和意大利人的欢欣很快变成悲痛和愤恨。基于某些公共或私人的原因，或许是他本人的急躁难耐或者是红衣主教的不断恳求，乌尔班五世奉召回到法兰西，使得即将到来的选举免于受制于罗马人暴虐的爱国主义。天国的伟力干预他们的前途和事业，瑞典的布里杰特是一位圣徒和朝圣者，不赞成乌尔班五世的归去，并且预言他即将亡故。
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搬迁(公元1377年1月17日)获得西恩纳的圣凯瑟琳的大力鼓励。圣凯瑟琳是献身于基督的修女，也是佛罗伦萨的使臣，不论是教皇本人还是有的大师，全部听命于这些通灵的妇女。然而这些上天的谏言获得世间政策若干论点的支持，阿维尼翁的府第受到敌对派系的暴力侵犯。有位英雄人物率领3万名土匪和强盗，向基督的代理人和枢机主教团勒索赎金并且要求赦免一切罪孽。法兰西勇士所奉行的方针是放过民众抢劫教堂，这是一种新的异端邪说，具有极其危险的属性。[399]就在教皇被逐出阿维尼翁时，他受到罗马极力的邀请，元老院和人民都把他看成合法的统治者，将城门、桥梁和堡垒的钥匙送到他的脚前，至少还要加上台伯河彼岸整个区域。[400]忠诚的奉献附带一项声明，就是不再忍受他长期离朝所惹起的物议和灾祸。他要是固执己见，最后就会逼得他们使出撒手锏，重新恢复最早拥有选举教皇的权利。他们派员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院长进行商议，问他是否接受教士和人民授予的三重冠。[401]这位可敬的神职人员回答道：“我是罗马市民[402]，国家的召唤是我应遵守的法律。”[403]
要是迷信可以解释一个人的夭折[404]，如果一个建议的优劣可以通过结果来判断，那么这个看似有理和正当的行为，似乎引起了上天的反感。格列高利十一世从返回梵蒂冈到亡故不过14个月(公元1378年3月27日)，随着他的崩殂，西部的大分裂接踵而至，给拉丁教会带来的困扰长达40年之久。当时的枢机主教团由22员主教组成，有6位仍旧留在阿维尼翁，剩下的11位法兰西人、1位西班牙人和4位意大利人，按照规定的方式参加秘密会议，当时他们的选择并不限于枢机主教，结果一致赞同巴利大主教继任教皇。他是那不勒斯的臣民，以热心和博学著称于世，用乌尔班六世作为称号登上圣彼得宝座(公元1378年4月9日)，枢机主教团的文书认定这次的选举出于自由意志而且合乎常规，同以往一样受到圣灵的启示。他按照惯常的方式进行敬谒、授封和加冕，罗马和阿维尼翁都服从他的世俗权威，拉丁世界承认他拥有宗教的最高权力。红衣主教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都随侍在新主子左右，摆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直到炎热的夏季到来，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离开城市，刚刚在阿纳尼和丰迪会合，就在安全的地点撕下假面具，公开谴责自己的行骗作假和伪善欺世，要将罗马的背教者和反基督者革出教门，重新选举日内瓦的罗伯特为克雷芒七世[405](公元1378年9月21日)，向所有的民族宣布：这才是真正合法的基督代理人；他们第一次的选举是在死亡的恐惧和罗马人的威胁下，并非出于自愿，因不合法而作废。
他们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对于可能的结果和目前的事实出现了很有力的证据：法兰西籍红衣主教有12名，超过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完全控制选举，不论他们是否带有行省居民的嫉妒心，都不能就此认定他们愿意为一个外国的候选人牺牲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何况教皇落到外国人头上，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国了。在各式各样矛盾的叙述中，[406]对于群众的暴力不是过分渲染就是着墨不多，叛逆的罗马人产生违法犯纪的行为，完全出于古老特权的煽动和教廷再度迁移的危机。3000名造反分子手执武器包围秘密会议的议事厅，发出恫吓的喊叫声，卡皮托神庙和圣彼得大教堂响起警报的钟声。“两条路：死亡或是选出意大利籍教皇”成为一致的呼号，城内每个区部的12名方旗爵士或头目，用仁慈的劝告方式发出同样的威胁，已经完成准备工作要烧死顽固的红衣主教，如果他们选出山北高卢的臣民，很有可能无法活着离开梵蒂冈。同样的限制使得他们要弄假成真，用来掩盖罗马人和全世界的耳目。
乌尔班的骄纵和残暴构成一种更难以逃避的危险，他们很快发现这个暴君的真面目，他可以一边听着6位红衣主教在邻近一个房间的刑架上呻吟，一边在花园里散步，并背诵主祷文。他对他们的奢侈和恶行大声叱责的不衰的热情，似乎要把他们和他们在罗马教区的地位和职责联系起来。要不是他在最新的教职擢升上出现致命的延误，那么法兰西的红衣主教在枢机主教团将成为无所作为的少数派。完全是基于这些理由，以及希望能够再度越过阿尔卑斯山，他们才会表现出鲁莽的行为，破坏了教会的和平与团结，双重选举的功过现在[407]还在天主教的学院里争论不休。[408]民族的虚荣心而非利益在主导法兰西的宫廷和教士。[409]萨沃利、西西里、塞浦路斯、阿拉贡、卡斯蒂利亚、那瓦尔和苏格兰等国家，受到法兰西的榜样和权势的影响，全都听命于克雷芒七世；他逝世后，他们再听命于本尼狄克十三世。罗马和意大利、日耳曼、葡萄牙、英格兰[410]、低地国家和北方的王国，仍旧拥护之前选出的乌尔班六世；他死后由卜尼法斯九世、英诺森七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继承。
八、西部的宗教分裂、联合谈判以及大公会议(1378—1418 A.D.)
从台伯河和罗讷河的河岸，两个敌对的教皇展开文字和武力上的斗争，民政和宗教的社会秩序为之动荡不安，罗马人在这场灾难中吃尽苦头，还受到谴责说是罪魁祸首。[411]他们眼高于顶，竟然以为可以使罗马恢复宗教王国的地位，并依赖各民族的贡金和奉献来解救自己的贫穷，但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分离改变了来自朝圣者财源的流向，就是硬要在10年之内举行两次大赦年的节庆，得到的收入也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乌尔班六世和3位继承人出于教会的分裂活动、外来的军事威胁以及民众的暴动骚乱，被逼得无法在梵蒂冈安居。科隆纳和乌尔西尼两个家族宿怨已深、寻仇不断，罗马的方旗爵士坚持要享有并滥用共和国的特权。基督的代理人征集一支武装部队，用绞架、刀剑和匕首来惩治反叛的行为。在一次为建立友好关系而召开的会议上，11名人民代表惨遭杀害曝尸街头。
自从诺曼人罗伯特入侵以来，罗马人一直进行的都是内部斗争，并没有外人干预的危险。但是，教会分裂带来的混乱使得一位邻人乘虚而入，那不勒斯国王拉底斯劳斯视需要交替支持或背弃教皇和人民。教皇称他为教会的将领，人民根据他的提名选出政府的官员。他从陆路和水路包围罗马，三度作为蛮族征服者进入城门，玷污圣坛，强暴少女，抢劫商贾，在圣彼得大教堂奉行圣事，并且在圣安吉洛城堡留下一支守备部队。他的军队有时还是会遭到不幸，全被罗马人杀害，他因为耽搁3天的时间才保全了性命和王冠，接着还是拉底斯劳斯赢得胜利。现在只有等他不幸夭折，才能将都城和教廷国从这位野心勃勃的征服者手里拯救出来。他已经僭用罗马国王的头衔，至少他拥有登上宝座的实力。[412]
我没有意愿去写有关教会分裂的宗教史，但是最后几章的主题是罗马，里面提到统治者产生争议的继承权问题，倒是与教会的分裂有密切的关系。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最早就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统一问题召开了几场研讨会，那里的教授和博士被高卢教会尊为顶尖的神学大师。[413]他们的行事非常谨慎，对于争论不清的起源和得失的问题，不愿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是提出建议作为补救的措施：那就是等到对立派系的红衣主教获得资格，能够参加合法的选举以后，罗马和阿维尼翁两位自封的教皇同时退位；要是这两位竞争者其中任何一位把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那么各民族便可收回[414]对他的服从。每当教皇出现空位期时，这些教会的挽救者力图避免仓促的抉择可能造成的危害，但是秘密会议的政策和与会成员的野心，全都拒绝听从理智和恳求的呼吁。无论做出任何承诺，红衣主教的誓言对教皇都毫无拘束的力量。
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1392—1407 A.D.)，巴黎大学谋求和平的计划受到敌对教皇的伎俩、双方拥护者的疑虑或激情，以及法兰西党派倾轧的兴衰起伏，精神错乱的查理六世受到他们的摆布的影响，始终无法实现。最后还是做出行动积极的决定，组建了一个正式使节团，其中的成员有：亚历山大里亚有名无实的教长、2位大主教、5位主教、5位修道院院长、3位骑士和20位神学博士，派到阿维尼翁和罗马的教廷，用教会和国王的名义，要求两位自封为教皇的人退位，那就是自称为本尼狄克十三世的彼得·德·卢纳，以及僭用格列高利十二世称号的安吉洛·科拉里奥。这些使节为了维护罗马古老的荣誉，完成君王交付的使命，要求与城市的行政官员举行会商，向他们很明确地宣布，身为基督徒的国王不愿把神圣的教区从梵蒂冈迁走，因为这里才是圣彼得的宝座真正应该放置的地点，这样一来让当地的官员感到十分满意。有一位辩才出众的罗马人用元老院和人民的名义，重申他们的意愿是要促成教会的统一，为长期分裂带来的世俗和宗教的灾难而感叹不已，要求法兰西给予保护以抗拒那不勒斯国王的武力威胁。本尼狄克和格列高利都回答得头头是道，但也都是满口谎言，敌对的双方真是一丘之貉，对于退位问题避而不提。他们一致同意必须先行会晤，但是时间、地点和方式始终无法定夺。格列高利的一个奴仆有这种说法：
如果一位前进，那么另一位就后退，这两位就像是不同类的生物，前者畏惧陆地而后者害怕海洋。这样一来，在生命和权力日益减少的状况下，年迈的教士会危及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救赎。[415]
基督教世界终于被他们的冥顽和欺骗激怒了，红衣主教将这两位教皇抛弃，然后以朋友和同事的关系联合起来。由众多高级教士和使节举行的会议，支持这些红衣主教的反叛行为。比萨的宗教会议(1409 A.D.)用同样公正的态度，罢黜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皇，秘密会议一致同意选出亚历山大五世，等到产生空缺，很快推举若望二十三世接替，这位教皇集荒淫无耻之大成，倒是人类中极为少见的。然而法兰西和意大利过于轻举妄动的做法，非但没有消除教会的分裂，反而使圣彼得的宝座出现第三位觊觎者。大家为宗教会议和秘密会议提出新的主张而争论不休，日耳曼、匈牙利和那不勒斯这3位国王，拥护格列高利十二世的权力要求；本尼狄克十三世是西班牙人，获得强大民族的虔诚信徒和爱国人士的认同。比萨会议的议程极为草率，在君士坦斯会议(1414—1418 A.D.)中获得更正，西吉斯蒙德皇帝扮演非常显眼的角色，成为正统教会的拥戴者和保护人。民事和宗教的成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地位重要，似乎已经可以组成统一的欧洲联邦了。
在这3个教皇当中，若望二十三世是第一个牺牲品，他在逃走以后被当成犯人抓回来，对他最严重的控诉被压了下来，基督的代理人仅仅被指控犯有海盗罪、谋杀罪、强暴罪、鸡奸罪和乱伦罪，他在定罪书上签字承认以后，就被送到监狱过赎罪的生活。之所以落到这个下场，完全是他行事不够谨慎造成的，竟然相信能在阿尔卑斯山那边找到一座自由城市。等到只有里米尼狭小的地区听命于格列高利十二世，他开始寻找比较体面的下台方式，他的使臣召开会议，就在会上宣布放弃合法教皇的头衔和权力。皇帝为了制服本尼狄克十三世以及他的拥护者顽强的抵抗，亲自从君士坦斯赶往佩皮尼昂。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瓦尔和苏格兰的国王达成公平和礼遇的协议，得到西班牙人的赞同，在这次的宗教会议中罢黜本尼狄克。但是这位无辜的老人被留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城堡，得知这些国王竟然将他的宗教事业和前途弃之如敝履，对他们每天两次处以革出教门的惩罚。等到把分裂教会的余孽清除干净以后，君士坦斯宗教会议的议程采用缓慢而慎重的步骤，选出罗马的君王和教会的首领。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场合，由23位红衣主教组成的枢机主教团因增加了30名代表而得到加强，由基督教世界的5个主要民族即意大利、日耳曼、法兰西、西班牙和英吉利[416]各选派6人，一般而论他们都主张选一位意大利人或罗马人，使得外国人的干预逐渐趋于缓和。奥托·科隆纳凭着世家名声和个人才华，成为秘密会议的成员，罗马满怀喜悦和顺服之情接受最高贵的儿子，这个教会国家受到实力强大的家族给予保护，马丁五世的登基开启了教皇在梵蒂冈复位和重建的新纪元。[417]
元老院行使铸造硬币的皇室特权几乎有300年之久，最早在马丁五世[418]的手上恢复，他的肖像和称号出现在一系列的教皇奖章上面。后面接任的两位继承人，尤金尼乌斯四世是最后一位被罗马人民发起暴动赶走的教皇，[419]而尼古拉五世一直被罗马皇帝当面不断提出请求，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这种状况。[420]
其一，尤金尼乌斯与巴西尔神父之间的冲突以及新税制带来的压力或焦虑，使得罗马人在震怒之下铤而走险，篡夺城市的世俗统治权力。他们揭竿而起，选出共和国的7位行政首长，以及卡皮托的卫兵司令，把教皇的侄儿关进监狱，在宫殿对他发起围攻。当他穿着僧侣的服装顺着台伯河逃走时，一阵箭雨落在他搭乘的小船上面，但是他仍旧据有圣安吉洛城堡，配置着忠心耿耿的守备部队和一支炮兵序列。他们的阵地不断发射，城市中回响着隆隆的炮声，高明的技术使得一发炮弹正好摧毁桥梁上面的防御工事，共和国的英雄在炮兵射击之下四散奔逃，5个月的起义行动耗尽了坚定的意志。在吉布林派贵族的暴政之下，见识高明的爱国人士对于教会获得统治权感到遗憾，他们的悔恨不仅意见一致而且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圣彼得的部队再度占据卡皮托，行政官员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罪行严重的人员面临被处决或放逐的命运，教皇的特使率领2000步卒和4000骑兵，受欢迎的程度就像是城市的父亲。尤金尼乌斯害怕和憎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尽量拖长缺席的时间，他虽然被一群顺从的民众所接受，但是教宗从凯旋进城的欢呼声中得知，他要确保民众的忠诚和自己的镇静，必须尽快废止令人讨厌的税制，这件事一点都不能耽搁。
其二，罗马在尼古拉五世的和平统治之下，获得修复、装饰和教化。在值得世人赞许的占领期间，奥地利的腓特烈三世进军的行动使教皇提高警觉，虽然皇家候选人的个性或实力不一定会让他感到畏惧。等到他把军队抽调到都会，用誓言[421]和条约保证可以获得最好的安全以后，尼古拉用微笑接受这位教会的拥护者和家臣。那个时代的习性是如此的驯服，奥地利人的实力是如此的软弱，他竟然在安宁与和谐中完成盛大的加冕典礼，但是这种毫无必要的荣誉会给一个独立国家带来令人难堪的羞辱。他的继承人借口到梵蒂冈的朝圣极其劳累，将皇帝的头衔交由日耳曼选侯来抉择。
九、罗马的成文法和政府以及内部的叛乱和骚动(1453 A.D.)
一位市民非常骄傲而高兴地提到，罗马国王对在城门迎接的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在经过时只是颔首答礼，却特别注意元老的服装和面貌。在这次最后的告别仪式上，帝国和共和国的重要人士都亲密地拥抱。根据罗马的法律，城市的首席行政官必须是法学博士，住在离开罗马城至少有40英里的外地人，与居民的亲属关系不得在三等血亲或姻亲之内。每年办理一次选举，首席行政官都要严格审查离任元老的行为，卸任以后未满两年期限不能担任同一职位。薪俸高达3000个弗罗林金币的他，在公众场合出现时，代表共和国最高权威。他的长袍用金线织锦和深红色天鹅绒缝制，夏季穿着较薄的丝绸，手持一根象牙权杖，喇叭的声音宣告他的来临，迈着庄严的步伐前进，至少有4名扈从校尉随员在前面开道。他们执着红色的棍棒，上面满布金色的条纹，包着城市制服颜色的丝带。首席行政官在卡皮托神庙宣誓，当众被赋予权利和义务：遵守和维护法律，制止傲慢的行为，保护穷人的权益，要在法律权限的范围之内，主持正义和推行仁政。他行使这些重要的职务，另外还有3位学识渊博的外乡人从旁协助，就是两位副手和一位刑事上诉法官，他们经常在抢夺、强暴和谋杀案的审判中依据法律出庭做证。但由于法规的制定存在漏洞，使用暴力发泄私人的怨恨和联合武力进行相互的防卫更为方便和容易。
但是元老的职权只限于司法部门，因而卡皮托神庙、国库、市府及所管辖的地区，全部委托给3位督导官负责管理，他们的人选每年要更换4次。13个区部的民兵组织分别集结在队长的旗帜之下，这些首领之中最资深者，被授予总队长的称号和地位。民选的立法机构由罗马人分别组成秘密会议和全民大会，前者由现任和前一任的行政官员、一些财务和执法部门的官员组成，3个阶层分别派出13人、26人和40人的律师或顾问，总共约有120人组成。在全民大会中所有男性市民都有选举权，他们会随时注意防止外人僭用罗马人的家世和身份，更能提高此一特权的价值。防止民主的暴乱要靠明智和坚持的预防措施，除了行政官员，谁都不允许提出问题进行讨论；除非在公开的讲坛或法庭，否则谁都不可以任意发表演说。所有引起混乱的欢呼和拥护的声音都被取缔，多数人的主张要经由秘密投票来决定，他们的敕令用“元老院和人民”这个可敬的名义来颁布。社会秩序的建立总是逐渐与个人自由的丧失发生联系，所以很难指出一个政治理论可以精确而持续运作的时期。但是在公元1580年，把古代的成文法搜集起来，系统整理成三册，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422]统治之下，获得他的批准作为现行法令推广运用，这部民法和刑法的法典成为这座城市的现代法律。如果说全民集会已经废除，那位外地来的元老和3位督导官仍旧住在卡皮托的府邸中。[423]教皇多次将恺撒的政策重新颁布实施，罗马的主教假装维护共和国的形式，实际上用绝对的权力统治着这个世俗和宗教的王国。
那个时代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物而言必然会感到如鱼得水，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克伦威尔[424]和雷兹[425]的才华现在都绝灭在寒微的家世之中。政治的热情使里恩齐擢升到最高的宝座，而他的仿效者在下个世纪就因为这种狂热被送上绞台。斯蒂芬·波卡罗出身贵族，他的声誉毫无瑕疵，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博学多才，他的目标超越常人的抱负，渴望恢复国家的自由和不朽的名望。一个人具有无拘无束的心灵时最痛恨教士的统治，等到彻底了解君士坦丁的捐赠出于杜撰或伪造以后，所有的疑虑和顾忌全部消失。此时彼特拉克在意大利成为发出神谕的代言人。只要波卡罗的内心浮现描述罗马爱国志士和英雄人物的颂歌，就会将自己看作想象力丰富、能够先知先觉的吟游诗人。他在尤金尼乌斯四世的葬礼上，首先测试为众人接受的想法，他用精心推敲的讲辞呼吁罗马人武装起来争取自由，他们带着愉悦的表情在倾听，直到波卡罗被一位严肃的律师提出的问题所打断，后者为教会和政府大力辩护。
无论按照哪种法律，煽动人心的演说家都犯下了谋叛的罪行，但是新任教宗出于恩典，抱着怜悯和尊敬的观点看待他的为人处世，很想用崇高的职位让这位爱国人士变成自己的朋友。个性刚直的罗马人不为所动，带着日益高涨的声誉和狂热从阿纳尼返回，利用那沃纳举行竞赛的良好机会，试图引燃一场偶发的争论，从一些学生和工匠逐渐涉及所有的民众。虽然有人提议要取他的性命，但仁慈的尼古拉仍旧坚持不愿接受，就将这个叛徒从容易受到诱惑的地点送到博洛尼亚，为了他的生计，特别赠送一大笔津贴，他应尽的义务是每天在城市的总督面前出现。但是波卡罗从小布鲁图斯那里获得教诲，对于暴君，无须遵守忠诚或感恩的道理。
流放者痛责专横的判决，党派组织和阴谋活动已经逐渐形成。他的侄儿是个奋不顾身的青年，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志愿军，于一个指定的夜晚，在家中准备盛宴招待共和国的朋友。他们的领袖逃离博洛尼亚，穿着紫色和金色的长袍现身，他的声调、神色和姿态，无不显示出愿为光荣事业牺牲奉献的精神。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详述了这场革命大业的举事动机和运作手段、罗马的伟大名声和自由权利、教会暴君的怠惰懒散和傲慢自大，以及他们的同胞积极赞同和消极认可。300名士兵和400名流亡人士，长久以来练习武器的运用，从事不法的勾当，报复的权利更加磨利了他们的刀剑，胜利的酬劳是100万达克特银币。这件事非常容易(根据他的说法)，次日是主显节的假期，他们可以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门前或祭坛抓住教皇和红衣主教，将他们全部戴上脚镣手铐，带到圣安吉洛城堡的外墙，威胁要立即处死他们，以迫使守军开城投降，登上无人领导的卡皮托，敲响警报的钟声，在全民大会中重建罗马古老的共和国。
正当他意气风发时，谁知已经被人出卖。元老率领一支实力强大的卫队包围聚会的住宅，波卡罗的侄儿从群众中杀出一条血路，但是不幸的斯蒂芬从藏身的木箱中被搜出来，非常悲伤地得知他的仇敌早有安排，比他的谋逆活动提早3个小时行动。经过调查，确定了一些重犯的罪行以后，甚至就是慈悲为怀的尼古拉也只有保持沉默，波卡罗和9名从犯没有领受临终圣事的恩典就被吊死。在教廷的畏惧和抨击声中，罗马人对这些为国殉难的志士不仅产生怜悯，而且几乎就要对他们表示赞许。但是他们的推崇三缄其口，同情无法发挥效用，自由终于永久绝灭。要是他们在宝座的空位期或缺少粮食时揭竿而起，在最卑贱的奴役生活之中还有可能发生这种突发的动乱。
社会的动乱促成贵族的独立，维系平民的自由必须要使各阶层能够联合。罗马的贵族长期以来保持着掠夺和压迫的特权，他们的住宅成为防守严密的城堡和不容侵犯的圣所，他们将土匪和罪犯当成凶恶的随员，保护其免受法律的制裁，为了回报这种友善的接待，这些人用长剑和短刀提供服务。教宗和他们的侄儿基于私人利益，有时会让恶徒涉足家族的宿怨之中。在西斯笃四世[426]的统治之下，敌对家族的战斗和围攻使罗马陷入错乱困惑的境地，首席书记科隆纳的府邸发生大火，本人遭到酷刑和斩首，他那受到监禁的朋友萨维利，拒绝对胜利的乌尔西尼欢呼致敬，就在迎接的地点遭到谋杀。[427]但是教皇在梵蒂冈不再感到心惊胆寒，要是臣民决定提出主权的要求，他有实力控制整个情势使他们听命服从。就连提到社会现象极为偏颇而又混乱的外乡人，都会钦佩教会国家负担很轻的赋税和明智的施政方针。
十、教皇获得罗马的绝对统治权和教会政府的建立(1500—1590 A.D.)
梵蒂冈靠着舆论的力量才能发出宗教的雷霆之声，要是舆论为理性或热情所取代，雷声就不能发生效力，只能在天空隆隆作响，毫无依仗的教士就会受到贵族或平民对手无情的迫害。但是，在他们从阿维尼翁归来以后，圣彼得之钥便受到圣保罗之剑的保护，罗马在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控制之下，威力强大的火炮对暴乱的群众是最有效的镇压工具。打着教皇的旗帜组成一支正规的骑兵和步兵部队，他有金额庞大的岁入可以供应战争的需要，可以从范围广大的领地，派出一支由怀有敌意的邻人和忠心耿耿的臣民组成的军队，前去平息一座城市的反叛。[428]自从费拉拉和乌尔比诺两个公爵领地合并以后，这个教会国家的疆域便从地中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从那不勒斯的边界扩展到波河。早在16世纪时，这个广袤和富饶的国家绝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承认了罗马教皇的合法权力和世俗统治。他们的权利可以从黑暗时代真正或传闻的捐赠中推算出来，在他们最后定居之前所进行的一连串行动，会使我们深入了解意大利甚或欧洲的事务。亚历山大六世的无耻罪行、尤利乌斯二世的军事行动、利奥十世的开明政策，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的历史学家从事著述的题目。[429]从发起攻势的早期直到查理八世的远征行动，教皇不断与邻近的君王和城邦搏斗，无论对手的实力与他们概等或是不及，他们都没有落于下风。但是等到法兰西、日耳曼和西班牙这些君主国，用强大的武力争夺意大利的主权，教皇便开始用计谋弥补实力的不足，交替运用和战两手策略，来掩饰自己强烈的意图和长期的愿望，那就是一心一意要把蛮族赶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梵蒂冈微妙的平衡经常被欧洲西部和北部的士兵破坏，这些人团结在查理五世的旗帜之下。克雷芒七世的政策软弱而多变，使得他自己和国土全部暴露在征服者的面前无所遁形，罗马遭到一支毫无纪律可言的军队蹂躏达7个月之久，他们比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更为贪婪残暴。[430]
经历如此惨痛的教训以后，教皇几乎已经得到满足的野心有所收敛，重新扮演起普通父亲的角色。除了发生过一次鲁莽的争执，基督的代理人武装起来，与土耳其的苏丹在同一时间对付那不勒斯王国，[431]此外都尽量避免任何攻击性的敌对行动。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最后还是撤离战场：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尼亚以及托斯卡纳沿海地区，都被西班牙人用重兵占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期，意大利一直维持着和平与附属的状况，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这倒是符合西班牙的利益。正统基督教国王的宗教政策用来统治和保护梵蒂冈，偏见和利益使他在发生争执时，都会支持君主反对人民。自由的朋友或法律的敌人，并没有从邻近的城邦获得鼓励、帮助和庇护，反而被放在专制的铁圈之中从四面严密看管。长期的服从和教育所养成的习性，能够改变罗马豪门和平民犯上作乱的风气。贵族忘记祖先的武力和党派倾轧，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奢华和政府的奴仆，他们不再拿产业的收入来维持一群门客和部从，而是将之消耗在领主的私人花费上面，在使生活欢乐的同时也降低了自己的实力。[432]为了修饰和美化他们的府邸和礼拜堂，科隆纳和乌尔西尼要相互竞争一比高下，古老而辉煌的气派只有教皇家族的暴发户能够媲美或超越。罗马听不到自由和争论的声音，这里不再出现奔腾的急流，光滑如镜的湖面反映出怠惰和奴役的景象。
教士的世俗王国会使基督徒、哲学家[433]、爱国者同样感到愤慨。罗马极其崇高的地位、执政官和凯旋式的回忆，更加深了受到奴役的痛苦感受和羞辱心理。要是我们能够平心静气衡量教会政府的优点和缺失，就当前的状况来看，可以赞许这个温和、清廉和宁静的体制，免于少数派的危局、年轻人的冲动、奢侈的浪费和战争的灾害。但是这些优点却被平均约7年一次、选出一位不是本国人的教皇的行为所抵消：一位“年轻”的政治家开始治国时已有60岁，处于生命和能力的衰退时期，短暂的统治无论花费多大的心血和努力，都没有完成的希望，更没有孩子可以继承他的权力。成功的候选人来自教会甚或修道院，教育和生活的方式会对理智、人性和自由产生反感。处于奴化信仰的罗网之中，他学到要相信最荒谬的东西，尊敬最可鄙的对象，对于人类理性所推崇的一切事物都抱着憎恶的态度，要把过错和失误当成罪行严加惩治，要把苦行和禁欲当成美德赐予重赏，要把按日期纪念的圣徒[434]置于罗马英雄和雅典哲人之上，要把弥撒书和十字架看成比耕犁和织机更有用的工具。履行驻外使节的职责，或是列入红衣主教的阶级，总会获得一些外在世界的知识，但是原始的瑕疵还是附着在思想和举止上面无法擦去；通过学习和经验可能会对执行圣事的神秘感到疑惑，但是作为僧侣，对自己倡导的教义总会坚持偏颇的立场。
西斯笃五世[435]的天才火花是从方济各修院的阴暗环境中迸发出来的。[436]在5年的统治期间(1585—1590 A.D.)，他肃清罪犯和强盗，取缔罗马的邪恶圣所，[437]建立一支水师和军事武力，修复和重建古代的纪念建筑物，对于岁入能大手笔地花费和大幅度地增加，死后还在圣安吉洛城堡留下500万克朗。但是他的公正为残酷所玷污，积极的作为受到征服野心的驱使，等到他逝世以后，浮滥腐化的风气恢复，遗存的财富被挥霍得一干二净，只为后代子孙留下35种新税和圣职买卖，他的雕像也被忘恩负义或受到伤害的人民摧毁。在这一系列的教皇当中，西斯笃五世保持粗犷的本来面目，巍然屹立。关于他们治理世俗政府的方针和成效，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个教会国家的艺术、哲学、农业、贸易、财富和人口方面进行比较而有所了解。就我个人来说，希望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离开人世，在这最后的时刻，更不愿冒犯罗马的教皇和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