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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现况比较和宗教分裂(1440—1448 A.D.)
有位希腊人是意大利学院之父，用高雅的言辞比较并赞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具有的优点。[153]伊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看到古老的首都，那是祖先的政治中枢，仅就这一点已经超越他最乐观的期盼，使他不再责备古代诡辩家的高调：罗马不是人类而是神明的居所。那些神明和人类早已消失无踪，但是在爱好自由的狂热人士眼里，庄严的废墟恢复昔日繁荣的景象。执政官和恺撒以及殉教者和使徒的纪念物，从各方面都能满足这位哲学家和基督徒的好奇心。他认为不论在哪个时代，罗马的武力和宗教统治整个世界都是天命所归。就在克里索洛拉斯对徐娘半老的母亲高声赞美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儿，是皇帝所建立的殖民地。拜占庭的爱国志士带着狂热和真诚详述君士坦丁的城市，靠着地势的险要、艺术的喜爱和短暂的光荣将之装扮得花团锦簇。然而这完美的模仿仍旧要归功于原件的优异(这是他很谦虚的说法)，父母对于子女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定会感到高兴。演说家说道：
君士坦丁堡是位于欧洲和亚洲以及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通衢要点，在它的居中接应之下，两个海洋和两个大陆才能车驾相接舳舻相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通商的门户在它的控制之下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港口的四周被海洋和大陆围绕，安全的防护和港区的宽阔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谈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城门，雄伟和壮丽只有巴比伦可与一较高下，人们兴建了很多坚实而高耸的塔楼，第二道城墙构成内围的防护工事，就一个普通的首都而言，可以加强守备的力量，彰显显赫的地位。一条宽广而湍急的溪流将水导入护城壕，人工的岛屿就像雅典[154](有人提到雅典四周环海是可以绕航的城市，要是拿来描述君士坦丁堡倒是所言不虚。雅典的位置离大海有5英里，也没有可以通航的河川在旁边流过)一样，被陆地和水面护卫。
克里索洛拉斯提到，新罗马的完美模式是基于坚强的防务和自然的形势这两个原因。身为皇帝的奠基者统治地球上最杰出的民族，为了达成建城的规划，结合罗马人的权势与希腊人的艺术和科学。其他的城市是在时间和事故的考验下方臻于成熟之境，美丽的市容混杂着混乱和隐忧，居民不愿离开出生之地，也没有能力改革祖先的错误，根本的问题是地理位置和风土气候。然而君士坦丁堡的自由观念之所以能够形成和贯彻，完全在于一个伟大的人物，首位君王的臣民和继承人凭着服从的热诚，使得最早的建城模式获得改善。邻近的岛屿蕴藏着供应不绝的大理石，从欧洲和亚洲遥远的海岸运来建筑材料，各种公私建筑物像是皇宫、教堂、供水渠道、贮水池、柱廊、圆柱、浴场和椭圆形竞技场，无不在显示东部都城的伟大形象，并且沿着欧洲和亚洲的海岸耗用过多的财富，整个拜占庭地区一直到黑海和赫勒斯滂海峡，在长长的边墙之内都是人口稠密的郊区和繁花不绝的林园。在这样夸张的描述之下，过去和现在的景况、兴旺和没落的时代，全都被有心人故意混淆在一起，但是演说家还是不禁要发出一声叹息或一阵自我辩白，这个悲惨的国家成为自作孽的亡灵和坟墓。
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和蛮族的暴力行为摧毁了古代最出色的雕塑作品，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遭到破坏被夷为平地，帕洛斯(努米底亚)的大理石被烧成石灰，或是使用在糟蹋高贵材料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很多雕像空空如也的基座知道其位置所在，很多石柱是否存在则要靠着破碎柱头的大小来确定，皇帝的坟墓分散在地面，时间的侵蚀力量为暴风雨和地震所加速。根据民间的传说，在不留一物的空间装点着神话中饰金包银的纪念物，这些令人感到惊异的事物，鲜明地存在于记忆和信念之中。无论如何，他还是能够分辨出斑岩石柱、查士丁尼的纪念柱和硕大雕像[155]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特别是它那高耸的圆顶。在没有其他的对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后，不必描述它的优点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但是他已经忘记，在一个世纪之前，雕像和教堂摇摇欲坠，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及时维护之下获得拯救和保固，皇帝用两个新的扶壁或堆垛来增加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支撑强度；后来又过了30年，圆顶的东半部突然倒塌，圣像、祭坛和圣所被落下的墙面压得粉碎。巨大的灾害后，建筑很快得到修复倒是事实，人们不分阶级和年龄全力以赴清理破碎的砖瓦和垃圾。希腊人对于东部最堂皇和古老的神殿，奉献他们剩下的极为可怜的财富和劳力。[156]
这个面临灭亡的城市(帝国)最后的希望，在于母亲和女儿要能和睦相处：罗马要发挥母爱的亲情，君士坦丁堡要克尽孝道地顺从。希腊人和拉丁人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相互拥抱、完成签署和提出承诺，但是这种友谊的前提是奸诈的计谋，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157]缺乏基础架构的联合如同一场消失的春梦。[158]皇帝和高级教士乘坐威尼斯战船返国，当他们停靠在摩里亚、科孚和莱斯沃斯这些岛屿时，拉丁的臣民发出怨言，说虚假的联合成为压迫的工具。他们甫在拜占庭的海岸登陆，激烈和不满的耳语就排山倒海而来，这不是情绪昂扬的欢迎，而是不假辞色的痛击。在他们离国两年期间，首都失去行政和教会的统治者，无政府状况激起盲从的宗教狂热，暴怒的僧侣控制着妇女和偏执者的心灵，顺其自然和宗教信仰的首要原则，是对拉丁人有关事物保持深痛恶绝的态度。皇帝去国赴意大利之前，用讨好的言辞对城市提出保证，可以获得立即的救助和强大的援军；教士对于正统教义和学识才能充满信心，对于自己和他们的教民提出承诺，会轻易战胜西部盲目的牧人。
希腊人为双重的失望所激怒，签署条文的高级教士的良知被唤醒，受到诱惑的时刻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比起他们想要获得皇帝和教皇重用的希望，公众的愤怒更为他们所畏惧。他们并没有为言行的正当性提出辩护，反而伤感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失，乞求上帝和他们的同胞大发慈悲给予原谅。面对谴责的质问，意大利的宗教会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能产生什么作用吗？他们的回答是叹息和眼泪：“啊!上帝!我们已经制定新的信条，我们已经用虔诚来交换不敬，我们已经背叛纯洁无瑕的祭祀，我们都会变成阿兹迈特分子[159]。”“啊!上帝!我们受到的诱惑是来自灾难、欺骗以及对短暂人生所抱的希望和畏惧。砍断签署联合决议的手，连根割去宣读拉丁信条的舌头!”琐碎繁杂的仪式和难以理解的教义更加重了他们对宗教的狂热，成为悔改最有效的证明，从各方面来说都要与西方绝对分离，连君王都不例外，只有本着道义之心坚持到底才能保有臣民的尊敬。
等到教长约瑟逝世以后，赫拉克利亚和特拉布宗的总主教鼓起勇气拒绝空下的职位，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情愿在梵蒂冈获得温暖而又舒适的庇护。皇帝和教士的选择都是库济库斯的梅特罗法尼斯，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授圣职仪式，但是参加典礼的人员寥寥无几，连执十字架的护卫者都放弃了他们的职责。这种状况就像传染病一样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梅特罗法尼斯发出教会的雷霆之声，对一个分裂论盛行的民族丝毫不能发挥效用。希腊人的眼光投向以弗所的马可，把他看成护卫国家的勇士，告解神父受苦所获得的回报是赞美和称誉的颂辞。马可的典范和著作散布宗教争论的熊熊烈火，衰老和病痛很快使他离开尘世，然而马可的福音书并非宽恕的法律，他在临终时提出要求，不得有罗马的追随者参加他的葬礼或为他的灵魂祈祷。
分裂主义者不限于拜占庭帝国狭窄的领域，在马穆鲁克权杖的保护之下，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3位教长召集人数众多的宗教会议，否认参加费拉拉和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代表，谴责拉丁人的信条和会议，以联合抵制东部教会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腊宗教团体的信徒当中，俄罗斯人最为强势、无知和迷信。他们的大主教也就是红衣主教伊希多尔，匆忙从佛罗伦萨赶回莫斯科，[160]将独立的民族降格置于罗马的束缚和控制之下。但是这些俄罗斯主教都在阿索斯山接受教育，君王和人民赞同教士的神学理论。他们对教皇特使的头衔、排场和拉丁十字架大为反感，这些不敬的人都刮光胡须，在举行神圣的礼拜仪式时还戴着手套和指环。伊希多尔在宗教会议上受到定罪的宣判，他本人被监禁在修道院，红衣主教从一个凶狠和狂热民族的手里逃脱，可说是极端困难的工作。[161]罗马传教士渴望越过塔内斯河使异教徒皈依[162]，俄罗斯人拒绝让他们通过国境。根据教规，这种否决是正当的行为，偶像崇拜的罪行没有像宗教分裂那样可恶。波希米亚人憎恨教皇，所以过错可以被原谅，一个由希腊教士组成的代表团要与这些乐观的狂热分子建立友谊。[163]当尤金尼乌斯四世对希腊人的联合决议和正教信仰感到扬扬得意时，支持他的党派只限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甚或皇宫之内。帕拉罗古斯的宗教热诚完全基于利害关系，受到反对以后很快冷却下来。企图背离民族共同的信仰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和帝位，虔诚的叛徒高举起义的旗帜，并不缺乏国外和国内的援助。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乌斯为了宗教的事业准备动用武力，在意大利保持戒慎恐惧和深得民心的沉默态度。土耳其苏丹穆拉德看到希腊人和拉丁人建立友谊，表现出不悦的神色而且提高警觉。
二、穆拉德二世的统治特色以及性格作风(1421—1451 A.D.)
苏丹穆拉德(或称阿穆拉)享年49岁，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六个月零八天。他是一位公正而又英勇的君王，为人勤劳、博学、仁慈、虔诚、宽厚，具有高尚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个人好学不倦，不遗余力推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是勤政爱民的皇帝，也是建立丰功伟业的将领。古往今来没有人比穆拉德获得更伟大的胜利，只有贝尔格勒这个城市能够抗拒他的攻击。在他的统治之下，士兵保持常胜的令名，市民不仅富裕而且安全。要是他征服任何一个国家，最关心的事项是要兴建清真寺、客栈、医院和学校。他每年将1000个金币送给先知的子孙，并且拿出2500个金币分配给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的宗教界人士。[164]
以上是奥斯曼帝国一位历史学家对穆拉德非常详尽的描述，但是就一个奴性和迷信的民族而言，他们将热烈的掌声浪费在最恶劣的暴君身上。苏丹的德行对他自己来说是最大的罪恶，所有的臣民全都同意这种观点。一个民族要是不明白自由和法律具有同等的利益，就会被专制权力的闪光所吓倒，藩王的残酷会假借公正的名义，把他的挥霍当作慷慨，刚愎看成坚毅。要是最有道理的辩词都遭到否决，那么除了奉命从事几乎再没有自主的行为了。罪犯难免要胆战心惊，就是清白无辜的人有时也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要想将民众的安宁和部队的纪律维持在最佳的状况，就必须在战场上不断采取作战行动。新军最擅长的本领就是战争，凡是经历战阵危险能够幸存的人员，可以分享掠夺到的战利品，赞誉统治者极其慷慨的野心。忠诚的伊斯兰信徒首要的责任是要传播坚持正道的宗教，不信者非但是穆斯林也是先知的敌人，土耳其人手里的弯刀是让不信者皈依唯一的工具。
不过，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之下，穆拉德的公正和节制从他的行为中可以获得证实，就是基督徒也都承认的确如此，他们认为长治久安和寿终正寝是他莫大功德应得的报酬。他正值活力充沛的盛年，统率着强大的军事武力，如果不是事先受到激怒自认行为正当，很少从事战争的行动。归顺请降会使胜利的苏丹解除军队的武装，如果遵守条约的规定，他的承诺不容违犯而且被视为神圣。匈牙利通常都是发起攻击的侵略者，斯坎德贝格的背叛使他怒气冲天，奥斯曼国君两次击败不义的卡拉马尼亚人后都加以赦免。在他入侵摩里亚之前，底比斯被藩王用奇袭的方式夺取。在征服帖撒洛尼卡的过程中，巴耶塞特的孙儿与威尼斯为最近的购买方式发生争执。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以后，苏丹没有受到帕拉罗古斯的灾难、离国或伤害的引诱，不曾趁火打劫来绝灭拜占庭帝国最后一线希望。
论及穆拉德的生平和性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两次逊位下台，自动放弃土耳其帝国的宝座，要不是动机掺杂迷信行为的作祟，我们就会赞许这位皇家哲学家[165]，在40岁的盛年就看透人类的伟大有如镜花水月，把权杖交给自己的儿子，隐退到马格尼西亚赏心悦目的行宫，生活在圣徒和隐士的社会之中。一直到伊斯兰教纪元4世纪，穆罕默德的宗教才被一种制度所败坏，所谓的苦行僧完全违背先知的精神和意念。但是到了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很多人开始拿基督教圣职人员甚至拉丁人的僧侣作为榜样，托钵僧的各种等级成倍增加。[166]整个民族的主子屈从于斋戒和祈祷，与宗教狂热分子一起进行无穷尽的旋转动作，他们误以为晕眩的头脑可以产生清明的心灵。[167]
匈牙利人的入侵很快使穆拉德从宗教狂热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听命的儿子最早向他力陈国家的危险和人民的意愿。久经战阵的领袖高举大纛，新军在他的指挥下从事战斗和进行征服。等到他从瓦尔纳的战场班师回朝，重新开始祈祷和斋戒，与马格尼西亚的教友一起不断旋转。国家面临危险的局势，再度中断这些虔诚的功课。胜利的军队藐视缺乏经验的年轻统治者，哈德良堡整座城市都陷入抢劫和杀戮中，意见一致的国务会议恳求他出面安抚骚动的情势和制止新军的叛乱。部队听到主子熟悉的声音，全都战栗不已愿意听命从事，非常勉强的苏丹被迫要过讲究礼仪的奴役生活，4年以后被死神召唤才获得解脱。年老、病痛、不幸和任性，使得有些君王情愿禅位，等到他们过于空闲不甘寂寞，只有为无法挽回的行为感到懊悔。只有穆拉德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在经过帝国权力和孤独的考验之后，还是宁愿过无拘无束的私人生活。
三、尤金尼乌斯和拉底斯劳斯联合对抗土耳其人(1443 A.D.)
尤金尼乌斯四世在他的希腊教友离开以后，对于尘世的利益还是非常关注。土耳其人的前进会很快侵入意大利的边界，使他感到忧心忡忡，更加关心希腊帝国的状况。十字军的精神已经完全消失，法兰克人的冷漠要是与以往那种奋不顾身的激情相比，其间的变化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11世纪时，一名狂热的僧侣敦促欧洲人前往亚洲光复圣墓，但是到了15世纪，宗教和策略更为急切的动机，还是无法让拉丁人联合起来保护基督教世界。日耳曼是无限供应人员和武器的仓库[168]，这个复杂而又怠惰的政治体，需要强势人物的推动和驱策，腓特烈三世就个人的性格和皇家的地位而论同样无能为力。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长期战争已经耗尽了双方的实力，但还是没有化解彼此的积怨。[169]勃艮第公爵菲利普是一位爱慕虚荣的诸侯，只要本身免于战阵的危险，并不需要支付费用，他就十分乐于让他的臣民从事虔诚的冒险行动。
他们组成一支英勇的舰队，从法兰德斯海岸航向赫勒斯滂海峡。濒海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共和国，离开作战的地区并没有那样的遥远，他们之间充满敌意的舰队在圣彼得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匈牙利和波兰王国在拉丁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虽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安全的掩护，却一直对土耳其人的进展非常关切，抱着激烈的抗拒态度。军队是西徐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世袭产业，这些民族彼此竞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况，他们的刀剑被任性地使用于血腥的内部争端之中，现在可能会指向共同的敌人。然而他们养成的风气不利于协调合作与服从命令：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和财力有限的君王无法维持一支常备部队。波兰和匈牙利的骑兵队伍纪律松弛，欠缺高昂的士气和合适的武器，不像过去曾给法兰西的骑士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然而，就联合对抗土耳其人而言，激起罗马教皇的谋略和他的特使红衣主教朱利安的辩才：这得要靠着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170]；以及拉底斯劳斯[171]的头上戴着联合的两顶皇冠，他是一位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战士；还有一位骁勇善战的英雄约翰·哈尼阿德斯，在基督徒中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土耳其人的克星。教皇的特使有一个用之不竭的宝库，那就是可以任意挥霍的教会的赦免和恩典。法兰西和日耳曼很多私人豢养的武士接受征召，投身到神圣的旗帜下，十字军从欧洲和亚洲新的盟友那儿获得实力和名声。一位流亡的塞尔维亚藩王夸大多瑙河对岸基督徒的灾难和热情，说是会同心协力揭竿而起，来维护他们的宗教和自由。希腊皇帝[172]具有他父亲身上所没有的锐气，提出保证要防守博斯普鲁斯海峡，会亲自率领本国军队和佣兵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击。卡拉马尼亚的苏丹[173]通知穆拉德的撤退，以及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发起牵制攻势行动，要是西方的舰队能在同一时刻占领赫勒斯滂海峡，就会造成奥斯曼君主国的分离和毁灭。无论天上人间，对于邪恶异教徒的永坠地狱都必定兴高采烈，教皇的特使用审慎的态度和暧昧的言辞灌输他的见解：这完全要靠圣子和圣母给予暗中或公开的帮助。
宗教战争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议会里成为一致的呼声，等到渡过多瑙河以后，拉底斯劳斯率领一支由联邦的臣民所组成的军队，抵达保加利亚王国的首都索非亚。他们在这次远征中获得两次引人注目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哈尼阿德斯的英勇和卓越的指挥。第一次的胜利是他率领1万人马的前卫奇袭土耳其人的营地，第二次是他击败并俘虏对方战功彪炳的将领，即使这位将领具有地形和兵力的双重优势。冬季即将来临，加上海姆斯山天然和人工的阻碍，妨碍到英雄人物的未来进展。他打算在6天的短暂时间内，从山麓向着哈德良堡充满敌意的塔楼进军，接着指向希腊帝国友善的都城。敌军的退却没有受到干扰，进入比尤达立即成为军事和宗教的伟大成就，国王和武士徒步跟随着一支由神职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他尽量保持两个民族功绩和酬劳的平衡，征服的骄傲混合着基督教谦卑的习性。土耳其的13名高阶将领、9面军旗和4000名俘虏，毫无疑问全部成为战利品。数以万计的土耳其人遗尸战场，[174]大家全都相信也没有人质疑，十字军人员带着毫不羞愧的自信添油加醋。胜利最确凿的证据和最有利的结果，是土耳其的国务会议派出一个求和的代表团，愿意归还塞尔维亚、赎回战俘和从匈牙利的边区撤离，这份条约可以使战争达成合理的目标。国王、藩王和哈尼阿德斯本人在塞吉丁的议会当中，对于公众和私人所获得的报酬都感到满意；签订10年的停战协定；耶稣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都对着《福音书》和《古兰经》宣誓，证明大家把神的旨意当成真理的护卫者和背信的报复者。土耳其的代表就《福音书》的立场，建议要以圣餐的仪式代替，使能真实呈现正统信仰的神性；基督徒拒绝亵渎他们神圣的教义，誓言包含的精神能量比起外在的可见象征，对于一个迷信的良知更难达成有力的制约。
四、基督徒违反和平条约以及瓦尔纳会战的成败(1444 A.D.)
整个事件处理期间，身为红衣主教的特使保持着充满愠怒的沉默。他对于国王和人民同意这种方式，虽然不赞同但也缺乏反对的能力。等到卡拉马尼亚人入侵安纳托利亚以及希腊皇帝占领色雷斯，这些令人喜闻乐见的消息可以稳固朱利安的立场，议会也因而解散。还有就是热那亚、威尼斯和勃艮第的舰队已经成为赫勒斯滂海峡的主人。盟友接到拉底斯劳斯大获全胜的消息，但是还不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内容，非常着急地等待军队的班师还朝。红衣主教大声惊呼道[175]：
你的这些处理方式，不是在抛弃大家的期望和你自己的机运吗？你对自己所负的职责、你的上帝和你的教友曾经立誓要信守忠诚，所以最优先的义务是要取消对基督的敌人仓促和亵渎的誓言。神在世间的代理人就是罗马教皇，没有他的批准你既不能承诺也不可执行这些条约。我用他的名义赦免你的伪证罪，让你使用的武器具备神圣的性质，追随我的脚步走上光荣和救赎的道路。如果你仍旧有所顾虑，可以把惩罚和罪孽转移到我的头上。
朱利安有崇高的人格，竟然支持这种带来灾难的狡辩，深得民心的议会朝令夕改轻浮易变，他同样予以支持。他们决定在同一个地点发起战争，直到最近才恢复和平。履行条约时基督徒袭击土耳其人，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是不信神的异教徒。拉底斯劳斯的承诺和宣誓成为骗人的谎言，受到那个时代宗教的缓颊，只要他的军队获得胜利，就能解救东部的教会，这是最完美的辩白，或者说能为大众所接受的借口。但是同样是这份条约损害了他的名誉，削弱了他的实力。和平的宣告使法兰西和日耳曼的志愿军带着不满的喃喃之声愤而离开，路途遥远的战事使波兰人筋疲力竭，可能是厌恶外国人指挥的缘故，他们的内卫军首先获得许可，撤回行省和城堡。甚至就是匈牙利人也因党派倾轧而四分五裂，举棋不定的态度使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说来这倒是值得赞许的事。十字军的残余人员发起第二次的远征行动，兵力减少到不足2万人。
一位瓦拉几亚酋长率领他的家臣加入皇家的阵营，提到他们的人数没有超过陪伴苏丹出猎的随从队伍的人数。两匹脚程神速的骏马被当作礼物，提醒拉底斯劳斯对即将发生的大事要有先见之明。塞尔维亚的藩王在光复国土和归还他的子女以后，对方引诱他，承诺可以给予他新的领土。缺乏经验的国王、宗教狂热的特使以及好战无礼的哈尼阿德斯，都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刀剑和十字架无坚不摧的威力可以克服所有的障碍。等到渡过多瑙河以后，两条道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和赫勒斯滂海峡：较近的一条道路直接越过海姆斯山，地形崎岖难以通行；另外一条路程较远但比较安全，经过地势平坦的国度，沿着黑海海岸前进。他们在行军时，按照西徐亚人的作战方式，经常把大车当作移动的工事使侧翼获得掩护。运用后面这条道路是很明智的选择，正统教会的信徒行军通过保加利亚平原，带有恶意的残酷行为，把基督徒土著的村庄和教堂焚烧一空。他们最后一站是靠近海边的瓦尔纳，拉底斯劳斯在此地战败阵亡留下不朽的英名。[176]
在这个决定国家命运的地点，没有发现一支盟邦的舰队可以支持他们的作战行动，反而获得穆拉德即将接近的警报。穆拉德从马格尼西亚的退隐之地出发，把亚洲的军队运过来防卫欧洲。按照一些作者的说法，希腊皇帝出于畏惧或受到诱惑，同意他们使用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通道。贪污腐败这个难以洗刷的羞辱要加在热那亚人身上，还有教皇的侄儿身为正统教徒的水师提督，默许他的佣兵部队放弃防守赫勒斯滂海峡的任务。苏丹率领6万人马离开哈德良堡，用急行军向前挺进。等到红衣主教和哈尼阿德斯可以就近观察土耳其人的兵力和队列时，热心的武士建议撤退，然而这种处置方式非但缓慢而且不切实际。只有国王下定决心，不是征服就是死亡，他原本可以获得光荣和辉煌的胜利。
两位君主位于阵线中间相对的位置，安纳托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将领称为贝格勒贝格，他们指挥右翼和左翼的部队，对抗藩王和哈尼阿德斯位于当面的师级单位。土耳其军的两翼在第一波的攻击中被敌军突破，但获得的优势结果反而带来致命的危险，行动鲁莽的胜利者一时激动发起追击，没有给敌人造成困扰反而远离友军的支援。当穆拉德看到自己的骑兵部队败逃，对自己和整个帝国的命运感到万念俱灰。一名久经战阵的新军弟兄抓住他坐骑的缰绳，他后来很宽宏大量地赦免并奖励了这名士兵，竟然看出君王处于恐慌之中，还敢阻止他临阵脱逃。一份条约的抄本被当作基督徒不守信义的证据，在战线的最前列公开展示出来。据说苏丹在大祸临头时，高举双手两眼向着上天，恳请真主给予保护。他向先知耶稣提出诉求，对那些用不敬的言辞嘲笑他的名字和宗教的人，应该施加报复的手段。[177]
匈牙利国王充满胜利的自信，带着劣势的兵力和混乱的队伍向前猛攻，直到他的进军被无法击破的新军方阵阻止。要是我们相信奥斯曼编年史的记载，他的坐骑被穆拉德投出的标枪贯穿，[178]本人跌落在步兵的长矛阵中。一名土耳其士兵大声宣布：“匈牙利人，看吧!你们国王的头颅!”拉底斯劳斯的阵亡是战败的信号。哈尼阿德斯从冒进中醒转过来，后悔所犯的错误和部队的损失，竭尽全力要拯救皇家的主力，直到他被胜利的乌合之众所压倒，造成全线的彻底溃败。他的勇气和指挥发挥最后的效果，救出瓦拉几亚骑兵队的残部。瓦尔纳会战(公元1444年11月10日)这场惨败有1万名基督徒被杀，土耳其人的伤亡更多，就整个实力来说所占比例不算太大。然而这位富于理性的苏丹，用神色自若的态度承认战争的胜利有运气的成分，他说如果类似的胜利重演，代价可能是他的死亡。他下令在拉底斯劳斯落马的地点竖立一根纪念石柱，高雅的铭文没有提到他鲁莽的行动，只是记下匈牙利年轻国君的英勇事迹，悲悼他不幸的遭遇。
五、十字军运动的英雄人物朱利安和哈尼阿德斯(1444—1456 A.D.)
在我从瓦尔纳战场移开目光之前，被红衣主教朱利安和约翰·哈尼阿德斯这两位主角的性格和事迹所吸引。朱利安·恺撒里尼出身于罗马的贵族世家，他吸取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精通神学和法律的素养，多才多艺的禀赋同样适合于学院、军营和宫廷。他刚被授予罗马的紫袍就被派往日耳曼，加强帝国的武备对付波希米亚的叛徒和异端。宗教迫害的精神使他不配当博爱的基督徒；军人的职业不适合他的教士身份。但是前者受到那个时代的原谅，后者因朱利安的勇气而变得更为高贵，日耳曼的主人可耻地逃走时，只有他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他身为教皇的特使，召开巴西尔的宗教会议，但是这位主席似乎很快成为最热心的勇士，要争取教会的自由，凭着他的能力和干劲，领导了长达7年的反对运动，采用最激烈的手段抗拒尤金尼乌斯的权威和地位之后，出于利益或良心等隐秘的动机，他突然抛弃深得民心的党派。红衣主教从巴西尔退往费拉拉，涉入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争论，他的辩证充满技巧而且神学的修养博大精深，这两个民族都对他表示钦佩之意。我们看到他在担任匈牙利使节时，诡异的论点和动听的辩才造成有害的后果，朱利安自己成为最早的牺牲品。红衣主教履行教士和士兵的职责，在瓦尔纳战败丧失性命。过世的情节有不同的记载，黄金成为沉重的累赘妨害到他的逃走，引起一些基督教流亡人员的贪念而采取残酷的手段，这是比较可信的说法。
约翰·哈尼阿德斯的家世寒微，或许会令人感到可疑，他完全凭着自己的长处擢升到指挥匈牙利军队的职位。他的父亲是瓦拉几亚人，而母亲是希腊人，她的族人可能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是姓名我们还不清楚。从他的出生地获得瓦拉几亚人的身份和科维努斯这个姓氏，可能形成证据薄弱的借口，说是他的血统渊源于古老罗马的大公。[179]他在年轻的时候参加意大利的战争，后来与12名骑兵一起被萨格勒布主教雇用。“白武士”[180]的英勇之名很快传播开来，与有钱的贵族家庭联姻更增加了他的财富。他防守匈牙利的边区对抗土耳其人，在同一年内赢得3次会战的胜利。他发挥影响力使波兰的拉底斯劳斯获得匈牙利的王冠，拥立的功劳所得到的报酬是“外斯拉夫尼亚领主”这个头衔和职位。朱利安的十字军旗开得胜，使他获得两顶土耳其的桂冠，瓦尔纳之役给公众带来灾难的致命错误已被人遗忘。当奥地利的拉底斯劳斯这位名义上的国王尚未即位和成年时，哈尼阿德斯被推举为最高首领和匈牙利总督，对他的嫉妒在开始就因恐惧而保持静默，从他12年的统治可以看出他如同精于战争一样熟悉政事。然而处于巅峰状况的将领不会在战役中描述他的治国理念，“白武士”的战斗是用双手而并非头脑，这位酋长率领散漫的蛮族，发起进攻时毫无畏惧之心，落荒而逃时也不会羞愧难安。他的军旅生涯混合着传奇的事迹，交替出现胜利和败北。土耳其人拿他的名字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以讹传讹称他为扬库斯·莱因或“恶汉”，这种痛恨的情绪也可以证明土耳其人对他的敬畏态度。
王国在他的守备之下，土耳其的军队无法接近。正当敌人极为高兴地认定这位首领和他的国家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时，他的行为反而更加令人感受到他的胆大包天和骁勇善战。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防御作战，瓦尔纳的败北后过了4年，他再度攻进保加利亚的腹地。土耳其军队挟着四倍兵力的优势，他在科索沃平原抗拒全力的冲击，直到第三天才败退。哈尼阿德斯单独穿过瓦拉几亚的森林逃走，这位英雄受到两个强盗的袭击，就在他们为他颈脖挂着的金链发生争执时，他找到失落的长剑将一个强盗杀死，另一个吓得飞奔而逃。他的军队有很多人被俘或阵亡，为国家带来新的危险局势之后，他的安然无恙使苦难的王国获得一丝慰藉。但是他这一生最后和最光荣的军事行动，就是防守贝尔格勒对抗穆罕默德二世的御驾亲征。经过40天的围攻以后，土耳其人已经进入市镇，结果还是被迫撤军(公元1456年7月22日)，兴高采烈的民族赞誉哈尼阿德斯是基督教的国之干城，贝尔格勒是异教徒难以逾越的天堑。[181]这次伟大的拯救行动后，只过了一个月，护卫的勇士就离开了人世(公元1456年9月4日)，奥斯曼的君主用庄严的墓志铭表示自己的遗憾之情，对于这唯一击败他军队的对手，再也没有雪耻复仇的希望。感恩的匈牙利人在宝座空悬的初期，推选18岁的年轻人马提亚·科维努斯加冕接位，他的统治开创了繁荣的局面和悠久的世代，他渴望获得征服者和圣徒的光荣，但是他最大的功绩是倡导学术不遗余力。他的儿子从意大利邀请拉丁的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用雄辩的口才赞誉父王，使之光芒万丈，流芳百世。
六、阿尔巴尼亚君王斯坎德贝格的家世、教育和反叛(1404—1467 A.D.)
在英雄的名单上，约翰·哈尼阿德斯和斯坎德贝格通常并列其中[182]：他们牵制奥斯曼的大军，延迟了希腊帝国的灭亡，所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斯坎德贝格的父亲约翰·卡斯特里奥特[183]是伊庇鲁斯的世袭君主，面积狭小的领地位于山区和亚得里亚海之间，没有能力与苏丹的权势对抗，只有降服在纳贡称臣的严苛条件之下，交出4个儿子作为宣誓效忠的保证。身为基督徒的年轻人在留下割礼的疤痕以后，接受的教育是穆罕默德的宗教，按照土耳其的政策加强武艺和战术的训练。3位年长的兄弟混在奴隶之中，据说他们被毒死，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或加以驳斥。苏丹对乔治·卡斯特里奥特非常仁慈，充满父爱，一般而言不应该怀疑到他身上。这第四个儿子在幼年时，就展现出军人的体魄和精神。有一名鞑靼人和两名波斯人很骄傲地挑战土耳其的宫廷，先后被他制服，使他获得穆拉德的重用。斯坎德贝格这个名字来自土耳其的称呼Iskender Beg，意为亚历山大大人，这是他一生中光荣和奴役难以磨灭的记忆。他的父亲原来拥有的公国已经缩小成为一个行省，但是这方面的损失获得“桑吉克”的职位和头衔的补偿，可以指挥5000名骑兵，还有希望升到帝国最显赫的阶层。他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中恪尽职责获得荣誉，我们可以对历史学家有意的做作或轻信的态度加以讪笑，他们认为在每一次的冲突中他都对基督徒大发慈悲，同时用霹雳手段打击那些身为穆斯林的敌人。
哈尼阿德斯的光荣事迹无可指责，他为保护宗教和国家挺身而战；敌人称赞这位爱国志士，他的对手被打上叛徒和背教者的烙印。在基督徒看来，由于斯坎德贝格父亲所犯的错误，他的3位兄长死因可疑，自己受到罢黜以及国家被异族奴役，他的反叛是正当的行为。他以豪迈的热诚，公开宣称要确保祖先的信仰和独立，虽然发表的时间稍嫌迟缓，大家还是推崇不已。他9岁起就在《古兰经》的教义中接受熏陶，对于《福音书》完全没有认识，士兵的宗教靠着权威和习惯来决定，很难想象在40岁[184]的年龄还能让新的启示进入他的心灵。要是他在那个时候感觉到锁链的束缚而尽力挣脱，那么他的动机就不会被怀疑是出自利益或报复。长期的遗忘必定会削弱原始权利，这么多年的服从和酬劳使苏丹和臣民相互的关系更为牢固。要是斯坎德贝格长久以来心怀基督教的信仰和反叛的意图，高尚的情操就会被指责为卑劣的欺骗，服务只是为了背信，承诺看来仅是伪誓，积极的加入只能造成数以千计不幸的同胞在尘世和精神方面的毁灭。当他在土耳其军队指挥前卫时，难道我们应该赞许他与哈尼阿德斯的秘密联系？要是擅离职守使恩主的敌人获得胜利，难道我们应该原谅这种背弃自己阵营的行为？
在部队吃败仗的混乱状况之中，斯坎德贝格的眼光紧盯在首席秘书雷斯·伊芬迪的身上，用匕首抵着他的胸膛，索取一份统治阿尔巴尼亚的敕令或诏书，事后谋杀无辜的书记和扈从，免得这件事很快被发现。斯坎德贝格将他的计划透露给一些大胆的同伴，到了晚上，以急行军从战场逃到祖国的山区(公元1443年11月28日)，用皇家的命令打开克罗雅的城门。等他控制这个堡垒以后，乔治·卡斯特里奥特马上扯掉伪装的面具，发誓抛弃先知和苏丹，公开宣布要为家庭和国家报仇雪恨，运用宗教和自由的名义激起一场全面的叛乱。阿尔巴尼亚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一致同意要与世袭的君主同生共死，奥斯曼的守备部队可以自行选择殉教或受洗。伊庇鲁斯各个城邦举行的会议中，斯坎德贝格受到推举成为土耳其战争的将领，每个盟邦保证按照比例提供人员和金钱。这些各个盟邦提供的经费，加上世袭的产业和塞利纳值钱的盐矿，获得每年的岁入是20万达克特银币。这些款项并没有被用于奢侈的享受，而是一丝不苟地全部拨作公用。他的态度平易近人，但是对纪律的要求非常严格，军营禁止存有任何一种恶习。他以身作则使得他的领导能够服众，在他的指挥之下，阿尔巴尼亚人在战场上所向无敌，无论是自己还是对手都承认这个事实。法兰西和日耳曼那些勇敢的亡命之徒为他的名声所吸引，愿意留在他的麾下服务。他的正规民兵部队共有8000骑兵和7000步卒，马匹的体型矮小但是人员积极主动。他用洞察一切的眼光来考量山区作战的困难和可以运用的手段，在烽火台的火焰照耀之下，整个民族都配置在最坚固的据点，斯坎德贝格凭着实力不足的军队，抗拒奥斯曼帝国的强权达23年之久。
穆拉德二世和他那伟大的儿子一再被叛徒阻挠，带着表面上的藐视和难忘的憎恨在他的后面穷追猛打。穆拉德率领6万名骑兵和4万名新军进入阿尔巴尼亚，蹂躏这个门户大开的国家，占领没有设防的市镇，把教堂改为清真寺，对基督徒的青年施以割礼，处死成年而又顽固的俘虏。但是苏丹的征服行动在攻克了斯菲提格勒这个不起眼的堡垒后便结束了，守备部队的战力强大无法征服，却被微不足道的诡计和迷信心理所击灭。[185]克罗雅是卡斯特里奥特的城堡和住所，穆拉德带着羞辱和损失从城墙下面撤退。他在行军、围攻和退却时，这个神出鬼没、隐藏在暗处的敌手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失望使得苏丹饱尝痛苦，可能缩短了他在世的最后时间。[186]穆罕默德二世在完成征服的过程中，始终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他的部将获得授权谈判停战协定，阿尔巴尼亚的君王深受赞誉，是维护国家独立信念最坚定和能力最高强的勇士。有人基于骑士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热忱，把斯坎德贝格与亚历山大和皮洛斯[187]相提并论，承认他们都拥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他的领土狭小而势力薄弱，与古代的英雄相比相差甚远，何况后者还战胜了东部和罗马的军团。
提到斯坎德贝格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像是那些他对抗过的帕夏(土耳其人对权贵的尊称)，那些被他击溃的军队，以及被他亲手杀死的3000名土耳其人，我们必须用批判性的眼光去挤出其中的水分。他的敌人是文盲，再加上处于伊庇鲁斯落后而荒芜的地区，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偏袒他的传记作家可以放心地使自己沉溺于对冒险故事的虚构中，但是意大利历史著作散发出的光芒揭穿了杜撰的情节，有关他率领800名骑兵渡过亚得里亚海去拯救那不勒斯国王的故事，违背了事实而大胆地虚构，把他的功绩形容成一个神话故事。他们应该承认他到最后还是被奥斯曼的强权所制服，这对他的名声并无丝毫不敬之意。他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在教皇庇护二世[188]的教廷国得到庇护。斯坎德贝格的资源几乎已经耗用殆尽，成为流亡的难民，逝世在威尼斯领土的黎苏斯[189](公元1467年1月17日)。
他的坟墓很快受到土耳其征服者的破坏，新军佩戴的手镯上面镶嵌着他的遗骨，当作迷信的护身符，这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英勇产生不自觉的尊敬。他的国家立即面临灭亡的命运，可见这位英雄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更能提高他光荣的地位。然而，要是他权衡降服和反抗两者所带来的得失，一位爱国志士会拒绝力有不逮的竞争，完全依靠他一个人的生命和才能必定会失败。支撑斯坎德贝格的是看似合理实际谬误的希望：他认为这个自由的基督徒民族，护卫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以及希腊进入意大利最狭窄的通道，所以教皇、那不勒斯国王和威尼斯共和国，都会参加他们的防御作战。他那还在襁褓之中的儿子从民族的灾难中被拯救出来，卡斯特里奥特家族被授予公爵的领地，他们的后裔在统治地区的贵族世家中绵延不息。一大群阿尔巴尼亚难民在卡拉布里亚获得居留区，直到今天还保存着祖先的语言和习俗。
七、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帕拉罗古斯(1448—1453 A.D.)
在罗马帝国漫长的衰亡过程中，我终于要提到君士坦丁堡最后的统治者，他用如此薄弱的力量维持着恺撒的地位和尊严。约翰八世历经匈牙利的十字军后又活了4年才过世，[190]整个皇室在安德罗尼库斯亡故和伊希多尔出家之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3位亲王，他们是皇帝曼纽尔二世幸存的儿子。君士坦丁和托马斯在遥远的摩里亚，德米特里乌斯拥有塞利布里亚这块位于都城郊区的领地，而且他还是一个党派的首领。公众的灾难对他的野心没有产生影响，他秘密结交土耳其人，再加上分裂主义者已经破坏国家的和平。先帝的葬礼加速举行，显得十分仓促，令人觉得奇怪，甚至引起怀疑。有人用观念迂腐且证据薄弱的诡辩，拥戴德米特里乌斯接位，说他呱呱落地就穿上紫袍，是父皇登基以后所生最年长的儿子。但是太后、元老院和军队、教士和人民，一致赞同合法继承人。托马斯藩王不知道政局发生变化，在偶然的状况下回到首都，对于尚未到来的兄长，非常热心地维护他的利益。历史学家法兰扎担任使臣，很快被派往哈德良堡的宫廷，穆拉德对他非常优容，在他离开的时候还赠送礼物，但土耳其苏丹亲切的认可等于公开宣示他有最高的权力，东部帝国即将面临灭亡的命运。
君士坦丁在斯巴达由两位显赫的代表为他加冕(公元1448年11月1日—1453年5月29日)，在春天由摩里亚发航，在海上避开一支土耳其分遣舰队，带着愉快的心情接受臣民的欢呼，举行新朝的庆祝典礼。他的赏赐耗尽了国库的财富，使得政府更加穷困。皇帝立即将摩里亚托付给两位弟弟去治理，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两位亲王的亲情非常脆弱，当着太后的面他们用誓言和拥抱巩固极其不稳的安全保证。君士坦丁还有一件大事是选择配偶，有人建议威尼斯元首的女儿，但是拜占庭的贵族反对世袭君王和民选官员之间的地位差距，等到他们后来发生灾难，身为强大共和国的首领并没有忘记这一次的侮辱。君士坦丁对于是与特拉布宗还是与格鲁吉亚的皇室联姻一直犹豫不决，担任使臣的法兰扎叙述了拜占庭帝国最后这段期间的公私生活。[191]
法兰扎是皇宫的总管大臣，担任新郎求亲的代表从君士坦丁堡启航，剩余的财富和奢侈品用来摆出盛大的排场，人数众多的随员包括贵族、卫士、医生和僧侣，他还带着一个乐队，这位花费惊人的使臣任期延长到两年(1450—1452 A.D.)。等他到达格鲁吉亚(伊比利亚)，城镇和村庄的土著聚集起来围绕着外来的异乡人，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虽然喜欢音乐的旋律，但是根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在群众之中有名100多岁的老人，很早以前被蛮族掠走，[192]他用印度奇观之类的故事来娱乐他的听众，[193]他曾经越过不知名的海洋从印度回到葡萄牙。[194]法兰扎从友善的国土前往特拉布宗的宫廷，希腊国君在那里告诉他穆拉德新近逝世的消息。这名经验丰富的政要对于国家能够脱离苦难，并没有感到欣慰反而是忧心忡忡，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不会长久跟从他父亲明智的和平路线。等到苏丹逝世以后，他的基督徒妻子玛利亚[195](塞尔维亚藩王的女儿)，很体面地被归还给她的父母。凭着她的容貌和才艺所建立的名声获得使臣的推荐，被认为是皇帝的最佳择偶对象，针对正高涨的反对声浪，法兰扎加以说明，并且驳斥似是而非的意见。
皇帝的尊严可以使得身份不相配的联姻变得高贵，慷慨的施舍和教会的赦免能够除去血亲关系的障碍，她与土耳其人结婚的耻辱被抛诸脑后，虽然金发白肤的玛利亚年届50岁，但仍旧抱着希望要给帝国生一个继承人。君士坦丁从特拉布宗的来船得知使臣对他提出的忠告，但是宫廷的派系倾轧反对他的婚姻，最后还是王妃虔诚的誓言打消了整个行动，她要在修道院度过余生。这方面的希望破灭以后，法兰扎的选择只有格鲁吉亚的公主最适合。她的父亲是个虚荣心很重的人，为光荣的联姻感到神智昏眩，并没有按照原始和民族的习惯，要求男方为他的女儿付出一大笔聘金，[196]反而提供5.6万达克特的嫁奁和每年5000达克特的津贴。使臣的功劳得到皇帝的保证作为报答，他的儿子在施洗时已被皇帝收养，他女儿的婚姻将受到君士坦丁堡皇后的特别照顾。
法兰扎回国带来的婚约经过希腊国君的批准，他在金色的诏书上面亲自画3个朱红十字，并且向格鲁吉亚的特使做出承诺，他的战船要在翌年春天引导新娘进入皇宫。君士坦丁拥抱忠诚的仆从，不像统治者冷淡的嘉许，而是朋友般温暖的信赖，在长久的分离以后，急着要将内心的秘密向他倾诉。皇帝说道：
只有我的母亲和坎塔库泽努斯向我提出建议和忠告，不会带有私心也不受人情的关说。[197]自从他们过世以后，那些包围在我四周的人，无法受到我的喜爱、信赖和尊敬。你对水师大提督卢卡斯·诺塔拉斯应该不陌生，他坚持自己的理念，甚至私下或公开宣称，我的思想和行动完全以他的意见为准绳。朝廷其余人员都是墙头草，基于个人的利益或党派的考量而摇摆不定。我怎么能够与僧侣商量政策和婚姻的问题？我仍旧要借重你的勤奋和忠诚。明年春天，你要陪我一位弟弟去恳求西方强国派遣援军，要从摩里亚航向塞浦路斯从事特别任务，再从那里前往格鲁吉亚去迎接和引导未来的皇后。
法兰扎回答道：“您的命令我不敢推辞，”他一本正经地带着笑意继续说道，“陛下，但是务必请您三思，要是我还一直这样长久不在家，我的妻子不是受到勾引再找个丈夫，就是会丢开一切去修道院。”皇帝对他的担心不禁大笑起来，用令人窝心的保证对他极力地慰勉，说这是最后一次派他从事国外的工作，要将一位富有的贵族女继承人许配给他的儿子，同时要授予他首席行政长官(国务大臣)这个重要的职位。婚事的细节立即被确定，不过，野心勃勃的提督明知这个职位不适合他但还是要出面抢夺。为了商谈出双方都同意且条件相当的结果而耽误了一些时间，对法兰扎的任命遮遮掩掩以免得罪傲慢而又有权势的宠臣，整个冬天都浪费在他担任使节的准备工作上。法兰扎决定让他的儿子趁着年轻抓住这次机会到外国旅行，等到危险出现时，与摩里亚的母系亲属一起离开。上面所说私人和公众的计划受到土耳其战争的影响而中断，最后一起掩埋在帝国的废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