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一、安德罗尼库斯三世遣使对教皇的游说和承诺(1339 A.D.)
在希腊皇帝统治的最后4个世纪中，对教皇和拉丁人表现出时而友善时而敌意的态度，可以看成繁荣或灾祸的温度计，也是这些蛮族朝代兴起或衰亡的标尺：等到塞尔维王朝的土耳其人遍布亚洲，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胁，我们可以在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上，看到阿历克塞的使臣在苦苦哀诉，请求基督徒的共同教父给予保护。法兰西朝圣者刚把苏丹从尼斯赶到伊康，希腊的君王立刻对西部的分裂主义者表现出憎恨和轻视的态度，公开宣称是他们使帝国第一次落入衰亡的深渊。约翰·瓦塔西斯用温和宽容的语气提到蒙古人大举进犯的日期。等到光复君士坦丁堡以后，第一位登上宝座的帕拉罗古斯皇帝，始终为国内和国外的敌人所包围。查理的宝剑总是悬在他的头顶，不得不卑辞厚币请求罗马教皇开恩，为了解除当前的危险，可以牺牲自己的信仰和品德以及臣民对他的爱戴。米凯尔八世逝世以后，君王和人民重申教会的独立和信条的纯正，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对于拉丁人既不畏惧也无爱护之心，等到最后陷入困境，骄傲成为迷信的支柱，要想收回年轻时坚定和正统的声明，在这个年纪已无法保持颜面。他的孙子安德洛尼库斯三世不受习性和处境的摆布，比提尼亚被土耳其人夺走，逼得他要与西部的君王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结成同盟。
50年的分离和不通音信之后，僧侣巴拉姆成为机密的特使，前往觐见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70]，他所奉的详尽精确的指令出于皇家内卫统领高明的手笔(1339 A.D.)[71]，他经过授权的说辞如下：
神圣的教父，皇帝期盼两个教会联合，急切的心情决不亚于您的关怀，但是要处理这个微妙的问题，他有责任要考量自己的职位和臣民的成见。联合方式有两条可行之路，那就是强制和说服。谈起强制，自从拉丁人征服希腊帝国以来从未获得民心，经过多次的试验发现毫无成效；说服的办法虽然缓慢费时，安全却能够得到保障，且能够持久。我们派出由三四十位神学家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在热爱真理和统一信仰方面，可以与梵蒂冈的学者达成共识。但是等到他们返回以后，除了受到同胞的轻视，面对一个盲目而固执的民族所给予的责难，这种共识又能发挥什么作用，获得什么好处呢？诚然，希腊民族习惯于尊重大公会议的决定，可以明确指出信仰应遵守的条款和项目。他们之所以反对里昂的信条，那是因为东部教会对于独断专行的会议，事先既未与闻，更没有派代表共襄盛举。为了达成有利的目标，虽是权宜之计却也有其必要，那就是选出一位代表教皇的使节，派到希腊会见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长，接受他们的帮助，筹备召开自由而广泛的宗教会议。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帝国正遭到土耳其人的攻击，局势非常危险，他们已经占领安纳托利亚4个最大的城市，那里的基督徒居民表示愿意恢复他们的忠诚和宗教。但是皇帝的兵员和财力不足以解救他们，因此罗马使节必须带来一支法兰克的军队，最好是先行发兵，驱除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打开前往圣墓的通路。
如果心存疑虑的拉丁人需要获得保证，事先要求希腊人提出真诚的条件，巴拉姆给予明确而合理的答复：
其一，只有举行大公会议才能完成教会的联合，然而在3个东方教长和众多的主教没有从穆斯林的桎梏之下获得解救之前，不可能召开这样的宗教会议。其二，希腊人长期受到压迫和伤害，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已经疏离，需要表现兄弟情谊的行动和有效的帮助才能获得和解和认同。同时，这也是为了加强皇帝和盟友的权威，以让民众同意他们提出的论点。其三，即使在教义和仪式上出现无法弥补的歧见，无论如何，希腊人还是基督的信徒，土耳其人始终是基督徒共同的敌人。亚美尼亚人、塞浦路斯人和罗得岛人受到攻击，对于法兰西君王而言，拿起刀枪为保卫宗教而战就是虔诚的行为。其四，即使将安德罗尼库斯的臣民当成最坏的分裂教会者、异端邪说或异教徒看待，西部强权国家也应该赞同一个明智的政策，那就是接纳一个有用的盟军，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保卫欧洲的边境，一定要联合希腊共同抗拒土耳其人。不然，如果让他们的军队据有希腊战败的人员和财富，岂不是如虎添翼？
安德罗尼库斯的理想、条件和需求，全部被对方用冷淡而严肃的态度加以回避。法兰西和那不勒斯国王放弃十字军东征的危险和荣誉，教皇拒绝召开新的宗教会议再来肯定旧的信条。为了表示对拉丁皇帝和教士提出的已过时的要求的认同，他运用令人反感的称呼：“致希腊首长[72]和自称东方教会教长的人士。”对于希腊皇帝而言，让教皇组建使节团这一想法，要遇到更不幸的时刻和更会唱反调的人物恐怕也不太容易。本尼狄克十二世是个笨拙的农夫，猜疑之心极重以致无所适从，沉溺于怠惰和嗜酒的生活，想要把第三顶皇冠加在教皇的三重冠上面，凭着傲慢的性格倒是绰绰有余，但是在其他方面却不适合担任国家和教会的职务。
二、希腊帝国两位皇帝与教皇的谈判和订约(1348—1355 A.D.)
等到安德罗尼库斯过世后，希腊陷于内战中，不再为基督徒的联合大声呼吁。但是坎塔库泽努斯刚刚征服和饶恕敌人，对于引导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以及将他的女儿嫁给一位穆斯林君王，急着想为自己的行为提出解释，或者至少能缓和大众的视听。两位政府官员和一位拉丁语通事以他的名义被派往罗马教廷(1348 A.D.)，教廷自从迁到罗讷河岸边的阿维尼翁，已有70年之久。他们表明，基于绝对的必要，不得不与异教徒结盟，同时根据他的指示，对于教会联合和十字军高唱华而不实的陈腔滥调。本尼狄克的继承人、教皇克雷芒六世[73]，给予了友善和体面的接待，承认他们的君王清白无辜，谅解他处于为难的困境，赞许他那心胸开阔的气度，并且表示对希腊帝国的现状和变革全部了如指掌，他之所了解一切全靠一位萨伏伊贵妇人如实禀告，她过去是安妮皇后的侍从女官。[74]克雷芒的本性也许不具备教士的德行，但他却拥有君王的气势和风度，用那双慷慨的手分配圣职或王国同样游刃有余。在他的统治之下，阿维尼翁成为讲究排场和欢乐的政治中枢，他年轻时过着比贵族还要放荡的生活，教皇的宫殿，不对，是他的寝室时常出现深受宠爱的女性，美化他的感官也污染他的心灵。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战争与他的神圣事业背道而驰，但是希腊人的光辉构想可以满足他的虚荣，所以使臣在返国时由两位拉丁主教陪同，他们是教皇派出的使节。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皇帝和使节相互赞许对方的虔诚和辩才，他们在会议中经常见面，充满了称赞的颂辞和口头的承诺，大家都很愉快，但是谁也不会上当。信仰虔诚的坎塔库泽努斯说道：
我非常看好这场圣战的前景，可以增加个人的荣誉和基督教世界的公众利益。我的领土允许法兰西的军队自由通行，要把我的部队、船只、钱财全部奉献给共同的大业，要是我能获得殉教者的桂冠，那将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大的荣幸。我对于分散的基督徒再度联合起来这一桩盛事，始终抱着言语无法表达的热情。要是个人的牺牲能够促成理想的达成，我会很高兴地拔剑自刎；如果能从骨灰中飞起浴火重生的凤凰，我愿架起柴堆亲手举火自焚。
然而这位希腊皇帝语气一转，说是傲慢和鲁莽的拉丁人提出的教条，使得两个教会产生分裂。对于第一位帕拉罗古斯皇帝采用奴性和专横的办法，他完全加以否认，同时非常坚定地宣布，除非召开一次自由而又广泛的大公会议，对于基督教的信条做出最后的决定，否则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和理念。他接着说道：
目前的情势不容许教皇和我在罗马或君士坦丁堡晤面，但是可以在两个帝国的边境附近选择一个滨海的城市，让东部和西部的主教团结起来，做出好的榜样来教诲所有的信徒。
教皇的使节对这个建议事项似乎感到满意，坎塔库泽努斯像是没有达成希望，装出一副悲伤的神色。事实确实如此，克雷芒很快逝世，他的继承人摆出另一种姿态，皇帝的种种构想全部成为镜花水月。坎塔库泽努斯的生命极其漫长，在修道院里苟延残喘度过余生，这位谦卑的僧侣除了祈祷，已经没有能力指导他的门生或他的国家。
然而，在所有君士坦丁堡君王之中，只有身为门生的约翰·帕拉罗古斯[75]，真正赞同、相信和服从西部的牧者。他的母亲萨伏伊的安妮是在拉丁教会的怀抱里受洗的，与安德罗尼库斯的结缡逼得她要改换名字、服饰和信仰，但是她的内心仍旧忠于她的国家和宗教。她的儿子从小接受她的教导和培养，即使在成年以后，无论是思想还是身体都依然受到她的控制。在他获得自由再度登基称帝的第一年，土耳其人仍旧掌握赫勒斯滂海峡，坎塔库泽努斯的儿子在哈德良堡准备出兵。帕拉罗古斯自己没有实力也无法依靠人民，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希望能获得外国的援助，不惜放弃教会和国家的统治权力，把用紫色墨水签署盖上金牛印玺的卖身契[76]，私下托付给一名意大利代理人(1335 A.D.)。这份协定的第一条是誓词，永远效忠和服从罗马和正统教会至高无上的教皇英诺森六世和他的继承人。皇帝答应用尊敬的态度接待教皇的使节和教廷大使，安排居住的宫殿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礼拜堂，同时指派他的第二个儿子曼纽尔作为人质以保证他的诚意。俯就屈服的结果使他获得迅速到来的援军，一共是15艘战船、500名武装士兵和1000名弓箭手，用来对付他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敌人。
帕拉罗古斯想将同样的精神枷锁强加在教士和人民身上，但是预见到希腊人一定会抗拒不从，于是他采用两种有效的方法：收买和教化。教皇的使节获得授权，只要圣职人员签署赞同梵蒂冈的信条，可以优先派任已有空缺的教职。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三所学校，教授年轻人拉丁的语文和经典，帝国的继承人安德罗尼库斯成为第一位登记的学生。要是这种说服或强迫的方式全都失败，帕拉罗古斯就公开承认德薄能鲜无力治国，把君权和父权全部转移给教皇，使英诺森可以全权处理他的家庭、他的政府，以及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婚姻大事。但是这份协约从未被执行也没有公开发布，罗马人的战船如同希腊人的从命，都是幻想而已，最后还是靠着严守机密，才使得君王逃过一事无成和身败名裂的羞辱。
三、希腊皇帝约翰·帕拉罗古斯及其子访问欧洲(1369—1402 A.D.)
土耳其人的武力产生巨大风暴，很快降临到帕拉罗古斯的头上。自从哈德良堡和罗马尼亚丧失以后，他沦落为傲慢的穆拉德的家臣，被困在都城中，唯一的愿望是能尽量拖延时日，成为野蛮人最后的俎上鱼肉。处于这种极其恶劣的状况之下，帕拉罗古斯决定乘船前往威尼斯，然后投身在教皇的脚前(1369年10月13日)。他是第一位访问西部陌生地区的拜占庭君王，然而也只有这里可以让他找到安慰或疏解他的情绪，在神圣的枢机主教团前露面，总比到土耳其政府能保住更多的尊严。罗马教皇在长久离开以后，现在又从阿维尼翁回到台伯河畔，乌尔班五世的个性温和、善体人意，鼓励或赞同希腊国君的朝圣活动。梵蒂冈在同一年内有幸能接待两位皇帝，这两位陛下分别代表着君士坦丁大帝和查理曼大帝。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这次恳求援助的访问中，由于过去不断的灾难早已磨掉骄纵的气焰，讲出很多客套话，表现出过分谦虚的模样。他当着4位红衣主教的面，以一个真正天主教徒的身份，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威和圣灵的双重流出性质。经过这番心灵的净化过程之后，他被引导到圣彼得大教堂进行公开的觐见。乌尔班在红衣主教的护从之下登上宝座，希腊皇帝行了3次屈膝礼，虔诚亲吻神圣教父的脚和手最后是嘴唇。教皇当着他的面主持大弥撒，允许他走在前面牵着骡子的缰绳，梵蒂冈为他举行豪华的宴会。帕拉罗古斯受到友善而体面的接待，然而东部和西部的皇帝还是有点差别，[77]前者不可能获得罕见的特权，那就是以辅祭的圣职吟诵福音书。[78]
乌尔班为了赐给新入教者莫大的恩惠，竭尽所能要激发法兰西国王和其余西方强权的宗教狂热，但是发现他们对共同的大业极其冷淡，仅仅热衷于内部的争权夺利。皇帝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支英国的佣兵队伍身上，霍克沃德[79]或称阿库托领导一帮亡命之徒自称“白种弟兄”，从阿尔卑斯山到卡拉布里卡，在意大利四处蹂躏，相互敌对的国家可以花钱买到他们的服务。他们弯弓搭箭射向教皇的住所，受到革出教门的处分。教皇现在特别发布一份赦令，同意与这群盗匪举行谈判，但是霍克沃德的兵力或勇气都无法担负这项任务。这样一支援军所费不赀，产生的作用有限却带来危险的后果，帕拉罗古斯感到失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走投无路的希腊人[80]只有准备返国，就是归程也遭遇羞辱不堪的阻碍。他抵达威尼斯以后，原来用利息惊人的高利贷借了大笔款项，但是现在他的钱柜已经空空如也，债权人生怕血本无归急着要他还钱，就把他拘留下来当作付款最好的抵押品。他的长子安德罗尼库斯是君士坦丁堡的摄政，一再受到催促要尽力张罗财源，甚至搜刮教堂的金钱都在所不计，好把他的父亲从囚禁和屈辱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个丧失人性的年轻人根本不因此而感到羞愧，反而以皇帝被囚而暗中感到庆幸。政府非常穷困，教士极其顽固，出于宗教的考量，可以为冷漠和拖延的罪行找到理由充分的借口。这种失职的疏忽行为受到孝顺的次子曼纽尔的严厉谴责，他很快变卖或抵押全部的财产，乘船赶到威尼斯解救他的父亲，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权利保证偿还所有的债务。等到帕拉罗古斯返国以后(1370 A.D.)，这位父亲以国王的身份对两个儿子给予应得的报酬。但是生性懒散的皇帝在信仰和行为方面，并没有因罗马的朝圣之旅而有所改进，他的变节背教或改变信仰没有产生任何宗教或政治的效果，很快被希腊人和拉丁人遗忘。[81]
帕拉罗古斯返国以后又过了30年，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曼纽尔二世再次访问西部各国(1400—1402 A.D.)，出于同样的动机，只是范围更大。在前面一章我提到他与巴耶塞特签订条约，接着是巴耶塞特的毁约，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和封锁，以及在英勇的波西考特元帅指挥下法兰西援军的作战行动。曼纽尔派出使臣向拉丁强权恳求出兵相助，但是大家认为饱经患难的国君亲自出面，会让冷酷的蛮族一掬同情之泪，愿意满足所提的要求。建议这次旅行的法兰西元帅，已经完成接待拜占庭皇帝的准备。土耳其人占领四周的陆地，但是威尼斯的海上航路还是通行无阻，意大利人把他当成第一次来访的基督徒国君，至少也是第二位受到欢迎的皇帝。
曼纽尔成为信仰的伟大斗士和忏悔的忠实信徒，不禁使人生出怜悯之心，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出王者的风范，虽然受到同情也不会被藐视。他经由威尼斯前往帕杜阿和帕维亚，甚至就是米兰公爵这位巴耶塞特的秘密盟友，都派人带路将他安全而恭敬地送到边界。[82]等到进入法兰西国境之内，皇家官员负责照料他的起居、行程和用度。巴黎最富有的2000名市民全副武装骑着马，直到首都附近的查伦顿前去迎接。他在城门口受到内阁和国会成员隆重的接待，查理六世在王室和贵族的陪同下，用热烈的拥抱欢迎他的兄弟光临(公元1400年6月3日)。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身穿白色的丝质礼服，骑着一匹乳白色的骏马，这在法兰西的礼仪守则中是一种极为推崇的表示，白色被视为统治权力的象征。日耳曼皇帝上次访问时，提出傲慢的请求，却遭到恼怒的拒绝，他不得不同意骑一匹黑色的良驹。
曼纽尔下榻在卢浮宫，接连不断的邀宴和舞会，还有欢饮和狩猎的欢乐场面，都由殷勤的法兰西人巧妙安排，真是极尽变化之能事，不仅显示出他们的慷慨，也让来客有宾至如归之感。主人供应他一所可以自行使用的礼拜堂，索邦神学院的学者对于希腊教士的言语、仪式和穿着，感到惊讶也表现出愤慨的神色。但是只要稍微了解到法兰西王国的现况，就会让他感到绝望，知道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可怜的查理或许也有心智清醒的时候，但经常会回复到疯狂或痴呆的精神错乱状态。他的兄弟和叔父分别是奥尔良和勃艮第公爵，轮流把持政府的统治权，党派的争斗已经为内战的爆发奠定了悲惨的结局。两位公爵之中前一位是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沉溺于奢侈的享受和爱情的生活；后者就是那慕尔的约翰伯爵的父亲。伯爵最近才从土耳其人的囚禁中被赎回，无所畏惧的儿子始终对自己的战败耿耿于怀想要报仇，老谋深算的公爵认为用庞大的费用和难忘的危险，买到上一次的教训已经够了。
等到曼纽尔满足了法兰西人的好奇，再留下去会让人厌倦时，他决定前往邻近的岛屿去拜访(公元1400年12月)。他从多佛启程，到达坎特伯雷接受圣奥斯汀修道院副院长和僧侣的款待，这位希腊英雄(抄录我国一位老资格历史学家的话)在布莱克希斯，受到国王亨利四世[83]和整个朝廷的欢迎。东部的皇帝暂住伦敦，受到的礼遇极为隆重，但是英格兰的情况仍旧不适合进行圣战的计划。世袭的统治者在同一年受到罢黜和谋杀，目前当政的君王是成功的篡位者，有些人出于嫉妒和怨恨极力打击他的雄心壮志。兰开斯特的亨利不断遭受阴谋颠覆与反叛活动，已经无法将自己从保护不稳的王座所进行的斗争中抽身出来。他同情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遭遇，也钦佩他所采取的行动，所以一再设宴邀请。但是如果这位英格兰的君王愿意打起十字军的旗帜，也不过是在表面上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仅仅是为了安抚他的人民，或者是对自己的良心有所交代而已。[84]无论如何，曼纽尔对于受到的馈赠和礼遇感到满足，回到了巴黎。
他在西部待了两年以后，便取道日耳曼和意大利，在威尼斯登船，前往摩里亚(1402 A.D.)耐心等待灭亡或获救的最后时刻来临。然而他已经避免了公开或私下出卖自己宗教的羞辱。拉丁教会因分裂而大损元气。欧洲的国王、民族和大学视服从罗马还是阿维尼翁的教皇而分为两派，使得这位一心想和两派都修好的皇帝，不得不对贫穷和不得民心的一方断绝联系和来往。他安排的行程正好赶在大赦年，但是他在通过意大利时，就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也无权得到宽容，虽然信徒经由赎罪或忏悔，使得罪行或罪孽可以全面赦免。他的态度过于冷淡，冒犯到罗马教皇，教皇指责他对基督的圣像有大不敬的行为，劝诫意大利的君王要拒绝和抛弃这个顽固的分裂教会者。[85]
四、希腊人在15世纪对欧洲各国的认识和描述(1400—1402 A.D.)
希腊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带着惊愕和恐惧的神色，注视着永不停息的迁徙浪潮，从他们所不了解的西部地区不断流入。最后几位皇帝的访问揭开了因长期与西方分离而产生的充满神秘感的面纱，亲眼看到欧洲强大的国家，不能再摆出狂妄的姿态称他们是无知的蛮族。曼纽尔和勤于打探的随从人员观察到的一切，已经由当代一位历史学家[86]记录下来，我将这些零乱的观点加以搜集和整理，能够一览日耳曼、法兰西和英格兰早期的面貌，这是一件十分有趣也富于教诲意味的事情，当然我们对这几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一直了然于心。
其一，日耳曼(以下都是希腊人卡尔科科戴勒斯的说法)从维也纳到大洋有辽阔的疆域，从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延伸(很奇特的地理描述方式)到塔特苏斯河以及比利牛斯山。[87]土壤除了不能种植无花果树和橄榄树以外，其他作物的产量非常丰富，气候宜人。土著的身体健康强壮，寒冷地区很少受到瘟疫和地震的灾害。日耳曼人仅次于西徐亚人和鞑靼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他们作战勇敢又能吃苦耐劳，要是团结在一位领袖的指挥之下，发挥的战力可以说是所向无敌。教皇的恩赐使他们获得推选罗马皇帝的特权，再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那样忠心耿耿，顺从拉丁教长的信仰和教诲。整个国度绝大部分领土被诸侯和高级教士瓜分，但是斯特拉斯堡、科隆、汉堡和200多座自由城市，完全根据平等的法律，按照全民的意愿和整体的利益，交由社会贤明人士进行治理。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依然流行一对一的徒步决斗。他们的勤劳能在所有的工匠技艺方面居于领先的地位，日耳曼人一直吹嘘他们发明的火药和大炮，现在已经遍及地球大部分地区。
其二，法兰西王国位于日耳曼和西班牙，以及阿尔卑斯山和不列颠海之间，大致有15—20天行程的距离，其间包含很多繁荣的城市，巴黎是国王的居所，富裕和奢侈的程度冠于全国。许多王室人员和各地领主轮流在宫殿听候差遣，将他尊为他们的统治者，其中权力最大的臣属是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公爵，后者拥有富裕的法兰德斯行省，各个港口有来自英国及更遥远海域的船舶和商人进出。法兰西人是个古老而富裕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虽与意大利有些不同，但是差别不是很大。他们为查理曼大帝的皇家尊严，对撒拉森人的胜利，以及奥利弗和罗兰的英雄事迹而感到自傲。[88]他们一直认为在西部的民族之中自己应该居于首位，但是最近与不列颠岛的居民英格兰人交战失利，使他们那愚蠢的傲慢气焰有所收敛。
其三，不列颠位于法兰德斯海岸的对面，是一座大岛，也可以看成3个岛屿，他们以共同的利益、相同的习俗和类同的政府联合成为一体。全岛的周长约为5000个斯塔迪亚，上面布满城镇和村庄，虽然不产葡萄酒，各种果树也很少，但小麦和大麦、蜂蜜和羊毛的产量丰富，居民可以制造出很多布匹。伦敦是这个岛屿的首府，就人口、权势、富足和奢华而论，在西部所有城市中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位于河面宽阔而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畔，离注入高卢海的河口有30英里，每天潮水的涨落为商船提供进出的安全航道。国王是一个强大而动乱的贵族集团的首领，主要的诸侯运用自由权力和永久时效来保有他们的产业，国王的权力和臣属的服从由法律规定其范围和限度。这个王国经常为外来的侵略和内部的叛乱所苦，不过土著不仅勇敢而且强壮，以重视军备和战无不胜而闻名于世。他们的长盾和小圆盾仿效意大利人，长剑来自希腊人的规格，只有长弓非常特别，使英格兰人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他们的语言并非渊源于欧洲大陆，至于家庭生活的习惯与相邻的法兰西人没有多大差别，但在这方面最特殊之处是忽略婚姻的尊严和妇女的贞操。他们相互拜访时，为了表示友好和欢迎，会让妻子和女儿与客人拥抱，朋友之间将她们借来借去也不以为耻，这种奇特的交易会产生无可避免的结果，岛民根本不放在心上。大家都了解古老英格兰的习俗，确信我们的母亲具有各种懿德，这名希腊人把正常的礼貌[89]混淆为罪恶的搂抱，我们对这种轻信可以付诸一笑，当然也可以为恶意中伤表示愤慨之意。但是他的轻信和中伤让我们获得一个重大的教训，那就是不要相信外国人士和遥远国度的报道，对任何违反自然法则和人类天性的传闻，都要抱着怀疑的态度。[90]
五、曼纽尔对拉丁人的冷淡态度和个人动机(1402—1437 A.D.)
帖木儿获得胜利以后，曼纽尔二世返国，在和平与繁荣中统治了很多年(1402—1417 A.D.)。巴耶塞特的儿子力求与他友好相处不再侵犯帝国的疆域，这时他对整个民族的宗教感到心满意足，利用空闲时间写了20篇神学对话录来为他的信仰辩护。拜占庭的使臣出现在君士坦斯的大公会议上，当众报告土耳其人的权力已经复原原有的强势，基于这种情势决定要与拉丁教会恢复关系。穆罕默德和穆拉德两位苏丹的征服行动，使得皇帝和梵蒂冈和好如初，君士坦丁堡受到围攻，几乎诱使他默认圣灵双重流出的性质。当马丁五世[91]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登上圣彼得宝座时，东部和西部之间恢复信函和使节的友好交往。教皇这边雄心勃勃，而另一边则灾难绵绵，双方都使用仁慈与和平的高雅语言进行沟通(1417—1425 A.D.)。富于心机的希腊皇帝表明他的愿望，要让6个儿子都娶意大利的公主；罗马人也会玩花样，他们嫁出蒙费拉侯爵的女儿。让一群贵族出身的处女作为陪嫁，要用绮年美貌来软化顽固的分裂教会者。然而在热情面具掩盖下，有一双明察一切的眼睛，看到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和教会只有空洞和虚伪。
皇帝总是根据世局变化的安危来决定自己的进退，对大臣的指示朝令夕改毫无担当。他为了逃避臣下固请的压力，总是强调深入研究的职责和收集教长和主教见解的必要性。目前土耳其大军兵临城下，已经不可能将他们召集前来开会。回顾一下这些公开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希腊人坚持3个互相关联的步骤：派遣援军、召开会议、教会统一。拉丁人要避开第二步，仅仅同意将派遣援军作为最后步骤的结果和回报。但是我们有一个机会明了曼纽尔最隐秘的意图，他在私下谈话中想要对此事解释清楚，所以非常坦诚毫无虚假或掩饰。年迈的皇帝已经与长子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共同统治，并且授予他政府绝大部分的权力和责任。
有一天，他的身边是受他重用的宫廷总管、历史学家法兰扎[92]在场，他对共治者和继承人说出与教皇谈判的主要原则。[93]曼纽尔说道：
土耳其人最怕我们与拉丁人的联合，也怕西部的好战民族，这些前来援救我们的军队会给他们带来灭亡，所以这是我们对付土耳其人最后的手段。你只要一受到异教徒的威胁，马上要让他们看到即将面临的危险。可以提出协商的建议，讨论实行的办法，但是要拖延或避免召开对宗教和政治利益都无好处的大公会议。拉丁人非常自负而希腊人生性固执，每一边都不会让步或退却。企图完美的联合只能助长分裂分子的气焰，疏离两个教会的关系，留下我们毫无胜利的希望或自卫的能力，任由蛮族处置和摆布。
皇家年轻人根本听不进有益的教训，就从座位上起来毫无表示地离去。老谋深算的君王(法兰扎继续记述)转过来望着法兰扎，接着往下说道：
我的儿子把自己看成伟大的君主充满英雄气概，唉，老天!这个不幸的时代还能容许英雄主义和丰功伟业？他那大无畏的精神可能适用于祖先的开创时期，然而目前的情势并不需要一位皇帝，而是一位谨慎的管家处理仅剩的一点财产。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与穆斯塔法结盟的时候，他抱有极为崇高的理想。我非常害怕他那不顾一切的勇气，会使得整个家族遭到毁灭的命运，甚至就是宗教问题处理不当，也会使我们坠落万丈深渊。
然而曼纽尔的经验和权威能够保住和平，避免召开宗教会议。他到78岁时穿着僧侣的衣服结束漫长的一生，把值钱的动产分给他的儿女和穷人，还有他的医生和受到喜爱的仆从。在他的6个儿子之中，次子安德罗尼库斯继承帖撒洛尼卡公国，等到他把这座城市卖给威尼斯人后不久死于麻风病，最后这座城市还是被土耳其人占领。意外的机遇使得伯罗奔尼撒(摩里亚)重回帝国的怀抱，曼纽尔处于那段一帆风顺的时期，在这个正面6英里的狭窄地峡[94]兴建石头城墙和153座碉堡，这道城墙被奥斯曼王朝第一次的攻击摧毁。富裕的半岛用来供养4个年轻的兄弟狄奥多尔、君士坦丁、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本来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他们在内部的纷争中耗尽残余的实力，运道最差的竞争者最后只能在拜占庭皇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曼纽尔的长子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在父亲逝世后，被尊为希腊人唯一的皇帝(1425—1437 A.D.)。他立刻抛弃发妻要娶特拉布宗的公主，认为成为皇后的首要条件就是容貌美丽。教士也都屈服于他那强硬的态度，除非同意他离婚，否则他情愿退隐到修道院，把宝座让给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帕拉罗古斯平生第一次的胜利，也是唯一一次胜利，是从犹太人身上取得的，[95]经过长时期极为精辟的辩论以后，终于说服这名犹太人改信基督教，此一值得纪念的征服行动非常详尽地记录在正史之中。他很快重新策定东部和西部的统一计划，根本不理他父亲当年的劝告，带着诚挚的意愿接受提议，要越过亚得里亚海在大公会议中与教皇晤面。行程颇为危险的计划受到马丁五世的鼓励，但他的继承人尤金尼乌斯四世[96]表现出冷淡的态度，经过一番冗长的谈判之后，皇帝接到一个拉丁宗教大会的邀请，只是会议性质带着新的主张，巴西尔那些自行其是的高级教士，自认是正统教会的代表和审判官。
六、拉丁教会的败坏和分裂及对希腊帝国的争取(1377—1437 A.D.)
罗马教皇为宗教自由的大业进行斗争，获得光辉的成果，然而获胜的教士很快受到解救者暴政的压迫，他们发现对政府官员极其锐利有效的武力，对教皇神圣的品格丝毫不能发挥作用。赋予教士自由选举权的伟大宪章，可以用上诉的方法消除选举的结果，可以用委托或推荐的手法予以规避，可以用任意赐予的方式加以阻止，可以用预先和专横的保留加以取代。[97]罗马教廷开始出现公开的拍卖活动，从各个民族掠夺的战利品使红衣主教和受宠廷臣大发利市，每个地区都已经怨声载道，位置重要和地价最高的教会土地，全都集中在国外人士和遥领地主的手里。教皇居住在阿维尼翁的那段时期，雄心壮志堕落为更为卑微的欲望，全心全意贪求财物[98]，要过奢侈的生活。他们严格规定教士要缴纳就任礼金和什一税，对于犯罪、骚乱和腐败的人员可以随心所欲给予赦免，这些形形色色牵连广泛的不法行为，因为西部的教会分裂而变得更为严重，延续的时间长达50多年之久(1377—1429 A.D.)。
罗马和阿维尼翁激烈斗争，敌对双方竭力互揭疮疤，他们的职位朝不保夕，不仅贬低原有的权威，更松弛古老的戒律，增加了浮滥开支和横征暴敛的需要。在比萨(1409 A.D.)和君士坦斯(1414—1418 A.D.)[99]先后召开两次宗教会议，以愈合教会的创伤，恢复君主政体的专制。但是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人员，知道自己所具有的实力，决心要维护基督教贵族统治的特权。君士坦斯会议的神父对两位教皇提出人身指控，判定他们有罪后加以摈弃，接着罢黜已经承认其统治权的第三位教皇，进而研讨罗马最高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一直要等到建立一个凌驾于教皇之上的大公会议的权力机构，否则他们不愿意解散。他们为了教会的管理和改革，决议定期召开类似的集会，每次会议结束之前，要确定后续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下次在西恩纳召开的会议很容易就避开了，但是巴西尔会议(1431—1433 A.D.)[100]大胆而强硬的议程，几乎给当政的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带来致命的打击。神父怀疑他别有用心，急忙公布第一项信条，即世界上所有教会反邪恶的斗士的代表，都对包括教皇在内的所有的基督教徒拥有神圣的宗教裁判权。除非经过协商获得他们的同意，否则任何一次大公会议都不得解散、延期或迁移。尤金尼乌斯在怒气冲天之下，为反对大会的决议而颁布谕令，因此他们大胆召唤、劝诫、威胁和谴责圣彼得蛮横无理的继承人。他们一再延后，是为了让他获得充分悔悟的时间，最后宣布给他60天的期限，如果不能听命行事，他将被暂停行使所有尘世和教会的权力。他们为了显示对君王和教士同样拥有统治权，出面接管阿维尼翁政府，废止神圣财产权的转让，保障罗马人的权益免于缴纳新税。这些大胆的行为不仅受到教士在舆论方面的认同，也获得首批基督教世界的君王给予支持和鼓励。
西吉斯蒙德皇帝宣称自己是宗教会议的仆从和保护人；日耳曼和法兰西拥护他们的神圣事业；米兰公爵是尤金尼乌斯的仇敌；教皇在罗马人民的暴乱中被赶出梵蒂冈。现在他同时被尘世和宗教的臣民遗弃，除了屈服已经别无选择，教皇下达一道丧失颜面的谕令撤销自己的议案，批准会议的决议事项，他的使节和红衣主教全部并入受到尊敬的团体，似乎完全顺从最高立法机构所制定的信条。这个团体的名声传遍东部地区，西吉斯蒙德当着他们的面接见土耳其苏丹派来的使臣，他们把12只装满丝绸衣服和黄金的大瓮放在他的脚前。
巴西尔的神父认为最大的荣誉，是将希腊人和波希米亚人约束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他们派出代表邀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教长，参加到受到西部各民族所信赖的宗教大会中来(1434—1437 A.D.)。帕拉罗古斯并不反对这个建议，他的使节被用适当的礼仪介绍给正统教会的元老院。但是会议地点的选择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他拒绝越过阿尔卑斯山或西西里海，明确要求把宗教会议移到意大利交通便利的城市，必要时也可以在多瑙河地区。这项协定的其他条款都很顺利地议定了，同意支付皇帝的旅行费用，包括700人的随从行列，[101]立即汇给8000达克特[102]作为希腊教士膳宿之用；在皇帝出国期间，额外提供1万达克特、300名弓箭手和若干艘战船，用来保护君士坦丁堡的安全。阿维尼翁城先行垫付部分筹备经费，马赛进行装运的准备工作时遭遇很多困难和延误。
七、东部皇帝参加大公会议的本末和尔后的影响(1437—1438 A.D.)
帕拉罗古斯身处困境中时，西部的教会势力都在争取他的友谊。但是这位手段高明而又积极进取的君王，比起讨论缓慢和态度固执的共和国，在这方面倒是占到上风。巴西尔的信条继续倾向于限制教皇的专制权力，要在教会内部建立一个崇高和永久的法庭。尤金尼乌斯四世对这种束缚感到难以忍耐，希腊人的联合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借口，将叛逆的宗教会议从莱茵河迁往波河，只要越过阿尔卑斯山，那些神父就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他们那时只有勉为其难坚持退守萨伏伊或阿维尼翁，从君士坦丁堡来看，那简直像是远在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的地方。[103]皇帝和教士都担心长途航行会遭遇危险，他们更被傲慢的宣言所激怒：在惩治波希米亚人新的异端邪说以后，这次会议是要根绝希腊人旧的异端邪说。[104]在尤金尼乌斯这边，一切安排都很顺利，各处受到尊敬和礼遇，他特别邀请拜占庭君主前去消除拉丁教会的分裂，就像他对东部教会采用的疗程一样。靠近亚得里亚海滨的费拉拉，被提出作为双方友好会晤的地点，经过一番故弄玄虚和偷偷摸摸的活动以后，一项秘密的教令被通过，要把宗教会议转移到意大利一个城市举行。
威尼斯人为了达成这次任务，在甘地亚岛准备了9艘战船，他们的行动积极，比起巴西尔缓慢的船只领先了一步，罗马的水师提督已经接到指示，要将对方烧毁、击沉或破坏。当年这里是雅典和斯巴达争霸的海域，教士的分遣舰队原本要在此遭遇，党派的争权夺利更为激烈，为了得到帕拉罗古斯的支持不惜动武来解决。在这种情势下离开自己的皇宫和国土去进行危险的活动，帕拉罗古斯难免感到犹豫不决。父亲的劝告言犹在耳，稍有理性也可以判断出来，拉丁人已经四分五裂，不可能为了东方的事务舍弃前嫌精诚团结。西吉斯蒙德要他放弃这毫无道理的冒险，因为西部的皇帝认同这次宗教会议，提出的劝告当然不带成见；听说日耳曼的这位恺撒要提名一位希腊人成为自己和西部帝国的继承人，[105]他竟然也会完全信以为真，这倒是很奇怪的事。甚至就是土耳其的苏丹这位要是过分信赖很不安全，不慎触怒他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提出过意见。穆拉德并不清楚基督徒的争论，但是很担心他们的团结。他愿意用自己的钱财以供应拜占庭宫廷的急需，同时很豪爽地宣布，就是他们的君王不在朝中，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也不会受到侵犯。
帕拉罗古斯最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完全出于丰富的馈赠和慷慨的承诺，同时希望能暂时避开危险和艰难的处境。他用模棱两可的答复将宗教会议的信差打发走后，宣布他的意图是要登上罗马战船。年迈的教长约瑟只感到畏惧而非希望，海上风涛的危险使他胆战心惊，明确表示对前途非常忧虑。在国外召开的拉丁宗教会议凭着势力和人数，就能将30多位东方正教弟兄微弱的声音给压下去。但是他不得不屈从于皇帝的命令；同时那些奉承的保证，说是西部各民族会把他的话当成神谕，也使得他怦然心动；再有就是他带着私心，希望能向西部的弟兄学习，如何使教会脱离君王的掌控。圣索菲亚大教堂的5位十字架护卫者或教会的显贵，都要随侍在他的身边，其中一位是教会首席司事(传道士)西尔维斯特·西罗普卢斯[106]，对这次虚情假意的东西教会联合，[107]用自由发挥的风格写出这部奇特的历史。[108]
对于那些勉强听命于皇帝和教长召唤的教士来说，服从是首要职责，而坚忍是最高美德。在经过精选、列有20位主教的名单上，我们发现有赫拉克利亚、库济库斯、尼斯、尼科米底亚、以弗所和特拉布宗这几个都主教的头衔，以及以个人才华著称的马可和贝萨里翁，他们因学识和辩才深得信任，也都擢升到主教的位阶。东部提出一些僧侣和哲学家用来表现希腊教会的学术地位和神圣性质，唱诗班的任务由精选的歌手和乐师负责。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长或真或假派出他们的代理人，俄罗斯总主教代表一个全民族的教会。希腊人就建立范围广大的精神帝国而言，可以与拉丁人一争高下。教长为了在行使圣职的仪式中，展现出华丽的排场和气派，圣索菲亚大教堂珍贵的花瓶全都冒着风涛的危险。皇帝把能得到手的黄金全部用来装饰他的寝宫和车驾，而当他们尽力维持古老的兴旺家财时，大家却为如何分配教皇送来的第一笔赒济款1.5万个达克特的问题发生争吵。在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以后，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带着众多的随从队伍，在他的弟弟德米特里乌斯与教会和政府显要的陪同下，登上8艘帆桨齐备的船只，穿越加利波利的土耳其海峡进入多岛之海，经过摩里亚半岛朝着亚得里亚海湾前进。[109]
经过77天漫长而艰辛的航行，这支宗教分遣舰队终于在威尼斯下锚(公元1438年2月9日)，受到的接待表现出强大共和国的喜悦和慷慨，谦和的奥古斯都统治整个世界，也未能从他的臣民那儿得到这种殊荣，然而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却将之赐给他那软弱无力的继承人。皇帝将他的宝座安放在高耸的舵楼甲板上，接受元首和元老院议员的拜会[110]，按照希腊人的说法是前来“参拜”。他们乘坐庆典黄金船，有12艘艨艟巨舰随护，海面布满无数壮观和带来乐趣的贡多拉，音乐和欢呼的声音在海面回响。水手穿上丝绸衣服，甚至船只都装扮得金光闪闪，所有的纹章和华饰，都混杂着罗马雄鹰和圣马可狮子的图案。喜气洋洋的游行队伍沿着大运河溯流而上，穿过丽都岛的桥梁。东部的来客带着羡慕的神情，注视这座充满宫殿、教堂和拥挤人群的城市，像是漂浮在波涛的胸膛上面。[111]他们看到那些用来装饰城市的掠夺物和战利品，都是洗劫君士坦丁堡以后运来，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帕拉罗古斯在这里接受15天热情的款待之后，继续他的行程，或水路，或陆路从威尼斯向费拉拉进发。在目前的状况下，傲慢的梵蒂冈已经有所收敛，他们的策略是尽量让东部皇帝显示古老的声势。他进城时骑着一匹黑马(公元1438年2月28日)，同时让人牵着另外一匹乳白色的骏马走在前面开道，马衣上面绣着金鹰的纹章。埃斯特的王室成员、尼古拉的亲人、城市的侯爵和权势更大的君王，[112]这4个人将张在他头顶的一面华盖用手高举起来，帕拉罗古斯在抵达台阶底层之前一直没有下马。教皇亲自到寓所的门口迎接，阻止他不要行屈膝礼，像慈父那样拥抱他以后，把皇帝引导到左手的座位就坐。要等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协商出平等的礼仪后，教长才离开他的座舰。君士坦丁堡的教长接受他的兄弟表示联合和慈爱的亲吻，也没有任何一位希腊的神职人员，委屈自己去亲西部总主教的脚。在宗教会议的开幕仪式上，中央最尊贵的位置坐着世俗和教会的首脑人物。尤金尼乌斯只能说他的前辈并没有亲自参加过尼斯和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所以能够避开君士坦丁和马西安皇帝的古老成例。经过激烈的争辩，最后获得一致的同意，教堂的左右两侧分由两个民族占用，圣彼得单独的宝座放在拉丁人这一侧的首位，希腊皇帝的位置原来是在教士的最前面，现在移到第二位，好与西部皇帝的空位相对而且位置相等。[113]
八、举行两次大公会议共同的结论是教会的联合(1438—1439 A.D.)
但是等到节庆和礼仪为严肃的协商所取代，希腊人马上对他们的旅程、自己的行为以及教皇都感到不满。教皇的使者用一支妙笔把教皇描述成威望正隆的模样，位阶列在欧洲的君王和主教的前面，他们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费拉拉的大公会议那层微薄的掩饰很快暴露出他的软弱，拉丁人在首次会期开始时，仅仅只有5位大主教、18位主教和10位修道院院长出席，绝大多数人员都是意大利籍教皇的臣民和老乡。西部的权贵除了勃艮第公爵，没有人亲身拨冗前往参加或派出代理的使节，而且这个会议既不能推翻巴西尔合法的决议，也不会反对尤金尼乌斯的身份和地位，这些都是上次会议新的选举最后获得的结论。处于这种状况之下，有人提出休会或延期的建议，立即付诸表决，得到一致同意。虽然如此，帕拉罗古斯还是得到拉丁人的认同，要从这次不受欢迎的教会联合中赢得世俗的报酬。因而在第一次的会期以后，公开的议程延后6个月。
皇帝带着挑选出的宠臣和一批担任警卫的“新军”，找到离费拉拉6英里的一处宽敞舒适的修道院作为夏季居所，在欢乐的狩猎中忘怀教会和国家的苦难；出猎时，为了获得丰硕的成果完全不遵守规定，根本不理会侯爵或当地农人的抱怨。[114]就在这个时候，不幸的希腊来客遭到远离家园和生活贫困的煎熬，给这些贵宾的生活费每月是三四个金弗罗林，虽说这笔款项的总额不到700，但是由于罗马教廷的窘困或政策，一再发生长期拖欠的状况。[115]他们渴望尽快脱离这个地方，却有三重障碍阻挡他们的逃亡之路：要出费拉拉的城门必须有当局发给的通行证；威尼斯政府要逮捕和遣返逃走的人员；君士坦丁堡有无法逃脱的惩罚在等待他们，像是逐出教会、加重罚锾和定罪宣判，不问圣职的高低一律剥光衣服当众鞭打。[116]希腊人只有在饥饿或争执的交互施压之下，才被说服召开第一次的研讨会，极为勉强从费拉拉赶到佛罗伦萨参加正在全面溃退的宗教会议。转移到新的地点确实有绝对的必要，费拉拉城已经受到瘟疫的传染，侯爵的忠诚令人怀疑，米兰公爵的佣兵队伍正在把守城门，而且他们已经占领罗马的郊区。教皇、皇帝和主教想要找到一条穿越亚平宁山不常使用的道路，不仅相当困难而且多少有一些危险。[117]
然而，教皇所面临的阻碍全部被时间和政策克服，巴西尔的神父带来的暴乱对于尤金尼乌斯推行的运动，不仅没有损害反而产生促进的作用。欧洲的民族都厌恶分裂，不承认他们选举出来的菲利克斯五世，他先后成为萨伏伊公爵、出家的隐士和拉丁教会的教皇。势力强大的国君逐渐都被他的对手矫正观念，变成有利的中立派或坚定的拥护者。背弃巴西尔而到罗马阵营的使节中不乏值得尊敬的人士，这边的人数和声望在无形中日益成长：巴西尔的宗教会议减少到39位主教和300名低阶教士参加；[118]同时佛罗伦萨的拉丁人可以拿出可观的签署名册，包括教皇本人、8位红衣主教、2位教长、8位大主教、52位主教、45位修道院院长或担任圣职的宗教领袖。经过9个月的努力工作和25次讨论会的争辩之后，他们终于达成给希腊人带来利益和荣誉的统一。
两个教会就4个重要的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议：(一)圣餐礼用未发酵饼代表基督肉体的问题；(二)炼狱的性质；(三)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四)圣灵流出的单一性或双重性。两个民族各派出10名神学辩护士负责对所坚持的观点进行论辩，拉丁人这边由口若悬河的红衣主教朱利安主持，希腊阵营强有力的领导人物是以弗所的马可和尼斯的贝萨里翁。我们看到，他们将第一个问题视为无足挂齿的礼仪之争，因一时一地的风尚不同而产生无害的变异，我们真要大声赞许人类的理性确有很大的进步。第二个问题双方获得一致的认同，说炼狱是一个净化的中间过程，可以消除信徒轻微的罪孽。至于灵魂是否能被自然的烈火净化，成为可疑的论点，在几年之内经过双方的讨论可以解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看来是更为重要而关键的问题。然而，东方人一直将罗马主教尊为5位教长之首，因而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的司法裁量权可以与神圣的教规并行而不悖，这是含糊笼统的认可，出于方便起见，可以加以限制或规避。圣灵的流出究竟是单独来自圣父，还是来自圣父和圣子，这是更要深入沉思的信仰问题，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讨论会中，拉丁人所增加的“暨”字又细分为两个问题，那就是合法与否以及合乎正统与否。
或许我不必在这里吹嘘对这个题目自己所保持的无所偏私、无动于衷的态度，但是我却不能不深入考量，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反对在尼斯信条，也可说是君士坦丁堡信条再增加任何条款，这一禁令使希腊人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19]很难想象在尘世的事务中，一个立法机构的成员，能够管住有同样权力的继任者，使他们听命于前任的安排。但是神启的指示必然是不可改易的真理，主教个人或省级宗教会议不可以擅自变更正统教会的裁决。就教义的实质问题而论，争执双方势均力敌而且永不罢休；神的流出便可以混淆人的理性；放置在圣坛上的福音书也噤若寒蝉；先人留下版本不同的经文可能出于伪造篡改落于诡辩；希腊人对拉丁圣徒的为人和作品均一无所知。关于这方面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为对方的论点所折服。理性之光可以照亮偏见，运用我们的天赋才能获得全面的观察，即使表面的一瞥也能辨认清楚。然而那些主教和僧侣从小学习反复诵读成套的神秘语言，民族和个人的荣誉要依靠他们不断念念有词，狭隘的心灵受到公开辩论的恶言相向，变得更为冷酷无情和怒火中烧。
当他们在乌烟瘴气的纷争中迷失方向时，教皇和皇帝却要谋求表面上的联合，否则就不能达成彼此会晤的目标。公开辩驳时的顽固态度，会因为私下面对面的交谈和妥协而缓和紧张的对立情势。年迈和虚弱的教长约瑟看来已是不久于人世，临终的交代使会议平添仁慈与和谐的气氛，留下的空缺给充满野心的教士带来希望。俄罗斯的伊希多尔和尼斯的贝萨里翁大主教主动积极的服从态度获得荣升红衣主教的鼓励和报酬。贝萨里翁在最刚开始的辩论中，一直是希腊教会热诚而有才华的辩护士，如果他被自己的国家指责是背教者和私生子，那么他在宗教的传闻中，他似乎是少见而又典型的爱国志士。他之所以受到宫廷的重用，在于开始时的大声反对和后来的及时顺从。皇帝在两位宗教助理的帮助下，使自己的论点适合当时的全盘状况和主教的个人特质，他们也接二连三被他的权威和榜样所感动。他们的收入为土耳其人所掌握，而他们自身则落在拉丁人手里：仅有的教会钱财，不过是3件衣袍和40个达克特，很快花得干干净净。[120]返国的希望仍旧有赖于威尼斯的船舶和罗马的施舍，他们穷困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拖欠了很久应支付的债务，也许贿赂可以发挥作用，让他们当作恩惠接受。[121]君士坦丁堡的危机和获救，可以拿审慎和虔诚的伪装行为作为借口，当时已经对大家暗示，凡是阻碍东西方达成协议的极其顽强的异端分子，将被遗弃在一片敌对的土地，任凭罗马教皇进行报复或审判。[122]
希腊人在第一次私下召开的会议上，形式上的联合计划获得24位成员的赞同和12位成员的反对，但是那企图代表教长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5名十字架护卫者，却因不合古老的纪律而丧失了资格，他们的选举权转移到善于奉承的僧侣、语法学家和凡夫俗子手中。君王的意志产生了一种虚伪和奴性的无异议赞同，仅不过一两位爱国人士敢站出来表达自己和国人的意见。皇帝的弟弟德米特里乌斯不愿成为教会联合的见证人，躲到威尼斯。以弗所的马可误以为自负就是良知，要与拉丁的异端断绝一切来往，自称是正教信条的卫护者和在世的圣徒。[123]在两个民族的条约中提出双方认同的方式，既能满足拉丁人，同时希腊人又不致遭到贬损。他们对于遣词用字很审慎地进行斟酌和推敲，直到最后那天平的横杆微微偏向梵蒂冈一边。双方同意(我必须提醒读者要特别注意)圣灵的流出来自圣父“和”圣子，如同来自一个原则和一种本质；“由于”圣子有相同的特性和本质才有这种流出；圣父和圣子的一次激发和创造使得圣灵流出。要想理解最初草案的各种条款并不那么困难：教皇应该支付希腊人返国所需的经费；必须每年维持两艘战船和300名士兵用来保卫君士坦丁堡；所有运送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的船只要停靠在该城的港口；只要希腊人提出请求，教皇应该提供10艘战船为期一年，或者是20艘战船为期半年；如果皇帝需要地面部队，教皇会对欧洲的君王提出强制要求给予支持。
九、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的胜利以及教会获得和平(1438—1440 A.D.)
在同一年，几乎是在同一天里，尤金尼乌斯在巴西尔受到罢黜(公元1438年6月25日)，而希腊人和拉丁人在佛罗伦萨完成教会的再度联合(公元1438年7月6日)。教皇在前面这次宗教会议(他称之为魔鬼的聚会)受到污辱，说是犯下买卖圣职、伪证陷害、残酷暴虐、异端邪说和分裂教会等罪行，[124]当众宣布他的罪孽已经无可救药，不够资格拥有任何头衔，也没有能力负责任何圣职；然而在后面这次会议上，他被尊为基督真正和神圣的代理人，东方和西方的正统基督教徒在分裂600年后，经过他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聚集在一个羊栏之内，在一位牧羊人的领导之下统一起来。教会的联合决议获得教皇、皇帝和两个教会主要圣职人员的签署，甚至像西罗普卢斯[125]那样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也都表示同意。本来只要准备两份条约，让东西方各执一本即可，但是尤金尼乌斯坚持要准备四份同样的正本，让大家都签字作为他获得胜利的标志。[126]
7月6日那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共同登上宝座，两个民族聚集在佛罗伦萨的主座教堂，双方的代表红衣主教朱利安和尼斯大主教贝萨里翁在讲坛上现身，用各自的语言宣读教会联合的决议条文之后，当着大声欢呼的教友面用他们的名义热烈拥抱。教皇和他的枢机主教按照罗马教会的礼拜仪式行使神圣的职权，所唱的颂歌加上“和子”字样。希腊人听不懂音调和谐而又字句不清的歌词，所以无人在意这一点，被看作是他们的默认，更为谨慎的拉丁人拒绝参加任何公开举行的拜占庭仪式。皇帝和教士对于民族的荣誉并非毫不在意，条约的批准得到他们的同意，对于信条或仪式不再进行任何改变，这是心照不宣的事。以弗所的马可坚持正义的立场，他们不愿深究，反而在私下表示赞许。等到教长过世以后，除了在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否则他们不愿选出约瑟的继承人。在分派公众和私人的酬劳方面，出手大方的教皇超出了他原来的许诺，使得大家喜出望外。希腊人不再讲究排场而且气焰低落，还是从费拉拉取道威尼斯原路返国，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欢迎的状况，下一章将会描述(公元1440年2月1日)。[127]
尤金尼乌斯一开始就马到成功使他鼓起更大的干劲，像是亚美尼亚派、马龙派、埃及和叙利亚的雅各派、聂斯托利派和埃塞俄比亚派，都派遣使节陆续前来亲吻罗马教皇的脚，公开宣布东部教会的服从和正统教义的信仰。这些来自东方的使节，在所代表的国度并没有人知晓，[128]在西部到处鼓吹和赞扬尤金尼乌斯的名声。他们对于瑞士和萨伏伊分裂主义的残余势力，发出全力围剿的叫嚣，说这些人阻挠基督世界的全面和谐。紧随激烈的反对而来的是绝望的厌倦，巴西尔会议在无声无息中解散，抛弃三重冠的菲利克斯再度引退前往里帕勒，过着虔诚愉悦的隐士生活。[129]相互之间忘记仇恨和给予补偿能够确保全面的和平(1449 A.D.)，改革和进步的理想全部消失无踪，教皇继续滥用教会的专制权力，罗马不再为选举活动所困扰。[130]
十、希腊语在东部的运用以及与拉丁语的比较(1300—1453 A.D.)
3位皇帝的周游列国对于解决政治问题，甚或宗教问题都没有获得成效，但是产生了一项有利的影响，就是希腊的学术因此在意大利复兴，从而传播到西部和北部的国家。拜占庭宝座下的臣民虽然处于奴役和压迫的最底层，但仍然拥有一把能打开古代宝藏的金钥匙。他们还拥有一种像音乐那样意象丰富的语言，把灵性赋予所感知到的事物，使抽象的哲学观念赋予实体。自从君主国或首都的障碍被踩在脚下，民族的语言在形式或实质方面，毫无疑问会受到外来各蛮族的影响，产生以讹传讹的现象。为了解释出于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斯拉夫语、拉丁语和法兰西语为数众多的词汇，不得不制造出大批的新词，[131]但是在宫廷所用和学院所学却是一种更为纯正的语言。有位意大利学者[132]在土耳其人入侵前约30年，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归化并且与名门世家结亲，对这种语言的发展情形有一番描述，有的地方也许过于美化。菲勒福斯说道：
粗俗的语言为人民所藐视，再就是受到每天聚集城中与居民混居的大批来客和商人的污染。虽然有一个学院的门生弟子使用拉丁语言，但表达的意义非常的含混而精神是如此的贫乏，只能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译本来补救。我们要追随能够逃过这种污染的希腊人，也只有他们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对象。即使是日常的谈话，他们仍旧使用阿里斯托芬和欧里庇得斯的措辞，也就是雅典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语法，写作的风格也更为精准而正确。那些因出身和职务关系要与拜占庭宫廷密切来往的人士，都能保持古代语言的高雅和纯正，丝毫不掺杂外来的口音。这些天生优美的腔调保存在贵妇人的谈吐之中，她们从来不与外国人寒暄应酬。我说的不只是外国人。她们平时生活在深闺之中，避开邻居的注视，很少看到她们在街头露面，而出门上教堂和拜访最亲近的家属，时间总是在傍晚天黑之后，戴着面纱骑在马上，四周围绕着父母、丈夫或仆从。[133]
希腊人有相当数目家世富有的教士献身于宗教信仰，僧侣和主教的举止端庄严肃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不像拉丁的教士那样分心，从不追逐世俗的欢乐甚至军旅的生活。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才华奉献于教堂或修道院的敬神、怠惰或口角之中，至于那些好学深思或抱负远大的神职人员，会研究本国语言中的神圣和世俗的学术。教士负责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教授哲学和辩论的学校一直维持到帝国最后灭亡。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内的书籍和知识，就数量而言肯定比散布在西部宽阔地区的还要多得多。但是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早已有人注意，希腊人凡事守成，宁愿退而明哲保身；拉丁人积极进取，处事务求奋勇争先。这些民族为独立自主和争强斗胜的精神所鼓舞，甚至只是意大利城邦的小小世界，比起日益萎缩的拜占庭帝国，都拥有更多的人口和兴旺的局面。在欧洲，那些属于社会较低阶层的群众，早已解除封建体系和奴役制度的压迫，获得自由权利是跨出好学求知的第一步。无论如何，拉丁语的运用不管多么粗俗和谬误甚多，总算通过宗教和迷信保存下来，从博洛尼亚到牛津那么多所大学，[134]都聚集着数以千计的学者，误导的热情能够引向更为自由和合乎人类需要的研究。科学的复兴使意大利第一个抛弃古老的包袱。辩才无碍的彼特拉克靠着他的言传身教，不愧为当代首位继往开来的先驱人物；对古罗马作家的研究和揣摩，能够形成更为纯正的写作风格，笔调表现出豪迈和理性的情操；那些西塞罗和维吉尔的门徒，抱着推崇和敬爱的心情走近希腊大师的圣坛。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在洗劫君士坦丁堡时，对于利西普斯和荷马的作品不屑一顾任意破坏，举世闻名的艺术精品被一锤砸得粉碎，然而不朽的思想在抄录者的笔下获得新生，再度传播开来，就彼特拉克和他的朋友而言，最大的抱负是据有并理解这些抄本。土耳其的武力毫无疑问会迫使缪司逃匿。希腊连同那些学院和图书馆，可能在欧洲从蛮族的洪流中露头出来之前，便已经彻底遭到毁灭；意大利的土地可能在还未完成好培育工作之前，撒下的科学种子就已经被风吹散，我们只要想到这里，真是感到浑身毛骨悚然。
十一、希腊文化在意大利的复兴过程和基础的奠定(1339—1415 A.D.)
15世纪那些学识渊博的意大利人，对于受到遗忘达数百年之久的希腊文学现在获得复兴，不禁极口称赞而且给予最高的评价。然而在意大利与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国土上，有些名字被人引用，其中几位是黑暗时期的知名学者，以希腊语的知识受到特殊的推崇，民族的虚荣高声颂扬他们是饱学之士极其罕见的典范。对于他们的个人成就无须深入探查，事实就看得非常清楚：他们的科学根本没有基础，自然不能产生结果；他们很容易使自己和更无知的同代人获得满足；而且他们如此奇妙地掌握的言语，只记录在很少见的抄本中，在西方的大学都没有讲授过。希腊语在意大利的一个角落，被当作地方或至少是宗教的方言，让人隐约觉察到它的存在。多里克和爱奥尼亚殖民地留下最初印象，始终没有完全抹除干净；卡拉布里亚教会长期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皇室；圣巴西尔的僧侣在阿索斯山和东部的学校求知和研究。
卡拉布里亚是巴拉姆的故乡，他曾经以信徒和使节的身份出现，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最早使人再度记起荷马大名的人，至少他一直劝人重读这位诗人的作品。巴拉姆被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描述为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但是就学识和天分而论真是高大无比，虽然口齿木讷拙于辞令，但观察事物鞭辟入里，在很多代的希腊人中(他们确信如此)，就历史、文法和哲学而论，找不到可以与他媲美的学者。他的才学受到君士坦丁堡君王和神学家的推崇，这类的资料至今还留存于世。坎塔库泽努斯皇帝是他敌手的保护人，不得不承认这位学养丰富、思想缜密的逻辑学家，精通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他与居首位的拉丁学者彼特拉克，在阿维尼翁教廷建立亲密的友谊，能够相互切磋彼此受益匪浅。这位托斯坎人用废寝忘食的精神全力学习希腊语(1339—1374 A.D.)，不辞辛劳突破枯燥和艰辛的初步阶段之后，对那些志趣相投的诗人和哲学家，立即着手探索他们的思想和体会他们的灵感。但是彼特拉克很快失去这位有益助手的合作和教益，巴拉姆放弃毫无结果的使臣职位，等他回到希腊以后，企图用理智之光取代奇想，激怒了一大群狂热的僧侣。两位朋友分别3年以后在那不勒斯的宫廷重逢，但是生性慷慨的学生不再重视获得进步这极其难得的机会，巴拉姆经过他的推荐，最后在家乡卡拉布里亚一个小主教区定居。[135]
彼特拉克的职务繁多，过着爱情和友谊的生活，大量通信联系和经常出外旅行，罗马的桂冠使他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写出优美的散文和诗，已经没有时间专心进行外语的学习。等到他年事已高，希腊语的造诣不再是希望而成为毕生的意愿。当他50岁时，有位朋友是拜占庭的使臣也是精通两种语言的大师，送给他一部荷马著作的抄本，彼特拉克的回答表现出他的谈吐、感激和遗憾。他首先赞扬赠予者的出手大方，认为这份礼物比黄金或宝石更为珍贵，接着他说道：
你赠送的抄本是神圣诗人真正的原作，一切创作的泉源。对于我们而言都能无愧于心，在你是履行了诺言，在我则满足了渴望。然而，你的慷慨还是存有缺陷，应该把自己的作品连同荷马一起送给我，是你引导我走入光明的领域，让我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看清《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无限神奇。但是，我的上帝!荷马是哑巴，要不我就是聋子，我根本没有能力欣赏我所拥有的美。我已经将他放在柏拉图旁边，让诗歌界和哲学界的君王靠在一起，我以能见到举世赞誉的客人为荣。这些不朽的作品只要译成拉丁文我都很熟悉，但是，看着这些可敬的希腊人表达出最适当的民族气质，即使无法获得实际的好处，也能带来相当程度的乐趣。荷马的容貌使人感到愉悦，每当我拿起这本无声的巨著，都难免要发出感叹的声音，伟大的吟游诗人!我有一个朋友去世而另外一位非常遗憾地远离，因而使得听觉受到阻碍以致失去功能，否则我将会以何等的欢乐来倾听你的歌声!然而我还没有灰心丧气，加图的榜样给我带来安慰和希望，他在生命最后的阶段才进入希腊语的知识殿堂。[136]
彼特拉克的努力未能获得的成就，却被他那幸运而又勤奋的朋友——托斯坎散文之父薄伽丘[137]达成了目标。这位受到欢迎的作家以《十日谈》建立名气，这本书包含100篇极其风趣的爱情小说，但是后来他在意大利恢复对希腊语的研究而获得更高的荣誉。公元1360年巴拉姆有个门徒名叫利奥(利奥提乌斯·皮拉图斯)，在前往阿维尼翁的途中被好客的薄伽丘挽留。他让这位来客住在自己家中，劝请佛罗伦萨共和国每年给第一位希腊语教授固定的薪俸，自己用全部空闲的时间陪伴曾在欧洲各国任教的老师。
利奥的外表让学习最热心的门徒都会产生反感，他穿着一件哲学家或托钵僧的斗篷，面貌丑陋不堪，脸上满布黑毛，胡须又长又乱，举止粗俗不文，情绪阴沉多变，发表拉丁语演说既不能多加修饰也无法滔滔不绝。但是他的脑海中装满希腊知识的宝藏，历史和寓言、哲学和文法可以说是门门精通，还在佛罗伦萨的学校里朗诵荷马的诗篇。经过他的解释和说明，薄伽丘才编撰和翻译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些较少受拘束的散文译本，满足友人彼特拉克的渴求，可能在下个世纪被拉丁翻译家劳伦提乌斯·瓦拉[138]在私下加以运用。薄伽丘从他的叙述中获得很多的素材，供他写出《异教诸神谱系》这篇论文，在当时堪称知识渊博的巨著，在其中他有意添加希腊的人物和文章，激起知识水平较低的读者产生惊讶和赞赏。
求知的起步缓慢而又辛苦，整个意大利也难找到10位荷马的信徒，在罗马、威尼斯或那不勒斯找不到一个名字可以列入好学的名单。要是反复无常的利奥没有在第三年时，放弃这个受到礼遇和收益甚佳的职位，那么学习希腊语的人数会增多，进步的速度也会加快。彼特拉克在他路过帕杜阿时曾经招待过他一段时间，他赏识这位学者的才华，但是对他那阴郁和孤僻的个性有点反感。利奥对整个世界和他自己全都感到不满，用藐视的眼光看待当前的享受，只有想象中的人物和事件才显得无比美好。他在意大利被看成帖撒利人，而在希腊则成为道地的卡拉布里亚人。要是与拉丁人在一起，他瞧不起他们的语言、宗教和习俗，但一到君士坦丁堡的岸边，他又怀念起威尼斯的富裕和佛罗伦萨的风雅。那些意大利朋友对他的强求一味装聋作哑，只有靠着他们的好奇和恩惠，他才能登船再次出航，但是船只进入亚得里亚海以后遭到暴风雨的袭击，不幸的教师把自己像尤利西斯一样绑在桅杆上，却被雷电击中命丧黄泉。仁慈的彼特拉克为他的受难洒下伤心之泪，但他急切想要知道，是否可以从水手的手里，救出一些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利斯剧作的手稿。
虽然经过彼特拉克的鼓励和薄伽丘的培育，希腊学术的弱小幼苗还是很快枯萎凋谢，继起的一代对于拉丁语用于辩论方面的进步感到满意，直到14世纪快要结束，一场新兴的熊熊烈火才在意大利燃烧起来。[139]曼纽尔皇帝在自己启程之前，早已派出使者和说客乞求西部各国君王的同情。在这些使者当中，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140]的名声响亮学养俱佳，是出身高贵的世家子弟，据称他的罗马祖先是随君士坦丁迁移来此。他在出使访问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宫廷，得到一些馈赠和更多承诺之后，受到邀请担任教授职位(1390—1415 A.D.)。佛罗伦萨有幸再度聘请这方面的人才，克里索洛拉斯不仅精通希腊语，而且拉丁语也极为流利，具备的学养和知识无愧于共和国给予他的年俸，也超过市府当局的期望。经常有大批各个阶层和年龄的学子前来学校就读，其中有一位在普通的传记中叙述他求学的动机和成就。利奥纳德·阿雷廷[141]说道：
我在那时是一个修习民法的学生，但是内心充满对文学的热爱，愿意花点时间去研究逻辑和修辞。等曼纽尔来了以后，我一直犹豫不决是抛弃法律的学习，还是放弃这万金难求的机会。因此，我怀着年轻人的热情，不停地扪心自问：难道你根本不考虑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吗？你打算放弃与荷马、柏拉图和德谟斯提尼亲密交谈的机会吗？还有那些诗人、哲学家和演说家，每个人都有神奇的描述，任何时代都被当成人文科学的大师受到百般推崇，难道你不愿负笈以从吗？民法的教授和学者在各个大学可说是车载斗量，但是像这样一位教授希腊语的老师，一旦错失良机可能再也无法找回。这番道理使我信服，于是我一心一意追随克里索洛拉斯，以致白天学习的课程到夜晚成为梦乡的内容。
就是这个时候，在同一所学校，彼特拉克的私淑弟子拉文纳的约翰[142]讲授拉丁古典课程，显示出那个时代本土生长的意大利人，能够在一个双语学校中自成一格，佛罗伦萨成为研究和传播希腊和罗马文化卓然有成的重镇。皇帝驾临，把克里索洛拉斯从学院召到宫廷，但是他后来又在帕维亚和罗马讲学，授课的热诚和效果获得各方的赞誉。他的余生大约有15年的时光，分别用在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负起外交的使命和教学的工作。这位文法学家拥有高贵的职务，要教化一个国外民族，并没有忘怀对君王和国家应尽的神圣责任。伊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被皇帝派到大公会议执行公务，死于君士坦斯。
十二、教皇贝萨里翁全力促进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400—1500 A.D.)
克里索洛拉斯的范例发生作用，一批批难以糊口而学有专长或精通语言的移民，前来意大利推动复兴希腊文化的工作。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感受到土耳其军队带来的恐惧和压力，纷纷逃往一个神奇而富足的自由乐土。宗教会议将希腊教会之光及柏拉图哲学的神谕引进佛罗伦萨。流亡人员坚持统一，不仅在于善尽基督徒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完成正统教会的复兴大业，所以他们有双重理由可以抛弃自己的家园。一名爱国者受到高官厚爵的引诱，牺牲自己的党派和良心，仍旧可能具有个人和社会的美德。他不再听到奴才走狗和变节分子的指责，从新交往的人士中得到地位，使得他在自己的眼中恢复尊严。贝萨里翁审慎信奉正统教会的态度使他获得罗马的紫袍，这时他定居在意大利。这位希腊的红衣主教也是名义上的君士坦丁堡教长，被尊为全民族的首领和保护人。他出使博洛尼亚、威尼斯、日耳曼和法兰西，展现出过人的才能。等到他参与圣彼得宝座的选举活动，在枢机主教的秘密会议难以掌控的气氛中，他的当选一度摇摆不定。[143]他在教会的地位使得文学成就和作品能够散发出显赫和崇高的光辉。他的府邸像是一所学校，每当这位红衣主教拜访梵蒂冈，总有两个民族组成学者的队伍在一旁陪伴，[144]这些人互相捧场也获得公众的赞扬，那些已经尘封的作品在当时不仅受到喜爱也很管用。
对于15世纪致力于恢复希腊文化的人士，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只要满怀敬意提到狄奥多尔·加萨、特拉布宗的乔治、约翰·阿吉罗普卢斯和德米特里乌斯·卡尔科科戴勒斯也就够了，他们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教授本国的语言。他们的努力比起贝萨里翁毫不逊色，只是他的紫袍受到尊敬，他的运气为他们在暗中羡慕而已。但是这些文法学家的平生显得寒微鲜为人知，他们拒绝走上教会这条可以飞黄腾达的路径，穿着和举止像是被排除在经商这个行业之外，要是他们的长处仅限于学识这个范畴，那么或许满足于安贫乐道的报酬。就这个问题来说，雅努斯·拉斯卡里斯[145]倒是一个例外，他那出众的辩才、潇洒的风度和皇家的出身，受到前后几位法兰西国王的重用，在这些城市他被请去教学或是参加谈判。责任和兴趣激励他们加紧培养对拉丁语的研究，其中最有成就的人士获得说和写的能力，运用这种外国语文不但流利而且文雅。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土抱着根深蒂固的虚荣，他们的赞誉或至少是敬意仅限于本族的作家，这些人为他们带来名声和生计。有时他们用肆无忌惮的批评或嘲讽，表示对维吉尔诗篇和塔利[146]辩词的轻蔑之意。
这些大师的优越性来自亲切使用一种活的语言，那些最初的门徒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实践方面，要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退步的状况不能以道里计。他们引进谬误的发音[147]，被学校中明理的后辈废除。他们完全不了解希腊人对重音的重视，那些古阿提卡语的腔调，听进阿提卡人耳中如同歌唱的音符，必定是产生和谐而又不为人知的精义所在，后来在他们的眼中如同我们今日所见，是一堆无声无息没有意义的符号，出现在散文中显得多余，更会给韵文带来困扰。他们的确掌握了文法的技巧，阿波罗尼乌斯和希罗底安价值很高的只言片语在课堂中被灌输给大家，他们有关句法和语源的论文，虽然欠缺哲理的概念，学习希腊语的学生仍旧可以运用。拜占庭的文物遭遇劫难时，每位流亡人士总要携带一部分财物，或许是某些作家的一部书，如果不是他费尽力气带出来，可能就此在世间绝灭。手稿经过不断的抄录和文人雅士的需要而增加，原文的谬误得到勘误和改正，年长的训诂家添加注释对其加以解释，希腊古典作品经过翻译传到拉丁世界，虽然神韵不足但是原义未失，意境之美在译本中当然更难保持。狄奥多尔·加萨的判断非常正确，选择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弗拉斯图斯更有分量的著作，有关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史，为真正的实验科学打下坚实而稳固的基础。
然而，大众用强烈的好奇和热情在追逐飞驰而过的形而上学阴影。有一位可敬的希腊人[148]在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家中任教，使得柏拉图长时间被人遗忘以后，经过他的努力又在意大利复兴起来。正当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陷入神学争论时，他的哲学研究极其雅典化，可能产生一些有益的结果。他表现出的风格是古阿提卡语最纯正的标准，崇高的思想有时适合亲切的交谈，有时装点着诗歌的韵味和雄辩的色彩。柏拉图的《对话录》是一位圣哲的生与死最戏剧性的描述，而且，每当他从云端降落时，他的道德体系总在谆谆教诲对真理、国家和全人类的爱。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使人对一切事物保持适度的怀疑和自主的探索。如果柏拉图主义者出于盲目的崇拜，对于神圣大师所表现出的幻觉和谬误还是同样敬爱，那么这种热情会使逍遥学派枯燥而教条的方法论有所改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优点可以说是不分轩轾，有的地方却形成对立，产生无穷尽的争论还能保持平分秋色的局面。论点相违的奴隶制度发生碰撞会产生零星自由的火花。现代希腊人分为两派，只会在领袖的旗帜之下狂怒争吵，却没有战斗的能力和技巧，战场也在他们的交锋中从君士坦丁堡搬到罗马。这场哲学的论战很快堕落成文法学家怒意的发泄和个人的口角，贝萨里翁虽然始终都为柏拉图辩护，却以斡旋者的身份提出建议和裁定，能够保住民族的荣誉。在美第奇的花园里，文雅和饱学之士赞赏这个学院所标榜的理论，但是他们这个哲学社团很快解散。如果古希腊哲人的作品是在私室中被研究，更有势力的斯塔吉拉人则继续主宰教会和学校的神谕。
十三、拉丁人在文艺方面的进步和古代学术的影响(1428—1492 A.D.)
我已经稍为详尽地叙述了希腊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充满热情的拉丁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希腊人。意大利分为很多独立的城邦，在那个时候，君王和共和国在奖励文学方面，为了一比高下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教皇尼古拉五世(1447—1455 A.D.)的勋业远超过他的名声，他出身于平民家庭，靠着操守和学识使得地位日益提升，把为人之道放在教皇的利益之上，同时准备好针砭的工具对准罗马教会下手。[149]他曾经是当代知名学者的朋友，后来更成为他们的赞助人，由于他的个性非常谦逊，这种变化不论是自己还是友人都很难发觉。如果他硬要别人接受一份丰硕的礼物，那并不是用来奖赏对方的功劳，而是借以表达自己的善意。有人自命清高会婉拒他的赐予，他会带着理应如此的态度说道：“拿去吧，尼古拉不会老跟在你旁边的!”这位教宗的影响力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运用这种影响力寻找书籍而不是追求名利。从拜占庭图书馆的废址到日耳曼和不列颠最阴暗的修道院，他搜集到许多古代作家满布尘土的手稿，凡在他无法拿走原稿的地方，总要请人很忠实地抄录一本供他使用。梵蒂冈是谕令、传说、迷信和副本的古老储藏所，现在每天都要补充一些更珍贵的品项。尼古拉是如此的勤快，在位的8年时间建成一个5000卷典藏的图书馆，全是他的慷慨手笔，拉丁世界才拥有各种译本，像是色诺芬、狄奥多鲁斯、波利比阿、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阿庇安的作品，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伊利亚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有价值的著作，托勒密、狄奥弗拉斯图斯以及希腊教会许多神父的作品。
教皇的行为得到一个佛罗伦萨商人的推动和效法，他在没有军队和头衔的状况下统治这个共和国，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是一个王侯世系的始祖，他们的名字和时代几乎成了文艺复兴的同义语(1428—1492 A.D.)。科斯摩的信誉使他获得高贵的名声，财富用来为全人类造福。他同时与开罗和伦敦保持通信联系，印度的香料和希腊的书籍经常装载在同一艘货船中输入国内。他的孙子罗伦佐有天赋的才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成为文艺界的赞助人，也是他们的裁判官和受到一致拥护的候选人。在他的宫殿里，遭遇不幸的人就会蒙受救助，才华卓越的人必然获得重赏。他带着愉悦的心情把空闲的时间用在柏拉图学院，鼓励德米特里乌斯·卡尔科科戴勒斯和安吉罗·波利提安的竞争，工作积极的使者雅努斯·拉斯卡里斯从东方返国，带回200部珍贵的手稿，其中有80部是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图书馆里。意大利其他地区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整个民族的进步在回报君王的开明作风。拉丁人拥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成为别人无法染指的财富，这些希腊人的门徒很快能够接受和改进他们所学的课程。外国老师陆续来到的时期很短，移民的浪潮慢慢平息下来。
君士坦丁堡的语言却传过阿尔卑斯山，那些法兰西、日耳曼和英格兰的土著[150]，把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所点燃的圣火携回自己的国土，思想也如同土壤一样会产生成果，靠着勤劳和技术一定会胜过自然的禀赋。在伊利苏斯河畔被遗忘的希腊作家，他们的大名在易北河和泰晤士河畔如雷贯耳。贝萨里翁或加萨可能会对蛮族极其卓越的学术成就羡慕不已，诸如布多乌斯的准确、伊拉斯谟的风格、斯蒂芬斯的多产、斯卡里杰的博学、雷斯克或本特利的精明。从拉丁人这边来说，印刷术的发明获得的好处不过是随手而得，阿尔杜斯以及不计其数的后人运用功效奇佳的技术，可以保存和复制古代的作品。[151]从希腊运进一本原稿可以印成1万本书，每本书都比原稿更为清晰精美，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是荷马和柏拉图本人阅读自己的作品都会感到更为满意，他们的评注者会将这份功劳归于西方的编辑。
在古典文学复兴之前，欧洲的蛮族处于蒙昧无知的状况，刺耳的腔调显示出举止的粗野和生活的贫困。习得罗马和希腊更为完美的语言，可以使学生进入光明和科学的新世界，也可以进入古代民族自由和文雅的社会，可以与不朽的伟人亲切地交谈，他们都使用雄辩和理性的崇高语言。这种交流对于现代人来说，可以精进他的品位，提升他的智慧。然而，从最早的经验所得到的认知可以看到，对古人的研究只是给人类的心灵套上枷锁而非增添翅膀。不论多么值得赞许，模仿的精神终究充满奴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第一批门徒，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国土，始终是一群外来的陌生人。探索遥远的古老时代所付出的细致和辛勤的努力，会对当前的社会状况产生改进和美化的作用：文艺批评家和形而上学理论家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奴才；诗人、历史学家和演说家都以重复奥古斯都时代的思想和言论为荣；要用普林尼和狄奥弗拉斯图斯的观点来看待描述大自然的著作；有些多神教的信徒在暗中崇拜荷马和柏拉图笔下的神明。[152]
这些对古代伸出援手的人士，无论在实力还是数量上都给意大利人带来压迫，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亡故以后的那个世纪，出现成群结队的仿效者，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但是在那个知识爆发的时代，很难找到一项真正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一本极具创见或充满雄辩的著作，是用这片国土的群众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只要大地受到上天雨露的滋润，立时就会充满活泼的生机，现代语言变得更为高雅精纯，雅典和罗马的古典文化激起纯正的风格和全面的竞争。意大利如同后来的法兰西和英格兰，诗歌和小说所掌握的天下续以思辨哲学和实验科学如日中天的光辉。天才人物会在成熟的季节之前来临，但是一个民族所接受的教导，和个人的教育并没有多大差别，在扩展理解力和想象力之前必须尽量运用记忆力，艺术家没有学会模仿前辈的作品，休想达到或超越他们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