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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帖木儿的出身家世、冒险事迹和建立权势(1361—1370 A.D.)
雄心万丈的帖木儿首要的目标是要征服世界成为人类的共主，恢宏开阔的心胸立下的第二志愿是要在未来的世代受到赞誉和尊敬。在他的统治之下，所有民政和军事上的重要事务，全由他的秘书很勤奋地记载在《实录》上面，[1]每一个特定事务的处理过程，都经过了解状况的人员加以仔细订正，使得文字的叙述翔实可信。帖木儿的帝国和他的家族全都相信，君王为自己的《本纪》撰写注释[2]，以及为政府[3]拟定《法令汇编》[4]。但是这种关注之情对于维护名声没有产生实际的效用，宝贵的历史记载使用蒙古文或波斯文，反而对于世人产生保密的作用，至少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那些被他征服的民族出于卑鄙的动机和力有未逮的报复心理，无知之士长期以来一再重复说些诽谤的传闻，不仅对他的家世出身和为人处世尽情诋毁，甚至对他的名字泰摩兰也要加以讪笑。[5]但是他从一个农夫的身份到登上亚洲的宝座，非但没有贬低反而使他的功勋显得更加卓著，除非他的个性软弱对天生的残疾感到自惭，或者是把这一病症看作是能增加其功业荣誉度的工具，否则不应把他的跛足当成责难的话题。
在保有成吉思汗世系无可剥夺继承权的蒙古人眼里看来，帖木儿毫无疑问是一个反叛的臣民。然而他的家世是贝拉斯高贵的部族，第五代的祖先卡拉夏·尼维安是察合台的首相，新征服的领域位于河间地区，后续几个世代都能保持高位。帖木儿这个旁支已与皇族世系混淆在一起，[6]至少在女性的姻亲关系上的确如此。[7]帖木儿出生在撒马尔罕南方40英里的塞布扎尔小村，位于物产丰富的卡什地区。他的父亲是世袭的酋长，也是率领1万人马的“万人队”将领。他的诞生[8]正值一个天下板荡的时期，宣告亚洲王朝的衰亡，要为英雄豪杰提供一个乱世争雄的环境。察合台汗国的世系已经绝灭，那些埃米尔都渴望独立。喀什加尔汗的征服和暴政，使他们暂时放下国内的宿怨，这时敌人正带着格特人组成的军队[9]，侵入位于河间地区的王国。
帖木儿在12岁那年就进入战场，25岁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国家的救星。人民的眼光和意愿全都投向这位英雄人物，他为了完成复国大业可以忍受艰难困苦。法律和军队的领导人物对帖木儿发出誓言，只要从他那里获得救援就能够安然无恙，就会用生命和财产来支持他的行动。等到面临危险的关头，他们按兵不动而且畏敌如虎。他在撒马尔罕的山丘等待7天以后撤向沙漠，只剩下60人马。这些亡命之徒被1000名格特人赶上，在他大杀一阵后将追兵击退，迫得敌人大声喊叫：“帖木儿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他获得上天和命运的保佑。”不过血腥的战斗使他的追随者只剩下10人，很快有3个花剌子模人当了逃兵，使人数更为减少，他带着妻子、7个同伴和4匹马在沙漠里漂泊。他被关在令人作呕的地牢里长达62天之久，后来还是靠着自己的勇气逃走，令迫害者感到懊恼不已。他游过宽广而湍急的阿姆河，在邻国的边疆地区度过几个月流放和罪犯的生活。他的名气在逆境中显得更为辉煌，学会如何辨识出真正的朋友和事业的同志，要运用每个人的长处和优点，让他们获得利益，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受益。帖木儿在回到故乡的路上，原来与他结盟的各方都感到非常焦急，就到沙漠里去寻找，陆续加入他的队伍。我要用他那极其简略的笔调叙述为他们带来幸运的遭遇，他看到3位酋长带领着70位骑士，帖木儿表示愿意当他们的领袖，他继续说道：
当他们把眼光落在我的身上，大家感到乐不可支，立即下马跑过来跪在地上，用嘴唇亲我的马蹬。我也从马背上下来，与他们3个人拥抱在一起，然后我把自己的头巾放在第一位酋长的头上，再把镶满珠宝和黄金的腰带束在第二位的腰部，最后把我的上衣披在第三位的身上。他们流出感激的眼泪，我也陪着他们流泪。祈祷的时候到了，大家共同向真主祈求。我们全都骑上马匹来到我的住所，这时我就把民众集合起来，举行宴会接待他们。
深受信任的队伍在最勇敢的部落加入以后很快人数大增，在他的统率之下前去对抗兵力占据优势的敌人，经历战争的变幻无常和胜负难料的过程之后，格特人最后还是被驱出位于河间地区的王国。帖木儿已经尽全力为自己争取光荣，但是在他教会同侪要服从他这个主子之前，还要完成更多的工作，运用更多的计谋，还有一些人丧失性命成为牺牲品。侯赛因出身高贵而且势力庞大，逼得帖木儿要接受这个邪恶和无用的共治者，而且侯赛因的姐妹是他宠爱的妻室。他们的联合为时短暂而充满猜忌，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帖木儿运用策略使对手遭到不公和谋叛的谴责，等到侯赛因战败之后，被个性精明的朋友杀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不服从主子的命令。帖木儿在34岁时，[10]被国民会议“库利尔台”授予帝国的指挥权(公元1379年4月)，但是此时他依然装出一副尊敬成吉思汗皇室的样子。正当帖木儿统治察合台和东方时，名义上的大汗如同一位无职位的官员，作为他的仆从留在军队中。一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王国，长宽各有500英里，应该能够使野心勃勃的臣民感到满足，但是帖木儿渴望统治全世界，在他去世之前，察合台的皇冠不过是他戴在头上的27顶皇冠之一而已。我没有办法详述帖木儿35次战役的胜利，以及纵横亚洲大陆的进军路线，只是很简单地谈起他在波斯、鞑靼地区和印度的征服行动，[11]最后叙述更能引人入胜的奥斯曼战争。
二、帖木儿对波斯、突厥斯坦和印度斯坦的征服(1370—1400 A.D.)
征服者为了进行战争，在他的法学原则中可以发现安全需要、报复行为、荣誉观念、宗教狂热、权利主张或经济利益这些动机。等到帖木儿把察合台的世袭产业——花剌子模和坎达哈这些附庸国家再度统一起来，立刻将注意力转向伊朗(波斯)的王国(1380—1393 A.D.)。自从旭烈兀大帝的末代后裔阿波塞德亡故以后，阿姆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这片广大的国土就失去了一位合法的统治者。和平与正义遭到摈弃已有40年之久，蒙古侵略者似乎可以听到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哭声。那些可怜的藩王用联合起来的军队抗拒他的进攻，在分散的状况下被他各个击灭。他们的下场各有不同，完全取决于他们是把握时机立即归顺还是不识时务顽抗到底。易卜拉欣是希万(阿尔巴尼亚)的君王，跪下亲吻皇帝的宝座，和平的礼物是丝绸、马匹和珠宝，按照鞑靼的风俗，每项礼物都是9份。但是一名挑剔的旁观者提到，只有8名进贡的奴隶。易卜拉欣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自己算是第9名。”他的奉承之辞被帖木儿报以微笑。[12]
曼提尔是法尔斯的国君，更适当的说法是波斯的君主，虽然实力不足，却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在设拉子城下的一次会战中，曼提尔运用3000到4000名士兵，击破帖木儿3万骑兵的主力部队。皇帝亲自参加战斗，只剩下不过十四五名卫士留在帖木儿的旌旗附近，他像一座岩石那样屹立不动，所戴的头盔曾经受到弯刀两次很沉重的打击。[13]蒙古人重整队伍再度出战，曼提尔的头颅被抛到脚前，帖木儿杀死大无畏家族所有的男性，以表示对这位英勇的敌人极度的尊敬。他的部队从设拉子向着波斯湾进军，富裕和软弱的奥木兹[14]愿意每年献上60万个第纳尔金币的贡金。巴格达不再是和平之都和哈里发宝座的所在地，旭烈兀最高贵的征服行动，不会被野心勃勃的继承人所忽略。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整个流域，从河口到发源地全部听命降服。帖木儿进入埃德萨，土库曼人的害群之马受到惩罚，他们竟敢亵渎神圣去抢劫麦加的商队。在格鲁吉亚的山区，身为基督徒的土著仍旧抗拒穆罕默德的律法和刀剑。他的3次远征行动获得圣战的殊荣，特夫利斯的君王成为他的改信者和友人。
公正的报复行为促成突厥斯坦(东鞑靼地区)的侵略行动(1370—1383 A.D.)，帖木儿的尊严不能容忍格特人逍遥法外。他渡过锡霍河制服喀什加尔王国，曾经先后7次进军这个国家的腹地，最遥远的营地有两个月的行程，位于撒马尔罕的东北方，距离是480里格。他的埃米尔横越额尔齐斯河，在西伯利亚森林建立一座简陋的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功绩。
对哥萨克(西鞑靼地区)的征服[15]出于双重动机(1390—1396A.D.)，为了援助陷入灾难的友人以及惩责忘恩负义的仇敌。托克塔米什是一位流亡国外的君王，在帖木儿的宫廷受到款待和庇护。奥鲁斯汗的使臣受到傲慢的拒绝，被打发回国，在同一天之内察合台的军队随之出动，他们的胜利使得托克塔米什在北方建立蒙古帝国。经过10年的统治以后，新的大汗忘记恩主的赏赐和实力，卑劣的篡夺者认为自己拥有成吉思汗世系神圣的权利。托克塔米什率领9万人马经过德本的城门进入波斯，这些来自哥萨克、保加利亚、切尔克斯和俄罗斯人数众多的军队，跟随他渡过锡霍河，烧毁帖木儿的宫殿，逼得帖木儿在冬季的深雪中，为撒马尔罕和自己的生命奋战到底。经过温和的劝告和光荣的胜利之后，皇帝决心要采取报复的行动。帖木儿从里海的东边和西边以及伏尔加河，使用庞大的兵力两次侵入哥萨克，部队从右翼到左翼绵延13英里。在5个月的行军途中，很难看到人类的足迹，他们只能靠运气，在寒冬中打猎以获得每天的补给。最后两支军队开始遭遇，但是在激战之中掌旗手背叛，带着哥萨克的皇家旗帜倒戈投敌，发生决定性的效果，察合台的军队大获全胜，术赤的部落陷入悲惨的处境。[16]托克塔米什逃到身为基督徒的立陶宛公爵那儿寻求庇护，再度返回伏尔加河两岸地区，与国内的敌手经过15次会战以后，终于葬身在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帖木儿追击逃走的敌人，进入俄罗斯纳贡的行省，统治家族的一位公爵在他的首都被毁时成为阶下囚，出于东方人的自负和无知，叶勒兹很容易与这个国家真正的都城混淆不清。莫斯科为鞑靼人的迫近而战栗不已，抵抗的力量极其薄弱，因为俄罗斯人把希望寄托于圣母像的奇迹，将征服者偶发或自动的撤退行动归功于她的保护。野心和谨慎将帖木儿召回南部，这个荒凉的国家已经民穷财尽，丰富的战利品如贵重的皮货、安条克的亚麻布[17]以及成锭的金银[18]，使蒙古士兵发了横财急着回去。他在顿河(塔内斯河)岸边接见一个态度卑恭的代表团，是由埃及[19]、威尼斯、热那亚、加泰罗尼亚和比斯坎的领事和商人组成，他们控制了位于河口的塔纳(阿佐夫)这个城市以及它的贸易。他们奉献贵重的礼物，对帖木儿的宽厚极力赞誉，相信他的承诺如同圣旨。一位埃米尔为了表示和平进行拜访，探查清楚货栈和海港的状况，可是鞑靼人很快出现，带来毁灭的后果，城市成为一片焦土，穆斯林惨遭洗劫后被驱离，那些没有及时逃上船的基督徒，受到定罪的宣告，不是被杀就是成为奴隶。[20]为了进行报复，他烧毁了塞拉和阿斯特拉汗的城市，这些是文明正在兴起的纪念碑。他带着虚荣心公开宣称曾经进入永远都是白昼的地区，在这种奇特的现象之下，授权他的伊斯兰法学家可以免除晚祷的义务。[21]
当帖木儿首次向王室人员和埃米尔提到要侵略印度(1398—1399 A.D.)时，得到的回答是一阵不满的抱怨声音：“那么多的河流、高山和沙漠!士兵都穿着沉重的甲胄!还有摧残人类的大象!”但是皇帝的不快比起任何令人恐惧之物更为可怕。他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大家，冒险的行动不论从哪方面来看，只要付诸执行，总是安全而且容易的。派出去的探子回报印度的衰弱和混乱：有几个行省的苏巴人竖起反叛的旗帜，马穆德苏丹的幼稚无能甚至令德里的后宫都表现出轻视的态度。蒙古军队的行动分为三大部分。帖木儿很高兴地提到，92个千人骑兵队有幸能与先知穆罕默德的92个名讳或称号相吻合。在阿姆河和印度河之间，他们越过一列高耸的山脉，阿拉伯的地理学家称它是地球的石质腰带。高地的强盗已经被制伏或根除殆尽，但是无数的人马还是丧生在深雪之中。皇帝自己用轻便的支架从悬岩上垂放下去，绳索长达150肘尺，在他到达谷底之前，这种危险的动作要重复5次。
帖木儿在阿托克常用的通道渡过印度河，踏着亚历山大的足迹穿越旁遮普，又称五河之地[22]，最后汇合流入主要的河道。从阿托克到德里的大路长达600英里，但是两位征服者都转向东南方前进，帖木儿的目的是要与他的孙子会师，在后者指挥之下已完成对穆尔坦的征服行动。想当年马其顿的英雄到达海法西斯河的东岸，正在沙漠的边缘，不得不停下来，不禁泪流满面。蒙古人进入沙漠，攻占巴特尼尔的堡垒，率领大军站在德里的城门前面，这个面积广大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在伊斯兰国王的统治之下维持了3个世纪。围攻作战，尤其是对坚固的城堡而言，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作。但是他故意表现出兵力不足的样子，引诱马穆德苏丹和他的首相出城到平原来接战。对方列阵的兵员共有1万名全身铠甲的重装骑兵、4万名近卫步兵以及120头大象，据说长牙上面装着锐利和染毒的短剑。为了对付这些猛兽，特别是防止部队胡思乱想，他只有勉强自己采用一些预防措施，像是火攻以及挖掘一道堑壕，地面插上道钉以及用圆盾组成一道防壁。经验教导蒙古人要用微笑来面对他们的恐惧，一旦这些笨拙的动物溃不成军四处散逃，低劣的品种(就是印度人)在战场上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帖木儿摆出凯旋的行列进入印度的都城，装出一副赞许堂皇的清真寺的样子，但是大肆抢劫和屠杀的命令玷污了胜利的庆典。他决定要用偶像崇拜者或印度教徒的血来净化士兵的心灵，何况印度教徒的人数远超过穆斯林，大概是10:1的比例。为了达成虔诚的企图，他向着德里的东北方进军100英里，渡过恒河以后，在陆地和水面发起几次会战，深入到库普勒地区，举世闻名的岩石被雕成母牛的形象，那条伟大的河流似乎从此地倾注而出，事实上它的源头还在遥远的青藏高原。[23]他的班师是沿着北部山区的边缘进行。这次快速的战役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因此无法证明他的埃米尔所提出的奇异预言：他们的子女生活在温暖的气候里，就会退化成为印度教徒的种族。
三、亚洲西部的征服行动和入侵奥斯曼帝国(1400—1401 A.D.)
帖木儿在恒河河畔接到快速的信差传来急报，基督徒的叛乱和巴耶塞特苏丹充满野心的图谋，使得格鲁吉亚和安纳托利亚边区动乱不安的情势急剧恶化。63岁的高龄以及军政事务繁剧的辛劳，对于他那充满活力的心灵和身体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在撒马尔罕的皇宫享受几个月宁静的生活之后，他宣布要对亚洲西部的国家发起为期7年的远征行动(公元1400年9月1日)。为了对那些在印度战争中服役的士兵有所交代，他同意他们可以选择留在国内或追随国君。但来自波斯各个行省和王国的部队，接到命令要在伊斯法罕集结，等待皇帝的大纛到达。这是第一次直接指向格鲁吉亚基督徒的作战行动，对方强大的力量仅仅在于山岩的地形、坚固的城堡和严冬的季节，这些障碍都被帖木儿的热情和毅力克服。叛徒归顺，愿意纳缴贡金或信奉《古兰经》。要是两个宗教都为他们的殉教者感到骄傲，比较公正的说法是这种名声要归于基督徒的俘虏，他们的选择不是宣誓叛教就是情愿面对死亡。
皇帝从山区返回以后，接受巴耶塞特首批使臣的觐见，双方展开抗议和威胁之类充满敌意的通信联系，在最后爆发战争行动之前已酝酿2年之久。两个猜忌和倨傲的邻国无须有争吵的动机，目前蒙古人和奥斯曼人分别发起征服行为，双方已经在埃尔泽努姆附近地区以及幼发拉底河发生接触，时间和条约都无法确定那可疑的边界。野心勃勃的国君相互指控对手侵犯自己的国土和主权，威胁家臣和诸侯，庇护叛徒和罪犯。他们从叛徒的名字知道那是些流亡的君主，这些人的王国已被篡夺，性命和自由受到无情的迫害。
帖木儿和巴耶塞特个性的类似比起利益的对立带来更大的危险。在他们不败的生涯中，帖木儿无法忍受一位与他对等的君王，巴耶塞特根本不认为会有比他更为强势的人物。蒙古皇帝的第一封信函[24]必定激怒了土耳其苏丹，根本没有起到讲和的效果，帖木儿摆出一副瞧不起对方家族和国家的那种极其傲慢的神色：[25]
难道你不知道亚洲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臣属于我的武力和我的法律？难道你不知道我所向无敌的军队从这片海洋推进到另一片海洋？难道你不知道世上的统治者都在我的城门前排队等候晋见？难道你不知道我逼得命运要保护我的帝国永远繁荣幸福？你凭什么这样无礼和愚蠢？你在安纳托利亚的森林里打过几次会战，获得了那些让人瞧不上眼的战利品!你对欧洲的基督徒已经获得几次胜利，你的剑受到真主的使者赐予的祝福，你服从《古兰经》的教诲对不走正道的人发起战争，这些是我唯一要考虑的因素，我想让你成为穆斯林世界的边疆和屏障，所以才没有下手摧毁你的国家。要识时务，要多思考，要能悔改，赶快避开我那报复的雷霆之怒，要知道它已经悬挂在你的头顶上空。你不过是一只小蚂蚁，为什么非要激怒我这头大象？天哪!它会把你踩得粉身碎骨!
巴耶塞特的内心为这些极端藐视之辞所刺痛，在他的回信中尽情倾诉积怨和愤懑。对沙漠的盗贼和叛徒血口喷人的指责加以反驳之后，奥斯曼苏丹还提到对方在伊朗、图朗和印度那些吹牛的胜利，同时极力证明帖木儿除了自己背信弃义，以及他的敌人都是自取灭亡之外，从来没有尝过凯旋的滋味：
你的军队多得数不清楚，就算如此，行动快速的鞑靼人射出的箭，和我那些坚忍而无敌的新军所使用的弯刀和战斧相对抗，结果又是如何？我要保护那些恳求我施以援手的君王，你可以在我的帐篷里找到他们。阿尔津干和埃尔泽努姆的城市全都归我所有，除非贡金按时缴纳，否则我会到陶里斯和提尔塔尼亚的城墙下面催讨欠款。
苏丹无法控制的怒气最后用侮辱对方家庭的方式来发泄，他说道：
要是我在你的军队前面逃走，我的妻子们会让我3次戴上绿头巾；但是如果你没有勇气与我在战场决一死战，你同样要让你的妻子们3次躺在陌生人的怀里。
在土耳其人的国家里，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侵犯到闺房的隐秘，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26]两个国君有关政治的争执因私人的怨恨而更激烈。然而帖木儿在第一次远征行动中，围攻和毁灭苏瓦斯(或称赛巴斯特)而获得满足，这是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边界戒备森严的城市。为了报复奥斯曼苏丹口出秽言，一支4000亚美尼亚人的守备部队，为了善尽抗拒和忠诚的责任，竟被帖木儿下令全部活埋。帖木儿身为伊斯兰信徒，很钦佩巴耶塞特虔诚的执着，因为巴耶塞特现在仍旧对君士坦丁堡进行着封锁。等到给他一个难忘的教训之后，蒙古征服者停止追击，然后转向去侵略叙利亚和埃及。在这样的处理过程中，东方人甚至帖木儿都把奥斯曼的君王称为“罗马的恺撒”。这种头衔竟然授予一位据有君士坦丁继承人的行省并且在威胁那座伟大城市的征服者。[27]
马穆鲁克的军事共和国仍旧统治着埃及和叙利亚，不过土耳其人的王朝被切尔克斯人推翻，他们的宠臣巴科克从奴隶和囚犯的身份，急速擢升，据有并恢复原来的宝座。在当时那种叛变和混乱的状况之下，只有他能抵挡蒙古人的威胁，敢与蒙古人的敌人建立联系，并且拘留帖木儿派来的使臣。蒙古人一心期盼他赶快死亡，他的儿子法拉吉软弱的统治，可以让他们用来报复他父亲的罪行。叙利亚的埃米尔[28]都在阿勒颇集结，要击退帖木儿的入寇行动，他们依靠马穆鲁克的名声和纪律，锋利的刀剑和长矛全是大马士革的精钢制成。他们的城市如同金汤一样的坚固，还有6万个村庄的众多人口。他们不愿忍受敌人的围攻，于是打开城门让军队在平原上面列阵。但是这些军队缺乏纪律，无法团结合作，有些势力强大的埃米尔受到引诱，要抛弃或背叛那些更忠心的同伴。帖木儿用一队印度战象来掩护战线的正面，这些猛兽背负的角塔装满弓箭手和希腊火。他的骑兵部队迅速机动，使得敌人丧胆因而秩序大乱，叙利亚的乌合之众全线溃败，在进入大街的通道上，数以千计的人员不是挤得窒息而死就是被杀身亡。蒙古人带着一些流亡的难民进入城市，阿勒颇极其坚固的要塞经过短暂的防守之后，因为畏惧或背叛而投降(公元1400年11月11日)。
帖木儿从求饶者和俘虏当中发现几位法学家，就邀请他们参加一个亲自主持的会议，当然这种荣誉会带来危险。[29]蒙古君主是一位信仰虔诚的穆斯林，但是他在波斯人的学校接受教导，要尊敬阿里和侯赛因的功德和伟业，经过宗教的熏陶对于叙利亚人怀有极深的成见，将他们视为真主的使者、使者之女和她的儿子的仇敌。他对这些法学家提出一个很容易犯错的问题，布卡拉、撒马尔罕和赫拉特的诡辩家都无法解答：“谁是真正的殉教者，那些被我这一边所杀还是被敌人杀死的信徒？”阿勒颇一位宗教法官的机智使得他哑口无言或许还感到满意。宗教法官的回答是，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决定信徒是否是殉教者的不是旗帜而是动机，无论哪一个派别的穆斯林，只要为真主的光荣而战，就配得上这个神圣的称呼。
至于哈里发的正统继承权是一个更具争议、更敏感的问题，忠于职守的法学家提出坦诚的意见，皇帝在受到激怒以后大声叫道：“你们犯了与大马士革同样的错误，穆阿维亚是个篡贼，叶兹德是个藩王，只有阿里是先知合法的继承人。”经过一番极其审慎的解说，总算让他平静下来，于是就他更熟悉的题目进行谈话。他向一位宗教法官问道：
“你多大年纪了？”
“50岁。”法官回答。
“跟我的长子一样大，你们看，”帖木儿继续说道，“站在这里的是个贫穷、跛脚和衰老的凡人。然而万能的真主乐于用我的军队去降服伊朗、图朗和印度的王国。我不是一个嗜杀的人，真主可以做证，在所有的战争中我都不是发起攻击的人，我的敌人都是自取灭亡的始作俑者。”
和平的谈话正在进行时，阿勒颇的街道已经是血流漂杵，回响着母亲和孩童的哭声以及受侵犯少女的尖叫。士兵尽情地抢劫以满足他们的贪婪，但是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残酷是迫于专横的命令，不得不缴纳相当数量的头颅，按照帖木儿的习惯很奇特地堆成圆柱或金字塔的形状。蒙古人在举行胜利的欢宴，幸存的穆斯林在眼泪和锁链之中度过漫漫长夜。我无法详述毁灭者从阿勒颇向大马士革的进军，他与埃及军队在城下惨烈交锋，几乎全军覆没，他之所以退却是由于悲伤和绝望，有一个侄儿背弃他投到敌人的阵营。叙利亚人听到他败北，真是欣喜若狂。苏丹受到马穆鲁克的反叛和驱逐，在仓促和羞辱之下逃回开罗的皇宫。大马士革的居民为他们的君王所遗弃，仍旧防守着城墙。如果他们愿意送礼物或赎金来保存他撤退的颜面，帖木儿就答应解围而去。等到他借口要签订休战协定进入城市，马上就不讲信义违反条约的规定，强迫要求1000万金币的贡金。叙利亚人曾经动手或是同意谋杀穆罕默德的孙儿，他动员部队要惩罚这些罪人的后代。除了一群工匠被他送到撒马尔罕提供服务以外，在这场全面展开的大屠杀中，仅有一个家族的祖先曾经将侯赛因的头颅厚葬因而逃过此劫。在过了700年以后，一个鞑靼人出于宗教狂热的理由，为了替一个阿拉伯人报仇，竟然将大马士革化为一片焦土(公元1401年1月23日)。
战役的损失和艰苦使帖木儿不得不放弃对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征服行动，在他班师返回幼发拉底河之前先将阿勒颇付之一炬。有2000名阿里的信徒很想朝拜阿里之子侯赛因的坟墓，他要证实虔诚的宗教动机，不仅饶恕他们的性命还给予奖励。我已经详细地记叙了他个人的逸闻，可以了解这位蒙古的英雄人物所具备的特质。但我还要简单地说明，他在巴格达的废墟上面用9万颗人头堆成一座金字塔(公元1401年7月23日)；再度进犯格鲁吉亚；将营地开设在阿拉克西斯河畔；宣示他的决定是要进军去制服奥斯曼皇帝。他明了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从所有的行省集结所需的部队，有80万人列入征兵名册[30]，虽然战斗部队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主力是1.5万名骑兵，接受阶级和待遇最高的酋长指挥。[31]叙利亚的掠夺使蒙古人获得数量巨大的财富，但7年来欠发薪饷和款项，更使他们紧紧追随帖木儿的皇家旗帜。
四、安哥拉之战以及巴耶塞特的败北和被俘(1402 A.D.)
在蒙古军队改变作战方向的这段期间，巴耶塞特有两年的工夫集结部队要与敌军决一死战，总兵力是40万骑兵和步卒[32]，表现出的优点和忠诚并未达到应有的标准。我们能够分辨出来新军已经逐渐成为庞大的编组，有4万人之多；一支带有民族特性的骑兵部队就是现代习称的斯帕希[33]；2万名欧洲的重装骑兵，全身披挂坚硬无比的黑色铠甲；还有安纳托利亚的部队，他们的君王在帖木儿的营地获得庇护；以及成群结队的鞑靼人，是帖木儿把他们驱离哥萨克，由巴耶塞特将他们收容以后，安置在哈德良堡平原。苏丹本着大无畏的精神要去迎战他的对手，仿佛要选择一个复仇雪耻的地点，他在下场悲惨的苏瓦斯废墟附近扬起指挥的大纛。就在这个时候，帖木儿离开阿拉克西斯河，移动的路线经过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的乡野。他的行动极其大胆，有妥善的预防措施可以获得安全保障，前进速度受到秩序和纪律的引导显得非常敏捷，疾驰的骑兵分遣队辛勤探索森林、山区和河流，标定他们行进的道路和预先安排他的指挥位置。帖木儿坚持要在奥斯曼王国的心脏地区进行战斗，避开对方的营地，很巧妙地集结兵力在左边的路线，占领恺撒里亚，横越盐质沙漠和哈里斯河，包围安哥拉。
苏丹在这个时候没有采取行动，也不知道对方的位置，竟然将鞑靼人的敏捷和积极比作爬行的蜗牛。[34]他在极端愤慨之下要迅速救援安哥拉，两位统帅同样急着要进行战斗，环绕城市的平原是这次重大会战的场地，使得帖木儿的光荣和巴耶塞特的羞辱永垂千古(公元1402年7月28日)。蒙古人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要归功于蒙古皇帝卓越的指挥和对战机的掌握，以及30年严格的训练和纪律要求。在不违背民族习性的原则下，他改进战术，主要的战力在于庞大骑兵部队的投射武器和快速机动。从小部队到整支大军全部运用统一的攻击模式：战线的前列开始运动发起进攻，担任先锋的骑兵部队保持适当的间隔在后面支援；右翼和左翼的正面和后卫区分为若干梯队，将领全神注意战场的状况变化，在他的指挥下采取正面或斜行的接敌方式，对敌人发起18到20次的攻击，每一次的攻击都会带来胜利的机会。要是骑兵的连续攻击无法发挥作用获得战果，这时就要完全靠皇帝掌握当前的状况，他对亲自率领的主力下达命令，跟随他的旗帜前进。[35]
在安哥拉会战中，最勇敢的骑兵部队作为主力的预备队，在侧翼和后方给予强力的支持，这些预备队由帖木儿的儿子和孙子指挥。印度的征服者带着炫耀的心理排出一列战象，这些战利品对胜利没有多大帮助。蒙古人和奥斯曼人对希腊火的运用都很熟悉，但是他们更借重欧洲最新发明的火药和大炮，在两个民族的手里发出隆隆的炮声，当然会改变那一次会战的命运。[36]巴耶塞特在那一天的作战中，展现出了士兵和首长的素质，但是他的才华为具有优势的强大对手所压倒。绝大部分的部队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在最关键的时刻使他遭到败北。他的行为过于严苛和贪婪，在土耳其人当中激起一场兵变，甚至他的儿子索利曼都非常仓促地撤离战场。安纳托利亚的部队认为起义是忠贞的行为，他们倒戈投向合法的君王。
巴耶塞特那些鞑靼人盟军都受到帖木儿的信函和密使的诱惑，蒙古皇帝指责他们不知羞耻，竟然在祖先的奴隶手下过着卑躬屈节的生活，并且给予他们恢复古老自由和建立新兴国家的希望。欧洲的重装骑兵部队用忠诚的效命和精良的武器，在巴耶塞特的右翼发起冲锋，但是敌军装作不敌败逃，这支强大的骑兵鲁莽地追击，结果难逃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而新军在缺乏骑兵部队和投射武器支援之下，被蒙古猎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的骁勇最后还是被炎热、口渴和敌军的优势兵力压倒。不幸的苏丹现在手脚受到痛风的折磨，被脚程最快的马从战场运走。他被察合台虚有其名的大汗率领追兵赶上擒住，等到他成为俘虏，奥斯曼的势力被击溃以后，安纳托利亚王国向征服者投降。
帖木儿把自己的大纛插在基塔希亚，部队四散开来从事抢劫和破坏。他最喜爱的长孙米尔札·穆罕默德苏丹奉命带领3万人马去布尔萨，这位雄心万丈的年轻人只带着4000人出现在首都的城门前面，花了5天的工夫完成230英里的进军行动。然而恐惧的传播比起他的行军更为快速，巴耶塞特的儿子索利曼已经将皇家的金库迁到欧洲。不过，皇宫和城市的战利品数量依然巨大，居民都已逃走，建筑物多为木制，全部被他烧为灰烬。帖木儿的孙子从布尔萨向着尼斯前进，这里还是一个美好和繁荣的城市，只有普罗蓬提斯海的波涛能够阻止蒙古骑兵部队。其他蒙古王侯和将领的入侵行动同样成功，罗得岛骑士拿出宗教的狂热和勇气防守西麦拿，只有这个地方需要皇帝御驾亲征，等到他用雷霆万钧之势夺取以后，所有一息尚存的人员全在刀剑之下丧生。基督徒英雄的头颅被弩炮从两艘帆船的甲板发射，这些欧洲驶来的船舶下锚停泊在海港内。亚洲的穆斯林全都感到非常高兴，能将他们从国内这个危险的敌人手里解救出来。比一比这两位敌手，很容易就可以分出他们的高下，西麦拿曾经忍受巴耶塞特7年的围攻或封锁，而帖木儿只不过花了14天就攻下了这座城堡。
五、帖木儿用铁笼囚禁巴耶塞特的状况和说法(1402—1403 A.D.)
帖木儿用铁笼把巴耶塞特囚禁的故事，是长久以来经常被提到的活生生教训，最近被现代作者当成杜撰的传说，用来嘲笑一般人的轻信态度。[37]他们把人们之所以会相信有这件事，归因于谢里菲汀·阿里的《波斯史》记载的情节，使得我们对一个法文译本感到好奇，于是我就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处理方式，收集并且简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帖木儿听到报告说，被俘的奥斯曼苏丹已经到达御帐的进口，马上很亲地走到前面去迎接，安排他坐在自己的旁边，针对他高贵的身份和不幸的遭遇，用遗憾的语气表达不着痕迹的同情和责备。皇帝说道：
伟大的真主!你自己犯了错误，现在才会接受命运的判决。踬踣的罗网是你自己所编织，荆棘的树木也是你自己所栽植。我愿意赦免，甚至愿意帮助穆斯林的护卫勇士：你抗拒我的威胁，你藐视我的友谊，你逼得我带着所向无敌的军队进入你的王国。要是你获得胜利，我不是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我和我的部队都会难逃灭亡的命运。但是我不屑于报复行为，你的生命和尊严都将获得保障，我要用对敌人的仁慈表示对真主的感激。
被俘的国王表现出悔恨的姿态，带着屈辱的神色接受象征地位的长袍，流着眼泪拥抱他的儿子穆萨，经过他的请求才从俘虏当中找出儿子来。奥斯曼君王住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帐幕里，卫兵只有在提高警戒时才免于尊敬的态度。等到他的妻妾从布尔萨来到以后，帖木儿将德斯庇娜王后和她的女儿归还给她们的夫君和父亲。塞尔维亚公主早先获得允许可以信奉基督教，因此帖木儿很虔诚地提出要求，她应该接受先知的宗教不得延误。巴耶塞特获得邀请参加胜利的宴会，蒙古皇帝将一顶皇冠加在他的头上，并且让他手里拿着一根权杖，提出庄严的保证要让他给祖先的宝座带来更大的光荣。苏丹的早逝使这个承诺所要达成的效果完全落空，他虽然有极为高明的医生仔细照料，但受到中风的打击在阿克息尔过世，这个地方就是皮西底亚的安条克，时间是在他战败后大约9个月(公元1403年3月9日)。胜利者在他的葬礼上流出眼泪，遗体用盛大的行列运送到修筑在布尔萨的陵寝，他的儿子穆萨收到黄金、珠宝、马匹和武器等极为丰富的礼物，被授予红色墨水批准的国书，允许他拥有安纳托利亚王国。
上面所提的这段对慷慨的征服者的描述，是从帖木儿自己的编年史中摘录出来的，这部史书完成的时间是在他逝世19年以后，编者呈献给他的儿子和孙儿。[38]当事实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能够记得时，他那真正的行为被明显的谎言所讽刺。提出证据的确很有分量，所有的波斯历史学家全都接受，[39]然而奉承之徒的卑鄙和无耻在东部更普遍。一大串证人都可以证实巴耶塞特受到严苛和羞辱的待遇，依一些人出现的时代和地点加以说明。
其一，读者或许没有忘记法兰西的守备部队，在波西考特元帅离开以后留下来防卫君士坦丁堡。他们在那里最早获得主要敌手全军覆没的消息，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其中有些人士曾经跟随希腊使臣前往帖木儿的营地。从他们带回来的报告资料中，元帅的仆从和历史学家非常肯定，巴耶塞特的监禁和死亡都是处在“困苦”的状况下，何况相距的时间还不到7年。[40]
其二，15世纪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当中，意大利的波吉乌斯[41]应该算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风格文雅的《对话录》提到命运的变化无常和世事的枯荣兴衰，[42]是他50岁时的作品，正值帖木儿对土耳其人之役获胜后第28年，他对征服者的赞誉不亚于古代极其赫显的蛮族人士。波吉乌斯从几名目击证人口中，获得蒙古皇帝功勋和纪律的第一手资料，没有遗漏奥斯曼国君这个非常切合主题的案例。国君像一只野兽一样被西徐亚人关在铁笼里面，在亚洲被当成稀奇事物展示给民众观看。我可以引用两本意大利的年代记，来加强在史料方面的权威性，或许可以举出更早的日期，至少能够证明有同样的故事，不论内容的真假对错，是在第一次改革浪潮发生的时代传入欧洲。[43]
其三，在波吉乌斯享誉罗马的时代，艾哈迈德·伊本·阿拉布夏在大马士革写出有关帖木儿的历史著作，文字华丽优美但是内容恶意诽谤，他曾经到土耳其和鞑靼地区去旅行搜集所需的史料。拉丁人和阿拉伯人的作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通信联系，要是他们都同意“铁笼”这件事实，那么这是正确性最突出的证据。艾哈迈德·伊本·阿拉布夏同样提到另外那些违反家庭和亲情的暴行，巴耶塞特只有极为痛苦地忍受。他非常不智地提到妇女和不贞，使得嫉妒的鞑靼人怀恨在心。在胜利的宴会中，用女性侍饮者供应酒类，苏丹看到自己的侍妾和妻室混杂在奴隶之中，没有戴面纱暴露在放纵无礼的眼光之下。据说为了避免尔后发生同样的侮辱，他的继承人除了一次例外，禁止举行合法的婚礼。布斯比奎斯是从维也纳宫廷派往索利曼大帝的使臣，他提到奥斯曼人不仅相信还证明此事属实，至少在16世纪仍旧如此。
其四，因为处于这样语言不通的状况之下，一位希腊人的证词比起一位拉丁人或阿拉伯人，受到外来的影响更为微不足道。我避而不提卡尔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他们在较晚的时期享有盛名，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也不是那样肯定，但是更要注意乔治·法兰扎，他是最后那些皇帝的宠臣，生在安哥拉会战前一年。发生这件事以后第22年，他以使臣的身份被派往穆拉德二世宫廷，这位历史学家可能和一些资深的新军人员谈过话，他们曾经与苏丹一起成为俘虏，说是看到他被关在铁笼里面。
其五，不管怎么说，最后的证据来自土耳其的编年史，莱克拉维斯、波科克和康特米尔都曾经参考和抄录，他们都悲叹俘虏受到铁笼囚禁的遭遇。土耳其民族的历史学家还是有点可信度，他们如果不揭露国王和国家受到的耻辱，就无法指责鞑靼人。
从这些对立的前提可以导出明确和合理的结论，谢里菲汀·阿里忠实叙述第一次见面那种夸张的谈话，我感到满意，认为没有不妥的地方。征服者因为成功而能够表现出体谅别人的态度，装出宽宏豪爽的气量，但是巴耶塞特不识时务的傲慢，使得帖木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疏离的心理。巴耶塞特的敌人是安纳托利亚的王侯，他们的抱怨不仅让人觉得公正，也激起愤怒之心。帖木儿提到他的安排是要牵引这位被俘的苏丹，用盛大的凯旋行列进入撒马尔罕。他发现有人图谋要让巴耶塞特找机会逃走，挖一条地道通到他的帐篷。这件事激怒了蒙古皇帝，迫使他采取严厉的管制手段，在班师还朝的长途行军过程中，载运他的大车装上铁制的囚笼，不能将之看成是恶意的侮辱，而是一种严密的预防措施。
帖木儿读到一些带有传奇性质的历史著作，知道很早以前有位是他前辈的波斯国王，运用类似的方式处理被俘的皇帝，巴耶塞特就像那位罗马的恺撒[44]一样，应该受到谴责，要为自己犯下的恶行赎罪。但是他的心理和身体的状况已经无法去接受审判，虽然他的早逝并非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所致，这笔账仍旧要算在帖木儿的头上。帖木儿无须与死者作战，对于一个从他的权力之下获得解脱的战俘，能够赐予的东西也不过是眼泪和坟墓。如果说巴耶塞特的儿子穆萨获得允许，统治已成废墟的布尔萨，事实上征服者已经将安纳托利亚几个行省归还给合法的君王。
六、帖木儿的凯旋和最后逝世于出征中国的途中(1403—1405 A.D.)
从额尔齐斯河和伏尔加河到波斯湾，以及从恒河到大马士革和爱琴海，亚洲在帖木儿的掌握之中，他的军队百战百胜，他的野心永无止境，宗教狂热令他渴望征服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让基督徒皈依伊斯兰信仰，现在世人听到他的名字无不战栗。他已经抵达陆地最遥远的边缘，但是在欧亚两个大陆之间是一片狭窄而又无法逾越的海洋。[45]身为无数“托曼”骑兵队也就是万人队的最高统帅，麾下竟然没有一艘战船。君士坦丁堡和加利波利是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主要的通道和渡口，前者在基督徒手里，而后者为土耳其人掌握。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势，他们忘记宗教的差别，为着共同的目标要紧密团结在一起，两个海峡用船只和工事进行防卫，帖木儿用攻击对方的敌人作为借口，要求将军队运送过去，遭到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拒绝。他们同时也用贡金作为礼品，派出使臣极力安抚他那高傲的性情，用审慎明智的理由对他进行说服的工作，让他了解采取撤退的行动可以获得胜利的荣誉。巴耶塞特的儿子索利曼苦苦哀求，恳请帖木儿对他的父亲和他自己能够大发慈悲，表示愿意接受帖木儿一份红色国书，作为在罗马尼亚王国登基的叙任式，事实上他早已用武力获得这个国家的主权。他同时还反复陈述他那诚挚的意愿，要亲自前来投身到“世界之王”的脚前向他致敬。
希腊皇帝(无论是约翰或曼纽尔都如此)[46]用缴纳贡金的方式表示降服，与原来按规定付给土耳其苏丹的金额完全相同，并用忠诚的誓言确保条约的执行，只要蒙古军队从安纳托利亚退走，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还有很多国家陷入恐惧和幻想之中，那是因为帖木儿的雄心壮志要拟订新的征服计划，从事工程浩大和传奇冒险的迂回行动：计划的要点是要夺取埃及和阿非利加，从尼罗河向着大西洋进军，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等到把基督教世界的王国纳入他的控制之下，再经由俄罗斯和鞑靼地区的旷野返回家园。埃及苏丹的降服能够防止这个路途遥远和充满幻想的危险。祈祷词提到他的名字，钱币上面刻他的头衔，这种殊荣证实帖木儿在开罗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像长颈鹿(或称驼豹)这种稀有动物和9只驼鸟，都是阿非利加地域进贡给撒马尔罕的礼物。
在我们的印象之中竟然有这样一位蒙古人，真是会让人感到惊奇不已：他在围攻西麦拿的营地里，进行各种状况的考量，几乎完成入侵中华帝国的规划，帖木儿用民族的荣誉和宗教的狂热来督促这一次的冒险行动。他使得伊斯兰信徒血流成河，只能用毁灭同样多不信真主的人才能赎罪。他现在已经站在乐园的门口，要根绝中国的偶像崇拜者，在每个城市建立清真寺，公开信仰唯一的真主和他的使者穆罕默德，这些才是他光荣进入乐园的最佳保证。成吉思汗的世系最近在中国遭到驱逐，这是对蒙古姓氏的侮辱，此时中华帝国处于混乱之中，正是报仇雪耻最好的时机。[47]建立明朝、威名远震的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安哥拉之战前四年崩殂(1398 A.D.)，他的孙子是个软弱和不幸的年轻人，经过牺牲百万中国人性命的内战之后被烧死在皇宫之中。[48]帖木儿在撤离安纳托利亚之前，派遣一支大军渡过锡霍河，还有大批原有或新近获得的臣民，修筑所需的道路，降服身为异教徒的卡尔梅克人和蒙加尔人，在沙漠中建立城市和仓库。派出的部将辛勤工作，他很快收到从额尔齐斯河的源头直到中国的长城这个未知地区的完美的地图和报告。就在这个准备阶段，皇帝完成格鲁吉亚最后的征服，留在阿拉克西斯河畔度过冬季，绥靖波斯发生的动乱，经过长达4年9个月的战役以后，用缓慢的班师行列回到首都。
他登上撒马尔罕的宝座，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展现出统治的气势和权威(公元1404年7月—1405年1月8日)，听取人民的诉愿，裁定公正的奖惩，分配经费建筑皇宫和庙宇，接见埃及、阿拉伯、印度、鞑靼地区、俄罗斯和西班牙的使臣，后者呈献的一件绣帷使得东方的画家为之失色。6位孙儿的婚事不仅表现出皇帝慈爱的亲情，也像宗教的仪式受到尊敬。他们的婚礼恢复了古老哈里发的高贵和虚荣，典礼在夏宫的花园里举行，点缀着无数的帐篷和天幕，展示一个伟大都城的奢侈物和一个胜利营地的战利品。整片森林被砍倒，供应厨房所需的燃料，平地上面布满可以食用的肉类，还有无数的美酒，数以千计的客人受到殷勤的款待，政府各阶层的人士和世上各民族的代表，全都前来参加皇家的盛宴，甚至就是欧洲的使臣都没有受到排斥，即使是最渺小的鱼类在广大的海洋也有容身之处(傲慢的波斯人有这种说法)。[49]为了与民同乐，到处张灯结彩和举办庆祝活动，撒马尔罕的贸易过去就很发达，每种行业都在争奇斗胜，运用很特殊的手艺和材料，装点着华丽的装饰，排场极为盛大。宗教法官批准婚约以后，新郎和新娘退回他们的新房，按照亚洲人的习俗他们要着装和卸装9次之多，每次更换服饰的时候，珍珠和红宝石要撒在他们头上，再由他们高傲地赏赐给随侍的人员。为了使大家尽兴，特别宣布金吾不禁，人民的行动不受约束，就是君王也不理朝政。帖木儿的史官可能提到，他用50年的努力建立一个帝国，始终全力以赴不敢稍有懈怠，一生之中只有这两个月的幸福时期，可以避开运用权势所应尽的职责。
帖木儿很快清醒过来，开始处理政府和战争的事务，招展的旌旗和标志发起入侵中国的行动。埃米尔提出的报告显示，共有20万人马，都是从伊朗和图朗地区挑选的士卒，再加上久经战阵的老兵。500辆大车和数量庞大的马匹和骆驼队伍，用来运送他们的辎重和给养。部队要为未来长期的缺乏补给完成妥善的准备，因为一个商队从撒马尔罕到北京，平静无事的旅程需要花6个多月的时间。无论是老迈的年龄还是严寒的冬季，都没有让性急的帖木儿受到耽误，他骑上马背在冰上走过锡霍河，从首都前进76个帕勒桑大约是300英里的距离，在奥特拉附近扎下最后的营地，在那里听候死神的召唤。劳累以及不慎饮用冰水，使得热病恶化，亚洲征服者的终年是70岁(1405年4月1日)，距他登上察合台的宝座已有35年之久。他的征服大业完全停滞下来，集结的军队很快解散，中国免于遭到入侵的威胁。在他逝世14年以后，最有权势的儿子派遣使臣要与北京的朝廷建立友谊和贸易关系。[50]
七、帖木儿的行事风格、历史评价和及于后世的影响
帖木儿显赫的名声享誉东方和西方，他的后裔仍旧被授予皇室的头衔，他受到臣民的颂扬，被当成神明一样地尊敬，就是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在某些方面也深表认同。虽然他一足跛而一手残废，体形和身材倒是符合他的地位，完全靠着自制和锻炼保持活力充沛的健康，这点不仅对他个人非常重要，就是整个世界都受到影响。他在私下的谈话中表现出庄重的态度，声调非常温和，虽然他不懂阿拉伯语，但是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说得很流利，而且用词典雅。他很高兴就历史和科学这类的题材与博学之士讨论交换意见，闲暇的时间喜爱的娱乐是西洋棋，经过他的改良也可以说是误导以后，新的弈法更为精细而且无比复杂。[51]他在宗教方面或许不是正统伊斯兰教徒，却是一个信仰虔诚的狂热分子。但是他始终保持清晰的思维，使得我们大可以相信，他对征兆、预言、圣徒和占星家抱着迷信的尊敬态度，仅仅是装模作样拿来当作政策的工具。他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不仅唯我独尊，而且大权在握，没有一个叛徒反对他的权势，没有一个宠幸迎合他的嗜好，更没有一个大臣误导他的判断。他有非常严谨的策略和施政原则，无论产生哪种结果，君王的命令都不容争辩或撤销。但是他的仇敌带着恶意的看法提到，愤怒和毁灭的命令比起施惠和恩宠更会被严格地执行。
帖木儿在逝世后留下36个儿子和孙儿，这些都是他最早、也是最顺从的臣民，只要在服行职责时产生偏差，就要按照成吉思汗的家规，用打脚心的笞刑来纠正所犯的错误，等到改过自新以后就恢复职务和指挥的权力。或许他的心灵并非缺少与人相处的美德，或许他不是不能去爱护朋友和宽恕敌人，但是伦理学的规范是建立在公众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大可以更多地赞许一位帝王的智慧，对人民慷慨大方不会耗尽民财，对人民公平正义使得国泰民安。他的工作是要维持权威和服从的平衡，惩罚倨傲和保护弱者，奖励有功的人员，将罪恶和怠惰驱离统治的领域，保障旅客和商人的安全，抑制士兵的劫掠，珍惜农夫的辛劳，鼓励勤奋工作和努力求知。关于这些可以提出一个非常公允的评估，那就是君王的责任是不增加人民的税赋而能提高国家的岁入，在善尽这些责任以后，他发现可以立即获得丰硕的回报。
帖木儿可以吹嘘，他在刚刚登上宝座时，亚洲是战乱和掠夺的俎上之肉；等到他建立兴旺的君主国，就算是一个幼童带着一袋黄金从东部走到西部，也无须害怕，不会受到伤害。这是他能够功成名就的信心来源，这方面的改革使他有理由获得胜利，争取到的头衔可以统治全世界。不过，下面四点意见可以从公众的感激中，辨别出他所主张的观点，我们或许应该获得这样的结论：蒙古皇帝是人类的公敌而非恩主。
其一，要是一些局部的混乱或地区性的迫害要用帖木儿的刀剑来治疗，那么治疗会比疾病带来更大的伤害。波斯那些权势有限的暴君，他们的掠夺、残酷和争执使得臣民受苦，但是整个国家在改革者的脚步下面化为齑粉。在满布繁荣城市的大地上面，经常出现他那极其可厌的战利品，是用人类的头颅所堆成的圆柱或金字塔。阿斯特拉罕、花剌子模、德里、伊斯法罕、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布尔萨、西麦拿和1000座其他的城市，当着他的面被他的部队洗劫、纵火或是完全摧毁。要是一个僧侣或哲学家试着计算一下成为他建立和平与秩序牺牲品的数百万的受害者，或许他的良心也会感到一阵惊愕。[52]
其二，他进行毁灭性最大的战争，完全是入寇而不是征服。他侵略突厥斯坦、哥萨克、俄罗斯、印度、叙利亚、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根本不抱希望或意愿要保存这些遥远的行省。他在离开的时候满载战利品，但是没有留下部队来约束那些强悍的土著，也没有官员来保护驯服的居民。等到他把古老政府的组织架构尽情破坏以后，就将这些城市遗弃给那些因他的入侵而加剧或引起的恶行，任何现有或可能的恩惠都无法补偿这些恶行带来的损失。
其三，河间地区和波斯的王国才是他尽力栽培和美化的地域，将要永远为他的家族所继承。但是征服者的远离使得和平的工作受到干扰，有时还会产生破坏的作用。当他在伏尔加河和恒河获得胜利时，他的仆从甚至他的儿子都忘记了他们的主人和责任，调查和处罚迟缓而又偏袒，使公众和私人受到的伤害很少获得补救。我们只能将帖木儿所谓的“制度”，誉为一个完美的君主政体极其虚伪的理想。
其四，不论他的施政作为会带来多少幸福，都随着他的生命化为乌有，他的儿孙辈所具有的野心是统治而不是管理，他们相互之间充满敌意，全都成为人民痛恨的对象。他最小的儿子沙洛克还维持着这个四分五裂的帝国昔日的光荣，但是等到他逝世以后，整个局面再度陷入黑暗和残杀之中，100年内，河间地区和波斯受到乌兹别克人来自北方的蹂躏，土库曼人在这里放牧他们的羊群。要不是在乌兹别克人的军队征服印度之前，有一位英雄人物赶快逃走，帖木儿的家族在他的子孙传到第五代就要完全绝灭。他的继承人(伟大的蒙兀儿诸帝)扩展了他的统治，从克什米尔的山区到科摩林角，从坎达哈到孟加拉湾，全部成为他们的领土。在奥朗则布的统治之下，整个帝国冰消瓦解，一个波斯的强盗将德里的财富搜刮一空。但他们王国的所有膏腴之地如今全部为一个基督教的商业公司所有，这个公司位于北方大洋一个遥远的海岛。[53]
八、巴耶塞特诸子的阋墙之争和奥斯曼帝国的统一(1403—1451 A.D.)
奥斯曼君主国的命运完全不同，巨大的躯干弯向地面，等到飓风吹过马上恢复原状，生机更加蓬勃。不管怎么说，当帖木儿撤离安纳托利亚时，他留下的城市没有宫殿、财库和国王，一片毫无防卫能力的土地上面散布着成群的牧人，还有就是鞑靼人或土库曼人出身的强盗。巴耶塞特生前征服之地都是得自这些埃米尔，他们之中有一位出于卑鄙的报复心理，竟然破坏他的坟墓。他的5个儿子的阋墙之斗，耗尽了他们世袭的残余力量(1403—1421 A.D.)。我要按照他们的年龄和作为的次序逐一介绍。[54]
其一，不论我所说的是如假包换的穆斯塔法的事迹，还是一个骗子冒充那位失落的王子，都同样让人感到可疑。安哥拉会战时，穆斯塔法在他父亲的身旁作战，但是等到被俘的苏丹获得允许可以探寻几位儿子的下落时，仅仅找到穆萨一个人。土耳其的历史学家听到他的话也都相信，那就是他的兄弟混杂在死人堆里无法分辨，其实这些历史学家都是获胜党派的奴隶。如果穆斯塔法真是从苦难的战场逃脱，他的朋友和敌人怎么会不知他的藏身之地12年之久？然后他一在帖撒利现身，就被当成巴耶塞特的儿子和继承人，受到大批拥护者欢呼？穆斯塔法为希腊人所救，等到他的兄弟穆罕默德过世后，重新恢复自由，并统治帝国。要不是如此，他的第一次败北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堕落的内心可以证明他那伪造的身世，如果他在哈德良堡的宝座上被尊为奥斯曼的苏丹，那么他的逃走、禁囚和可耻的吊死，使得骗子为公众所不齿。还有几个敌对的冒牌货扮演同样的角色，提出类似的权利要求，据说有30人以冒充穆斯塔法的罪行受到惩罚。像这种经常处死嫌犯的做法，暗示土耳其宫廷对合法王子的死亡也无法确定。
其二，伊撒在他的父亲被俘以后，在安哥拉、锡诺普附近地区和黑海统治过一段时期，他的使臣在觐见帖木儿以后，带回友好的承诺和象征尊荣的礼物。但是他们的主子很快被一个嫉妒的兄弟，也就是阿马西阿的统治者夺走了他的行省和生命。最后的结果可以联想到一种虔诚的论点，无论是摩西和耶稣的律法还是伊撒和穆萨的继承，都被更伟大的穆罕默德所废除。
其三，索利曼的称号没有列入土耳其皇帝的名单，然而是他阻止了蒙古人胜利的发展过程，在他们撤离以后，还暂时将哈德良堡和布尔萨的宝座联合起来。他在战争时勇敢积极，而且运道很好，他的勇气受仁慈的影响变得软弱，但是同样会被傲慢和僭越激怒，为放纵和懒惰所败坏。无论是臣民还是君王都要对政府抱着敬畏之心，他却放松了对自己的控制，过度的恶行使得他与军队和法律的首长之间产生矛盾。每天酗酒，无论就君王还是公民的身份而言，都会受到大家的藐视，何况他还违反了先知的戒律，更是加倍可厌。索利曼在酒醉的昏睡状况下为他的弟弟穆萨率领军队奇袭，在他从哈德良堡向拜占庭首都逃亡的途中，被追兵赶上杀死在浴场，这时他已经统治了7年10个月(1403—1410 A.D.)。
其四，穆萨的叙任式使他被贬为蒙古人的奴隶，这个纳贡的安纳托利亚王国领域只限于很狭小的范围之内，残破的民兵组织和空虚的国库，使他根本不是罗马尼亚统治者的敌手，对方拥有身强力壮和久历战阵的老兵队伍。穆萨经过装扮以后从布尔萨的宫殿逃走，乘一艘没有顶篷的小船渡过普罗蓬提斯海，在瓦拉几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山间出没不定，经过几次徒劳无功的袭击之后，终于登上哈德良堡的宝座，上面刚刚沾染着索利曼的鲜血。三年半的统治期间，他的部队对抗匈牙利的基督徒并进攻摩里亚获得胜利。但是穆萨的败亡在于怯懦个性和妇人之仁，等到放弃安纳托利亚的主权以后，那些不忠不义的大臣要效忠更有权势的兄弟穆罕默德，他落在他们的手里成为牺牲者(1410 A.D.)。
其五，穆罕默德的最后胜利是明智和谦虚应得的报酬，在他的父亲被俘之前，皇家的年轻人已经被授予管理阿马西阿的责任，这个地方离君士坦丁堡有30天的行程，位于对抗特拉布宗和格鲁吉亚基督徒的土耳其边区。就亚洲战争的标准来看，这座城堡极为坚固无法攻克。阿马西阿整个城区被艾里斯河分为两半，两边的地形向上升起如同一个圆形竞技场，看来很像一个规模较小的巴格达。帖木儿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像是忽略了位于安纳托利亚这个拒不从命而偏僻的角落。穆罕默德不去激怒征服者，维持宁静的独立状况，在行省追捕那批鞑靼乌合之众所残余的到处飘流的人员。他尽力排除邻接的伊撒所带来的危险，当势力强大的两位兄长缠斗不已时，他保持坚定的中立态度赢得双方的尊敬；等到穆萨获得胜利，不幸的索利曼丧生以后，他站在索利曼的继承人这一边要为死者复仇。穆罕默德用条约获得安纳托利亚，用武力夺取罗马尼亚。士兵把穆萨的头颅呈献给他，他被当成国王和国家的恩人，受到非常丰硕的赏赐。穆罕默德成为唯一的君王，经过8年平静无事的统治(1413—1421 A.D.)，将内战的恶行完全清除干净，在坚实的基础上恢复奥斯曼君主国的政治架构。最后必须关注的事项是，他选择了两位大臣巴耶塞特和易卜拉欣[55]辅助年纪很轻的儿子穆拉德二世(公元1421年—1451年2月9日)，这两位不仅合作无间而且行事谨慎。皇帝去世后他们隐瞒消息40多天，直到继承人抵达布尔萨的皇宫。君王或是骗子穆斯塔法重新在欧洲燃起战火，巴耶塞特失去了他的部队和生命，幸运的易卜拉欣消灭了觊觎巴耶塞特宝座的最后一名冒充者，终于结束了国内的敌对行动，易卜拉欣的名声和家族到现在还受到尊敬。
精明的土耳其人和整个民族，在这几次冲突中都致力于帝国的统一，就是经常为个人的私心弄得一盘散沙的罗马尼亚和安纳托利亚，受到熏陶也变得万众一心精诚团结(1421 A.D.)。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成果，让基督教的强国产生警惕的心理，要是他们用一支联合舰队占领控制海峡的加利波利，至少在欧洲部分的奥斯曼人很快会被消灭。然而西部教会的分裂以及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倾轧和战事，使得拉丁人无暇顾及此一影响深远的军事行动，他们安于现状，只想暂时喘口气，根本不考虑未来的发展，经常为了眼前的利益为那位宗教上永难和解的共同敌人效劳。
热那亚人[56]在爱奥尼亚海岸的福西亚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垄断明矾的生产，变得富裕和繁荣，[57]处于土耳其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靠着每年支付贡金保障安宁的局面。在奥斯曼最后一次内战中，热那亚的总督阿多诺是位勇敢而又野心勃勃的青年，要与穆拉德站在同一阵营，负责安排7艘坚固的战船将他从亚洲运到欧洲。苏丹带着500名卫士登上水师提督的船只，船上配置800名勇敢的法兰西水手，他的生命和自由落在基督徒的手里。我们对于阿多诺的诚信，心中颇不以为然，却也不能不加以赞誉。他在航程的半途跪在苏丹的面前，带着感恩图报的神色接受对积欠贡金所给予的免除。他们在穆斯塔法和加利波利视线可及之处登陆，2000名意大利人手执长矛和战斧，伴随着穆拉德前去攻取哈德良堡，这种靠金钱收买的效劳很快就得到报应，福西亚的贸易和殖民地遭到彻底的毁灭。
九、希腊帝国的状况和穆拉德围攻君士坦丁堡(1402—1448 A.D.)
要是帖木儿慷慨答应希腊皇帝的请求，领兵前去援救，就会得到基督徒的赞扬和感激，[58]但是一位把迫害之剑带进格鲁吉亚、尊敬巴耶塞特发起圣战的伊斯兰信徒，对于欧洲的偶像崇拜者不会表示同情或给予援助。这位鞑靼人还是遵从野心的冲动，君士坦丁堡获得拯救完全是出乎意料的结局。当曼纽尔将政府弃之不顾时，他对上帝祈求但不敢奢望：教会和国家的毁灭，能够延迟到他时运不济的有生之年结束之后。等到他从西部的朝圣之行归来，认为随时都会获得悲惨不幸的消息，突然之间收到奥斯曼人撤退、败北和被俘的报告，使他极为惊愕，不禁大喜若狂。曼纽尔立即从摩里亚的莫敦启航，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宝座(1402—1425 A.D.)，罢黜瞎眼的竞争对手，将他放逐到生活安逸的莱斯沃斯岛。
巴耶塞特之子派来的使臣很快被允许觐见，但是狂妄的态度已经有所收敛，说话的语气显得谦逊有礼，他们最感忧虑和惊慌的事情，就是怕希腊人为蒙古人敞开欧洲的大门。索利曼将皇帝尊称为父亲，要从他的手里乞求罗马尼亚的统治权，或者将它视为他所赐予的礼物，用永不变心的友谊保证决不辜负他的恩惠，要归还帖撒洛尼卡，以及从斯特里蒙河、普罗蓬提斯海到黑海一线最重要的地区。皇帝与索利曼的结盟使他成为穆萨仇视报复的对象，全副武装的土耳其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前面。希腊人在海上和陆地都被击退，如果不是一些外籍佣兵守卫城市，他们一定会对自己获得胜利感到奇怪。曼纽尔的政策或热情非但没有延长奥斯曼势力的分裂，反而要去帮助巴耶塞特几位儿子中最强悍的一位。这时穆罕默德一世的进展被有如天堑的加利波利所阻，曼纽尔竟然与穆罕默德一世签订条约，要将这位苏丹和军队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穆罕默德一世还在都城受到热烈的款待，这次成功的出击为征服罗马尼亚踏出第一步。
征服者的谨慎和节制推迟了这座都城的毁灭：穆罕默德一世忠实执行他自己以及索利曼应尽的义务，带着感激的态度尊重和平条约的规定，并且要请皇帝成为他两个幼子的监护人，妄想使他们免遭他们的兄长穆拉德凶狠而猜忌的毒手。但是这最后的遗嘱一旦执行，必会损害到民族的荣誉和宗教的虔诚，国务会议一致宣称，决不会将两位皇室的年轻人交给基督狗去照顾和教育。在这个拒绝执行遗嘱的问题上，拜占庭的最高会议出现不同的意见。年迈和谨慎的曼纽尔还是屈服于他的儿子约翰狂妄的主张，他们要拔出危险的复仇之剑，释放不知是真是假的穆斯塔法。他被当成俘虏或人质受到长期的拘留，为了维持他的生活，每年所花的金额高达30万阿斯珀。[59]穆斯塔法在牢房的门口签署所有的条件，明确规定他要交出进入加利波利也可说是进入欧洲的钥匙，作为获得释放的代价。但是等他登上罗马尼亚统治者的宝座，竟带着藐视的笑容打发希腊的使臣上路，同时用虔诚的口吻告诉他们，等到最后审判日的时候，他宁可为违背誓言受苦受罪，也不愿将一座穆斯林的城市拱手交给不信真主的异教徒。皇帝立即成为两位对手的敌人，对他们而言他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人。穆拉德在获得胜利以后，接着在翌年的春天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
征服恺撒的城市从宗教的价值而论，可以把亚洲大批渴望殉教冠冕的自愿投效人士吸引过来，得到战利品和美女的承诺可以燃起他们黩武好战的激情，赛义德·贝卡尔的到来和预言使得苏丹的雄心壮志更是势不可当。这位先知的后裔[60]骑着一头骡子抵达营地，500名门徒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要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会脸红的话，他可能为预言的不灵感到稍许难为情。坚固的城墙挡住了20万土耳其大军，他们的攻势为希腊人和外籍佣兵的出击所打退，古老的防御技术抵挡住了最新的攻城器具。传闻狂热的托钵僧被穆罕默德召唤到天堂进行通灵的谈话；轻信的基督徒所做的回应是，他们看见穿着紫色袍服的无垢圣母玛利亚，在防壁上面行走鼓舞着大家的士气。[61]经过两个月的围攻之后(1422年6月10日至8月24日)，国内发生叛乱事件，迫得穆拉德赶回布尔萨，这完全是希腊人的阴谋诡计所引发，在穆拉德处死一个无辜的弟弟以后得以平息下来。当他率领新军在欧洲和亚洲再度展开征服行动时，拜占庭皇帝邀天之幸在奴役和不稳的状况下苟安了30年的岁月。曼纽尔崩殂，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皇帝(1425年7月21日—1448年10月31日)获得允许继续统治，条件是每年缴纳贡金30万阿斯珀，割让除了君士坦丁堡郊区以外所有的领土。
十、奥斯曼帝国的世袭继承权以及新军的教育和训练
土耳其帝国的建立和光复完全归功于几位苏丹的个人品格，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因为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之中，有些最重要场面往往取决于一位主角的表现。这些苏丹的智慧和德行还是有少许差异，彼此之间还是可以加以区别。但是，从奥斯曼登基到索利曼的逝世长达265年的这段历史，一共有9位登基的君主，除了其中一位之外，其余都是英勇善战和行动积极的苏丹。这群极其少见的统治者不仅让臣民心悦臣服，也使得敌人心惊胆寒。王朝的继承人不是豢养在后宫奢华的环境，而是在会议和战场接受教育，幼小的年纪就被父亲授予管理行省和军队的职位，这种显现男性刚强气概的制度虽然很容易引发内战，但对于君主国家培养重视纪律和励精图治的精神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奥斯曼的君主不能像阿拉伯的哈里发那样，称自己是真主使者的后裔或继承人，然而他们自认与鞑靼的大汗或成吉思汗家族有亲戚关系，这看上去像是奉承之辞而并非事实。[62]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根本无从查考，但是他们那种时间难以磨灭、暴力无法损害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很快根植在臣民的心田中几乎无法拔除。一个软弱或邪恶的苏丹可能受到罢黜和绞杀，但继承的权利可能传给一个婴儿或白痴，就是胆大包天的叛贼也不敢登上他那合法统治的宝座。[63]
当宫廷里狡诈的首相和军营中胜利的将领相继推翻亚洲那些短命王朝时，奥斯曼的世袭制度却在500年的实践中获得肯定，现在已经与土耳其民族最重要的政治原则结合在一起。
民族的精神和制度能够形成，要归功于一种强烈而奇特的影响力。奥斯曼原始的臣民是400户逐水草而居的土库曼游牧民族，追随他们的祖先从阿姆河来到桑加尔河，现在的安纳托利亚平原仍旧布满他们老乡黑白相间的帐幕。最初那一小撮人混杂在自愿参加或受到征服的大批臣民之中，在土耳其人这个名称之下，因共同的宗教、语言和习俗紧密融合。在所有城市中，从埃尔泽努姆到贝尔格勒，这个称呼适用于所有的穆斯林，这些是最早到来且拥有荣誉的居民。但是，有些地方却把村庄和耕种的土地放弃给基督徒的农民，至少在罗马尼亚是如此。在奥斯曼统治极为强势的时代，土耳其人本身被排除在所有民政和军事的重要职位之外，经由服从、征战和指挥方面类似宗教戒律的教育，兴起一个奇特的奴隶阶级，一个人为的团体组织。[64]
从乌尔汗(1326—1359 A.D.)和穆拉德一世(1359—1389 A.D.)的时代起，苏丹完全相信：靠刀剑统治的政府每一代要用新的士兵来更替，这些士兵绝不能来自生性柔弱的亚洲，而是身强体壮和勇敢善战的欧洲土著。色雷斯、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些行省，成为供应土耳其军队的永久来源。皇室拥有的五分之一俘虏因征战而消耗殆尽以后，一种不人道的税收方式强加在基督教家庭头上，那就是5个儿子要征召一个、每5年征收一次。到了12或14岁，最健壮的少年被强制从父母的身边拉走，他们的名字登上记录册，从此他们的穿着、教育和供应完全是军事化管理。他们靠着外貌预测未来的前途发展，被选到布尔萨、佩拉和哈德良堡的皇家学校，交给高阶官员去照应或是分散到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家庭。他们的主子第一件事是教他们讲土耳其语，用各种劳苦的活动锻炼体魄、增强体能，学习角力、跳跃、跑步、箭术，最后才是前膛枪的运用，一直到他们被抽调到新军的司令部和连队，继续接受军事或寺院纪律的严格训练。那些在出身、才能和仪表方面更为出色的年轻人，可以进入职位较低的Agiamoglans阶级或者是更有发展潜力的Ichoglans阶级，前者被选派到皇宫服务，而后者随侍在君王身边。接连在四所学校里学习课程，在白人宦官的棍棒要求之下，每天都要练习骑术和投掷标枪，更为好学的人员努力研究《古兰经》以及阿拉伯和波斯的语言知识。等到成年而且学习成绩良好，他们便逐渐被派去担任军事、民政甚至神职的工作。在职的时间愈长可能获得的职位愈高，等到学养俱佳能够独当一面时，成为40员将领之一，可以站在苏丹的宝座之前，经由他的拔擢负责管理行省的事务，接受帝国最高的荣誉。[65]
这种模式的制度无论实质还是精神都非常适合一个专制独裁的君主政体。就更严格的意义而论，大臣和将领全是皇帝的奴隶，他们要靠他的恩典才能接受教导和培养。当他们离开后宫，可以留起胡须作为获得释放的标志，发现自己身居要职却没有亲信或朋友，也没有父母和后代，完全依靠将他们从低贱地位拉拔起来的手，主子稍有不满，便会像土耳其的格言中所委婉形容的那样，这双手就会把玻璃的雕像砸得粉碎。[66]他们在缓慢而痛苦的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性格和才能在洞察一切的眼睛之前无所遁形：一个孤立无援毫无牵挂的“人”，完全要用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作为获得任用的标准。如果统治者真有识人之明，他拥有绝对和无限的自由可以进行挑选。奥斯曼的帝位候选人所接受的训练是从欲望的克制以达到行动的完美，从服从的习性养成指挥的才华。军队里面弥漫这种风气，他们的沉着、警觉、坚忍和谦逊，连基督徒的敌人都心仪不已。如果我们把新军的纪律和训练，拿来与欧洲军队长期以来那种贵族出身的傲慢、骑士制度的散漫、新征士兵的无知、资深官兵的叛逆，以及罪恶滔天和目无法纪的习性进行比较，那么对土耳其人获得胜利就不应有任何怀疑之处。
希腊帝国和邻近的王国获得拯救的唯一希望，是运用威力更大的武器，创造更为新颖的作战技术，如此才能在对抗土耳其这个世仇大敌时具有绝对优势。他们的手里就有这样一种武器，创新的技术正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出现。不知是出于偶然的机会还是精心的试验，中国和欧洲的化学家[67]发现用硝石、硫磺和木炭制成的混合物，遇到火星会产生强烈的爆炸。他们很快知道，要是把这种膨胀力封闭在坚固的铁管里面，就会以势不可当的毁灭性的速度将一颗石弹或铁弹推送出去。有关火药的发明和运用的确实年代，各家的说法不一，有的地方含糊其词。然而我们可以断定，在14世纪中叶，火炮便已为人所知[68]，在该世纪结束之前，在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些国家，火炮已经广泛使用于海上或陆地的会战和围攻。各个国家使用的先后，关系不大，谁也不可能从拥有最早或最多的知识中获得垄断的利益，普遍的发展使相对的实力和军事的科学始终处于同等的水平。要想将这方面的秘密限制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也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因背教者的反叛行为和竞争对手的自私政策而获得这一秘密。
苏丹对基督徒工程人员的才能，不仅乐意采用还要奖赏钱财。那些将穆拉德运送到欧洲去的热那亚人，他们应该受到谴责，可能正是他们亲手铸成的大炮被直接用在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中。[69]第一次的攻势行动没有达成目标，但是从那个时代的整体战局来看，他们始终具有优势的地位，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攻击者。当攻防两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的态势时，惊天动地的炮火瞄准城墙和塔楼，这些构建的工事只能抵御古代威力较小的攻城器械。威尼斯人把火药的使用传授给埃及和波斯的苏丹，并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因为这些人是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盟军。这些机密立即传播到亚洲的边陲地区，欧洲人的优势只限于轻易征服新大陆的野蛮民族。要是我们将这种罪恶发明的扩展速度与理性、学术和求得和平的技艺极其缓慢和艰困的进步进行比较，一位哲学家就会依据他的性格，对于人类的愚行不是张口大笑就是掩面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