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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鲍德温一世的推选和登基以及帝国之瓜分(1204A.D.)
君士坦丁堡合法的君王亡故后，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确信胜利在握，正义得以伸张，同意瓜分和控领未来的土地所有权。他们根据条约的规定提名12位选举人，两个国家各派6名，按照多数决选出东部的皇帝。要是得票数相等，就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得胜的候选人。他可以获得拜占庭帝座的所有头衔和特权——布科勒昂和布拉契尼两座指定的皇宫，以及希腊君主政体四分之一的领土。同时明确规定，剩下的四分之三疆域由威尼斯共和国与法兰西的贵族均分。除了对威尼斯的元首表示尊敬以外，每位拥有领地的诸侯对于帝国最高领袖，要承认并善尽听命效忠和军事服役的职责。要是皇帝从一个国家产生，要让他的战友从其他的国家选出一位教长。朝圣者即使急着要去参访圣地，还是要奉献下一年的时间来征服和防守希腊的行省。
拉丁人夺取君士坦丁堡以后，批准条约立即执行，最重要的工作是册封皇帝。法兰西的6位选举人都是教职人员，洛基斯思修道院院长、巴勒斯坦已当选的亚克总主教及特鲁瓦、苏瓦松、哈尔伯施塔德和伯利恒的主教，最后一位在营地担任的职务是教皇的代表。他们的职位和学识都受到尊敬，都不是选择的目标，更有资格去寻找理想的人选。6位威尼斯人都是国家重要的公职人员，奎里尼和坎塔利尼这些贵族家庭发现他们的祖先名列其间，仍旧感到骄傲。
12位选举人在皇宫的礼拜堂集会(公元1204年5月9日—16日)，圣灵祈祷的庄严仪式以后，他们进行商议和选举，完全是出于敬佩和感恩的心理，要将皇冠授予德行高洁的元首，靠着他的智慧和见识才能成就丰功伟业。最年轻的骑士也都羡慕和赞扬瞎眼花甲老人的功勋，但是爱国的丹多罗没有丝毫个人野心，满足于发挥正确的判断力协助统治的工作。他的提名也受到威尼斯人的批驳，几位选举人不但是同胞也是朋友。[226]他们用真诚的言辞表示，共和国的首席官员和东部的皇帝，将这两个职位赋予同一个人，对于国家的自由权利和联盟的共同理想来说必然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元首的退选给功绩概等的卜尼法斯和鲍德温留下斟酌的余地，听到这两人的大名，其他自叹不如的候选人全都退让表示尊敬。蒙费拉的侯爵受到推荐，主要是因他正当盛年，为人公正廉明，是这群冒险家心目中理想的人物，也符合希腊人的意愿。我不相信威尼斯这个大海的主宰，会为阿尔卑斯山脚不足挂齿的领主感到忧虑，或是非常在意他的当选。[227]但法兰德斯的伯爵是一个富有和好战民族的领袖，他本人勇敢、虔诚而又纯洁，正值32岁的壮年，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也是法兰西国王的表弟。那些与他处于同等地位的神职人员和贵族，要他们受到一个外国人的管辖，即使屈从也不会心甘情愿。没有进入礼拜堂的贵族在元首和侯爵率领之下，期待12位选举人做出的决定。苏瓦松主教代表全体同僚宣布结果：“我们一致投票同意法兰德斯和埃诺特的鲍德温伯爵，成为各位的君主和东部的皇帝，大家要对当选的君王宣誓效忠。”
他用高声赞许之辞致敬，这个宣布在全城引起回响，拉丁人乐不可支地相互庆贺，希腊人在惊怖之余显现出奉承的丑态。卜尼法斯首先亲吻竞争者的手，让鲍德温坐在盾牌上面，大家把他举起来抬进主座教堂，在庄严的气氛中授予他紫色的厚底官靴。过了3个星期，因为教长的职位空悬，就由教皇的代表为他加冕。不过威尼斯的教士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会议中很快占有人数的优势，他们拥护托马斯·摩罗西尼坐上教长的宝座，用尽诸般手段要为本国的荣誉和利益，在希腊教会永远占有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228]
君士坦丁的继承人毫不耽搁，将改朝换代的变革通知巴勒斯坦、法兰西和罗马。他把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和港口的铁链，当作纪念品送到巴勒斯坦，采用《耶路撒冷条例》当作法规或习惯法，认为最适用于法兰西殖民地和在东部征服的地区。他在信函里鼓励法兰西的土著参加他的阵营，使殖民地能够日益壮大，保护征服的既得成果，充实一座雄伟城市和这块肥沃国土所需的人口。无论担任教士还是士兵，辛劳的工作就会获得报酬。他祝贺罗马教皇能够在东部恢复原有的权威，邀请教皇亲自参加大公会议，消除希腊的宗教分裂，恳求他祝福和原谅没有服从谕令的朝圣者。英诺森的答复表现出审慎和尊严。[229]在拜占庭帝国的颠覆过程中，他指控人们所犯的恶行，崇敬上帝赐予的恩典。征服者获得赦免或是谴责，端视尔后的行为而定。条约的合法和有效要依据圣彼得的裁示，但是他的教诲是要建立一个服从和进贡的从属体系，从希腊人到拉丁人，从官吏到教士，从教士到教皇，层层节制，这是他们最神圣的责任。
瓜分希腊帝国的行省时，[230]威尼斯的收获比拉丁皇帝分到的部分要大得多。君主据有的地域大约是四分之一，剩余的地区一半保留给威尼斯人，另外一半分配给法兰西和伦巴第冒险犯难的勇士。德高望重的丹多罗被宣告为罗马尼亚的统治者，按照希腊的模式授予他紫色厚底官靴。他在君士坦丁堡结束长久而光荣的一生，即使特权只限于他个人，但他拥有的头衔让继承人使用到14世纪中叶，是真正拥有罗马帝国八分之三国土的领主。威尼斯的元首是共和国的公仆，很少能被允许离开政府最重要的现职，但是他的位置暂时由副手或摄政代理，能够在威尼斯的殖民地执行最高统治权。他们占有城市总面积八分之三的区域，独立的法庭由6名法官、4名律师、2名会计、2名公设辩护人和1名法警所组成，在东部贸易的长久经验使他们可以选择最熟悉的业务。
他们没有深思熟虑，就贸然接受哈德良堡的统治权和防务，事实上威尼斯对外政策最合理的目标，是从邻近的拉古萨直抵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着滨海的城市和岛屿构成一条供应无缺的航线。过分扩张的征战行动所使用的劳力和经费耗尽了国库的资财，只能放弃政府的施政方针，采用只要求贵族效忠[231]的封建体制。这些贵族的私人家臣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占有或维持对土地的所有权。运用这种方式以后，出现了像是萨努特家族拥有的纳克索斯公国，其将多岛之海的大部分岛屿包括在内。共和国用1万马克从蒙费拉侯爵的手里，购买克里特这座富庶的岛屿，连带成为废墟的100多座城市。[232]但贵族政体的自负和狭隘心态限制改进的作为，[233]极有见识的元老院议员表明圣马可的财源来自海洋而非陆地。
在冒险犯难的勇士获得的一半土地之中，卜尼法斯侯爵得到的报酬最为丰富，除了克里特岛之外，没有登上宝座的补偿是皇家的头衔和赫勒斯滂海峡对岸的行省。他的行事非常谨慎，用路途遥远和难以处理的征服地区交换帖撒洛尼卡(马其顿王国)，离都城有12天的行程，邻近他的妹夫匈牙利国王，可以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他在一路上受到当地土著热情的欢呼，很多地方的人是出于自愿，也有人抱着勉强的态度。希腊人再度接受一位拉丁征服者的统治，[234]他们才是真正古代希腊人的后裔，然而统治者带着漠不关心的神情，踏上了充满古典风格的土地。
卜尼法斯侯爵用毫不在意的眼光看着坦佩山谷美丽的风景；迈着小心翼翼的脚步穿越温泉关；占领那些自己一无所知的城市，像是底比斯、雅典和阿尔戈斯；攻击科林斯和那波利的城堡工事，[235]这些城镇阻挡大军的前进。一大群拉丁的朝圣者成为他的手下，完全是机缘凑巧或是他自己的选择，再不然是后来交换所得。他们滥用胜利的特权纵情声色，还任意践踏一个伟大民族的生命和财产。对于这些行省进行详尽的调查以后，他们完全用贪婪的尺度来权衡每个区域的赋税、位置的优势以及维持士兵和马匹的供应品多寡。他们对于在罗马主权下久已丧失的属地，靠着臆测来要求恢复或予以瓜分。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波涛滚滚地流过想象中的领域，能够从伊康的土耳其苏丹皇宫中带走战利品，这是武士最感快慰的事。[236]
我不想详尽列出家谱和产业租约，但是我愿意指明，布卢瓦和圣波尔伯爵被授予尼斯公国和德摩提卡领地[237]，保持主要的采邑，附带警卫、管事、侍酒、司膳和主厨等服务。维尔哈杜因的杰弗里在赫布鲁斯河的河岸，获得一个管理良好的机构，同时担任香槟和罗马尼亚元帅的职位。每位贵族骑在马上率领所属骑士和弓箭手，确保他所分到的土地和产业，在开始时只要努力通常会获得成功。但是贵族的分散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大家一意孤行，必定产生数不清的争执，只能靠着武力来仲裁。在攻陷君士坦丁堡3个月后，皇帝和帖撒洛尼卡国王领着相互敌视的追随者兵戎相见。他们之所以握手言和，在于元首的权势、元帅的劝说以及他们的同侪有各行其是的自由。[238]
二、尼斯、特拉布宗和伊庇鲁斯建立希腊政权(1204—1222A.D.)
两位流亡者阿历克塞三世和五世曾经统治过君士坦丁堡，现在仍旧保有皇帝的头衔。臣民在他们丧失宝座以后，对年长的阿历克塞三世所遭遇的不幸可能产生怜悯之心，对穆尔佐菲乌斯(即阿历克塞五世)的进取精神激起报复的行动。家庭的联姻、共同的利益、类似的罪行，以及要使敌人毁灭的功绩，艾萨克二世的一位弟弟和一位侄儿运用这些方式和相互的认知，使得篡夺者与前者残余的势力联合起来。穆尔佐菲乌斯在他岳父阿历克塞三世的营地，受到充满笑容和荣耀的接待，但是恶汉从来不会去爱同是罪犯的人，也很少会去信任同类。他在浴室被抓走，眼睛被刺瞎，部队和财富被攫取，然后被放逐任意漂泊，昔日让人痛恨的对象现在只能引起憎恶和藐视，杀害艾萨克皇帝和他儿子的凶手受到正义的制裁。这个暴君被畏惧或悔恨所纠缠，只能偷偷溜到亚洲，被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捕获，在公开的审判以后定罪，耻辱地接受死刑。法官争论处死的方式是斩首、车裂还是刺刑，最后的决定是将穆尔佐菲乌斯[239]送上狄奥多西石柱柱顶，这根白色的大理石柱有147英尺高[240]，然后将他从顶端抛掷下去，当着站满陶鲁斯广场无数的观众，在走道上面摔得粉身碎骨。这件奇异的事件经过解释以后，可以印证古老的预言真是灵验无比。[241]
阿历克塞三世的下场没有那样戏剧化，他成为俘虏，被侯爵送到意大利，当作呈献给罗马国王的礼物，原来监禁和流放的地点是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座城堡，后来改为亚洲的一座修道院，不过这完全不影响他的命运。但他的女儿在国家遭到灾难之前，已经嫁给一位年轻的英雄人物，后来是他接受继承权，恢复了希腊君王的宝座。[242]
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骁勇善战，在两次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中表现极为出色。等到穆尔佐菲乌斯逃走，让拉丁人进入城市，他在群龙无首之下挺身而出，成为士兵和人民的皇帝，他的这种行为也许是出于爱国的情操，真是无比英勇。要是他能灌输这种气势到群众身上，那么他们就能用脚将外乡人踩成齑粉。陷于可怜绝望之境的居民认为困兽之斗无济无事，狄奥多尔退到安纳托利亚保持自由之身，避开征服者直接的注视和立即的追捕。他一开始用藩王的头衔，后来才即位成为皇帝(1204—1222 A.D.)，打出与敌人势不两立的旗帜，不愿接受拉丁人奴役的统治，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为了谋取公众的安全，认为所有的手段都是合法的行为，毫不犹豫地恳求土耳其苏丹与之建立联盟关系。尼斯、普鲁萨、菲拉德尔菲亚、西麦拿和以弗所都打开城门将他视为解救者。狄奥多尔在尼斯建造官邸作为居留之地，从征战的胜利赢得实力和声誉，即使败北也无损于盛名。
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还能保有帝国的部分疆域，从米安得河的两岸到尼科米底亚的郊区，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另外还有部分遥远而偏僻的领土，为科穆宁家族嫡系继承人所据有，他是贤明之君曼纽尔的儿子，也是暴虐之君安德洛尼库斯一世的孙子，他的名字也叫阿历克塞，他拥有“伟大”的称号，这是指他的身材魁梧，并非指功勋盖世。安格利王朝赐予恩典，指派他担任特拉布宗总督和公爵，[243]尊贵的家世激发了他的野心，趁着改朝换代的变革宣布独立，在没有更换头衔的状况下，和平统治着从锡诺普到发西斯河的黑海沿岸地区。他那毫无名气的儿子和继承人被描述成苏丹的家臣，要提供200名长矛兵为土耳其人服役。科穆宁家族的君主不过是特拉布宗公爵，阿历克塞的孙子自负而嫉妒，才开始僭用皇帝的头衔。
第3块领土位于西部，在帝国沉沦之际为米凯尔保存下来，他是安吉利皇室的一个私生子，在改朝换代之前曾是人质、士兵和叛徒。他逃离卜尼法斯侯爵的营地以获得自由，娶总督的女儿为妻以控领都拉斯这个要地，然后采用藩王的头衔，在伊庇鲁斯、伊托利亚和色萨利建立实力强大而又名声响亮的公国，这个地域一直聚集着黩武好战的种族。希腊人愿意为新统治者提供服务，傲慢的拉丁人藐视这个民族，认为他们习性怯懦，生而听命于人，拒绝他们担任政府和军队的职位。怨恨之心激起他们有所表现，证明他们不仅是有用的朋友还是危险的敌人，处于逆境的磨炼可以振作他们的胆识，那些学识渊博和操守廉明的人，那些出身高贵和骁勇善战的人，全都投奔特拉布宗、伊庇鲁斯和尼斯这些独立的国家。只有一位希腊的大公情况很特殊，忠诚地追随法兰克人，受到含糊其辞的赞许。城市和乡村一般的平民大众，乐于接受温和而常态的奴役生活。经过几年的勤奋工作与和平的生活，可以暂时消除战争混乱不安的状况。但封建制度所带来的混乱不安，会摈弃和平的生活和粉碎勤奋的工作。
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要是有能力，就会掌握武装部队来保护他的臣民，他的法律非常明智而行政相当纯朴。一位有名无实的君主据有拉丁人的宝座，说起来是这群无法无天联盟军队的首长，实际上却是听命的仆从。帝国的采邑或封地大至一个王国小到一个城堡，全都被贵族用刀剑来把持和统治。他们的争吵、贫穷和无知，将无孔不入的暴政延伸到最隐僻的村庄。希腊人生活在双重高压的迫害之下，教士拥有世俗的权威而士兵充满狂热的恨意，宗教和语言难以克服的阻碍，使外乡人和本地土著永远离心离德。只要十字军人员在君士坦丁堡采取联合行动，对于征服者的记忆和军队带来的恐怖，逼得受控制的土地永保沉默。等到拉丁人分散开来以后，就会突显人数的稀少和训练的缺失。他们产生的错误和遭遇的恶运泄露最大的秘密，那就是他们并非所向无敌。希腊人的畏惧之心逐渐减少，痛恨之意相对增加。他们私下抱怨，暗中进行密谋，奴役的岁月尚未满一年，他们哀求或接受蛮族的援助，无形中感受到那种强大的力量，相信蛮族有感恩图报的意愿。[244]
三、保加利亚的战事及鲍德温的败北和死亡(1205A.D.)
拉丁征服者受到约翰派遣的使节正式前来祝贺，约翰又称约安尼斯或卡洛·约翰，是保加利亚人和瓦拉几亚人叛变的首领。约翰是罗马教皇的信徒，从教皇的手里获得国王的头衔和一面神圣的旗帜，所以自认是拉丁人的弟兄，现在听到推翻希腊国君的消息，以能名列于他们的朋友和同谋为荣。卡洛·约翰非常诧异地发觉，法兰德斯伯爵完全因袭了君士坦丁继承人的排场和自负，他的使臣竟然被一个傲慢的通知打发走，说是保加利亚的叛贼应该向皇帝请求原谅，因为他竟敢用额头去接触宝座的椅脚。极端的愤慨会从暴虐和流血的行动中得到发泄，他运用更为冷静的策略观察希腊人逐渐升起的不满，对他们的痛苦装出同情和关心的模样。只要他们发起争取自由的斗争，他就承诺给予个人和王国的支持和援助。民族的仇恨将阴谋叛逆的活动扩展开来，双方秘密组成团结合作和意志坚定的队伍。希腊人已经无法忍耐下去，急着拔出佩剑插进那些获胜的外乡人的胸膛。但起义的行动经过审慎的考量后还是延后了，一直等到皇帝的弟弟亨利将部队中最精华的单位运过赫勒斯滂海峡。
色雷斯大多数的城镇和村庄完成准备，等待动手的信号，拉丁人没有武装也没有产生怀疑，在残酷无情和令人发指的报复行动中惨遭奴隶的诛戮。德摩提卡是大屠杀最早的现场，圣波尔伯爵幸存的家臣从这里开始一路逃向哈德良堡。但那些占领城市的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被狂怒的群众杀害或驱离，守备部队只有赶快撤走，在相互照应之下退回都城。所有的要塞和堡垒各自为战抗拒叛徒，对外失去联系，也不知道统治者遭到什么下场。传闻和恐惧的声音宣布希腊人的揭竿而起，保加利亚的盟军很快抵达。卡洛·约翰根本不运用自己王国的军队，从西徐亚荒野引来1.4万名科曼人的队伍。据说这些蛮族会饮俘虏的鲜血，把基督徒当成牺牲，在祭台上奉献给他们的神明。[245]
接到突然和危险遽增的警报，皇帝派遣疾驰的信差召回亨利伯爵和他的部队。要是鲍德温等待他那勇敢的兄弟返回以后，加上原来准备的2万亚美尼亚人，可以用概等的兵力迎战入侵者，而且在武器和训练上占有优势。然而骑士精神很难将谨慎和怯懦分得清楚。皇帝率领140名骑士进入战场，加上伴随的弓箭手和下级武士。元帅在劝阻无效以后只有服从命令，率领前锋一起行军前往哈德良堡，主力由布卢瓦伯爵指挥，年迈的威尼斯元首随着后卫。流亡的拉丁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加入，使数量严重不足的军队能够增大实力，着手包围在哈德良堡的叛徒。他们在复活节的圣周期间，为了获得给养到乡村去抢劫，制造各种攻城器具用来毁灭同教的弟兄，这就是十字军对宗教虔诚所秉持的意念。拉丁人受到科曼人轻骑兵部队的拦截，已经全面提高警觉，这时科曼人对拉丁人未完成整备的战线边缘进行了大胆的袭扰。罗马尼亚元帅很快传令下去，骑兵部队在听到号角声后，立即上马排成阵式，但是任何人不得擅自发起散漫而危险的追击，违者要受到处死的惩罚。布卢瓦伯爵第一个不服从这个明智的命令，行动鲁莽以致命丧黄泉，连带皇帝也遭遇不幸。
科曼人可以说是帕提亚人的一支，在拉丁人发起冲锋的同时就向后逃走，在疾驰出两个里格的距离后，骑士和马匹都累得喘息不已，这时科曼人突然转过身来开始反击，包围法兰克人的重装骑兵部队。伯爵在战场上被杀，皇帝成为俘虏(公元1205年4月15日)。哪怕皇帝不屑于逃走、伯爵拒绝降服要奋战到底，就一个将领而言，要是无法执行职务或是忽略应尽的责任，即使个人作战无比的英勇，也只是可怜的赎罪行为。[246]
保加利亚人为野战的胜利和皇家的俘虏感到自豪，立即前进解救哈德良堡和完成摧毁拉丁人的工作。在这个时代，要说战争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激情。如果不是罗马尼亚的元帅展现冷静的勇气和高明的技巧，全都会无可避免地遭到歼灭的下场，他的勇气和技巧在任何年代都属罕见，更不要说是在落后的中世纪。他的悲伤和恐惧向着元首倾注，但是后者有坚定和忠诚的心胸使他获得安抚。元帅在营地做出安全的保证，仅有那些具备宗教信仰的人才能理解。维尔哈杜因一整天都留在城市和蛮族之间极为危险的位置，在深夜的寂静中撤离营地，用3天的时间实施高明的撤退行动，就是色诺芬和1万希腊佣兵也会赞不绝口。
元帅在后卫阻挡追击带来的打击，在战线的前列安抚逃亡人员急躁的情绪。不论科曼人在任何地方出现，都会被一列无法穿透的长矛所迫退。到了第3天，疲惫不堪的部队看到大海、罗多斯托[247]这个孤独的小镇以及望眼欲穿的友军，从亚洲海岸运过来在此地登陆。他们拥抱在一起，不禁流下泪来，立即将部队合并以后召开会议。亨利伯爵在兄长缺席的状况下成为帝国的摄政，刹那间使他从年轻天真变得衰老不堪。[248]要是科曼人因夏季的炎热而撤退，在这个危险的时刻，有7000名拉丁人背弃君士坦丁堡、战友和誓言。虽然有一些局部的获胜，还是无法抵消在鲁西乌姆的战场损失120名骑士的惨重代价。帝国的疆域只剩下都城，以及在欧洲和亚洲海岸两三处相邻的城堡。
保加利亚国王不仅所向无敌而且绝不留情，卡洛·约翰用尊敬的态度回避教皇提出的要求。教皇恳求这位新入教的教友恢复和平，将皇帝归还给备感痛苦的拉丁人。卡洛·约翰的说法是，释放鲍德温已不再是凡人所具有的权力，这位君王已经瘐毙狱中。有关他过世的情形出于无知和轻信，有各种传闻。悲剧传奇的爱好者一定乐于听到，脉脉含情的保加利亚王后要引诱皇家的俘虏，他的品德高尚，拒绝苟且的行为，受害于妇人的谎言和蛮汉的忌恨。他的四肢都被利刀砍下来，流血的身躯被抛弃在狗和马的尸体中间，在拿来喂猛禽猎鹰之前，活了3天的时间还未断气。[249]过了20年以后，尼德兰一处森林里有个隐士自称是真正的鲍德温，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法兰德斯合法的统治者，提到他的逃走、他的冒险以及他的悔罪，那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一个易于信仰和反叛的民族中间。开始时大家深受感动，法兰德斯人承认这位长期失踪的君王。法兰西宫廷经过简短的讯问，查出他是一个骗子，将他处以羞辱的死刑。但法兰德斯人对这件事还是深信不疑，连那些最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指责伯爵夫人珍妮，说她为了个人的野心牺牲可怜老父的性命。
四、亨利的临危用事与改变统治作风的始末(1206—1216A.D.)
在所有文明的敌对行为中，签订条约是为了交换或赎回俘虏，要是拘禁时间延长，各种状况已经清楚，就要按照他们的阶级给予仁慈或礼遇的接待。野蛮的保加利亚对于战争的法则完全陌生，设置的监狱真是暗无天日。到拉丁人知道鲍德温过世为止，一年多的时光已经流逝，在这之前他的弟弟亨利担任摄政，现在同意接受皇帝的头衔。希腊人赞扬他谦恭和蔼的态度，认为他这种行为是极为罕见又无法模仿的美德。他们轻浮奸诈的野心热衷于掌握或利用空位期的机会，不过一种继承法规逐渐用来规范和决定欧洲各个王国的世袭和传承，可以同时保障君主和人民的权益。
在东部帝国的支持下，亨利逐渐掌握朝政，身边已无当年的战友，十字军的英雄人物不是离开人世就是从战争中退休。威尼斯元首、年高德劭的丹多罗，安享皓龄和光荣以后化为一抔黄土。蒙费拉侯爵被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召回，要为鲍德温报仇雪恨以及防守帖撒洛尼卡。封建制度有关效忠和服务的一些较棘手的争执，需要皇帝和国王两人当面会谈来解决，双方基于相互的尊敬和共同的危难，能够紧密地团结合作。亨利与意大利国君女儿的婚事更能保证联盟的关系，他很快哀悼朋友和岳父的丧生。卜尼法斯被一些忠诚的希腊人说服，非常大胆而且顺利地进犯多山的罗多彼地区，保加利亚人在他接近时逃走，然后集结起来在他撤退时施以袭扰。在这时，传来消息说他的后卫遭到攻击，他来不及穿上护身的铠甲就跳上马背，端起长矛冲向当面的敌人，在鲁莽的追击中身受重伤。帖撒洛尼卡国王的头颅被送给卡洛·约翰，他虽然没有战阵的功劳，却享受胜利的荣誉。在这个令人伤感的事件发生以后，维尔哈杜因的杰弗里不仅封笔而且始终保持沉默。[250]要是他仍旧担任罗马尼亚元帅的职位，后续的功勋也会埋没在历史的灰烬之中。[251]
亨利的行事风格并非难以应付艰辛的局面，在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和越过赫勒斯滂海峡的进击中，他不仅赢得了骁勇善战的骑士的名声，也是一名精通兵法的主将。他并不一味恃勇斗狠，而是讲求谨慎稳重和虚怀若谷，较之生性冲动的兄长在讲道方面更为高明。为了对抗亚洲的希腊人和欧洲的保加利亚人，他被逼得要采取两面作战的方式，无论在甲板还是马背上，他总是先身士卒。虽然他小心翼翼地用尽诸般手段让部队立于不败之地，但还是经常用自己做榜样，以提振拉丁人消沉的士气，使他们愿意保护和支持大无畏的皇帝。这些努力和从法兰西获得的人员和金钱的支援，所能发挥的效果，还是不及难以制伏的对手本身所犯的过失、残酷的作风和最后的死亡。失望的希腊臣民邀请卡洛·约翰前来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期盼能够保护他们的自由和接纳他们的法律，但是他们很快领教到这个民族的狰狞面目，开始咒骂这个野蛮的征服者。现在他不必掩饰原本的意图，那就是要摧毁色雷斯所有的城市，将全部居民迁移到多瑙河的北岸地区。很多市镇和村庄都已十室九空，一堆废墟标示出菲利普波里斯的位置，这些引起叛乱的始作俑者，会对德摩提卡和哈德良堡如法炮制。
希腊人在亨利的宝座前面发出悲痛和悔恨的哭声，只有气度恢宏的皇帝愿意原谅和相信他们。最多不过400名骑士以及他们的下级武士和弓箭手集结在他的旗帜下，他就带领这支微弱的兵力去寻找保加利亚人并且将他们击退，而对方统率的部队除了步兵还有4万骑兵。亨利在这一次的远征行动中，对于处在敌对地区和友善地区有极为不同的感受，他的军队使其他的城市得以保全不致毁灭，羞辱的野蛮人被迫放弃到口的猎物。围攻帖撒洛尼卡是卡洛·约翰最后施加于人的灾难，竟然使自己遭到报应。他夜间在御帐中休息时遇刺身亡，将领(或许就是凶手)发现他浸浴在血泊里，亨利之死被归因于圣德米特里乌斯用长矛的一击，因而获得异口同声的赞美。[252]经过几次胜利以后，审慎的亨利与暴君的继承人以及尼斯和伊庇鲁斯的希腊君王，终于签订光荣的和平条约。即使割让一些有争议的领土，还是为自己和手下的诸侯保住了一个广大的王国。
他的统治仅延续了10年而已(公元1206年8月20日—1216年6月11日)，促成了一段短暂的繁荣和平时期。他的作为远超过鲍德温和卜尼法斯狭隘的政策，毫无拘束地将政府和军队的重要职位授予希腊人。这种宽厚的情操和做法来得及时，尼斯和伊庇鲁斯的君王准备用利诱的方式，使那些贪财的拉丁人成为忠勇的佣兵为他们效命。亨利的目标是将优秀的臣民团结起来给予应得的酬劳，不论他们是哪个民族或说哪种语言。但是他对两个极不兼容的教会，倒是不急着完成它们的合并。贝拉基乌斯是教皇的代表，他的言行举止就像是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曾经下令禁止使用希腊人的礼拜仪式，摆出固执的态度强制征收什一税，称颂圣灵的赞美诗要用双倍的行列，盲目服从罗马教皇的指示。
弱势的派别诉诸良心的责任，恳求宗教自由的权利。他们说道：“我们的肉体受恺撒的统治，但是唯有我们的灵魂属于上帝。”皇帝用坚定的意志阻止宗教迫害的行为。要是我们相信这样一位君王竟然被希腊人毒死，那么就会对人类的恩情和感激抱着不屑一顾的念头。他作战的剽悍是一种世俗的特质，与其他骑士并没有多大不同。然而亨利拥有“仁者之勇”的美称，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竟敢反对教士的傲慢和贪婪。在圣索菲亚主座教堂，他把帝座置放在教长的右边，这种僭越行为引起教皇英诺森三世严词指责。他颁布了一道有利后世的诏书禁止领地的转让，这是有关“永代让与”法规的第一个案例。很多拉丁人想要返回欧洲故土，就将产业让与教会以获得永生或尘世的报酬，这些神圣的土地立即被免除军事的服役，一个殖民地的士兵逐渐变成一大群教士。
五、科特尼的彼得与其子罗伯特的不幸下场(1217—1228A.D.)
光明磊落的亨利为了防卫一个幼儿的帝国(这个国王是他朋友卜尼法斯的儿子)，结果自己在帖撒洛尼卡逝世。法兰德斯伯爵的男性世系不过经历了君士坦丁堡的最初两位皇帝就已经断绝，他们的姐妹约兰德是一位法兰西诸侯的妻子，也是很多子女的母亲，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匈牙利的安德鲁国王，是勇敢和虔诚的十字军斗士。罗马尼亚的贵族拥护他在拜占庭登基称帝，认为可以获得邻近一个善战王国的大力支持，但是生性审慎的安德鲁尊重继承的法规。拉丁人邀请约兰德公主和她的丈夫欧塞尔伯爵科特尼的彼得前来继承东部帝国。彼得的父亲有皇家的血统，母亲是贵族出身，使他以法兰西国王嫡亲表兄弟的关系被推荐给他们的贵族。何况他有良好的声誉和庞大的产业，在镇压艾伯塔异端的血腥十字军行动中，士兵和教士对他的诚信和英勇有很好的口碑。君士坦丁堡擢升一个法兰西的皇帝，只有虚荣成性的人才可能大声赞誉。但行事谨慎的君子对彼得身居危险而令人憧憬的高位，只会同情，不会产生嫉妒之心。
彼得为了保证能获得头衔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不惜变卖或抵押最好的产业筹措足够的用项。他那生性慷慨的皇家亲戚腓力·奥古斯都，本着权宜之计和骑士精神，率领140位骑士、5500名下级武士和弓箭手，越过阿尔卑斯山。经过一番考量以后，教皇霍诺雷斯三世[253]被说服愿意为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加冕(公元1217年4月9日)，但是举行典礼的教堂不能位于城内，以免产生误会，以为他对帝国古老的都城曾经暗示或授予任何统治权力。威尼斯人保证将彼得和他的军队安全运过亚得里亚海，也把皇后和她的4个儿子送到拜占庭的皇宫。但是威尼斯人要他从伊庇鲁斯藩王的手里收复都拉斯，作为他们服务的代价。伊庇鲁斯王朝第一代的君王是米凯尔·安吉拉斯或称科穆尼努斯，他的权力和野心全由狄奥多尔继承，这个合法接位的弟弟已经威胁且侵入了拉丁人所建立的国家和帝国。
皇帝负起他的责任，在发起无效的攻击以后撤围而去，从事漫长而危险的行程，从都拉斯经由内陆抵达帖撒洛尼卡。他很快在伊庇鲁斯的山区面临败北的危机，所有的关隘都有重兵把守。他的给养消耗殆尽，敌人用狡诈的谈判使他受到延误和欺骗，等到科特尼的彼得和罗马的教皇代表在宴会中被捕，法兰西军队在失去领导者和希望以后，急着交出武器换取赦免和面包这些并不可靠的承诺。梵蒂冈大为震怒，威胁邪恶的狄奥多尔，他会受到尘世和天国的报复。被俘的皇帝和他的士兵没有人出面说话，教皇的谴责只是因为他的代表被监禁，一旦教士被释放，并得到宗教方面听命的承诺，立即让教皇感到满意，马上原谅伊庇鲁斯的藩王并且给予保护。狄奥多尔用专断的指挥才能和部队的庞大实力，使威尼斯人和匈牙利国王断绝解救的念头。只有自然死亡或过早逝去[254]，才会让科特尼的彼得从毫无希望的囚禁状况中获得自由(1217 A.D.—1219 A.D.)。
合法的君王不在宫廷而且下落长久不明，身为妻子或孀妇的约德兰仍然抱着希望，所以拖延新皇帝即位的宣告。她在去世前处于悲伤的状况，生下一个遗腹子取名为鲍德温，是君士坦丁堡最后也是最不幸的拉丁君王。他从出生起就得到罗马尼亚贵族的钟爱，整个幼年时代一直为未成年的问题拖延不决，他要求的继承权利为年长的兄长所取得。几个儿子中的长子是科特尼的菲利普，从母亲那里继承那慕尔作为他的领地，凭着个人的智慧，情愿做一个实权的侯爵也比继承一个虚幻的帝国要强得多。在他拒绝以后，彼得和约兰德的第二个儿子罗伯特受到召唤，要在君士坦丁堡即位称帝。父亲的前车之鉴使他选择了一条行程缓慢却安全的路线，通过日耳曼再沿着多瑙河前进。他的姐姐嫁给匈牙利国王，使得整个航程通行无阻。教长在圣索菲亚主座教堂为罗伯特皇帝加冕，他的统治是充满灾难和耻辱的时代(1221—1228 A.D.)，这个殖民地被大家称为“新法兰西”，无论在各方面都屈从于尼斯和伊庇鲁斯的希腊人。
狄奥多尔·安吉拉斯靠着背信而非勇气获得一次胜利，领军进入帖撒洛尼卡王国，把卜尼法斯侯爵的儿子、怯弱的德米特里乌斯赶走，在哈德良堡的城墙上面竖起自己的旗帜。他出于虚荣心作祟，在敌对皇帝的名单上面加上三世或四世的称号。帝国剩下的在亚洲的行省，被约翰·瓦塔西斯一扫而空，他是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女婿和继承人，在节节胜利之下统治了33年之久，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表现出高尚的品德。在他的军纪要求和严格训练之下，法兰西佣兵部队的刀剑成为征服最有效的工具。他们从原来服务的祖国逃亡，这也是希腊人的后代子孙会兴旺的征候和理由。等到他打造出一支舰队以后，控领整个赫勒斯滂海峡的航道，占领莱斯沃斯岛和罗得岛，攻击驻守坎地亚的威尼斯人，拦截数量极为稀少的西部援军。拉丁皇帝有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派遣一支军队来迎战瓦塔西斯，这支军队败北以后，将资深的骑士遗弃在战场。
但是一个国外敌人的成功，对于胆怯的罗伯特来说，没有像倨傲的拉丁臣民那样痛苦，这些臣民根本分不清楚到底是皇帝衰弱还是帝国衰弱。他个人的不幸可以证明政府的公权力不彰和那个时代的凶恶残暴。充满爱意的年轻人对希腊新娘很冷淡，她是瓦塔西斯的女儿。他于是将一位美丽的少女接进皇宫，这个女孩虽然有贵族身份，但来自阿图瓦未曾出任官职的家庭，她的母亲羡慕皇家的虚荣，擅自废除与勃艮第一位绅士的婚约。这位男士转爱成恨，就将朋友召集起来，强行闯入皇宫的大门，将女孩的母亲丢进大海，用非常残酷的手法将皇帝的妻子和侍妾的鼻子和嘴唇割掉。这个罪犯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贵族反而公开认同并赞许这种野蛮的行为。[255]不论是作为君王还是男子汉，罗伯特都不可能饶恕对自己的冒犯。他从这座罪恶的城市逃走，哀求教皇主持公道或给予同情。皇帝受到神色冷漠的劝导，教皇要他回到自己的都城。在他能够服从教皇的指示之前，悲伤、羞辱和愤怒的压力已经将他击倒。
六、约翰极其光荣的战绩及鲍德温二世的称帝(1228—1261A.D.)
仅凭匹夫之勇就能从臣民的地位爬升到耶路撒冷或是君士坦丁堡帝王的宝座，只有骑士时代才会产生这种现象。虚有其名的耶路撒冷王国已传到玛丽的手里，她是蒙费拉的康拉德和伊莎贝拉的女儿，阿尔梅里克的孙女。她在公众的欢呼声中，嫁给布里恩的约翰，他出身于香槟一个贵族家庭，根据腓力·奥古斯都的看法，约翰是圣地最杰出的保卫者。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他曾率领10万拉丁人征服埃及，靠着他才完成达米埃塔的围攻，后来的失败应该归咎于使节的傲慢和贪婪。等到他的女儿和腓特烈二世结婚[256]以后，皇帝的忘恩负义使他在一怒之下接受托付，愿意指挥教会的军队。尽管布里恩的约翰年事已高，被剥夺皇室的权利，但他那锋利的长剑和抖擞的精神，仍然时刻准备为保卫基督教世界而战。科特尼的鲍德温在他的兄长7年统治期间，幼稚的性格还没有脱离孩子气，罗马尼亚的贵族感觉十分有必要将王权交到一个男子汉或英雄人物的手中。耶路撒冷在位已久的国王可能对摄政的称呼和职位不屑一顾，他们同意授予他终身国王的头衔和特权(1228—1237 A.D.)，唯一的条件是他的二女儿要嫁给鲍德温，让鲍德温成年后继承君士坦丁堡的帝座。
布里恩的约翰凭着他的名声、他的推选和他的临朝，给希腊人和拉丁人带来莫大的期望。大家都崇拜他那英勇的神态、年过80仍然硬朗，朝气蓬勃保持着超乎常人的极其魁梧和伟岸的身材。[257]但是贪财重利和好逸恶劳的念头似乎冷却了他的雄心壮志，军队都已解散，2年的时间白白浪费，没有任何行动和建树。直到尼斯的瓦塔西斯和保加利亚国王阿扎恩危险地结盟，才使他清醒过来。他们从海上和陆地两面包围君士坦丁堡，分别率领一支10万人的大军和300艘战船的舰队。这时拉丁皇帝的军力只剩下160个骑士，以及数量不多的下级武士和弓箭手。我现在提到这件事都感到心惊胆战，这位英雄不去防守城市，反而率领骑兵出击，敌人有48个骑兵队，仅有3个队从他所向无敌的剑下逃脱。他的榜样鼓舞了士气，步卒和市民抢登停泊城墙附近的船只，其中有25艘被大家喜气洋洋地拖回君士坦丁堡港口。在皇帝的召唤之下，这些船只和盟友都全副武装，参加守备的行列，冲破阻挡他们通过的障碍。翌年，他们再次打败同一批敌人。那个时代一些文词粗俗的诗人，将布里恩的约翰比为赫克托耳、罗兰和犹大·马加比，[258]但他们的功勋和他的光荣，都因希腊人的不置一词而受到贬抑。帝国很快失去最后的捍卫者，这位临死的君王渴望穿上方济各会修士的服装进入天堂。
在布里恩的约翰获得两次胜利的战争中，那位受他监护的鲍德温，我未曾发现他有任何功绩，也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他在那时已到达服役的年龄，在养父逝世后继承他的宝座(公元1237年3月23日—1261年7月25日)。这位皇家年轻人被授予更适合他个性的使命，被派去拜访法兰西国王的西部朝廷，尤其是教廷的所在地，希望他的天真坦诚和所受苦难能激起同情心，获得一些人员或金钱的援助，解救濒临灭亡的帝国。他曾经3次从事乞师列国的工作，每次他都故意拖延时间迟迟不肯返国，25年的统治中在国外度过的年头比国内还要多，皇帝认为没有一个地方，比起他的故乡和首都使人感到更不自由和缺乏安全感。在某些公共场合，奥古斯都的称号和紫袍的荣耀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还有就是在里昂的大公会议上，腓特烈二世被废黜，并被判处破门罪，鲍德温身为东部的共治者，最大的礼遇是能坐在教皇的右手边。
多少次这位出亡者、流浪汉和皇家乞丐到处打躬作揖、腼腆求情，遭到自己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白眼。他第一次出访英格兰，在多佛受到拦阻和严辞谴责，竟然说他未得许可擅自进入一个独立王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耽误以后，鲍德温终于获准继续他的旅程，各方对他的接待都很冷淡，临别时他还要为700马克的礼物一再表示感激。他从贪婪的罗马只能得到十字军的一纸公告，以及教会恩典所赐予的一笔财富，那些钱币因为发行和使用的浮滥，在流通的市场上已经贬值。家世出身和流离颠沛使他得到慷慨的表兄路易九世的青睐，但是这位圣徒想要在军事上有番作为，却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埃及和巴勒斯坦。鲍德温只有出售最后的世袭产业，就是那慕尔侯爵和科特尼领主的封地，[259]暂时缓解公众和他个人所处的贫穷困境。他只有接受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带领一支3万人马的军队再度回到罗马尼亚，由于希腊人的恐惧心理，夸大了部队兵员的数量，将之翻倍。最初送到法兰西和英格兰的信息是他的胜利和希望，他所侵入的国家离首都只有3天的行程，如果能够顺利夺取一座虽然没有名气但重要的城市(很可能是契奥利)，不仅边境能得到安全，进出也更为容易。但是这些希望(假定鲍德温说的真有那么一回事)很快像春梦一样消失，法兰西的军队和钱财在他无能的手里折损殆尽。靠着与土耳其人和科曼人极不光彩的联盟，来保护拉丁皇帝的宝座：他为了笼络土耳其人，同意将侄女嫁给朝廷设在科尼不信上帝的苏丹；同时为了讨好科曼人，答应他们使用异教的仪式，在两军的阵前杀狗献祭，双方歃血为盟以保证彼此的忠诚。[260]
这位奥古斯都的继承人已经穷困到难以维生的地步，将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和监狱的空屋拆除作为冬天的燃料，剥下教堂的铅皮应付日常的开支。一些意大利的商人放给他高利贷，极尽刻薄之能事，腓力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被当作借债的保证抵押在威尼斯。衣食不周的确不幸，但是财富是相对的。一位家用原本富足的君王因为需求的增加，饱尝贫穷带来的焦虑和痛苦。
虽然处于难堪的苦难之中，皇帝和帝国还拥有一件相当珍贵的财宝，基督教世界的迷信使它具备非常奇特的价值。真十字架的身价因不断地分割而降低，长期留在异国，与不信上帝的人在一起。东部和西部拿出那么多的真十字架碎片，这种行为自然会有人产生怀疑。但是耶稣受难的另一件遗物保存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家礼拜堂，那顶戴在基督头上的荆棘冠冕同样价值连城而且货真价实。从前埃及的债务人经常使用的办法，是将父母的木乃伊当作贷款的抵押品，出于荣誉和宗教方面的顾虑，到期一定会赎回。在类似的状况之下，罗马尼亚的贵族趁着皇帝不在朝中，就用神圣的荆棘冠冕当作抵押，借到13134块金币。[261]后来他们未能履行契约，威尼斯一位名叫尼古拉·奎里尼的富商愿意为他们垫款，支付给急着要求还钱的债权人，条件是他们如果无法在一个短暂而确定的期限之内赎回作为抵押的遗物，物品就要留在威尼斯成为永久的财产。
这些贵族将苛刻的条件和面临的损失报告皇帝，帝国无力拿出7000镑的赎金，鲍德温急着从威尼斯夺回宝物，好用光荣而高昂的价格交到虔诚的基督教国王手中。然而谈判带来很微妙的难以处理的问题。哪位圣徒要购买遗物，便触犯买卖圣物牟利罪，但是如果能改变这种表达的方式，他便可以合法地清偿债务、接受馈赠和履行义务。他派出两位多明我会的修士作为使节前往威尼斯，要去赎回神圣的荆棘冠冕，圣物不久之前才逃过海上波涛和瓦塔西斯战船截夺的危险。他们打开木箱，发现里面有一个圣物柜贴着元首和贵族的封条，存放着一个装着耶稣受难遗物的金瓶。威尼斯勉强屈服于正义和实力的要求；腓特烈皇帝同意给予他们礼遇让他们光荣地通过国土；法兰西宫廷前往香槟的特鲁瓦，虔诚迎接价值无法估算的神圣遗物。国王赤脚只穿一件内衫，亲自捧着圣物，用凯旋的行列穿过巴黎城，还用1万银马克的赠款弥补鲍德温的损失。
成功的交易促使拉丁皇帝想用同样合算的条件，处理皇家礼拜堂一些剩余的品项。[262]像是真十字架很大部分的实物，圣子的婴儿衣物，耶稣受难的长矛、海绵和铁链，摩西的手杖，施洗者圣约翰的部分头盖骨。圣路易为了接纳基督教的精神宝藏，花了2万银马克，在一个庄严的地基上兴建神圣的巴黎皇家礼拜堂，赋予布瓦洛的缪司不朽的称号，让人感到十分可笑。任何人都无法提出证据证明遥远的古代遗物真实无虚，只有认为遗物曾经产生奇迹的教徒才会确信无疑。大约在上个世纪的中期，有一个人罹患无药可治的肿瘤，被用神圣荆棘冠冕的刺轻触一下立即痊愈[263]，法兰西最虔诚和最理性的基督徒曾经证实这件异闻。除了那些对宗教的轻信抱着抗拒到底的人，谁也不能证实这种奇迹绝无可能。[264]
七、希腊人大举进击驱逐拉丁人光复君士坦丁堡(1237—1261A.D.)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265]四面受敌，形势岌岌可危，延迟败亡的唯一希望在于，他们的敌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发生内讧。尼斯皇帝瓦塔西斯的优势兵力和策略，使他们仅有的一点希望也为之粉碎。在瓦塔西斯的统治之下，从普罗蓬提斯内海到潘菲利亚的岩石海岸，整个亚洲地区保持着繁荣与和平，每一次战役的结果都扩大了他对欧洲的影响力。多山的马其顿和色雷斯那些坚固的城市，都从保加利亚人的手里被解救出来，这个王国现有的已确定的国界，开始沿着多瑙河南岸延伸。罗马唯一的皇帝不能容忍伊庇鲁斯的领主、西部科穆宁王朝的王侯，竟敢出来争夺或分享紫袍的荣耀。谦恭的德米特里乌斯改换靴子的颜色，满怀感激地接受地区统治者的称号。这样一来自己的臣民为他的卑劣和无能所激怒，向他们最高的主子瓦塔西斯请求保护。经过一番抵抗以后，帖撒洛尼卡王国并入尼斯的帝国，瓦塔西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统治了从土耳其边界到亚得里亚海的广大版图。欧洲的君主全都尊重他的才能和实力，如果他愿意签署一份正统教义的信条，教皇就会毫不勉强地放弃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宝座。
然而，瓦塔西斯逝世，接位的儿子狄奥多尔的统治短暂而多事，他的孙子约翰年幼无能为力，延迟了希腊人的复国行动。我在下一章要叙述国内的重大变故，在这里只能提到，监护人和共治者米凯尔·帕拉罗古斯野心勃勃(公元1259年12月1日)，的确表现出一代新王朝奠基者的德性和罪恶，年轻的君王深受他的压迫。自我安慰的鲍德温皇帝认为，用无约束力的谈判可以收复一些行省和城市。他的使臣在尼斯受到嘲弄和藐视以后只能铩羽而返。他们提出很多希望能够归还的地方，帕拉罗古斯指出，由于非常特殊的缘故，这些地方在他看来，不仅非常可爱而且让他珍惜：有一个地点是他的出生地，还有一处是他擢升军事指挥官的地点，再有就是享受狩猎乐趣的位置，他希望能长远保有这种福分。极为惊愕的使臣问道：“那你准备将哪个地方交还我们呢？”希腊人回答道：
什么都没有，寸土尺地都不给。如果你们的主子真心寻求和平，就让他每年付给我贡金，额度是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和关税收入。答应这个条件，我就同意他继续统治。要是他拒绝，我只有诉诸战争。我对用兵可不是外行，一切全靠上帝和武力来解决。
帕拉罗古斯对伊庇鲁斯暴君的一次远征，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在获得了一次胜利以后，他紧接着遭遇了一场败北；科穆宁家族和安格利家族在他的斩草除根和统治以后，还能在山区幸存；而亚该亚的君王维尔哈杜因被俘，则使拉丁人失去了他们行将毁灭的王国的最活跃、实力最强的诸侯。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共和国第一次的海上交锋，是为了争夺东部海域和贸易的控制权。骄傲和利益使威尼斯人投身于君士坦丁堡的守备工作，他们的对手则一心想要促成希腊人的计划，热那亚人与分裂主义的征服者结盟，使得拉丁教会极为愤慨。[266]
米凯尔皇帝全心全力要达成远大的目标，亲自巡视色雷斯的部队训练，以及加强工事整备。拉丁人的残余队伍被驱离最后一个据点。他攻打加拉太的郊区，没有成功，与一位想要反叛的贵族建立联系，事后证明贵族没有意愿或是缺乏能力，无法开启这个大都会的城门让他进去。次年春天，备受赏识的部将阿历克塞被授予恺撒的头衔，奉命带领800名骑兵和若干步卒，[267]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执行秘密的远行任务。他接到的命令是要他尽量接近这座城市，进行探听和侦察，但是绝不能冒失行动，以免引起危险和状况不明的交战。在普罗蓬提斯海到黑海之间相邻接的地区，有一群吃苦耐劳的农民和罪犯在讨生活，他们经常操练各种武器，没有确切的效忠对象，语言、宗教和眼前利益使他们比较倾向于希腊人。他们被称为“志愿军”[268]，自动投效以后，加上色雷斯的正规部队和科曼人的协防军[269]，阿历克塞的兵力扩大到2.5万人。志愿军的热诚积极和阿历克塞自己的雄心壮志，使得恺撒不再忠实执行主子的命令，相信只要获得胜利就能赢得国君的宽恕和奖赏。
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防务空虚和拉丁人的色厉内荏，这些“志愿军”早已看在眼里，认为目前是出击和攻取城市的最佳时机。威尼斯殖民区的新总督是一名行动鲁莽的年轻人，率领30艘战船和最精锐的法兰西骑士启航，对达弗努西亚进行非常任性的远征行动，这座城市位于黑海沿岸，相距有40个里格。剩下一部分的拉丁人失去自卫能力，也不明了自己的处境。他们接到的信息是阿历克塞已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由于知道他原来的兵力并不强大，所以并不感到忧虑，对于后来增加的数量，没有采取审慎的做法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时志愿军提出意见：
如果他留下主力作为行动的支撑和后援，就可以率领精选的队伍利用暗夜掩护前进。在城墙最低的位置架云梯时，他们确定有一名年老的希腊人会带领他们的同伴从地下通道到达他的家中。他们很快从内部在金门打开一条进出的通路，这样一来，在拉丁人还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前，征服者已经进入城市的中心。
经过一番讨论以后，恺撒完全听从志愿军的主张，他们都是可靠、英勇和善战的士兵，刚才在叙述计划时，我已经提到他们对计划的实施和最后的成就。但等到阿历克塞通过金门的城门口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不禁急得全身发抖，马上停下来再三考虑。不顾一切的志愿军催他赶快前进，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现在要是撒手不干，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危险。就在恺撒指挥正规部队排列阵式时，科曼人向四面散开，警报的号角已经吹响，纵火和抢劫的威胁迫使市民要马上做出决定。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记起那些本土的统治者，热那亚商人是他们的新盟友也是威尼斯人的仇敌，城市每个区域都武装起来，空中回响起一致的呼叫声音：“罗马神圣的皇帝，米凯尔和约翰胜利万岁!”
他们的死对头鲍德温被喊声惊醒，然而最凶险的情势也无法鼓舞他的斗志，让他拔出剑来保卫这座城市。对他而言，即使主动放弃这座城市，也只会感到欣慰而不是遗憾。他从皇宫逃到海边，正好远远看到回航的舰队，他们远征达弗努西亚无功而返。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公元1261年7月25日)是无可挽回的命运，拉丁皇帝和显要的家族全都登上威尼斯的战船，发航开往埃维亚岛，后来又驶向意大利。这群流亡的皇室成员受到教皇和西西里国王的款待，主人的脸上难免流露出藐视和怜悯的神色。从君士坦丁堡沦陷到他逝世，他花了13年时间乞求正统基督教强权国家出兵帮助他登基复位。这种受人白眼的遭遇他在年轻时早已经历过，最后这次的流亡比起前3次到欧洲宫廷的朝拜，并不见得更为困苦或羞辱。他的儿子菲利普是一个帝国的理想继承人，菲利普的女儿凯瑟琳嫁给瓦罗瓦的查理，是法兰西“仁君”菲利普的弟弟，也将继承权带走。科特尼家族通过一系列与皇室的联姻始终名列皇族世系中，直到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头衔过于显赫，不容与平民的姓氏掺混，才在无声无息间消失并被人遗忘。
八、七次十字军东征产生的结果和对后世的影响
上面已经叙述了拉丁人到巴勒斯坦和君士坦丁堡的远征行动，以及几次意义重大的十字军东征，我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应该就他们所到过的国家和参与其事的民族，提出主要的结果和产生的影响。法兰克人的军队刚刚撤走，埃及和叙利亚的伊斯兰世界虽然还保持对他们的回忆，却已抹除了所有的印象。先知那些虔诚的门徒从来没有产生过亵渎的念头，想要去研究偶像崇拜者的法律或语言。他们在和平与战争期间与西部不知名的陌生人来往，原来简朴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没有因而产生丝毫的改变。自视甚高，其实不过是妄自尊大的希腊人则表现得不那么固执呆板。他们为了光复失去的帝国，尽一切努力效法敌人的骁勇、纪律和战术。他们对西方的现代文献和学术大可以抱着藐视的态度，但是这些文献和学术所产生的自由精神，却可能让他们更多地理解人权问题。他们以法兰西人为榜样，建立了一些公众和私人生活的制度。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的通信来往可以传播拉丁语文的知识，一些先贤的著述和古典的作品终于有幸出现希腊文译本。但是迫害的行动激起东方人产生民族和宗教的偏见，拉丁人的统治使两个教会的分离已成定局。
如果我们将十字军时代欧洲的拉丁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就相关的知识、产业和技艺做一番比较，我们那群粗野的祖先就要落到三等民族的地位。至于后来的进步和现在的领先，可以归功于奋发图强的性格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而那些更为优雅的对手对这方面毫无所悉，以致处在停滞的状态，甚至产生退化的现象。拉丁人具备的这种特质，应该能使他们从一连串重大事件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世界的光明远景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并使他们与更为开化的东部地区长久保持频繁的交往。首要的、最明显的进步是贸易和生产，这方面的技艺出现强烈的诱因，主要是对财富的渴求、出于生活所迫的需求以及欲念或虚荣的满足。在一群不用头脑的宗教狂热分子当中，一个俘虏或朝圣者有时可能会留意到开罗和君士坦丁堡精致和悠闲的生活。谁要是第一个引进风车[270]，就会成为许多民族的恩人。要是大家只知享受恩泽而不知感激，历史倒会不厌其烦地记载，曾经作为奢侈品的丝绸和蔗糖从希腊和埃及传入意大利。但是拉丁人对智慧的需要在感受和供应方面都比较缓慢，欧洲激起研究和求知的热情，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以及受到近期发生的事件的影响。
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他们对于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文献和学术根本视若无睹，一些数学和医学方面的入门知识可能通过实践和借助一些图表被传播开来。商人和士兵这些庞大的职业基于需要也产生了若干译者，但是东方的商业并没有将与他们的语言有关的知识和研究传入欧洲的学校。如果一种类似的宗教原则驳斥了《古兰经》的语言形式，就会激起他们的耐性和好奇，想去了解《福音书》原文的含意，相同的文法就会使人能理解柏拉图深邃的思想和荷马优美的诗句。然而在60年的统治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对于臣民的语言和学术始终不屑一顾，手稿和抄本是本地人士唯一可以享受的财富，不会遭到忌恨或抢夺。西部的大学确实把亚里士多德奉为贤哲之士，但是这个亚里士多德却来自蛮荒之域。身为拉丁的门徒弟子不去溯本追源，只是从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和摩尔人那里，用谦恭的态度接受讹误过多和距离遥远的译本。
十字军东征的基本原则是野蛮的宗教狂热，最重要的成果一如发起的原因。每名朝圣者抱持最大的野心，要获得希腊和巴勒斯坦的圣徒遗物，将之当成神圣的战利品凯旋，[271]每件遗物前前后后都必然伴随着一连串的奇迹和显灵。新兴的神话传说败坏正统基督教的信仰，原有的运作方式也受到新的迷信行为影响。像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各种僧侣修道会的创办、恩典和赦罪的滥用以及偶像崇拜最后的发展，全都从圣战有毒的源泉中涌现出来。拉丁人的理性和宗教的生命被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攫走，如果说9世纪和10世纪是黑暗的时代，那么13世纪和14世纪就是荒谬和神话的时代。
罗马帝国的北方征服者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耕耘肥沃的土地，不知不觉与省民混杂在一起，使得古代的技艺从灰烬中复燃。他们大约在查理曼大帝时代定居下来，能获得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安定。等到一群新的侵略者将他们推翻，蜂拥而至的诺曼人、萨拉森人[272]和匈牙利人又使欧洲西部国家陷入过去混乱和野蛮的状态。大约在11世纪时，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战败被逐或是改变信仰，第二次的风暴才慢慢平息。文明的潮汐长期处于低落的状态，现在开始以稳定和加快的速度流动起来，新生的一代面前是一幅更美好的远景，充满着和平的希望和成功的机会。在十字军东征的200年间，欧洲经济增长幅度极大，社会发展的速度更为加快。有些哲学家赞扬这些圣战的有利影响，但是就我的看法，圣战只会妨害而不是促进欧洲的稳定和成熟。[273]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和劳力葬身东部，要是用来发展自己的国家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勤劳和财富累积的资本将充分满足航运和贸易的需要；拉丁人与东部各地区真诚和友善的交往，不仅会使他们更富有，也会让他们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平。
我从另一方面倒是看到十字军东征的偶然作用，不是产生实际利益而是消除某些罪恶。大部分欧洲居民是土地的农奴，没有自由、财产和知识；只有相对而言数量很小的教士和贵族两个阶层，才够资格称为市民和人。这种阶级压迫的体系靠着教士的策略和贵族的刀剑来维持。在更为黑暗的时代，神职人员的权威成为有效的解毒剂，他们防止文字的彻底绝灭，安抚野蛮时代的残暴凶狠，保障贫苦老弱的身家性命，重建文明社会的和平秩序。但那些封建领主的各自为政、掠夺行为和纷争四起却乏善可陈，勤奋和改革的希望为军事体制的贵族政治挥出的铁拳所击得粉碎。在摧毁这座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物的主要原因中，十字军东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些花费巨大和危险万分的远征行动中，贵族耗尽家产，整个家族经常随之颓废。贫穷使他们无法保持自负与傲慢，签署自由契约打开了奴隶的枷锁，保证农民能拥有田地，工匠能拥有作坊，社会中人数最多和用处最大的部分能够逐渐恢复物质和精神上应享有的权利。森林大火烧毁了高大和干枯的树木，为地面上形体较小而用处更大的植物提供了日照充分的生长空间。
九、埃德萨、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科特尼家族史(1020—1152A.D.)
科特尼的彼得和他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鲍德温，成为身登大宝的皇帝，统治君士坦丁堡。这个源远流长的家族[274]有三个主要的旁支，分别在埃德萨、法兰西和英格兰保持皇室的地位。只有英格兰的家族在这场大变革以后，还继续延续了800年之久。
贸易能散播财富，而知识能摒弃偏见，在贸易和知识尚未获得蓬勃的发展之前，家世的特权具备强大的声势，大家不得不俯首认同。在每一个时代，日耳曼的法律和习俗都严格区分社会的阶层，公爵和伯爵享有查理曼大帝的帝国，他们的职位变成可以传承的产业，每位有采邑的领主可将他的官衔和武力遗赠给子女。即使是最自负的家族，对于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无法追溯祖先的渊源，都认为是必然之事。即使按家谱的记载，他们的先世极为飞黄腾达，但实际却还是平民出身。他们的历史学家知道，要想用别号、纹章和可信的记录来确定任何嫡系的继承，只能确认公元10世纪以后的家世。从历史射出的头几道光线中，[275]我们发现一位法兰西骑士阿索的高贵和富有：他的贵族身份来自于他那位默默无闻的父亲所拥有的阶级和头衔，他的富有资财从他在加提诺瓦地区建立科特尼城堡可以推知，这个地方大约在巴黎的南边56英里。从休·卡佩的儿子罗伯特统治的时候开始，君王直属的诸侯当中，科特尼的贵族相当引人注目。
乔斯林是阿索和一位贵夫人的孙儿，成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英雄人物。姻亲关系(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使他追随布鲁日的鲍德温，即另外一位埃德萨伯爵。乔斯林凭着建立的功勋接受面积广大的采邑和封地，靠着为数众多的好战的追随者可以维持下去。他的表兄弟离开以后，乔斯林被授予埃德萨伯爵的头衔，控领的疆域跨越幼发拉底河两岸地区。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人口的数量获得拉丁和叙利亚臣民的补充，仓库装满谷物、酒类和食油，城堡里存放金银财宝、武器和马匹。在这场长达30年的圣战中，他受到命运的摆布，先是成为征服者，之后又成为俘虏。他最后像军人一样死在战场上，在他参与的最后一场战争中，他坐在马背的舁床上率领军队出阵，临死前望着士兵与土耳其侵略者的战斗，这些敌人竟然趁他老朽虚弱大胆入寇。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有相同的名字，作战骁勇，然而缺乏高度的警觉心，他有时会忘记国君的职责，那就是国家的主权同样要靠计谋和手段来保有和维持。他没有确保自己与安条克王子的友谊，就去挑战土耳其人的敌对行动。在叙利亚的图尔贝赛尔[276]处于和平和奢华的环境当中，乔斯林二世忽略了在幼发拉底河对岸保护基督徒的边区。
曾吉是最早的阿塔贝克，趁着乔斯林二世不在国内，包围并强袭攻破他的都城。埃德萨的防务极其薄弱，只靠着一群胆怯而不忠的东方人进行防卫。法兰克人收复城池的作战被大胆的出击打得溃败而逃，科特尼的君王在阿勒颇的监狱中了却余生。他仍旧留下相当庞大而富饶的世袭产业，但胜利的土耳其人对于弱势的孤儿寡妇，还是穷追猛打丝毫不肯放松。他们获得数额很高的年金以后，在羞辱的状况下把防卫的责任转让给希腊皇帝，丧失拉丁人征战所获最后残余的领地。成为寡妇的埃德萨伯爵夫人带着两个子女退隐到耶路撒冷。她的女儿阿格尼斯成为国王的妻子，她与阿格尼斯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她的儿子乔斯林三世接受了总管的职位，这是王国最高的位阶，在巴勒斯坦保有新的产业，麾下有50位骑士为他服务。无论是与和平还是与战争有关的事务，出现他的名字就是获得荣誉的保证。最后他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失陷中销声匿迹，两个女儿分别与法兰西和日耳曼的贵族结婚以后，科特尼的名号在埃德萨的旁支已经完全绝灭。[277]
当乔斯林二世统治的地区越过幼发拉底河时，他的兄长米洛依然停留在塞纳河附近，维持着祖先遗留的城堡。这位米洛是乔斯林一世的儿子、阿索的曾孙，后来他的城堡为雷纳或称雷吉纳德所继承。他有3个儿子，以雷纳最为年轻。最古老家族的编年史中必定很少提到才德方面的事项，在一个非常久远的年代，他们自豪于掠夺和暴力的行为，无论如何，只有在勇气和权力方面据有优势才能犯罪。科特尼的雷吉纳德在商人已经交齐了他所要求的关税后，依然在桑斯和奥尔良洗劫并囚禁了他们，后代子孙可能会为祖先公开当强盗感到羞愧。他认为这些罪行是光宗耀祖的事，大胆的罪犯拒不听从归还商人和钱财的命令，直到香槟的摄政和伯爵准备率领军队前去清剿。1雷吉纳德将产业传给他的长女，将这个女儿许配给国王“胖子”路易的第7个儿子，他们的婚姻以瓜瓞绵绵著称于世。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兵能够高攀皇家的门第，法兰西的彼得和科特尼的伊丽莎白的后裔，乐于享用高贵家世的头衔和地位，但是这些合法的权利长久以来受到忽略，最后还被否认。第2个旁支遭到羞辱是出于下面几点原因：
其一，在所有现存的世家中，年代最为古老、名声最为显赫的要数法兰西皇室，占据宝座的时间已超过800年，从公元9世纪的中叶起男性世系就一直绵延不绝，而在十字军的时代，法兰西王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同样受到尊敬。但是从休·卡佩到彼得的婚事，5个王朝或世代转瞬而过，古老的头衔已有朝不保夕的现象，要想像祖先那样永保富贵，每一代的长子都要早做筹谋。法兰西的贵族对于皇家嫡系的旁支世家，长久以来都保持着优势。但在[278]2世纪时，世袭的荣耀已经分散，即使是血脉最远的候选人都在竞争继承的权利，就是具备皇家血统也不保证可以获得。
其二，科特尼的贵族自认有很高的地位，在世人眼中也是如此，他们将义务强加在国王的儿子身上，要求他娶他们的女儿为妻，所有的后裔都要使用她的姓氏和纹章。一个女继承人与位阶较低或同阶的人员结婚时，通常需要也会同意交换姓氏和纹章，但是随着他们皇室血统的不断延续，到“胖子”路易的儿子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记不清母系的祖先。新一代的科特尼家族就会丧失家世所带来的地位，他们出于利益的动机，极力放弃这一家世。
其三，耻辱总比奖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刹那的光亮后紧跟着就是长久的黑暗。我在前面提过法兰西的彼得和伊丽莎白的婚事，所生的长子科特尼的彼得娶了法兰德斯伯爵的妹妹为妻，曾有两任法兰德斯伯爵成为了最早的君士坦丁堡皇帝。彼得很仓促地接受罗马尼亚贵族的推举，他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鲍德温，陆续保有和丧失在东部仅有的拉丁帝国。鲍德温二世的孙女再度使她的血胤与法兰西和瓦罗亚的血胤混合起来。为了维持困难重重而又为时短暂的统治，世袭的产业不是被质押就是被变卖，君士坦丁堡的末代皇帝靠着罗马和那不勒斯每年的接济维生。
年长的兄弟在浪漫的冒险行动中耗尽了他们的财富，科特尼家族的城堡落在平民身份的主人手里，旁支世系的后裔使用收养的姓氏变得更为兴旺。可是耀眼的家世被贫穷和时间掩盖得黯淡无光，法兰西司膳长罗伯特逝世以后，子女从君王的后裔变为贵族的身份，后续的世代只能算是一般的上流阶层而已。在坦雷和香槟尼尔的乡村领主中，已经见不到休·卡佩的后代子孙。有进取精神的子弟投效军旅，也不失为良好的出路，那些不够积极或财产更少的族人沦落为农夫，就像在德勒这一支的堂兄弟一样。这些皇家的贵胄在400年的黑暗时代，更为潦倒失意而且每况愈下，他们的宗谱不再出现在王国的编年史中，需要负责纹章的官员和谱系学家费很大工夫才能找出来。
16世纪末叶，随着一个几乎和他们同样悠久的家族的登极，科特尼家族高贵的精神再度复苏，他们的贵族身份和地位遭到质疑，激起他们郑重宣告自己具有皇族的血统。他们向亨利四世提出申诉，请求他主持正义和给予同情，从意大利和日耳曼的20位律师那儿获得有利的理由，用谦逊的态度将自己看作大卫王的后裔，他们的特权没有因时光的流逝或木匠的职业而受到损害。可是大家对于合法的权利要求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吹毛求疵。波旁王朝的国王用瓦罗亚的疏忽作为辩白之辞，目前这位君主的血统更为高贵，否认与卑微的家族有联姻的关系。议会没有拒绝他们提出的证词，用武断的差别待遇擦去非常危险的先例，确定圣路易是皇家血胤最早的始祖。他们多次提出申诉和抗议，世人始终置之不理。直到18世纪，家族最后一位男性继承人死亡，才结束了几百年毫无希望的追诉行动。[279]他们为良知血性的德行感到自傲，对于痛苦和渴望的境遇能产生缓和的作用。他们严词拒绝财富和恩宠的诱惑，濒临灭亡的科特尼贵族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儿子，要是这位年轻人为了尘世的利益，竟敢放弃有法兰西血统的合法君王应有的权力和头衔。
根据福特大修道院古老的登记资料，德文郡的科特尼家族的先世是弗洛鲁斯王子，是彼得的第二个儿子，也是“胖子”路易的外孙。我们的古文物学家康登和达格达勒，对于僧侣出于感激或被收买而发出的虚构之词，抱着极为尊敬的态度。但是这很明显在事实和时间两方面都有矛盾之处，这个家族有强烈的理性和自尊心，现在已经拒绝接受这个出于想象的始祖。真挚的历史学家相信，科特尼的雷吉纳德将他的女儿许配给国王的儿子以后，放弃了在法兰西的全部领地和财产，从英格兰的国君那里获得第二任妻子和新的继承权。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亨利二世在军营和军议中表彰过一个名叫雷吉纳德的贵族，他家族声名显赫且军功卓著，应该是来自法兰西的科特尼这个家族。封建的领主可以运用监护权，以一位高贵的女继承人的婚姻和产业来酬庸他的家臣。
科特尼的雷吉纳德在德文郡获得了相当大的一份产业，他的后裔居留在那里有600年之久。[280]雷吉纳德的妻子哈维丝，从诺曼贵族布里欧尼斯的鲍德温那里继承奥克汉普顿的爵位，属下有93个骑士为他提供服务，而鲍德温是由“征服者威廉”授予爵位。同时一位女性有权要求担任男性的职务，像是世袭郡长或名誉郡长，或是埃克塞特皇家城堡的警卫队长。他们的儿子罗伯特娶了德文伯爵的姐妹为妻。过了一个世纪以后，里弗斯家族[281]在无人继承的状况下，由罗伯特的曾孙休伊二世继承这个头衔，仍旧被视为地区性的封号。在这220年间，科特尼家族出现过12个德文伯爵，真是风光一时。他们成为王国贵族之首，直到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们才将英格兰议会的首席让位给阿伦得尔的采邑。他们与最高贵的家庭联姻，像是韦雷斯、德斯潘塞、圣约翰、塔波特、波汉，甚至是金雀花王朝的君王。在与兰开斯特的约翰抗争期间，伦敦主教和以后的坎特伯雷总主教都是科特尼家族的成员，他们可能被指控犯了亵渎的背信罪，对于亲戚所具有的实力和数量做不实的陈述。
和平时期的德文伯爵居住在数量极多的西部城堡和庄园中，大宗款项的岁入用于宗教的奉献和殷勤的接待。从爱德华墓志铭上的称呼可以知道，他的不幸在于盲目不知世事，他的德行使他成为一名和善的伯爵。这种道德的格言确实有益世道人心，但是会被毫不考量后果的慷慨所滥用。他和妻子梅布尔带着感激的心情，庆祝结婚55年共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可以从善良伯爵的墓碑上读到：
施者有之
用者得之
留者失之[282]
但是就这一方面来说，他们花费的钱财远超过他们的礼物和日常用度。父亲对于继承人的关心，不亚于对穷人。从他们支付财产转让和依法占有的总额，可以证明拥有的财富极其庞大，他们的后代直到13和14世纪还保有相当地产。英格兰的科特尼家族在战时善尽骑士的职责，建立的功绩值得接受这方面的荣誉。他们经常受到任命负责征召和指挥德文郡和康瓦尔的民兵；伴随最高位阶的领主前往苏格兰的边境；在国外的服役要按规定维持80名全副武装的人员和同样数目的弓箭手，无论是在海洋还是陆地，他们都在爱德华和亨利的旗帜下战斗，他们的名声在战地、比武场和嘉德勋章[283]最早的名单之中，都显得非常突出。3个兄弟享有黑王子在西班牙的胜利。转瞬之间过了6个世代，英国的科特尼家族已学会藐视他们起源的国家和民族。德文伯爵在蔷薇战争中追随兰开斯特皇室，3个兄弟相继死在战场或断头台上。
亨利七世[284]恢复他们的职位和产业，爱德华四世[285]的女儿嫁给科特尼家族的成员，并没有贬低公主的身价。他们的儿子被封为埃克塞特侯爵，受到表兄亨利八世[286]的重用。他在金衣营地的马上与法兰西国君比武，折断了长矛。但亨利的宠爱是失势的前奏，受到罢黜等于发出处死的信号，在猜忌暴君的牺牲者当中，埃克塞特侯爵的地位高贵而且清白无辜。他的儿子爱德华活着时是伦敦塔的囚犯，在帕杜阿的流放生涯中过世。他忽视了玛丽女王暗中的爱意，或许是他对伊丽莎白公主有情，这位英俊的年轻人经历的故事，散发出浪漫的色彩。他的4位姑母结婚后，将剩余的世袭产业转移到陌生的家族。他个人的荣誉和地位仿佛已经被合法撤销，直到后续君王即位后才用特许状的方式予以恢复。
首任德文伯爵休伊的嫡系后裔仍有幸存的子孙，科特尼还有一个较年轻的分支安置在波德汉姆城堡，从爱德华三世统治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400年。他们的产业因爱尔兰土地的改良和补助而得到增长，最近恢复贵族的身份和地位。然而科特尼家族的成员仍旧记得甚为哀怨的箴言，明确宣告这个古老世家的清白无辜，为面临的衰亡命运而哀悼。就在他们为过去的丰功伟业叹息时，对于能感受到的目前的祝福毫无疑惑之心。在科特尼家族编年史漫长的记述当中，最光辉的年代同样是最不幸的时刻。不列颠一位生活富裕的贵族，根本不会嫉妒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地位尊贵的皇帝竟然在欧洲各地漂泊，恳求施舍来支持他们的地位和保护他们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