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一、希腊皇帝阿历克塞的策略运用与影响(1097—1118A.D.)
历史叙述的风格要是能够不过分严肃，我就会把阿历克塞皇帝比为胡狼，跟随在狮子的后面吞食剩余的残骸腐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经过帝国，给他带来恐惧和辛劳，等到法兰克人凭着战功建立勋业，他从而获得后续的利益和丰硕的报酬。靠着机敏的手段和严密的警戒，他确保首次开战就能取得光复尼斯的成果，占领这个战略要地，逼得土耳其人要从君士坦丁堡的周边地区撤离。这个时候的十字军带着目空一切的勇气，向着亚洲的内陆地区进军。靠近海岸的埃米尔都被召唤到苏丹的旗帜之下，狡诈的希腊人趁着这个良好的机会，将土耳其人从罗得岛和开俄斯岛赶走，收复以弗所、西麦拿、萨尔代斯、菲拉德尔菲和拉奥狄凯亚这些主要的城市。阿历克塞将帝国的疆域从赫勒斯滂海峡，扩展到米安得河的岸边和庞非利亚的岩岸。教堂整修一新，重现昔日的光辉，城镇重新建设并加强了守备的力量，土耳其人放弃的地区用大量基督徒补充所需的人口，这些人口都是从更为遥远和危险的边区迁移过来的。
要是他基于这种爱护民众的情操，而将拯救圣墓置于脑后，我们也应该体谅他的苦衷。但是他受到拉丁人严厉的指责，认为他犯了通敌和卖友的罪行。十字军的首领曾经对希腊皇帝立下效忠和服从的誓言，但阿历克塞也答应亲自领军支援收复圣地的行动，至少要提供部队和金钱。现在他很卑鄙地撤军，也解除了法兰克人应尽的义务。刀剑是他们获得胜利的工具，也是独立自主的保证。皇帝倒也没有另作打算，不会想要对耶路撒冷王国重申早已作废的主权要求，[93]但是西利西亚和叙利亚的边界地区现在为他所据有，大军可以长驱直入。十字军的队伍数量庞大，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兵力分散。博希蒙德在一次奇袭中成为俘虏，安条克公国变得群龙无首。赎金使他欠下沉重的债务，那些追随他的诺曼人力量不够，无法击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敌对行动。
博希蒙德在这种不幸的状况下，还能做出最具远见的决定，把安条克的防务交给他的亲戚——忠诚的坦克雷德，再去组织西方的武力对付拜占庭帝国，为了完成这个计划，要继承他父亲吉斯卡尔的遗志，并且要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他很秘密地登船离开，要是我们相信安娜公主记载的故事，那么他是藏身在棺材[94]里才渡过充满敌意的海洋的。他在法兰西受到公众的赞誉，对他的接待非常隆重，他在那里备受礼遇，并与国王的女儿结成连理，带着荣耀的身份归来。当代最英勇的人物都愿接受他这位沙场老将的指挥，于是他率领5000名骑兵和4万名步兵再次渡过亚得里亚海，这些部队来自欧洲最遥远的地域。[95]都拉斯的守备力量、阿历克塞的步步为营、饥馑的大肆暴虐，以及冬季的即将来临，这些使他充满野心的希望受到打击，被金钱收买的联盟部队反叛他的阵营。一纸和平协定[96]使希腊人免于恐惧，这位敌手的死亡终于使他们获得解救。
对博希蒙德而言，平生不受誓言的约束，丝毫不惧危险的恫吓，更不会为成功而感到满足。他的子女继承了安条克公国，疆域受到严格的限制，效忠有明确的规定，塔尔苏斯和马米斯特拉这两座城市被归还给拜占庭帝国。希腊人拥有整个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周边地区，从特拉布宗到叙利亚的门户。罗姆王国的塞尔柱王朝从各方面都与海洋隔绝，并且与他们的伊斯兰教友分离。法兰克人的胜利使苏丹的权势发生动摇，但即使法兰克人一时败北，苏丹的地位也并不稳固。等到丧失尼斯以后，塞尔柱人将宫廷迁到科尼或称伊康，那是个默默无闻的内陆小镇，距离君士坦丁堡有300英里。[97]科穆宁王朝的君主不再为都城受到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对土耳其人发起攻势。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作用，是使得衰微的帝国免于灭亡。
二、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的陆上行动和兵力状况(1147—1189A.D.)
在12世纪有三次重大的迁徙行动[98]，从西部经由陆地的进军前去解救巴勒斯坦。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先例和成就，激励了伦巴第、法兰西和日耳曼的士兵和朝圣者。圣墓得到解救后，又过了48年，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发起第二次十字军，支持面临衰微命运的拉丁人。第三次十字军中，一支强大的军队受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99]的领导，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兄弟在耶路撒冷共同遭到惨痛的损失，使他产生同情之心。三次远征行动就兵力的庞大数量、通过希腊帝国的前进路线，以及土耳其战争的性质和过程这几方面而言，看来都非常类似，要是做一个简短的比较，可以省略重复而冗长的叙述。十字军所表现出的外在无论多光耀夺目，发生的原因和获得的结果始终维持不变，几乎成为一个常态的历史事件，所望达成的目标是防卫或光复圣地，有很多次收效甚微而且与最初的构想天差地远。
庞大的群众亦步亦趋，踩着第一次朝圣者的足迹前进。他们的首领若与布永的戈弗雷和他那些冒险犯难的战友比较，大致出身于相同的阶层，只是名声和功勋远远不及。在队伍的前面招展着勃艮第、巴伐利亚和阿基坦几位公爵的旗帜：前面那位是休·卡佩的后裔，其次是不伦瑞克世系的先祖。米兰的总主教是位世俗的王侯，为了让土耳其人皈依基督教，把教堂和宫殿的财富和饰物全部运走。还有十字军的老将、“伟大”的休和沙尔特斯的斯蒂芬，返回战场履行尚未完成的誓言。他们的追随者形成人数众多和组织杂乱的团体，大致编成两个纵队向前运动。第一个纵队的总人数是26万人，第二个纵队可能有6万名骑兵和10万名步卒。[100]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提出的主张是征服亚洲，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统治者御驾亲征能够鼓舞贵族的士气，康拉德和路易无论就位阶还是个人身份而言，都可以使发起的理由显得更为尊贵，他们的部队更易于维持纪律，然而要封建制度的首长负起领军的责任，可能会使这些期望落空。皇帝和国王有直属的骑兵部队，分别由7万名骑士和陪伴上战场的随员组成。[101]不算轻装部队、农夫编成的步兵、妇女和儿童、教士和僧侣，总兵力不会少于40万人。整个西部从罗马到大不列颠全都要采取行动，波兰和波希米亚的国王服从康拉德的号召。根据谣传总人数达到90万人，希腊人和拉丁人证实的确如此，在渡过海峡或是河流时，拜占庭派遣的探子到后来只能停止计算人数，无穷无尽的行列实在令人感到害怕。[102]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通过地中海进行海上航行，腓特烈·巴巴罗萨的部队数量要较少一些。1.5万名骑士以及同等数量的扈从都是日耳曼骑兵部队的精英分子。6万名骑兵和10万名步卒在匈牙利平原集结，接受皇帝的检阅。经过这样重复计算以后，我们不再为60万的朝圣者感到惊异，在最后的迁徙行动中被轻易相信并记载下来。[103]这种非常夸大的数字只能证明，那个时代的人士对这件事感到极为惊愕。他们的惊愕很好地证明了，的确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群众，但具体的数字并不明确。希腊人对于战争的技术和策略有高人一等的认识，因此广受称誉，他们承认法兰西人的骑兵和日耳曼人的步兵[104]不仅实力强大而且作战勇敢，看到这些外乡人有魁梧的身材，描述他们为刚强善战的种族，目露凶光，杀人不眨眼，会使得整个东部血流成河。在康拉德的旗帜下，有一队女兵身披全副铠甲，用男人的姿势骑在马上，这些“亚马逊女战士”的首领穿着镀金马刺和高统靴，获得“金足女将”的称号。
三、希腊帝国的暗中掣肘以及与土耳其人的战事(1147—1189A.D.)
柔弱的希腊人恐惧于外乡人的数量和性格，夹杂着对他们的痛恨，只是迫于土耳其人的权势，才缓和了这种厌恶的感觉。拉丁人的抨击之辞，倒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认知，那就是阿历克塞皇帝掩饰对拉丁人无礼的不满，消除他们所表现出的敌意，双方愿意讨论那些过分鲁莽的行动，同时为热诚的十字军敞开朝圣和征服的道路。但是等到土耳其人从尼斯和海岸地区撤离，拜占庭的君主不再畏惧远在科尼的苏丹，这时他们对西部的蛮族能够在国内自由通行，难免感到极大的愤慨，这不仅侵犯到主权的尊严，也危及帝国的安全。发起第二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是在曼纽尔·科穆尼努斯和艾萨克·安吉卢斯统治的时期：对于前者而言，情绪非常浮躁，通常带有恶意；后者的身上自然展现出怯懦和胡闹两种性格的结合，没有具备任何优点也毫无功劳可言，只是因缘际会惩处了一个暴君，就趁势据有他的宝座。君主和人民都在暗中打定主意，或是心照不宣地认同一致的行动，那就是用尽各种伤害和压迫的手段来打击朝圣者，至少也要让他们寸步难行灰心丧气。十字军的行事不够谨慎，部队的纪律不够严明，不断地为希腊人提供可用的借口和机会。
西部的国君与拜占庭宫廷签订条约，要求基督教弟兄为他们在国内提供安全的通路和公平交易的市场，双方批准以后，用誓言和人质保证贯彻执行。在腓特烈的军队中，连最贫穷的士兵也能获得3个银马克，以支付路上所需的费用。但是希腊人奸诈和不义的行为违反了所有的保证。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证实拉丁人的抱怨，他爱真理胜过自己的国家。[105]无论是帝国在欧洲还是亚洲的城市，十字军根本没有得到友善的接待，等十字军到来就关闭城门，数量很少的食物都放在篮子里从城墙上吊下来。经验教训或先见之明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怯懦的猜忌之心，但是出于人道的关怀以及善尽职责，应该禁止将白垩[106]或其他有毒的成分掺混在面包里面。即使曼纽尔能洗清那些邪恶的罪名，但是在与朝圣者进行交易时，他还是犯下供应成色不足钱币的罪行。他们在行军途中不断遭遇各式的阻碍和错误的向导。行省的总督接到私下送达的命令，要加强关隘的守备力量以及破坏桥梁妨碍他们的行动。零星的迷途人员遭到抢劫和谋杀，士兵和马匹在森林里被不知自何方射来的箭矢贯穿，病患在床上被活活烧死，大道两旁的绞架吊着死者的尸体。这些伤害和羞辱激怒了十字军的勇士，他们没有《福音书》教诲的耐心和修养，拜占庭的君主挑起力量悬殊的战争，促成了这群强大客人的登船和进军。巴巴罗萨在土耳其国界的边缘地区，饶恕有罪的菲拉德尔菲亚[107]，奖赏友善的拉奥狄凯亚，为他的刀剑很难避免沾染基督徒的鲜血而深感悲痛。
在他们与日耳曼和法兰西国君的交谈中，希腊人的自负成为一切烦恼的根源。他们可以吹嘘在第一次会面时，路易的座位是一个很矮的板凳，放在曼纽尔宝座的旁边。[108]但等到法兰西国王将军队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他马上拒绝参加第二次会议，除非他的兄弟愿意用同等的条件与他见面，无论在船上还是陆地上，他都没有意见。要是与康拉德和腓特烈晤面，礼仪的安排更为讲究，产生更多的困难，就像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样，他们自称罗马皇帝，用坚定的态度维持头衔和地位的纯正。康拉德是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只愿在开阔的原野上，与曼纽尔骑在马背上交谈。腓特烈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而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婉拒在君士坦丁堡拜访它的统治者。对于一位在罗马加冕的皇帝，希腊人在信函中竟然用“国王”这个贬低身份的称呼，或者径称为“阿勒曼尼人的君主”。虚荣而又弱势的安吉拉斯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及君主，装出一副忘记名字的神色。就在他们用痛恨和怀疑的眼光看待拉丁朝圣者时，希腊皇帝与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维持坚实而又机密的同盟关系。艾萨克·安吉拉斯一直在抱怨，说是他与伟大的萨拉丁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才惹起法兰克人的敌意。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座清真寺，供伊斯兰教徒礼拜之用。
跟随第一次十字军前进的大群乌合之众，在安纳托利亚被饥馑、瘟疫和土耳其人的箭雨歼灭。君王带着几个骑兵队逃过一劫，完成悲惨的朝圣之旅。我们应该对他们“常识”和“仁慈”的行为进行公正的评价：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说是前往耶路撒冷之路，先要完成对波斯和呼罗珊的征服，事实上毫不相干；谈到他们的仁慈，是对一座友善的基督徒城市，民众拿着棕榈叶和十字架出来迎接时，他们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康拉德和路易的军队没有那样残酷和莽撞，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仍然对基督徒世界带来毁灭的后果。希腊人曼纽尔受到自己臣民的指控，说他及时送给苏丹有关的情报，同时将背叛的向导交给拉丁君王。原来是要采取双钳攻击，在同一时间从两个方向粉碎共同的敌人，结果日耳曼人被激起竞争之心迅速前进，而法兰西人则产生猜忌而延误，因而无法达成预想的成效。康拉德在米安得河两岸极其光荣的作战行动中，没有获得胜利，反而损失了大部分的军队，当归来的皇帝要求与路易会面时，他根本没有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康拉德见到土耳其人盛大和堂皇的阵营，对比之下只有赶紧撤退，抛弃那些有独立地位的诸侯，就他继承的世袭部队看来，等于是有辱自己的身份。他借用一些希腊人的船只，经由海路去完成巴勒斯坦的朝圣行程。
法兰西国王没有考量他人痛苦经验的教训，也不研究这个地区的作战特性，向着同样的国土前进，当然会遭到完全雷同的下场。前锋部队打着皇家的旗帜和圣丹尼斯的标志，[109]用不考虑后果的速度急行军，加重了行军的辛劳。后卫由国王亲自指挥，夜间的营地中，士兵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在黑暗和骚乱之中被不计其数的土耳其人包围，受到攻击而全军覆灭。须知在12世纪时，土耳其人的兵法和战术都优于基督徒。路易在毫无希望之下爬上一棵大树，靠着自己过人的英勇和敌军不明白当前状况的契机，保住了性命也没有被俘，等到天亮后他赶紧逃走，几乎是单独一人到达前锋的营地。他现在不再要求继续陆上的远征行动，而是带着残余的军队，很高兴在友善的港口萨塔利亚找到避难所。从此地他乘船前往安条克，但是供应的希腊船只数量极为有限，所有的空间只能用来装载骑士和贵族，留下平民组成的步兵部队，葬身在潘菲利亚山区的山麓地带。皇帝和国王在耶路撒冷相遇，不禁抱头痛哭，他们的辎重行列以及一支大军的残部，全部加入叙利亚的基督徒队伍，对大马士革的围城无功而退，成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最后的结局。
康拉德和路易带着虔诚和英勇的名声乘船返回欧洲，但东方人竟敢抗拒法兰克人实力强大的国君，过去对他们的作战名声和军事力量一直感到芒刺在背，[110]或许他们对腓特烈一世的久经战阵更为忌惮，年轻时他在叔父康拉德的指挥下曾到亚洲服役。巴巴罗萨从日耳曼和意大利的40场战役中习得用兵之道，他的士兵甚至是帝国的诸侯在他的统治之下，习惯于服从命令。他走出菲拉德尔菲亚和拉奥狄凯亚这两座位于希腊边界的城市的视线，陷入满是盐渍地和不毛之地的沙漠。这是一片恐怖和苦难的土地(历史学家这么说)，20天的行军使人昏厥有如患病，每一步都在大群土库曼人的包围攻击之下，他们的数量在每次败北以后都会增加，愤怒的情绪变得越发狂暴。皇帝继续奋战不息，忍受各种痛苦，当他抵达伊康的城门时，只有1000名武士还能骑在马背上执行勤务，从而可知他们遭受了多大的灾难。
他发起突然和果敢的攻击，打败卫队攻入苏丹的都城，敌人只有乞求宽恕与和平。现在所有的道路已经开放，腓特烈在获胜的状况下向前进军，竟然在西利西亚渡过一条不起眼的急流时惨遭淹毙。[111]剩余的日耳曼人在疾病和逃亡中损耗殆尽，皇帝的儿子连同大部分土瓦本的家臣，在亚克的围攻作战中丧生。拉丁人的英雄豪杰当中，只有布永的戈弗雷和腓特烈·巴巴罗萨能够顺利通过小亚细亚，甚至他们的成就也是一种警告。等到后来的十字军获得更多的经验，每个国家宁可越过海洋，也不愿再进行劳累而又危险的经由内陆的远征行动。[112]
四、十字军的宗教狂热和圣伯纳德的倡导作为(1091—1153A.D.)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炽热情绪是自然发生的显而易见的事件，它带来全新的希望、未经考验的危险，以及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是欧洲坚持到底的毅力的确值得我们同情和钦佩：没有从状况不变和处于逆境的经验中获得宝贵的教训，每次失败以后还是再接再厉产生同样的信心，连续6个世代一头向敞开在前面的悬崖冲下去，不管这些人处于何种情况，都要用绝望的冒险，占有或光复离家2000英里外的那块墓石，来赌他们在公众和私人方面的运道。克莱蒙宗教会议以后2个世纪的时间里，每年的春季和夏季都会产生一股新的迁徙活动，朝圣的武士要去保卫圣地。但是7次重大的军备活动或称十字军东征，是为一些正在逼近或最近发生的灾难所激发。这些国家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出于教皇的权威和国王的榜样。等到神圣的雄辩家登高一呼，燃起宗教的狂热情绪，理性的解说寂静无声。在这些人当中，伯纳德[113]这位僧侣或圣徒或许居有最崇高的地位。大约在第一次占领耶路撒冷前8年，他出生在勃艮第一个贵族家庭中，23岁时献身于斯托的修道院，然后带着原始教会的炽热情绪接受圣职任命。过了2年，他带领这座修道院三分之一的修士，前往香槟的克莱尔沃山谷[114]，一直到去世都在自己创建的社区中，安于修道院院长这个谦卑的职位。
在一个理性和明智的时代，为了废除精神上的英雄人物所获得的荣誉，以过度自由和善恶不分的方式加以否认和排斥。那些最卑贱的人物运用心灵的力量来凸显自己的不同凡响，至少比信徒和门徒更为优越。在迷信的族群之中，他们得到的奖赏有很多人在争夺。然而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行动，伯纳德始终高高在上，俯视他的对手和竞争者。他的著作绝不缺少机智和雄辩，似乎还保留着许多与圣人的身份相协调的理性和仁慈。他在世俗生活中只分得七分之一的私人继承产业。克莱尔沃的院长基于守贫和苦修的誓言，弃除尘世的诱惑，拒绝教会的职位，成为欧洲发布神谕的代言人，以及160座修道院的创立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出使徒的谴责，让君主和教皇为之胆战心惊，法兰西、英格兰和米兰对于教会的分裂问题，都咨询和遵从他的意见和判断。
英诺森三世用感恩之心报答对他亏欠的情分，他的继承人尤金尼乌斯三世是圣者伯纳德的朋友和门生。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文告中，他就像上帝的传教士和先知那样光芒四射，呼吁全国人民要去保卫圣墓。他在韦泽雷的议会上当着国王的面发表演说，路易七世和贵族从他的手里接过十字架。克莱尔沃修院院长专程前去说服康拉德皇帝，这样一个冷漠的民族听不懂他说的话，但还是被他那充满狂暴热情的声调和姿态所感动。他的行程从君士坦斯到科隆，凭着口若悬河的辩才和虔诚炽热的信心，引起极大的反响。伯纳德赞誉自己减少了欧洲的人口，很肯定地表示有很多市镇和城堡已经空无人烟，在留下的人员当中，一个男子要安慰7个寡妇寂寞的芳心。
盲从的宗教狂热分子要推举他为主将，但是隐士彼得的下场他很清楚。虽然他保证十字军人员会蒙受神的恩惠，但为审慎起见他还是婉拒了军事指挥的职位，因为无论胜败都会玷污他的声誉。然而等到重大的灾难事件发生以后，克莱尔沃的院长受到异口同声的指责，说他是一个伪先知，为公众和个人带来悲伤和不幸。他的敌人欣喜若狂，而朋友感到羞愧，他提出道歉的时机过于迟缓，用语无法令人满意。他认为服从教皇的指示并没有过错，详述天意的神秘道路难以测知，把不幸归咎于朝圣者自己的罪孽，同时很谦逊地暗示他的传道得到预兆和奇迹的认可。要是事实的确如此，那么他的论点就是决定性因素。虔诚的门徒在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群众大会中提出诉求，列举在一天之内为此事而发生的20到30件奇迹。这些特异的奇闻就目前来说，只要走出克莱尔沃地区就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对盲者、跛子和病人来说，超自然的治疗是神所赐予的恩惠，我们不可能分得很清楚，这到底是出于意外、幻觉、欺骗还是杜撰。
五、伊斯兰的反击与土耳其人征服埃及的行动(1127—1169A.D.)
主宰万物的神明总是逃不过立场不同的信徒的大声抱怨。同样一件事的结局在欧洲看来是解救而大加赞扬，而亚洲则认为是灾难，不仅悲痛还要加以指责。耶路撒冷失陷以后，流亡的叙利亚人到处散布惊恐和忧惧；巴格达感觉受到了羞辱而悲伤万分；大马士革的宗教法官扎因丁为了表示悲愤，当着哈里发的面撕扯自己的胡须；整个国务会议听到这件凄惨的事故，如丧考妣。但是信徒领袖能做的也只有痛哭流涕而已，他们都是土耳其人手里的傀儡，阿拔斯王朝到末期曾经恢复若干临时的权势，但是他们没有开疆辟土的野心，能够统治巴格达和邻近行省就已感到满足。真正的藩王是塞尔柱的苏丹，他们无法避免亚洲王朝的自然法则，那就是英勇的崛起、事功的建立、内部的倾轧、堕落的后裔和衰亡的结局这个永不止息的循环。他们现在的精神和权力，已经无法用来捍卫神圣的宗教。在波斯遥远的边区，桑吉尔是宗族最后一位英雄人物[115]，基督徒对他的名声和军队感到陌生。当苏丹深陷后宫的温柔乡中，他把虔诚的宗教任务交付给奴隶来执行，这些奴隶的土耳其名称叫作阿塔贝克，有点像拜占庭的大公，也可以称之为“尚父”。
阿斯坎萨是位骁勇的土耳其人，曾经得到马立克沙王的赏识，获得殊荣可以站在宝座的右边。他在随着国君逝世而引起的内战中，丢了自己的头颅和阿勒颇的统治权。原来在他手下任职的埃米尔仍旧追随他的儿子曾吉，他们这支部队第一次作战是在安条克击败法兰克人。曾吉为哈里发和苏丹效命，在30次战役中建立起军事方面的声誉。他是唯一能为先知的宗教受到羞辱而进行报复的勇士，因而被授予摩提尔总督的职位。他没有让公众失望，在围攻25天以后终于攻占埃德萨，越过幼发拉底河光复被法兰克人所征服的地区。[116]摩提尔和阿勒颇的独立统治者接着降服了库德斯坦那些黩武好战的部落，他的士兵受到教导要把营地视为仅有的国土，相信以曾吉慷慨的个性，会赏给他们丰厚的报酬，何况他有很高的警觉心，保护留在后方的家人。
曾吉的儿子努尔丁率领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逐渐将伊斯兰信徒的势力统合起来，将大马士革王国纳入阿勒颇，对叙利亚的基督徒发起长期的战争，终于获得胜利。他将统治区域扩大至从底格里斯河到尼罗河的广大区域，阿拔斯王朝用皇室的各种头衔和特权酬庸忠诚的服务。就是拉丁人也被逼得承认，这位所向无敌的对手无论是智慧还是勇气，公正还是虔诚，全都高人一等。神圣的武士无论是一生的言行还是为政之道，都以恢复最早几位哈里发的宗教狂热和简朴生活为己任。他的宫殿抛弃黄金和丝绸，统治的疆域之内禁止饮用酒类，税收很审慎地被用于公共事务，俭省的家用靠战利品合法的配额来维持，还能购买一处私人的产业。受到宠爱的妃子为妇女用品的花费太大而哭穷，国王回答道：“哎呀!真主在上!我不过是穆斯林的司库而已，不能把他们的财产转让给你。不过我在霍姆斯拥有3间店铺，你可以拿去，这些是我唯一可以送给你的东西。”他的审判室让权贵感到悚惧，贫民获得庇护。苏丹过世几年以后，一位受到委屈的臣民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大叫道：“啊!努尔丁!努尔丁!你在哪里？可怜可怜我们吧!请从坟墓里出来保护我们!”担心亡故国君的名字会引起骚动，一个在世的暴君感到羞惭和恐惧。
法蒂玛王朝统治的叙利亚被土耳其人和法兰克人运用武力夺走，就埃及的状况而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权势和影响力的式微。然而他们是先知的后裔和继承人，仍旧受到尊敬，在开罗的皇宫维持着天颜难近的习性，轻易不会让臣民或外人窥探或亵渎。拉丁使臣[117],叙述他们接受引见的情景，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幽暗走道，接着是阳光闪耀的柱廊，啁啾的鸟鸣和潺潺的流泉，四周的景色是一片生机盎然，贵重的摆设和稀有的动物更显得宫廷富丽雄伟，皇家的宝藏展现的只是少数，其余的品项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一列很长的大门敞开，由黑人士兵和内廷宦官担任警卫。觐见厅的内殿用帘幕遮掩，首相在前面引导使臣进入大厅，将弯刀解下，趴俯在地面跪拜3次，帘幕这时才拉开，让他们看到信徒领袖，他向宝座前的第一个军奴表示他的愉悦，这个军奴却是他的主子。
苏丹已经篡夺了埃及最高的行政权力，任何想掌握权势的敌对竞争者都要靠武力来夺取，最为杰出或实力最强者列入“皇家武班”。[118]达冈姆和绍威尔两个党派轮流将对方逐出首都和国土，弱势的一方会乞求大马士革的苏丹或耶路撒冷的国王，给予带来危险后果的保护。无论是伊斯兰的苏丹还是基督徒的国王，就法蒂玛王朝而言都是教派和国君不共戴天的仇敌。土耳其人凭着武力和宗教使埃及无法抗衡；法兰克人可以从加沙直抵尼罗河，进军极为便利。同时基督徒的疆域占据了中间的位置，迫使努尔丁的部队要绕过阿拉伯的边缘地区，路途不仅变得更加漫长而且环境极为恶劣，他们不得不忍受沙漠的焦渴和辛劳，暴露在焚风的吹袭之中。土耳其君王在暗中保持宗教狂热和勃勃野心，渴望用阿拔斯王朝的名义统治埃及，帮助恳求他出兵的绍威尔派复位，只是第一次远征行动冠冕堂皇的借口。整个任务交付给谢拉古埃米尔才获得成功，他是一位英勇而又资深的将领。
达冈姆派被推翻并且遭到屠杀，走运的对手掌权以后，出于忘恩负义或猜忌嫉妒的心态，再不然就是忧虑未来的状况，很快邀请耶路撒冷国王进军，从傲慢的恩主手里解救埃及。谢拉古的兵力面对联军居于劣势，只能放弃尚未成熟的征服行动，撤离佩鲁西乌姆是让他安全退却的条件。土耳其人排成单列，在敌人面前通过，他们的将领走在最后，手拿战斧，充满警觉性地向四周观望。一名法兰克人竟敢问他：如果不是怕受到攻击，为什么走在最后面？大无畏的埃米尔回答道：“你们是有权发起攻击，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士兵要是不能将一个不信真主的人送进地狱，那他就不能进入天堂。”在他的报告中提到资源的富足、土著的柔弱、政治的混乱，使努尔丁重新燃起希望。
巴格达的哈里发赞誉他那虔诚的企图，谢拉古率领1.2万名土耳其人和1.1万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埃及发起突击行动，然而要对抗法兰克人和萨拉森人的联军，他的兵力仍嫌不足。不过，从他一连串的作为，像是率部渡过尼罗河；向蒂巴伊斯退却；巴贝因会战[119]主宰战场的部队调动；亚历山大里亚的奇袭作战；在埃及的平原和山谷，从北回归线到海洋这片广大的疆域，实施的行军和反向行军等，我的看法是，他把用兵之道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卓越的指挥加上部队的英勇更是如虎添翼，在作战行动的前夕，一位马穆鲁克大声叫道：“要是我们不能从基督徒的手里夺回埃及，为什么不放弃苏丹给我们的职位和报酬，退休后像农夫那样辛勤耕作，或是与后宫的妇女一起纺纱？”虽然谢拉古在战场上竭尽所能[120]，他的侄儿萨拉丁在亚历山大里亚坚守到底[121]，第二次入侵行动还是以签订有利条约和撤退告终。
努尔丁保存实力，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发起第三次行动。耶路撒冷国王阿玛里克的野心和贪婪，很快给了努尔丁出兵的机会，因为阿玛里克始终服膺一种错误的原则，那就是“对上帝之敌无诚信可言”。医院骑士的盟主要履行宗教的军事职责，鼓励他继续进军，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答应提供一支舰队，配合叙利亚的军队采取共同的行动。不讲信义的基督徒并不满足于劫掠和津贴，他们抱着热烈的期望要征服埃及。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穆斯林对于大马士革的苏丹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首相身处四面受敌的险境，只有屈从于举国一致的意愿。努尔丁似乎受到优厚条件的引诱，可以享有王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岁入。法兰克人出现在开罗的城门前，但是郊区的古老城市在军队接近时起火燃烧，一场狡诈的谈判使他们受到欺骗，而且希腊人的船只无法越过尼罗河的障碍。法兰克人在充满敌意的国度保持审慎的态度，不愿与土耳其人作战。阿毛里只能退回巴勒斯坦，他的行动丧失公正的立场，也没有达成目标，只给他带来耻辱和谴责。
谢拉古完成了解救的工作以后，被授予地位崇高的袍服，很快他的袍服就沾染上了绍威尔派的鲜血。土耳其的埃米尔不辞辛劳，暂时担任首相的职务，但外来者的征服行动加速了法蒂玛王朝的灭亡。只要苏丹的信差带来一句话，立即完成刀不出鞘的改朝换代。哈里发的罢黜完全是因为本身的懦弱和首相的暴虐，当先知的后裔和继承人接受拉丁使臣很粗鲁的握手时，就是他们的臣民也感到脸红；当他呈送后宫妇女的头发时，臣民不禁流泪，这是悲伤和忧惧的象征，好引起大马士革苏丹对他的同情。努尔丁的命令和法学家的宣判，阿布伯克尔、欧玛尔和奥斯曼的圣名要用庄严的仪式予以恢复，公共的祈祷要承认巴格达的穆斯萨迪是真正的教徒领袖，阿里之子的绿色制服改成阿拔斯王朝的黑色。法蒂玛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阿德泽德只活了10天，在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前逝世也是一种福分。他留下的财富可以保证士兵的忠诚，平息信徒的不满。在后继发生的各种变革中，埃及再也没有背离穆斯林的正统教义。
六、萨拉丁的人品德行、统治风格和建立帝国(1171—1193A.D.)
越过底格里斯河的多山国度为库德人[122]的游牧部落所占有，这个民族坚毅、强壮、野蛮、不受任何约束、爱好抢劫掠夺、听从部族统治。类似的姓名、位置和习俗，好像与希腊人提到的卡杜齐亚人没有多大差别。[123]他们过去坚持古老的自由权利，反对居鲁士的继承人，直到现在仍然保持这种传统，抗拒土耳其政府。贫穷和野心激励他们从事佣兵这个行业，父亲和叔父的服务为萨拉丁伟大的统治奠定基础。[124]乔布的儿子只是普通的库德人，阿谀者推论他的家谱来自阿拉伯的哈里发，萨拉丁听到以后不禁微笑。[125]努尔丁强迫这位态度很勉强的年轻人追随他的叔父谢拉古前往埃及，殊不知这让他的家族很快走向灭亡之路。萨拉丁在亚历山大里亚的防卫作战建立军事的声誉，要是我们相信拉丁人的说法，他恳求一位基督徒的将领让他获得骑士的身份，照理讲这是亵渎神圣的行为。
谢拉古过世以后，萨拉丁因为是年轻而且实力最弱的埃米尔，才被授予大首相的职位。他请他的父亲前来开罗游历，并且听从他父亲的劝告，那就是凭着自己的才能超越同僚的权势，与军队建立紧密的关系，他们只为自己和萨拉丁的利益卖命。当努尔丁在世的时候，这些野心勃勃的库德人是最谦卑的奴隶。谨慎的阿乌布在国务会议上平息了极为不满的怨言，他大声发出誓言，只要苏丹一声令下，他会亲自给他的儿子戴上脚镣手铐送到宝座的前面。他在私下特别提到：“你在仇敌参加的会议中，说话务必要审慎。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已超过畏惧或听命的程度，努尔丁的威胁连蔗糖的贡金都要不到手。”
努尔丁适时的死亡，解除了双方可厌和后果难料的冲突。他留下一个11岁的儿子，暂时托付给大马士革的埃米尔。埃及新的领主用哈里发和各种头衔[126]来锦上添花，试图让他的篡权在人民的眼里看来是神圣的举动。萨拉丁很快就不满足于仅仅据有埃及，他掠夺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抢走统治大马士革、阿勒颇和迪亚尔贝克尔的阿塔贝克的职位和财产。麦加和麦地那承认他是尘世的保护者，他的兄弟征服遥远的也门地区，那里是阿拉伯的乐土。等到他过世的时候，帝国从阿非利加的的黎波里扩展到底格里斯河，从印度洋延伸到亚美尼亚的山地。要判断他的性格和人品，仅是听到谴责他叛逆作乱和忘恩负义，就会在我们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法律和忠诚的原则与经验已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上。但他的野心多多少少可以归诸以下几点：亚洲的变革[127]消除合法继承的概念；诸如阿塔贝克最近发生的案例；他尊敬而且礼遇恩主的儿子；仁慈和慷慨的行为及于他的旁系亲属；他们的颟顸无能以及他所建立的功勋；哈里发的认可是所有合法权力的唯一来源等。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他施政的首要目标就是给全民带来幸福的生活。
同时具备英雄和圣徒的性质，是对萨拉丁和他的保护人的最大赞许，努尔丁和萨拉丁都在伊斯兰的圣人之列。对圣战的不断沉思默想，使得他们的生命和行动呈现和散发出真诚而冷静的特质。年轻的萨拉丁迷恋醇酒美女，但是他有远大的抱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为着权力和声誉更为严肃的虚名，能够很快弃绝欢乐的诱惑：萨拉丁的长袍是粗糙的毛织品，清水是唯一的饮料，虽然他和阿拉伯的先知一样禁绝酒类，但是个人的守贞要更胜一筹。他在信仰的虔诚和戒律的实行两方面，都是一个严格遵守教规的伊斯兰教徒。他甚至为保卫信仰的事业而无法前往麦加朝圣感到懊恼，但是在规定的时刻，每天五次都与他的教友一起祈祷，对于无心之失而遗漏的斋戒一定非常审慎地补足。他会在迫近的两军之间骑在马背上阅读《古兰经》，不管是否装模作样，可以被人引用作为虔诚和英勇的证据。[128]他仅仅阅读萨菲教派迷信的经典，并且亲自垂询加以鼓励。他对诗人抱着藐视的态度，但是他们不会受到迫害。所有亵渎的学识都会引起他的反感，一位哲学家发出异想天开的言论，被他下令逮捕，处以绞刑。地位最低贱的请愿人都可以进入他的接待室，向他或他的大臣提出诉求。
只有对于一个王国，萨拉丁才会偏离公平的原则。塞尔柱和曾基的后裔为了巴结讨好，前来扶他的马镫和给他抚平衣服时，他对于这种低贱的服务只能表示友善和耐心。他的慷慨真是毫无止境，围攻亚克时他将1.2万匹马分配给部队。他逝世的时候金库里只有47枚硬币和1枚金币。然而在军政府的统治之下，他减少了贡金的征收，富裕的市民可以享受勤劳的成果，不必感到畏惧也不会带来危险。皇家兴建的医院、学院和清真寺，给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带来最美丽的装饰，开罗用一道城墙和要塞来加强防务。他所进行的工程都是为着公众之用，[129]苏丹从未为自己盖花园或宫殿以享受个人的奢侈生活。在一个宗教狂热的时代，他自己就是个狂热的信徒，萨拉丁真正的德行博得基督徒的尊敬。日耳曼的皇帝以他的友谊为荣，希腊的皇帝恳求与他结盟，征服耶路撒冷让他的名声在东部和西部得以传播和夸大。
耶路撒冷王国之所以能够获得短暂的生存，全靠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的争执和双方的芥蒂。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和大马士革的苏丹都极其卑劣，为了当前和个人利益，牺牲宗教的原则都在所不计。但是一位英雄人物现在将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权势团结起来，顺应自然和命运的发展，用武力对抗基督徒。耶路撒冷现在面临最大的威胁却毫无准备，内部状况不仅虚弱不堪而且一无是处。最早的两位鲍德温分别是戈弗雷的弟弟和表弟，他们的权杖经由女性的世系传给梅丽森达，她是第二位鲍德温的女儿，她的丈夫是安茹伯爵富尔克，经由前面一次婚姻，富尔克成为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始祖。
他们的两个儿子鲍德温三世和阿毛里，为了对付不信上帝的敌人，发起了一场极为艰辛而成功的战争。阿毛里的儿子鲍德温四世患有麻风，这种病在十字军当中很普遍，使得他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被剥夺了正常的机能。他的姐姐西比拉自然成为他的继承人，后来将王位传给她的儿子，也就是鲍德温五世。等到这个小孩很可疑地去世以后，她就立第二任丈夫吕西尼昂的盖伊为国王，他是一位很英俊的世家子弟，但是他的名声很差，连自己的兄弟杰福里听说后都大声叫道：“他们能立他为王，就能让我成为神!”这个选择普遍受到指责，实力最强的诸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被剥夺继承权和摄政的地位，对于国王，心中存着难以平息的恨意，同时对于苏丹所承诺的诱惑，还是抱着引以为荣和问心无愧的态度。
这些人就是圣城的护卫者：一个麻风患者、一个黄口小儿、一个柔弱妇女、一个纨绔懦夫、一个变节分子。然而他们还有机会拖延12年，在于获得欧洲的支援和协助、军事组织和骑士团的英勇，以及主要敌人在遥远的边界或宫廷的内部发生变故。终于，在一条充满敌意的战线压迫和包围之下，每个方面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法兰克人竟然违反了休战协定，他们的生存就靠着它的保护。沙蒂永的雷吉纳德是一名战士，吉星高照之下夺得沙漠边缘的一座堡垒，他从这个位置抢劫商队，口出狂言侮辱穆罕默德，威胁到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城市的安全。
萨拉丁亲自出马讨回公道，很高兴能有伸张正义的机会，率领8万名骑兵和步兵侵入圣地。他依据的黎波里伯爵的建议，选择太巴列作为第一座围攻的城堡。耶路撒冷国王被说服派出全部守备部队，将民众武装起来，赶去解救重要的据点。基督徒接受奸诈的雷蒙提出的劝告，暴露在缺乏饮水的营地。他在第一次的攻击中逃走，引起两个民族的咒骂，[130]吕西尼昂损失了3万人，遭到覆灭的命运(公元1187年7月3日)，[131]真十字架神木的丧失是最可怕的灾难![132]十字架留在不信神的仇敌手中。成为俘虏的国王被引导到萨拉丁的帐幕，当他因口渴和恐惧而昏乱不清时，气量宏大的胜利者派人送上冰镇的果冻，不让沙蒂永的雷吉纳德分享表示友善和原谅的饮料。苏丹说道：“一位国王的身份和地位都很神圣，但是这个渎圣的强盗必须立即承认先知，过去他曾经口出恶言，照说应该立即处死。”基督徒的战士本着良心或自傲而加以拒绝，萨拉丁用弯刀砍他的头，卫兵一拥而上将雷吉纳德杀死。[133]浑身战栗的吕西尼昂被送到大马士革，受到礼遇的监禁，很快付出赎金。然而医院骑士有230人被处决，他们都是无畏的勇士和献身信仰的殉教者，使萨拉丁胜利的荣誉受到玷污。王国现在无人领导，骑士团的两位盟主一位被杀，一位成为俘虏。在海岸和内陆地区的城市，守备部队全部被调到致命的战场，只有提尔和的黎波里逃过萨拉丁迅速的袭击。太巴列会战过了3个月后，萨拉丁全副武装地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前面。[134]
萨拉丁可能预见到围攻这样一座受到天上和地下敬重的城市、一座欧洲和亚洲都感兴趣的城市，就会重燃起宗教狂热最后一丝火花。6万名基督徒每个人都能成为士兵，每个士兵都想寻求殉教的光荣。然而，西比拉王后为自己和被俘的丈夫感到担忧害怕，从土耳其人的刀剑和锁链下逃脱的贵族和骑士，对于国家即将大难临头，仍旧抱着党同伐异的心理和自私的打算。绝大部分居民是希腊人和东方基督徒，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宁可接受伊斯兰的统治也不愿被拉丁人欺压。圣墓吸引了大量低贱和贫苦的群众，他们没有武装的能力和作战的勇气，靠着朝圣者的施舍维持生活。耶路撒冷的防御工作进行得极为仓促，成效非常有限。在14天的时间内，一支得胜的军队粉碎了被围守军的出击，布置了各种攻城的器具，在城墙上面打开15个腕尺宽的裂口，利用云梯攀登防壁，在攻击的地点竖起12面先知和苏丹的旗帜。王后、妇女和僧侣组成一个赤足的游行队伍，恳求上帝之子从邪恶的侵犯中拯救他的墓地和遗产，这些都是徒然无益之事。他们要想活命，唯一的希望是征服者大发慈悲，第一个派出的代表团恳求萨拉丁给予怜悯，受到严词拒绝：
他立下誓言要报复穆斯林多年忍受的痛苦，宽恕的期限早已过去，现在只有用血来偿还所犯的罪行。想当年戈弗雷和第一批十字军在这里大开杀戒，多少无辜民众丧失性命。
法兰克人的负隅顽抗等于是个警告，让苏丹明了他不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获得胜利。他用尊敬的态度听取庄严的誓词，用祖先和上帝之名立下诅咒，恻隐之心的情操油然而生，缓和宗教狂热和征服行动的严酷报复和肆意杀戮。他答应接收这座城市，饶恕所有的居民，允许希腊人和东方基督徒生活在他的主权统治之下，规定法兰克人和拉丁人在40天内撤离耶路撒冷，安全引导他们到达叙利亚和埃及的港口，支付的赎金是每个成年男性10枚、妇女5枚以及儿童1枚金币。任何人要是没有能力赎回自由的权利，就要受到拘留，接受永久的奴役。将萨拉丁的仁慈与第一批十字军的屠杀进行比较，这是一些作者喜爱的题材，经常会引起怨恨之心。想法的不同仅仅因人而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获得的待遇完全依据投降条约上的款项；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徒坚持决不妥协的立场，在攻击和城破的最后时刻仍然奋战到底。公正的前提是守信和真诚，土耳其征服者本着这种态度履行条约的各项规定。他能够表现出怜悯的神情，确实值得赞誉，虽然是他给被征服者带来不幸和痛苦。他没有用严苛的手段来勒索各项债务，只收到3万枚拜占庭金币作为7000名穷人的赎金。他基于慷慨和仁慈，另外放走了2000到3000人，使得出售为奴的数目减少到1.1万或1.4万人。他与王后晤面时所说的话和流出的眼泪，可以看成是最为亲切的安慰之词。他用出手大方的赒济和奖赏，将战争获得的财富分配给孤儿寡妇。就在医院骑士全副武装与他对阵时，他依然允许骑士团虔诚的教友继续照顾和服侍病患，期限以1年为准。
萨拉丁的美德表现出仁慈的行为，让我们感到钦佩和敬爱，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假装为善的必要，何况他有坚定的宗教狂热，应该促使他把同情心埋藏起来，对于《古兰经》的敌人不能有示惠的举动。等到耶路撒冷从外乡人的手中获得解救以后，苏丹率领兴高采烈的行列入城(公元1187年10月2日)，[135]他的旗帜在空中迎风招展，配合着军乐和谐的旋律。欧玛尔大清真寺已经改成一座教堂，再度奉献给唯一的真主和他的使徒穆罕默德。墙壁和通道用带着玫瑰芳香的清水洗净，一个讲坛用来表示努尔丁的勤勉，建造在圣所里面。但是当圆顶上面闪闪发光的黄金十字架被拆除，拖过街道的时候，不论是哪个教派的基督徒，都发出悲哀的呻吟，穆斯林则回应以充满欢乐的叫声。教长将在圣地搜集到的十字架、圣像、金瓶、遗物，装满了四个象牙装饰的大箱，结果被征服者全部夺走，将之当成来自基督徒偶像崇拜的战利品呈送给哈里发。但他被说服将这些东西托付给安条克的教长和君王保管。这批虔诚的抵押品被英格兰的理查赎回，代价是5.2万枚拜占庭金币。
七、第三次十字军的海上增援和对亚克的围攻(1188—1191A.D.)
终于能够将拉丁人从叙利亚赶走，对当地的民族而言一则是喜一则是惧，然而在萨拉丁逝世以后，这项工作还是拖延了一个世纪之久。光辉的胜利进展最后因提尔的坚强抵抗而受到阻止。土耳其人根据条约的规定，将耶路撒冷的部队和守军未加考虑就领往同一个港口，他们的兵力足以防守这个地点。等到蒙费拉的康拉德抵达以后，这群乌合之众加强了信心，增进了团结。康拉德的父亲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朝圣者，在太巴列会战中成为俘虏。儿子受到抱负和孝心的驱使，要来探视皇家的侄儿的产业，就是为襁褓中的鲍德温所继承的王国，这时意大利和希腊还不知道已经发生惨剧。看到土耳其人的旗帜使他提高警觉，赶紧离开雅法充满敌意的海岸。康拉德受到一致的欢呼，成为提尔的君主和勇士，耶路撒冷征服者正在围攻这座城市。他有坚定的宗教热诚，或许是对宽大的敌人有所了解，所以才敢抗拒苏丹的威胁，公开宣称要是年迈的双亲出现在城墙外面，他自己就会弯弓射出第一支箭，能够成为殉教者的子女是他最大的光荣。[136]埃及舰队获得准许进入提尔的港口，但是链条突然被拉起来，5艘战船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捕获，一次出击杀死1000多名土耳其人。萨拉丁烧毁攻城器具，很羞辱地撤回大马士革，结束光荣的战役。他很快受到一次猛烈暴风雨的袭击。
悲惨的故事或图画非常鲜明地表现出耶路撒冷受到奴役和亵渎的情景，将欧洲从麻木毫无感觉的状况中惊醒过来。腓特烈·巴巴罗萨皇帝以及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再次将十字架高高举起。他们的军备工作繁重因而进度缓慢，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滨海国家占得先机。生性机灵而且早有准备的意大利人首先登上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船只。法兰西、诺曼底和西方群岛那些热心的朝圣者，很快跟着前进。法兰德斯、弗里斯和丹麦实力强大的援军，装满将近100艘船。北国的战士出现在战场上，备受瞩目，他们有魁梧的体格，使用沉重的战斧。提尔的城墙无法容纳大量增加的人员，也不可能听从康拉德的命令。他们同情吕西尼昂不幸的遭遇，也尊重他的地位，这时他刚从监牢里释放出来，或许是用来分散法兰克人的军队。他建议收复托勒密或称亚克，位于提尔的南边约30英里。这座城市首次被2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兵包围，名义上听从他的指挥。
我无须详述这次值得纪念的围攻作战，延续将近两年的时间(公元1189年7月—1191年7月)，欧洲和亚洲的部队折损在这个狭小的地区之内。宗教狂热的火焰激烈燃烧，带来毁灭的愤怒。每位有真正信仰的人都要奉献自己的生命成为殉道者，对敌人的热情和勇气也不得不称赞。听到神圣号角召唤的声音，埃及、叙利亚、阿拉伯以及东方行省的穆斯林，在先知仆人的指挥之下集结起来。[137]萨拉丁把营地扎在离亚克只有几英里路的位置，不分日夜竭尽全力要解救被围的弟兄，增加法兰克人的烦恼和困难。在附近地区打了9次会战，就命运的变化和兴衰来说，都能配得上迦尔默罗山之战[138]的荣名。苏丹发起一次攻击，打开进入城内的通路；在另一次出击中，基督徒突入苏丹的中军御帐。他们使用潜水员和通信鸽，能够与被围守军保持正常的联系。海运时刻保持畅通，精疲力竭的守备部队可以撤走，生力军被源源不绝地运进来。拉丁人的营地因饥馑、战斗和天候的关系，人员愈来愈稀少，但是死者留下的帐篷会有新的朝圣者自动补充，并且这些新人会夸大援军的力量与速度。传闻使平民感到惊愕，听说教皇亲率不可胜数的十字军，开拔以后已经到达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进军使东部响起更为急迫的警报，他在亚洲遭遇障碍，或许就是在希腊境内，这完全是萨拉丁政策所产生的力量。萨拉丁对于巴巴罗萨非常忌惮，听到他死亡的消息感到极为欣慰。土瓦本公爵疲惫不堪的残部只剩下5000日耳曼人，基督徒看在眼里，高昂的士气为之沮丧。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皇家舰队终于在亚克湾下锚，两位国王腓力·奥古斯都[139]和金雀花王朝的理查德，都是年轻人，被激起好胜的竞争心，充满精力地执行围攻作战。用尽诸般手段完全丧失希望以后，亚克的守军只有向命运低头。投降条约获得批准，换取他们生命和自由的条件极为苛刻：20万枚金币的赎金，释放100名贵族和1500名阶层较低的俘虏，归还神圣的真十字架。双方的协议还有需要澄清的地方，执行的时候也会拖延，使得法兰克人怒火冲天，在嗜杀的理查德[140]的指挥之下，3000名穆斯林就在苏丹的眼前被斩首。拉丁人在攻夺亚克以后，获得一个坚固的市镇和便利的港口，但是要付出重大的牺牲才换取了这样的优势。萨拉丁的大臣和历史学家根据敌人的有关传闻，曾经计算他们在不同时期兵力的总数为50万到60万人，被杀的基督徒超过10万人，更大一部分在疾病或海难中丧生，数量极为庞大的部队中只有少数能够安全返回故土。[141]
八、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德在巴勒斯坦的作战(1191—1193A.D.)
腓力·奥古斯都和理查德一世是唯一在同一面旗帜之下作战的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他们自愿参加神圣的服务工作，但民族之间产生的猜忌心不断地产生干扰，形成保护巴勒斯坦的两个党派，彼此厌恶的程度更胜于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在东方人看来，法兰西国君在地位和权势方面要更胜一筹，皇帝没有御驾亲征，拉丁人将他尊为尘世的最高领袖。他的功勋并不能与他的盛名相符，菲利浦非常勇敢，但是他的性格具有政治人物的特色，将健康和利益牺牲在这荒凉的海岸上，很快让他感到厌烦和劳累。亚克的投降等于向他发出撤离信号，就算他留下勃艮第公爵，令他率领500名骑士和1万名步兵负责圣地的勤务，也难以将他引起反感的告辞说成是正当的行动。
英格兰国王的位阶虽然要次一等，但在个人财富和军事声誉方面要优于他的对手。如果英雄主义局限于残忍和暴虐的骁勇，金雀花王朝的理查德是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英雄人物。“狮心王”[142]的不朽功勋长存在英格兰臣民的心头，不仅深受爱戴，而且让他们备感光荣。过了60年以后，那些曾经与他交过手的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留给孙辈的格言和谚语对他大加赞扬。可怖的名字被叙利亚母亲用来止住儿童的啼哭，如果一匹马在路上突然惊跳起来，骑马的人习惯上会大声叫道：“怕什么!难道理查德王躲在那里？”他对伊斯兰教徒的残忍完全出于个人的脾气和宗教的狂热，但是我不相信他身为军人，自由挥洒长矛时毫无所惧，竟然自贬身份去磨利佩剑，好对付英勇的兄弟蒙费拉的康拉德，事实上康拉德在提尔被几名暗中下手的刺客杀死。[143]
等到亚克投降和腓力离开以后，英格兰国王领导十字军人员收复海岸地区，恺撒里亚和雅法这几座城市加入破碎的吕西尼昂王国。从亚克到阿什凯隆的行军是100英里，这是一场长达11天的重大会战。萨拉丁的部队阵容零乱丧失秩序，他仍旧带着17名卫士留在战场上，还是没有降下他的队标，也没有停止黄铜定音鼓的震耳响声。他再度整顿队伍重新发起冲锋，宣讲师或先锋官大声向“唯一真主”祈求，大家要像男子汉大丈夫一样站起来，打倒信奉基督教的偶像崇拜者。但是已经没有力量可以阻止这些偶像崇拜者的进军。苏丹只有将阿什凯隆的城墙和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以防范十字军占领以后，在埃及的边界建起坚固的堡垒。在这个严寒的冬季，双方收兵休养生息。等到春天来临，法兰克人夜以继日地向着耶路撒冷进军，英格兰国王的旗帜在前面做向导，用主动的精神拦截一支有7000匹骆驼的运输队伍或商队。
萨拉丁将他的指挥营地设在圣城，但是这座城市受到惊慌和争执的打击。他实施斋戒和祈祷，并且向大家讲道以安定人心，公开宣布绝不会独自离开，要与大家一起面对围城的危险。但他的马穆鲁克卫队记得同伴在亚克的下场，拿反叛作为威胁向苏丹施压，要他珍惜自己的生命和他们的勇气，好让宗教和帝国在未来获得保护。[144]基督徒的突然撤退[145]，使穆斯林安然无恙，他们将这个喜讯归于天降奇迹，理查德的桂冠因战友的审慎或嫉妒而顿告枯萎。这位英雄蒙着面纱冲上高岗，发出愤恨不平的喊声：“那些不愿前去拯救基督之墓的人，他们没有资格看圣地一眼。”等到他返回亚克以后，收到雅法被苏丹奇袭的消息，他立刻登上几艘商船，抵达岸边后，跃马跳上沙滩。他的到来使得堡垒立刻解围，6万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在他的部队前面逃走。等到他们察觉理查的兵力处于劣势，第二天早晨又来围攻，发现他带着毫不在乎的样子在城门前面扎营，只有17名骑士和300名弓箭手，他根本不计算敌人的数量，冲上前去抵挡他们的进攻。我们从敌人的证词中获知，英格兰的国王执着长矛，骑着狂烈的怒马沿着战线从右翼飞驰到左翼，没有一个敌手敢出来应战。难道我在写奥兰多和阿马迪斯的传奇小说吗？
就在双方进行敌对行动期间，法兰克人和穆斯林展开了迟滞而冗长的谈判，[146]谈判时断时续，有一些行动能表现皇家的礼仪，双方互赠冰块和水果作为礼物，或是用挪威的猎鹰交换阿拉伯的骏马，能够缓和宗教战争的严酷和固执。从互有输赢和祸福无常的结局，君王的心中产生疑惑，上天在他们的争吵当中一直保持中立。双方在经受考验以后，知道没有希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理查德和萨拉丁两人的健康都已每况愈下，分别遭到万里以外国内战乱所带来的灾祸。金雀花王朝的君主急着要去惩处那些不义的敌手，趁他远离本土时竟敢侵略诺曼底；苏丹的心中充满了好战的热情，人民成了牺牲品而士兵是工具，他们的呼吁软化了他不屈不挠的心志。英格兰国王提出的要求是归还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和真十字架，非常坚定地宣称，他自己和朝圣的弟兄宁愿为虔诚的工作葬身异域，也不愿带着羞辱和悔恨返回欧洲。
但萨拉丁凭着良心，在没有获得巨额的补偿之下，拒绝基督徒的偶像在此地重新出现，更不能促进偶像崇拜的活动死灰复燃。他用同样强硬的态度表示，他基于宗教和民事的权力能够合法统治巴勒斯坦，同时详述耶路撒冷的重要性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拒绝接受有关拉丁人重建或瓜分耶路撒冷王国的任何条款。理查德建议他的妹妹和苏丹的弟弟联姻，但因为信仰不同而无法成功：公主对于嫁给土耳其人感到厌恶，阿迪尔或称萨法丁很难放弃一夫多妻制。萨拉丁借口双方语言不通，婉拒亲自出席当面讨论。他们派出的通译和使节运用各种技巧和拖延手法来操纵谈判，最后的协议还是受到两边热心人士的责难，他们分别是罗马的教皇和巴格达的哈里发。协议规定：要开放耶路撒冷和圣墓，前往朝圣的拉丁基督徒无须缴交贡金也不能被骚扰；阿什凯隆被完全摧毁以后，拉丁基督徒可以完整地拥有从雅法到提尔的海岸地区；停战协定应该将的黎波里伯爵和安条克王子包括在内；在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中止所有的敌对行为。
两军主要的首领全都发誓遵守条约的规定，但是国君只要口头答应和举右手表示同意即可，皇家的尊严可以免于宣誓，因为这种动作通常暗示对谎言和失信的疑虑。理查德乘船返回欧洲(公元1192年9月)的下场是遭长期囚禁和英年早逝，没过几个月萨拉丁也结束了他那光荣的一生。东方人描述他在大马士革的过世，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启迪作用，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对三个宗教给予同样的恩惠，最后他用寿衣而非旗帜向东方提出警告，伟大的事功不仅变迁无常而且很难持久。团结的帝国在萨拉丁死后(公元1193年3月4日)成为一片散沙，他的儿子们受到他们的叔父萨法丁强大武力的压迫；埃及、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苏丹因为利害关系恢复了原有的敌意；法兰克人在沿着叙利亚海岸地区的城堡中站稳脚跟，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对于未来充满希望。
九、英诺森三世发起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198—1216A.D.)
征服者竖立代表至高声名的“纪念碑”，使人听到为之惊惧不已，那就是萨拉丁的什一税。这种全面税法是为着圣战的需要，而强加在俗家甚或拉丁教士的身上，运用起来获利极丰，即使时机消逝也难以废止。类似的贡金成为教会圣俸什一税的基础，罗马教皇将征税权力授予天主教国家的君王，或保留给使徒教区直接掌握运用。[147]金钱的酬劳必然可以增加教皇对光复巴勒斯坦的兴趣。等到萨拉丁去世以后，教皇用信函、使节或传道士在各地倡导十字军，要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必须依靠英诺森三世的热诚和才能。这位教士年纪轻轻却雄心万丈，使圣彼得的继承人臻于伟大的顶峰，他在18年的统治时间里，用专制的手法控制着皇帝和国王，可以任意加以擢升和罢黜。要是他们冒犯这位高高在上的圣主，就会受到禁令的处分，剥夺他们在数月或数年之内参加基督徒礼拜仪式的权利。在拉特兰宫举行的国务会议中，他的作为使他看上去不仅是东部和西部的教会负责人，更像一位尘世的统治者。英格兰的约翰跪在他派遣的使节脚前，交出头上的冠冕。英诺森可以夸耀两项最伟大的胜利，能够摧毁人类的理性和良知，那就是“圣餐变体论”的学说和“宗教裁判所”的设立。在他的呼吁之下，发起第四次(1203 A.D.)和第五次(1218 A.D.)十字军东征，不过除了匈牙利有一位国王参与，其余都是位阶列于第二等的诸侯，他们亲自率领朝圣的队伍，兵力并不符合计划的要求，产生的结果不能满足教皇和人民的希望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