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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字军的起源与教皇乌尔班的宗教会议(1095A.D.)
土耳其人据有耶路撒冷以后过了20年，有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前来参拜圣墓。他是法国人，出生在皮卡第[1]行省的亚眠，看到基督徒在朝圣期间受到欺侮和压迫，极为气恼，顿生同情之感，提到耶路撒冷教长的处境更不禁热泪盈眶。他在热诚探问之下，得知东部的希腊皇帝根本没有将耶路撒冷放在心上，这样一来要他们如何能有获得拯救的希望。教长对君士坦丁的继承人极为不满，将他那败德的恶行和虚弱的国势全部揭露出来，隐士听了以后高声叫道：“我要唤醒欧洲的强国对你伸出援手。”果真如此，欧洲听从了隐士的呼吁。甚为惊异的教长在他辞行时，交给他表示信任和申诉的书函，于是彼得在巴里上岸以后，马上赶去参见罗马教皇。他的身材矮小而且容貌猥琐，但是两眼炯炯不可迫视，谈吐有力，坦诚直爽，能打动对方的内心，让对方乐意听从他的教诲。他出生于上流社会的家庭(我们采用现代常见的用语)，过去在邻近的布涅格伯爵麾下服行兵役，后来伯爵成为第一次十字军的英雄人物。彼得很快抛弃军旅生涯和红尘世界，如果这个传闻没有错，原因在于出身贵族的妻子既老又丑，使他毫无留恋之情，离开家庭进入修道院，最后自己找了一个隐居之地。苦修和孤独的环境使他的身体憔悴，内心出现各种幻想，凡是所愿都令他信以为真，凡是所信都会在梦中见到，甚至产生灵魂出窍的感觉。朝圣客从耶路撒冷返乡，都会成为宗教狂热的信徒，但是他的疯狂已经超过那个时代常见的状况。
教皇乌尔班二世[2]把他当成先知，极力赞誉他的构想带来光荣，答应召开大公会议给予最大的支持，鼓励他到各处去宣扬“拯救圣地”的理想。教皇的批准激起他百折不回的勇气，负起传教士虔诚的使命，很快穿越法兰西和意大利的行省。他的饮食简单又有节制，冗长的祈祷充满热烈的情绪，接受布施后，转手分配给需要的人。他光着头赤着脚，羸弱的躯体裹着一件粗布衣服，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展现耶稣受到磔刑的模样。他骑着驴子的模样在众人看来，是如此的圣洁，可以服侍至高无上的神人。他在教堂、街巷和大道对无数的群众宣讲福音的道理。这位隐士无论是进入皇宫还是木屋，都抱着泰然自若的神情，召唤大家忏悔和从军，人民全都热烈响应。他描述巴勒斯坦的土著和香客遭受的痛苦，每个人都被激起恻隐之心。当他请求英勇的武士前去保护他们的教友和救世主时，每个人的心胸都燃起气愤的怒火。他用姿态、眼泪和失声的叫喊来弥补语言沟通的限制。他自认可以向基督和圣母诉求，能与天国的圣徒和天使谈话，即使他欠缺理性又有什么关系。就是雅典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对他的成功也只能甘拜下风。粗鲁不堪的宗教狂热分子已经被如愿煽起高涨的情绪，基督教世界对教皇的会议和敕令失去等待的耐性。
个性豪迈的格列高利七世[3]赞成欧洲用武装来对付亚洲的权谋，他的信仰和抱负散发出炽热的情感，这些在他的书信中表露无遗。从阿尔卑斯山两侧，5万名正统教徒自愿投效到圣彼得的旗帜之下，身为使徒的继承人宣示自己的意图，要亲自率军出阵攻打那群邪恶的穆罕默德信徒。执行这次神圣任务的荣誉或是羞辱，虽然在情理上不应归于个人，但已经留给乌尔班二世来承担，他是格列高利七世最受信任的门人。乌尔班二世着手进行对东方的征战，这时他的对手是拉文纳的吉尔伯特，后者据有罗马大部分地区，正在加强各种守备工作，要与乌尔班争夺教皇的头衔和地位。乌尔班期望将西方的强权团结起来，在一个帝王与教会分道扬镳、人民与国君离心离德的时代，他和前任教皇都用破门罪来威胁皇帝和法兰西国王。
法兰西的腓力一世过着淫乱的生活，他的婚姻是通奸的结果，受到各方的责难，使他极为愤怒，但他为了获得宗教上的支持，只能尽量容忍。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维护叙任式的权力，那就是主教的任职要经过他的核定，用赠送指环和牧杖当成信物。但是皇帝在意大利的党派，被诺曼人和玛蒂尔达伯爵夫人的部队所粉碎，他的儿子康拉德的叛变和妻子的丑闻[4]，使得长期的争执更为恶化。在君士坦斯和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上，他的妻子承认有多次卖淫的行为，因为他不尊重她的荣誉，也不在乎自己的颜面，她被迫从事这一切无耻的勾当。
乌尔班的壮举如此深得民心，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他在普拉森提亚召开大公会议(公元1095年3月)，主要成员是来自意大利、法兰西、勃艮第、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的200位主教，此外还有4000名教士和3万名世俗人物参加这次会议，最大的主座教堂都无法容纳这么多人，7天的会议就在城市附近的平原上举行。
希腊皇帝阿历克塞·科穆尼努斯的使臣被介绍给与会者，特别在大会中陈述统治者面临的困境，以及君士坦丁堡迫在眉睫的危险。胜利的土耳其人是基督徒的共同敌人，只隔着狭窄的海峡在虎视眈眈。使臣用恳切的言辞针对拉丁君王的自负极力奉承，同时诉诸策略和宗教的需要，提出劝告要在亚洲的边界将蛮族击退，否则就会与他们在欧洲的腹地遭遇。听到东部教友这些悲惨和危险的情况，与会人员都禁不住流下泪来，满腔热血的战士大声宣布他们已经完成出发的准备。希腊使臣在离开时，获得保证会尽快派遣实力强大的援军。解放耶路撒冷的计划不仅庞大，而且路途遥远，现在又将援救君士坦丁堡包括进去。审慎的乌尔班要留到下次宗教会议做出最后的决定，他提议同年秋天在法国某座城市举行。短暂的延期可以扩散宗教狂热的火焰，在一个由士兵组成的国家可以保持最大的成功希望，[5]他们不仅以家族的名声而自傲，而且激起更大的抱负要与英雄人物查理曼一比高下。在众所周知的特平[6]传奇故事中，查理曼完成了占领圣地的伟大任务。基于亲情或虚荣的不为人知的动机，乌尔班的选择受到影响。他是法国人，是出身克吕尼的僧侣，在他的同胞中第一个登上圣彼得的宝座。教皇已炫耀过他的家庭和行省，现在处于这种显赫的地位，还有什么比起重访年轻时代谦卑和劳累的场所，能使他感到更大的喜悦和满足？
罗马教皇在法兰西的腹地搭建法庭，要当众对他们的国王判处破门罪，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奇观。但只要获得对11世纪的法兰西国王更为正确的评估，我们的惊讶就会很快消失无踪。腓力一世是休·卡佩的曾孙，休·卡佩是目前这个家族的创始者，正当查理曼的子孙处于衰亡的时期，休·卡佩在巴黎和奥尔良的世袭领土上建立了王国。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他拥有财富和主权。但是对法兰西的其余地区而言，休和他的第一代后裔只是封建领主，大约有60个公爵和伯爵，都具备独立和世袭的权力，[7]藐视法律和合法议会的控制。他们不尊重统治者就会获得报应，领地的下属和家臣也拒不听命。克莱蒙位于奥弗涅伯爵[8]的采邑之内，教皇在这里成功召开会议(公元1095年11月)，主要是腓力已经消除怨恨之心，而且就参加的人数和与会人员的地位而言，并不逊于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除了教廷和罗马红衣主教会议成员以外，有13个总主教和225个主教大力支持，戴着法冠的高阶圣职人员总计有400位之多。教堂的神父不仅得到那个时代的圣徒赐予的祝福，同时也获得神学家的启蒙和教化。成群结队的领主和武士都是权势显赫的知名人物，全副武装地从邻近的王国前来参加会议，对大会的决定怀抱着很高的期望。所有的状况都让人热血沸腾、充满好奇，整座城市在11月份到处是拥塞的人群，开阔的原野上搭起千千万万的帐篷和木屋。
8天的会期制定了一些实用的教会法条，对于陋规成习可以产生教化和革新的作用，宣布了一项严厉的谴责，反对私斗的浮滥，落实“奉神之名”的休战协定[9]，每周有4天的时间要停止敌对行为。教会保障妇女和教士的安全，为期3年的保护延伸到农夫和商人，这些人原来是军事掠夺下毫无自卫能力的受害者。法律即使获得尊敬，能够产生制裁的作用，但还是无法在雷厉风行之下忽然改变时代的习性。乌尔班之所以花费很大力气调解内部的争端，是要把战争的火焰从大西洋岸边转移到幼发拉底河，他这种“仁慈”行为的效果很难让我们感到钦佩。自从普拉森提亚宗教会议之后，他那伟大的构想像谣言一样传遍各国，返乡的教士在每个教区宣讲拯救圣地的功德和荣誉。
教皇登上克莱蒙市集所搭建的高台，用雄辩的语气对着完成准备和毫无耐心的听众发表讲话。他的主题立场鲜明，他的布道言辞激烈，他的成功已经是沛然莫之能御。演说家被数千人的欢呼声打断，群众异口同声地用乡土的方言大声喊叫：“这是神意!这是神意!”[10]教皇回答道：
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把这句值得纪念的圣灵所启示的言辞，带到战场上去呐喊，鼓励基督的武士发挥献身的精神和奋斗的勇气。他的十字架是你们获得救赎的象征，戴着这个像血一样鲜红的十字架，在你们的胸膛或肩膀当作永恒的标志，当作无法撤回的承诺和最神圣的誓言。
大家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人数众多的教士和信徒都在衣服上缝着十字架的记号，[11]恳求教皇率领他们进军。格列高利更为谨慎的继承人婉拒这种危险的荣誉，他的借口是教会处于分裂的状况，无法丢下圣职所赋予的责任。他建议信仰虔诚的人，要是在性别、职业、年龄和体能方面不具备资格，不如用祈祷和施舍，来为他们之中的强壮弟兄提供个人的服务。教皇指派普伊主教阿德玛为他的代表，第一位从他的手里接过十字架，授予其称号和权力。位于最前列的俗家首长是图卢兹伯爵雷蒙，他未能亲自参加会议，就派遣使臣代表他立誓接受赋予的荣誉。高举着十字架的武士在忏悔和被赦免罪孽以后，不断受到开导，要他们返乡邀请亲戚和朋友共襄盛举，出发前往圣地的时间定为翌年8月15日的圣母升天节。
二、十字军东征的正义原则、主要动机和后续影响
人类对暴力的运用是如此熟悉，甚而视为自然之事。在我们的纵容之下，微不足道的怒意或引起争议的权力都会成为充分的理由，可以在国家之间产生敌对的行为。但是就圣战的名义和性质而论，需要进行更为严谨的查证。我们不能贸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可以肆意拔出毁灭的宝剑，除非动机相当纯洁、争执完全合法、需求无法避免。作战行动的策略要求取决于经验获得的教训，然而这种教训得来何其缓慢。在采取行动之前，宗教事业的公正与合理要能满足我们的良心。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基督徒，全都被说服，认为发动十字军是顺应天理人情的事。他们不断滥用《圣经》和修辞的文句来掩饰他们的实际想法，看起来像是坚持信仰的理念以及上天赋予的自卫的权利。然而他们却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的特定称呼，将异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视为邪恶的敌人。[12]
其一，正当防卫的权利可以将民事和宗教的盟友全部包括在内，这是很合理的事。权利的获得基于危险的存在，敌人的恶意和实力所形成的双重考量是评估的重点，归咎于穆斯林信奉对人类有害的教条，他们认为有责任要用刀剑灭绝所有其他的宗教。这种无知和偏见的指控受到《古兰经》的驳斥，从伊斯兰征服者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公开与合法的宽容，也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但是不可否认，东方的教堂受到严苛的束缚和高压的迫害。即使处于这种环境，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他们对于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依然坚持己见维护神意的权力要求。在正统教会的信条之中，不信上帝的民族始终是巨大的威胁，会让我们丧失现在的宗教或未来的自由。到了11世纪，土耳其战无不胜的军队的确令人感到忧虑，这种后果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已经近在眼前，不到30年的工夫，他们就征服了亚洲所有的王国，最远到达耶路撒冷和赫勒斯滂海峡，希腊帝国在毁灭的边缘摇摇欲坠。除了对基督教弟兄表示诚挚的同情，拉丁人基于公理正义和利害关系也要支持君士坦丁堡，这是西方世界最关紧要的天堑，为了更好地进行防守，对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击退眼前的强袭，应该给予同等的重视。为了达成目标，必须提供适度的援助。我们同意非常现实的考量，但是派遣数量如此庞大的兵力到距离遥远的东方去作战，亚洲无力供应强大的援军，就会遭到覆灭的命运，欧洲会因人口减少而降低应有的实力。
其二，夺取巴勒斯坦对拉丁人的战力或安全毫无助益，征服这个距离远、面积小的行省，唯一合理的借口是宗教狂热的信念。基督徒肯定“应许之地”是不可剥夺的名称，它流淌着神圣救世主的宝血，他们有权力和责任从不义的据有者手里光复继承的产业，那些邪恶的异教徒亵渎基督的墓地，在朝圣的路途上欺压他的信徒。但崇高的耶路撒冷和神圣的巴勒斯坦，类似的宣称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地方早已废止了摩西的律法。基督徒的上帝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神明，伯利恒和骷髅地分别是他的出生和埋葬之处，就是光复也无法补偿对《福音书》有关道德训诫的侵犯。这些论点在沉重的迷信盾牌前面一闪而过，只要抓住奥秘和奇迹的神圣理由，宗教的心灵就很难将它抛弃。
其三，宗教战争已经在地球各个区域开打，从埃及到立沃尼亚，从秘鲁到印度斯坦，获得了传播更为广泛且适应性更强的教义的大力支持。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引起敌对行为的充分理由，人们不仅普遍认同，有时还肯定这是最高的价值。手持十字架的战士可以杀死或制伏冥顽不灵的不信者，这种上帝赐予的恩典是主权和慈悲的唯一来源。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400年，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这些蛮族，花费同样的时间，运用类似的手段，分别获得罗马帝国在西部和东部的行省。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因时间和条约的关系，合法据有了所征服的地区。但是伊斯兰的君王在臣民和邻国的眼里仍然是暴君和藩王，可以用战争和起义的武力，将这些非法的所得合法拿走。
基督徒严谨的生活和习性已经开始松懈，逼得要加强纪律和忏悔，随着罪孽的增加，纠正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原始教会，进行赎罪的工作之前，如果信徒们能够自愿采取公开告解的方式，就不会引起紧张的对立。中世纪的主教和教士对于罪人，则会审问他，强迫他交代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规定他与上帝修好的条件。任性和暴虐轮番滥用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力，惩戒法规的制定用来告知并规范审判的精神。希腊人最早运用立法的模式，他们的赎罪规则经过翻译，为拉丁教会所仿效。查理曼大帝统治的时代，每个教区的教士都有一本法典，但很审慎地隐藏起来不让一般平民知晓。评估罪行和惩处罪犯是件危险的工作，僧侣根据经验或智慧，知道每种案件都可能发生，全都能够说出差异之处。有些列举的罪状让清白无辜的人难以设想，还有一些罪过超越理性认知的范围。最常见的犯罪行为像是奸淫和私通、伪证和亵渎、抢劫和谋杀，按照不同的情况或环境，用苦修或忏悔来赎罪，期限从40天可以一直延长到7年。在悔改期限之内，通过有益的规律生活，如斋戒和祈祷，病人得以复原，罪犯获得赦免。他的衣着简陋不合时样，表现出忧伤和懊恼，谦卑的态度禁绝社交生活的乐趣和事业的发展。但是严格执行这些法规就会使皇宫、军营和城市的人口大量减少。
西方的蛮族不仅相信这些惩罚而且大为恐惧，然而人性通常厌恶理论的原则，官吏强调教士属灵的审判权，几经努力也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按照字面要求完成悔改根本是不切实际的事，每天重复通奸会使罪行加重，屠杀整个民族也包括在杀人的罪行之中。每种行为要是分开计算，数量就会增加。在这样一个社会混乱和恶行如麻的时代，就算是生性谦卑的罪人，宗教方面的罪孽也容易欠下300年的债务，无法负担之下只能要求减刑或赦免。就富人而言，要缴纳26个苏勒达斯银币(大约是4镑)才能减免一年的苦修悔改。[13]穷人只要3个苏勒达斯，约为9个先令。这些布施立刻拨交教会使用，从信徒的罪孽获得的赎金是教会财富和权力取用不竭的来源。300年的债务相当于1200镑，即使是富有资财的人士也会倾家荡产，只能通过转让产业来抵债。丕平与查理曼最慷慨的赏赐，是他们拯救自己灵魂最明确的证据。民法有一条基本的原则：任何人拿不出钱财，就得用身体来抵账。鞭笞的肉刑也为僧侣所采用，这是廉价而又痛苦的等价处分。根据一种极其怪诞的计算方式，一年的悔改还要多加3000鞭的体罚。[14]一位有名的隐士圣多明我绰号叫“铁胸甲”[15]，对接受这种惩处具备技巧和耐性，在6天之内完成一个世纪的数量，也就是受到30万次的鞭打。有很多悔罪苦修者无分性别，都依循这个标准。法律也允许自愿牺牲者代人受罪，一个身强力壮经过训练的人员，可以用他的脊背代他的恩主赎罪。[16]
11世纪这种金钱和人身的补偿，演变为更体面的方式，让人感到满意。那些在阿非利加和西班牙与萨拉森人作战的士兵，服务军旅所建立的功勋，受到乌尔班二世前任的认同。教皇在克莱蒙的大公会议中宣布，给予献身十字架旗帜的从军人员“绝对的恩典”，一切的原罪都能够获得赦免，尔后所有的罪孽只要依据教规悔改，全部为教会所接受。当前这个时代的人生观非常冷漠，对于过去充满原罪思想和宗教狂热的世界，无法体会那种深刻的印象。本堂神父大声呼吁，唤醒数以千计的强盗、纵火犯和凶手，让他们去救赎自己的灵魂，用伤害基督徒同胞的行为，对不信上帝的异教徒痛下毒手。无论是哪个阶层或教派的囚犯，他们都热诚地赞同赎罪的条件。没有人完全纯洁，不能豁免罪孽的定谳和惩罚。大多数人对公正的上帝和教会负有应尽的义务，要靠着虔诚的勇气才够资格获得尘世和永恒的赏赐。如果他们作战阵亡，热心的拉丁教士会毫不迟疑地用殉教者的冠冕装饰他们的坟墓；[17]要是他们幸存，也不会没耐心等待天国的报酬，虽然时间已经延迟，但是恩典还会加多。他们将要为神的儿子流血奋战，耶稣不也是为了拯救世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吗？他们举起十字架，满怀信心走主的道路，上天在保佑他们的安全，或许当他们神圣的事业遭遇困难时，上帝会用那可见而神奇的力量，使他们化险为夷。耶和华的云柱和火柱[18]先于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基督徒完全有理由怀抱着这样的希望：河流会在他们渡过的时候分开，坚固城市的防壁会在他们的号角声中倒塌，太阳会在飞驰的途中暂时停下，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歼灭那些不信主的人。
对于那些进军圣墓的首领和士兵，我敢很肯定地表示，全部受到宗教狂热精神的感召，有建立功勋的信心，有获得报酬的希望，有神明协助的保证。我同样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对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宗教狂热并不是他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唯一因素，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还不是主要因素。宗教信仰的运用或滥用，对于国家风气所形成的潮流产生很小的阻力，反而是造成的推力却沛然莫之能御。反对蛮族的私人械斗、血腥的马上比武、放荡淫逸的爱情以及不法的格斗审判，教皇和宗教会议只会发出毫无效用的雷霆之声。说实在的，激起希腊人形而上的争论，把社会混乱或政治专制的受害者赶进修道院，将奴才或懦夫的容忍视为神圣之事，或是采用现代基督徒的仁慈和义举来建立事功，看来倒是更为容易的任务。法兰克人和拉丁人对于战争与操练普遍怀有热情，作为悔改和赎罪的过程，他们受到嘱咐要满足主宰他们内心的热情，要前往遥远的国土，要拔剑对抗东方的民族。他们的胜利甚至抱有这种企图，为了使装饰着十字架的大无畏英雄名垂千古。即使是最纯洁的虔诚行为，也不可能对军事荣誉的光辉景象毫无感觉。在欧洲那些琐碎不值一提的争吵中，诸如获得一座城堡或是一个村庄，他们都可以让朋友和同胞流血，此时为了对抗路途遥远充满敌意的民族，当然更能够快速地进军，为此，欧洲的人民都已献身军旅。
他们幻想自己已抓住亚洲金色的权杖，诺曼人征服阿普里亚和西西里，即使是平民冒险家都有希望被提升到更高贵的地位。基督教世界处于落后的粗野状况，无论是天候还是耕种都无法与伊斯兰国家相比。朝圣者叙述的故事和缺乏通商条件所带回的礼物，都在夸大东方国家天然和人为的财富。一般的庶民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接受的教导是要相信不可思议的事物，像是流着奶和蜜的土地、矿产和宝藏、黄金和钻石、大理石和碧玉建造的宫殿，以及乳香和没药的芬芳树丛。在这个人间乐园里，每名战士都能够凭着刀剑创造富裕和光荣的前途，即使是再天马行空的意愿都能够在那片土地上自由驰骋。[19]这些家臣或士兵相信上帝和主人会给他们带来好运，从一位土耳其埃米尔那里夺得的战利品，可以使营地位阶最低的随员都能发财致富。风味浓郁的葡萄美酒、艳丽动人的希腊美女[20]，产生的诱惑力使十字军的战士难以抗拒，比起他们的职业更能满足天性的要求。追随的群众处于封建体制或基督教会的暴虐统治之下，爱好自由成为更有力的诱因。西部的农夫和自治的公民成为采邑或教会土地的奴隶，接受神圣的号召可以逃避傲慢的领主，让自己和家庭迁移到自由的乐土。僧侣可以借机脱离修道院戒律的管辖，债务人能够停付累积的高利贷并摆脱债主的追讨，各种类型的恶徒和犯人能够继续抗拒法律的制裁，规避罪行所应得的惩处。[21]
形形色色的动机不仅极其有力而且种类繁多，我们要是单独计算在每个人心目中所占的分量，那可是没完没了的事，就是出名的案例和流行的方式都不胜枚举。早年改信基督教的人员，成为十字军热心和善尽职责的传教士，他们在朋友和同胞中间宣扬神圣誓言的责任、功德和报酬。就是最为勉强的听众，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拖进说服和权威的漩涡。好斗的年轻人要是受到指责或怀疑而产生怯懦的情绪，难免会引起满腔怒火。无论是年老还是虚弱的人，甚至是妇女或儿童，如果能够随着军队去参拜基督的墓地，都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考量的只是宗教的热诚，并非自己的体力。有些人在傍晚还嘲笑朋友何其荒唐，到了次日自己却兴致勃勃地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无知可以增加冒险事业的希望，减轻遭遇危险的心理负担。自从土耳其人展开征服行动以来，朝圣的路径已经湮没，完全不见痕迹。就是身为首领，对于路程的长度和敌人的状况都毫无概念。至于那些愚蠢的民众，看到在前面出现的城市或堡垒，只要超过他们的见识范围，就会追问是否到达了耶路撒冷——那个长途跋涉全力以赴的目标。
然而十字军里较有见识的人员，都不敢确定上天会撒下鹌鹑或吗哪来喂饱他们[22]，因此准备了贵重金属以便在任何国家用来交换商品。为了按照阶级支付他们在路途的花费，君王转让他们的行省，贵族出售土地和城堡，农夫则出售牛只和耕种的工具。产业在群众迫切抛售之下价格大跌，武器和马匹由于缺货和买主的急需，上涨到极其荒谬的价格。[23]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员只要具备常识和现金，在这种流行趋势下就会发一笔横财。统治者用低廉的费用获得家臣和诸侯的田地，教会的买主完成付款并且保证为他们祈祷。布匹或丝绸制作的十字架通常缝在衣服上面。热诚的信徒用烧红的烙铁或不褪色的墨水，在身体上面留下永恒的记号。一个手段高明的僧侣展现胸部显示奇迹的伤痕，得到的回报是在巴勒斯坦受到大众的尊敬和为他带来财富的圣职。[24]
三、十字军的先期行动及所遭遇的苦难(1096A.D.)
克莱蒙会议决定，8月15日是朝圣者出发的日期，但是有一大群轻率和贫穷的平民先行开拔。在我提到主要的领袖进行重大和成功的冒险行动之前，先简短介绍他们所引发及遭遇的灾难。早在春天的时候，大约有6万名男女群众，从法兰西和洛林的边界齐聚到十字军最早的这位传教士周围，喧嚣的声音在不断地强求，逼使他立即率领大家赶赴圣墓。隐士自认他的角色就像一位将领，然而却欠缺这方面的才能和权威，冲动的信徒逼得他只有从命，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两岸前进(公元1096年3月)。食物的缺乏和庞大的人数促使他们分离，彼得的部将“穷汉”瓦尔特是名英勇的士兵，然而他此时却一贫如洗，负责指挥朝圣队伍的前锋，一共是8位骑士和1.5万名步卒，这个比例就注定了他们未来要遭遇的状况。
另外一名宗教狂热人士拿彼得做榜样，追随他的脚步在后面紧跟不舍，这位名叫戈德斯卡的僧侣，靠着讲道从日耳曼的村庄带走1.5万或2万名农夫。还有20万乌合之众在他们的后面形成压力(公元1096年5月)，这些都是最迟钝和蛮横的人员，他们为民众所遗弃，宗教的虔诚混杂着兽性的放纵，不断发生抢劫、卖淫和酗酒的行为。有一些伯爵和士绅率领着3000人马，伴随着群众的运动，要分享战利品。这个队伍真正的领导者，是在前面带路的一只鹅及一头羊(我们会相信这种愚行？)，那些有见识的基督徒认为这是神灵附身的效果。
无论是这些还是其他宗教狂热分子的队伍，对犹太人发起最早和最易动手的战事，他们把犹太人看成杀害上帝之子的凶手。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边贸易兴旺的城市，犹太人的殖民区不仅数量很多而且非常富裕，受到皇帝和主教的保护，能够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25]在凡尔登、特里夫、门兹、斯皮尔斯和沃尔姆斯这些城市，不幸的民族有数以千计的人员惨遭抢劫和屠杀。[26]自从哈德良的迫害行动以后，他们还未感受到更为血腥的打击。地区的主教用坚定的态度拯救幸存的余众，接受他们假装的皈依和暂时的改信，但是那些更为倔强的犹太人，抱着同归于尽的信念来反对基督教的狂热分子，将自己的房屋当作抵抗的路障，最后把自己、家人和财富全部投入河流或火焰之中，让不共戴天的仇敌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无法发泄恶意或满足贪婪。
从奥地利的边界到拜占庭君主国的政治中枢，十字军人员被迫要横越600英里的空间，这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野蛮和荒凉的国度，土壤肥沃而且河流纵横，地面覆盖着沼泽和森林，无止境地向前延伸。人们在这里看见苍茫的大地，然而在地球上所据有的领土终有尽头。这两个民族刚开始受到基督教的陶冶，匈牙利人被本国的君王统治，希腊皇帝的部将管辖保加利亚人。这些人只要产生极为轻微的怒意就会被激起残暴的天性，头一批朝圣者的混乱状况激起了遍及整个地区的愤恨。这样的民族必然对于农耕并不熟悉而且极为怠惰。他们用芦苇建造城市，到了夏季就住进猎人或牧人的帐篷。他们粗暴地索取极少的食物，强行攫取并很快将之消耗一空。刚刚开始发生争执的时候，十字军人员尽情发泄怒气和痛下毒手，但是他们对这个国家和战争的认识不够，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最后陷于罗网四面受敌。
保加利亚的希腊统领指挥一支常备部队，匈牙利国王下达召集命令，好战的臣民有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骑马射箭，运用的策略是严密监视伺隙而动，对于这批宗教的强盗，报复手段十分无情而且血腥残忍。[27]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幸存，连同彼得本人在内，赤身裸体地躲在色雷斯山区。皇帝对拉丁人的朝圣和援助表示尊敬，引导他们走安全和容易行走的路线到达君士坦丁堡，劝他们等待后续教友的到达。他们一时之间还记得自己所犯的错误和遭遇的损失，但是等到受到友善的款待恢复体力以后，马上故态复萌，产生怨恨之心，不法的行为让恩主坐立难安，无论是花园、皇宫还是教堂都遭到劫掠。阿历克塞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引诱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亚洲那边，但是盲目的宗教热情驱使他们放弃皇帝指定的位置，不顾一切地向着土耳其人猛冲过去，而敌人正在防守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隐士知道这样做会使自己蒙羞，但他依然离开营地撤回君士坦丁堡。他的部将“穷汉”瓦尔特称得上是位好指挥官，期望野蛮的群众能够遵守秩序和谨慎行事，但是这种要求没有成功。他们分离是为了搜寻猎物，结果苏丹凭借高明的技巧，使他们更容易落到猎人的手中。谣传说他们在前线的同伴为苏丹首都的战利品而争吵，索利曼用这种方式引诱瓦尔特的主力进入尼斯平原。他们全部为土耳其人的箭雨所歼灭，数以万计的白骨告知后来的同伴这是战败之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人员当中，在把任何一座城市从不信者的手里拯救出来之前，在更为庄严和高贵的同志完成冒险事业的准备工作之前，已经有30万人丧失性命。
四、主要领袖人物的出身、背景、性格和作为
欧洲的重要君王没有登船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皇帝亨利四世不愿听从教皇的召唤；法兰西的腓力一世把时间都花在声色犬马上面；英格兰的威廉·鲁弗斯最近刚发起一次征战；西班牙国王从事对付摩尔人的国内战争；位于北部的王国诸如丹麦[28]、苏格兰、瑞典和波兰，在对于南部地区的感情和利益方面仍然是外来的陌生人。列名第二等的诸侯在封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通常会强烈感受到宗教的情怀，他们的地位可以依据名望和特性，很自然地区分为四种不同的领袖类型。我不愿重复没有内容的叙述，但是还要特别说明，这些基督徒冒险家共同的属性是作战的勇气和军旅的实务。
其一，布永的戈弗雷无论是参与战争还是会议，都名列最高阶级，真是当之无愧。如果十字军可以将自己托付给这个英雄人物，那对他们来说真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戈弗雷的母系家世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就这方面而言是最具代表性的领袖。他的父亲继承了布涅格伯爵的爵位，位于洛林下方的布拉班特[29]行省是他母亲世袭的领地。他自己得到皇帝恩赐被授予公爵的头衔，统治权后来转移到阿登山地的布永，这个地方照理来说并不适合他的身份。他在亨利四世麾下服务时，担任护旗官，打着帝国巨大的旗帜，有次在作战中用长矛插进反叛国王罗多夫的胸膛。戈弗雷是第一位登上罗马城墙的战斗人员，由于运用武力对付教皇使他患病，因而立誓不会再犯，令他终身为此忏悔，下定决心要去访问圣地，不是作为进香客而是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他的英勇出于审慎和节制显得更为成熟，不会轻举妄动将自己陷于困境。虔敬的行为虽然会盲目遵从宗教的安排，但是仍旧保持诚挚的态度，在营地极为嘈杂骚动的环境中，他还是像在修道院一样注重自己的德行，无论真假总要成为别人的表率。他对这些首长的结党营私保持超然的立场，只会仇视和痛恨基督的敌人。虽然他后来获得了一个王国，但是那种纯洁无私的热诚仍为他的对手所承认。布永的戈弗雷有两个弟弟陪伴在身边，年长的优斯塔斯后来接位成为布涅格伯爵，年幼的鲍德温是一个更难描述的人物。洛林公爵在莱茵河两岸同样受到大众的赞誉，因他的出生地和所接受教育的缘故，能够精通法语和条顿语。法兰西、日耳曼和洛林的贵族将家臣集结起来，组成的联合部队有8万名步卒和1万名骑兵，打着他的旗帜向前进军。
其二，克莱蒙会议两个月以后，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韦尔芒德瓦的休伯爵当着国王的面，在愿意担负十字架责任的诸侯当中，成为最为显赫的人物。之所以加上“伟大”这个称号，是因为他是法兰西国王的兄弟，有皇室出身，并不完全出于推崇他的功勋或属国(虽说这两者也是重要的条件)。[30]诺曼底的罗伯特公爵是“征服者”威廉[31]的长子，他的父亲亡故后，由于自己懒散，而他的弟弟鲁弗斯又行动积极，以致他的英格兰王国被夺走。罗伯特的个性过分轻浮，贪图安逸的生活，身价顿时一落千丈：喜爱欢乐使他纵情于声色犬马之娱；奢侈浪费使得君王和人民变成赤贫；妇人之仁使得国内罪犯日增；性格和善就常人而言是优点，却成为统治者最主要的缺陷。他对英国的篡夺者抱着不在意的态度，竟然为1万金马克的微不足道的款项将诺曼底抵押出去。[32]但他在圣战中履行诺言，表现良好，等于当众宣布罗伯特已经洗心革面，能够使公众对他恢复相当的尊敬。另外一位罗伯特是法兰德斯的伯爵，法兰德斯是一个直属皇室的行省，在这个世纪产生了三位皇后，分别登上法兰西、英格兰和丹麦的宝座。罗伯特的称号是“基督徒的剑和矛”，但是他像士兵那样建立功勋，有时就会忘怀身为将领的责任。斯蒂芬是沙特尔、布卢瓦和特鲁瓦的伯爵，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诸侯之一，城堡的数目可以比喻为一年的365日。爱好文学使他的心中怀有崇高的理想，在军事首长举行会议时，能言善辩的斯蒂芬受到推选担任主席的职务。以上四位是法兰西人、诺曼人和不列颠群岛朝圣者的主要领导人物。那些领有三四个城镇的贵族，要是也列出名单，根据当代一位人士的说法，要超过特洛伊战争的名将目录。
其三，在法兰西的南部，指挥权分别被授予普伊主教阿德玛，他是教皇的代表；以及圣吉勒斯和图卢兹的雷蒙伯爵，他同时还拥有更为高贵的头衔纳博讷公爵和普罗旺斯侯爵。前者是受到尊敬的高阶教士，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来生都同样具备资格；后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武士，在西班牙与萨拉森人浴血搏斗，现在奉献残年余生，不仅为了解救圣墓，更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经验和财富使雷蒙在基督徒的营地中拥有极大的权势，对大家遭到的困苦有能力给予解救，通常他很乐意为之。但是比起保有臣民和伙伴对他的敬爱，强索不信者的赞誉对他是更为容易的事。他那卓越的气质被暴躁、傲慢、嫉妒和固执所掩盖，虽然他为侍奉上帝放弃了一大片世袭的产业，但在一般人看来，信仰的虔诚还是掩盖不了他的贪婪和野心。[33]在雷蒙率领的那群乡巴佬中间，重商思想优于好武精神，“乡巴佬”是个很普通的称呼，包括奥弗涅和朗格多克的土著，[34]以及勃艮第或阿尔勒王国的家臣。他从邻接西班牙的边区，找来一帮孔武有力的亡命之徒。等他行军通过伦巴第，一群意大利人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他的联合部队共有10万人马。如果雷蒙最早参加而最晚离开，行程的延迟要归咎于准备工作太过庞杂，因为他要永久告别，不再返乡。
其四，博希蒙德是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儿子，两次战胜希腊皇帝，获得赫赫威名。但他父亲留下遗嘱将他贬到他林敦公国，后来他被法国朝圣者的谣传和路过所惊醒，否则只能在梦中回忆东方的战利品。我们在诺曼首长身上看到了他具有冷静的谋略和伟大的抱负，对于宗教不至于过分盲从而有所节制。他的行为可以证明他有正确的信仰目标，对于教皇的构想他在暗中进行指导，不仅全力支持并且装出惊讶和诚挚的模样。在阿马尔菲的围攻作战中，他的身先士卒和仗义执言激起联军的战斗精神。他立即撕开外衣制作十字架，供应无数效命的义士，准备率领1万名骑兵和2万名步卒前去君士坦丁堡和亚洲。还有几位诺曼氏族的诸侯前来陪伴久历战阵的将领，他的表弟坦克雷德[35]是作战的伴侣和忠诚的随员，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我们发现他不仅具备完美的武士德行[36]，还能发挥真正的骑士精神，可以激起人们慷慨的情操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比起那个时代卑下的哲理和虚伪的宗教更要高明得多。
五、中世纪欧洲骑士制度的滥觞和主要的内涵
在查理曼大帝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时代之间，西班牙人、诺曼人和法兰西人发生了一场变革，逐渐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地位低下的平民只能充任步卒，骑兵形成军队的主力，“米尔斯”(战士)这个备受尊敬的称呼仅限用于骑在马背上的绅士[37]，只有他们才能被授予骑士的身份。公爵和伯爵篡夺国君的权力，割裂行省分配给忠心耿耿的贵族，他们再将采邑连带审判权指派给他们的家臣。这些贵族相互之间以及和领主都是战友的关系，形成一种军阀或骑士阶层，把农夫和市镇公民归并为另一类型，表示出轻视的态度。他们要保有家世所衍生的地位，关键在于血统的纯正以及门当户对的联姻，只有嫡子具备没有污点或耻辱的四代家系，才能合法夸耀自己具有骑士的荣誉。但即使是一个英勇的平民，靠着战功有时也会发财致富和受封为贵族，成为一个新家族的创始人。任何一位单独的骑士根据自己的判断，可以将他接受的身份授予别人。欧洲的好战君王，对于荣誉的看重更甚于头上镶满珠宝的皇冠。这项仪式的起源很简单，充满异教的亵渎气氛，可以在塔西佗的著作和日耳曼的森林中找到原有的痕迹。骑士的候选人通过考验后，就被授予剑和马刺，在胸部或肩膀受到轻微的接触，象征能用泰然自若的神色忍受伤害，这样才能合法获得骑士的身份。
这些迷信混入所有公众和私人的行动中，军人在圣战中被视为神圣的行业，骑士制度的阶级比照教士的圣秩职位得到特权和利益，像是新入教者重新受洗的沐浴和白袍，虽然是一种模仿，却很不得当。他的剑供在祭坛上受到高阶神职人员的祝福，先要斋戒和守夜，再接受庄严的欢迎仪式，然后以上帝、圣乔治和天使长圣米迦勒的名义授予他骑士的头衔。他要宣誓完成信仰所规定的责任，训练、典范和公众的舆论是约誓不可侵犯的监护者。他要成为捍卫上帝和妇女(我将这两个不相关的名词放在一起，实在感到难为情)名声的斗士，献身的工作诸如：说话要诚实不虚；维护生而为人应有的权利；保护悲伤痛苦的人们；对人要彬彬有礼(这种德性在古代并不多见)；追捕不信上帝的人；对于畏苦怕事抱着藐视之心；证实能用冒险犯难的行动使得骑士身份变得更荣耀。骑士精神毫无节制地滥用，会使大字不识的武士对勤奋的工作与和平的技艺，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要是受到任何伤害和委屈，他们会把自己看成唯一的审判官和报复者；过分的自负使他们忽略群体社会和军事组织的法律。然而这个制度还是产生了很多有利之处，可以使蛮族的个性更为文雅，灌输忠诚、公正和仁慈的原则，不仅能够强烈感觉到所产生的影响，也能看到很多贯彻履行的实例。
严苛的民族偏见逐渐缓和下来，宗教和军队的团体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推展外表和性质相同的竞争。每个国家的武士在家乡从事武艺的演练，到海外去冒险和朝圣，这样就会保持永远的交往。比起古典时代的奥林匹克竞赛[38]，只要基于公正的立场，人们就会更为欣赏哥特人的马上比武。赤身裸体的观众败坏了希腊人文雅的举止，处女和贵妇人被迫离开运动场；但哥特人旗帜飘扬和装饰华丽的比武场，坐满纯洁娴淑和出身高贵的美女，战胜者从她们的手里接受技巧和勇气的奖品。角力和拳击需要不断的苦练和天赋的体魄，与士兵建立功勋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在法兰西发起的马上比武，能够真实地展现战场的情况，流传到东方和西方都能风行一时。单人的挑战和对决像是一般的前哨战斗，甚至是防守一座关隘或是城堡，都可以按照实际状况进行预演。无论是真实还是模拟的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完全在马匹的控制和长矛的运用上。长矛是骑士适用而特别的武器，他的马匹是高大而强壮的品种。而等到他为迫近的危险所惊醒，通常要在随从的引导之下才能发起冲锋。在用普通步速前进的时候，他通常安静地骑一匹缓行的乘用马。对于骑士的头盔、长剑、护胫和盾牌无须多费口舌，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十字军时代，穿着的铠甲不如后来那样钝重，上体没有使用厚厚的胸甲和背甲，而是用铁衣或锁子甲来防护。武士将长矛安置在托架上，很狂暴地用马刺策马冲向敌人，土耳其和阿拉伯的轻骑兵很少能挡得住这样直接和巨大的冲击力量。
每位骑士都有忠实的扈从陪伴进入战场，这位年轻人与骑士有相同的出身，抱持类似的理想，还有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弓箭手追随在后，这些人员和装备组成一个完整的骑士队伍。在邻近的王国或圣地进行远程行动时，保有封地应尽的责任不再存在，骑士和追随人员的自愿服务，如果不是出于热诚或忠心，那就是为报酬和承诺所收买。每支部队包含的骑士队伍数量多寡不一，根据每位独立首领的权势、财富和声望而定，他们可以用旗帜、有纹章的外衣和战争的呐喊声音加以识别。欧洲每个古老的世家都想寻觅家族早期所立的战功，用来证明贵族的地位和渊源。我虽然概略描述了中世纪的骑士形象，但是这个令人难忘的制度既是十字军的成因，也是十字军的结果。
六、第一次十字军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军(1096—1097A.D.)
就是这样的军队和领导人员举起十字架去解救圣墓。当他们因平民的乌合之众缺席而感到如释重负时，立即举行会议或是派出信差，相互鼓励要实现誓言尽速开拔。他们的妻子和姐妹急欲分享朝圣之途的危险和功勋，轻便的金库装着银条和金条易于运输。这些诸侯和贵族都带着猎犬和猎鹰，可以消遣解闷也能供应肉食。成千上万的人员和马匹需要大量的粮草，采购的工作极为困难，为了达成任务，只有分散兵力。根据他们的选择或处境决定前进的路线，大家同意在君士坦丁堡邻近地区会师(公元1096年8月15日—1097年5月)，从那里再开始发起对土耳其人的作战行动。
布永的戈弗雷离开默兹河与摩泽尔河，沿着日耳曼、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笔直前进，只要在不受干扰的单独指挥之下，他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很明智和正确。当他抵达匈牙利的边界时，被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阻挡了三个星期。他们妄用十字架的名义，被认为是极为可恶的行为。匈牙利人对于上一批朝圣者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仍然记恨在心，他们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是滥用自卫和报复的权利，所以现在感到忧虑不已，生怕这个来自同一民族、从事同样任务的英雄人物，会施展严厉的寻仇手段。但是明理的公爵在衡量动机和事件的始末以后，对于不值得尊重的同胞所犯的罪行和遭到的苦难，只表示怜悯之意就感到满足。他派出12位代表当作和平使者，用他的名义要求自由通过的权利和公平交易的市场。
为解除匈牙利人的猜疑，戈弗雷以及后来他的兄弟，都对他们的国王卡洛曼表示信任，愿意接受简略而友善的款待。双方订立条约，用共同的《福音书》来起誓使得誓言更为神圣，发布文告禁止拉丁士兵有敌对和放纵的行为，犯者处以极刑。他们从奥地利到贝尔格莱德横越匈牙利平原，没有遭到或造成任何伤害；卡洛曼就在近处追随，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守候在侧翼，既维护客人的安全也不松弛自己的戒备。他们抵达萨沃河渡河以后，匈牙利国王马上放回人质，祝福他们一路顺风，完成光复圣地的使命。戈弗雷运用类似的领导方式和纪律要求，在保加利亚的森林和色雷斯的边区获得同样的成效。他自己感到十分庆幸，能达成朝圣之途开始阶段的行程，还不必拔出剑来对付任何一个同为基督徒的敌手。
雷蒙从都灵穿过伦巴第地区到达阿奎莱亚，完成这段方便而又愉快的行程之后，率领他的“乡巴佬”继续40天的行军，横越达尔马提亚[39]和斯拉夫尼亚这片蛮荒的国度。天候一直是大雾弥漫，土地崎岖不平而且残破凄凉，土著不是赶紧逃走就是充满敌意。宗教和统治都欠缺约束的力量，他们拒绝供应粮草或向导，迷途和落单的人员遭到谋杀，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要提高警觉。伯爵惩罚了一些俘获的强盗，比起他与斯库台的君王[40]举行会议和订立条约，能够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十字军从都拉斯到君士坦丁堡的行军途中，受到希腊皇帝的农夫和士兵不断的骚扰。对于那些从意大利海岸渡过亚得里亚海的剩下的首领，希腊人也表现出了同样模糊暧昧的敌对态度。
博希蒙德有足够的军队和船只，除此之外他还很有先见之明，纪律也十分严明，伊庇鲁斯和色萨利的行省没有忘记他的威名。凭着他的指挥才能和坦克雷德的英勇，不论遭遇什么障碍都能克服。如果这位诺曼人的诸侯不是装出饶恕希腊人的模样，他就会大肆劫掠一座异端分子的城堡，先让士兵满足胃口。法兰西的贵族凭着一股勇气向前猛冲，根本不用头脑，也不考虑万一战败如何收场，所以这个民族经常为此受到指责。
伟大的休、两位罗伯特和沙尔特斯的斯蒂芬，从阿尔卑斯山到阿奎莱亚的行军，要经过一个富裕的国度，受到正统基督徒的欢迎，这是充满宗教情怀且令人十分喜悦的一段路程。他们亲吻罗马教皇的脚，对其致以最高的敬意，圣彼得的金色旗帜被授予法兰西国君的兄弟。他们在这段虔诚和欢乐的访问期间，竟然忽略了适合乘船的季节以及准备的运输工具。冬季在不知不觉中过去，部队散布在意大利的城镇中，纪律和风气开始败坏。他们不得不分别完成海上的行程，顾不得部队安全或个人的地位。乌尔班指定的圣母升天节开拔后9个月之内，所有的拉丁诸侯都抵达了君士坦丁堡。然而韦尔芒德瓦伯爵却成为俘虏，他搭乘的最前列的船只被暴风雨吹散，为阿历克塞的部将所囚禁，这是违犯国际公法的行为。休抵达君士坦丁堡时，24名穿着黄金铠甲的骑士高声宣布，这位拉丁基督徒的将领和万王之王的弟兄，获得希腊皇帝的尊敬。
七、阿历克塞对十字军的策略和处理方式(1097A.D.)
我在东方的故事中读到一个牧羊人的寓言，他的意愿达成，却反而身受其害：他向上天祈祷获得水源，恒河转向流到他的土地上，羊群和木屋都被洪水冲走。所以就希腊皇帝阿历克塞·科穆尼努斯而言，十字军东征会带来好运，同样会让他感到忧虑。本书已提过他的大名，他的女儿安娜[41]记载他的行为，与拉丁作者[42]的看法大相径庭。他的使臣在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中，请求给予适度的援军，这可能是指1万士兵，但现在有这么多势力强大的首领和宗教狂热的民族，他们的到达让他感到大为惊怖。皇帝既充满希望，又感到恐惧，既满怀勇气，又内心怯懦，心中忐忑不安。在他那自以为聪明实则不当的策略下，我无法相信，也无法辨别他是否在背后策划了恶意的阴谋活动，以夺去法兰西英雄的生命和荣誉。
隐士彼得的乌合之众是一群野蛮的禽兽，缺乏人性和理智，对于他们遭到歼灭的命运，阿历克塞不可能加以挽救或表示哀悼。希腊皇帝对戈弗雷的部队和他的战友不会轻视，但是一定会产生怀疑和猜忌之心。他们的动机或许纯洁而又虔敬，但是由于他清楚博希蒙德的野心，加上对山北高卢的首领认识不深，他同样要提高警觉增强戒备。法兰西人的勇气不仅盲目而且鲁莽，可能会为希腊的奢华和财富所引诱，认为自己有无可抗拒的实力而得意忘形，君士坦丁堡的景象使他们不再记得耶路撒冷。经过长途行军和痛苦禁欲以后，戈弗雷的部队在色雷斯平原扎营，听到他们的弟兄韦尔芒德瓦伯爵被希腊人下狱，大家不禁怒火中烧。极为勉强的公爵被迫同意他们的要求，可以自由采取报复和抢劫的行动。阿历克塞用顺从和恭敬的态度安抚他们的不满，答应供应营地的需要。他们拒绝在冬季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将这座狭窄内海岸边的庄园和宫殿充作进驻的营舍。
但是无可救药的猜忌仍然使得两个民族心存芥蒂，相互藐视对方是奴隶或蛮族。无知的人不能认清状况就会产生疑惧，每天都会被激起愤怒的情绪。偏见使人盲目，欲念使人耳聋。阿历克塞受到指控，说他把拉丁人安置在一个危险的地点，那里四面为水所围困，企图将他们饿死或是发起攻击将他们杀害。[43]戈弗雷吹起号角冲破包围网，部队遍布平原开始袭扰郊区，君士坦丁堡的城门戒备森严，防壁上布满弓箭手。经过一场难分胜负的冲突之后，双方愿意听从和平与宗教的呼吁。对于西部的异乡人，皇帝的礼物和承诺逐渐能够缓和他们凶狠的脾气。皇帝是基督徒的武士，再度燃起他们的宗教热诚要完成神圣的事业，何况他提出保证，要用部队和金钱来大力支持。等到春天来临，戈弗雷受到游说，要在亚洲占领位置良好、物资丰富的营地，等到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希腊船只马上被对岸召回。同样的方式对后续的首领一再重复运用，这些首领受到前面同伴的影响不得不照样为之，主力的离开使留下的部队变得势单力薄。阿历克塞一直加强警戒，防止同一时刻有两支大军在君士坦丁堡的城下会合。等到开始庆祝五旬节的盛典时，没有一个拉丁朝圣者留在欧洲海岸。
这支威胁欧洲的军队可以用来解救亚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的邻近海岸击退土耳其人。从尼斯到安条克的丰饶行省成为罗马皇帝新的产业，古老和永恒的主权要求仍旧包括叙利亚和埃及王国在内。阿历克塞保持热切的情绪，抱着雄心万丈的气概想要亲自率领新的盟友，推翻东方这些藩王的宝座。但理性与性情使他打消念头，不要让尊贵的君王涉险，不能轻易信任不知底细和无法无天的蛮族。只要想尽办法得到法兰西诸侯的效忠誓言，他的谨慎或自尊就能感到满足。他同时还要获得他们庄严的承诺，他们就像罗马帝国谦卑和忠诚的部将，要恢复或维持亚洲的征服行动。十字军的首领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提到这种来自外国和自甘堕落的奴性就会火冒三丈，希腊人运用礼物和奉承双管齐下的技巧，使得这些诸侯只能陆续屈服。最早改信基督教的人员成为口若悬河和卓有成效的传教士，也使得他们的同伴备感羞辱。韦尔芒德瓦的休在被囚禁时受到礼遇，能够安抚他的自尊心，对于法兰西国王的兄弟来说，休的归顺得到认同而且极具分量。布永的戈弗雷内心抱持着理念，任何人性的考量都不得有损上帝的荣耀和十字军东征的成功。他用坚决的态度抗拒博希蒙德和雷蒙的诱惑，他们极力劝说要攻击和占领君士坦丁堡。阿历克塞尊敬他所具备的德行，理所当然地称他为帝国的捍卫者，为了使戈弗雷的效忠显得更加高贵，收他为养子，并且举行收养的仪式。[44]
皇帝接受可恶的博希蒙德作为忠实和长久的盟友。要是皇帝提醒他记起过去的敌对行为，原因也只是为了称赞他表现出的所向无敌的骁勇气概，以及在都拉斯和拉里萨两次会战的光荣事迹。款待吉斯卡尔的儿子并为他安排住处，都使用皇家的排场。有一天博希蒙德经过宫殿的走廊，有一扇门没有关好，室内有成堆的黄金和白银、丝绸和宝石以及精美昂贵的家具摆饰，杂乱无章地放在那里，从地面堆到屋顶。这名野心勃勃的守财奴叫道：“只要拥有这样的财富，还有什么是征服不了的？!”一名希腊随员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回答道：“这些都是你的。”博希蒙德犹豫了一会儿，抱着纡尊降贵的神情接受了这份贵重的礼物。诺曼人受到奉承保证要给他一个独立的公国，但是他竟敢要求担任皇家内卫统领或主将的职位，阿历克塞用规避的方式加以拒绝。
两位罗伯特分别是英格兰征服者的儿子和三位皇后的亲戚，[45]他们轮流觐见，在拜占庭宝座前躬身屈从。沙尔特斯的斯蒂芬有一封私人信函，证实他对皇帝的钦佩之情，他称赞皇帝是最杰出和慷慨的大人物。皇帝使他相信他已经是宠臣，答应让他最年幼的儿子在这里接受教育和照顾。圣吉勒斯和图卢兹的雷蒙伯爵在他的南部行省，表现出对法兰西国王据有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隐约认同和默许的态度，这位外国君王的民族和语言与雷蒙都不是同源同种。雷蒙率领10万人的部队，公开宣称他只是基督的士兵和仆人，希腊人应该对联盟和友谊的平等条约感到满足。固执的抗拒态度使得他的顺从更有价值和分量，要是根据安娜公主的说法，他在蛮族之中所发出的光芒如同天国群星里的太阳。皇帝厌恶法兰西人的吵闹和无礼，怀疑博希蒙德别有用心，把这些话告知他所信任的雷蒙。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能够辨别是非，了解即使皇帝的友情虚假不实，他对萨拉森人的敌意仍旧一如往昔。坦克雷德的侠义精神最后才被降服，发挥英勇的骑士精神，没有人认为这是不当的行为。他藐视希腊国君的黄金和笼络，当着皇帝的面攻击无礼的大公。他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跑到亚洲，最后还是带着无奈的神色，为了大局着想，只能屈服于博希蒙德的权威。
基于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阿历克塞的许可和支援的船只，不可能渡过海洋和完成誓言。但是他们暗中抱着希望，只要能够踏上亚洲大陆，就用刀剑擦去羞辱，解除诺言应尽的义务，何况从拜占庭这方面来说，也可能没有如实履行承诺的责任。他们的效忠典礼像是在表达感激，希腊民族长久以来认为傲慢是权力的替代品。皇帝高坐在宝座上面，沉默不语而且视之巍然，拉丁诸侯崇拜他的庄严和伟大，听从礼仪的安排亲吻皇帝的脚或膝盖。描写十字军的作者提到这有伤国格的举动，都感到非常羞辱而且无法否认。[46]
私相授受或公开赐予的利益压下了公爵和伯爵不满的怨言，但是一位法兰西贵族(他可能就是巴黎的罗伯特男爵)[47]竟敢登上宝座，坐在阿历克塞的身旁。鲍德温不愿事态扩大，明智地加以斥责，他愤怒地用野蛮的腔调大声叫喊：“谁这么毫无教养，自己坐在座位上，让这么多英勇的军人站在他的四周？”皇帝仍旧不动声色，掩藏心中的愤怒，询问通事这位贵族说话的含意，虽然他从姿态和表情这种身体语言可以猜想一二。阿历克塞在朝圣者离开之前，一直想要知道这位大无畏男爵的姓名和状况。罗伯特说道：
我是法兰西人，在自己的国家是血统纯正和历史悠久的贵族。有一座教堂在我的领地附近，据我所知，在那里的人都想用一对一的决斗来证明自己的勇敢。他们向上帝和圣徒祈祷，希望能有一个敌人出现。我经常去那座教堂，没有发现一个敌手敢接受我的挑战。
阿历克塞在让这位挑战者告退之前，对他从事土耳其人的战事提出一些谨慎的劝告。在他的时代和国家，这类活泼生动的例子还不断在历史上出现，让人感到趣味盎然。
八、十字军的兵力数量和对尼斯的围攻(1097A.D.)
亚历山大率领3.5万名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发起针对亚洲的征服行动，获得空前的成就，[48]他的胜利完全靠着步兵方阵的实力和纪律。十字军的主力是骑兵部队，当军队在比提尼亚平原集结时(公元1097年5月)，武士和好战的随从骑着战马，总数是10万名战斗人员，全部装备着头盔和锁子甲。这些士兵的价值应该得到严谨而真实的记录，这些欧洲骑士制度的精华人物，可能被全力供应雄壮的重装马匹。部分步卒也许被征召来担任斥候、工兵和弓箭手，但是那些一盘散沙的群众，在毫无纪律和不听指挥的状况下损失殆尽。鲍德温的随军神父估计在拉丁人的营地里，除了教士和僧侣、妇女和儿童，还有60万携带武器的朝圣者。[49]我们认为他的记载不是出于目击或常识，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数字。读者听到也许会吓一跳，在从吃惊的状况恢复之前，我还要提到这位神父的证词，那就是如果举起十字架的人都完成誓言，从欧洲迁移到亚洲的人员会有600万之众。在信仰的压力下，我只有求助于更有见识和思考周密的作者[50]，他检查有关骑士制度的资料以后，指责沙尔特斯教士的可信度，甚至就山内高卢地区(就一个法兰西人的地理知识)来说，是否能产生和迁移数量这样庞大的群众，都令人感到难以置信。
最冷静的怀疑论者会记得，这些基督教的自愿军绝大多数从未见过君士坦丁堡和尼斯。宗教狂热的影响力不仅异常而且短暂，很多人基于理性或怯懦、贫穷或衰弱留在家乡，还有很多人为路途上的障碍所驱回，无知的狂热分子从未预料到有这么多难以克服的困苦。野蛮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国土上到处是暴露的白骨，他们的先锋被土耳其的苏丹全部歼灭，刚开始的冒险行动受到刀剑、天候和疲累的打击，损失几达30万人。然而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员留得性命继续赶路，坚持神圣的行程，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也使希腊人觉得不可思议。安娜公主用生动的语言也难以描述[51]：就她所看见和听到的状况，已经到了无法表达的程度，人数之多好比成群的蝗虫、树木的叶片花朵、海边的沙粒甚或天上的群星，使得阿历克塞的女儿大声喊叫，他们从欧洲倾巢而出投向亚洲。就像古代的主人大流士和薛西斯，率领数量含糊笼统的群众，同样引起怀疑。[52]
但是我还是相信，尼斯的围攻参加作战的人数最多，因为这是拉丁人最早的一场作战，后来无论在哪一个会战的阵列或是单独的营地，都没有这样庞大的兵力。作战的动机、人员的素质和军械的状况完全展示得清清楚楚。部队绝大部分成员包括法兰西土著，低地国家、莱茵河两岸和阿普里亚派遣出的实力强大的增援部队，从西班牙、伦巴第和英格兰吸引一些亡命之徒的队伍[53]；另外还有爱尔兰及苏格兰遥远的沼地和山区，一些赤裸和野蛮的狂热分子前来投效，他们在家乡凶狠无比，到了海外不能适应作战的要求。如果剥夺最贫穷和最衰弱的基督徒获得朝圣的成就，这种适当的谨慎就会被迷信谴责为亵渎神圣的行为。那些无用的群众只会动口不会动手去做，他们会遍布希腊帝国各地，直到他们的同伴打开和确保天主道路的安全。只有一小部分残余的朝圣者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得到允许能去朝拜圣墓。
北国人民的体质被叙利亚炽热的阳光炙烤得枯焦，蒸发的瘴气很容易传染疾病。他们还有大手大脚的浪费习性，很快消耗完所储存的饮水和粮食。他们的数量之多使得内陆地区无法负担他们的需求。海岸非常遥远，希腊人民很不友善，不管哪个教派的基督徒都逃避一空，免得遭受教友贪婪而又残酷的洗劫。在饥馑可怕的本能需求之下，他们有时将幼小或成年的俘虏杀死，将肉烤来分吃。在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的印象里，欧洲的偶像崇拜者博得“食人者”的名声，让人极为厌恶。有些探子潜进博希蒙德的厨房，看到人的尸体在烤肉架上转动。这名富有心机的诺曼人鼓励传播这种报道，虽然会使不信的异教徒憎恨这种行为，但同时也能增加他们恐惧的心理。[54]
我很乐意详叙十字军刚开始时的发展过程，并描绘当时欧洲的情势和状况。他们那种盲从的建树靠着实力来达成，所有的记载出于无知，冗长而类似的介绍应该予以简化。他们最初在尼科米底亚附近的地区扎营，然后陆续分兵前进，通过希腊帝国已经缩小的国境，穿越山岭打开一条通路，开始包围对方的首都，用宗教战争来对付土耳其苏丹。罗姆王国的疆域从赫勒斯滂海峡延伸到叙利亚边界，成为到耶路撒冷朝圣之途的阻碍。苏丹是塞尔柱人，名字叫克利吉·阿尔斯兰或索利曼[55]，他是第一任征服者的儿子，防卫土耳其人自认为属于自己的国土，他的作为值得敌人的称赞，他的奋勇抵抗长存于后裔的记忆之中。他对来势滔滔的洪流开始时只能忍让，将家庭和金库存放在尼斯，带着5万人马退到山区。基督徒围攻的大军形成一个大约6英里并不完整的包围圈，他曾经两次从山上冲下来，突击他们居住的营地或军营。尼斯高耸和坚固的城墙前面有一道深邃的壕沟，侧面有370座塔楼加以掩护，位于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带，穆斯林有精良的训练和高昂的士气。法兰西诸侯在城市的前面占领各人的位置，发起的攻击缺乏协调联系或指挥关系，靠着竞争激发各自的勇气。但是作战的勇气为残忍所玷污，相互的竞争堕落成猜忌和乌合之众的混乱。
尼斯的围攻作战之中，拉丁人运用古老的技术和器具，像是挖掘地道、使用攻城冲车、编组龟甲阵、构建冲击塔或活动式木塔、人工纵火、弩炮或石弩、投石器，以及发射石弹或标枪的十字弓，等等。围攻军在7周之内浪费无数的劳力和生命，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进展，特别是雷蒙伯爵最为卖力。城市西边的阿斯卡里乌斯湖延伸出去几英里路远，只要土耳其人能控制这个湖[56]，就可以延长抗拒的时间，也能保障逃走的安全。阿历克塞谨慎积极地供应征服的工具，相当数量的船只被装上地面的橇车，从海洋拖进内陆的湖中，船上运载技术最佳的弓箭手。苏丹的女眷在逃走的途中被拦截，尼斯在陆地和海洋两面都被包围。一名希腊的密使说服居民，只要及时投降就可以获得皇帝的保护，拯救他们免于欧洲野蛮人的暴行。在获得胜利或希望的时刻，十字军人员虽然渴望杀戮和抢劫，但看到皇帝的旗帜在城堡上面飞扬，还是感到十分敬畏。阿历克塞保持猜疑和警觉，保护这次重要的征服不要产生意外。首领获得荣誉和利益，使得抱怨的声音慢慢停止，他们休息9天以后，在一位希腊将领的引导之下直接向着弗里吉亚进军。他们怀疑这位将领暗中安排的行动获得了苏丹的默许。皇帝很礼遇地送还索利曼的妻室和主要的仆佣，没有要求赎金——这一对异教徒[57]的侠义行为被解释为背叛基督教的大业。
九、多里利乌姆会战及鲍德温建立埃德萨公国(1097—1151A.D.)
首都的失守使得索利曼愤怒不已，但是他并没有感到惊惧害怕，看到西部蛮族这种奇特的入侵方式，对于臣民和盟友发出警告。土耳其的埃米尔遵从忠诚或宗教的召唤，土库曼群众扎营在他的旗帜周围，概约计算全部兵力是20万或36万人马。然而索利曼耐心等待，不愿提前动手，他将部队保持在侧翼，伺机而动，直到对手越过海洋和希腊边区。十字军编成两个纵队，采取轻率却充满自信的行动，现在这两支部队分离，进军至视线之外。他们离弗里吉亚的多里利乌姆还有几英里路时(公元1097年7月4日)，左翼的兵力较为薄弱，受到土耳其骑兵部队的奇袭，几乎全军覆没。[58]炎热的天候、浓密的箭雨和狂野的进攻，使得十字军人员陷入困境。他们丧失秩序和信心，只靠着个人的英勇维持局部的战斗，就是博希蒙德、坦克雷德和诺曼底的罗伯特亲自上阵都无法发挥作用。他们能恢复斗志，在于看到戈弗雷公爵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旌旗，他带着韦尔芒德瓦伯爵和6万名骑兵飞奔前来援救，随后还有图卢兹的雷蒙和普伊主教，以及神圣大军的其余人员。没有片刻的耽搁，他们重整队形，展开第二次的会战。
两军经过一番苦战还是不分胜负，通常他们轻视希腊和亚洲不谙战阵的民族，现在双方承认只有土耳其人和法兰克人够资格获得士兵的称呼。他们的接战基于武器和训练的对比，显得变化多端而且势均力敌：直接的冲锋和迂回的运动、平放的长矛和挥舞的标枪、沉重的宽剑和弯曲的军刀、累赘的铠甲和飘动的长袍，以及鞑靼的长弓和西方的强弩。强弩就是十字弓，是一种致命的武器，东方人在当时还不知道它的性能。1只要有精力充沛的战马和装满箭矢的箭囊，索利曼就能在白天维持优势，4000名基督徒为土耳其的利箭射穿身体。到了傍晚，敏捷的机动屈服于强大的实力。双方还是保持概等的兵力，但是数量之多使得战场的地面无法容纳，将领也无法有效掌握。最后到来的生力军是雷蒙和他的“乡巴佬”，他们转过山岭攻向精疲力竭敌军的侧背，决定了漫长搏斗的胜负。除了一些没有名声和无法计算的群众之外，3000名异教徒武士在会战和追击中被杀，索利曼的营地遭到洗劫。拉丁人获得种类繁多的昂贵战利品，他们对异国的武器和饰物感到好奇，单峰和双峰骆驼都是前所未见的动物。苏丹迅速撤退证明十字军赢得了重大的胜利，他的军队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还保有[59]万名卫士。索利曼将罗姆王国的臣民疏散一空，尽快向东部的兄弟之邦恳求给予援助，激起同仇敌忾的信念。
十字军横越小亚细亚实施500英里的行军(公元1097年7月—9月)，通过荒芜的土地和遗弃的城镇，没有发现一个朋友或敌人。地理学家[60]可以描绘出多里利乌姆、皮西底亚的安条克、伊康、阿彻拉伊斯和日耳曼尼西亚的位置，可以拿古代的称呼来与现代的名字相比较，像是埃斯特意为古老的城市、阿克息尔意为白色的城市、科尼、埃莱利和马拉什。朝圣者穿越一处沙漠，要用银币才能换到一口水，他们为难以忍受的口渴所折磨，到达第一条溪流的岸边，狂奔和痛饮对于不守秩序的群众来说会带来灾害。他们攀登陶鲁斯山脉陡峭而滑溜的斜坡，不仅极为劳累而且十分危险，很多士兵为了脚下的安全而抛弃武器。如果不是因为地势的险恶使他们的前方空无一人，只要有少数勇敢的敌军把守，就会将漫长而又充满恐惧的行军行列逼下悬崖。两位最受尊敬的首领洛林公爵和图卢兹伯爵，坐着人抬的舁床；雷蒙从毫无希望的重病中复原，据说是奇迹出现；戈弗雷在皮西底亚山区进行粗野和危险的狩猎，在追逐时被一只熊抓伤。
为了使当前陷入狼狈的状况获得改善，博希蒙德的表弟和戈弗雷的弟弟被派遣离开主力向前挺进，两个人各自率领500名和700名武士的部队，用火速的行动占领西利西亚的山岭和海岸，掌握科尼和进出叙利亚的门户。诺曼人的旗帜首次插上塔尔苏斯和马米斯特拉的城墙。鲍德温不仅自负而且发生不公正行为，终于使忍让和宽厚的意大利人大为冒火，他们在一场自私而邪恶的争执中，不惜拔出神圣的刀剑恶言相向。荣誉是坦克雷德的动机，而名声是他的报酬，但是运道眷顾他的对手唯利是图的行动。[61]鲍德温奉命去协助一个希腊或亚美尼亚的暴君，他过去曾长期忍受土耳其人高压所带来的痛苦，如今合法统治着埃德萨的基督徒。鲍德温的身份是暴君的义子和拥护他的战士，但是等到他被引进这座城市，马上煽动民众杀害他的义父，占领遗留的宝座和金库，迅速展开征服行动，据有亚美尼亚的山地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建立第一个法兰克人的公国，疆域越过幼发拉底河，维持统治的时间有54年(1097—1151 A.D.)。
十、安条克的攻防及十字军所遭遇的艰困和灾难(1097—1098A.D.)
法兰克人在进入叙利亚之前，已经浪费了整个夏季和秋季。到底是围攻安条克还是在冬季分散兵力休养生息，在军事会议上引起激烈的争吵，所具有的武力和对圣墓的憧憬逼得他们采取行动。决定发起攻击的一方举出充分的理由，说是他们入侵的声势和兵力在逐日下降，随着时日的拖延将会倍增守军的胜利机会。叙利亚的首都受到奥龙特斯河的保护，九个拱门的“铁桥”因高塔的巨大闸门而得名，两座高塔建造在桥的两端。诺曼底公爵用武力克服了这个阻碍，他的胜利让30万十字军得以从这一通道进入。有关兵力的数字因损失和逃亡而有斟酌的余地，回顾尼斯的作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实在过分夸大。要是对于安条克加以叙述，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的继承人将之建设得何等雄伟壮丽，而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则是如此的荒芜败坏，我们很难在古代和现代之间界定出中古时期的范围。特特拉波里斯又被称为“四城之都”，要是我们还能保有它的名字和位置，周长12英里可以在里面留下很大一块空旷地区。400座高塔的设置，跟只有5个城门的状况并不是很吻合，这在围攻作战的历史中经常提到的。
然而安条克仍旧繁华有如昔日，是一个面积广大和人口众多的首都。负有地区指挥之责的巴吉西安是资深的族长，在土耳其的埃米尔中位居首位，他的守备部队有6000到7000名骑兵以及1.5万到2万名步卒。据说有10万名穆斯林死于刀剑之下，他们的人数可能会少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这些异教徒在塞尔柱家族的统治下，至多过了14年的奴役生活。一段坚实和雄伟的残余城墙在山谷中巍然耸立，高度有60英尺，在运用的工艺水平和人工材料上，或许还有不足之处，但可以用河流、沼泽和高山来加强防御的功能。虽然有这些工事和堡垒，但是城市轮番被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夺取，这样大的防守区域和城墙周长，在攻击之下会产生很多的弱点和漏洞。
安条克的围攻作战(公元1097年10月21日—1098年6月3日)大约在10月中旬形成包围圈，这种执行的气魄只能说是暴虎冯河的举动。十字军的勇士能够在战场上尽可能地发挥勇气和实力来达成任务，经常遭遇的状况像是突然的出击、粮草的收集、运输队伍的攻击和防御等，他们总是能获得胜利。我们只能说是感到遗憾，他们的功绩有时被夸大到难以置信和不符合事实的程度。戈弗雷用他的长剑将一个土耳其人从肩到尻砍成两截，这个不信者的半段身躯掉落在地，另外一半还留在他的坐骑上面被带进城门。当诺曼底的罗伯特骑在马上与对手厮杀时，他用虔诚的语气大声叫道：“我要将你的头奉献给地狱的魔鬼。”话没说完，他用劈砍的动作实施雷霆一击，将敌人的头从颈部很利落地斩下来。这种卓越的武功无论是真有其事还是仅是传闻，都会让穆斯林得到教训，乖乖地留在城墙里。对付这些土夯或石砌的城墙，剑和矛都是无法发挥效用的武器。
十字军怠惰无知，使得围城的各项工作只能缓慢和陆续地进行，对于用人力制作的攻城器械和工具，缺乏创造的技术、购买的金钱和勤勉的习性。他们是靠着希腊皇帝的财富和知识，获得有力的协助才能完成对尼斯的征服。目前阿历克塞还没有来到实地，一些热那亚人和比萨人的船只给予的供应不足，他们受到宗教或贸易的吸引来到叙利亚的海岸。补给的数量很少，返回又靠不住，运输的过程困难而又危险。性格散漫或是实力衰弱使法兰克人无法构成完整的包围圈，有两个城门始终保持自由通行的状况，能够补充城市缺乏的物资和征召所需守备部队。过了7个月，他们的骑兵部队都已毁灭以后，因饥馑、逃亡和劳累产生重大的损失，十字军没有任何进展。要不是拉丁人的奥德赛——那位智勇双全和雄心壮志的博希蒙德，运用狡诈和欺骗的用兵技巧，他们距离成功将更为遥远。
安条克的基督徒人数众多而且心存不满。菲洛兹是叙利亚人，后来背叛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获得埃米尔的欢心，负责指挥三座高塔的防卫。他伪装成为了拉丁人而悔改，其实可能是为了自己，从事出卖和背叛等极为污秽的勾当。为了相互的利益，菲洛兹很快与塔伦托的诸侯建立暗中的联系：博希蒙德在会议时向这些首领宣布，他有办法将这座城市奉献到大家的手里，但是为了论功行赏，要让他统治安条克。这个提议在嫉妒的同僚反对之下遭到拒绝，最后大家陷入困境只能勉强同意。法兰西人和诺曼人的诸侯实施夜间突袭，博希蒙德率领士兵攀登从城墙上抛下的云梯。菲洛兹在谋杀顾虑太多的弟兄以后，这位新入教者拥抱和引导基督的仆人十字军冲进城门。等到穆斯林发觉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只能引颈受戮。城中的要塞还是拒绝投降，这时胜利者反而很快被一支大军包围得水泄不通。
克波加是摩提尔的君主，率领28位土耳其埃米尔，前来解救安条克。基督徒有25天处于毁灭的边缘，哈里发和苏丹的部将表现出傲慢的态度，留给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奴役或死亡。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十字军集结残留的实力，从城市出击，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公元1098年6月28日)，消灭或击溃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乌合之众，根据他们很保守的报道有60万人。要想完成这一不可思议的战斗，似乎只有上天的帮助才能达成。法兰克人有大无畏的精神和在绝望中奋斗的勇气，这才是他们在安条克获得胜利的主要人为因素，还有就是经验不足和过分狂妄的敌手受到袭击以后发生混乱和恐惧的现象。对于这场会战的叙述就像作战过程一样杂乱无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克波加的帐幕非常宽大，如同一座可以移动的宫殿，到处都是亚洲的华丽奢侈品，可以容纳2000位人员。我们特别要提到他有3000名卫士，人和马都配备着全钢的护身甲胄。
在安条克的围攻和守备这段事故频仍的时期，十字军享受胜利的狂欢，接着陷入绝望的深渊，他们的肚子因丰盛的宴饮而撑饱，但很快就为缺乏粮食而变得羸弱不堪。思考周密的理性之士会假设，宗教信仰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十字军的战士是圣墓的解救者，过着节制和纯洁的生活，完成在尘世的准备工作，每天都在期待成为殉教的圣徒。经验会将这些仁慈的错觉抛到九霄云外，历史上很少能看到一场战争会像在安条克城下的那场渎神战争般，到处展现着酗酒狂饮和淫乱杂交的情景。月桂女神的树丛不再青盖亭亭，然而叙利亚的习气还是纵情声色如同往昔。基督徒受到种种诱惑的勾引，不论是为本性还是外在声色所激励。首领的权威被下属藐视，在这些引起反感的骚乱状况之下，讲道和训诫同样毫无成效可言，福音的纯洁只会引起厌恶之感，要想导正军队的纪律完全是隔靴搔痒。
在围攻和占领安条克最早的那些日子里，法兰克人对于粮食的消耗抱着恶意和自私的想法，对俭省使用就可供应数周或数月的存粮任性地加以浪费。赤地千里的国度不再生产一点军需品，围攻的土耳其人用武力隔绝法兰克人对外的联系。物资匮乏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疾病丛生，冬季的淫雨、夏日的酷热、腐败的食物和狱中拥挤的群众，会使悲惨的状况变本加厉。饥馑和瘟疫所呈现的景象看来极为类似，同样为人所厌恶。我们靠想象也许就能料到这些苦难的性质和解决的方法，剩余的财富或战利品被滥用在购买最粗糙的食物上，穷人所遭遇的灾难必定极其可怕。3个马克的银币才能买到一只山羊，瘠瘦的骆驼要15个马克，[62]法兰德斯伯爵降低身份乞求一顿晚餐，戈弗雷公爵要借用马匹。营地举行校阅时有6万匹马，到围城的末期减为2000匹，在会战的日子为了满足任务要求，想要集结200匹马都很困难。身体的衰弱和内心的恐惧熄灭了朝圣者的宗教狂热，求生的欲望完全压制了荣誉和信仰的动机。
在所有的首领之中，3位英雄人物毫无畏惧之感，他们的作为没有受到谴责：布永的戈弗雷基于崇高的理想和宗教的虔诚；博希蒙德有开创的野心和贪婪的动机；坦克雷德献身于骑士的精神，公开宣布只要能率领40位武士，就决不放弃光复巴勒斯坦的伟大事业。然而图卢兹和普罗旺斯的伯爵好像故意装病；教会的责难将诺曼底公爵从海岸地区召回；伟大的休虽然在战场指挥前锋部队，但是还抱着渺茫的机会想要返回法兰西；沙尔特斯的斯蒂芬伯爵行动非常可耻，他放弃所背负的旗帜和所主持的会议；默伦的威廉子爵因运用斧头的雷霆一击而获得“木匠”的绰号，他的逃走使得军队的士气大为低落；隐士彼得的堕落会使圣徒蒙羞，他在鼓励欧洲武装起来对付亚洲以后，还想在一场必须的斋戒中逃避应有的苦修。还有一大群怯懦的武士，提到他们的名字会玷污传记(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得到“绳索舞者”的很可耻的称呼，因为这些逃亡人员在夜晚从安条克的城墙垂吊下来。阿历克塞皇帝[63]本想进军援助拉丁人，但在确定他们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后，感到很失望。十字军感到他们的命运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誓言和惩处都丧失了应有的效用，发现需要将士兵的住处放火烧掉，才能迫使他们到城墙上面去守卫。
十一、圣矛的传奇事件以及对敌作战激起旺盛的士气(1098A.D.)
他们靠着宗教狂热才能获得胜利和达成拯救的任务，现在却让他们陷入灭亡的边缘。从事这样的事业和处于这种类型的军队，通灵、预言和神迹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且大家都很熟悉。安条克处于危险的局面下，他们一再提到奇特的力量和成就：圣安布罗斯曾经向一个虔诚的传教士确认说，在解救和恩宠的时期来到之前，先要经历两年的考验和试探；基督本人的亲临和斥责使逃亡行为停止；死者复生，为他们的兄弟继续战斗；圣母玛利亚赦免他们的罪孽；一个可见的征兆恢复他们的信心，那就是带着神的荣耀及时发现“圣矛”。他们的首领在这种情况之下运用的策略令人感到钦佩，并肯定可以得到原谅。一个目标虔诚的欺敌作为，不会是很多人经过冷静策划而成的。一个自愿的骗子必须依靠聪明人和容易相信别人的群众支持。
马赛教区有一位教士，为人并不精明而且举止相当随便，他的名字叫作彼得·巴多罗买。他来到会议室的门口，说是圣安德鲁的幽灵三次在他的梦中出现，交代重要的事项并且提出警告，不得隐匿上天的旨意。他重复使徒所说的话：
在安条克我的兄弟圣彼得的教堂里，靠近高耸的祭坛，埋藏着长矛的铁矛头，这根长矛曾刺穿救世主的身体侧面。这件永恒救赎的工具现在要用于尘世，在第三天要交给他的信徒。你们去寻找就会发现，高举着它带进战场，神秘的武器会穿透邪恶异教徒的灵魂。
教皇的代表普伊主教装出一副冷静和不信的神色在倾听，但雷蒙伯爵热烈接受上天的启示，身为忠诚的臣民，用使徒的名义被选择来护卫这根圣矛。试验发挥决定性作用，到了第三天，完成适当的祈祷和斋戒以后，这位马赛教士带着12名值得信任的旁观者，包括伯爵和他的随军神父，闩上教堂的大门以免冲动的群众闯入。在指定的位置将地面清理干净，工作人员轮班换手，挖到12英尺的深度，没有发现要寻找的目标。到了傍晚，雷蒙伯爵回到他的岗位，疲劳的助手开始抱怨，巴多罗买穿件衬衫赤着脚大胆跳进坑内，黑暗的时辰和地点可以让他秘密存放一个萨拉森人的矛头。碰撞到铁器的声音和闪光引起一阵虔诚的狂喜，圣矛从隐秘的地点被发掘出来，用丝质和黄金的幕布包裹，展示给十字军人员观看。大家都表现出恭敬的态度，焦虑不安的群众爆发出欢乐和充满希望的叫声，士气沮丧的部队再度燃起宗教狂热的英勇。无论这些首领是在施展计谋还是诉诸感情，他们要用各种手段来改善当前不利的状况，主要还是部队的纪律和献身的精神。士兵带着神的指示回到住处，让他们的心灵和身体得到休整以应付迫近的战斗，愿意奉献自己和马匹最后一丝力量，期待次日清晨可以获得胜利的出击信号。
在纪念圣彼得和圣保罗的节期，安条克的城门大开，一队教士和僧侣的行列高唱着充满战斗意味的赞美诗：“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败逃。”[64]战斗序列排成12个师代表光荣的12位使徒。雷蒙没有出战，就将圣矛托付到随军神父的手里。基督的仆人甚或他的仇敌，都能感受到这件遗物或纪念品的影响，[65]一个意外、一个计谋或一个谣言，甚或一种奇迹的形态，使得强大的力量更为提升。三位武士穿着白袍，拿着灿烂夺目的兵器，像是从山上现身。教皇的代表阿德玛大声宣告，他们是殉教的圣乔治、圣狄奥多尔和圣莫里斯。在会战的动乱之中没有时间去怀疑或查证，大受欢迎的幽灵使狂热的军队意乱神迷、目为之眩。在危险和胜利的时刻，大家一致认同马赛的巴多罗买所宣扬的启示。完成尘世的服务以后，图卢兹伯爵因护卫“圣矛”有功，获得个人的名位和丰盛的恩典，激起对手的嫉妒，也唤醒他们的理性。有一位诺曼僧侣用理智的精神，详细分辨传奇的事实、发现圣矛的环境以及预言的性质。虔诚的博希蒙德将得救完全归功于基督的说项求情。
就在这个时候，行省的地方部队为了捍卫本族的保护人，不惜大声喧嚣和运用武力，提到幽灵重新出现，谴责亵渎的怀疑分子，竟敢查问发现圣矛的真相和建立的功勋，应该处以死刑，打下地狱。显灵的始作俑者受到普遍的质疑，被逼得要拿生命和真相来面对上帝的裁判。在营地的中央用干燥的柴束，堆成4英尺高和14英尺长的柴堆，燃烧的烈焰腾空而起，有30肘尺高，柴堆中间留下狭窄的通道，只有12英寸宽，用来进行危险的考验。马赛这位运道乖戾的教士，靠着技术和速度穿过火堆，不过炽热的高温灼焦他的大腿和腹部，次日因伤重去世。那些相信圣矛的发现的人对这件事非常关切，根据常情推断，说他为了抗议，情愿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事实的真相。行省的地方部队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他们想用一个十字架、一个指环或是一个神龛来替代圣矛，这些建议受到藐视，很快从记忆中消失。[66]然而后来的历史学家都用严肃的态度提及安条克的显灵事件，像这样的状况表现出无知和轻信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时当地受到怀疑的神迹，相隔一段时间和距离以后就会被盲从的信徒所接受。
十二、法兰克人进军以及对耶路撒冷的围攻与征服(1098—1099A.D.)
法兰克人出于明智或机遇延缓了他们的入侵行动，要等到土耳其帝国陷入衰弱的状况才下手。初期三位苏丹运用气度宏大的治理之道，亚洲的王国在和平与公正之中恢复统一的局面，他们亲自率领兵多将广的军队，作战的勇气与西方蛮族不相上下，在纪律和训练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在十字军的时代，马立克沙王的四个儿子争夺继承权，私人的野心没有察觉到公众的危险。他们的运道处于不断变化的境地，皇室的家臣不知道也不关心真正要效忠的目标。28个埃米尔打着克波加的旗帜进军，这些人原本是他的对手或敌人。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市镇和帐篷中急着征召兵员，土耳其的百战雄师越过底格里斯河运用或消耗在内战之中。埃及的哈里发抓住了土耳其衰弱和混乱的大好机会，恢复已失去的古老统治权利。他的苏丹阿菲达尔围攻耶路撒冷和提尔，驱逐奥尔托克的子女，让法蒂玛世系在巴勒斯坦重新掌握民事和宗教的权势。[67]他们听说基督教的大军从欧洲向亚洲进发，感到大为惊异，很高兴西方蛮族在会战和围攻中击溃土耳其的势力。无论如何，土耳其人是教派和国家的敌手。但是这些基督徒同样也是先知的世仇，自从他们占领尼斯和安条克以后，埃及人逐渐明了十字军的动机，知道他们会继续向着约旦河甚或尼罗河前进。
开罗的宝座和拉丁人的营地维持着信函和使者的交往，关系的密切或冷落视战争的发展而定。他们之间表现出的自以为是的对立态度，完全是愚昧无知和宗教狂热所产生的结果。埃及的大臣用傲慢的口气宣称，或许会用温和的语调暗示，他们的君主是真正的信徒领袖，要从土耳其人的高压统治下拯救耶路撒冷，朝圣者要是能将人数分散而且放下武器，就会在耶稣的墓地受到安全而友善的接待。哈里发穆斯塔利相信十字军处于即将败北的情势，藐视他们的武力，监禁派去的代表。安条克的征服和胜利使他感到害怕，为了恳求所向无敌的勇士，赠送马匹、丝袍、花瓶和成袋的金银作为礼物。他们在评估这些首领的功勋或势力之后，决定首先接纳博希蒙德，戈弗雷排在其次。十字军的答复非常肯定而且众口一词。他们拒绝去探究穆罕默德信徒私下的主权要求或认定，不论这些人使用哪种名义或是哪个民族，耶路撒冷的篡夺者就是他们的敌人。不要再去想规定朝圣的方式和时程，只有及时投降为上策，他们应该赶快将城市和行省全部交出来，这是属于基督徒的神圣权力，如果这样做可以将之当成盟友，否则就会受到大祸临头的攻击。
但是就在十字军击败克波加，光荣的奖品就在眼前可以伸手攫取的时候，对耶路撒冷的攻击还是延迟了10个月(公元1098年7月—1099年5月)。他们的热诚和勇气在胜利的那一刻已经冰消瓦解，他们不愿一鼓作气地趁势进军，而是要完全松弛下来享受叙利亚的奢华生活。我们发现十字军停止作战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兵力和下属的单位。在安条克的攻防战斗中，士兵们承受了极大的辛劳和痛苦，骑兵部队都已损耗殆尽，饥馑、疾病和逃亡使每个阶层都损失了数以千计的人员。对于充沛的资源不知节俭运用，浪费的结果造成第三度的饥荒。暴饮暴食和物资匮乏的交替作用产生流行的瘟疫，有5万名朝圣者被夺去性命。几乎没有人能够控制全局发号施令，根本没有人愿意听命服从。对外的畏惧可以抑制内部的宿怨，等到危难的状况解除，敌对的行为或情绪再度死灰复燃。鲍德温和博希蒙德的运道和财富激起战友的嫉妒心；他们召募最勇敢的武士前去防卫新成立的公国；雷蒙伯爵对叙利亚的腹地进行无益的远征，耗尽了他的部队和钱财。
整个冬季在争执四起和骚动混乱的状况下度过，等到春天，又恢复了荣誉和宗教的情操，低阶士兵受到野心和猜忌的影响较少，首领的怠惰激起愤怒的喧嚣。强势军队的残部在5月由安条克向拉奥狄凯亚进军，在4万拉丁人当中，可以立即服勤的人员只有1500名骑兵和2万名步卒。从利巴努斯山到海岸的行军都很顺利，沿海地区的热那亚和比萨商人慷慨供应缺乏的补给品。的黎波里、提尔、西登、亚克和恺撒里亚的埃米尔奉上大量的捐献，允许十字军自由通行，保证要遵循耶路撒冷的先例。十字军从恺撒里亚出发向着内陆前进(公元1099年5月13日—6月6日)，他们的教士认出利达、拉姆拉、伊茂斯和伯利恒这些神圣的地点，一旦远远看到圣城，十字军就会忘记所有的劳累，宣示他们应得的报酬。
耶路撒冷的围攻作战值得怀念，不仅次数很多而且极为重要，在这方面圣城享有大名。经过漫长和坚持的斗争之后，巴比伦和罗马才能压制人民的顽抗，崎岖的地面或许可以取代堡垒的作用，对于很容易进入的平原，则要用城墙和高塔来加强防御的能力。在十字军的时代，这些阻碍的作用变得极为微弱。堡垒在过去全部受到摧毁，虽然经过修复，但还是不够理想，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已被永久驱离。但天然的形势比起人事的沧桑还是更难以改变，耶路撒冷坐落的位置发生了局部的迁移，没有过去那样险峻，但仍旧是一座坚城，可以抗拒敌军的攻击。埃及的萨拉森人从最近一次的围攻和三年的占领经验中，知道这个地方的弱点何在，经过相当程度的弥补和改进，无论是荣誉或宗教都不容他们弃守不顾。阿拉丁是哈里发的部将，受命负责防务，他的策略是努力约束当地的基督徒，让他们感到畏惧，威胁他们说，圣墓会随着他们一起毁灭；然后用获得现世和永恒的报酬的保证来鼓励穆斯林。据说他的守备部队有4万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如果他能集结2万居民，整个的兵力已经超过围攻的军队。要是拉丁人的实力和人数都已减少，还能掌握整座城市约有4000码(相当于2.5英里的长度)[68]的周长，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下到本·赫农的谷地和凯德伦的急流，[69]或者是趋近南边和东边的悬崖，难道这些地点还能给他们带来希望或是畏惧？他们的围攻更为合理的方向应该是指向城市的北边和西边。
布永的戈弗雷在骷髅地的第一个高地竖起他的旗帜。从左翼一直到圣斯蒂芬门，坦克雷德和两位罗伯特继续维持攻击的战线。雷蒙伯爵从面前的要塞到西昂山山脚建立连续的营地，那时的西昂山已经不再包括在城区的范围内。十字军的围攻作战(公元1099年6月7日—7月15日)在第五天带着宗教狂热的希望发起全面攻击，没有制造攻城器具来冲破防壁，也没有准备云梯攀登城墙，仅仅靠着一股蛮力突破第一层障碍。他们损失了相当多的人马，很不光彩地被逐回营地。显灵和预言这些宗教的伎俩，滥用以后就会减弱影响力，发现只有时间和辛劳是获胜的工具。
围攻的过程在全力施为之下坚持了40天之久，但他们遭遇灾难吃尽苦头，一再受到饥荒这种最古老祸害的打击，这也要归咎于法兰克人贪吃成性而且胃口很大。耶路撒冷遍地岩石，缺乏可以饮用的水源，稀少的山泉和湍急的河流到了夏季全部干涸，不像城市可以用人工的方式准备储水池和供水渠道，围攻部队的饮水问题无法获得解决。周围地区同样缺少树林以提供遮阴或提供建筑的材料，但是十字军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一些木材。靠近示剑有一座森林，景色迷人的树丛受到塔索[70]歌颂，现已被砍伐一空。坦克雷德费尽力气和技巧将需要的木头运到营地，有一些热那亚工匠正巧在雅法的港口登岸，前来协助规划和制造攻城的器具。洛林公爵和图卢兹伯爵出资，在他们的阵地构建两座可以移动的木塔，避开最容易接近的路线，大家非常卖力地将其推到防御工事最受忽略的地段。雷蒙的木塔被守城部队纵火烧成灰烬，但是他的袍泽更为勇敢获得了成功，守军被他的弓箭手从防壁上驱离，木塔上的门桥被放了下来。这个星期五下午3时，正好与耶稣受难节同日同辰，布永的戈弗雷带着胜利的神威，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全线战士拿他做榜样奋勇争先。继欧玛尔征服耶路撒冷后，已经过了460年，他终于将圣城从伊斯兰的魔掌下解救出来。
这群冒险家洗劫公众和私有的财富，一致认同要尊敬最早登城者的统治权。最大一座清真寺的战利品，70个金或银制作的灯座和巨大的花瓶，被当成坦克雷德勤奋和努力的报酬。犯下大错的信众要用屠城来作为奉献给上帝的牺牲：坚决的抵抗激起十字军满腔的怒气，年龄和性别无法阻止怀着深仇大恨的暴行。他们屠城三日，死者的尸首无人处理，产生了一次传染的瘟疫，7万名穆斯林死于刀剑之下，顺从的犹太人丧生在焚毁的会堂里。他们仍旧保留大批俘虏，完全是基于利益的需要或厌倦才予以赦免。在十字军这群野蛮的英雄人物当中，只有坦克雷德表现出恻隐之心；然而我们也会赞许雷蒙出于自私的宽大为怀，他同意要塞的守军签订投降条约，放他们安全离去。[71]
圣墓现在已经自由开放，满手血腥的胜利者已经完成了誓言所要求他们完成的使命。他们光着头赤着脚，怀着悔罪的心情，在教士赞美诗的歌韵声中，登上骷髅地的山顶，亲吻覆盖在救世主圣墓上面的石板，为这永生救赎的一刻流出喜悦和感恩的眼泪。凶残的习气和温柔的情绪融合在一起，使得两位哲学家产生不同的感想：一位[72]将其视为极其容易的当然之事，另外一位[73]觉得绝对荒谬而不敢置信。要求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做出完全相反的行动，或许是过于严苛。重视德行的戈弗雷以本人为榜样，提醒同伴要有虔诚的举止，就他们在那个时候的看法，只要清洁自己的身体就会使心灵纯洁。我不相信在参拜圣墓的最前列中，会有人热衷于杀戮和劫掠的行动。
十三、推选戈弗雷为耶路撒冷国王及统治的状况(1099—1187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