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我深深了解到政府和教会事务的关系密切，已到了无法分离的状态，这促使我先行说明基督教的发展、迫害、建立、分裂、获得成功以及逐渐腐化的过程。我有意延后两个重大宗教问题的研讨，它们不仅有助于人性的研究，而且对理解罗马帝国的衰亡也至关紧要，那就是：修院生活的创立，[246]以及北方蛮族的皈依。
一、修院生活的起源以及安东尼的事迹(305A.D.)
繁荣与和平的生活将基督徒分为两类，即世俗基督徒和苦修基督徒。行事松散且不完美的宗教活动可以满足一般民众的需要。而君主或官吏、军人或商贾，则要求炽热的情绪和绝对的信仰，能与自己从事的职业、追求的利益和放纵的心意相互调和一致。但是那些服从甚至滥用福音书严格教条的苦修者，为野蛮的信仰狂热所鼓舞，把人类看成罪犯而将上帝尊为暴君。他们在所处的时代，用严正的态度抛弃世俗的事务和人间的欢乐，完全戒除饮酒、吃肉和婚姻，惩罚自己的肉体、抑制自己的欲念，要用悲惨的痛苦生活换取永恒的幸福。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苦修者逃离渎神而堕落的人世，进入与外界隔绝之地或宗教团体中，就像耶路撒冷最早的基督徒一样，[247]抛弃尘世的财产不再使用。他们把相同性别和意念的人员聚集在一起，组成群体的社区，自称为隐士、僧侣或苦行僧，表明他们要独自退入天然或人为的荒漠之中。他们很快受到所鄙视的尘世给予的尊敬，这种行为无须借助理性和科学就能超越希腊学派，依靠艰苦努力获得成就的神性哲学获得了普遍的赞誉。这些僧侣在藐视财富、痛苦和死亡方面可与斯多噶学派一较高下，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沉默和顺从在他们充满奴性的纪律中复活，同时，他们也和犬儒学派一样坚定不移地厌恶文明社会的一切形式和礼仪。但是这些信仰神圣哲学的门徒渴望建立更纯洁、更完美的模式，他们踏着先知的足迹一直退隐到沙漠，[248]恢复虔诚奉献和沉默静观的生活方式，这种模式是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艾赛尼教派创立的。普林尼用哲学的眼光带着诧异的神色观察一个生活在死海附近、棕榈树丛中的孤独民族，他们的生活没有物质欲念，不靠女性繁殖后代，怀着对人类的厌恶和悔恨，可以不断获得自愿前来参加的同道。
埃及是众多迷信的发源地，为僧侣的修院生活提供了第一个范例。安东尼是生活在下蒂巴伊斯地区一个不识字的青年。[249]他散尽家产[250]，抛弃自己的家庭和乡土，运用前所未有而且一无所惧的宗教狂热，开始过起苦修的悔罪生活(305 A.D.)。他在一处墓地和一座破败的塔楼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见习期后，大胆越过尼罗河，向东在沙漠里跋涉了三天，终于发现了一个僻静的地点，可以为他提供树阴和水源，最后才定居在这个靠近红海的科尔兹姆山的地方。在那里有座古老的修道院，仍旧保留着这位圣徒的姓名和对他的怀念。[251]基督徒与众不同的虔诚信念，使他急切地进入沙漠深处。当他不得不在亚历山大里亚现身时，面对人群他能谨慎而庄严地维护自己的名声。阿塔纳修斯赞同他的教义，双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个埃及农民曾婉拒君士坦丁皇帝对他很客气的邀请。德高望重的教长(安东尼高龄达105岁)亲眼看到自己的示范和教导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利比亚的沙漠、蒂贝伊斯的山岩和尼罗河的城市，众多的僧侣居住地迅速发展开来。
亚历山大里亚南边的山区和附近的尼特里亚沙漠，居住着5000名苦行僧。今天的旅客仍然可以看到安东尼的门徒建立在这块不毛之地上的50个修道院所留下的遗址。上蒂巴伊斯地区空旷的塔本岛[252]，居住着帕科末乌斯和他的1400位同教兄弟。这位神圣的修道院院长前后共建立9个男修道院和1个女修道院，在复活节的庆典中，可以同时集结5万名教友，他们全部奉行圣洁的纪律。建筑宏伟和人口众多的大城奥克林库斯是正统基督教会的中枢，当地人把很多的庙宇、公共建筑物，甚至连城市的壁堡，全都奉献出来作为礼拜和慈善之用。这位主教可以在12个教堂讲道，管理着1万名女修道士和2万名男修道士。[253]对这奇异的变革感到无比光荣的埃及人，竟然大多希望并相信僧侣的数目已与其余的人民相等。过去曾有人用下面这句话来形容这个国家的神圣之物何其多：在埃及找神比找人更要容易。后人也可以用它来形容僧侣的数目之多。
二、修院生活的推广和迅速发展的原因(328—370A.D.)
阿塔纳修斯向罗马引进了关于僧侣生活的知识和具体做法(341 A.D.)，而陪伴着他进入神圣梵蒂冈的安东尼门徒则为这一神圣的哲学开辟了道路。外貌陌生而野蛮的埃及人起初会引起人们的畏惧和厌恶，最后却成为大家颂扬和效仿的对象。元老院的议员以及有钱的贵夫人，全都把自己的府第和庄园改建成宗教场所，古代庙宇的废墟和罗马广场的中心现在全都是修道院，[254]使得规模狭小的6位处女灶神祭司制度不禁相形失色。一个名叫希拉里昂的叙利亚青年[255]，拿安东尼作榜样，在离加沙约7英里的处于大海和沼泽之间的荒凉海滩上安下了家(328 A.D.)。他坚持了48年的悔罪苦修，并且把信仰的热情传播开来，每当他起身前往拜访巴勒斯坦众多修道院时，总有两三千名苦修僧追随这位圣者。
巴西尔[256]在东部的教会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声。他知识渊博，曾经在雅典学习和研究；他野心勃勃，即使恺撒里亚大主教的职位也难满足。然而他却退隐到本都一处蛮荒之地(360 A.D.)，打算尽快为黑海沿岸大量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友制定教规。
图尔的马丁[257]在西部享有极大名声(370 A.D.)。他是军人、隐士、主教和圣徒，他一手建立了高卢的修道院，死时有2000名门徒送葬。为他作传的历史学家辩才无碍，对蒂巴伊斯隐居于沙漠的行为产生藐视之心，认为在气候条件较佳的状况下，无法磨炼出更优秀的教士。就僧侣发展的过程而论，不管是传播的速度还是普及的范围，较之基督教本身也都不遑多让。帝国每一个行省以及后来的每一个城市，到处充满愈来愈多的僧侣。从莱林斯到利帕里所有的托斯卡纳海上荒无人烟的孤岛，全被苦行僧选作自愿流放的地点。整个罗马世界各行省之间有方便的海路和陆路相通，从希拉里昂的平生事迹来看，一个穷困的巴勒斯坦隐士很容易穿越埃及，乘船抵达西西里，然后在伊庇鲁斯(Epirus)逃避尘世，最后到塞浦路斯岛定居下来。[258]拉丁区域的基督徒拥戴罗马的宗教规章制度，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进香客，在气候迥异于故乡的遥远国度，很热衷于模仿此地的修院生活。安东尼的门徒穿越热带地区，遍布埃塞俄比亚这个基督徒帝国。位于弗林特夏的班库尔的修道院有同教弟兄两千多人，他们在爱尔兰的蛮族中间建立了很多传教的居留地。爱奥纳是赫布里底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爱尔兰的僧侣在那里定居下来，使北国地区出现一丝文明和信仰的光芒。[259]
这些不幸的放逐者为阴森而无可抗拒的迷信神灵所驱使，离开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决心受到数百万人支持，这些人无分男女老幼和阶级地位，全是虔诚的信徒；每一个进入修道院大门的改宗者都相信，只有踏上一条艰辛的道路才能走向永恒的幸福。[260]像这种宗教动机所产生的后果，常常由每个人的性格和境遇所决定。理性可降低宗教动机的影响，感情也会发生同样作用，但对于儿童和女性不够坚定的心志，这些动机会产生更强烈的吸引力。个人暗藏心中的悔恨及偶尔遭遇的灾难，使得宗教的说服力加强，这些动机从尘世的虚荣和利益的考量中获得更大的帮助。有人认为，这些虔诚而谦卑的僧侣为获得救赎，不惜放弃尘世生活，最够资格担任基督教的属灵管理工作。于是，有些隐士抱着勉强的态度被人从窑洞里拉出来，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推上大主教宝座。埃及、高卢及东部的修道院接连出现不少圣徒和主教。怀有野心的人士立即发现了这一条终南捷径，用它来获得财富和荣誉。[261]
那些由于本派取得较大成功而随之享有盛名的僧侣，都竭尽全力增加追随者的数量。他们用曲意逢迎的方式进入高贵和富有的家庭，以各种阿谀和诱导的手法，拉拢有可能为修院增加财富和地位的入教者。愤怒的父亲为失去唯一的儿子而悲伤不已，无知的少女为出世的虚荣所惑，不惜违反追求爱情的天性，还有一些贵夫人放弃家庭生活的懿德，妄图追求虚幻不实的无上完美。[262]保拉听从杰罗姆舌灿莲花的说词[263]，杰罗姆用亵渎神圣的“上帝的岳母大人”的称号[264]，诱使这位名声响亮的寡妇让自己的女儿优斯托契乌姆奉献守贞。保拉在精神导师的劝说和陪同下，舍弃罗马和年幼的儿子，退隐到伯利恒神圣的村庄，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医院和四间修道院。她的施舍和悔罪在正统基督教会中获得显赫高位。这样一个极其稀有且著名的悔罪者，被当成那个时代的光荣和范例，受到人们颂扬。但每个修道院中都挤满了出身卑下的平民，他们从教会所得远超过他们在尘世所做的牺牲。农民、奴隶和工匠可以凭借这一光荣而安全的圣职，逃脱贫穷和卑贱的处境。而且僧侣表面看来生活清苦，但习俗的影响、公众的赞扬和暗中违反教规，使得难以忍受的环境能够得到缓和。[265]罗马的臣民无论是本人还是财产，都要负担不公平而且过度的税赋，只有通过成为僧侣的方式来逃脱帝国政府的压迫。那些怯懦的青年宁愿到修院去苦修，也不肯过危险的军旅生活。有如惊弓之鸟的各阶层省民，在逃脱蛮族的伤害后，可在那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足够编组成很多军团的人力都躲藏在宗教的圣所里，也就是这些可以纾解个人困苦的因素，在减弱帝国的力量和强度。[266]
三、基督教修道院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生活方式
古代的僧侣职业是一种自愿为神献身的活动，有些宗教狂热分子的信仰并不坚定，担心受到被抛弃的上帝永恒的报复。但是修道院的大门始终为悔罪的人敞开，有些僧人通过理性或感情已使自己的信仰坚定专一，可以过着与常人和公民一样的生活，甚至就是基督的精神配偶也可以合法拥有尘世的情人。[267]各种丑闻的案例和迷信的发展表明，势必要对修道院中的僧侣进行有力的限制。在经过适当的审查以后，新入教者的忠贞在隆重和永恒的誓言里获得保证，无可反悔的誓约得到教会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批准，犯罪的逃亡者会被追赶、逮捕、重新关到永恒的监牢中。政府官员的干预有时可以压制修道院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和修院戒律的奴役作风。僧侣的行动、言语甚至思想都受刻板的规则[268]或严苛的尊长所律定，极其微小的过失也会立即受到纠正，运用的方式是谴责禁闭，或是额外禁食及血腥鞭笞。抗拒命令、口出怨言或拖延误事都被看成最严重的罪行。[269]僧侣被要求盲目地听从修道院长的指示，无论是多荒唐无稽甚或违纪犯法都不得抗拒，这是埃及僧侣管理准则和首要品德。甚至他们的耐性也受到异常的考验，他们常被指派去移动一块极大岩石；认真为插在地上的一根枯干的手杖浇水，一直浇到第三年让它像一棵树那样发芽开花；走过一个燃烧的火炉；或把他们的婴儿丢进深池。有一些圣徒，或者说是疯子，能够通过毫不在意且一无所惧的服从，在教会的历史中成为不朽人物。[270]自由的思想，可产生宽阔的心胸和理性的情绪，但全被盲从和习惯摧毁殆尽。那些形同奴隶的僧侣，虔诚追随着教会暴君的信仰和情绪，东部教会的平静受到一群狂热信徒的侵犯，他们胆大包天毫无理性，行事残酷令人发指。皇家军队奉命镇压时竟然毫不羞愧地承认，这些人实在是可怕，他们宁愿去面对最凶狠的蛮族。[271]
僧侣极为怪诞的服装是由他们的迷信形成和决定的。[272]但是他们外表上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成不变追随简单的原始式样，经过时代的变迁以后，在一般人眼里看来就感到十分可笑。本笃会的教长公开反对对服装进行挑选或考虑其优劣，他认真规劝所有门徒尽量穿国内通用的服装，只要质地粗糙和易于获得就好。古代僧侣的穿着随气候条件和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无论是埃及农民的羊皮大袄还是希腊哲学家的斗篷披风都毫不在意。他们在埃及穿着那里便宜的亚麻布，但是等到他们回到了西部却拒绝这种奢侈的外国货。僧侣从来不剪发也不刮胡须，用布巾包着头以免为邪恶阴灵所见，除了极为寒冷的冬天外，其他时候都光着腿和脚部，用一根长手杖支撑着他们那缓慢而吃力的脚步。一个真正的苦行僧外表既可怕又可厌，他们认为凡人类所嫌恶的感觉必为上帝所接受。塔本的神圣戒律谴责用水洗身和涂油的卫生习惯。苦修的僧人在地面、硬板或粗糙的毛毯上睡觉，一扎棕榈叶片在白天当坐垫，夜晚就是枕头。他们的住处原来都用轻便材料搭成狭小低矮的茅篷，通过划分出一些必要的街道，形成一个巨大而且人口众多的村庄。在四面的围墙之内有一间教堂和一所医院，也许还会有一间图书室、几间必要的办公室、一个花园，以及供应用水的一处流泉或一口水井。30到40名兄弟组成教规和饮食各异的家庭，埃及一般较大的修道院包含30到40个家庭。
在僧侣的字典里，把欢乐和罪恶视为同义词。他们通过经验知道严格的斋戒和节制的饮食，才是防止产生肉欲之念的有效之道。他们奉行或被迫执行的节食规定并非永久不变，愉悦的五旬节庆典可用来调剂大斋节特别严格的斋戒禁食，也使新成立的修道院过分的宗教狂热得以慢慢缓和下来。高卢人有强烈的食欲，不可能效法埃及人坚忍而温和的德行。[273]安东尼和帕科末乌斯的门徒能满足于[274]每天12英两定量的面包或饼干[275]，他们把它分为分量少得可怜的两餐，中午和夜间各吃一次。拒用修院食堂提供的煮过的蔬菜，这被视为美德受到尊敬，也被认为是应尽之责。但院长有时会格外开恩让大家饱食一顿奶酪、水果、色拉和尼罗河的小鱼干。等到后来食物的范围慢慢加大，海鱼和河鱼都获得允许出现于菜单之上，实际也有人食用，但肉类在很长时间内还只限于病人和旅客。等到肉类逐渐在欧洲一些戒律不严的修院广为采用后，立即产生一些奇异的区分，譬如鸟类不论是野生或家养，都被认为比田野中体型较大的动物更为洁净。清水是早期僧侣最纯正的饮料，本笃会创办人在纵酒无度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同意每人每天可饮用半品脱的葡萄酒，不久就感到后悔不已。意大利的葡萄园很容易供应这点需要，他那些获胜的门徒在越过阿尔卑斯山、莱茵河和波罗的海时，要求喝到同等分量的烈酒或苹果酒。
想成为僧侣的候选人渴望达到福音书所要求的贫穷美德，在第一次进入共同生活的教会中时，必须放弃独占任何私产的念头，甚至连名义上都不允许。[276]同教兄弟一起劳动，这种责任被当成悔罪和锻炼的方式加以赞扬，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每日赖以糊口的活动。[277]勤劳的僧侣会在森林和沼泽边开垦出一个菜园或一片田地，靠着他们的双手耕种，极有成效。他们乐意服行奴隶和雇工的劳役，还有几种用来满足服装、器具和住屋需要的行业，一个大修道院都能自行办理。修院的学习绝大部分是为了加深迷信的程度，而不是驱散迷信的浓雾。然而，有些学识渊博的个人出于求知的欲望或宗教的热诚，会深入研究神学甚至是渎神的科学。后代怀着感激之心承认他们的善举，笔耕不辍保存希腊和罗马不朽的文献，并且将这些名著广泛流传到世界各地。[278]但是那些出身卑微的僧侣，特别是在埃及，他们勤劳的工作是制造各种木屐，或者用棕榈叶片编成草垫和箩筐。要是内部人员过多而无法全部安排工作，就会派出去做生意来维持僧侣社区的需要。塔本和蒂巴伊斯的修道院都有船只，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可以抵达亚历山大里亚。在基督徒的市场上，像这类身份神圣的工人，更增加了他们劳动的价值。
但体力劳动的需要逐渐被另一种情况取代了，新加入的僧侣期望将财富托付给圣徒，决心要与圣徒终身为伴。而在极为有害的法律纵容之下，他们获准在未来接受捐赠和遗产，而且可以自行使用。[279]墨拉尼阿捐献了300磅重的银盘，保拉为赞助心仪的僧侣所欠下的庞大债务。这僧侣把祷告和悔罪的功德，全归之于一个富有而又乐善好施的罪人。[280]知名的修道院不停扩大到邻近的乡村和城市后，拥有的地产与日俱增，就是偶发的意外事件也不会使财富减少。在制度建立后头一个世纪，不信上帝的佐西穆斯带着恶意表示，基督教僧侣为照顾穷人利益，使得社会大多数人都沦为乞丐。只要他们还保持原有的热忱，就会不负所托亲任慈善事业忠诚的管事，但经手太多的金钱会败坏他们的纪律，逐渐摆出富豪的高傲姿态，最后纵情于奢侈花费。他们公开的靡费可以用宗教仪式的排场作为借口，还有更正当的理由，那就是要为不朽的修院兴建经久耐用的住所。但每个时代的教会都会对不守清规的僧侣提出指控，他们不再记得戒律的要求，全心全意追逐尘世的虚荣和情欲的乐趣，这些都是他们誓言弃绝的身外之物。[281]而且他们很可耻地挥霍教会的财富，这些是创始者和后人经过历代的辛苦累积而得的。[282]这种自然的堕落过程，从痛苦危险的善举沦入人类普遍存在的恶行，这状况在一个哲学家看来，是必然的结果，因而无法激起他的悲伤和愤怒。
早期僧侣的生活要在悔罪和孤独中度过，在不受干扰的状况下所有的时间都被排满各种工作，积极行使合理的社会职能。不论什么时候获准踏出修道院的范围以外，都会有两个带着猜忌之心的随伴陪同，相互监视并伺察彼此的行为，回来以后要立即忘掉在尘世的所见所闻，更不许向他人提起。信奉正统教义的外来客人，在隔离的房舍接受亲切的款待，但是与客人之间危险的交谈只限于经过挑选的年长僧人，他们的言行谨慎而且信仰坚定。除非有僧人在场，否则身为修院的奴隶不能接受朋友和亲戚的来访。要是有人拒绝与亲人见面或交谈，使年幼的姐妹和老迈的双亲痛苦万分，就会被视为无上美德而受到众人的推崇。[283]僧侣在一生中没有知心之交，所处的群体完全是在偶然状况下形成，就像出于外力和偏见被囚禁在同一个监狱里。遁世的狂热信徒很少有思想和情感可以与人沟通，须由院长特许，决定他们相互访问的次数和时间。他们在寂静之中用餐，全部都包着头巾，彼此不能亲近交谈，甚至到了视而不见的程度。[284]学习可以解决孤独的痛苦，但是修院的社会充满农民和工人，过去并未受过教育，无法进行任何启发思想的学习。他们可以努力工作，但是追求精神完美的虚荣使他们轻视靠体力的劳动。要是引不起个人的兴趣，勤奋就会变质成为怠惰无力。
白天他们在个人的私室里按照每个人的信仰狂热程度不同，来决定是用高声祷告还是默祷来度过。他们在傍晚集会，夜间被叫起来参加修道院的公开礼拜仪式。埃及晴朗的天空很少被乌云掩盖，准确的时间完全由星辰的位置来决定。每天两次响起粗犷的号角或喇叭声，作为敬神礼拜的信号，打破沙漠地带无边的寂静。[285]睡眠是不幸的人们最后的庇护所，甚至连这个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僧侣的空闲时间非常沉闷，没有任何要处理的事务，更没有消遣作乐的闲情。就在每天结束之前，总要抱怨太阳的移动何其缓慢。[286]在这种了无生趣的情况下，迷信还要追逐和折磨极为可怜的信徒。[287]他们在修院中所能得到的那一点休息时间，还要被延时的忏悔、渎神的疑虑和犯罪的欲念所干扰。他们把一切自然的冲动都视为无可赦免的原罪，只能在永远冒着烈焰的无底深渊边缘颤抖不已。这些可怜的牺牲品长期在疾病和绝望的痛苦中挣扎，只有疯狂或死亡才能使他们获得解脱。
耶路撒冷到6世纪才建立一所医院，收容一小部分自我要求极为严苛的悔罪者，这些人已陷入神志不清的地步。[288]他们的幻觉在到达狂乱的程度之前，可以提供大量与迷信有关的史料。他们已经走火入魔，相信在呼吸的空气中充满看不见的敌人，还有无数的魔鬼在寻找机会，变化成各种不同的形象来败坏他们未能刻意防备的德行，有时还使用胁迫的手段。无论是想象还是感觉，都为失去节制的幻影所欺骗。有些隐士在极度困倦的状况下作午夜祈祷，很容易把恐怖或欢乐的幻象与时而沉睡时而清醒的梦境混杂在一起。[289]
四、僧侣的分类和苦行僧的行为模式
僧侣分两大类：一种是遵守纪律、过正常生活的团体派；还有就是逃避社会、离群索居的苦修派，这类灵修弟兄中最虔诚而且意志最坚定者，不仅弃绝人世也同样摒除修道院。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最受欢迎的修道院，四周被劳拉[290]所围绕，这是一圈相距甚远的地下囚室。在大众的喝彩和效法之下，这些隐士的奇特悔罪行为在当时非常盛行。[291]他们在十字架和锁链的重压下痛苦地过活，精瘦的肢体上套满生铁铸造的沉重颈圈、臂镯、手铐和脚镣，所有多余的衣物被当成可厌的累赘遭到抛弃。这些不分男女过着未开化生活的圣徒，赤裸的身体全靠自己的长发形成自然的遮掩，因而格外受到人们的赞誉。他们渴望回归到野蛮人与一般动物那种粗陋而悲苦的状态中。
许多苦行僧派别的名字是根据他们像牛羊一样在美索不达米亚草原上吃草的习惯而获得。[292]有些野兽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他们就经常占用这些野兽的巢穴作为住室，或者把自己埋藏在人工挖成或自然形成的岩洞中。在蒂巴伊斯的大理石采石场，从刻在石头上的痕迹可以找到他们悔罪的纪念物。[293]最有成就的隐士被认为可以很多天不进食，很多夜不入睡，很多年不说话。要是有人设计出一个非常特殊的囚室或坐处，让使用者摆出最不舒服的姿势，暴露在最严酷的天候之下，那么这个人(我不该用“人”这个字)将获得最大的荣誉。
五、柱顶修士西门的事迹和对后世的影响(395—415A.D.)
在过着僧侣生活的英雄人物当中，柱顶修士西门发明了一种空中悔罪法，不仅大名鼎鼎而且经久不衰。这位年轻的叙利亚人在13岁时，就放弃了牧羊人的行业，投身到管理严厉的修道院中，经过很长一段痛苦的见习期，曾多次在向神祷告时自杀，却都获救了。后来他在安条克东边三四十英里的山岭，安置好自己的住处，在一圈石柱围成的空间之内，用铁链将自己锁住，先爬上9英尺高的石柱顶端，逐次上升到60英尺的高处。[294]在最后这个顶点的位置上，叙利亚的苦行僧经历了30个炎夏和寒冬。习惯和训练使他身处危险的顶端而不会感到畏惧和眩晕，能用各种姿态向神祭拜，有时站直身体张开双臂，摆出十字架的形状高声祷告。但他最常用的姿势，是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把枯干的身体向后反折过去，额头摆在脚背上。有一个好奇的参观者，连续数了1244次以后，因不知何时结束，才没有再数下去。他的大腿上长了一个溃疡[295]，这缩短了他过神圣生活的时间，但对他没有造成妨害，这位毅力坚强的隐士至死没有离开柱顶。一个帝王要是任性使用这种酷刑，就会被人称为暴君。但一个暴君绝无此种能力，让忍受残酷暴虐的受害者，可以度过如此漫长的痛苦生活。这种自动的殉道活动必然逐渐摧毁心灵和肉体的感受能力，也很难想象这些严酷折磨自己的宗教狂热分子，会对其他人类抱有任何深厚的情感。每个时代的僧侣，无论在哪个地区，都同样以残酷无情见称于世，很少会因个人的友谊改变严峻的冷漠态度。这一切完全由宗教的仇恨所煽起，就是这种绝不怜悯的狂热心态，才赋予了宗教裁判法庭令人发指的神圣职责。
这样一个身为僧侣的圣徒，只会引起哲学家的藐视和怜悯，却受到帝王和人民的尊敬和崇拜。高卢和印度不断前来朝圣的人群，都向着西门的神圣石柱顶礼膜拜；萨拉森人各部族用武力争夺他的祝福仪式；阿拉伯和波斯的皇后都怀着感激之心，承认他具有超自然的德业；狄奥多西二世在教会和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也会向这位天神般的隐士请教。他的遗体从特伦尼萨山启灵时，竟有一支庄严浩大的护灵队伍，由教长、东部的军队主将、6位主教、21个伯爵和护民官及6000名士兵组成。安条克把他的遗骨看成该市荣誉的象征和金汤永固的保护神。新近崛起而众所周知的苦行僧，令使徒和殉教者的名声都为之失色。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拜倒在他们的神龛之下，他们的遗骨和遗物所产生的奇迹，在数量和时效方面，远超过他们生前的神威。他们一生光彩夺目的传说[296]，也由那些与之利害相关的同教弟兄假装相信并加以美化。
在一个信仰的时代很容易说服别人，哪怕是埃及或叙利亚僧人的一个偶然念头，也可以改变宇宙的永恒法则。受到上天宠爱的信徒只要抚摸一下、说一句话，甚至从遥远的地方传送一个信息，便可以立即治愈缠绵床榻的痼疾，把盘踞在他们灵魂和肉体里最凶恶的魔鬼驱走。他们经常与沙漠的狮子和毒蛇交谈，操控它们的行动，也能让枯干的树枝发出新芽，沉重的铁块浮于水面之上，坐在鳄鱼背上渡过尼罗河，投身高热的熔炉就能使青春重返。这些难以置信的故事像作诗一样被任意杜撰，但无法具备诗的才华与风格，严重影响到基督徒的理性、信仰和德操。他们的无知和轻信的态度贬低和破坏了心灵的功能，他们破坏了历史的明证。迷信逐渐让哲学和科学的敌对之光趋于熄灭，每一种圣徒运用的宗教礼拜形式，以及每一种他们相信的神秘教义，都有神的启示作为坚强后盾。在僧侣的奴役和怯懦的统治下，人类的一切美德都受到压制。我们要是对西塞罗的哲学著作与狄奥多里克的神圣传说加以衡量，把加图与西门的为人处世和行事风格做一比较，就能知道其间存在何种天渊之别的差距，我们就会对那场难忘的变革激赏不已，它经历500年之久，终于在罗马帝国完成。
六、蛮族皈依基督教和乌尔菲拉斯发挥的作用(360—400A.D.)
基督教的发展以两次决定性的光荣的胜利为其标志：首先是运用宗教的力量控制罗马帝国的公民，他们不仅见多识广，而且过着奢华的生活；接着降服黩武好战的西徐亚和日耳曼蛮族，他们覆灭了罗马帝国但却信奉罗马人的宗教。在这些未开化的新入教者当中，哥特人走在最前面，整个民族受到同胞改信基督教的恩惠，至少有一个臣民可以置身有用技艺的发明者之列，受到后人的怀念和感激。伽利埃努斯在位期间，哥特人的武装队伍蹂躏亚细亚地区，掳走大量罗马省民作为俘虏，其中有很多基督徒，有些还是教士。这些身不由己的传教士被当成奴隶，分散在达契亚的村庄，不停努力工作，为的是要拯救他们的主子。他们散布福音教义的种子，尔后逐渐传播开来，不到一个世纪，这件虔诚的工作终于在勤劳的乌尔菲拉斯手里完成(360 A.D.)。他的祖先来自卡帕多细亚的一个小镇，被俘以后被当作奴隶运过多瑙河。
哥特人的主教和圣徒乌尔菲拉斯，靠着纯洁的生活和信仰的热诚获得国人的爱戴和尊敬。他宣示真理和美德的教义，并且自己能够身体力行，哥特人不仅接受而且深信不疑。他完成了把《圣经》译成当地语言的艰辛任务，那是一种日耳曼人或条顿族的方言，但他非常谨慎地有意略去四卷《列王纪》(《列王纪》有上下两卷，要说四卷应该还包括《历代志》上下两卷)，唯恐叙述的内容激起蛮族凶狠残杀的精神。士兵和牧人使用粗俗的语言，缺乏足够的字汇，难以表达《圣经》中崇高的宗教信念，但被他用过人的天赋才华，将之修改趋于完善。乌尔菲拉斯在着手译经之前，不得不先编出新的字母表，里面包含24个字母，其中有四个是他发明，用来表达希腊语和拉丁语所没有的发音。[297]
但是哥特教会蒸蒸日上的景象被战争和倾轧所摧毁，各部族的酋长因宗教派别和利害关系产生分裂。罗马人的盟友弗里提根成为乌尔菲拉斯的信徒，生性傲慢的阿萨纳里克不愿接受罗马帝国和福音教义的制约。在他的迫害下，新加入基督教的改信者的信仰受到考验。一辆大车上面高高供着托尔或沃登那形象并不清楚的画像，由一支庄严的队伍护送，在营地的街道上走过，那些拒不向祖先信奉的神祇顶礼膜拜的叛徒，会立即和他的家人在帐篷里被火烧死。乌尔菲拉斯的为人行事受到东部宫廷的尊敬，他曾两次担任议和使臣前往访问，为哥特人的悲惨处境发出呼吁，请求瓦伦斯给予保护。有人称这位精神领导人为“摩西”，因他带领改信的人民通过多瑙河的激流，前往“应许之地”。[298]那些牧人追随他的脚步也听从他的命令，同意在梅西亚山区的山麓上、一片草木丛生的原野处定居，有肥沃的草原为他们的牲口提供秣料，粮食和酒类也能在富饶的行省买到。这些与人无害的蛮族享受平静的生活，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日益繁荣壮大。[299]
他们更为凶恶的同宗弟兄，所向无敌的西哥特人，则普遍接受了罗马人的宗教。他们与罗马人之间始终维持着战争、友好和征服的关系。他们从多瑙河到大西洋漫长的胜利进军中，让所有的盟友都改信他们的宗教，也教育了新生的世代。虔诚的信仰统治着阿拉里克的营地或图卢兹的宫廷，不仅可以启迪也在羞辱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就在这一期间(400 A.D.)，所有的蛮族都信奉基督教，并且把他们的王国建立在西部帝国的废墟上，像高卢的勃艮第人、西班牙的苏维汇人、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潘诺尼亚的东哥特人，以及把奥多亚克推上意大利宝座的各族佣兵队伍。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仍旧犯有信奉异教的错误，但是法兰克人拿克洛维作模范获得高卢的王国，征服不列颠的撒克逊人接受罗马传教士的感召，摒弃野蛮的迷信，这些新入教者在传播信仰方面，表现出极有成效的宗教热诚。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和后来的继承者查理曼大帝和奥托帝系，靠着法律和胜利扩大十字架的领域。英格兰产生了日耳曼人的圣徒，他们把福音之光逐渐从莱茵河一带，传播到位于易北河、维斯图拉河和波罗的海的民族那儿去。[300]
多种不同的动机影响到蛮族改信者的理性和感情，很难用几句话表达清楚。蛮族的心性善变而且出人意料，无论是梦境、征兆、传闻的奇迹、教士或英雄的行径、信教妻子的魅力，特别是在危险时刻，他们对基督教的上帝所做的祈祷或誓言得以灵验，全都可以左右他们的思想。[301]早期对教育的种种成见逐渐消失在交往密切的社会习惯之中，福音书的道德观念因僧侣过分夸张的德行而获得保护，圣者遗骸的神奇力量和宗教仪式的豪华排场有力支持着形而上的神学理论。但是一个撒克逊主教[302]向受人爱戴的圣徒提出建议，要他采用合理而有效的说服方式，传教士有时会拿这种方式来努力劝导不信教的人。这位极为明智的辩论家说道：
有关传说中男神和女神从肉身诞生的方式，以及以后相互之间的繁衍绵延，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全都相信。只要从这个论点出发，就可以推断他们具有不完美的天性和人类的弱点，有出生就必然有死亡。那些最古老的男神或女神是在什么时候、运用何种方式、出于哪类原因诞生出来的呢？他们是还在继续繁殖，还是停止生育呢？如已经停止，那么请把反对派的人召来，让他们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变化。要是还在继续生育，神的数量多得已经数都数不清，要是我们不够谨慎崇拜了一个无能的神祇，岂不是要冒着得罪权威更高的神明，产生忌恨和愤怒的危险？可见的天空和大地，以及整个宇宙体系，就人类心灵的理解而言，究竟是被创造出来的，还是永恒存在的？如果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在创造之前，那些神又如何能够存在，或是存在于何处？若是永恒存在，神们如何占有一个独立自主、先于世界而存在的帝国？提出这些问题要用自制而温和的态度，同时要在适当的时机很含蓄地表达。基督的启示就是真理和美德，力求让那些不信的人感到羞愧而不是愤怒。
这种形而上的理论对日耳曼的蛮族来说也许过于玄妙，却因更为粗俗的权威力量给予支持，而得到普遍的赞同。尘世繁荣带来的好处使这些理论抛弃异教，转而为基督教服务。罗马人是世界上最强大和进步的民族，也都摒除了祖先的迷信。要是将帝国成为废墟怪罪于新兴宗教的无能，那么这种耻辱在胜利的哥特人皈依以后也完全洗刷干净。英勇和幸运的蛮族征服西部的行省，不断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做出带有启示性的榜样。在查理曼大帝以前的时代，欧洲的基督教民族难免要沾沾自喜，他们占有温带的地区和肥沃的土地，可以生产谷物、酒类和食用油，反观野蛮的偶像崇拜者和他们无能为力的偶像，只能屈居地球的一角，限制在北部黑暗而寒冷的地区。[303]
七、汪达尔人对阿里乌斯异端的支持和运用(429—530A.D.)
基督教为蛮族打开天堂之门，使他们的道德和政治情势产生重大的变化，同时让他们开始使用文字。对于把教义写在圣书中的宗教来说，这点极为重要。就在着手研究神圣的真理时，由于眼界扩大到历史、自然、艺术和社会等方面，他们的心灵也逐渐跟着充实。《圣经》的译本使用民族语言，必然有助于他们改信基督教。当他们与教士在一起时也会激起求知的欲望，想要阅读原文，了解教会的神圣礼拜仪式，从祖先的作品中研究与神学传统的关系。这类精神食粮保存在希腊和拉丁的语文中，是隐藏古代知识无法估价的丰碑，身为基督徒的蛮族可以接触到维吉尔、西塞罗和李维不朽的著作。从奥古斯都在位到克洛维和查理曼的时代，一直在进行心灵的沟通。
人类始终致力于达成更完美的状态，争强好胜之心因而受到鼓舞。科学的火焰一直在暗中维持生动的活力，使日趋成熟的西方世界获得温暖和光明。在基督教最腐败的状况下，蛮族仍然能从新旧约中学到公理正义，从福音中学到恻隐怜悯。要是他们对自身责任的了解不足以领导他们的行动，或是规范他们的热情，他们就会受到良心的约束或悔恨的惩罚。但是宗教的直接权威不如神圣的圣餐仪式那样有效，可以把基督徒的弟兄在精神的友谊中结合在一起。这种情绪的影响力有助于他们为罗马人服务或建立同盟，保持他们忠贞不贰的态度，更可以减轻战争的恐怖，缓和征服的傲慢，即使帝国在衰亡时，他们对罗马的名声和制度依然保持尊敬。在异教盛行时代，高卢和日耳曼的祭司统治人民，控制官员、行使司法的权力。狂热的新入教者转而把更多的忠贞和服从，虔诚地奉献给基督教的教皇。主教的神圣地位靠尘世的权势来支持，在士兵和自由公民组成的议会中拥有光荣的席位，用和平的手段来安抚蛮族死不认输的精神，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也是他们的职责。拉丁教士之间不断的书信来往，罗马和耶路撒冷络绎不绝的朝圣香客，以及教皇日益增加的权威，都巩固了基督徒共和国的团结，并逐渐产生出类似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的法律体系，形成有别于其他人类的一些独立甚或相互敌对的现代欧洲民族。
但是不幸的意外事件会使宗教大业的运作受到阻碍和延迟，等于把致命的毒药注入救赎之杯。不论乌尔菲拉斯在早期抱着何种情怀，他把帝国和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状况在阿里乌斯派当权的时代形成，却是不争的事实。哥特人的圣徒赞同里米尼信条，保持开放的心灵和诚挚的信念，公开表示圣子并不等同于圣父，两者绝非本体同一。[304]他将这种错误的认知在教士和人民之中散布，整个蛮族世界受到感染成为异端邪说的巢穴。[305]狄奥多西大帝已经在罗马人中间，将这些异端教派压迫清除殆尽。这些新入教者性格单纯而且没有知识，无法体认形而上的精微玄妙之处，但是他们能虔诚接受并能坚定谨守纯正而真实的基督教教义。乌尔菲拉斯和他的继承人都用条顿语来宣讲和解释宗教的经典，这能够获得莫大的方便，有助于传播福音的工作。他们任命相当数量的合格的主教和执事人员，用来教导这些同宗的部族。东哥特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迁居在残破的西部帝国，听到拉丁教士滔滔不绝的讲道，[306]认为不如本国的导师给予他们的更容易领悟的教训，于是这些黩武好战的改信者把阿里乌斯教派当成本土的信仰。在宗教方面产生的无法调和的差异，永远都是猜忌和仇恨的源头。受到谴责的蛮族为异端这个可憎的称呼所激怒，北方的英豪很勉强地相信，他们的祖先都下了地狱。[307]但是等他们知道自己信教以后，也不过改变永恒罪孽所应得的惩罚方式，难免感到震惊以致愤慨不已。
身为基督徒的国王期望从皇室的高级教士那儿获得积极的鼓励，而不仅仅是安详的嘉许。正统教派的主教和他们的教士，对于阿里乌斯教派的宫廷，永远持反对的态度，稍有不慎就会使自己成为罪犯，带来很大的危险。[308]教堂的讲坛是发布煽动言论最神圣最安全的地点，回响着法老王和霍罗孚尼斯的名字。[309]获得光荣拯救的希望和承诺，可点燃公众的不满。这些蛊惑人心的圣徒受到引诱，要尽快完成自己宣告的预言。尽管他们屡屡挑衅，但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正教教徒，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掌权下，仍能享有自由与和平。对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而言，傲慢的主子尊重他们那不惜牺牲性命也要保护他们圣坛的宗教热忱。所有的蛮族都赞扬并效法信仰虔诚、意志坚定的榜样，不过，征服者把他们对宗教的宽容归于理性和仁慈这两种更高尚的动机，避免公开承认是感到畏惧，以免受到难堪的谴责。同时他们喜爱正统基督教所表达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博爱精神的教化。
教会的和平有时还是会受到扰乱和破坏。正教信徒的言行不够谨慎，而蛮族无法克制急躁的脾气，阿里乌斯的教士更是在一旁推波助澜，实施种种严苛和不义的偏袒行为，这种状况也被正教信仰的作者加以夸大和渲染。西哥特国王尤里克应该担起宗教迫害的罪名，他使教会的功能停止运作，至少对主教的职权加以限制。他监禁了阿基坦深得民心的主教，后来更对其施以流放和籍没的处罚。[310]但只有汪达尔人把维护宗教信仰看成是重大的任务，要用残酷而荒谬的手段压制整个民族的心灵。根西里克(429—477 A.D.)在年轻时就与正统教会断绝关系，凡是背教变节者别想得到他的赦免和宽恕。他发现那些会在战场上逃走的阿非利加人，竟敢在宗教会议和教会事务方面与他争执，不禁勃然大怒，何况他那残暴的思想中根本不会产生畏惧和同情的情绪。于是信奉正教的臣民在绝不宽容的法律和专横武断的惩罚下呻吟反侧。根西里克的语气粗暴而可怕，而如果我们对他的意图有所了解，那就可以对他的残暴行为做出解释了。皇宫和整个疆域都沾满了经常执刑所流的鲜血，这笔账都要算在阿里乌斯教派的头上。不过，在海洋统治者的心中，只有武力和野心才是最重要的支配因素。但是他那不争气的儿子亨尼里克，只遗传到他的缺点和恶习，同样用毫不通融的狂怒态度折磨正教信徒，对他的兄弟、侄儿、父亲的友人和亲信痛下毒手，夺去他们的性命。甚至对阿里乌斯教派的教长，他也采取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把他当众活埋在迦太基。两个教派的宗教战争表面上签署了休战协定，背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在进行备战。汪达尔的宫廷把宗教迫害当成最重要的工作全力推动，此时亨尼里克得了恶疾很快逝世，虽然教会无法立即获得解救，但总算报了血海深仇。
亨尼里克有两个侄儿，先后继承阿非利加的宝座。甘达蒙德统治了12年，特拉斯蒙德在位长达27年。他们仍旧敌视和压迫正统教派，甘达蒙德似乎想要与他的叔父比个高下，残酷的行为更胜一筹。后来他态度软化，但等他召回放逐的主教，恢复阿塔纳修斯派的礼拜仪式后，却英年早逝，使得受尽迫害的教派无法享受姗姗来迟的仁慈。他的弟弟特拉斯蒙德是最伟大和最有成就的汪达尔国王，无论是英俊的相貌、审慎的个性还是豪放的心胸，都显得极为卓越。但他那偏执的宗教狂热和虚伪的慈善行为，使得宽厚的天性蒙尘。他运用温和而有效的引诱手段来取代威胁和强迫，财富、地位和皇家的恩赐是给予背教变节者慷慨的报酬。那些违反法律的正教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换取法外开恩的赦免。不论特拉斯蒙德在心中盘算要采取多严厉的措施，他都会耐心等待，对手一旦轻举妄动，就可提供给他施以致命打击的最好机会。他临死时还怀着难以消除的偏见，坚持让继承人发出严正的誓言，对阿塔纳修斯的信徒绝不宽恕。但继位的赫德里克个性温和，很难相信暴虐的亨尼里克竟有这样的儿子。他虽然不得不立下有违天理的誓言，但还是要尽仁慈和公义的职责，他的登基以恢复和平与自由为光荣的标志。推行仁政的统治者过于软弱，他的宝座为堂兄弟杰利默所篡(530 A.D.)，他是狂热的阿里乌斯派信徒。就在汪达尔国王能够肆意运用权力时，整个国家为贝利萨留的武力所颠覆，正统教派开始报复他们忍受多年的迫害。[311]
八、汪达尔人在阿非利加的宗教迫害具体事例
正教信徒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是他们受到宗教迫害的唯一见证，在其他方面不可能提供完整和确切的经过和案例，也不能很公平地看待所涉及的人物和见解，但有很多相关情节，值得重视和相信，特别列举如下：
其一，在现存一件最原始的法律条文中[312]，亨尼里克很明确地公开宣告，宣告的内容可能是正确的，是说他已把罗马皇帝诏书里有关的规定和惩罚条例，全部如实翻译过来。这些诏书是为了对付异端教派的集会，以及那些对掌握既得利益教会持异议的教士和人民。只要真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知道正教信徒必须谴责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默认现在的受苦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却一直坚持拒绝接受赐给他们的改信的恩典，而过去亨尼里克也向别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而就当他们在宗教迫害的皮鞭下战栗时，亨尼里克烧死或驱逐了很多摩尼教徒，他们竟对亨尼里克的这一严苛做法大声喝彩。阿里乌斯的门徒和阿塔纳修斯的门徒，无论是在罗马人还是汪达尔人的境内，都应享受互惠同等的宽容，正教徒虽然害怕会受到迫害，但还是加以拒绝，认为这是可耻的妥协。[313]
其二，正统教派经常运用各种会议，来侮辱或惩处坚持异端信念的对手，现在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亨尼里克的命令之下，466位正统教派的主教在迦太基集会。但是当他们得到允许进入觐见时，他们带着羞愧的神色，看见阿里乌斯教派的西里拉得意扬扬地高坐在教长的宝座上。在整个议事的过程中无论是吵闹不休还是沉默不语，是要拖延时间还是立即表决，要动用军队镇压还是鼓动民众喧嚣，都激起双方相互的指责。最后这些参加争论的人全部被分隔开来，从正统教派的主教中间选出了一个殉教者和一个悔改者，28位主教怕事逃走，还有88位听命服从。其余人员之中有46位被发配到科西嘉，为皇家的海上部队砍木头造船。剩下302位主教全部被放逐到阿非利加各行省，让他们接受敌人所施予的羞辱，刻意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使他们无论在精神上和实质上，都不能过比较舒适的生活。经过10年艰辛的放逐，他们的人数一定会减少，要是他们顺从特拉斯蒙德的法律规定，不再进行任何主教的任命，那么阿非利加的正统教会即使保有现存的会众，一样会沦入灭亡的绝境。因此他们不遵守这些规定，违命的后果是220位主教遭到第二次流放的处分，在撒丁尼亚受了15年的折磨，直到仁慈的赫德里克接位才告结束。[314]阿里乌斯教派的暴君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带着恶意选择这两个岛屿为放逐地。塞涅卡依据个人的经验，哀叹及夸大科西嘉的悲惨状况。[315]撒丁尼亚比较富裕，但是气候对身体有害。
其三，根西里克及其继承人为使正教信徒改宗，尽心尽力护卫汪达尔人信仰的纯洁。在所有的教堂关闭之前，穿着蛮族服装参加礼拜就是犯罪的行为。谁要是敢不遵守最高当局的命令，就会被人粗鲁地拽着头发在地上拖走。有一个内卫军部队的军官拒绝信仰君主的宗教，在受到羞辱的情况下被剥夺阶级和职位，放逐到撒丁尼亚或是西西里；也有人在定罪以后被送到尤蒂卡的农庄，像奴隶和农夫一样辛苦干活。特别是在划分给汪达尔人的区域，严格禁止举行正统教会的礼拜仪式，把传教士和改信者都视为罪犯，要当众施以严厉的惩罚。运用这些非常极端的手段，能够保持蛮族虔诚的信仰，激起他们的宗教狂热，依靠献身神明的愤怒情绪，负起窥伺者、告发人和刽子手的职责。无论何时，他们的骑兵队在赶赴战场的行军途中，最高兴的娱乐就是亵渎正统教会的教堂，侮辱对方教派的教士。[316]
其四，养尊处优的市民只要过去在罗马行省接受过教育，就会遭到极为残酷的待遇，被发配解送到摩尔人的沙漠地区。有一支由主教、长老和辅祭组成的高龄队伍，连带4096名信仰坚定的群众，这些人身上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只是在亨尼里克的命令下，被押解驱逐出自己的家园。他们在夜间像牛群一样被圈在一小块地面上，困于自己的排泄物之中，白天被迫在炽热的沙地上行军，如果因高温和劳累而昏厥，就会遭到鞭笞或是被拖着前进，一直等到气绝在折磨人的差役手中。这些不幸的流放犯人到达摩尔人的村庄，可能会激起当地居民的同情心，他们仁慈的天性还没有受到宗教狂热的影响。但是这些放逐的人如果想要逃避未开化生活所带来的危险，就会招来更大的苦难。
其五，宗教迫害的始作俑者在事先经过仔细思考，最后还是决定不计后果硬干到底。他们激起了正统教派的愤怒情绪，努力加以扑灭，把拒不从命的行为当成犯罪行为来责罚。如果罪犯没能力或没意愿缴纳罚款，就施加毫无恻隐之心的打击，让他们感受到严苛法律的痛苦。要是他们对较轻的刑责不在意，那就用死刑来阻止他们。透过虚构小说以及各种公开宣言的面纱，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正教信徒遭到的最严酷和最羞辱的待遇，特别是在亨尼里克的统治下。受到尊敬的市民、贵族家庭的妇女和献身圣职的处女，全身赤裸被滑车吊在半空，脚下悬着重物，在这种酷刑的痛苦煎熬下，赤裸的身体还要受皮鞭抽打，或是用烧红的烙铁烫最敏感的部位。阿里乌斯教派的信徒为了对付敌对教派，割下他们的耳朵、鼻子和舌头，砍下他们的右手。虽然被害人的精确数目不是很清楚，但是有证据表明有很多人遭到了酷刑的迫害，可以举出姓名的人员就包括一名主教和一名前执政官[317]，他们都具备成为殉教者的条件。塞巴斯蒂安伯爵的事迹也能获得类似的荣誉，他以毫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认同尼西亚信经，使身为异端的根西里克怒不可遏，把这位勇敢进取而又雄心万丈的流亡人士，视为可畏的对手。
其六，阿里乌斯教派的官员用欺骗和暴力逼他们接受受洗的仪式，靠此慑服个性软弱的人，威胁生性怯懦的人，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若他们拒绝参与可憎和亵渎的礼拜活动，就对正教的变节者施以严厉惩处。这种可耻的手段违反个人的自由意志，冒犯已经统一的圣礼仪式。敌对的教派以前彼此认同洗礼的效力，汪达尔人坚定维持革新以后的做法，据称这是多纳图斯派所做的建议，并提出可供运用的规范。
其七，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在宗教方面的残酷手段，要超过汪达尔人的国王，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培养他们急于拥有的属灵园地。教长[318]可以把宝座安置在迦太基。而在主要的城市，只有部分主教可以篡夺敌手的地位，但是数量较少而且他们不懂拉丁语[319]，这些蛮族不具备在大教堂担任教会职位的资格。阿非利加人在丧失正统教派的本堂神父以后，等于被剥夺了公开举行基督教仪式的权利。
其八，罗马皇帝理所当然是“本体同一”教义的捍卫者，和罗马人和正教信徒一样，阿非利加信仰虔诚的民众宁可受合法君王统治，也不愿在篡夺的蛮族异端统治下生活。那时是芝诺在统治东部帝国，还有皇帝的女儿普拉西狄亚，她是另一个皇帝的未亡人，也是汪达尔人皇后的妹妹，在他们两人的斡旋和讲情下，出现了一段平静时期，亨尼里克恢复迦太基的主教座堂。但是这种受到关照的时间很短暂，倨傲的暴君根本瞧不起帝国所推崇的宗教，所以在罗马使臣前往皇宫的通衢大道时，特意安排血淋淋的宗教迫害景象。[320]他召集主教在迦太基开会，要他们公开宣誓支持其子赫德里克继位，绝对不与外国进行越过海洋的通信联系。像这样的要求听起来言之有理，似乎是臣民应尽的道义，同时也是宗教的责任，但是会议上只要是有识之士都加以拒绝。[321]当然，不同意的借口看起来很难自圆其说，他们提出基督徒的誓言违反了教规，所以无效。对于一个猜忌的暴君，这只会引发他的怀疑。
九、正统教会的策略失误和滥用神迹的状况
受到宫廷和军队武力欺压的正统教会，无论在信徒的数量和神学的知识方面都胜过对手。希腊[322]和拉丁的神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争论上也运用同样的武器，一再使得乌尔菲拉斯那些蛮横无礼而且目不识丁的继承人哑口无言，再不然就是高举白旗，自觉在宗教战争的技术和知识方面无法占到上风。然而正统教会的神学家并没有运用光荣的成就，反倒是在确定不被追究的情况下去杜撰一些传闻，这些传闻必定会被安上欺骗和伪造的恶名。他们把引起争论的作品归于古代基督徒最有声望的人物。维吉利乌斯和他的门徒[323]经常冒用阿塔纳修斯和奥古斯丁的名字，而且手法相当笨拙。那些闻名于世的信条，可以明确地解释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奥秘，在经过推断以后，发现它们极有可能是来自阿非利加的学院。[324]甚至《圣经》本身也为轻率和亵渎之手所污染。在最重要的经文里，断言三个神格的统一有来自上天的证人，[325]然而正统教派的神父、古老的译文和可信的抄本[326]都对此不置一词，发出无言的指责。这段经文的解释是正统教会的主教首次在亨尼里克所召开的迦太基会议上提出的宣告[327]，其中有一个以寓言形式的解释所形成的旁注，为理解拉丁文《圣经》的经文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在经过10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终于得到恢复和修正。[328]等到印刷术发明并推广开来后，[329]希腊文《新约》的编者要迁就传统的成见和当代的情况，[330]心存虔诚信仰的欺骗行为，无论是在罗马还是日内瓦，都被宗教的热忱所接受，这种情况在现代欧洲的每个国家、每种语言中都在不断增加。
欺诈的例子必然会引起怀疑，非洲天主教徒用似是而非的奇迹来为其传教事业的正义辩护，可能更多地归因于他们自己的行业，而不是天堂的可见保护。然而历史学家用公正无私的立场来看待宗教的冲突，只提到一件超自然的事实，可以用来训诲信仰虔诚的教徒，让不信教的人士大吃一惊。提帕萨[331]是毛里塔尼亚一个滨海的殖民区，位于恺撒里亚以东16英里，很多世代以来以居民狂热的正教信仰而闻名于世。面对愤怒的多纳图斯派信徒，他们毫无畏惧，经过一番激烈的抵抗后就远离了阿里乌斯教派的暴政，他们在知道要派来一个异端教派的主教后，就决定放弃这座城镇。大部分居民购买船只渡海到对面的西班牙，剩下那些无法成行的不幸教徒拒绝参与篡夺者的圣事活动，仍旧保持虔诚而非法的聚会。这种违命的态度激怒了亨尼里克，他要严厉处置，于是他派遣了一个伯爵率领军队从迦太基前往提帕萨。他把正教信徒集中在市镇的广场上，当着整个行省公开宣布他们的罪行，要对他们施加砍去右手和割去舌头的刑罚。但是这些神圣的悔改者在被割去舌头后依然能说话，阿非利加主教维克托证实了这件神迹。他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两年公开发表了宗教迫害的历史，维克托说道：“要是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可以前往君士坦丁堡，听听副辅祭雷斯提图图斯逻辑清晰而毫无破绽的言词，他是光荣的受难者之一，现在暂住在芝诺皇帝的皇宫中，信仰极为虔诚的皇后对他非常尊敬。”在君士坦丁堡，我们很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冷静、博学而且完美得毫无破绽的证人，抱持着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的态度。
加沙的埃涅阿斯是位柏拉图学派哲学家，他见过这位阿非利加的受难者，曾精确描述：
我见到他本人也与他说过话，我一直在思考他既然没有说话的器官，那么是用什么方法发出清晰的声音的。我的耳朵听到了他的说话声，然后用眼睛来检查，我让他张开嘴巴，看到舌头已经被整根割除，就是医生来施行这样的手术，还是会经常使人丧生。[332]
加沙的埃涅阿斯所提出的证言获得了多方面的肯定，像查士丁尼所颁布的永存后世的诏书、马塞利努斯那个时代的编年史，以及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他那时是罗马教皇的大臣，正好住在君士坦丁堡。[333]这些人都生活于同一个世纪，对这件神迹的真实性，全部都诉求于个人的认识以及社会知名之士的告知。后来有同样的案例在尘世这个大舞台上再三出现，经过很久的时间，接受人类判断力的考验。没有舌头可以说话，是阿非利加的悔改者最不可思议的宝物，能够使人相信他们的语言不仅纯正而且代表着正教的信仰。但是对不信上帝的人而言，他们那顽固的心灵被秘密和无可救药的怀疑所占据，无论是阿里乌斯教派还是索齐尼派的信徒，他们从根本上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不能为阿塔纳修斯派的神迹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据所动摇。
十、阿里乌斯教派的衰亡和正统教会的复兴(500—700A.D.)
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继续信奉阿里乌斯派的教义，直到他们在阿非利加和意大利所建立的王国遭到毁灭的命运。高卢蛮族皈依法兰克人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西班牙在西哥特人改变宗教信仰后，重新恢复正统教会。
一个皇家殉教者作为榜样的出现，可加速发生有益于后世的变革。[334]我们要是把他称为可耻的叛徒，道理上也说得过去。利奥维基尔德是西班牙的哥特国王，受到敌人的尊敬和臣民的爱戴，在他的统治下，正教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阿里乌斯教派的宗教会议想要借废除二次受洗这种引起民怨的仪式来减少疑虑，但没有获得成功。他将皇室的冠冕授予长子赫门尼基尔德，让他负责治理贝提卡公国，同时为他缔结门当户对的婚约。为他迎娶的妻子是墨洛温家族的公主因甘迪斯，她信奉正教，双亲是奥斯特拉西亚的西格伯特国王和当代知名的布鲁内基尔德。美丽动人的因甘迪斯当时不过13岁，在托莱多信奉阿里乌斯教派的宫廷里结婚以后，受到丈夫的宠爱和婆婆的迫害。由于她的信仰非常虔诚和坚定，哥特皇后戈文珊在好言相劝不成后就对她施加暴力欺凌，滥用身为婆婆和皇后的双重权威。[335]戈文珊有次受到抗拒不禁怒火中烧，抓住正教徒公主的长发将她摔倒在地，用脚把她踢得满身是血，还下令将她的衣服剥光丢进水池。赫门尼基尔德深爱他的妻子，觉得不该用这种令人羞辱的方式对待刚进门的新娘，也为自己丧失颜面而恼怒不已。因甘迪斯逐渐让他知道她是为了神圣的真理而受苦受难。哥特国王的继承人受到柔情的诉怨，加上塞维尔总主教利安德的大力说服，经过坚信礼的庄严仪式改变信仰，接受了尼西亚信经。[336]
冲动的年轻人被宗教的热情激起雄心万丈的气概，竟然违反了身为一个儿子和臣民应有的本分。在西班牙的正教信徒虽然没有因受到宗教迫害而感到愤愤不平，但还是赞许他用虔诚的叛乱来对抗身为异端的父王。梅里达、科尔多瓦和塞维尔的围攻作战旷日持久，使得内战一直拖延下去，这几个地方的民众都坚定地加入了赫门尼基尔德的阵营。他邀请信仰正教的蛮族像是苏维汇人和法兰克人，派军前来摧毁自己的家园。他还恳求罗马人给予危险的帮助，他们现在已经据有阿非利加和部分西班牙海岸地区。同时总主教以神圣的身份担任使臣，亲自前往拜占庭宫廷展开有效的谈判。但是国王控制着西班牙的军队和财政，采取积极的行动，终于粉碎了正教信徒的希望。大逆不道的赫门尼基尔德无力抵抗也难以脱逃，被迫向愤怒的父亲投降。利奥维吉德仍然注意到自己的神圣责任，剥夺叛徒所有帝王的尊荣，予以放逐的处分，但依然允许他继续皈依“正统”的教会。赫门尼基尔德再次发起毫无成功机会的叛变，激起哥特国王满腔怒火，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只有宣判他死刑，后来暗地里在塞维尔的高塔里执行。赫门尼基尔德直到临终还是坚定不屈，拒绝接受阿里乌斯教派的圣餐仪式，以作为自己求得信仰安全所付出的代价，光荣的事迹终于让他获得圣赫门尼基尔德的称号。他的娇妻和幼子被罗马人拘留，受到可耻的囚禁。家庭的不幸玷污了利奥维吉德极为自豪的名声，他终其一生为此事感到苦恼悔恨。
雷卡瑞德是利奥维吉德的儿子和继承人，继承了命运悲惨的兄长的信仰，他采取审慎的态度，终于获得成功，成为西班牙首位信奉正教的国王。他并没有反叛自己的父亲，只是耐心等待老王的去世，同时更没有指责利奥维吉德生前的作为，只是很虔诚地提到，临终时国君改正了信仰阿里乌斯教派的错误，留下遗命要求儿子改变哥特民族的宗教信仰。为了使这件事获得圆满的结局，他召集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和贵族阶层开会，公开宣布自己是正教信徒，并且规劝他们要仿效君王的行为。如果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可疑的经文，或是带着好奇的心理去探讨形而上的论点，就会引起永无止境的争议。国君经过深思熟虑，将两个实质而明显的证据，即来自尘世和天国的证词，向这群大字不识的与会人员做出说明。尘世全部听从尼西亚宗教会议的结论，西班牙的罗马人、蛮族和居民，毫无异议一致赞同正统教会的信条，只有西哥特人对基督教世界的认同摆出抗拒的态度。在一个迷信的时代，民众对正教的教士通过他们的能力和美德实现不可思议的治疗而产生敬仰，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在主的见证下才完成的。
贝提卡的奥瑟特教堂[337]用来施洗的水盆，每年在复活节的前夕会自动溢出圣水。[338]图尔的圣马丁那蕴含不可思议法力的神龛，使得加利西亚的君王和人民全部改宗信仰正教。[339]身为正教徒的国王在改换本土宗教这个重要的过程中，遭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孀居的太后秘密策动谋反要害他的性命，两位伯爵在纳博讷高卢激起危及国本的兵变。但雷卡瑞德解除了阴谋分子的武装，击败作乱的叛徒，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执行严苛的正义，阿里乌斯教派谴责这种行为，认为这是宗教迫害。有八位主教承认过错愿意悔改，从他们的姓名可以知道他们皆出身蛮族。所有收集到的阿里乌斯教派神学书籍被堆放在房间内，连同房子一起化为灰烬。整个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无论是受到引诱还是驱策，全部接受正教的圣餐仪式。
至少到了下一个世代，他们的宗教信仰依然热忱而诚挚，同时蛮族的奉献极为慷慨，西班牙的教堂和修道院变得非常富足。西班牙人热烈的关心态度可以用来改进尼西亚信经，70名主教在托莱多集会接受国君的建议，定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次序，这个在教义上极为重要的论点，对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成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分裂。[340]雷卡瑞德只能算是新入教者，立即向格列高利教皇致敬并征询他的意见。格列高利是一个博学而圣洁的神职人员，教会在他的治理下获得卓越的成就，异端分子和没有信仰的人士皈依正道，他的名衔荣获“伟大”的称号。雷卡瑞德的使臣到了梵蒂冈的门房，很恭敬地呈上黄金和宝石所制的贵重礼物。所得的回报也非常丰厚，包括施洗者圣约翰的头发、一个镶嵌着一小片极为神圣的“真十字架”的十字架和一把铁制的钥匙，其中的成分有少量是从捆绑圣彼得的锁链上刮下来的铁屑。
这位格列高利同时也是不列颠精神上的征服者，他鼓励伦巴第皇后——虔诚的狄奥德琳达，在胜利的野蛮人中间宣扬尼西亚的信仰。他们当时的基督教教义全部为阿里乌斯教派的异端邪说所污染，虽然皇后工作十分虔诚，但仍旧为后世的传教士的事业和成功留下了发挥的空间。意大利还是有很多城市在相互敌对的主教操纵下发生争执。但是阿里乌斯教派在宗教事业、真理的信念、利害的关系和君主的榜样这些沉重的压力下，已经不胜负荷，逐渐崩溃。经过300年的战争，意大利的伦巴第人最后还是改变了信仰(600 A.D.)，埃及从柏拉图学派那儿产生的争论终于落幕。[341]
十一、犹太人受到宗教迫害及蛮族皈依的成效(612—712A.D.)
最早对蛮族宣讲福音的传教士诉诸理性的说服，主张宗教宽容所带来的利益，但是一等到他们建立属灵的王国，就立刻劝导基督徒国王要根除罗马人和蛮族残存的迷信，丝毫不能心慈手软。克洛维的继承者对拒绝毁弃偶像的农人，会当众责打100皮鞭。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对向魔鬼奉献牺牲的罪行，处以入狱和籍没等更为严厉的惩罚。甚至就连贤明的阿尔弗雷德也把实行极为严格的摩西戒律，视为不可逃避的责任。但是基督教人民逐渐废除这些惩罚和罪行；学院中的神学争论因民众有益的无知而被中止；由于没有偶像崇拜和异端邪说，极不宽容的精神就只能用来迫害犹太人。这个受到放逐的民族在高卢建立了若干个会堂，但是西班牙从哈德良时代开始，就遍布他们的殖民区。[342]他们借通商贸易和操纵金融累积了巨大的财富，君主以宗教迫害掩饰他们的贪念。对他们的压迫不会产生危险，因为犹太人已经丧失了运用武力的能力，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西瑟布特是哥特国王，统治时期是在7世纪初叶，很快就实施了最严酷的迫害行动。[343]9万犹太人被迫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冥顽的非基督徒被没收财产，身体受到酷刑的摧残。是否允许他们放弃自己的家园，这件事倒是让人怀疑。
正教国王以及西班牙的教士们，他们那过高的宗教热情被平复下来，庄严地宣布他们的判决：他们不会把圣礼强加在任何人身上。但是为了教会的荣誉，要对受洗的犹太人加以限制，坚决对他们施行他们所抵制和憎恨的宗教仪式。由于犹太人经常食言反悔，使得西瑟布特的一个继承人发誓要把整个民族逐出他的疆域。托莱多的御前会议批准了此项敕令，每一个哥特国王必须宣誓要维护此一极为重要的诏书。但是暴君并没有意愿让这些牺牲品脱离他们的掌握，他们可以视自己的兴致任意对他们施以苦刑，也可以把他们当成最卖力劳动的奴隶，施以有利可图的压榨。犹太人继续留在西班牙，忍受民事法和教会法的重负，在同一个国度内，这些法律已经被忠实地改写为宗教裁判的法典。哥特国王和主教最后终于发现，恶意的伤害会产生仇恨，而仇恨总会找到报复的机会。这个民族是基督教暗中或公开的敌人，仍旧在奴役和苦难之中繁衍绵延，生生不息。犹太人的密谋和私通，协助阿拉伯的征服者获得迅速成功。[344]
一旦蛮族撤走有力的支持，阿里乌斯派不得民心的异端邪说很快就受到藐视归于湮灭，但是希腊人仍然保持玄虚而好辩的习惯，建立一种不为人知的教义，连带着产生了新的问题和新的争议，使有野心的高阶神职人员和沉溺于幻想的僧侣获得权力，破坏教会的和平，甚至整个帝国都饱尝苦果。然而这些争议限于学院和宗教会议而知者甚少，被帝国的历史学家所忽视。摩尼教派致力于统一基督和琐罗亚斯德的宗教，在暗中传播到行省，但是这些外国的信徒受到诺斯替教派的牵累，被认为是毫无廉耻的群体，在公众极端仇视之下为帝国的法律所严格取缔，通常受到极刑的制裁。贝拉基教派理性的见解从不列颠传到罗马、阿非利加和巴勒斯坦，在迷信的时代无声无息间消失无踪。东部为涅克托里乌斯派和优迪克派的争论所困惑，他们期望解释道成肉身的奥秘，加速基督教在发源地的灭亡。这些争论最早引起激烈的反应是在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但发生的重大影响已经超越本卷的范围。争论的形而上观点所产生的关联，教会的野心所引起的斗争，对国力日衰的拜占庭帝国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从以弗所和卡尔西顿的宗教大会到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征服东部，也许可以写成一系列生动有趣和富于教育意味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