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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拉提安早年的功业和偾事的性格(379—383 A.D.)
格拉提安在20岁前，名声已胜过最有成就的君王。他那温和友善的个性赢得友人喜爱，和蔼亲切的言行获得人民拥戴，文人雅士欣赏君王的慷慨大方并赞扬他的学识和口才，军队推崇他那过人的勇气和娴熟的弓马，教士认为格拉提安谦卑的虔诚是他无可比拟的完美德行。他在科尔马的胜利使西方免于蛮族可怕的入侵，东方行省因此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把狄奥多西的成就和国家的安全，归之于伟大的君王有识人之明。然而格拉提安在完成令人缅怀的事迹后，不过四五年便被弑身亡，只有曾经的名声残存下来。其实他在被谋害之前，就已经失去了罗马世界的尊敬和信任。
格拉提安的性格和行为之所以发生惊人的改变，不能全归于旁人的奉承和谄媚的影响，事实上身为瓦伦提尼安的嫡子，他从小就为阿谀之徒所包围，此不足为怪；也不能说是他的刚愎和任性所导致的，因为这是他温和的个性一直想要极力避免的行为。若深入观察格拉提安的生活，可以了解到他让公众失望的真正原因。身为一国之君，他的德行不是借由经验和逆境所养成，而是皇家教育早熟和人工催成的果实。他的父亲用溺爱的亲情刻意栽培，延请各门学科和各种技艺的明师，来塑造年轻皇子的身心。[1]岂不知天下事物越难到手越受重视，反之亦然!他们费尽心力传授的知识，以大吹大擂的方式展现出来，以过度的赞扬称许年轻的皇子。
格拉提安的个性柔和顺从，接受导师们明智的训示，给他人留下很好的印象，缺乏热情可以解释为理性过强。那些教过他的导师逐渐升到高位成为国家的大臣，[2]巧妙掩饰着他们在当家做主的事实，因此君王在一生之中每遇重要关头，行动就显得很坚定、适切而正确。但精心教导所产生的影响力无法穿透表面发挥作用。教学经验丰富的导师正确引导皇家门生，但无法把积极进取和独立自主的原则灌输到他软弱和怠惰的心灵中。然而此原则，却正是成为一个英雄人物的必备条件，只有永无止息地追求荣誉，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等到时间和意外使这些忠诚的顾命大臣离开宫廷，西部的皇帝逐渐堕落而原形毕露，把管理政府的权力授予野心分子，任其玩法弄权，自己则沉溺在毫无意义的消遣之中。无论是宫廷还是行省，卖官鬻爵苞苴公行，一无是处的封疆大吏唯一的功绩是追查亵渎神圣的罪行。君王为信仰而蒙蔽良知，只听从圣徒和主教的指引。[3]他们获得皇帝的诏书，将违犯、忽略和不知“神圣法条”，当成十恶不赦的大罪来惩处。
年轻的格拉提安经常锻炼体能和武术，特别喜欢演练成效显著的项目，像是调教马匹、拉弓射箭和投掷标枪。这些都是士兵的看家本领，却被皇帝用在不务正业的狩猎之上。帝王为了享乐，围起面积广阔的园林，圈养着数量繁多的飞禽走兽。格拉提安忽略了身为九五之尊的职责和威严，把时光浪费在卖弄技巧和勇气的捕猎活动上。罗马皇帝为自己擅长一种技艺而感到骄傲和满足，却不知最卑贱的奴隶所拥有的技艺都比他更高明。无数观众从年轻皇帝联想到当年的尼禄和康茂德，但是格拉提安因本身的纯洁和节制，所以没有产生他们那种恶魔式的兽行，他的手里只沾染动物的鲜血。[4]
二、不列颠的叛变和格拉提安被弑(383—387 A.D.)
世人虽认为格拉提安的品德已经堕落，但只要没有伤害到军队，激起军方的厌恶之心，倒也不会危及他统治的安全。年轻的皇帝听从老师的教导，宣称自己是军队的朋友和学生，花很多时间在军营里与大家亲切交谈。对于忠心耿耿为自己服务的部队，要把他们的健康、生活、酬劳和职位视为最关切的事务，如此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等到格拉提安不理政事沉溺于狩猎活动，大臣中若是有人具有高明的狩猎技巧，君臣就会常聚在一起，从而产生密切的感情。
例如有一小队阿兰人从军队被派到皇宫担任勤务，他们以前就习惯在西徐亚广阔无边的平原上游猎，高卢的林园和围场相形之下小得多，使他们的精湛技能更能大显身手。这支受到宠爱的卫队，格拉提安对他们的才干和习俗都赞不绝口，因信任他们而让他们单独负起护卫皇帝安全的工作。他经常穿着西徐亚武士的装束，带着他们的武器，背负长弓和华丽的箭囊，身着毛皮制成的服饰，出现在士兵和人民的面前，好像有意引起公众反感。罗马君主的这幅打扮，等于是在否定本国的体制和习俗，使军团所有成员的内心充满悲愤和恼怒；[5]即使是在帝国军队里可怕而强大的日耳曼人，他们也对北国蛮子的奇装异服表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谁知这些来自北国的野蛮部族，不到几年工夫，就从伏尔加河浪迹天涯来到塞纳河畔。
一股理直气壮而且毫无顾忌的怨声，在帝国西部的军营和守备部队中滋长回响。温和而怠惰的格拉提安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没有及早扑灭不满的征候；由于缺乏臣民的爱戴和尊敬，因此臣民对君王不会产生畏惧之心，君王也无法发挥影响力以获得所期望的支持。想要推翻现存的政府，事实上是极为困难的工作，从君士坦丁建立帝国的政策以来，帝位就受到传统、法律、宗教以及政军权力平衡等重要因素的保护，因此格拉提安的帝位稳如泰山。探求不列颠产生叛乱的原因并非重点，意外事件通常是社会骚乱的根源，但叛变的种子只有落在僭主和篡夺者的手里，才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驻守偏远岛屿的军团，长久以来就以弥漫着僭越傲慢的风气而著称于世。[6]马克西穆斯的大名在天下板荡之时脱颖而出，获得士兵和省民异口同声的一致拥戴。在他的命运还未确定之前，这位未来的皇帝如今却只是一个帝国的叛徒。他是西班牙人，受到狄奥多西这位同乡、战友和对手身登大宝的刺激，因而激发起羡慕和愤恨之心。他一生主要的事迹都发生在不列颠，并非我不愿找出他结婚的证据，但只找到一些传言，说他与一个领主的女儿订有婚约，这位领主的领地在卡纳芬夏[7]，相当富有。马克西穆斯身处省级的职位被看作他出身寒微或者是被放逐的证据；如果他之前已经获得了任何文职或军事职位，他就不会仅被任命为总督或将领的职位。[8]那个时代只要是能做持平之论的作家，都承认他有卓越的才能和廉洁的操守，他可说功勋彪炳，虽然是狄奥多西的手下败将，但仍受到当代人士推崇。马克西穆斯虽感到不满，但并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仅是指责君主的行为而已，但如此一来却煽动了部队的情绪，使得流言四起，怨声载道。但在群众的骚动之中，他可能是故作姿态，也可能是没有严词拒绝，最后还是接受了帝位。当然他发表的声明也相当可信，宣称是他因险恶的局面而不得不接受紫袍加身。[9]
然而，背叛帝国同样会面临危险。从此刻起，马克西穆斯离弃正统合法的君主，违背忠诚服务的誓言，要是他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局限在狭小的不列颠，不仅没有长治久安的希望，甚至难保自己的性命。他勇敢而明智地决心阻止格拉提安的暴政；不列颠岛上的青年蜂拥而入他的麾下，之后他将舰队伪装成不列颠的移民，袭击了高卢。[10]皇帝平时住在巴黎，得到敌军接近的警报后，立刻把原本浪费在狮子和黑熊身上的标枪，用来对付叛贼，但因积弱太久且积习已深，状况已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等到大事临头，军队的防守能力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唯一可恃之处是人民和盟友的支持。高卢的军队不仅没有阻止马克西穆斯的进军，反而兴高采烈地用忠诚的欢呼迎接王师。就连高卢的民众也表现出支持马克西穆斯的态度，这让君王感受到了被背叛的羞辱。部队的职责是保卫皇宫，但现在位于巴黎附近的军队，首度丢弃了格拉提安的旗帜。
西部的皇帝向着莱昂逃亡，只有300名骑兵随护，他希望在沿路的城市得到庇护，或至少允许他通过。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每处城门紧闭，不肯接纳落难的君主。即使如此，要是他没有被莱昂行省奸诈的总督出卖，还是可以安全抵达自己兄弟的领地，并带着意大利和东部的部队打回去。格拉提安听到莱昂总督矢言忠诚的保证感到安心，怀着获得支持的希望。谁知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等到马克西穆斯的骑兵主将安德拉盖西乌斯领军抵达，他的愿望全部落空。断然执行篡贼命令的军官毫无怜悯之情，等格拉提安用过晚餐后，就将他交到弑君者手里(公元383年8月25日)。甚至在他苦苦哀求后，也不愿将他的尸体交还给他的兄弟瓦伦提尼安二世。[11]皇帝逝世后，最有实力的将领梅洛包德斯也被处死。这位法兰克人的国王到生命最后一刻还保持首鼠两端的名声，这也是他“坐山观虎斗”的投机策略应得的报应，[12]基于国家安全，这种斩草除根的行动确有必要。成功的篡位者在他的权势得到西部各行省的承认以后，难免要吹嘘自己的功勋并且感到极为得意。他说除了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以外，他的胜利没有沾染罗马人的鲜血。
鼎革事件造成了极为迅速的帝位更替，使得狄奥多西来不及进军解救他的恩主，就已获得格拉提安战败和被弑的消息。就在东部皇帝感到忧虑且装出极度悲痛的时候，马克西穆斯的内廷大臣抵达，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担任这个职务的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非像往常那样选用宦官担任，这是为了把不列颠篡位者的严正立场和克制态度，向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公开宣示。使臣用谦卑的语气详尽说明，他的主子行为正当且有充分理由，同时用模棱两可的词句郑重昭告，谋杀格拉提安确实罪无可赦，但那完全是士兵在突发状况下的狂暴行为，马克西穆斯根本不知情也没有同意。使臣接着用坚定而处于平等地位的语调，将和平与战争的选择摆在狄奥多西面前，并且以充满活力的宣言终结他的讲话。虽然马克西穆斯作为一个罗马人以及臣民的君父，很希望能够将军队用于共和国的共同防卫，但要是他的友谊受到拒绝，那么他已经全副武装做好准备，不惜为了争夺整个帝国，在战场上与狄奥多西一决高下。
对使臣做出直接和强硬的答复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狄奥多西很难同时满足个人的意愿和公众的期待。个人的荣誉和感恩的心理在大声催促着他要复仇雪耻，正是由于格拉提安的宽宏大量和知人善任，他才得到君王的冠冕；克制则会让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公众会认为他仍然深记瓦伦提尼安往日对他父亲的伤害，而忘却了格拉提安对他的恩德。如果他接受对方的友谊，就必须分担弑君的罪行；如果宽恕马克西穆斯的罪恶，那么司法原则和社会正义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篡夺者获得承认的先例，会使帝位传承的结构趋向解体，帝国未来将再度陷入罪行和灾难。感恩和荣誉的情操永恒不变地节制着个人的行为，但是就君王的立场而论，身居高位所要担负的责任更为重要，要是无辜的民族因他的惩罚行为而受到伤害，那么即使是在人道和法律的原则下十恶不赦的大罪，也只有放过不予理会。谋害格拉提安是篡逆的行为，而格拉提安掌握着帝国能征善战的行省；东部因为哥特战争的灾难弄得民穷财尽，而且最让人感到忧心忡忡之处，就是等到帝国的实力在内战中消耗殆尽，即使获得胜利的征服者也会成为北方蛮族的俎上肉。
狄奥多西在深思熟虑权衡轻重以后，决定强行按捺住愤怒之情，接受僭主提出的盟约。但他提出一条重要的条款要求对方遵守，马克西穆斯必须以获得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为满足，格拉提安的兄弟确定保有意大利、阿非利加和西伊利里亚的统治权，还有些相关条件列在协定之中，用来保障逝去皇帝死后的尊荣和法律权益。按照当时的习惯，三位帝国共治者的肖像要陈列在一起供民众瞻仰。我们不该轻率认定，在举行庄严的典礼订约复交时，狄奥多西私下竟怀着毁约和复仇的打算。[13]
三、狄奥多西的受洗和格列高利的任职(340—380 A.D.)
格拉提安虽然藐视罗马军队，激起士兵怒火，以致白白丢了性命，但他对基督教的教士却特别尊敬，所获得的回报是这个势力强大的阶层，对他表示出赞许和感激之情。多少世代以来，无论是在世间还是在天国，他都获得超凡入圣的殊荣。[14]正统教会的主教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认为这是他们难以弥补的损失。但是，很快他们就会感到欣慰，因为格拉提安把东部的权杖交到一个君王的手里，这位活跃的人物用他全部的精神和能力，支持谦卑的信仰和狂热的激情。在教会的恩主之中，狄奥多西的光荣足可匹敌君士坦丁的声名。要是君士坦丁的功劳在于竖起十字架的旗帜，那么他的这位后辈可以一较长短的勋业，是清除基督教的阿里乌斯异端和消灭罗马世界的偶像崇拜。狄奥多西是第一个受洗时就真诚信仰“三位一体”的皇帝。虽然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按照那个时代的社会习俗和实际状况，总会尽量延后实施入教的仪式，但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年底，患了一场大病，差点性命难保，使他不愿再冒险延迟受洗。在他再度进入战场对付哥特人之前，由帖撒洛尼卡的正统教会主教埃科里乌斯，[15]为他举行神圣的洗礼(公元380年2月28日)。等到皇帝从圣水洗礼盆中缓缓抬起头来，全身洋溢着再生的温暖感觉。他颁布了一份义正词严的诏书，公开宣示自己的信仰，为臣民指出应该皈依的宗教：
吾人(这是皇帝的官式用语)甚为欣慰，接受仁政治理的各民族，对于圣彼得赐予罗马人的宗教，能保持虔诚的信仰。现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皈依由教皇达马苏斯和身具使徒荣衔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彼得所宣布的宗教。遵照使徒训谕和福音教义，让我们信仰圣父、圣子和圣灵这唯一的真神。我们虔诚相信三位一体有同等的神格和尊荣，我们判定追随这种教义的信徒才有资格称为正统基督徒。同时我们也判定其他教派全是极度愚昧的疯子，应把他们打上可耻的标志，称他们是异端分子。同时我在这里宣布，他们不合法的聚会不得僭用教会这个可敬的名字，除了神的正义要定他们的罪，他们在尘世也要遭到严厉的制裁。我们的权威接受天上最高智慧的引导，考量对他们施加适当的惩罚。
一个士兵的信仰是接受教诲所产生的结果，并非孜孜不倦探究经典所获得。皇帝常把注意力放在正统教派此一显著的目标上，这是他经过审慎选择后所做出的决定。阿里乌斯派神学家那种似是而非的题材、狡猾诡谲的争辩和暧昧含糊的信条，都不会对他的宗教观念产生任何影响。有次他对阿里乌斯派的观点产生了一点兴趣，要与能言善辩而又学识渊博的优诺米乌斯晤面谈话。此时优诺米乌斯已过着隐退生活，离君士坦丁堡不太远。但这次危险的谈话为皇后弗拉西拉所劝阻，她非常担心丈夫的正统信仰会受到影响。皇帝在她恳求之下听从了劝阻。
狄奥多西具备粗浅的理解哲学辩论的能力，使得他的信念更为坚定。他刚把奥古斯都的头衔和地位授予长子阿尔卡狄乌斯，两位君主坐在庄严的宝座上接受臣民的效忠。伊康民姆主教安菲罗契乌斯趋近宝座，用尊敬的态度向狄奥多西行礼后，接着用像对待平民子弟的态度，很亲切地招呼阿尔卡狄乌斯。狄奥多西被他这种无礼的行为激怒，下令立即将土里土气的教士驱离觐见的行列。就在卫士逼他走向门口的时候，这位反应敏捷的善辩者抓住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大声地宣布：“啊，皇帝陛下，天国的主已经准备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像我这样不虔诚的人，因为我只知道抱着喜悦的心崇拜圣父，拒绝承认圣子有同样的尊荣。”狄奥多西立即拥抱伊康民姆主教，他从后者那非常戏剧化的比喻中得到难以忘怀的重要教训。[16]
君士坦丁堡是阿里乌斯派的主要基地和堡垒，大约在40年里(340—380 A.D.)，[17]君主和教士的信仰受到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正统教派的集体抵制。马其顿尼乌斯沾满基督徒的鲜血才登上总主教的宝座，后来陆续由优多克苏斯和达摩菲卢斯接任。他们的主教辖区很容易从帝国各个行省输入罪恶和谬误，大众热情追随宗教的争辩，可以让一大群无聊的城市人用来打发时间。我们也许可以相信一个很有见识的旁观者的描述，虽然他的描述很诙谐，倒也可以让我们体验到宗教的热情。他说：
这座城市充满工匠和奴隶，每个人都是高深莫测的神学家，在店铺里和街道上宣讲教义。要是你想去换一块银子，他会告诉你圣父与圣子相异之处；如果你要买一条面包，等你开口以后，对方的回答是圣子的神格低于圣父；要是你问浴池准备好没有，对方的回答是圣子从虚无之中产生。[18]
各种教派的异端在君士坦丁堡阿里乌斯派的保护下，相安无事地共荣共存。阿里乌斯派尽力确保诸多小教派的依附，同时用绝不宽容的态度，滥用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获胜的成果。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统治期间完全偏袒阿里乌斯派，本体同一论的残存人员势力衰弱，被剥夺所有公开或私下的宗教活动。有人用很悲怆的言辞说，他们的处境就像是羊群没有牧羊人在旁照顾，散落在山岭里徘徊，或被贪婪的恶狼吞食。[19]但他们的宗教热忱并没有衰退，反而在高压下增长了实力和勇气。瓦伦斯过世时，他们抓住机会，暂时获得了部分的自由，在主教和本堂神父指导下进行正常的宗教集会。
卡帕多细亚人巴西尔和格列高利·纳齐安赞，[20]是世俗辩才和正教信仰极其罕见的结合，他们在当代人物中有卓越的表现。这两位演说家有深厚的友谊，彼此相辅相成，无往不利。他们自认甚至是公认，可与最著名的希腊古代名家媲美。他们在雅典的学院中以同样的热情培养自己自由主义的学习精神；他们在隐退时同样怀揣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本都的旷野里沉思默想，孤独生活。无论是相互竞争还是因彼此羡慕而产生的一点摩擦，在格列高利和巴西尔圣洁而坦诚的胸怀下，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等到巴西尔从一介平民升为恺撒里亚总主教后，他让全世界，也可能让自己，见识到了他最傲慢的一面。他很谦卑地表示要给朋友安排职务，实际上等于是给人带来痛苦的侮辱，有可能他原本的打算就是如此。
他并没有给格列高利安排一个掌握实权而且显赫的位置，好让他尽情发挥优异的才干。傲慢的总主教在广阔行省的50个主教职位中，选择了状况最恶劣的萨西玛村庄[21]作为格列高利的教区。该处没有水源和青葱的林地，也没有可供交往的社会活动，位于三条道路的交叉口，只有粗野而喧嚣的马车夫不断来往。格列高利勉强屈服于羞辱的放逐。他被任命为萨西玛的主教，但他提出严正的抗议，说他从未与令人厌恶的新娘完成属灵的婚礼。后来他答应去管理家乡的纳济安祖斯教会，[22]他的父亲担任此地主教已超过45年。但是他仍旧念念不忘着要拥有更多的听众和更大的舞台，于是抱着宏图大展的志向，接受君士坦丁堡正统教派提出的光荣邀请。
格列高利刚抵达首都(公元378年11月)，就受到一屋子亲友虔诚而宽厚的接待。这个非常宽敞的房间就被贡献出来作为宗教礼拜之用，取名为安娜斯塔西娅，表示尼西亚信仰的复活。私人的聚会所后来改建成为壮丽宏伟的教堂，等到时隔久远，很容易让人相信此地出现过奇迹和异象，证实圣母曾经亲临并且保护此地。格列高利·纳齐安赞花了很多心血在安娜斯塔西娅的讲道上，在两年之内历尽灵性修为的沧桑和传教事业的兴衰，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阿里乌斯派为他的大胆进取心所激怒，特别把他传播的教义提出来加以警告，宣称要是他再宣讲三个分开而相等的神格，虔诚的群众必会受到刺激，用暴力和动乱来镇压阿塔纳修斯异端的非法聚会。一群乌合之众从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出发，其中有“丧失怜悯他人权利的普通乞丐，有外形像山羊或半人半马的僧侣，还有比耶洗别[23]更可怕的妇女”。安娜斯塔西娅的大门被打破，暴民使用木棍、石头和火把进行攻击，发生了很多起伤害事件。在打架滋事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丧失性命，格列高利在第二天早晨被传唤到官员那里，他称他为死者公开表示信仰耶稣而感到满意。当他从外来敌人的危险和恐惧中被拯救出来时，他那开创未久、势力弱小的教堂受到内部派系的侮辱和骚扰。
有位外乡人自称马克西穆斯，[24]拿犬儒学派哲学家的身份做掩饰，暗示自己深得格列高利的信任，滥用这位主教所赞成的主张到处招摇撞骗。他与埃及的一些主教建立秘密联系，用私下的圣职任命来排挤他的保护人，荣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宝座。这种羞辱的下场有时会使卡帕多细亚的传教士(格列高利)，懊恼自己卑微而孤独的处境。但是他辛勤的工作还是获得了回报，他的声誉日增而且信徒日众。他欣然发现，大部分过去从他的讲道中退出的观众，如今对他济世救人的辩才大为倾倒，[25]反倒是不满篡夺者的教会在信仰方面的诸多缺失。
四、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和阿里乌斯派的没落(380—381 A.D.)
狄奥多西接受洗礼和颁布诏书，使得君士坦丁堡的正统基督徒感到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他们对于仁慈君王的应许，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愿望很快达成，皇帝在结束战事之后，立即率领军队大张旗鼓班师回朝。他在返回国门的次日便召见达摩菲卢斯(公元380年11月26日)，对阿里乌斯派的高级教士提出指示，让他们抉择，是赞同尼西亚信条，还是要立即放弃一切，将所有的财产都交给正统教派的信徒，其中包括主教府邸、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所有教堂的产权和使用的权利。达摩菲卢斯有执着的宗教信念，这对于正统教会的圣徒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他毫不踌躇地选择了自己应走的道路，宁愿过贫穷和放逐的生活。[26]在他解职以后，皇帝的都城接着举行涤罪仪式。阿里乌斯派信徒发出不满的抱怨声，在表面的公正下，一个微不足道的教派占据了上百座教堂，他们的人数甚至根本无法坐满教堂的椅子。与此同时，绝大部分民众还不是正统教会的信徒，这些异端教派被强制驱离每一处宗教礼拜的地点。
狄奥多西硬下心肠对异端分子的悲惨遭遇不为所动，就像天使一样保护着正统教会，眼中所见只有虔诚的信仰。他很审慎地派遣部队助阵，带着更能发挥效果的世俗武器，派出一大群皇家卫队士兵占领圣索菲亚教堂。皇帝指挥格列高利用凯旋班师的庄严行列，通过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带着恭敬的态度亲手将他安置在总主教的宝座上。格列高利如果易受骄傲的情绪感染的话，那他就一定会感到功成名就而且心满意足。但是圣徒(他无法克制人类德行中的瑕疵)看到当前的状况却深感羞辱，发觉自己现在仿佛身处羊栏之中，不像牧羊人反倒更像一匹恶狼。为了维护他的安全，四周环围着耀目的刀戈，自己已经成为敌方诅咒的目标，面对人数众多的教派，他怎么敢生藐视之心。他看到无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拥挤在主要的街道，连门窗里和屋顶上都是人潮，耳里听到的是混合着狂怒、悲伤、惊讶和绝望的吵闹喧嚣。格列高利坦承，在他就任圣职的值得纪念的那一天，东部的都城像是刚遭受暴风雨侵袭，或是惨遭蛮族征服者蹂躏过。[27]
过了6个礼拜，狄奥多西宣布，阿里乌斯派的主教和教士要是依然保持顽固的态度，拒绝相信或者承认尼西亚会议的教义，那么他要在他统治范围之内的所有教堂，把这些人全部驱逐出去。他指派部将沙普尔负责这个特别的任务，授予他相当大的权力，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以军事力量为后盾，[28]指导教会进行改革，赋予其自行处理事务的权责，以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东部的行省在没有发生动乱和流血的状况下，建立起了皇帝所信仰的宗教。阿里乌斯派信徒的作品要是被容许流传下去，[29]里面就会包括宗教迫害的悲惨故事，说是在邪恶的狄奥多西统治下，教会遭到惩处，神圣的悔改者遭受很大的痛苦，他们希望借这种方式从公正的读者那里获得怜悯和同情。然而我们可以相信的是，阿里乌斯派信徒没有反抗，从某些角度来看，这规避了狂热和报复所产生的暴力行为。相较之下，阿里乌斯派没有表现出正统教会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统治时期的那种坚定立场和固执态度。
相互敌对的教派所奉行的伦理特质和观念，都为同样的自然律和宗教观所制约，但是两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两者在神学上的信仰程度存在差异。两个教派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教堂，同样承认和崇敬耶稣至高无上的神性，就如同我们易于把感情和意念归于神明一样。这时，对于圣子极为崇高的完美，有一派人出于尊敬要尽量夸大炫耀，另一派人则出于谨慎要限制它并有所保留。阿塔纳修斯的门徒大喜欲狂，傲慢之心油然而生，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为私下的焦虑受尽折磨，自认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他们吝于将赞美和尊荣归于世界的审判者。阿里乌斯派的观点是出于冷静而投机的心态，但是尼西亚信经的教义只有受到有力的推行，虔诚的献身精神所建立的勋业，才会在信仰的时代获得万众归心的胜利。
皇帝怀抱希望，想要从正统教会的教士集会中找到真理和智慧，于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公元381年5月)。150名主教参加，会议顺利进行，没有任何困难和延迟，完善了在尼西亚会议中建立的神学体系。“神子”的本性是三位一体的第二神格，然后在自然的类推下，扩展并转移到第三神格。各教派的主教与教徒因对此有不同见解，所以才在4世纪引发了极为狂暴的争论。[30]打倒阿里乌斯教义获得胜利的对手，对于一些受尊敬的神学家提出的非常暧昧而模棱两可的说辞，觉得应该加以解释，以坚定正统教派信徒的信心，谴责失去民心和矛盾百出的马其顿教派。他们也曾经有过担心，如果容许圣子与圣父同质的说法成立，就好像认同有三个神存在。但最后他们还是发布了全体一致同意的文件，承认圣灵有相等的神性，从此神秘的教义被基督教世界所有民族和教会接受。与会人员在感激和尊敬之余，一致同意让狄奥多西担任主教，在宗教代表大会中的位阶列为第二等。[31]他们对宗教真理的认识，通过传统来保存，通过神启来传达，但无言的历史不容许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运用个人权势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时代，神职人员从纯洁的使徒模式中可耻地走向堕落，越是毫无价值和腐化败坏的事物，越在主教集会中引起关注和带来骚扰。许多对立的利益和习性引发的冲突和动乱，激发出神职人员难以控制的情绪，支配他们行为的主要情绪是对金钱的贪婪和对信仰的争论。这批高阶教士现在大多推崇狄奥多西圣明的正统信仰，他们审慎适应教条，观点一再变换，在教会和国家不断的改革声中，用君主的宗教来律定自己应该逢迎的信仰。皇帝只要暂时停止施加他的影响力，骄傲、憎恨和厌恶这些荒谬而自私的动机，就会出现在被盲目推动而显得乱哄哄的宗教会议中。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召开期间，米利提乌斯因病去世，这是结束安条克分裂的最好时机，可以使得他的老对手保利努斯能在主教职位上平稳度过任期，而且保利努斯的志行高洁，信仰虔诚，无懈可击。但是由于他的理念一直受到西部教会的支持，宗教会议的主教决心要让因不和而造成的伤害延续下去，就迅速任命了一个犯了伪誓罪的候选人。[32]这样做并没有损及东部自以为是的尊荣，圣子的死亡和复活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西部的教会则不然，像这种偏颇不公而又杂乱无章的会议程序，逼得参加集会态度严肃的成员，不是提出异议就是退出会场。扰攘不休的多数派仍旧是占有战场的主人，就好像拿黄蜂或鹊，与一群鹤鸟或鹅来相比，只不过是吵闹的场面缩小而已。
对于正统教派的猜疑之心油然滋长，那些顽强的异端分子和带有恶意的无信仰人士，用怀有偏见的手绘出宗教会议不堪入目的图画。诚挚的历史学家凭着他的名气，将有益世道人心的训谕传给后代子孙，不让迷信和偏颇发挥效用，使得抱怨寂静无声。他是那个时代信仰最虔诚、口才最犀利的主教之一，是教会的圣徒和博士，是惩治阿里乌斯派异端的皮鞭和支撑正统信仰的梁柱。他也是君士坦丁堡会议的首要成员，在米利提乌斯死后执行主席的职责，这位伟大人物就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他受到了粗暴和苛刻的对待，[33]事实证明他不仅毫不退缩，反而提起了全副精神振奋士气，使会议能够发挥最大功能。为了确定圣职的权利要求，大家毫无异议一致通过，君士坦丁堡主教必须来自人民的推选和皇帝的批准。
格列高利很快自食苦果，成为恶意和嫉妒的受害者。东部的主教一直尽心追随着他，现在看到他处理安条克的问题太过温和，在恼怒之下不再支持，把他丢给反对派的埃及人。这些人对他当选的合法性始终争吵不休，坚持已作废的教规，那就是禁止任意调动主教的职务。格列高利为人谦逊，但骨子里却极为自负，不愿让人以为他是出于野心和贪婪才与反对者发生争执，于是带着几分气愤公开表示放弃对教会的管理。要知道这个教会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恢复和建立的。他的辞职(381 A.D.)为宗教会议和皇帝所接受，好像是理所当然之事，这倒是出乎他意料。就在他希望能享受胜利果实时，主教宝座落到元老院议员涅克塔里乌斯手中。这位新任大主教具有平易近人的性情和德高望重的品格，在很偶然的状况下受到推荐，为了使他赶快先办理受洗的仪式，只有延后举行就任圣职的典礼。格列高利有感于君王和高级教士的忘恩负义，再次退隐到卡帕多细亚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地，以作诗和祈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8年时光。他的名字被加以圣徒的头衔，他具有慈善的心胸[34]和高雅的才智，反映出格列高利名声和事迹的灿烂光辉。
五、狄奥多西颁布诏书迫害异端教派(380—394 A.D.)
狄奥多西不仅取缔了阿里乌斯派的野蛮统治，而且他认为应该尽情报复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的宗教狂热下，罗马正统基督徒所受到的伤害。正教皇帝认为异端教派都是叛徒，反对上天和世间的最高权威，所以要运用权力对罪犯的肉体和灵魂进行特别审判。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教条明确律定信仰的真正标准，那些掌管狄奥多西良知的神职人员，提出了最有效的迫害方法。在长达15年(380—394 A.D.)的时间里，他至少颁布了15次严苛的诏书以对付异端教派。特别是那些拒绝接受三位一体教义的基督徒，为剥夺他们的希望，他严格制定了针对他们的各种法律和诏书。若有人宣称某些条款会对异端教派有利，那么法官要将这些条款视为欺骗和伪造的不合法文件，不加以引用。他要用刑事成文法来惩治异端教派的执事人员、宗教集会和信徒本人，呼吁立法者要用痛心疾首的态度抨击异端邪说。
其一，异端教派的宣教师僭用主教和长老神圣的职称，无法获得正统教会教士同等的待遇；不仅要取消所有特权和薪俸，如果胆敢宣讲受谴责教派的教义，实施亵渎神圣的仪式，就犯下了重罪，要受到放逐和籍没的刑事处分。若有人敢赠予、接受或资助异端教派的圣职任命，应处以10磅黄金(超过400英镑)的罚金。这样做的目的是期望异端教会的本堂神父全部灭绝后，剩下的那些无依无靠的信徒，受到无知和渴求的驱使能回归到正统教会的领域。
其二，严格禁止不合法的宗教聚会，很周详地包括各种可能的环境，因为异端教徒可能假借名义，用他们的方式敬拜上帝和基督。他们的宗教集会无论是公开或私下、白天或夜晚、城市或乡村，都被狄奥多西的诏书明令禁止。建筑物或场地只要被用于不合法的目的，就丧失在帝国领域内的财产所有权。
其三，一般认为异端教派错误的行为源于他们顽固的性格，所以这种性格应该是指责和处罚的目标。破门罪[35]要用民事的手段配合以加强驱逐效果，异端被戴上表示可耻身份的特别标志，将他们与市民同胞隔离。高阶官员出面说明，侮辱误入歧途的民众不仅是正当行为，且确有必要。异端教派的信徒逐渐丧失从事高尚或赚钱职业的资格。
狄奥多西对自己的公正行为感到满意，他在诏书中说得很清楚，如果优诺米乌斯派把圣子的神性与圣父加以区别，那么他们就不能立下遗嘱，也不能从遗产的赠予中获得好处。摩尼教派的异端分子罪不可赦，犯者唯一的救赎方式是死刑。奥迪安派或称十四日派[36]信徒同样遭到重惩，他们犯下穷凶极恶的重罪，竟敢在不正确的日子举行复活节的庆典。每一个罗马人都有权提出公开控诉，狄奥多西在位时首次设置宗教检查官，这个名字真是让人无比痛恨。然而我们可以确信，他所颁布的刑责诏书很少被强制执行。信仰虔诚的皇帝显然要用矫正和恐吓的手段来对付倔强的臣民，至于惩罚多半是说说而已。
狄奥多西制定宗教迫害原则，他的公正和虔诚被圣徒赞许，但真正照本宣科被拿来执行，则是用来对付他的敌手和僭主马克西穆斯。在基督徒君主当中，首次有人用宗教观点来处死基督徒臣民。普里西利安派[37]是新出现的异端邪说(385 A.D.)，他们扰乱了西班牙行省的安宁，本案经过上诉的程序，从布尔多的宗教会议送到特里夫的皇家宗教法庭审理。禁卫军统领宣判，有七位人员受到苦刑、定罪和处决：头一个是普里西利安本人，他是西班牙的阿维拉主教，[38]有良好的家世，而且极为富有，流利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更是为他增色不少；两位长老和两位辅祭要陪伴敬爱的主教一起赴死，自认会成为光荣的殉教者；还要加上拉特洛尼安这位诗人，他的名声直追古人；最后是布尔多的贵夫人优克洛西娅，她是演说家德尔斐狄斯的遗孀。有两位主教赞同普里西利安的观点，被判处距离遥远处境凄惨的放逐。[39]还有一些卑劣的罪犯，装出急于悔改将功赎罪的样子以求获得赦免。要是犯人的有些自白可以相信，那也是完全出于畏惧和逼供，他们提供的含糊不清的报告为审判者所轻信，以致审判者认为异端教派的普里西利安分子犯下了各种人神共愤的恶行，像是施展魔法、不信上帝和猥亵好色。[40]普里西利安在属灵姐妹的伴同下漫游世界，被控在宗教集会中一丝不挂地祈祷。有些极为武断的流言使大家相信，他用可憎而有罪的卑劣手段，与优克洛西娅的女儿发生不正常的关系，所获得的财产已受到查抄。
但是经过深入而公正的调查以后发现，普里西利安的信徒的确违犯了自然的法则，但那是他们的生活要求严格禁欲，而不是被指控的荒淫乱性。他们对正常的房事采取拒绝的态度并加以指责，极为不智的做法是要求夫妻分离，这经常引起家庭不和。在他们的禁止或是劝告之下，信徒完全不能食用肉类，而且需要不断地祈祷、禁食和守夜，谆谆教诲要求信徒遵守严格而完美的宗教奉献生活。这个教派发人深省的教义、有关基督的人性和神格，以及人类灵魂的性质，来自诺斯替派和摩尼教的体系。这种徒有虚名的哲学从埃及传到西班牙，并不适合西部粗鄙的习性。普里西利安那些出身并不体面的门徒，开始只有忍受，后来人数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不见。他的教义虽然为教士和人民所拒绝，但是他被处死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激烈的争论。对他罪行的判处公正与否，有些人加以指责，有些人大声赞许。
我们很乐意看到那些最著名的圣徒和主教的人性矛盾，米兰的安布罗斯和图尔的马丁，[41]认为这种情况要运用宗教的宽容原则。他们同情这些在特里夫遭到处决的不幸的人，拒绝与那些谋杀主教的人士保持同教的团契之情。马丁过于激动，以致背离一般的处理方式，他的动机值得赞美，他的忏悔更可以作为我们的表率。图尔和米兰的主教毫不犹豫地公开宣称，异端教派的作为是永恒的罪孽，但是仍为他们在世俗的死亡中鲜血淋漓的情景感到震惊。人类诚挚的本性要抗拒神学的偏见，批判对普里西利安和他的追随者可耻而违法的审判程序，肯定安布罗斯和马丁的人道精神。政府和教会的负责官员逾越各自的职权界限，世俗的法官在有关信仰和主教管辖权这方面，竟能接受上诉以及宣布最后的判决。在罪恶的宗教迫害中，主教担任控告人是可耻的行为，残酷的伊萨西乌斯[42]坐看异端分子身受荼毒而无动于衷，同时还唆使法官判处死刑，这一行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和不满。这个行为不端的主教的恶行被视作下面这一观点的证据，即宗教狂热是由与利益相关的污秽动机刺激而产生的。处死普里西利安以后，粗糙的宗教迫害方式，发展为精纯熟练而且条理分明的神圣职责，指派教会和世俗的权力分掌不同的业务。虔诚的受害者按照程序由教士解送给官吏，再由官吏交给刽子手。教会用怜悯和关怀的温和语气宣布冷酷无情的判决以及犯人灵魂和信仰上的罪行。
六、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的德性善行和处事风格(374—397 A.D.)
基督教的知名人士为狄奥多西的统治增添光彩。格列高利·纳齐安赞是才干出众、能言善道的传道者；图尔的马丁以其非凡的天赋，更增添了他作为修道士的美德。[43]但是神职人员中精力最充沛、才智最高的冠冕，仍非坚忍不拔的安布罗斯莫属。[44]他出身罗马贵族家庭，父亲曾担任高卢禁卫军统领要职；他经过一段自由教育的学习时光后，通过几次正常的晋升，获得利古里亚省长的职位，这个行省包括宫廷所在地米兰在内。他在34岁正式受洗以前，出乎所有人意料，突然从省长改任大主教，正如一般人所知的那样，这其中丝毫不掺任何手腕和阴谋。全体人民异口同声认为这一宗教头衔他实至名归；他们这种统一的恒久不变的拥护态度，人们认为是出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影响。虽然说从他过去生活中的习惯和职务来看，这位文职官员毫无准备，但还是勉强自己接受了宗教职位。他积极进取的才能，很快使他能够以充满热情和审慎的态度，负起教会的统辖权。他一方面欣然抛弃世俗种种华而不实的高贵排场，另一方面为了教会的利益，指引皇帝不要偏离自己的良心，进而掌控帝国的行政事务。
格拉提安像对待父亲那样敬爱他，那篇论三位一体信仰的长文便是专为教导这位年轻的君王而作。等到皇帝悲惨死去，当皇后贾斯蒂娜为自身和儿子瓦伦提尼安的安全而惊慌失措、胆战心惊时，安布罗斯以米兰大主教的身份，兼任两个不同的大使职位，被派往特里夫。他以同样的坚定态度和巧妙手段，行使他的宗教和政治权力，尽可能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才气，制止马克西穆斯的野心，保障意大利的和平。[45]安布罗斯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教会事业，他藐视财富，放弃自己世袭的家产，为了赎回俘虏，毫不犹豫卖掉敬神用的金银器具。米兰的教士和人民都热爱他们的大主教，就是软弱的君主也对他极为尊敬，他真可以说是受之无愧。他从未向瓦伦提尼安二世祈求给予恩惠，也从来不怕触怒皇帝。
这位年轻皇帝以及意大利的政权，自然都落到了他母亲贾斯蒂娜手里。她是一个美丽而精明的女性，虽然身处正教人士之中，可惜却信奉阿里乌斯派的邪说，还极力想把她的信仰灌输给孝顺的儿子。贾斯蒂娜认为，罗马皇帝有权在统治地区向公众推行自己所信的宗教，因而她做出了一个温和而合理的让步，向大主教提出要求，不论在米兰城内和郊区，放弃只容许单一教会存在的做法。但是安布罗斯的行事准则和这种要求截然不同，[46]他认为世上的宫殿全归恺撒所有，然而教堂却是上帝的圣所。而且在他的教区范围之内，他本人作为使徒的合法继承人，是上帝的唯一侍者。基督教所具有的一切权利，无论是世俗或宗教方面，只属于真正的信徒所有。安布罗斯认为自己的神学观点，代表着正统教会的真理标准，立场非常坚定，身为大主教绝不会与撒旦的爪牙举行会议和谈判，同时相当执着地宣称，他宁可殉教死去，也不愿与亵渎神明的罪恶行为妥协。
贾斯蒂娜把他的拒绝看成是无礼和犯上，感到极为不满，便匆忙决定要行使儿子的君王权力。她希望在复活节即将来临之际，公开对民众展现信仰的热忱，下令安布罗斯要在宗教会议上接受审讯。大主教按照一个臣民应遵守的本分，非常顺服地接受召唤，但却有无数的群众未经同意跟着一起到来，情绪激昂，推挤着皇宫大门。瓦伦提尼安手下的大臣一时手足无措，不禁惊恐万分，在这种状况下不敢对米兰大主教判处流放，反而要低声下气求他挺身而出，用威望来保护皇帝的安全，恢复都城的平静。安布罗斯把得到的承诺，转达给在场的民众，但却很快为不讲信用的宫廷所推翻。每年这段时间原本是虔诚基督徒用于宗教活动的最庄严的日子，现在全部陷于狂热和骚乱的强烈震撼之中，前后足足有8天之久(公元385年4月3日至4月10日)。皇家的官员奉命立即将皇帝和他的母亲接到波提安，后来又迁移到巴西里卡。皇帝的御驾按照礼仪要加上金饰的顶盖，四周挂上华丽的帷幔，但是官员马上发现，必须派出强大的卫队严密戒备，才能使皇室免于群众的侮辱行动。阿里乌斯教派的基督徒要是敢在街上行走，就会随时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这时安布罗斯不计前嫌，把仇敌从愤怒的群众手中救出来，并深以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和威望而备感欣慰。
安布罗斯虽尽力阻止人们的宗教狂热，以免造成严重后果，但他那沉痛而令人激动的布道演说，却在不断煽起米兰人民的义愤和叛乱情绪。人民说贾斯蒂娜的个性就像是夏娃、约伯的妻子、耶洗别、希罗底，[47]这些不敬的言辞全被胡乱加在皇帝母亲的头上。她企图为阿里乌斯派建立一所教堂的愿望，也被人拿来与在异教统治时期，基督教所遭受最残酷的迫害相比。宫廷采取的应对措施，更向人显示出动乱的规模实在非常巨大。商会和制造商的法人团体，被处以200磅黄金的罚款。用皇帝的名义向司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发布命令，要他们在社会骚动结束前不得离家外出。瓦伦提尼安的大臣非常愚昧地公开宣告，米兰绝大多数体面的市民，全部支持大主教的作为。这时安布罗斯又受到政府的请求，应遵照君主的意愿，使国家恢复和平。尽管他用最恭敬的言辞回复，弦外之音竟也被解释为严重的内战宣言：
虽然他的生命和荣辱完全操在皇帝之手，但他不会背叛耶稣的教会，损害他神圣的尊严。为了这项事业他已准备承受魔鬼所能加之于他的一切灾难，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死在虔诚民众的面前，长眠在圣坛底下。他并没有挑起人们的愤怒，只有上帝的力量能使它平息。他绝不愿看到发生流血和混战的场面，只能很虔诚地祈祷，希望自己在活着时，不要看见繁荣的城市变成废墟，整个意大利残破成一片荒野。
执迷不悟的贾斯蒂娜对抗教会和米兰的人民，要是有一支唯命是从的皇家军队可以运用，必然会使其子统治的帝国受到极大的危害。原本有一大队哥特人的兵马开过来，想要占领巴西里卡。从阿里乌斯派的行事原则和外国佣兵的蛮族习性而言，让他们去执行残暴的命令，他们一定会遵照办理，这是意料中事。大主教与派来的人马在神圣的教堂门口相遇，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大声宣布要将他们逐出教会，同时用父执和主子的口吻质问，他们虽被请来保护共和国，难道就是为了侵犯上帝的圣所吗？蛮族的迟疑不决，使他争取到几个小时，能够做进一步的谈判。皇太后终于接受身边明智谋士的建议，同意正统基督教会拥有米兰所有教堂，她本人也暂时中止了报复的念头，等候适合的时机。瓦伦提尼安的母后永远不会原谅安布罗斯的胜利，年轻的皇帝在冲动之下也不禁大声说，就是身旁信得过的奴仆，也会随时把他出卖给那位专横的教士。
帝国的法令规章，甚至有些附有瓦伦提尼安签署的敕令，仍然谴责阿里乌斯派的异端邪说，似乎原谅了正统教会的抗拒行动。在贾斯蒂娜的操控之下，对隶属米兰宫廷的行省颁布信仰宽容的诏书，让承认里米尼信条的教徒，获得全部的宗教自由。同时皇帝宣布，凡是违反这条有益社会大众的神圣法令，就会被视为破坏公共和平的敌人，要处以极刑，绝不宽恕。米兰大主教的性格和言论始终被敌人紧紧盯住，希望他的行为会犯下错误，尤其有的法令暧昧不清而且带有暴力的血腥性质，更是容易触犯。阿里乌斯派趁机对他进行打击，他的行为很快给了阿里乌斯派一个合法的理由，或者是一个借口，他违反了制定的那条奇怪的暴力血腥的律法。他被判处流放，根据公布的判决书，安布罗斯可以自己选择流放的地点和陪同人员的数目，但必须立即离开米兰。然而对安布罗斯来说，宣讲并实践绝对忠诚原则的圣徒权威，与教会所面临的迫在眼前的危险相比，那真是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勇敢站出来拒绝服从法庭的命令，这得到虔诚民众一致的支持。大家轮班保护大主教，严密把守着大教堂和圣殿的大门。帝国军队实施封锁，却不愿冒险攻打坚不可摧的堡垒。大批贫苦的民众受过安布罗斯的慷慨施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宗教热忱和感恩情怀。大主教考虑到长时期单调的守夜活动，会慢慢使人失去耐心，很明智地建立了一个产生很大作用的制度，就是在米兰大教堂定时大声朗读圣诗。
他在这场全力以赴的艰苦斗争期间，有次在睡梦中得到启示，告诉他在某处地方挖掘，便能找到热尔瓦修斯和普罗塔休斯两位圣徒的遗骸。[48]之后，他果然在教堂里铺着砖石的地面下，挖出两具完整无缺的骨骼，头颅与身体分离，上面有流血的痕迹。他举行严肃的仪式将这两具圣骸展示出来，供群众瞻仰膜拜。安布罗斯利用这次的时机，安排有利于推行计划的相关细节。殉教者的骨骼和宝血，甚至他们的衣物，都被大众认为具有医疗效用，不论把遗物拿到多远的地方，这种神奇的功效仍然存在，不受丝毫影响。有一个盲人很奇妙地被治愈，[49]还有几个被魔鬼附身的人，虽然他们不愿详述这段经过，但都可证实安布罗斯虔诚的信念，神圣的遗物也绝非虚假。至于这些神迹的真实性，安布罗斯本人和秘书保利努斯、大批皈依的教徒，以及当时在米兰教授修辞学的知名人物奥古斯丁，都曾经加以证实。贾斯蒂娜和阿里乌斯派的宫廷对此抱持不相信的态度，有理性的现代人一定会深表赞同。他们在当时讥笑这些闹剧性的表演，完全是大主教的阴谋诡计，自己终将身受其害。然而，这种做法对一般人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播非常迅速而且势不可当。软弱的意大利君王这时才了解，自己无法与上帝所宠爱的人物相抗衡。在当时的环境下，连世俗的力量也都出面支持安布罗斯。狄奥多西的建议丝毫没有私心，真正表现出宗教的虔诚和坚定的友谊；但是高卢的暴君，用宗教狂热的面具，掩盖住野心勃勃带有敌意的计划。[50]
七、马克西穆斯征服意大利和最后的败亡(387—388 A.D.)
马克西穆斯要是对据有这三个幅员辽阔的地区感到满足，那他的统治就可以和平而繁荣，须知他的领地构成了现代欧洲最强大的三个王国。但是篡夺者有雄心壮志，认为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建立更伟大的事业，结果他初期的胜利反而促使他迅速覆灭，卑鄙的野心当不起热爱荣誉和崇尚武功的赞誉。他在饱受压迫的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行省勒索财物，用来征募和维持所向无敌的蛮族大军，军队成员主要是来自日耳曼人最凶狠的部族。他把征服意大利作为目标，暗中怀着私心想要毁灭无辜的年轻君主，何况瓦伦提尼安二世的统治，受到臣民里面正统教徒的憎恨和抵制。马克西穆斯的意图是要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一举占领阿尔卑斯山的关隘，于是他带着奸诈而狡猾的笑容，接见瓦伦提尼安二世的使臣、叙利亚人多尼努斯，逼对方接受自己别有用心的援助，派遣相当数量的军队参加潘诺尼亚的战事。安布罗斯有敏锐的洞察力，发觉敌人友谊的幌子下掩藏的阴谋诡计，但是多尼努斯却受到欺骗，再不然就是为特里夫宫廷慷慨的利益输送所收买。
米兰的国务会议非常固执，不认为这种支援会带来危险，盲目的信任是来自畏惧，并非来自勇气。支援的协防军由使臣亲自引导行军，没有丝毫怀疑就允许他们进入阿尔卑斯山的城堡，诡谲的僭主派衔枚疾进的步卒在后跟进，用尽办法截断信息，不让他的行军为人所知。但是甲胄的闪烁和大队骑兵激起的灰尘，显示出带有敌意的外乡人正在接近米兰的城门。现在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贾斯蒂娜和她的儿子只能将这种状况，归咎于自己不够谨慎和马克西穆斯存心欺骗，但是已没有时间、兵力和方法来抵抗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这座人心浮散的大城之内，逃走是唯一的出路，阿奎莱亚是仅有的避难地点。马克西穆斯的狼子野心已经路人皆知，格拉提安的兄弟也会落得与他一样血溅五步的下场。僭主的队伍以凯旋的姿态进入米兰(公元387年8月)。
明智的总主教拒绝与篡夺者发生罪恶而危险的联系，于是他在讲道时谆谆教导，令马克西穆斯明白君王的职责不是玉石俱焚，而是要知进退，这等于间接帮助他的门生获得一丝光复故土的希望。时运不佳的贾斯蒂娜安全抵达阿奎莱亚，但她并不相信城市守备的实力，害怕发生围城事件，决定恳求狄奥多西大帝保护，何况他的权势和事功一直为西部的国家所同声赞颂。他们暗中准备了船只运送皇室人员，仓促之间在威尼提亚，或称为伊斯特里亚的一个不知名港口上船，横越整个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绕过伯罗奔尼撒最南端的岬角，经过漫长而顺利的航行，停靠在帖撒洛尼卡的港口。这样一来，瓦伦提尼安二世所有的臣民只有背弃逊位的君王，解除对皇帝效忠的责任。要不是意大利边境一个名叫艾摩纳的小城仍在继续抵抗，马克西穆斯就会获得一场有欠光彩但却势如破竹的胜利，能够兵不血刃单独据有西部帝国。
狄奥多西并没有邀请皇家的贵宾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而是基于很多不可知的理由让他们停留在帖撒洛尼卡，但这并不表示他轻视或漠不关心，因为他本人亲自前来接待，整个宫廷和元老院几乎全部随驾跟从，用亲切的态度表达友情和哀悼之意。信仰虔诚的东部皇帝很温和地劝告贾斯蒂娜，异端的罪行必须加以惩罚，不能任其留在人世毫不理会。并且狄奥多西公开提出信仰尼西亚信经是收复西部最有效的起步，这是同时有利于人间和天国的行为，也有助于瓦伦提尼安二世的中兴大业。狄奥多西就有关和战大计最为重要的问题，咨询国务会议的看法，讨论的主题表面上看是要弘扬荣誉和正义，因为自从格拉提安逝世后，狄奥多西就一直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狄奥多西对于瓦伦提尼安家族的提携一直感恩在心，现在看到皇室受到追杀，马克西穆斯迫害的行动更为加剧，同时双方也没有誓词或条约可以用来约束马克西穆斯好大喜功的野心。要是再不采取果敢而坚定的措施，目前的和平不仅无法维持，这还会给东部帝国带来入侵的危险。何况蛮族在越过多瑙河后，虽然自诩为帝国的臣民和士兵，但是天生的凶暴习气未驯，要是现在有战事发生，正好可以让他们的技能有用武之地，借着战争减少人口的压力，把行省从无法忍受的迫害中解救出来。虽然这些理由很充分，也得到国务会议多数大臣的同意，但狄奥多西仍旧对是否要拔剑挺身而斗迟疑不决，因为这样一来，事态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同时他认为自己的儿子还年幼，如果轻易树敌，必然会影响到儿子未来的安全统治，也不可耗尽人民的财力，这两点让他感到忧虑。此外，以他豁达的个性，就算暂时吞声忍气也不算什么。
在狄奥多西极度焦虑不安的时刻，有一个人决定了罗马世界的命运，那就是美艳动人的盖拉公主，她发挥了女性的诱惑力为她的兄弟瓦伦提尼安二世求情。[51]美人的眼泪软化了狄奥多西坚持和平的态度，年轻而纯洁的君主决定以对马克西穆斯的战争换取他的爱情。贾斯蒂娜运用手腕来操纵男性冲动的激情，等到皇家的婚礼正式举行，内战已经是箭在弦上无法避免了。有些不通人情世故的学者，认为任何因爱情而产生的弱点，都是伟大的正统基督徒皇帝无法洗刷的瑕疵。因此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对历史学家佐西穆斯所提出的可疑证据，一直争论不休。就我的立场来说，我非常希望能在世界的大变革中，发现或是找到一丝有关家庭生活温馨而慈爱的情怀；我也十分佩服在这群态度凶狠而且野心勃勃的征服者中，有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英雄，能够真心从所爱者手中接纳这份情意。
狄奥多西与波斯国王都能信守条约，确保了双方的联盟关系不会破裂；同时积极进取而且慷慨大方的君主，说服了黩武好战的蛮族加入他的阵营，最不济也要得到不侵犯帝国边疆的承诺。狄奥多西的领土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在陆地和海洋响起全面备战的声音。东部的军队很巧妙地部署兵力，使他们看起来好像兵员数量倍增；同时发挥出了分散马克西穆斯注意力的作用，使他一直都怀着这样的担心，生怕会有一支经过精选的部队，在胆识过人的阿波加斯特斯指挥下，直接沿着多瑙河的两岸进军，大胆地穿过雷提亚行省，直插高卢心脏地区。在希腊和伊庇鲁斯的港口，停驻着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带有明显的要在意大利登陆的企图。而等到海战胜利，打开航路后，瓦伦提尼安二世与他的母后毫不耽搁，立刻向着罗马前进，一举占领帝国和宗教最重要的位置。就在同时，狄奥多西亲自率领勇敢无敌且纪律严明的大军，迅速前进迎战不堪一击的敌手。马克西穆斯在围攻伊摩纳后，就在锡斯西亚附近扎营，这是潘诺尼亚的一座城市，宽阔而急湍的萨沃河形成难以飞渡的天堑。
久经战阵的老兵仍然记得，僭主马格嫩提乌斯在充足的资源供应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抵抗，使得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经历了三场血战才拿下。但是，跟他一样篡夺西部皇位的后辈，发动的战争却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就宣告结束(公元388年6月至8月)，影响的范围不过200英里。东部皇帝是卓越的军事天才，对比之下马克西穆斯就显得懦弱无能，他在最紧要的时刻，表现出毫无军事素养的举措，欠缺振奋士气的大无畏精神。狄奥多西拥有数量庞大而且行动积极的骑兵部队，使他的才华如虎添翼，占有更大的优势。匈奴人和阿兰人以及效法他们的哥特人，组成很多弓箭手分遣队，他们在马背上作战，利用鞑靼人的机动性来打击敌人，靠此击败一成不变只凭匹夫之勇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这些骑兵部队在炎热的夏季，经过辛劳的长途行军，驱策口吐白沫的战马投身于萨沃河中，就在敌军眼前游过宽广的水面，然后立即发起冲锋，击败据守对岸高地的敌军。僭主的弟弟马塞利努斯率领精挑细选的支队前来支援，认为会给军队增加实力、带来希望。作战行动因黑夜降临而被迫中断，到第二天早晨重新开始，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马克西穆斯最勇敢的部队的残存人员，也在征服者面前放下武器投降。狄奥多西一点都不耽搁，马上行军，在伊摩纳接受市民的欢呼，继续向前追击心惊胆寒拼命逃走的敌人，要通过杀死或俘虏他的对手来结束战争。
马克西穆斯用难以置信的速度，从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的绝顶来到意大利的平原，第一天的傍晚就抵达了阿奎莱亚。接着他发现城池的四周已被包围，只剩下一点时间关闭城门，但是城墙不可能长期阻挡得胜的敌军。士兵和市民不仅绝望而且心怀恨意，加上双方没有感情基础，很快就使可怜的马克西穆斯垮台。他从宝座上被人拖下来，被很粗暴地剥去皇家饰物、长袍和冠冕，最后被带到离阿奎莱亚约3英里的营地，像犯人一样被押到狄奥多西面前。皇帝的言行举止无意侮辱西方的僭主，表露出怜悯和宽容的神色，他们并没有私人仇恨，何况现在他已不足为患。对眼前的不幸很容易激起内心的同情，当胜利的皇帝看到一个高傲的竞争对手趴伏在脚前，他难免产生兔死狐悲之情。但是这种下意识的慈悲心怀，因为要考虑到对正义的伸张，以及必须对格拉提安的冤死有所交代，所以只在他脑海里出现了片刻，刹那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皇帝把他交给杀气腾腾的士兵，被带出去以后立刻枭首示众。马克西穆斯失败被杀的消息传出去后，举国欢腾，同声庆贺。他的儿子维克托的头衔是奥古斯都，被勇将阿波加斯特斯下令处死，也有人说是狄奥多西亲自动手执刑。狄奥多西的军事计划全部顺利达成，就此结束内战，结果比预期的困难少很多，而且伤亡也不大。他冬季几个月住在米兰，让损失惨重的行省休养生息，到早春时就像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乌斯一样，凯旋进入罗马帝国古老的都城。
八、评述狄奥多西的文治武功和败德恶行
一个演说家可以保持沉默不发表意见以免因说错话而发生危险，也能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对当代人物大加颂扬。[52]后人认为狄奥多西的为人处世，值得诗人为他写出歌功颂德的赞美诗。他编纂的法典和军队的胜利，使他在文治和武功方面，赢得臣民和敌手的尊重，建立起了相当的威望和崇高的地位。他喜爱过家庭生活，将宫殿的环境布置得非常文雅，这在帝王中倒是少见。狄奥多西气质纯真，个性温和，乐于享受正常的饮宴和情欲之欢，但绝不会沉溺其中，对异性的燕好与热情也限于合法的对象。在“帝国至尊”这一值得骄傲的称号之外，还得到“忠诚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这些美誉。他像对自己的父亲那样敬爱叔父，将他推至极高的地位；也像对待自己的儿女那样爱护子侄，把热忱的关怀和照应，遍及众多姻亲和本家中最远的旁支。他与亲密朋友平等交往，选择的对象都是从不弄虚作假的人士。他自负有过人的才华，将身着紫袍视为当然之事，无须刻意炫耀卖弄。从他之后的行为得知，他已经完全忘怀了登上帝国宝座以前所受的伤害；而对所受的帮助和恩惠，却能牢记在心。他谈话的语气和声调，无论是严肃还是轻松，全视所接见的臣民的年龄、地位和性格而定，非常自然毫不做作，和蔼可亲的神情反映出真诚纯洁的心灵。狄奥多西尊重简朴的善良和德性，任何人只要具有一技之长，都会得到他的赏识，并用公正的态度给予他们慷慨的酬劳。实话实说，他除了对异端邪说嫉恶如仇、绝不宽恕之外，他的恩泽已经遍及全人类。
庞大帝国的政务是如此繁重，占去了凡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狄奥多西是位勤政爱民的君王，虽然对赢得博学多才的名声毫不在意，但却总要抽出闲暇欣赏人类的大千世界。历史是他的最爱。有人特别注意到，每当他读到秦纳、马略和苏拉的残酷暴行，[53]总是掩卷叹息，对人道和自由的大敌，表达出难以抑制的愤慨之情。他对历史上重大事件给予公正的批评，据以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狄奥多西当得起众口同声的美誉，他的德操风范似乎与其地位齐头并进，军国大事愈顺利，就表现得愈为谦恭和善。宽宏大量的胸襟，在内战获胜已成定局、国家解除危机以后，显得尤为突出。暴君所依仗的摩尔人禁卫军，在胜利的狂潮中全被杀死。少数罪大恶极的祸首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皇帝所重视的当务之急是释放无辜，而并非惩治罪犯。帝国西部受到迫害的臣民，重新获得原有的土地，这已经让他们感到皇恩浩荡。不仅仅如此，更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他们还能得到一笔赔款，这笔钱相当于他们全部的损失。气度豪迈的胜利者，还要在生活上照顾马克西穆斯年老的母亲，负责让那些成为孤儿的子女接受教育。演说家帕卡图斯异想天开地提到，要是布鲁图斯能够重返人间，[54]即使他是心志坚定的共和主义人士，也会对狄奥多西大为倾倒，彻底改变对帝王的憎恶心理，一定会坦率承认，只有这种君主才是罗马人尊严和幸福真正的忠实捍卫者。由于狄奥多西具有如此完美的人格，因此，帕卡图斯的话还是很有道理。
然而布鲁图斯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那洞察世情的眼光，必然会看到狄奥多西那两个重要的缺点，以冲淡他对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好感。狄奥多西的仁政常因怠惰而无法贯彻到底，[55]有时会受到情绪的影响难以善终。他为了达成目标，会奋不顾身排除阻碍；等到计划完成，渡过难关，盖世的英雄就会松弛下来，享受奢华的宫廷生活，纵情率性享受自适的乐趣，暂时忘怀君王应负起的责任，然而，一位合格的君王理应把所有的时间奉献给人民。狄奥多西急躁易怒，处在一种无人反抗的状况，很少有人能对其加以劝阻，难免因一时之怒而造成严重后果。这位仁慈君王每当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事后难免感到十分惊愕。他一生都在思考，要如何压制或调节自己不时发作的暴躁脾气，经由不断地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效，使他增加了气度宽宏的美德。照说，苦心孤诣的作为应能贯彻始终，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这位明智而仁慈的君王，他光辉的统治被一件暴行玷污，这一暴行只能在尼禄和图密善的统治期间找到先例。有位史学家为狄奥多西作传，在短短3年内，除了叙述了他对安条克人民的宽大为怀外，又记录了他在帖撒洛尼卡的残杀无辜，在不知情的人看来真是自相矛盾。
九、安条克的叛乱和帖撒洛尼卡的大屠杀(387—390 A.D.)
安条克的居民活跃而急躁，凡事只关怀自己的处境和利益，对历代皇帝的作为深表不满。在狄奥多西统治之下，阿里乌斯派的臣民一直痛心疾首于失去自己的教会。当时，有三位相互敌对的主教，争夺安条克大主教的宝座，最后的结果注定只能满足一派的要求，难免引起两个失败派系的抵制。哥特战争需要庞大的费用，加上后来签订和约必然带来的巨额开支，使皇帝不得不加重人民的税赋。亚细亚各行省未曾卷入这场灾难，无法感到切肤之痛，不愿为解救欧洲的困窘出钱出力。狄奥多西的统治将届10年，为了纪念太平盛世要举行壮观的庆祝活动，士兵可以获得数目可观的赏金，军队极为满意。一般臣民对于原本应自愿进行的捐献，如今成为额外增加的负担，难免表现出消极反抗的态度。皇帝下达多道征税的敕令，打破了安条克人民平静逸乐的生活，请愿的群众围住行政官员的法庭，一开始用尊敬的哀求语气，请当局出面为全民做主；蛮横的官员傲慢无礼，把群众的诉愿当成抗拒君权的犯罪行为。于是大家的火气愈来愈大，讥讽的嘲笑逐渐升级为愤怒的谩骂，一开始以政府的下级机关为抨击对象，无形中扩大开来，演变为攻击皇帝的神圣人格和尊严。民众被激起的愤怒无法压制，原来建立在重要位置供人民瞻仰的皇室雕像，成为发泄的对象。狄奥多西本人，加上父皇、皇后弗拉西拉、两位皇子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的雕像，全部被毫不留情地从基座上推倒，砸成碎片或轻蔑地在大街拖曳而过。这种侮辱帝国尊严的行为，表现出人民充满不忠和叛逆的思想。骚动立即被派来的轻步兵和弓箭手镇压下去，这时，安条克的人民才开始思考他们所犯罪行的性质和产生的后果。[56]
行省的总督因职责所在，如实写下了事件的全部真相。胆战心惊的市民把认罪和获得宽恕的机会，全部寄托在弗拉维主教的尽力奔走以及希拉里乌斯议员的口才辩护上。希拉里乌斯是利巴尼乌斯的门徒和朋友，天赋的才华在遇到重大事件后，可以发挥最大的效能。[57]安条克离君士坦丁堡的路途有800英里，尽管有驿站可用，罪孽深重的城市仍长时间无法获得确切的信息，民众担惊受怕饱受折磨。四散的谣言使安条克人时而充满希望，时而陷入恐惧，他们惊怖万分，听说皇帝雷霆震怒，对本人和心爱的皇后受到侮辱而感到气愤不已，决心将罪恶的城市夷为平地，所有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屠杀殆尽[58]。很多居民远走高飞，逃到叙利亚山区和附近沙漠地带避祸。
骚乱最终得以平息。24天后，驻军将领赫勒比库斯和行政长官恺撒里乌斯宣布皇帝的旨意和对安条克的判决：这座充满侮慢习气的省都，不够资格享有城市的称号，被剥夺东部名城所管辖的土地、特权和税收，将其贬为村庄，划入拉奥狄凯亚的行政区域之内；[59]把浴场、竞技场和剧院全部关闭，停止市民所有的消遣和娱乐节目。根据狄奥多西严格的禁令，取消谷物的分配，派出专人追查个人的刑责，找出犯案的人员，包括那些直接捣毁神圣雕像的人，还有那些在一边袖手旁观、未善尽制止之责的人。赫勒比库斯和恺撒里乌斯将审判法庭设置在竞技场中央，四周派武装士兵严密戒备。此时此刻，安条克最富有的市民被五花大绑带到审判官前面，严刑逼供，无论是立即判决还是暂缓处理，全凭几位特派大员一语裁定。罪人的土地和房产充公后被拍卖，妻子儿女从以往富足奢华的生活，堕入贫穷没落的困境，人们猜测这一天将会执行大规模的血腥处决。[60]
克利索斯托是安条克辩才出众的神职人员，用生动的笔调叙述了这一事件，将之比拟为进行最后审判的世界末日。狄奥多西的使臣虽负有残酷的任务，但执行时却仍怀有不忍之心，眼见众多罪犯即将家破人亡，难免同情他们不幸的遭遇，正好借机接见从深山和沙漠前来的僧侣和隐士，[61]怀着敬意倾听他们紧急的申诉。两位主审在多方劝说下，同意延期执行判决。经过商议，赫勒比库斯留在安条克处理本案，恺撒里乌斯尽快赶回君士坦丁堡面见皇帝，不惜触犯天颜，请求主上收回成命。
此时，狄奥多西的怒气已消，代表民众陈情的主教和议员，有幸得到皇帝召见。狄奥多西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对于安条克民众的行为，像位受到伤害的朋友那样发出怨言，而不是一味仗着皇帝权威，用恐吓的手段来报复。皇帝既往不咎，赦免安条克和市民的罪行，打开监牢的大门，担心丧失性命的议员和富室得以领回自己的田产和房屋。东部的省都恢复了原有的地位，重新闪耀历史名城的光辉。狄奥多西嘉奖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称赞他们不计利害为受难弟兄陈情奔走，将巴勒斯坦的管辖权授予希拉里乌斯，酬劳他为同胞仗义执言的辩才，特别在安条克主教辞退时，以极大尊敬表示感激之意。安条克的市民为报答君王不杀之恩，重新建造1000多座新雕像。帝国四境发出赞颂的欢呼，皇帝深为期许，并公开表示，若伸张正义是帝王的首要职责，那么法外施恩必然是国君的最高享受。
帖撒洛尼卡的叛乱行动，一般认为起因更为荒谬，产生的后果更是可怕。这座占地极广的城市是伊利里亚的首府，为了免于哥特战争的刀兵之灾，修筑了坚强的防御工事，派驻了兵力强大的部队。统领的主将是波特里克，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他是个蛮族。主将的手下有个容貌出色的男孩，这位奴隶引起赛车场中著名御车手的情欲，被波特里克知道后，下令将御车手关进监狱。等到驾车比赛那天，群众见不到喜爱的御车手，不禁大失所望，对观众而言，所看重的是御车手的技术而非品德。加上民众在过去与军队曾经发生过争吵，不满的情绪借机爆发开来。这时，军队为了支援意大利的战事，调走了主力，常有士兵开小差溜走，剩下的兵力在受到狂怒群众袭击时，不足以保护主将的安全。波特里克和几位主要官员惨遭暴徒杀害，还有人将遍体鳞伤的尸体拖在大街上游行示众。皇帝住在米兰的宫廷，接到帖撒洛尼卡民众暴动作乱的报告后，感到无比震惊。波特里克功勋卓著，他的死亡让他的主子感到无限的悲痛和愤怒。但是就当时的状况，只要派出铁面无私的法官，经过审判的程序，就会使行凶的首犯受到严厉的惩处。然而脾气火暴的狄奥多西，无法等待司法程序的调查和审讯，很快决定，部将身上流出的鲜血，要用凶手的性命来偿还。不过，这时他还在宽大为怀和血腥报复之间犹豫，主教热忱的规劝，差点使得皇帝勉强同意网开一面。
但大臣鲁菲努斯几句不得体的言辞，激起他满腔的怒火。在派出信差下达屠杀命令之后，皇帝想阻止命令的执行，但已为时太晚。皇帝在盲目冲动之下，将对一座罗马城市的报复行动交予蛮族，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开杀戒。何况这一攻击计划，是在阴毒、险恶和非法的密谋指使下，用最残酷的手段进行的。帖撒洛尼卡的市民收到以皇帝名义所下的告示，假意邀请他们前往观看赛车。市民对这些娱乐绝不嫌多，观众人数如此庞大，就打消了一切恐惧和疑惑的念头。等人员到齐后，一声令下，出场的不是赛车而是埋伏在竞技场四周的士兵，他们立刻着手行动，展开大屠杀。这场不分外人土著、不管年龄性别、无论有罪无罪的杀戮，持续进行了3个钟头。被杀人数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也有7000人，更有些作者觉得达到了1.5万人，这些无辜死去的人被当作奉献给波特里克亡灵的牺牲品。一个外国来的商人，可能认为自己不会被杀，提出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做担保，换取两个儿子其中一人的性命。正在他因不知该选哪位而犹豫难决时，士兵帮他做出了决定，用匕首同时刺进两个毫无抵抗能力的孩子的胸膛。这群刽子手大肆杀戮，以不得不拿出足够的人头来交差为借口，使得这场有计划和预谋、遵从狄奥多西命令行事的大屠杀，让人听得胆战心惊，面无人色。皇帝过去曾长期在帖撒洛尼卡居住，这更是加深了他的罪孽。这座惨遭不幸的城市，它的街道和建筑的外貌，居民的衣着和习性，皇帝都十分熟悉，以至于每次想起，这些都会随时呈现在眼前。后来，狄奥多西甚至感到那些遭他屠杀的人们，好像仍然健在一样。
十、安布罗斯的谴责和狄奥多西的忏悔(388—391 A.D.)
皇帝对正统教会的神职人员怀有敬意，尤其礼遇安布罗斯，格外推崇和钦佩他的品格，说他的身上凝聚着主教所具有的最高美德。狄奥多西的友人和大臣处处仿效君主的作为，对主教表现出虔诚的态度。这样一来，皇帝有时会感到惊讶，倒不一定引起不满，那就是他所有的秘密打算，转眼之间便会传到大主教的耳中。安布罗斯的行事以极为崇高的理念为准绳，认为政府对人民的施政作为，与神明的荣誉和宗教的利益有相当的关联。
卡利尼库姆是波斯边境一个不出名的小镇，当地的僧侣和市民，在主教狂热情绪的鼓动下，发生暴乱事件，烧毁瓦伦提尼安教派的集会场所和犹太人的会堂。煽动闹事的教士受到行省地方官员的裁定，要重建犹太会堂，赔偿全部损失，这项公正而温和的判决也得到皇帝认可。但是米兰大主教并不同意，为此口述了一封批评和指责的信函，使用的语气像是皇帝受过割礼，背叛原已受洗的宗教信仰。安布罗斯认为对犹太教的宽容，就是对基督教的迫害，同时很武断地宣称，他和所有真正的信徒全都热切期望，愿意就这一护教行动的是非功过，以及授予殉教人员名衔等有关问题，再与卡利尼库姆主教做深入的研讨。他用非常悲痛的口吻提到，要是执行这样的判决，将对狄奥多西无瑕的名声和信仰的获救，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大主教因为私下的劝诫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62]就在布道的讲坛上，向坐在御座的皇帝发表了公开的讲话，[63]在得不到狄奥多西严正而明确的保证，对卡利尼库姆的主教和僧侣不加任何惩处以前，他将不再进行在祭坛呈献祭品的仪式。狄奥多西很真诚地撤回原来的判决，[64]后来在他居住米兰期间，随着与安布罗斯虔诚而亲切的交谈，对他的敬爱之心更是有增无减。
安布罗斯得知皇帝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后，心中充满悲愤和痛苦，躲到乡下去独自忧伤，不愿与狄奥多西见面。大主教知道自己保持沉默是软弱的表现，在众口铄金之下，会使他成为罪恶的帮凶，于是在他写给皇帝的私人信函中，表达出狄奥多西所犯罪行的严重，并告诉他只有彻底悔改的眼泪才能洗涤自己的罪孽。安布罗斯会因宗教的热忱而激动，也能保持审慎的作为，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启示，[65]要他用间接的方式，将皇帝暂时逐出教会。他警告狄奥多西不能用自己的名义献祭，或是当他的面祭神。他劝导皇帝要限制自己的行动，专心一意地祈祷，不要妄自接近基督的祭坛，也不要用沾满无辜人民鲜血的双手，去接受圣餐。皇帝受到教父的影响，反省自己的过错，对因自己一时的震怒而引起的无法挽回的暴行已经深感悔恨。有一次，他在万分悲痛之余，仍和往常一样前往米兰大教堂参加礼拜活动。当他走到教堂门口时，大主教拦住他，用上帝使者的口气和语言对君王说道，仅是私下的忏悔不足以偿还公开犯下的罪行，很难平息神灵被激怒的义愤。狄奥多西很诚挚地表示，要是说他所犯下的杀人罪行罪不可赦，那么最为神所喜爱的大卫，他所犯的罪不仅是谋杀，还有通奸。[66]无所畏惧的安布罗斯回答：“你学大卫那样犯罪，那么也要像他一样忏悔。”在接受严苛的赔偿和赎罪条件之后，狄奥多西皇帝进行了公开的忏悔，这是教会历史中最光荣的事件。
根据4世纪时基督教教规，对杀人犯最宽大的处罚，也需要20年的苦行赎罪，[67]把帖撒洛尼卡大屠杀受害人数累计起来，个人有限的生命根本无法偿还。因此，杀人犯便应被逐出神圣的教会，直到死亡终结他罪恶的一生。大主教充分考量宗教政策的各项原则，有鉴于悔罪人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身居帝王之尊还能忏悔自责，决定适当放宽条件，何况公开认错能够产生很大的教诲作用，可以作为缩短苦行期的重要理由。对于一个罗马皇帝来说，让他剥去代表君权的服饰，表现出哀悼和恳求的姿态，为了请求赦免他的罪孽，在米兰的教堂中痛哭流涕，不管怎么说都已经够了。在这次心灵治疗过程中，安布罗斯交替采用温和与严格的手法，过了8个多月，狄奥多西恢复了原有的信仰活动。从他下达的一份诏书中，把判决延后30天执行，可以看出忏悔的成果。后世一直推崇大主教的刚毅和正直，从狄奥多西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不怕人世惩罚的君王，依然要屈服于最高审判者的法令，遵从教会执法者的教规，这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孟德斯鸠曾说：“帝王的行动要是被宗教的希望和恐惧所左右，等于是被豢养的狮子，只听从驾驭者的命令和指挥。”百兽之王听命于有权威的人，一举一动要符合控制者的意图和利益。神职人员掌握国君的良知良能，可以煽起或平息杀机四伏的冲动情绪。安布罗斯先后用极大的热忱为人道关怀和宗教迫害出力，同样都获得辉煌的成功。
高卢的僭主战败死去，天下归狄奥多西所有。原本他虽获格拉提安拔擢，但光荣的名衔仅及于东部各行省，现今则靠着胜利者的权力统治西部。他在意大利度过了3年时光，有效恢复了法律的尊严。过去因马克西穆斯的篡夺，以及瓦伦提尼安二世冲龄即位，造成行省长期无法无天和中枢乏力的局面，如今已全部得到了改善。他颁布的法令都会签署瓦伦提尼安的名字，但贾斯蒂娜的儿子年龄尚小，宗教信仰曾误入歧途，势必应由正统教会的监护人精心照顾。这样一来，不幸的年轻人在狄奥多西的野心面前毫无抵抗的能力，狄奥多西很容易就将他排除在统治阶层之外，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帝国继承权。要是狄奥多西根据利害关系和策略需要，不顾一切采用冷酷的手段，他的行事也会得到友人的谅解。但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他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气概，赢得了多年宿敌的赞许。他把瓦伦提尼安拥上米兰的帝座，对于眼前或未来的利益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过去马克西穆斯用武力侵占的行省，恢复以后便把统治权交还给瓦伦提尼安。除了大批世袭的领地以外，狄奥多西还慷慨奉送给他格拉提安被杀后，靠着自己的英勇所收复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领土。在为恩主之死报仇并获得了解救西部帝国的荣誉后，皇帝从米兰回到君士坦丁堡，很安稳地统治东部各行省，渐渐恢复昔日奢华而慵懒的生活习惯。狄奥多西把国事的重任全权托付给瓦伦提尼安二世，在与瓦伦提尼安的姐姐结婚后，过着夫妻恩爱的宫廷生活。世人推崇他的品格高尚纯真，更为他赢得胜利以后所表现的慷慨气度而倾心不已。
十一、瓦伦提尼安二世的统治和被害身亡(391—394 A.D.)
皇太后贾斯蒂娜回到意大利不久后过世，她曾目睹狄奥多西的胜利，以后再也无法干预其子的用人及行政。瓦伦提尼安过去受到她的教导和影响，对阿里乌斯教派产生好感，这种有害的观念很快为正统教会的教育所去除。他对尼西亚信经与日俱增的信仰热情，加上对安布罗斯的人品和权威地位，如同父执般尊重，使得正统基督教徒极为钦佩西部年轻皇帝的德行。[68]他尽忠国事又能自我克制，摒除寻欢作乐的生活，全心投入工作。他对两个姐妹爱护备至，但她们却无法影响秉公施政的作为，即使对一个身份低下的平民，他也会做出合法的判决。但这位和蔼可亲的青年未满20岁时，就受到国内叛乱行动的困扰，整个帝国再次陷入悲惨的内战。阿波加斯特斯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法兰克人，在格拉提安当政时任军中第二要职，在主子被弑后，便投效狄奥多西麾下，发挥他的军事才干促使僭主加速败亡。平乱后，他被任命为高卢部队主将，过人的才华和小心掩饰的野心，使他赢得皇帝和人民的信赖。他还用慷慨的赏赐，破坏了军队对帝国的忠诚。当他被视为国之股肱，受到朝廷敬重时，这胆大包天的奸诈蛮子，却密谋篡夺帝位，即使会使西部帝国陷于倾覆之境亦在所不惜。军队的指挥权全落在几个法兰克人手里，阿波加斯特斯将亲信提升到重要职位，随着阴谋的逐步发展，瓦伦提尼安身边的忠实臣仆都被更换。西部的皇帝现在既没有权力，也缺少传递信息的耳目，无形中变成身处险境、无法自主的囚犯。
瓦伦提尼安一往无前的行为，可以视为年轻人的莽撞和冲动，也是在位的君王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统治帝国所急于表达的恼怒之情。他暗地里请米兰大主教出面调解，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见证，能够保障他的安全。同时，他设法告知东部皇帝他的处境堪危，要是狄奥多西不能火速派兵相救，将迫使他冒险逃离维埃那皇宫——对他而言这里就是位于高卢境内的监狱。这也得怪他自己，不该选择在被叛军包围的地方建立行宫。然而，远水救不了近火，他很清楚自己得到援助的机会很渺茫，何况每天都要受到各种刺激。于是皇帝在外无兵马、内无谋士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冒着生命危险，要与兵权在握的将领放手一搏。瓦伦提尼安在皇宫的主殿接见阿波加斯特斯，等到这位伯爵带着相当尊敬的表情走上前时，便递给他一纸诏书，免除他所负的全部职务。阿波加斯特斯用讽刺的语调冷笑说道：“我的职权非君王一时喜怒所能褒贬。”并且带着蔑视的神情将诏书扔在地上。气愤填膺的皇帝抓住身旁卫士的佩刀，将刀从鞘中抽出，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还是未能将武器刺进敌人身上，好在自己也没有受伤。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完全暴露出瓦伦提尼安的怒火中烧和无能为力，他的命运已无挽回的余地。几天以后，瓦伦提尼安被发现自缢在寝宫(公元392年5月15日)。阿波加斯特斯采取种种措施，用来掩饰他那众所周知的罪行，试图让世人相信，年轻皇帝之所以自寻短见，完全是感到绝望所致。[69]他的遗体经过隆重的葬礼后被送往米兰的墓地，大主教在一篇祭文中哀悼他的德行操守和身遭惨祸。[70]在这种情况下，安布罗斯基于人道的要求，在神学的戒律规范上大开方便之门，为了安慰瓦伦提尼安两位终日以泪洗面的姐妹，一再向她们提出保证，信仰虔诚的兄弟虽然没有接受神圣的洗礼，凭着上帝的慈悲，将毫无阻碍进入永恒幸福的天堂。[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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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谨慎的阿波加斯特斯为实现野心，早已完成各项准备。在西部行省的民众心中，忠君爱国的观念早已烟消云散，大家带着听天由命的看法在观望，不知何人会合于法兰克人的心意，被推上宝座即位为君。但他们还残留着罗马民族的骄傲和偏见，无法接受阿波加斯特斯登基称帝，何况这个机智的蛮族觉得，遥控一个听命的罗马人进行统治，会更得心应手方便他行事。因此他把紫袍授予修辞学家尤金尼乌斯[72]，此君早先是他的秘书，后来升为行政长官。伯爵大人无论于公于私，一直赞赏尤金尼乌斯的忠心耿耿和办事能力，凭着学识和辩才，加上他举止端庄的气度，受到广大民众尊敬。他一再表示不愿身登大宝，谦虚的美德更能产生有利的舆论。新帝即位后立刻派遣使臣前往狄奥多西的皇宫，假装悲伤地报告瓦伦提尼安意外死亡的消息。现在西部的军队和行省一致推举可敬的公民尤金尼乌斯担任西部帝国皇帝，请求东部君王的同意，却完全不提阿波加斯特斯的名字。[73]狄奥多西非常担心，他认为一个蛮族的忘恩负义，转瞬间将数年心血和胜利成果毁于一旦，加上心爱的皇后在旁哭泣，[74]要求为她弟弟报仇雪恨，逼得他再次运用武力，来恢复皇室尊严。但是，第二次西征危险性极大，而且非常困难。为了避免对方起疑，狄奥多西就用贵重的礼物和含糊的复函，打发走了尤金尼乌斯的使臣，然后花了2年来准备这次内战。
十二、狄奥多西击败尤金尼乌斯赢得内战胜利(394—395 A.D.)
虔诚的皇帝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急着想要知道上天的旨意，基督教的发展早已令德尔斐和多多纳的神谕[75]无从获得。当时有位埃及僧人，生来就具有通晓未来的神奇天赋，狄奥多西决定向他求教。于是君士坦丁堡皇宫一个备受宠信的宦官优特罗皮乌斯被派专程前往，他先乘船到亚历山大里亚，再溯尼罗河而上，到达遥远的行省蒂巴伊斯的吕科波里斯，或称为狼城的地方。[76]神圣的约翰在该城附近高山顶上，亲手建造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已在里面居住50多年，从不开门应客，也从未见过女人一面，更从未食用经过烹调或人工处理的食物。他每周有五天是在闭门祈祷和沉思，只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打开一扇小窗，接见大批络绎不绝的求见者，他们来自基督世界的每个角落。狄奥多西派来的宦官，很恭敬地步行走到圣者的窗前，提出有关内战的问题，然后带着十分吉利的神谕回到皇宫。圣者肯定了内战的残酷，但狄奥多西大帝必将赢得胜利，这鼓舞了皇帝的勇气。[77]为了使预言实现，人类智慧所能想到的方法，他都要善加利用。
斯提利科和提马西乌斯是部队的两位主将，奉命招募新兵加强训练，全力整顿罗马军团的纪律。作战凶狠的蛮族部队，分别在各族酋长的旗帜下，排列出战斗队形。伊比利亚人、阿拉伯人和哥特人彼此不和，却投效在同一位君王的麾下，使人感到惊讶。声威远播的阿拉里克曾受教于狄奥多西，从他那里学会了用兵法则和作战技巧，后来他运用这些知识毁灭了整个罗马世界。[78]
西部皇帝以及他的将领阿波加斯特斯从马克西穆斯的错误和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深知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富于长期用兵的经验，并且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可以从很多方面发起进攻。要是自己的战线延伸过长，就会带来莫大危险。阿波加斯特斯把部队配置在意大利境内，任由狄奥多西的军团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占领潘诺尼亚各行省，到达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的山脚下。无论是出于无意的疏忽或有意的预谋，连各主要隘道都无人防守，门户大开任由敌军长驱直入。等东部皇帝穿过崇山峻岭，惊讶地看见哥特人和日耳曼人的阵容和营地漫山遍野地散布开来，一直延展到阿奎莱亚城墙前面，抵达弗里基杜斯河[79]或称冷河[80]的河岸。这样一片地形狭长的战场，处于阿尔卑斯山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在用兵上没有自由回旋的余地，很难发挥军事才能。阿波加斯特斯生性固执，根本不做求情的打算，弑君重罪毫无展开谈判的可能。狄奥多西急于惩罚谋害瓦伦提尼安的凶手，好完成光荣的复仇计划。东部皇帝对前进道路上天然和人为的障碍，丝毫不放在心上，毅然发起攻势，把最光荣和最危险的任务，交给战力强大的哥特人负责，心里盘算着，在血腥的激战以后，重大伤亡可以稍减哥特人的气焰，也可消耗他们的兵员和实力。协防军部队有1万名官兵战死，连带伊比利亚将领巴库里乌斯也壮烈牺牲，然而即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仍未能获得胜利，高卢人仍旧占有上风。等到夜幕低垂，掩护狄奥多西的部队在溃败中退却，皇帝撤到附近的一片山林中，在那里度过凄凉的夜晚，饥肠辘辘无法入睡。如果前途暗淡希望渺茫，[81]那么就只能依靠灵活的头脑转变命运的轨迹。在面临绝境时，无视运道的转变，也不留恋尘世的生命，这样才能产生坚强的意志继续奋斗。
尤金尼乌斯在营地肆意狂欢庆祝胜利，机警主动的阿波加斯特斯暗地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占领各山隘要道，从敌人后方把东部军队全部包围起来。天色大亮后，狄奥多西看到自己陷于极度危险的困境，不禁大为恐惧，但很快得知了一个令他绝地逢生的消息，那就是对方有若干指挥官要背叛僭主，提出以代表荣誉的官位和财物的赏赐作为他们归顺的条件。狄奥多西毫不犹豫立即接受，当时找不到正式文书，就在一张便笺上写出约定事项，再由他签字批准此一协议。及时获得的外援振奋了部队的士气，信心百倍地对阿波加斯特斯的营地发起了袭击。外援的主将虽曾在阿波加斯特斯的手下任职，现在却既不承认他有运用武力的权力，也不以为他有获得胜利的希望。正当战斗进行到短兵相接的激烈状况时，从东方刮起一阵强劲暴风，这种现象在阿尔卑斯山区是常事。狄奥多西的部队处于背风，不会受到狂风影响。卷起的漫天沙土直袭敌人脸面，马上使得西部军队阵势大乱，一个个难以站稳脚跟，投出的标枪不是被风吹回，就是失去准头。狄奥多西意外获得有利的天象，加以渲染就影响到敌军的心理。声势惊人的风暴增加了高卢人的恐惧，既然上天对虔诚的皇帝施以援手，那么他们对眼不能见的天神投降，也非可耻之事。
狄奥多西赢得了决定性的会战，两位对手因性格各异而落得不同下场。无路可逃的修辞学家尤金尼乌斯，在即将荣登统治宝座时战败，只能哀求征服者高抬贵手。一群心狠手辣的士兵，趁他跪倒在狄奥多西脚前时，用刀砍下他的头颅(公元394年9月6日)。阿波加斯特斯在战争中尽了将领的职责，无愧于军人名声，会战失败后，接连数日在深山流窜。等他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已无希望，企图逃命已于事无补后，这个勇冠三军的蛮子，拿古代罗马人做榜样，用佩剑刺进自己胸膛。
意大利一隅之地的战斗，决定了帝国未来的命运。瓦伦提尼安家族合法的继承人接纳了米兰大主教的谏言，对于西部各行省的归顺，不再加以指责和追究。当时很多行省犯下参与谋逆的罪行，只有安布罗斯一人能够坚持原则，拒不承认获得成功的篡位夺权行动。米兰大主教以大无畏的气概，拒绝尤金尼乌斯赠送的礼物，退回专人送来的信函，毫无留恋地离开米兰，以避免见到僭主可憎的面孔。像这种做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惹来杀身之祸，但是他在所不惜。何况从他审慎小心而暧昧不清的谈吐中，可以发现他早已预见到了尤金尼乌斯的败亡。安布罗斯的懿行得到了获胜君王的赞誉，他忠于基督教会的职守，赢得民众的拥戴。当时一般的看法都认为，狄奥多西的仁义美德归功于大主教的虔诚引导和循循善诱。
狄奥多西击败尤金尼乌斯后，罗马世界的臣民欣然推崇他的功勋和名望，根据他即位以来的施政作为，对他而后的统治怀抱美好的希望。皇帝年龄尚不满50岁，想来会有很长一段太平盛世。不料他在胜利后，仅过了4个月就弃世，这对帝国而言是出乎意料的重大打击，转瞬之间粉碎了下一代人的光明远景。狄奥多西过着放纵的奢华生活，早已种下病根[82]，突然自皇宫移驻军营，衰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剧烈的劳顿，日益恶化的水肿说明皇帝即将不久于人世。舆论的诉求抑或基于利害关系，势必造成东西帝国的分裂，两位皇子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因父子舐犊情深，早已获得奥古斯都的头衔，于是分别前往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登基。
皇帝不曾让两子参加内战，用冒险犯难来争取荣誉。等到狄奥多西击败无所作为的敌人后，却召唤次子霍诺留前来分享胜利成果，从垂死父王手里接过统治西部帝国的权杖。霍诺留抵达米兰时，赛车场特别举办盛大表演以示欢迎之意，这时皇帝虽已病骨支离，仍然亲自莅临与民同乐。他接着在次日参加清晨的盛会，终于耗尽精力，其余活动只能由霍诺留代表主持，伟大的狄奥多西于在当晚崩殂(公元395年1月17日)。尽管内战的仇恨尚未化解，皇帝辞世还是受到帝国臣民的哀悼。无论是被他征服的蛮族，还是受到压制的教士，对于举世称誉的皇帝，都异口同声推崇他的丰功伟业。无能而分裂的统治阶层，为帝国带来迫在眉睫的危险，罗马人为之忧心不已。在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统治时期，每当因他们的施政失误而带来灾祸时，臣民总是对先帝兴起怀念之情。
十三、狄奥多西崩殂后罗马帝国面临的危局
历史学家据实描述狄奥多西的不朽事功，从来也不曾掩饰他的过失佚行。这位罗马史书上少见的帝王，因暴虐的性格和慵懒的生活习惯，而有损他光辉的形象。有位学者对狄奥多西所获得的声名耿耿于怀，不惜用夸大的言辞，评述皇帝罪恶的行径和危害后世的影响。他非常大胆地断言，当时帝国各个阶层人士，全都效法君主弱不禁风的女性气质。他提及当时各种贪渎苞苴的作为，腐化了社会的风气和个人的品格，并且谈到公众秩序和人际礼仪的式微，造成日益严重的道德沦丧。这种趋势的形成，使得人们不知廉耻为何物，为图一己的安逸生活、放纵情欲的需要，而弃个人责任和社会利益如敝屣。当代作家有鉴于人民生活崇尚奢华，社会风气日趋堕落，大多数是从个人的感受或处境，发出责难之声。只有少数见解高明的旁观者，能够认清社会的变革，发现其中精巧而隐秘的动力，将群体盲目而易变的激情，引导向一个既定的方向推进。依据可信的证据，我们能够断言狄奥多西在位时，罗马帝国的奢侈腐化，比之君士坦丁甚或奥古斯都时期，都更为可耻而荒唐。
这种变化的形成，也不能归之于使国家财富增加的改革所致。长时期的内战灾难和政治败坏，只会导致百业荒废和生产凋敝，人民的财富在无形中减少。大众之所以肆意挥霍浪费，因为他们在挣扎之余对现实深感绝望，所以只顾得眼前的享受，不再考虑未来的需要。狄奥多西的臣民认为自己的财产可能朝不保夕，也就不愿拿出钱来从事那些获利缓慢的稳当行业。眼前频繁出现家破人亡、田园毁弃的景象，祖传的家产随时可能遭到残暴的哥特人的掠夺，不如趁着还未丧失先花光算数。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或是在被围攻而陷入混乱的城市中，必然出现疯狂的举动，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在一个行将沦亡的国家里，处在灾祸和恐惧之中的群众，就会愈来愈不爱惜自己的钱财和产业。
令人志气消沉的奢侈风气，对宫廷和城市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也在无形中毒害和腐蚀着罗马军团。当时有位军人研究罗马古代的军纪和训练，了解其所主张的宗旨和要点，同时巨细无遗地记录下了军队堕落的情况。根据维格提乌斯精到而详尽的观察，从罗马建城之初到格拉提安在位，步兵都得穿着护身铠甲。但随着军纪的松弛和训练的欠缺，士兵的体能和毅力无法承担兵役的劳累，开始抱怨护甲过于沉重，极不愿穿着在身，久而久之也就将胸甲和头盔弃于一边。他们的先辈使用沉重的兵器，罗马人赖以征服世界的短剑和无坚不摧的标枪，也不知何时起从他们手中消失，似乎带着盾牌就不能使用弓箭一样。他们勉强开赴战场，命中注定不是被杀得片甲不留，就是寡廉鲜耻地临阵脱逃，通常他们会选择后面这条路。哥特人、匈奴人和阿兰人的骑士看到护身铠甲的好处，就普遍加以采用，加上在投掷武器方面占很大的优势，作战时真是无往不利。反观罗马军团的士兵，上体毫无防护，接战时害怕得浑身发抖。话说回来，就算鼓起勇气，他们袒露的头部和胸背，怎能抵挡蛮族的箭雨。军队的伤亡、城市的陷落以及名声的丧失，都无法使格拉提安以后的在位者恢复穿戴盔甲的古老要求。士兵软弱畏战，使自己和国家全都失去防护的能力，怯懦和懒散可说是帝国败亡的直接原因。[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