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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马皇帝迫害基督教的动机
基督教在传播福音的初期阶段，凭着基督教教义的纯正、道德律条的纯真以及教徒生活的纯洁，人们必会很自然地认定：异教徒会推崇这些充满善意的教会﹔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可能会嘲笑有关宗教奇迹的种种说法，却也会对新教派的善行表示尊重﹔地方当局对这些不热心于战争和政治而能够奉公守法的教徒，不但不会迫害，还会尽力保护。另外，只要回想一下多神教普遍受到宽容，自古以来始终享有民众的崇拜，哲学家因漠视宗教也不会反对，罗马元老院和历代皇帝奉行的政策也会鼎力支持。因此我们无法理解，基督徒究竟犯下何种罪行，竟会触犯自古以来听之任之的宗教政策？何况罗马帝王素来保持中立态度，听任上千种形形色色的宗教和迷信活动在温和统治下安然并存。到底是何种动机，促使他们一反常态，惩处信奉独特的但无害于人的宗教信徒？
古代罗马世界的宗教政策为了制止基督教发展，显得格外严厉和蛮横。大约在基督去世80年之后，有位素以温和、明智著称的总督竟处死了几个无辜的基督教信徒，他所依据的法令更是由一位施政贤明的皇帝所颁布的。基督徒向图拉真继任者一再提出的申诉状中，充满了悲惨的情景，声称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臣民之中，唯独遵守帝国法令、顺从良心呼声、谋求信仰自由的信徒，不能分享贤良政府普遍施与全民的恩泽。对几位著名殉教者死难情况的记载，措辞都十分谨慎。自从基督教执掌最高权力开始，教会统治者不遗余力，模仿昔日异教徒仇敌的本领，在宗教迫害方面同样的残酷无情。本章的宗旨是要从一大堆未经整理、充满谬误和显然虚构的资料中，设法筛选出可信而且较为有趣的史实，力求清晰合理，并对首批基督教徒遭受迫害的原因、程度、持续时间和重要情节，重新做一番交代。
受到宗教迫害的教派，由于恐惧感的压抑、愤怒情绪的播弄、狂热信仰的刺激，很难心平气和去调查事实真相，客观无私地评估敌人的行为动机。对于宗教迫害这个问题，连那些安全无虞、立场公正的局外人士，往往都不能持平清醒地看待。罗马皇帝基于何种原因如此对待原始基督教徒，有种说法是从多神教教义的精髓中推论而得，似乎较为真实可信。人们早已注意到，世界上各种宗教之所以能和平共处，主要是古代各民族对各自的宗教传统和祭典仪式，全都不言自明地表示认可和尊重。因此，要是某种教派或某个民族，要从人类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声称只有他们了解神的意旨，把该教派以外的一切宗教仪式都斥为渎神活动和偶像崇拜，必然会触怒其他教派，最后导致他们联合一致群起而攻之。容忍的权利基于彼此的宽恕加以维持，要是拒绝履行这由来已久的义务，随之而来的权利也就不复存在。自古以来，只有犹太人非常明确地拒绝履行那种义务。只要深入思考，犹太人在罗马当局手中所受到的待遇，便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推论究竟有多少事实根据，可以引导我们去探明基督教所以受迫害的真实原因。
二、犹太人的宗教主张与叛逆精神
罗马皇帝和总督对耶路撒冷神庙的尊重，前面已经提过。这里只想说明，耶路撒冷的庙宇和城市的毁灭，以及后续发生的情况，都会激起征服者难以言喻的怒火，并用维护政治正义和公共安全这样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开进行宗教迫害。从尼禄到安东尼·皮乌斯王朝，犹太人对罗马的统治一直表现出无法忍受的情绪，甚至引发多次近乎疯狂的屠杀和叛乱。在埃及、塞浦路斯和塞林等地区，城市里的犹太人一直不露声色，假装友好地跟毫无戒备心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后来却进行种种可怕的残暴活动。[378]任何耳闻目睹的人都不禁为之发指，当然情不自禁对罗马军团严厉的报复拍手称快。当局惩罚这个疯狂的民族，愚昧荒谬的迷信不仅使他们与罗马政府为敌，还要成为全人类的仇人。[379]犹太人的宗教狂热，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向崇拜偶像的统治者缴纳税款；另一方面是根据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谕，一厢情愿相信具有最高权力的救世主，很快将降临人间，解开他们的枷锁，为这些选民建立一个地上王国。著名的巴柯齐巴，宣称自己就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号召全体亚伯拉罕的子孙奋起实现以色列的梦想，终于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和哈德良皇帝的军团浴血奋战达两年之久。[380]
尽管犹太人对政府不断挑衅，罗马皇帝的愤怒总会随着获胜而平息，战争和危险一过，帝国恢复平静，不再惶恐难安。罗马当局对多神教实施宽容政策，加上安东尼·皮乌斯的温和性格，犹太人很快恢复古老特权，又能对婴儿施行割礼，仅有的一条无关紧要的限制，即不得把希伯来种族的特殊标志，强加于任何皈依犹太教的外族人身上。[381]残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犹太人，虽不得进入耶路撒冷城区，却可在意大利的行省和城市建立和维持相当数量的居留点，获得罗马法令所规定的自由，享有市民荣誉，无须负担费力费钱的社会公职义务。罗马人具有宽容性格，对异教保持不屑一顾的情绪，使得被征服的教派所建立的教权制度，在形式上获得法律认可。犹太教长驻于太巴列的大教长，有权委任下属教士和信徒，行使内部司法权力，每年从分散在各地的教徒手中收取一定数量的奉献。[382]帝国各主要城市建立新的犹太会堂，按照摩西律法规定和犹太教教士代代相传的惯例，一直奉行的安息日、斋戒日及其他节日庆祝活动，全都可公开举行。[383]这样一来，罗马当局温和的宗教政策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犹太人冷酷的态度，终于从先知和征服的梦幻中清醒，逐渐安于做帝国驯良和勤劳的臣民。原来犹太人那种对全人类的仇恨情绪，现在不再发展为流血和暴乱的行为，而是另外找到了无害的发泄管道，在经商活动中不放过一切机会掠夺偶像崇拜者，暗暗念诵一些难以理解的经文，诅咒傲慢的埃多姆王朝。[384]
犹太人厌恶罗马皇帝和臣民信奉的神明，拒绝参与祭拜活动，却还能自在地过着不受欢迎的宗教生活，使人不得不想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之所以能幸免于基督门徒所受的苦难，其中必有原因存在。这两个集团的区别不易分辨。但从古代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差别却至关重要，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基督教却只是一个教派。虽然每个集团都应尊重邻近的另一个集团的神圣传统，但就一个民族而言，更有责任坚持祖先建立的制度。神谕的声音、圣哲的教诲和法律的权威，一致要求他们必须尽力完成这一民族义务。犹太人自视较常人圣洁，这就会激怒多神教徒，反说他们是令人憎恶的下流种族。犹太人不屑于与其他民族交往，遭人蔑视也是罪有应得。摩西律法大部分内容看来烦琐而荒谬，然而，许多世纪以来被一个庞大社会所接受，犹太教徒当然也可援例。他们被世人承认有权奉行教规，若违背便被视为犯罪。
这种原则虽可保护犹太会堂，但对原始基督教会并没有好处，也不能产生保护作用。基督徒只要信仰基督福音，便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们割断了习俗和教育之间的神圣纽带，破坏帝国和家族的宗教制度，狂妄诋毁祖先长期信仰和崇拜的神圣事物。这种叛教行为(若能这样认定的话)还不仅是局部或限于某一地区的问题，虔诚的叛教者既然摒弃埃及或叙利亚的神坛，自然不屑于在雅典或迦太基的庙宇中去寻找庇护。每个基督徒都以厌恶的情绪抛弃家族、所在城市以及行省长期保有的迷信思想。全体基督徒都毫无例外拒绝和罗马、帝国乃至全人类所崇信的神明发生任何关系。因此那些受压制的信徒不论怎么要求伸张正义，要求听从良心呼唤和自行判断不能剥夺的权利，也都无济于事。基督徒的处境也许使人同情，但是他们所提出的申辩，却始终不能被异教世界的有识之士和一般信徒领会。按照常人的看法，任何人要是对相沿已久、代代相传的信仰产生怀疑，简直和有人忽然对本乡本土的习俗、衣着或口音感到厌恶一样荒唐无稽。[385]
三、基督教受到误解的主要因素
异教徒的惊愕很快转为憎恨，基督徒里最虔诚的人士，都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冠上不信神的恶名，被认为会给社会带来危险。怨毒之心和偏颇成见相互为用，把信徒说成是一群无神论者，胆敢攻击帝国的宗教制度，这帮人受到罗马当局的严厉指责，完全是罪有应得。基督徒使自己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多神教的神庙所奉行的迷信活动全都断绝了关系(他们很乐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别人始终不明白他们究竟信奉何种神明，用何种形式的宗教来代替古老信仰和庙宇。基督徒对“最高的神灵”所持有的纯洁而崇高的观念，并非异教徒芸芸众生的粗俗头脑所能理解。他们无法体会一个存在于信徒心灵之中独一无二的上帝，它既不具有任何可见的形体，又不按照习惯举行祭奠和庆祝，也不设置祭坛供奉牺牲。[386]曾经超然物外对第一动因的存在和属性进行沉思默想的希腊和罗马的先哲先贤，不论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或是出于虚荣的作祟，总愿意为自己和少数得意门徒保留致力于这种哲理思维的特权。[387]他们绝对不肯承认人类的偏见是真理的标准，但却认为偏见是人性原始意向的自然流露。
先哲认为，大众的信仰和宗教要是置感官于不顾，脱离迷信的程度愈远，愈将无力阻止不着边际的想象和狂热情绪产生的幻景。一些才智之士对基督启示说投以不屑一顾的目光，他们坚信他们匆匆得出的结论，进而更坚信一直尊敬的神性统一观念，被新教派狂野任性的激情所损毁，为虚无缥缈的玄想所磨灭。一篇据称出于琉善之手的著名对话录，作者刻意用嬉笑怒骂的笔调，论述三位一体这个神秘的题目，不仅无法达到期望效果，就飘浮不实的人性的软弱和深不可测的神性的完美而论，还暴露出作者对这方面的无知。
基督教的创始人不仅被信徒尊为圣人和先知，还被当作神明来崇拜。这一点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惊异，因为多神教教徒对民间流传的神话或任何有关的事物，即使再牵强附会，都会拿来当作崇拜的对象。关于巴库斯、赫拉克勒斯和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各种传说，早已脍炙人口，所以相信上帝之子一如常人降临人世，也是想当然之事。[388]但基督徒竟然要抛弃那些供奉古代英雄的神庙，令人感到吃惊。正是这些英雄在世界的早期发明了各种工艺，制定各种法律，征服世界各处危害人类的暴君和妖魔。基督徒宁愿选择一个鲜为人知的教长作为唯一崇拜对象，在早些年头，那位教长在一个野蛮民族中，成为本族怨毒的同胞和罗马政府猜忌下的牺牲品。为数众多的异教徒民众只对尘世的利益感兴趣，拿撒勒的耶稣赐予人类赛过无价之宝的生命和不朽，大家却视若无睹。在这些贪恋红尘的人看来，基督自甘牺牲的精神、坚持贞洁的勇气、博爱无私的胸怀、人品举止的崇高和生活言行的朴实，不足以弥补缺乏声望和无所建树的缺陷。他们拒不承认基督对黑暗势力和死亡取得巨大胜利，反而对基督教神圣创始人极为可疑的出身、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受尽屈辱的死亡，多方曲解甚或横加污蔑。[389]
基督徒置本人的信念于国家宗教之上的罪过，因人数众多和联合行动而更加严重。众所周知，早有人发表过这方面的见解，那就是罗马当局对臣民的任何结社活动，都极为仇视和猜疑，即使全然无害甚至抱着有益社会的目的而组成的团体，也很难得到政府认可。[390]因此，脱离公共敬神活动的基督徒，私下举行宗教集会，自然更令人生疑。他们的组织不合法，最后被认为对社会造成威胁和危险。罗马皇帝以维护治安为理由，禁止基督徒在夜间秘密集会[391]，认为他们违背了正义的法则。基督徒由于信仰而表现得执着而顽固，更给他们的行为和用心涂上了一层严重的犯罪色彩。罗马帝王对于俯首听命的顺民或许会立即停止使用武力，他们认定命令能否贯彻执行，关系着统治者的尊严。若有一种独立精神，自认可凌驾于政府权威之上，他们就会使用严厉的惩罚来阻止。基督教带着这种精神就会产生叛逆活动，等到扩展范围增广和持续时间加长，就更会受到罗马当局的压制。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主动积极和成效卓然的宗教狂热，将信仰传播至帝国的每个行省，甚至每个城市。新的皈依者为了和性质显然与众不同的特殊社会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不惜抛弃自己的家族和国家。基督徒阴沉和严峻的神态，对正当谋生活动和各种人生乐趣的厌恶，加上经常散布大难即将临头的预言[392]，使得异教徒不免忧心忡忡，害怕这个新教派会带来某种危害。大家愈是不明白，就愈感到后果严重。普林尼说道：“不管基督教的宗旨是什么，只凭着他们桀骜不驯的顽固态度，就应予以惩罚。”
四、早期基督教所采取的防卫措施
基督的门徒进行宗教活动时，总尽量避开别人的耳目，最初是出于恐惧和需要，后来却完全是有意为之。基督徒极力模仿古希腊伊琉西斯神秘派极端诡秘的做法，[393]认为这样就会使他们神圣的组织在异教徒心目中愈显高不可及。然而许多事情并不能尽如人意，后来产生的结果完全与他们的意愿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基督徒之所以遮遮掩掩，是由于有些做法根本见不得人。这种被曲解的小心作为，为敌视他们的人提供了制造谣言的机会，使怀疑他们的人更对可怕的谣传信以为真。这些故事四处流传，基督徒被说成是人类中最邪恶的败类，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干着荒唐的下流勾当，不惜牺牲人类的尊严和道德，取悦那位不可知的神。有许多人假装悔过自新，出面讲述亲眼所见举行拜神仪式的情景。他们肯定地说：
基督徒入教的神秘仪式，是把一个刚出生且浑身沾着面粉的婴儿，捧到一位手持匕首的新入会教徒面前。他闭着眼在这个代他赎罪的牺牲品身上胡乱砍杀。残酷行动完成后，教徒们便大口喝干婴儿的血，大块吞食还在颤动的小肢体，全体须通过这共同的犯罪意识以保证彼此永恒的秘密。更有人证明说，在这种惨无人道的献祭后，大家便一起吃喝，所有人都以狂饮来满足各自的兽欲。待某个时刻，灯火突然全部熄灭，所有人抛弃羞耻心，遗忘人的天性，并在黑暗中不顾伦常，胡乱进行交配。[394]
然而，只要仔细读一读古代基督徒的申辩书，任何一个正直的反对派人物，对这些诽谤造谣的说法，都不会信以为真。基督徒坚持本身的清白，向罗马政府地方官员呼吁，要求追查谣言。他们宣布，只要有人能够为诽谤他们的罪行提供任何证据，甘愿领受最严厉的惩罚。他们同时还反驳说，别人胡乱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不仅毫无实据，从情理上来推断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这方面倒是令人信服。他们反问道，福音书上一条条圣洁的戒律，对于各种合法的享乐尚且要加以禁止，谁能相信竟会唆使教徒去犯那些最值得诅咒的罪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一个宗教团体，会有人这样令自己的组织声誉蒙羞；谁又能相信如此人数众多、品性各异、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人群，对死亡尚无所畏惧，竟会违背教养和天性深深印入脑中的做人准则。[395]这样义正词严的申辩，除了有些基督教的辩护士不识大体，为了发泄对教会内部敌人的切齿仇恨，不惜损伤宗教事业的共同利益以外，任何言辞都驳不倒申辩的真实性。
当然，这些辩护士有时暗示，有时直截了当宣称，强加于正统基督徒头上血腥的献祭活动和淫乱行为，事实上是马西昂派、卡勃克拉特派以及属于诺斯替派的几个小教派的所作所为。这些派别已成为异端，在某些方面仍然遵循基督教的戒律。[396]其结果是，那些和基督教会脱离关系的分裂教派，也使用类似的罪名来指控基督徒。[397]而且在各方面都有人声称，那种不堪入耳的淫乱行径，在大批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中一直普遍存在。正统信仰和异端教派之间微妙的分界线，异教徒政府地方官员根本无法分辨。他们认为这是不同教派之间的仇恨，揭发出彼此共同的罪行。政府当局有时本着温和与冷静的态度，完全不理会各教派之间的宗教狂热，经过公正的慎重调查之后所做的报告中，总是声称那些抛弃罗马宗教信仰的派别，所做的交代很真诚，行为也无可非议。虽然他们那种荒谬和过度的迷信会招致法律的惩处，但这样的调查，对首批基督徒的安宁和名声，总是件好事。[398]
五、罗马当局对基督教所抱持的观点
历史的使命在于从实记录史事以为后世借鉴，要是刻意为暴君的行为开脱责任，或为迫害的旨意寻找借口，就会自取其辱。我们必须了解，那些看上去对原始教会毫无善心的罗马皇帝，要是将他们和近代君王动辄使用军队暴力和恐怖手段以镇压不同信仰的臣民做一个比较，其罪恶程度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像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这样的君王，[399]无论从个人的思想和感情方面，应该都能认清良知的权利、信仰的义务和法律的公正。古代的罗马帝王和官吏，对基督徒坚持信仰的原则一无所知，但出于促使基督教合法或自然皈依本国的神圣宗教制度的考虑，他们的内心不会产生敌对的动机，所定的罪责也可以获得缓颊，这些因素都能够降低进行迫害的激烈程度。当局的行为出于立法者的温和政策，不受具有偏见的宗教狂热所驱使，执行那些针对地位卑贱的基督徒所制定的法律时，常因蔑视心理而不以为意，甚至出于人道的关怀而免于处理。要是我们全面检视罗马当局的心态和动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当局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发觉对此一新兴教派不可漠然视之。
其二，任何臣民被控犯有此一奇特罪行，当局在量刑定罪时，都会特别谨慎处理。
其三，处罚以从宽为原则。
其四，受害的教会有和平安宁的时期。
那个时代的异教徒作家长篇大论写下皇皇巨著，但是对基督徒这个问题，一直视为平常，着墨不多。[400]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可信的史料，来证明这四点符合事实，所言不虚。
感激上天的恩赐，早期的基督教会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罩住，在教徒的信仰成熟、人数增加之前，保护他们免于恶意的攻击，甚至完全不被异教徒知晓。他们逐渐抛弃摩西所规定的种种崇拜仪式，为最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安全而无害的掩护。由于他们大部分都是亚伯拉罕的族人，割礼就是最特殊的标志，在耶路撒冷神殿被毁之前，他们一直在那里举行礼拜，并将律法和先知视为神的旨意在地上显现。就是在心灵上接受以色列应许之说的非犹太人，在改变信仰以后从外观上也被视为犹太人。[401]
多神教徒重视表面的祭典和仪式，更甚于信仰的实际内容。这个新兴教派有伟大的企图和期望，始终小心地加以掩饰，不动声色地私下传播，从罗马人对那个闻名的古老民族所抱持的宽容政策中，获得相当程度的保护。时隔未久，犹太人受到宗教狂热和对异端深仇大恨的刺激，慢慢觉察到他们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弃犹太教堂的教义，一心一意要把异端邪说淹没在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早已解除他们执行恶毒念头的武装能力。虽然他们有时还能无法无天，行使煽动叛乱的特权，但是已不再拥有审判罪犯的司法权力。同时犹太人发现，要在一个冷静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的心中，煽起由狂热情绪和偏见引起的仇恨也确乎不易，何况各行省总督曾宣布，随时准备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一旦罗马人听说问题的核心不是具体事件，而只是一些有关宗教的空话以及犹太教的律法和预言应如何解释所产生的争论时，罗马当局便觉得，认真研究在一些野蛮和迷信的人当中发生的不着边际的意见分歧，未免有损于罗马帝国的尊严。因此，第一批基督徒的清白无辜，倒是受到全然无知和不屑过问的保护，异教徒地方官的法庭常常变成躲避犹太会堂疯狂迫害最安全的庇护所。[402]
确实，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传说，也会在这里重述十二使徒漫游异邦的行程，他们的种种神奇行迹，以及各自不同的死难情景。但是，经过一番更细腻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曾目睹基督创造各种奇迹的人，如何可能会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境外，用自己的鲜血来证实他们所言不虚。[403]从常人的正常寿命来判断，就能知道，在因犹太人的不满而导致的那场以耶路撒冷的彻底毁灭而告终的疯狂战斗爆发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数人都应该早已过世。从基督死亡到那场令人难忘的暴乱之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除了在基督死后第35年，也就是那场大暴乱发生之前两年，尼禄曾对帝国的基督徒突然进行过一次短暂而残酷的迫害之外，我们没有发现罗马政府改变宽容政策的任何迹象。后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一独特事件的历史面貌，主要是依靠那位具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仅凭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们不能不对这段史料做一番最认真的思考。
六、罗马大火引起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
尼禄当政的第10年，帝国首都遭到一场大火，为祸之烈和受害之广都是前所未有。所有希腊艺术和罗马功勋的纪念物，布匿战争和征服高卢的全部战利品，最神圣的庙宇和最壮观的宫殿，都被凶猛的烈火吞噬。罗马城划分为14个区部或地段，只有4个区部完好如初，3个区部被夷为平地，其余7个地段在经历大火肆虐后，到处是断壁残垣的悲惨景象。[404]当局提高警觉，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不让这场重大灾害引起不良后果。皇家花园开放收容受难民众，迅速搭建临时房舍让灾民栖身，提供廉价的粮食和民生用品。从下达的诏书对市容重整和民宅建构所做的规定可以看出，罗马当局采用了一种最宽厚的政策。正如繁荣时期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罗马大火发生数年以后，反而建造出比过去更美丽整齐的新城市。尼禄在这段期间尽量谨言慎行，装出悲天悯人的仁慈态度，还是无法使他免于大众的猜疑。而且把罪名加在一个杀妻弑母的凶手身上，[405]是很自然的事。身为国君，无视尊贵的地位，竟敢在剧院登台献艺，这种人还有什么蠢事做不出来。因而谣言到处流传，指控皇帝纵火烧毁自己的都城，愈是荒谬的传言愈容易迎合灾民愤怒的心情。当时竟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更是使人坚信不疑，说是尼禄欣赏他所引燃的大火，手里弹着七弦琴，高歌特洛伊的焚毁而发思古之幽情。[406]尼禄皇帝为了转移用专制力量也无法消除的嫌疑，决意要找一些人出来当替死鬼。塔西佗曾经这样写过：
因此，尼禄为了辟谣，将群众所称的基督徒抓来。这些人因作恶多端普遍受到厌恶，于是用各种残酷至极的手段来惩罚他们。教派因创始人基督而得名，在提比略当政时，被代行法务官头衔的庞提厄斯·彼拉多处死。[407]这有害的迷信虽一时受到抑制，但再度于发源地犹地亚传播，并蔓延到首都。须知罗马是当世最污浊放荡的罪恶渊薮，邪教在受到庇护之下，非常猖獗地流行开来。起初，当局将自认是教徒的人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有大量人员被判罪，与其说是在城市纵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408]他们死于残忍的酷刑，临终还受到凌辱和讪笑。有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些人全身缝上兽皮，让狗撕裂。那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后来身上浸着易燃物质，在夜晚点上当成照明的灯火。尼禄把自己的花园当成大型展示场所，到处是惨无人道的景象，还举行赛车活动，皇帝亲临主持，他有时还会打扮成赛车手的模样混杂在人群中。基督徒的罪过实在应予以严惩示众，但舆论认为这批可怜虫是死于暴君的残酷，并非为着大众的利益，因此群众由痛恨转为怜悯。
那些用好奇的眼光观察人类变革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尼禄位于梵蒂冈的花园和竞技场，受到首批基督徒鲜血的污染后，却因这个受迫害的宗教的一连串的胜利，以及代表的极大的特权而变得更为名闻遐迩。就在这块土地上，历代教皇修建了一座比古代朱庇特神殿更为壮观宏伟的教堂。他们从加利利海卑微的渔夫[409]手里，获得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所继承的是恺撒的宝座，为征服罗马的蛮族制定法律，把管辖心灵的统治范围，从波罗的海推展到太平洋的两岸。
有关尼禄的迫害活动，在此还要提出几点意见，希望能够解释若干疑点，为研究后续的教会历史提供一些线索：
其一，后世抱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不得不相信上述离奇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塔西佗这段著名记述的可靠性。前一点已经为治学严谨的苏埃托尼乌斯所证实，他也提到过尼禄曾惩罚过一个新的邪恶的新兴教派。[410]可为后一点做证的则有：说法雷同的古老手稿；塔西佗为文那难以模仿的特殊风格；他那可以保证自己的著作不被狂热分子篡改的极高的声望；还有就是那段记述的主要精神，虽然指控首批受害基督徒犯了滔天大罪，但并未提到他们有任何超乎常人的神奇能力。[411]
其二，塔西佗出生在罗马大火的前几年[412]，只能从阅读史料和与人闲谈中了解到幼年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他早年的生活平淡无奇，直到他的天才完全发挥出来以后才为公众所瞩目。他对高尚的阿格里科拉出于感激之情的怀念，写出使后人读之深受感动而有所启发的最早的一部历史作品，这时他已经40岁了。他以《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志》一试身手以后，竟令人始料未及地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自奥古斯都崩殂至涅尔瓦继位的30卷本《罗马编年史》[413]。涅尔瓦的仁政创造了公正和繁荣的时代，使塔西佗的晚年可以用全副精力来治史。当他进一步研究所要著述的题材之后，考虑到自己的荣誉，避免让人作为笔诛的口实，认为与其颂扬在位帝王的德行，倒不如记录往日暴君的罪恶。他决定以编年史的形式，叙述奥古斯都以降相继四代帝王的行迹。要将80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修饰，使之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使每段文字都能发人深省而又栩栩如生，即使是对塔西佗这样的天才人物而言，也要耗尽他大半辈子的心力。战功彪炳的图拉真在当政末期，已将罗马的势力扩张到古老的限制范围以外，这位历史学家却在《编年史》的第二卷和第四卷中，描绘出提比略的暴政。等到哈德良皇帝继承王位，塔西佗按照预定的进度，还来不及叙述首都的大火以及尼禄对基督徒的残酷行为。这时候的间隔只有60年，身为编年史家，有责任要能容纳当代人的各种观念和看法。但是，塔西佗已跻身哲人之列，在悉心探讨这个新教派的起源、发展和性质时，很自然地抛开尼禄时代的偏见，而以哈德良时代的看法为依据。
其三，塔西佗常常会考虑到读者的好奇和见识，将许多事件中间环节的状况和概念，留给读者自己补充，因此他的行文极为简洁，故意省略这些环节。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必然有特殊原因，导致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否则，照当时他们的隐秘生活和清白无辜来看，不太可能引起帝王注意，更不可能触怒当局。犹太人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压迫，现在大量聚居在首都，比起基督徒当然更会引起皇帝和民众的怀疑，何况一个对罗马的压迫感到忍无可忍的民族，不惜采取残暴的手段来报仇雪恨，倒是非常可能的事。但是犹太人在皇宫里有靠山，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暴君本人。美丽的波培娅是尼禄的皇后，也是皇宫的主宰，还有一位犹太血统的演员深受皇帝宠爱，都在为这个让人厌恶的民族说项讲情[414]。想要犹太人不受牵连，必须找出替罪的羔羊，于是有人提出，虽然真正的摩西信徒与罗马大火没有关系，但最近他们之中产生了一个有害的教派，像加利利派可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在加利利派这个称呼之下，有两类人被混为一谈，其实他们的行为和信仰根本风马牛不相关，一类是信奉拿撒勒耶稣的门人弟子[415]，另一类是投身到高卢人犹大旗帜下的狂热信徒[416]；前者是人类的朋友，后面这类人才是充满仇恨的敌人。他们之间唯一类似之处，是为了捍卫坚定的信仰绝不会让步，全然无畏于死亡和酷刑的威胁。犹大的追随者在煽动同胞全面叛乱以后，全部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中壮烈牺牲；但作为基督徒的耶稣信徒，则已经遍布在整个帝国。在塔西佗所处的哈德良时代，一个完全被人遗忘的邪恶教派，竟将它的罪行和祸害，归之于应公正对待的基督徒身上，倒是自然不过的事。
其四，不管人们对这种臆测(这只是一种假定而已)抱持何种想法，事实非常明显，尼禄对基督徒进行迫害所产生的后果，包括引起的原因，都限于罗马城的范围之内。加利利派或基督徒所信奉的教义，从来没有成为惩罚的标的，也没有受到追究查禁。从此以后，他们在长时期内遭受苦难的概念，一直与残暴和虐待发生关联。后来几位较为温和的皇帝，将这个受到暴君压迫的教派，看成善良和无辜的被害人，尽量采取宽容的对待方式。
七、图密善当政对基督徒的迫害
有件事值得注意，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罗马的朱庇特神殿，几乎同时毁灭于战火之中。[417]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信徒自愿向圣殿所做的捐献，竟然被暴虐的征服者抢走，拿来整修和装饰朱庇特神殿[418]。罗马皇帝向犹太人征收人头税，虽然每个人缴的税额有限，但是这笔钱的运用早已有所计划，征敛的手段非常严厉，让人认为是一项让民众不堪其苦的苛政。有些人与犹太人既无血统渊源，也没有宗教关系，税务官员还是可以任意课税。基督徒原来借着犹太人的会所当庇护，现在也无法逃脱贪婪的勒索。基督教徒一直不愿沾染上偶像崇拜的嫌疑，凭良知也不能为披着魔鬼外衣的朱庇特神庙尽力。由于基督徒当中尽管数目日减，却仍有相当数目的人依旧信奉摩西的戒律，他们想要极力掩盖犹太血统，却很不容易做到，只要检查是否行过割礼，马上就能揭穿身份。[419]
但是就罗马当局的官员来说，他们可没有工夫去研究这两个教派在教义上的差异。在那些用皇帝名义设置在罗马的法庭或是以代行法务官名衔设置的犹地亚地方法庭上，有两位受审的基督徒，据说他们的出身甚至比伟大的君王还要高贵得多。他俩是耶稣基督的亲兄弟使徒圣犹大的孙儿，[420]本来具备继承大卫王的资格，受到全民的尊敬，从而引起总督的猜忌。但是他们的穿着褴褛而且答话很老实，很快让当局相信，他们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扰乱罗马帝国的安宁。他们很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皇室血胤，以及和弥赛亚的近亲关系，但是否认有任何世俗的企图，声称要建立纯粹属于精神和心灵的天国。当被问到财产和职业时，他们就伸出因每日辛勤劳动而长满老茧的双手，说是完全靠着耕种为生，在科卡巴村庄附近有一块面积约24英亩的土地，价值约9000德拉克马或300英镑。于是圣犹大的孙儿在总督既怜悯又鄙视的心情下，无罪释放。
大卫王室的衰落使后代子孙免于暴君的猜忌，但是自己家族的兴旺使得怯懦的图密善皇帝提高警觉。只有他所恐惧、憎恨或尊敬的罗马人流血，才能消除他的不安。所以图密善对付自己亲叔叔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的两个儿子，老大很快以涉嫌谋叛而定罪，小儿子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由于生性懦弱无能，才幸免于死。皇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这位不会造成威胁的堂弟真是恩宠备至，把自己的外甥女多米蒂娜许配给他，收养他们所生的儿子，希望有一天让他继承王位，并赐予孩子的父亲执政官的高位。可是，连一年的任期都没有满，图密善就找了一个微小的借口，将堂弟判处死刑，多米蒂娜也被放逐到坎帕尼亚海岸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去。[421]另外一大批被牵连进去的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判没收财产，被指控的罪名是“无神论者”和“认同犹太人”。[422]按照当时官府和舆论对基督徒模糊不清的了解，以此二者离奇结合而成的罪名，除了用于基督徒身上，对其余人员全都不适合。
就凭着这种“莫须有”的解释，并由于过于迫切地希望拿一个暴君的多疑作为他们死得光荣的证据。于是教会便将克莱门斯和多米蒂娜列于第一批殉教者的名单之中，并将图密善的暴行称为“第二次大迫害”。但是，这次迫害(如果配得上这个称呼的话)的时期并不长，处死克莱门斯和放逐多米蒂娜后不过几个月，一名深得多米蒂娜喜爱的自由奴史蒂芬，虽然没有信奉她的宗教，却在皇宫里刺杀图密善。元老院对死去的皇帝加以鞭尸，废除他所下的诏书和判令，赦回被流放的人。在涅尔瓦皇帝温和的统治下，无辜的受害者恢复地位，发还所没收的财产，就连一些罪无可恕的人也都获得赦免，或者逃脱了惩罚。
八、图拉真为基督徒建立合法的审判程序
大约过了10年，图拉真在位时，小普林尼被他在元老院的同僚和皇帝任命为比提尼亚和本都的总督。他到任后不久就发现，对于这样一个和他仁慈心地完全不相容的差事，他完全不知道应依据哪些法令和规定来进行法院的审判工作。小普林尼从来没有参与过审理基督徒的案件，只知道有这个教派的名称，至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属于哪种性质，按什么方式定罪，应给予何种惩罚，他根本一无所知。他在惶恐的状况下，就像以往惯常的做法，将这个新兴教派的状况写了一篇奏章，就他个人难免有点偏袒的看法，呈给图拉真裁定，请求皇帝以圣明的睿智解开他的疑惑、开导他的无知。小普林尼的一生汲汲求知，通晓政府事务，19岁的年纪就以出色的辩词，在罗马法庭初试啼声，[423]进入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他也荣任过执政官，个人交游广阔，与意大利和行省的各阶层都有联系。如果说他对这方面无知，那倒是释放出来一些信息。我们因而可以断定，当他出任比提尼亚总督时，对于取缔基督徒并没有一般的法规和元老院的敕令。因为无论是图拉真还是以前几位公正廉明的皇帝，他们的诏书和司法裁定，都会收入民法和刑法的法典之中。同时，当局并没有公开表明对这个新兴教派的意见，即使在法庭上有取缔基督徒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可以成为当局必须遵循的先例。
图拉真的宗教政策在概念上或许会发生错误，但就他对小普林尼奏章的批示来加以对比，表现得还算公正仁慈。因而后来有一段时期，基督徒常用来为自己辩护。图拉真皇帝并没有表现出宗教法庭审判官那种狂热，要把异端查得水落石出，一点都不能放过，使判罪的人愈多愈好。相反地，他表示最关紧要之处，在于保护无辜者的人身安全，而不是防止犯罪者逃脱制裁。他承认要制定一套普遍适用的法律甚为困难，但在颁布两项较为宽大的法令后，对于受苦受难的基督徒，确实起了支持保护的作用。虽然他明令指示地方官员惩处已依法定罪的基督徒，但基于人道的考虑，还是提出非常矛盾的做法，那就是禁止对未定罪的嫌犯进行审讯，也不允许有一点风声就进行追究。皇帝对于匿名指控概不受理，认为这种可耻的行为损害政府信誉，因而严格规定，要以“信奉基督教”的罪名给人定罪，必须有合法的控告人公开出庭做证。
按照这样的规定，任何人要想充当告发人这种引人怨恨的角色，必须公开说明产生怀疑的理由，具体提出秘密集会的时间和地点，列出大量内部情况的资料。而这些都是教徒严格保密，绝对不会让这些神圣的事物为基督教的敌人所亵渎。要是控告人的指控生效，必然遭到人数众多而又活跃的教派的仇恨，受到人群中思想开明分子的谴责，而且不管任何时代和国家，这种行径都被视为可耻的告密者。反之，若证明控告不实，按照哈德良皇帝所颁布的法令，凡诬告市民犯有信奉基督教的罪名者，会受到严厉处分，最高可判处死刑。个人之间的仇恨或者宗教信仰的冲突，可能会无视于遭受侮辱或危险所带来的恐惧，但是也可想象得到，罗马帝国的异教徒中，很少人愿意以身试法来指控敌人。[424]
为了规避法律的限制所采取的权宜手段，对于制止私人仇恨或宗教狂热的害人计谋，确实发挥很大的功效。恐惧和羞愧的心理对个人行为产生制约，但在人数众多而喧嚣的集会中，这种影响力就会失去作用。虔诚的基督徒希望获得殉道的光荣，当然有更多人力求逃避，不是迫不及待，就是提心吊胆地等待按规定即将来临的节日庆典和竞技比赛。一到这种场合，帝国各大城市的居民都会聚集到竞技场或者露天大剧场去。那里所具有的特殊气氛以及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激发起他们狂热的情绪，让他们完全丧失人性。无数的观众头戴花环，满身经过香熏，要用牺牲的鲜血净化灵魂，置身于保护神的画像和祭坛之中，全部沉浸在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欢乐之中。他们这个时候就会想到，只有基督徒憎恶全人类共有的神祇，怀着阴险的恶意拒不参加庄严的集会，就是在对公共喜庆活动进行侮辱或表示厌恶。
如果帝国最近遭到任何灾难，比如一场瘟疫，一次饥荒，或一场战争的失利；如果台伯河泛滥成灾，或者尼罗河河水没有漫进田地；如果发生地震或者季节的寒暑失调，这时，迷信的非基督徒认定这全是基督徒的过错，他们的罪孽和渎神活动，虽然因政府的过分仁慈而得到宽恕，终于还是引起上天的震怒。在一大群狂乱和被激怒的暴民环伺之下，诉讼案件不会按公正的法律程序进行。在一个被野兽和角斗士鲜血染污的竞技场里，不可能听到怜悯的声音。庞大人群不耐烦的怒吼声，指控基督徒是全体人类和神明的公敌，呼吁判处他们最残酷的刑罚。于是人们就会在这个新教派中挑出一两个出头最多的人物，带着无比激愤的情绪呼喊着他们的名字，要求把他们抓来扔进关着狮子的兽穴里。[425]主持这类集会的行省首长和地方官员，一般都会满足民众这种要求，牺牲几个最惹人痛恨的基督徒，来平息他们的怒火。但是，有一些明智的罗马皇帝保护基督徒，免遭暴乱群众任意指控所带来的伤害。他们很公正地谴责这类私刑，认为这既不符合巩固统治的要求，也有损帝国政府的公道立场。哈德良和安东尼·皮乌斯的诏书都明确宣布，集会上民众的呼喊，对热心信仰基督教的人，永远不能作为定罪和惩罚的合理见证。[426]
九、罗马当局对基督徒的处置及殉教状况
有些基督徒定罪以后也不一定要服刑，经过证人的证明，或者自愿招供，已经充分坐实有罪的人，仍能自己掌握选择生或死的权利。基督徒使地方官员最感愤恨之处，不在于过去的可恶罪行，而是目前的抗拒态度。当局认为对定罪的人，已经提出非常宽大的赦免条件。他们只要同意在祭坛上敬几炷香，就会平安地在一片掌声中当场释放。大家认为，一位仁慈的法官要善尽责任竭力感化，而不是惩罚那些迷途的狂热分子。法官根据被告的年龄、性别和具体处境而采取不同态度，不惜屈就高高在上的身份，向教徒指出活着如何充满乐趣，死亡是可怕的绝灭，不仅苦口婆心劝说，有时甚至请求他们多同情一下他们可怜的家人和亲友。如果规劝和威胁都不起作用，还会使用暴力，皮鞭和刑架可用来补充说服力之不足。为了制服这些在异教徒看来如此冥顽不灵、怙恶不悛的罪犯，不惜使用各式各样的酷刑。对于迫害者这种离奇的行为，古代的基督教辩护人据实提出严厉的指责，说当局违反一切法律原则和正常的法庭程序，然而使用酷刑的目的，不是要强迫罪犯承认自己所犯罪行，而是要他否认自己的罪行。
等到后来，接连几代的修道士在孤寂无聊之中，竟以研究早期殉教者所受各种死状和苦刑为乐，挖空心思发明许多想入非非的离奇酷刑。他们假想狂热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置一切道德观念和公共廉耻于不顾，竟然对无法制服的人进行奸污，下令可以使用最野蛮的暴力。据说那些视死如归的虔诚妇女，往往被迫受到更严酷的考验，要她们决定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贞洁究竟何者重要。奉命前来奸污她们的淫荡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庄严的告诫，要他们对那些不愿向维纳斯祭坛敬香的渎神处女，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爱神的荣誉。可是，他们的强暴行为总是无法得逞，总会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及时进行干预，使这些贞洁的女基督徒，最后能够免于遭受身不由己的蹂躏。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确交代，在比较古老和更为可信的教会记录中，很少有这类污秽笔墨的夸张词句。[427]
对早期殉教者的描述，之所以如此不顾事实真相，表现得如此荒诞，主要是出于一个很自然的误解。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教会作者妄加猜臆，认为罗马政府地方官员像异教徒或偶像崇拜者一样，对基督徒怀有势不两立的狂热仇视。诚然，一些由平民摇身一变成为朝廷显贵的人员，可能会怀有基层民众的成见。还有一些人出于贪婪或恩怨，也会表现得残酷无情。[428]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可以用早期基督徒感激涕零的供状作为证明，皇帝或元老院派往各行省操持生杀大权的地方官员，绝大多数都是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人士，他们尊重法治精神，通晓各种哲理，往往拒绝执行可厌的宗教迫害任务，对某些告发根本不予受理，或者向被控基督徒指明逃脱刑责的办法，使之免遭法条的惩处。尤其在官员被授予可以自行裁决的司法权力以后，[429]他们总是尽量解救和帮助一直遭受迫害的基督徒，而非变本加厉做进一步压迫。当局并没有将被告到法庭的基督徒全部判罪，更没有把那些狂热坚持基督教信仰、已被判罪的人全都处死。在大多数状况下，基督徒都会被判处不太严厉的惩罚，如监禁、流放或者发配到矿山服行苦役，[430]为遭到判决的不幸受害者，保存一线希望。如能遇到新主即位、皇室婚姻或者战争获胜等国家庆典，皇室会颁令大赦天下，他们很快就可以恢复原来的地位和财富。
罗马政府地方官员若要立即处死殉教者，看来只是从两个极端中仔细挑选的少数人。其中大部分是主教或执事，都是在基督徒中最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处死他们，可以产生杀一儆百的作用。不然就是些基督徒中身份最卑贱的人，特别是那些处于被奴役地位的贫民，一般人认为这些人的生命一文不值，他们的苦难在古代人看来，不值得挂齿。[431]学识渊博的奥利金曾经亲身经历，而且广泛阅读古代基督教的历史，非常明确而且清楚地提到，真正殉教者的人数实在是微不足道。单凭这种权威性的论点，就足以推翻一般人所谓的曾经出现一支殉道大军的说法。从遍布罗马各地的许多地下墓穴中，搜寻到的殉教者的遗骨和遗物，数量之多，足以塞满为数众多的教堂，[432]神迹和功德更成为连篇累牍的圣徒传奇中不可思议的主题。[433]但是，奥利金一般性的议论，可以从友人狄奥尼西乌斯的具体证词中得到解释和说明。狄奥尼西乌斯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大城里，一直受到德西乌斯皇帝的荼毒，但是按照他的估计，因信奉基督教被迫害至死的殉教者，大约只有十男七女。
十、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殉教始末
就在罗马当局进行迫害的同一时期，能言善道、积极进取又充满宗教狂热的西普里安，不仅管辖迦太基教会，更负责整个阿非利加教区。他具有能使信徒升起虔诚尊敬心的特质，但也激起异教徒地方官吏的猜忌和仇视。由于他的地位和性格使然，他注定成为招致嫉妒和危险的目标。然从西普里安一生的经历来看，人们过分夸大了这位基督教主教所处的危险处境。比起一些俗世的野心人物，为追求权势和富贵，他所冒的风险要小得多了。须知4位罗马皇帝连带整个家族、亲信和部从，在短短10年之内全部灰飞烟灭。这段时期迦太基主教凭借其口才和威望，一直在指导阿非利加教会会议的工作。他出任主教3年以后，有几个月的时间，因德西乌斯皇帝严厉的诏书，对于地方当局的侦骑四出而感到紧张，也为民众在公共集会中，要求把基督教的领袖西普里安抓来喂狮子的狂暴叫嚣声感到惊惧。为谨慎起见，他觉得应该回避，遂逃到一处与世隔离的僻远地方躲藏，但仍与迦太基的教士和民众保持联系，在那里直到风暴过去，不仅可以保全性命，也无损于自己的权势和声望。不过，这种极端小心的做法难免引起非议，有些行事严正的基督徒对此事感到惋惜。那些与他有仇的人公开加以辱骂，认为放弃神圣的职责是怯懦和背叛的行为。他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提出辩护，目前暂时苟全性命，供来日教会在紧急时献身之用，并无不当，而且有几位主教的先例。[434]何况他还是遵从神的旨意。但真正可以杜绝悠悠之口的做法，是在8年以后，他决心以身殉教的那种从容赴义的精神。有关他遇难的真实状况，有人抱着宗教的热诚很公正地记载下来，只要摘录其中最重要的情节，我们对罗马当局宗教迫害的精义和方式，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435]
就在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分别第三次和第四次出任执政官那一年(257 A.D.)，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阿非利加总督的帕特努斯在私人的议事厅里召见西普里安，向他宣达刚接到的皇帝诏书[436]：凡是背弃罗马宗教的人士，应立即回归到祖先遗留的祭典仪式。西普里安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不仅是基督徒还是主教，只信奉和礼拜唯一的真神。他身为帝国的臣民，每天都为两位皇帝的圣躬康泰祷告。他用温和而充满信心的态度，坚持公民应享的权利，对总督这些难以释怀而且明显违法的问题，表示无法接受。西普里安以抗命罪被判处流刑，很快被发配到滨海的自治城市泽吉塔尼亚，该地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离迦太基大约有40英里。被流放的主教在那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为能坚持理念而沾沾自喜。他的名声传遍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事迹被印制成册用来教诲人数众多的基督徒。虽然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却被来信、访问和各种贺词所打断。等到行省的新总督到任后，西普里安所处的状况更加好转，他从流放地赦回，不过还是不准进入迦太基，他就在首都近郊自己的花园里居住。[437]
西普里安被捕过了一年以后[438]，阿非利加总督伽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接到皇帝的命令，要处死一批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迦太基主教知道自己会被选为牺牲者，脆弱的心灵受不了打击，刚开始想偷偷逃走，不愿身陷险境以获得殉教的光荣，但是很快他恢复了知天安命的态度，回到花园静候死神使者到临。两名高阶军官奉命前来拘捕，坐上马车把他夹在中间，当时因总督很忙排不出时间来处理，所以未送到监狱。他们将他带到迦太基的一所私人住宅，也就是其中一位军官的家里，准备了一桌精美的晚餐款待主教，允许教会的朋友前来见他最后一面。这时，外面的大街上挤满了大群教徒，都为精神上的导师即将面临的命运感到忧虑和惊慌。[439]西普里安在第二天早晨被带上法庭，总督在询问过姓名和案情以后，命令他向罗马的神明献祭，特别表明要他考虑抗命不从的后果。西普里安肯定而坚决地加以拒绝。于是，总督在和列席的陪审官员稍事讨论后，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判处死刑。判决书的内容是“塔西乌斯·西普里努斯敌视罗马神明，身为犯罪集团的首领，妖言惑众，公然违抗两位圣明皇帝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的法律，本法庭依法宣判处斩首之刑”。处决他的方式尽量温和以减少可能的痛苦，也没有使用酷刑逼使迦太基主教放弃自己的信仰，或是供出他的同谋。
判决一经宣布，等候在法庭门口的大群基督徒立刻发出“我们愿意一起去死”的呼声。他们流露出的强烈的热情对西普里安毫无帮助，但是也没有为自己带来危险。西普里安在几个护民官和百夫长的护卫下，既没有抵抗也没有受到任何侮辱，就被解送到近郊的刑场。宽阔的平地上早已挤满观看的群众，几位在教会协助他的长老执事和辅祭，奉准陪伴充满圣洁光辉的主教，帮他脱下长袍，将亚麻布铺在地上，承接为教会牺牲的宝血，并且听从他的吩咐给了刽子手25个金币。于是这位殉教者先用双手蒙住脸孔，等他将手垂下时只见刀光一闪，头颅便被砍落下来，尸体留在原处几个小时，用来警告这些信奉基督教的非犹太人。到了夜晚，来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在灯火通明的状况下将遗骸搬运到基督徒的墓地，公开举行西普里安的葬礼，没有受到地方官府的干涉。参加送葬和祭奠的基督徒，也没有受到审问和处罚。最引人注意之处，就是阿非利加行省有很多位主教，西普里安是第一位够资格获得殉教圣徒的冠冕的。
西普里安有权选择作为殉教者死去，或是作为叛教者而活着，不过这种选择却关系到他身后的荣辱。哪怕这位迦太基主教当初参与基督教的活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念和野心，面临这种生死关头，也总要保持他原有的操守。[440]只要还有一点大丈夫气概，也要忍受酷刑的折磨，总不能临危变节，将一生的名望付诸东流，那不仅会受到基督徒弟兄的唾弃，也为异教徒所鄙视。只要西普里安对宗教抱持炽热的情绪，确能像他所宣示的那样，受到教义理念的支持，那么殉教者的桂冠是终生追求的目标，根本不会使他感到恐惧。[441]
从基督教的高级神职人员那些言之有理而又语意含糊的证道辞内，很难了解他们所抱持的观念。至于有幸为宗教而牺牲性命的殉教者，也无法确定，在生前对他们许允的不朽光荣和永恒幸福，他们究竟能体会到何种程度。神职人员尽其所能地教诲人们，殉教的烈火可以涤清一切过错，救赎所有的罪愆。特别提到一般基督徒的灵魂，必须经过一个缓慢而痛苦的净化过程，只有受难者可以意气风发地进入永恒的天国，位列于教长、使徒和先知之中，与基督一同统治俗世，协助审判全人类。千古流芳的英名可以满足世人天性中的虚荣心，经常激起殉教者的勇气。
雅典和罗马对为国捐躯的公民，会表彰他们的荣誉，但是要与早期教会对在信仰战场获胜的教徒的那种热烈的感激和崇敬相比，要显得冷漠无情许多，就像内容空洞的展示活动。教会每年都要举行神圣的仪式，纪念德行高洁和受苦受难的殉教者，最后在强烈的宗教气氛中完成崇敬的典礼。有些公开承认宗教信仰的基督徒，会被异教徒的官员从法庭和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也是常有的事)，虽然殉教未成，但是这种坚定的决心还是获得应有的荣誉。最虔诚的女教徒会要求亲吻所戴着的镣铐和身上经历酷刑的伤痕。这些人被认为已经接受神的恩典，意见会受到重视，得意忘形之下，难免滥用因宗教热诚和信仰坚定所获得的崇高地位。[442]殉教者之名所代表的荣誉，被用来表彰那些为信仰基督而受苦以及牺牲的人。他们有高尚的德行，但是也显示出殉教者的人数实在不多。
十一、早期基督徒虔诚的宗教信仰
现代人的观念清晰而且行事谨慎，对早期基督徒的献身精神，可能只会指责而不会仰慕，或许是会仰慕而不会效法。根据苏比西乌斯·塞维鲁生动的描述，那时的基督徒渴望成为殉教者的急切心情，更甚于后代人企求获得一个主教席位。伊格纳提乌斯在戴着镣铐穿行于亚细亚各大城市时，写下的一些书信所表现的情绪，实非普通人的天性所能容忍。他带着宗教的狂热祈求罗马人，在他被投入露天斗兽场时，千万不要出于好心，进行无礼的干预，夺去他即将成为殉教者的光荣。而且他声称决心要挑逗和激怒那些野兽，好成为解脱罪孽的工具。[443]有些故事特别提到某些殉教者的勇气，真把伊格纳提乌斯所说的话付诸实施。他们故意引得狮子发怒，催促刽子手赶快行刑，兴高采烈跳进专为他们准备的烈火，在那剧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现出无比欣赏的神态。有些故事还提到狂热宗教信仰的人员，对罗马皇帝为保护基督徒安全所颁布的限制性法令，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有些基督徒有时因为没有人告发他们，就主动坦白自己的信仰，用粗暴的行为扰乱异教徒公开的宗教仪式，[444]成群结队拥到罗马地方官吏的法庭周围，大喊大叫要求官府拿他们去治罪。
像基督徒这种露骨的做法，不可能不引起早期哲学家的注意。但是他们的反应似乎只是感到惊讶，而很少表示钦佩之意。有些基督徒的坚毅精神是那样超乎常态、不合情理，哲学家们无法解释他们是出于何种动机，因而把这种急于求死的激情看成是极度的绝望、过于愚顽或狂热的迷信所造成的离奇结果。安东尼努斯总督对亚细亚行省的基督徒叫喊着说道：“不幸的人们!可怜的人们!如果你们真要是对生活如此厌倦，找一根绳子或一处悬崖不就再容易不过了吗？”对于那些自己坦承、无人告发的基督徒，他在判刑时会极为谨慎(一位博学而虔诚的历史学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对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帝国的法律又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因此他只能挑出少数几个人来定罪，借以警告他们的教友。对其他大多数的教徒，他总是带着气愤和鄙夷的神情打发他们离开。但不管这种厌恶情绪是真是假，信徒这种始终不屈的表现，对那些天性易于接受宗教真理的人却颇有正面的影响。每到那种可悲的时刻，总会有许多人出于怜悯和钦佩，最后皈依基督教。悲壮的激情往往从受难者的身上传达给旁观者，有人说，殉教者的鲜血变成基督教发展的种子。
十二、罗马当局的宗教迫害政策
尽管献身宗教的精神不断提升，引人动容的教诲继续煽动，狂热的情绪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被对人性的希望、对生命的留恋、对痛苦的害怕和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情感所取替。审慎的教会负责人慢慢体会到，有必要对徒众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狂热情绪加以限制，不再轻信在生死关头全然丧失理性的坚毅精神。随着信徒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不再那样艰苦和严峻，他们也就不再热衷于追求殉教者的光荣。基督徒士兵不愿做出一番英雄事业以求得扬名于世，在应尽责抵抗的敌人面前往往狼狈逃窜。不过，他们倒是有三种可以逃避迫害的烈火的方法，产生罪孽的严重程度也各自不同。第一种公认完全无罪，第二种的性质可疑或至少属于有罪范围，第三种则被视为对基督教信仰有直接背叛的罪行。
其一，罗马地方当局遇到有人告发某人信基督教时，总会把有关情况通知被告，给他一些时间以先料理好自己的家务，准备为被控告的条款做出答复。[445]这些情况显然会使后世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感到无比惊奇。若被告对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把握，完全可以趁着这段空当找机会逃跑，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荣誉，躲到无人知晓的偏僻地方或远赴外省，在那里耐心避风头，以便再获得平静和安全。如此合乎人情的办法，除一丝不苟、顽固坚持古代教规而沦为异端的孟他努派[446]拒不采用外，神圣的高级教士很快都用建议和行动给予肯定，且不会受到人们的非议。[447]
其二，行省总督对钱财的贪婪远胜于宗教的热忱，往往对出卖证书(一般称为“免罪证”)的做法采取放任的态度。这份文件可证明持有者奉公守法，且曾向罗马神明奉献牺牲。那些富裕而胆小的基督徒凭着假证书，就可让恶毒的告发者无法开口，同时就某种程度而言，很安全地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渎神的行为，事后采取有限的赎罪悔改就能够抵消过错。
其三，在每一次迫害活动中，总有不少怕事的基督徒公开否认或实际放弃原来的信仰。他们用法定的焚香祭神或奉献牺牲的做法，证明改邪归正的诚意。有些叛教者一受到政府当局的虚声恫吓就屈服，另外有些较有耐力的人常在长时间反复受刑之后才停止反抗。有些人惊恐的面容流露出内心的痛苦，还有些人却若无其事地显现出愉快神情走向罗马神祇的祭坛。但他们只要度过眼前的危险，就会停止装模作样的姿态。一旦严酷的迫害有所缓和，教堂的门前就挤满悔过的人群。他们对屈服于偶像崇拜表示十分痛心，同样用信仰的热情请求允许重新加入基督教会，但不见得人人都蒙受接纳。[448]
最高当局对基督徒判决和惩罚的一般原则，尽管早已有明文规定，但在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地方政府有相当独立的权限来实施统治。这一教派的命运主要仍取决于自己的宗教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最高统治者和下属各级官吏所抱持的观点。异教徒会因一时的宗教狂热刺激，产生源于迷信的疯狂情绪，当局在经过慎重思考以后，常会压下或减轻这种情绪以免引起冲突。行省总督在各式各样动机的驱使下，可以严格执行法律，也可以放宽尺度。在这些动机之中，最强有力的一项，莫过于当局不仅要注意已公布的诏书，还要揣摩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念。他的一个眼神就足以点燃或熄灭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当帝国各地偶尔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早期基督徒就会鸣冤叫屈，夸大自己遭受的苦难。所谓“十大迫害”这个人人皆知的数字，是公元5世纪时的教会作家所议定。他们对于教会从尼禄到戴克里先时代，这250年间所经历的兴衰祸福，应该有更为清晰和肯定的看法。由于埃及发生十大瘟疫和《圣经启示录》提到的七头十角兽[449]等先例，启发他们运用“十”这个数字。但是当他们把对预言的信仰应用于历史事实时，却非常小心地只选择了对基督教事业最为仇视的朝代[450]。然而那几次短暂的迫害活动，不过是起到恢复信徒的宗教热忱以及强化他们对教规的信念的作用而已。每一次异常严厉的迫害以后，总会有很长的和平与安宁时期作为补偿。一些君王的漠然视之和另一些君王的宽容态度，使得基督徒的信仰完全能够得到公众的容忍，虽然也许并不合法。
十三、提比略到伽利埃努斯时代基督徒之景况
德尔图良在《护教论》中列举两个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时也是非常可疑的皇帝大发慈悲的案例。那就是提比略和马可·安东尼颁布的敕令，那些敕令不仅要保护基督徒的清白无辜，甚至证明了基督教教义的神迹，完全肯定其所应有的真实性。
在这两个案例之中，第一个例子显然存有难解的可疑之处，令人无法轻信。大致有以下几个疑点：首先，庞提厄斯·彼拉多本人曾经禀告皇帝，说曾经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而且似乎还是个圣人，极不公正地判处死刑。因而，虽然自己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却有成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险。其次，公开表示蔑视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却忽然想到要把犹太人的弥赛亚，归入罗马神祇的行列。再次，一向对提比略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居然敢违抗主子的命令，提比略对元老院的抗拒态度，非但没有表示生气，反倒很高兴保护基督徒的法令得以实施，在教会实际存在获得正名以前的年代，他要保护基督徒免受严刑峻法的伤害。最后，有关这样一项异乎寻常事件的记录，虽然保存在完全公开和绝对可信的文卷之中，却没有被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发现，只显现在这位在提比略死后160年据以撰写《护教论》的阿非利加基督徒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