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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君士坦丁大帝最后一位敌手是乖戾的李锡尼，也是为他的胜利增添光彩的最后一个俘虏。中兴之主度过安宁和昌盛的统治时期，留给继承人的是一个完整的罗马帝国，以及新的都城、政策和宗教。而且，他所推行的改革为后代统治者所奉行和推崇。君士坦丁和他的诸子在位期间，发生多起重大事件，历史学家如果不全力以赴，将只有时间联系的各种场面一一整理出大致的头绪，那么他就一定会因量多事繁而无以为继。在叙述加速帝国衰落的战争和变革之前，应该先详细说明有助于帝国强大和稳定的政治制度。另外，应采取一种古代的世俗和教会方面尚未知晓的分类原则，以基督教的胜利及其内部纷争为线索，这样便能为教育后人及后人批判提供足够而明确的历史资料。
一、君士坦丁堡建城的源起及其形势(324 A.D.)
李锡尼战败后黯然引退，获胜的君王建造起一座城市，命中注定要在争胜之地统治未来的东方，使君士坦丁的帝国和宗教能够万古长青，永垂不朽。戴克里先当初迁都的动机，不知是出于傲慢无知还是策略需要，他试图从罗马这一自古以来的政治中心脱身出来。后继者以他为榜样一直沿用了40年，显示这个动机的力量确实强大无比。罗马的地位已没落，原来附属的王国，慢慢否认这个城市在政治上具有最高权力。一位黩武好战的君王出生在多瑙河地区，在亚细亚的宫廷和部队里接受教育，为不列颠军团拥立称帝，那么很自然地会对恺撒的国土冷漠以待，视若无物。意大利人历来把君士坦丁尊为救星，他们很恭顺地接受他不时屈尊向元老院发布的敕令。但是自皇帝登基后，人民很少有机会一睹天颜。君士坦丁在他精力充沛的壮年，统治着广阔的国土，根据和平与战争的情势，一直亲身在边界上活动，或是和缓而庄严地行进，或是不辞辛劳地戒备，时刻都准备与外来或国内的敌人一战。但是，随着他的权势逐渐抵达巅峰时期，年龄日益衰老，他开始设想在哪一处建都才能永久保持国家的强大和王权的威严。经过深思熟虑后，君士坦丁认为最佳地点位于欧亚边界，在这里部署强大的兵力，一方面可以用来压制居住在多瑙河和塔内斯河之间的蛮族，另一方面也能对波斯保持警觉，该国国王始终对屈辱条约强加在身的束缚感到义愤填膺。戴克里先当年基于这些条件考虑，大张旗鼓地建设尼科米底亚的行宫。但是，教会保护者始终憎恨死去的戴克里先，不愿在尼科米底亚建都，更何况君士坦丁有雄心大志，想建立一座能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的城市。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交战的后期阶段，有机会从军人和政要的立场，反复考量拜占庭举世无匹的绝佳位置。这座城市不但自然条件优越，可以拒止外来敌人的进攻，而且交通极为方便，利于通商贸易。早在君士坦丁很多代之前，便有一位高瞻远瞩的历史学家[1]，曾指出这个地点的位置有莫大的优势，正因如此，身为希腊实力弱小的殖民地才能掌握海上霸权，有幸成为独立而繁荣的城邦国家。[2]
如果我们用君士坦丁堡赫赫威名所及的边界来衡量拜占庭，这座皇都的形状近似不等边三角形。钝角的尖端指向东方和亚洲海岸，直逼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波涛；城市北部以海港为界，南面濒临普罗蓬提斯海或称为马尔马拉海；三角形的底部对着西方，邻接欧洲大陆。周围的陆地形势和水域的分布情况，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不加以详尽说明，很难了解清楚。
黑海的水流经过曲折海峡，日夜不停地迅速奔向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不仅在历史上留名，在古代神话中更是众所周知。绿树成荫的陡峭海岸布满了庙宇和神圣的祭坛，充分显示希腊航海家的无能、畏惧和虔诚，他们一心想要踏着阿尔戈号英雄人物[3]的足迹，重新探访险恶的黑海。这一带海岸长期流传着一些神话，像是淫荡的鸟身女怪[4]占领菲纽斯神殿及森林之王阿密库斯在赛斯图斯向勒达的儿子挑战。[5]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尽头是库阿尼恩礁岩，据诗人描述，这些礁岩最初全浮在海面上，原是天神为防止俗人出于好奇的窥探，[6]而特意用来守护黑海入口处的屏障。从库阿尼恩礁岩到位于拜占庭顶端的港口，蜿蜒曲折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长16英里[7]，宽度一般在1英里半左右。在欧亚两大陆上修筑的新城堡，建立在两座著名的神庙——塞拉比斯和朱庇特·乌利乌斯基础之上；[8]希腊皇帝修建的一些老城堡，占据海峡最狭窄部分的地区，相距对岸突出的海滩不过500步而已。
这里的要塞在穆罕默德二世[9]企图包围君士坦丁堡时，曾全部重新整修，增加守备强度。[10]土耳其的征服者可能不太清楚，在他统治时期近2000年以前，大流士就曾选定此地，修建了一座把两个大陆连接起来的浮桥。[11]距离老城堡不远处，有个被称为克利索波利斯或斯库塔里的小镇，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亚洲郊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逐渐展开并与普罗蓬提斯海汇合时，正好穿过拜占庭和卡尔西顿之间的一片海域。卡尔西顿比拜占庭还要早几年由希腊人修建完成，缺乏眼光的建造者竟然没有从地理位置来加以考量，海峡西岸显然比东边更为优越，这种糊涂做法一直受到后人讪笑。
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可说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条臂膀，有金角的美称，得名原因是其弯曲的部分像公鹿犄角，或者说更像一头公牛的弯角。[12]“金”字更是生动的形容，因为各种财富从最遥远的国家被四时不断的季风吹进君士坦丁堡安全而宽广的海港。吕库斯河由两条溪流汇合，不停向海港注入淡水，不但可清除水底污物，还为定期返回河口的鱼群提供适合的栖息地。这块水域几乎感觉不到潮汐涨落，港口水深恒常不变，船上货物不需小船接驳，可直接运上码头。这里经常停靠许多庞大船只，船头靠在码头的栈房边，船尾还在水面漂浮。从吕库斯河口伸到海港港口的这只博斯普鲁斯的臂膀长度有7英里，但入口处却仅宽约500码，必要时横拉起一根粗大铁链，可保护港口和城市不受敌舰袭击。[13]
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之间，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同时从两边向后延展，环抱着马尔马拉海，古代称之为普罗蓬提斯海。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进口，一直到赫勒斯滂海峡的出口，航程约为120英里。要是有人经过普罗蓬提斯海的中部向西航行，跃入眼帘的景色是远方色雷斯和比提尼亚的高地，更远处高耸着的还有奥林匹斯山[14]终年积雪的山峰。在它的左侧愈离愈远的是一个深入陆地的海湾，戴克里先的皇都尼科米底亚位于海湾的底部。再就是经过库济库斯和普罗科纳苏斯等几个小岛，然后才能在加利波利抛锚停泊，到了这里，分隔欧亚两大洲的这片海域又收缩起来，再度成为一条狭长的海峡。
地理学家利用最精确的测算方法，探勘赫勒斯滂海峡的地势和范围，算出这条著名海峡的曲曲折折的水道有60英里长，一般宽度为3英里。[15]我们发现这个海峡最狭窄之处，是土耳其古老的城堡以北，塞斯图斯与阿比杜斯城之间的一段海面。正是在这里，勒安得耳[16]为获得爱人芳心，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游过惊涛骇浪的急湍海流；薛西斯(Xerxes)为将170万蛮族[17]运往欧洲，在两岸距离不超过500步的地方，用船只搭起了一座硕大无比的浮桥。一片收缩得如此狭窄的海面，似乎够不上“宽广”两字的称呼，但荷马和奥尔甫斯[18]却经常这样来形容赫勒斯滂海峡。但是，人们对大小的概念原是相对的，沿着赫勒斯滂海峡前进的旅客，尤其是那位诗人，在蜿蜒曲折的海流中随波荡漾，极目远望像是抵达了天地的尽头，四周的田园风光，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忘却了大海的存在。丰富的想象力很容易让他把这条海峡看成宽广奔腾的河流，湍急的溪水在森林和陆地之中流过。最后，通过一个宽阔的出口流入爱琴海，或称多岛之海。[19]
远古的特洛伊就坐落在艾达山山脚的一个小高地上，居高临下俯视着赫勒斯滂海峡的开口处。西摩伊斯河和斯卡曼德河是注入海峡的两条小河，永不干涸的水流为其增加的水量，真是微乎其微。当时希腊人的军营沿着海岸延伸大约12英里，从西格安到罗提安海岬，大军的两翼高举阿伽门农[20]大纛，选出最勇敢的精锐部队担任守卫。这些海岬中的第一个先被阿喀琉斯率领的所向无敌的迈米登人占领[21]，接着，英勇无畏的埃阿斯[22]便在另一个海岬上安营。过分傲慢的埃阿斯，最后被忘恩负义的希腊人当成牺牲品，坟墓就建在他曾经极力保护的水师使之免遭愤怒的约夫和赫克托耳[23]摧毁的那个地方。后来在这里兴起的罗提姆小镇上的居民一直将埃阿斯奉为神明。[24]君士坦丁在最后选定拜占庭之前，曾想到把帝国的中心建立在这著名的血战之地，传说罗马人最早在此繁衍生息。他首先想选来作为新都城的地址，便是位于古特洛伊城下方、面对罗提安海岬和埃阿斯坟墓的广阔平原。尽管这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但在这里留下的未完工的雄伟城墙和城堡，至今仍旧吸引着每位航行经过赫勒斯滂海峡的旅客的注意。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君士坦丁堡的确据有优越地位，仿佛是大自然专为君主国家设计的政治中心和首都。这位于北纬41度的皇都，人们正好可以从它的七座小山上，俯瞰欧、亚两大洲海岸；这里气候温和宜人、土地肥沃富饶、海港宽阔安全，位于大陆边陲一个面积狭小的范围之内，十分易于防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等于君士坦丁堡的两道大门。当敌军从海上来犯时，可闭关自保，又能随时为前来贸易的船队敞开大门。东部各行省之所以能生存发展，应归功于君士坦丁的政策。黑海地区的蛮族在上一代大动刀兵，曾进入地中海腹地，现在他们知道无法越过坚固的屏障，被迫终止海盗行径。即使这两道海峡的大门全部关闭，都城依靠所圈入的宽广土地，仍能生产各种物品，满足居民的生活所需和奢华需求。
在土耳其高压之下呻吟不绝的色雷斯和比提尼亚海岸，靠着葡萄园、果园和农业收成，呈现出一片富饶景象。普罗蓬提斯海以鱼类资源丰富著称，有些鱼类到了汛期，不需任何技术，也不必花费多少劳力，便可大量捕获。[25]等到这两个通道为了对外贸易而完全敞开时，它们按照季节变化，轮番接纳来自南面和北面、黑海和地中海的天然物产和人工财富。从日耳曼和西徐亚的森林到遥远的塔内斯河和玻里斯提尼斯河的河源，所有能收集到的未曾加工的土产，欧洲或亚洲的工匠所能制造的任何手工艺品，加上埃及的谷物，印度运来的宝石和香料，始终随着季节的风向，驶入君士坦丁堡的港口，连续许多世代，此处一直是古代世界的商业中心。
君士坦丁堡同时具备了美观、安全和富足的条件，由此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选择极为正确，不应引起非议。但不论在任何时代，一个伟大城市的诞生，总得和神话传说或圣贤英雄联系在一起，才能显示出伟大和威严。因此，皇帝也不愿居功过多，把全部责任揽在己身，而更愿意将其归于永恒的神意的安排。他在一份法规里告诫子孙后代，完全听从神的旨意，为君士坦丁堡奠定了千秋万世的基础。这方面，尽管没有任何资料说明上天如何启发他的心灵，但这一谦虚的沉默所留下的遗憾，却被后世的作家凭着聪明才智所弥补。他们详细描绘君士坦丁夜宿拜占庭城内时，神明在他的睡梦中显灵的情景。拜占庭的守护神，一位年迈体衰的老太婆，忽然在他面前变成如花似玉的少女，于是他亲手用帝国一切伟大的象征，作为她的装饰。[26]君王醒来后对这吉利的梦兆仔细揣摩，接着就毫不迟疑地遵从天命执行了。凡一座城市或殖民地奠基命名之日，罗马人总按照传统规定的带有迷信观念[27]的旧习，不惜一切花费也要举行隆重庆典。尽管君士坦丁想要减少异教味道过于浓厚的仪式，但他却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处心积虑要给在场的臣民留下威严而充满希望的深刻印象。皇帝手执长矛，步行在庄严队伍前，领导众人划出未来城市的界线。圈入的范围愈来愈大，一直到随从在惊愕之余，不得不壮着胆子告诉他，他所圈入的地面已经超过了一座巨大城市的最大面积。这时他说：“我还得继续前进，直到引导我的神灵叫停为止。”对这位超凡入圣的领导者，我们不想继续揣度他的性格或意图，还是实地描述一下君士坦丁堡的边界和范围吧。
二、君士坦丁堡的范围和主要的建筑物(324 A.D.)
这座城市的实际情况如下：皇宫的宫殿和宫廷园林占据了东面的海岬，也就是那七座山丘的第一座，按我们今天的度量衡来计算，大约有150英亩。土耳其人戒备森严、象征着专制统治的建筑物，正好就建在希腊共和国原来的基础上。不过也可以这么假定，当时的拜占庭人看到海港有便利的条件，急于超过皇城的界线，向港口扩大他们的居住区。君士坦丁新建的城墙，横跨三角形的宽阔的腰部，在与古老的工事相距15个斯达底亚[28]的地方，从港口直接兴建到普罗蓬提斯海。城墙将拜占庭包括在内，把七座小山的前五座都容纳进去。这七个山头，在走近君士坦丁堡的人看来，一层高过一层，景色极为壮观。城市的奠基者死去约一个世纪之后，新的建筑物一面向上方的港湾发展，另一面沿着普罗蓬提斯海延伸，已经覆盖了第六个山丘狭窄的山脊，以及第七座山丘宽广的山顶。年轻的狄奥多西为保护城郊地区不受蛮族长年的骚扰，兴工建造长度足够的永久性城墙，[29]把整座城市围得固若金汤。从东面海岬到金门，君士坦丁堡最长的直径约为3罗马里[30]，周长在10—11罗马里之间，按英制计算，大约有2000英亩。现代旅客有时会把君士坦丁堡的边界一直延伸出去，把欧洲这边相邻的村庄，甚至亚洲的海岸全都包括进去，[31]这种过分夸大的做法，并无任何根据。不过佩拉和加拉塔这两个郊区，虽然在海港另一边，却可以视为城市的一部分。[32]要是加上这两地的面积，有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将他的出生地，也就是这座城市的周长估算为16希腊里(大约14罗马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33]面积如此宽广的城市，作为一个帝国的首都是绰绰有余，但是君士坦丁堡在这方面仍旧屈居于巴比伦、底比斯[34]、古罗马、伦敦甚至巴黎[35]之下。
这位立志要为自己的光辉统治立下永恒丰碑的罗马世界的主人，为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竭尽了数百万臣民的财富、劳力和智慧。有人计算出皇室的花费实在惊人，仅就城墙、柱廊和供水渠道，就要支用大约250万英镑[36]。覆盖黑海海岸的森林和普罗科尼那斯小岛上著名的白色大理石采石场，都可提供取用不尽的建筑材料，只需经过一小段水路就能源源不断运往拜占庭港口。成千上万的劳工和匠人胼手胝足，希望工程早日完工。但心急的君士坦丁很快发现，由于技术水平日益下降，现有的建筑师无论技术还是数量，都无法满足庞大设计的要求。于是，他下达命令，即便是距帝国最遥远的行省，总督也要立即兴办学校，指派教师，利用奖金或特权的诱惑，把大批曾受过较好教育的天才年轻人集中起来，学习从事建筑行业的相关技术。[37]
君士坦丁运用统治权力，找到最优秀的人才进行新城的土木工程建设，但装饰城市的艺术作品，全都出自伯里克利和亚历山大时代[38]最著名的大师之手。要想使菲迪亚斯和利西波斯[39]这样的天才再次出现，那确实超出罗马皇帝的能力。然而，大师留给后代不朽的作品却无处躲藏，全部暴露在专好虚荣的专制帝王面前，任凭他肆意掠夺。在他的命令之下，希腊和亚细亚许多城市最有价值的装饰品全都被洗劫一空，像是著名战役的战利品，具有宗教意义的圣器，古代的神明、英雄、智者和诗人的知名雕像，全都被用来增加君士坦丁堡威名盖世的风光。历史学家锡德雷努斯[40]非常感慨地说，体现伟大人物的纪念品全部都在这儿，除了没有灵魂以外，其余可说是应有尽有。但是，很明显，在这君士坦丁的城市中，在一个人的思想受到政治和宗教双重奴役的衰落时期的帝国中，我们绝不可能找到荷马或德谟斯提尼[41]的灵魂。
征服者围攻拜占庭时，把营帐安置在第二座山丘居高临下的山顶上。为永久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君士坦丁仍选定这极有利的位置建造市政广场，这广场外形看上去像是圆形或是椭圆形的。两个遥遥相对的广场入口做成凯旋门形状，四周柱廊中布满了各种雕像。中央矗立着一根高大的石柱，因受到战火的毁损而被称之为“烧焦石柱”，立在20英尺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系由10块高10英尺、周长约33英尺的斑岩拼成。在石柱的顶端，大约距地面120英尺的高处，安置阿波罗的巨大青铜雕像，据猜测可能是从雅典或是弗里吉亚一个市镇运来，一般认为出自菲迪亚斯之手。这位艺术大师雕刻的日神[42]，若按照后人附会之言，就是君士坦丁皇帝本人，雕像的右手拿权杖，左手抓地球，头戴金光闪亮的皇冠。赛车场或称椭圆大竞技场，是座堂皇的建筑物，长400步，宽约100步，两个大门之间的场地布满各种雕像和方形石碑。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件气势雄伟的残留古物：三条蛇缠绕在一根铜柱上，三个蛇头过去一度支撑着金色三角祭坛。在希腊人击败薛西斯后，得胜的勇士便把此战利品奉献给德尔斐神庙[43]。土耳其征服者用粗暴的双手，损毁椭圆形竞技场美丽的外观，仍旧沿用着阿特梅丹的旧名，实际上却把它当作马术教练场。
在皇帝观赏赛车节目的宝座前，有一道螺旋形阶梯直达王宫[44]。这里坐落着一些宏伟的建筑，几乎不亚于罗马城的王宫，加上附属的庭院、花园、柱廊等，整个建筑群从椭圆形竞技场到圣索菲亚大教堂[45]，占据了普罗蓬提斯海沿岸很大一片地方。我们还可以对大浴场也赞扬一番，君士坦丁施展大手笔，用高大的石柱、各种大理石雕刻以及60多座青铜像加以装饰，却仍沿用宙克西普斯这个旧名[46]。不过，在这里如果刻意详细描绘城市各地点的不同建筑物，就会偏离这段历史的主题。总而言之，凡是能显示伟大都城的宏伟和壮丽，能够提供众多居民便利和娱乐的东西，在君士坦丁堡的高墙内，可说是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有一份在该都城建设百年后所记录的文献，开列的项目包括：1所学校或学府、1座赛车场、2所剧院、8个公共浴场、153个私人浴室、52座柱廊、5座谷仓、8条水渠或水库、4个用于元老院会议或法庭审判的宽广大厅、14座教堂、14座宫殿，还有4388间房屋，在高大和华丽方面，绝非一般平民住宅所能比拟。[47]
三、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结构和所享有的特权(324 A.D.)
奠基者下一个所关切的重大问题，就是钟爱的城市人口过多。罗马帝国东迁之后紧接着就是黑暗时期，这一重大问题所造成的危害，无论是远期还是近期的影响，都被虚荣的希腊人和轻信的拉丁人完全忽视，[48]这方面实在令人感到奇怪。人们一直提到，罗马所有的贵族家庭、元老院成员、骑士阶级以及不计其数的随从人员，都跟随皇帝迁到普罗蓬提斯海岸。大家也都相信，那荒凉的古都完全留给了由外来户和当地平民混杂而成的人群，而那些早已被改为果园的大片意大利土地，马上就要无人居住和耕种了。在这部历史中，对于那些夸大失实的说法，我们要还原其本来的面目。君士坦丁堡的发展并不能归于人口自然增多，也不能说是生产的需要，我们必须承认这块人为的殖民地，是牺牲了帝国许多原有的旧城才兴建起来的。罗马及东部几个行省的许多富有的议员都曾受到君士坦丁的邀请，让他们到他为自己的住所选择的这块福地来居住。主子的邀请往往与命令无异，皇帝表现出慷慨好施的态度，立即赢得手下心甘情愿和兴高采烈的服从。他把在新都城多处修建的宫殿分赠亲信，还发给土地所有权和固定津贴，以维持高贵而体面的生活，并且还把本都和亚细亚的领地，划给都城的永久住户作为世袭产业。[49]但是这类鼓励措施和优惠条件，很快便难以为继并遭废止。无论政权中心位于何处，国家岁入相当大的部分总会被皇帝本人、政府大臣、法庭官员以及宫内人员挥霍一空。最富有的省民被利益、权势、欢乐和新奇的强大动机所吸引。于是，居民中人数众多的第三阶层，在不知不觉中由仆役、工匠和商人形成，他们靠出卖劳力，满足上层人士的生活需要或奢侈享受。不到一百年，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人口已可与罗马一争高下。整排新盖的建筑物，根本不考虑卫生条件或生活方便，非常稠密地紧塞在一起，留下极其狭窄的街道，使得拥挤不堪的人群、马匹和车辆几乎都无法通行。原来圈定的城区范围已渐渐容不下日益增长的人口，新的建筑从两边向大海方向延伸，增加部分可独立成为一座面积广大的城市。
罗马的贫民靠着政府经常分发的酒、油、粮食、面包、铜钱和其它实物就能生活得不错，几乎不用依靠劳动谋生。君士坦丁堡的奠基者效法头一位恺撒的手法，[50]有的地方尽量慷慨豪爽，却遭到后代的指责。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和征服者，认为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获得阿非利加以后，自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1]。而奥古斯都更是费尽心机，力图使罗马人民建立这种概念，现在既然已能过富裕生活，便应彻底遗忘过去的自由权利。然而，君士坦丁的挥霍毫无道理可言，不论从公共或私人利益考量都无法原谅。他为建造新的都城，每年从埃及强征来的税收，实际上全被用来养活一群妄自尊大的懒汉了。皇帝制定的其他法规倒是无可厚非，但就实质而论确也无关紧要。他把君士坦丁堡分为十四个地区或区域[52]，公民会议被尊为元老院[53]，使这里的公民享受意大利式的特权，并将这座新兴的城市称作殖民地，使她成为古罗马第一位最受宠爱的女儿，德高望重的母亲仍然享有法律上最高的领导地位，能与她的年岁、威严以及过去的伟大成就完全吻合。[54]
君士坦丁珍爱这城市，全力督导加速施工(330—334 A.D.)，全部城墙、柱廊及主要建筑物经过几年时间全部完工；根据另一记载，这些只花了几个月的工夫就完成了。这种异乎寻常的赶工速度，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许多工程都是在仓促中草率完成，以后几代皇帝的统治期间，为维护建筑物不致崩塌，真是克服了不少困难。但等到这些建筑刚刚完成，显现出新奇和宏伟气势时，城市的奠基者已在为庆祝落成进行筹备了。[55]在这样一个盛大的、值得纪念的节日里，表演节目之多和花费之大，不难想见。还有一个具有永久意义的奇特情况，在此要提出说明。每当城市的奠基之日来临，按照君士坦丁的命令，要在一辆专为凯旋式准备的战车上，放置一尊君士坦丁的雕像，用木头制作的雕像主体，外面包了一层金，右手拿着城市守护神的小型塑像。仪仗队的士兵手持白色细蜡烛，身着盛装，随着庄严行进的队伍一起穿过大竞技场。当队伍行经这位皇帝的宝座时，他从座位上站起，非常虔诚地向前代皇帝表示感激和尊敬。[56]在城市的落成典礼上，君士坦丁还通过一道雕刻于大理石柱上的诏书，赋予这城市第二罗马或新罗马之名[57]。然而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始终胜过那高贵的称呼，而且，在经过14个世纪的变革后，仍保留缔造者永垂不朽之名。[58]
四、君士坦丁堡的位阶制度和主要等级(330—334 A.D.)
新都城建立以后，必然伴随民政和军政制度的革新。最早由戴克里先提出，经过君士坦丁加以改进，接着由后面几位继位者完成的一套复杂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通过一个庞大帝国的奇特形象而发人深思，还揭露出帝国迅速衰退的秘密以及内在的原因。我们在追溯过去任何一种独特的制度时，难免要联系到更早或更晚的罗马历史，这一时间界线，应该包括从君士坦丁继位到颁布《狄奥多西法典》[59]这一时期，有130多年的时间。从此段历史中，以及从西部和东部的《职官志》[60]中，我们可看到有关帝国情况最丰富和最权威的资料。[61]当然，要说明这些杂乱的内容，便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中断正常叙述。只有不了解法律和社会习俗重要性的读者，才会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所具有的好奇心，只是一味追逐过眼云烟的宫廷变故，重视某个战役中偶然发生的奇闻逸事。
罗马人天生具有男子汉的傲气，只有掌握实权才能获得满足，把夸张的形式和虚假的场面留给崇尚虚荣的东方。但是，当他们从古代自由权利中所获得的高尚品德，渐渐连虚名也难以维持时，罗马人朴实的社会风尚，在不知不觉中被亚洲宫廷那种讲究场面、装模作样的习气所败坏。个人出众的功勋和所发挥的影响力，在共和国能引起众人的注目，在君主国家却无足轻重也不能发挥作用，而在罗马的专制政体中，则完全被扑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下级服从上级的严格等级制度。从坐在皇座阶梯上的拥有头衔的高阶奴隶，一直到滥施权力的最下贱的专制工具，大量存在着非常可鄙的依赖关系，有利于维护现有政权，因人们担心变革会断送前程，抹除服务可能得到的报酬。
在当时被视为神圣的位阶制度(这正是大家常用的一种称呼)中，每一个位阶都有极其严格的标记和规定，地位的高低靠各种毫无意义的严肃礼节表现出来，学习这些礼节是一门大学问，发生任何差错都是亵渎的行为。[62]在双方或傲慢或谄媚的交往中，采用大量西塞罗几乎听不懂、奥古斯都可能愤怒得予以禁止的词汇，拉丁语文的纯朴完全受到破坏。见到帝国的高级官员，甚至包括君主本人，总要加上一些莫名的称谓，如真诚的阁下、庄严的阁下、高贵的阁下、卓越的阁下、崇高和绝妙的伟大阁下、辉煌和雄伟的大人阁下等，不胜枚举。委任职务的命令书或证书上，总装饰着最能表明其工作性质和高贵地位的图案：在位皇帝的肖像或画像；一辆参加凯旋式的战车；用四支蜡烛照亮的法典；放在覆盖着华贵绒毯的桌子上，代表管辖行省的象征性图形；统率军队的名称和旗帜。这些表示他们官阶的象征物品，有时真的就陈列在大客厅里；有的则在他们公开露面时，出现在浩浩荡荡的仪仗队的最前面。他们的行为举止、服装饰物以及随从人员，莫不经过精心安排，要求对皇帝陛下钦点的官员表示最大崇敬。罗马帝国政府运用的这套制度，就一位见解高明的观察家看来，确实是在演出连台好戏，剧中充满各种不同性格和职位的演员，根据原始的人物样板，重复背诵同样的语言，模仿同样的动作。
帝国中央政府任职的要员被称为“显贵”，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其一为建有功勋者，可以称之“特勋阶”；其二为德高望重者或众望所归者，可称之为“卿相阶”；其三为世家出身者或获得官位者，可称之为“士尉阶”。在最早的罗马时期，最后提到的这个用词克拉里西穆斯，只不过是用来表示尊敬的一般称呼，后来专用以指代元老院成员，[63]最后又变为用以称呼那些由元老院选出的担任各行省总督的官员。后来，那些认为自己官职和地位显然高于一般议员，因而必须有所区别的人，为虚荣心所驱使，全都热衷于“卿相阶”这个新称呼。不过，“特勋阶”一直专用于称呼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位阶较低的两类人的尊敬和服从，这一称呼只可用于：一、执政官和大公；二、禁卫军统领，包括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郡守；三、骑兵和步兵的主将；四、皇宫中侍奉皇帝、负有神圣职责的七位大臣。[64]在那些一般认为应该处于平等地位的杰出行政官员中，资深者也只能和同僚享受相等的荣誉。[65]皇帝乐于不断对臣下施恩，时而会通过毫不费力地颁发荣誉证书，来满足朝臣迫切的虚荣心，但如果他们还有野心那也不会轻饶。
五、执政官和大公的权势及地位(330—334 A.D.)
在罗马的执政官还是共和国最早一批行政官员时，其权力便来自于人民的抉择。帝国时代早期的罗马皇帝对奴役臣民的作为，还想加以掩饰，等到戴克里先即位，执政官改由元老院选出，人民仅有的一点自由权利的痕迹也被彻底消灭。那些一年一度获胜后被授予执政官荣誉的候选人，装出一副哀伤的神色，叹息他们的前辈可耻的遭遇。几代的西庇阿和加图家族，不得不冒受到拒绝带来屈辱的风险，通过一项无意义又劳民伤财的公众选举的形式，恳求民众将票投给自己；现在完全不一样，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必能得到一位贤明皇帝的肯定，生活在这样一个能够被赐予正当报偿的时代，真是他们难得的幸福。[66]皇帝在写给两位当选的执政官的信中声明，他们获得这份崇高的职位，全是由他亲自决定。当年执政官的名字及肖像雕刻在镶金的象牙板上，当作向各行省、各市镇、各级官员、元老院及人民赠送的礼品，在帝国境内到处散发。执政官庄严的就职仪式，一般在宫殿进行，在长达120年的时间里，罗马实际上已不存在这种阶级的古老行政官员。[67]
每年元旦的早晨，执政官全都佩戴上高贵的标志，穿着紫色的服装，用丝绒和金丝绣成的袍子上有的还缀有珍贵宝石。在这庄严的场合，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着议员的服装前来陪伴。走在前面的扈从校尉[68]过去手里擎着明亮的斧头，现在却是毫无实际用处的束棒。游行队伍从皇宫走向大竞技场或城市中心的市政广场，执政官登上高坛，坐在专为他们制作的仿古座椅上，立即开始行使一项司法权力，宣布解放一个专为此一目的而被带到面前来的奴隶。这一仪式的真正用意，是再现创立自由权利和执政官的布鲁图斯[69]那闻名于世的行为，即他正式接受了告发塔昆文阴谋的忠实的温德克斯为自己的同胞。
接连几天，公开的庆祝活动一直在所有主要城市进行。罗马是出于传统习惯；君士坦丁堡则是有样学样；迦太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是因为喜欢热闹和富足的生活。在帝国的两个都城里，每年在剧院、赛车和竞技活动[70]等方面的花费足有4000磅黄金(约合16万英镑)。巨大的开销若超出行政官员的财力和意愿，亏空部分将由帝国的国库予以补助。执政官在完成这些传统活动后，便可随意退到幕后去过自己的生活，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沉思回味自己伟大的一生。他们不能主持国家的政务会议，也无法参与和平或战争的决定，这些人即使无才能(除非真正担任有实权的职务)也无关紧要，他们的名字只不过作为记录之用，注明在一年的某一天曾经坐过马略和西塞罗的宝座。然而，在罗马帝国奴性意识超越一切的末期，人们仍感虚名不亚于拥有实权，甚至比掌握实权更为有利。执政官头衔还是野心分子一心追求的辉煌目标，是对高尚品德和忠诚服务的最高奖励。甚至那些连共和制影子都厌恶的皇帝也知道，每年接受一次执政官的地位和荣誉，可以增加尊严和威风。[71]
纵观历史，贵族和民众的划分最为泾渭分明的，莫过于罗马共和国的初期，那时便已确立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界。财富、荣誉、国家机关职位和各宗教仪式，几乎全归于贵族，他们运用令人难堪的手段保护纯洁的血统[72]，把依附于他们的部从[73]完全置于奴仆之列。这种区分和追求自由权利的民族在精神上完全无法兼容，其间经过许多保民官[74]的不懈努力和长期斗争，终于消除了贵族和平民的界线。平民中最活跃和最有出息的人士，积累了大量财富，追求名声荣誉，获得战争胜利，结交有利联盟，这样经过几代之后，他们也以古代贵族的后裔自居。[75]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贵族家庭，经历自然的淘汰、频繁的对外和国内战争的消耗，等到无能而又无钱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已混入平民群众当中，他们的数目直到共和国末期都有减无增。[76]现在还能肯定自己纯正的出身，追溯到罗马这座城市或共和国始建初期的贵族家庭，为数已是屈指可数。想当年，恺撒、奥古斯都、克劳狄和韦斯巴芗等人，为使高贵和神圣的家族能永远延续下去，从元老院中选拔出一些能人，让他们成为新贵族。[77]这些人为的补充(其中总永远包括一些最主要的家族)却很快又被暴君的愤怒、频繁的变革、习惯的改变或民族的混合所消除殆尽。[78]
因此，到君士坦丁登上王位时，他们已所剩无几，只不过让人模模糊糊地记起，在古老的传统中，曾经有一个贵族阶层在罗马人中间居于首位而已。组织一个贵族阶级的集团，可以保证王权得以行使的同时，也具有限制王权的作用，这可是与君士坦丁的性格和政策完全违背。但是，如果他真曾经想要建立这样一个集团，要想随便发一个文告，就确立一种需要时间和舆论的认可才能建立的体制，恐怕也已超出他的能力和权限了。他的确重新恢复了罗马贵族的头衔，但只是把它作为加之于某一个人的荣誉，并不是世袭的称号。这些新贵族为了表示礼貌，仅仅屈就于一年一度具有临时权限的执政官。但他们却享受高于国家所有重要官员的地位，可以轻易接近皇帝本人。这特殊身份的授予是及身而止，而且，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皇宫中生活到老的宠臣和大臣，这个名词的根本含意，由于无知或逢迎等原因已被曲解。君士坦丁时代的贵族被尊为皇帝和国家的“元老”。
六、禁卫军统领和都城郡守的职责和权柄(330—334 A.D.)
禁卫军统领的地位与执政官和贵族的命运不能相提并论。执政官和贵族过去的显赫地位已成明日黄花，仅剩下一个空洞的头衔；禁卫军统领则逐渐从低下的地位步步高升，真正掌握罗马世界的行政和军事大权。从塞维鲁到戴克里先的统治时期，护卫和皇宫、法律和财政、军队和行省全部都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他们就像东方帝国的“首相”，一手握着皇帝的玉玺，一手举起帝国的旗帜。统领永远抱有强大的野心，有时对侍奉的主人构成致命的威胁，一般都受到禁卫军官兵的支持。但是，傲慢的军队的实力经戴克里先削弱，最后终于被君士坦丁制服以后，那些仍能保住官职的统领，便毫不费力地成为皇帝的侍臣，处于一种既能发挥作用而又恭顺臣服的地位。禁卫军统领不再对皇帝的人身安全负责，失去对整个宫廷各个部门一直拥有和行使的司法权力。他们不再直接指挥罗马军队中精锐的先锋，只在战争时负责冲锋陷阵，战后君士坦丁立即剥夺统领的军队指挥权。而且，最后君士坦丁通过一项奇妙的变革，将皇帝卫队的队长全部转任各行省的行政长官。
按照戴克里先建立的政府改革计划，四位君王每人都有自己的禁卫军统领。等到帝国在君士坦丁手中再次统一以后，他仍旧设置四个统领，管辖所属的各个行省。
其一，东部统领的司法权在地球上三个主要部分行使，这些地区原来是在罗马直接管辖之下。那就是南到尼罗河大瀑布，北邻费西斯河岸，西至色雷斯的山区，东接波斯边界。
其二，潘诺尼亚、达契亚、马其顿和希腊所属主要行省，接受伊利里亚统领的管辖。
其三，意大利统领的权力不仅限于头衔所表明的地区，他实际上还统治远至多瑙河畔的雷提亚，地中海上处于附属地位的岛屿，以及阿非利加大陆从昔兰尼到廷吉塔尼亚之间的大片地区。
其四，高卢统领所统辖的地区，在这个复合名称下包括相关的不列颠和西班牙。事实上从安东尼边墙直到阿特拉斯山山脚，整个区域莫不听从他的命令，服从他的权威。
禁卫军统领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后，奉命对臣服的民族行使民政管理权，这样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可一展长才，满足个人野心。他们凭着自己的才智，被委以司法和财政的最高权力，在国家的和平时期，几乎包括国家和人民各自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前者的职责主要是保护遵守法律的公民，后者则是尽了自己的义务，拿出部分财产以满足国家开支的需要。钱币、公路、邮政、粮食储备、制造及一切与帝国繁荣有关的生产活动，都受到禁卫军统领的控制。他们是皇帝陛下的直接代言人，有权在宣布一项敕令时，按自己的意图进行解释，督导贯彻实施，有时甚至可以进行修改。他们监督各行省总督的施政作为，免除玩忽职守者的官位，对犯有罪行者予以惩处。下级司法机关的任何重要案件，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如需上诉，都要送到统领的法庭进行审判。他的裁示是最后的判决，绝不容更改。皇帝不容有人对他的判决持相反意见，也不许任何人对如此蒙受信赖而被赋予无限权力的官员表示任何不满。官员的任命完全符合个人的地位，[79]如果他心存贪婪，随时都有机会捞到大笔酬金、礼品及各种回扣。尽管皇帝再也用不着担心统领的野心，却也十分留意通过任期较短或年限不定的办法，来减弱这一重要职位所能掌握的权力。[80]
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城市，由于特殊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不受禁卫军统领的管辖。由于罗马这座城市的地域十分广阔以及历史原因，法律的运作非常缓慢而且成效极差，这使得奥古斯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这里专设一位新的行政长官，施展铁腕以运用专制权力，控制地位卑贱喜爱闹事的民众。瓦列里乌斯·墨萨拉雷曾被任命为罗马第一任郡守，只有他的名声可以当此重任而不致引起非议。但是仅仅上任几天之后，这位才能出众的公民[81]便辞去职务，用不愧为布鲁图斯之友的口吻宣布，他无法行使与公民自由权利完全相违的专制力量。后来随着人们的自由意识逐渐淡薄，便愈来愈体会到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看来最初设想的仅仅专门运用铁腕镇压奴隶和流浪汉的郡守，现在可以把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司法权，扩展到骑士阶层[82]和罗马贵族的身上。自古以来，帝国每年选出法务官行使法律和主持公道。但是任期无限、能力很强的行政官员，通常会成为皇帝的心腹，法务官不可能长时间与这些行政官员争夺司法审判的控制权。因此法务官的法庭常无人问津，人数也从12—18位之间，逐渐减到二三位，重要的职能仅限于如何花费巨资，为人民的娱乐筹办各种赛会。
罗马执政官的职位变为虚有其表的装饰，而且后来在首都连充场面的作用都起不到，郡守占据元老院中空出来的位置，很快就出任重要议会的主席。郡守接受来自100英里范围之内的起诉案件，根据立法同意管辖权的下授原则，市政府的权力全由他授予所属的下级单位。罗马的郡守要负起繁重任务，有15个官员做他的助手，其中有些职务就称呼来说原来与他的地位相等，甚至过去还是他的上级。各个主要部门都和一个人数众多的监察单位发生联系，这个监察单位相当于城市的警备队，专门负责防火、防盗和防范各种夜间的不法活动；同时还掌管公众所需的粮食及其他食物的储存和分配；负责管理港口、水渠、公用水沟以及台伯河上的航运和河道；并负责监督市场、剧院的工作和一些私人及公共的工程。这个单位有很高的警觉，其职责等于现在一般警察负责的三个主要工作——公共安全、民众生活和清洁卫生。此外，市政府非常留意首都的市容美化和各种装饰纪念物，专门委任了一位保管雕像的检察官，负责保护这批无生命的罗马人。根据一位老作家非常夸张的计算，雕像数量之多不在活人之下。君士坦丁堡建立约三十年之后，这座发展中的城市，为了相同的目的设置权力和地位相类似的行政官员。总之，这两座城市的郡守以及四个禁卫军统领之间，彼此的地位完全平等。[83]
七、行政区域的划分和行省总督的行政权力(330—334 A.D.)
帝国的位阶制度中被尊为“卿相阶”的一批人，在“特勋阶”的统领和行省“士尉阶”的行政官员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层。这个阶层中，以代行执政官的名义出任亚细亚、亚该亚和阿非利加的总督，[84]自认为高人一等，事实上他们在过去也的确都是德高望重之士，倒也能获得大家的认同；他们审判的案件，可以上诉到统领那里去做出终审，这成为他们不能独断专行的唯一限制。[85]但帝国的民事政府被分为13个大行政区，[86]每一个行政区的面积都相当于一个强大的王国。其中第一个行政区在东方伯爵的管辖之下，只要看一看他的办公室，竟有可以称之为秘书、文书或信使的600名工作人员，在他的手下担任各种工作，便可以得知他的职务是何等重要而且杂乱。[87]埃及的特派行政长官，已不再由罗马骑士担任，[88]但是这个名称仍然保留，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居民的脾气，过去曾被赋予极大的权力，现在则握在东方伯爵的手中。余下的11个大行政区，像是阿西阿纳、庞梯卡、色雷斯，马其顿、达契亚、潘诺尼亚、西伊利里亚，意大利、阿非利加，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则由11个副统领或统领代表[89]负责治理，这种称呼本身便足以表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这里顺便提一下，罗马军队的将领，以及有公爵和伯爵头衔的军官，都容许使用“卿相阶”的头衔和称呼。
皇帝的御前会议弥漫着彼此妒嫉和相互排挤的气氛，大家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罗马征服者最早的政权形式非常简单，等到吞并大片国土以后，无形中划分为无数区域，分别归入116个行省(3个是前执政官出任总督的行省，37个是一般总督的行省，5个是军阶出任总督的行省，71个是设省长的行省)，需要维持一个巨额支出的庞大政治机构。其中有3个行省由前执政官治理，这些行政官员的头衔不同，位阶也依次升高，用以代表身份的标记多得不可胜数，他们的待遇因为一些偶然情况，各人的生活享受和获利多少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他们全都(除了前执政官)属于“卿相阶”这一阶层，而且都是蒙受皇帝的恩典，在四大统领或其副手的管辖下，被委任以掌管本地区司法和财政大权的重任。卷帙繁多的法典和法令全书[90]，可以为研究各行省的行政体系提供丰富而详尽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的时间前后涵盖6个世纪，是充满智慧的罗马政治家和法律家的心血成果。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只需摘录两个制止滥用权力的独特而合理的规定，就可以说明问题所在。
其一，为了维护和平和秩序，授予各行省总督执法的“尚方宝剑”，总督被允许进行人身处罚，对重大罪行更掌有生杀大权。但是他们无权让被判死刑的罪犯自行选择处决的方式，也不能对罪犯判处温和而又能保持颜面的流刑。郡守所专有的特权，是可以向犯人处罚高达50磅黄金的罚金，而他们的副手仅能处罚几盎司黄金的罚款而已。[91]这种看似放纵较大的权力、严格管制较小的权力的做法，实际出于十分合理的考虑，那就是较小的处分权容易被滥用。各行省的行政官员要是产生愤怒的情绪，常常对臣民采取迫害的行动，使得自由权利和家财产业受到影响。然而，这些官员基于审慎或人道的考量，还是害怕自己犯下残害无辜的罪行。要是做进一步研究，有关流放、巨额罚款或选择较不痛苦的死法这些问题，特别与富豪和贵族有关。那些容易被行省行政官员当作满足贪欲或发泄愤怒的对象的人，便可以躲开暗中的迫害，去接受禁卫军统领更为严格公正的裁判。
其二，让每个人感到担心的事，莫过于正直的法官会因涉及本身的利益或有感情的联系，在审判时发生偏袒的行为。因而制定严格规定，除非获得皇帝的特准，任何人不得在出生地的行省出任行政职务，[92]禁止总督的儿子与当地居民联姻，也不得在自己权限所及范围内购买奴隶、土地或房屋。尽管已有如此严格的预防措施，君士坦丁皇帝经过25年统治之后，仍然对司法部门的贪污受贿和欺诈行为十分痛心。有些法官自己或经由法庭里的官员，安排与当事人面谈的机会，对案件的及时安排、有利拖延以及最终如何判决，都可以公开出价讲情。皇帝了解这些情况，并表现出极大的愤怒。这些违法活动始终存在，而且也许很少受到惩罚，这一点可从一再重申的重要法令和收效甚微的厉声申斥中得到证明。[93]
行政官员都来自法律事务这个行业。著名的查士丁尼学院教授罗马的法律，便是查士丁尼皇帝为国内的青年所兴办。这位君王为了鼓励他们勤奋学习，不惜纡尊降贵提出保证，有一天他们凭着能力和才智会从帝国政府得到丰厚的报酬。学习这门学科可以获得远大的前途，在西方和东方的一些较大的城市里，都有学校专门教授基础课程，其中以位于腓尼基海滨的贝里图斯学校[94]名气最大，自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以来的300年中，教育办得非常成功，学院的创办人为自己的家乡带来很多的好处。经过五年正规课程的训练以后，学生分散到各行省去寻找待遇优厚和职位体面的工作。在这个早已被复杂零乱的法律、诈术和罪恶所败坏的庞大帝国中，他们有无穷尽的就业机会，仅是东部的禁卫军统领法庭，便可以为150个法律工作者提供岗位，其中64名享有特权，每年从中选出2名，年薪60磅黄金，主要是为国家的利益充当辩护士。考验他们法律才能的第一步，是不定期指派他们充当行政官员的陪审法官，然后逐渐提升他们为所在法庭的主审法官。他们可以得到行省的管辖权出任高级行政官员，依靠自己的才能、名声或强有力的后台，能够高升到“特勋阶”的地位。[95]在法庭的实际工作中，这些人总把“讲理”当成辩论的工具，完全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解释法律，因而在公开处理国家司法事务时，这种有害的风气可能成为他们性格的一部分。从古到今的许多法律工作者，他们的表现无愧于崇高而明智的职业，怀着纯真的忠诚之情，竭尽自己的心力智慧，担任这个无比重要的职位。但是，到了罗马帝国司法制度的衰败时期，法律人员的普通升迁都充满种种徇私苟且的现象。这项高尚的技艺在过去被视为贵族的神圣遗产，现在却落入刚刚抛掉奴隶身份的自由人和平民之手，他们不是凭着专门技能，而是靠诈术在经营一项下流的罪恶业务。有些恶讼师设法探求别人的隐私，目的是要挑起不和，引起诉讼，使自己或同伙有机会大捞一笔。还有一些人关在房中，摆出法律专家的架势，对富有的当事人把无关紧要的细节说得眼花缭乱，就连简单的事情也弄得真相不明，或者故意添油加醋，把绝无道理的讼案说得头头是道。这些律师组成外表体面的众所周知的特殊阶层，放言高论的腔调充斥着整个法庭。他们对公正的名声不感兴趣，其中大多数就法律的指导而言，被人称为无知的土匪。他们把当事人带进一个浪费、拖沓和失望的迷宫，然后，经过几年无聊的折磨，当事人的耐心和财产即将消耗殆尽，最后便被一脚踢开。
八、军事组织的调整和改革及对后世的影响(330—334 A.D.)
奥古斯都所运用的政府组织策略，授予总督全部的统治权力，尤其在皇帝直辖的行省更是如此。地方大员们无论平时或战时，按照个人的作为获得奖励或接受惩处，他们既要能穿着文官的袍服在法庭治民，也要能全副铠甲率领军团出兵征战。[96]他们在税赋的征收、法律的执行和军事的指挥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以只要个人的忠诚产生问题，所统治的行省也会涉入谋叛的活动，虽然如此，这种组织和用人的策略还是很少改变。从康茂德临朝到君士坦丁统治，将近有100名总督运用各种方式，打出反叛的旗帜，其中有些人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君王猜忌和残酷的作为下，更多的无辜者受到冤枉，涉嫌者也牵连其中。[97]君士坦丁为了确保王权的稳固和帝国的平静，不受掌握地方大权的臣属的威胁，决定把领军和治民的权责分开，一劳永逸解决帝国的隐忧，以往虽然也曾实施，但都是一时的权宜做法。
禁卫军统领在过去掌控帝国的军队，现在把军事指挥权转移到主将的手里。君士坦丁设置步兵和骑兵两位主将，位阶都是“特勋阶”的侯爵，平时负责部队的训练和纪律，战时无论军队是由步兵或骑兵编成，都由这两位主将共同指挥。等到帝国划分为东西两部，主将的人数也就倍增，后来又将负责莱茵河、上多瑙河、下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四个边区的将领，按照同样的位阶和头衔区分指挥权责，防卫帝国的任务交付给八位步兵和骑兵主将。在主将下面又设35位军事指挥官，配置在各行省，其中3位在不列颠、6位在高卢、1位在西班牙、1位在意大利、5位在上多瑙河、4位在下多瑙河、8位在亚细亚、3位在埃及、4位在阿非利加。他们的位阶通常是伯爵或公爵[98]，其所表达的含义，跟现代语言所表示的意义并不一样，在使用时会让人感到奇怪。但是要知道这是运用拉丁文所产生的讹误所造成，一般他们对军事首长都用第二种称呼，也就是说各行省的军事指挥官全都是“公爵”。其中不到十位享有更尊贵的地位，他们的位阶是“伯爵”，这不仅是荣誉名衔也显示其深受君王器重。“伯爵”的名衔由君士坦丁的宫廷所授予，服饰可以着金带以示区别，而且俸给非常优厚，可以用来维持190名下属和服务人员及158匹马。
各级将领奉有严格的规定，禁止干涉民政，尤其是司法和税务，但是军事指挥和部队有关事项也独立于文官系统之外。君士坦丁在这个时候，对教会阶层给予合法的制衡，使得罗马帝国在民事和军政方面获得良好的平衡。由于这两个部门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且双方的行事原则大相径庭，经常会引起争执，造成不和，有的地方对帝国是产生好处，但是也会带来有害的影响。当然行省的将领要与总督联合谋叛引起动乱，确实是很困难，可也别期望他们能齐心合力服务帝国。等到有事时，军方迟迟不发兵救援，而且行政部门也不愿向军方低头。部队没有接奉命令，也没有粮草的支援，经常是留在原地待命，把国家的安全置之不理，让毫无防卫能力的民众，任由愤怒的蛮族去蹂躏。君士坦丁的分权，使国家丧失进取的活力，但也确保君王的长久统治。
提到君士坦丁，还有一件革新之举应加以谴责，革新的结果是断丧军队的纪律，使帝国陷入沦亡的局面。在他与李锡尼争夺天下并赢得最后胜利之前，有19年的时间不顾帝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福祉，全副力量投入内战。敌对的双方为了逐鹿罗马世界，把防守边疆的兵力大部分抽调一空，各方控制地盘内的大城市，像帝国的边界一样，驻扎数量庞大的军队，把自己的同胞视为绝不饶恕的敌人。等到用国内守备部队平定内乱以后，战胜的君王缺乏智慧和毅力以恢复戴克里先严格要求的军纪、制裁带来致命影响的放纵行为。这种习性的养成，在于过分溺爱部将以及军事制度不彰所致。君士坦丁统治期间，宫廷掌握的部队称为内卫军，还有负责守卫边疆的部队称为边防军，这两种军制差别很大，为此订出相关法规[99]。内卫军的待遇较高而且能享受特权，除非是应付紧急的战争状况，平时驻扎在宁静无事的行省，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兴建军营，运用高压手段实施军事统治。士兵日久顽生，逐渐忘怀军职应该具备的素养，过着纸醉金迷的平民生活，不是自甘堕落去从事小本行业，好赚取蝇头薄利，就是无所事事，整天在浴场和剧院打混度日，完全失去积极进取的活力。部队变得不重视军事操练，只知道讲究饮宴和穿着，他们平素的作为让帝国的臣民感到畏惧，等到蛮族大军压境，则表现出畏战的怯懦姿态。[100]
戴克里先和他的同僚，沿着大河兴建的坚强的防线，现在不是疏于工事的保修和维护，就是缺乏守备的决心和勇气。边防军表面上还保持原有的数量，可以负起守备的任务，但是他们的战斗精神已经恶化到屈辱不堪的地步，只要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些困难和危险就会全部暴露出来。尤其是他们的薪给和恩赐只有内卫军的三分之二，更是让人愤愤不平。甚至就是特种部队和军团，虽然待遇已接近内卫军的水平，但是在荣誉的称号方面，不及内廷部队受到君主的宠爱，难免心存芥蒂。君士坦丁一再对边防军发出严厉的威胁之辞，说他们要是胆敢变节叛乱，或者纵容蛮族入侵，分享掠夺的战利品，就要派大军镇压，严惩不贷，但是这些都无成效可言。之所以会不断发生灾祸，主要是由于当政者的作为欠当，用不公正的严厉手段无法解决问题。虽然建立功勋的君王费尽心血，致力于恢复边疆守备部队的实力和数量，但是君士坦丁轻率而软弱的施政作风对帝国造成了致命的伤口，使得民不聊生，国力凋敝，这一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帝国最后发生分裂为止。
在位者畏惧有实权的将领和部队，同样采用怯懦的策略，打散战力集中的单位，贬黜有军事才干的官员，认为愈是软弱无能的部属愈会听命服从，以至于有几位君主心存这种想法，采用各种制度来推展，尤其君士坦丁更是如此。军团因百战功高产生狂妄的骄气，自认有实力可取而代之，战胜者的营地经常成为反叛的温床。自古以来，军团从建立开始就保持着6000人的兵力，一直到戴克里先当政，每一个军团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都是战争胜利的宠儿，光耀夺目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数年之后，这些巨大的战斗体减缩到人数极为薄弱的地步，举例来说，七个军团加上一些协防军，部署在阿米达城抵抗波斯人的围攻，整个守备部队加上不分男女的居民，还有逃离乡村的农夫，总数一共不到2万人。[101]基于事实和一些证据，相信军团部队的编制和有关的战斗精神和纪律，全部出于君士坦丁的决定。虽然保有原来的番号和荣誉，但是军团的步兵只有1000人或500人，过去很多单独执行任务的分遣部队，经常发生谋叛事件，现在感到实力微弱不敢轻举妄动，就是一旦生事也容易加以制止。君士坦丁后续各帝，沉溺于夸大炫耀的心理，发布的作战序列有132个军团，铭刻在官兵总名册上，以显示帝国实力举世无双。这些部队将减编以后剩下的人员，还要再分配到几百个步兵支队和骑兵分队。数量极为庞大的兵员、番号和旗帜，确实令人生畏，也可以看出各个不同的民族齐心效忠帝国。罗马民权伸张的共和国时代，军队之所以战无不胜，全在于力求简约务实，虽然留下的痕迹很少，但是在双方交战之际，罗马军队的严阵以待和亚洲国家的乌合之众，成为强烈的对比。一位爱好古物的考据家，只要勤于爬梳，就可从《职官志》中找到很多罗列的项目；但是历史学家要想让自己满意，一定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根据查证的各种相关资料，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后续各帝在位时，帝国的边疆有大军防守，常设的驻地和派遣守备部队的位置，一共有583处，总兵力有64.5万人，数量之庞大不仅远超古代的需要，就是以后的朝代也无法达到当时的规模。
九、尚武精神的丧失及蛮族进入帝国军队(330—334 A.D.)
基于社会的状况各异，军队的征集出于不同的动机。蛮族勇武无知为天性好战所驱使，共和国的市民受强烈的责任心感召，国君的臣民受到荣誉感的鼓励尤以贵族为然，但是一个凌夷式微的帝国，那群生性怯懦而习于享受的居民，不是为了图谋利益才会在军队服役，就是受到严刑峻法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罗马帝国的政府，因为军费支出的增加，对军队不断的赏赐，以及为了收揽人心和浪费放纵所设立的各种新名目，使得财源日渐枯竭，但是对行省的青年而言，他们投身于危险而困苦的军事生涯，这些增加的待遇是必要的补偿。
征兵的身高标准已经放宽，[102]就是身为奴隶，在心照不宣的纵容下也进入了各个军事阶层，丝毫不受歧视和排斥。但即使如此还是无法克服当前的困难，获得符合标准而足够的志愿服役兵员，逼得皇帝不得不采用更为有效而高压强制的措施。为了奖励士兵勇敢杀敌，对退役荣民授予土地，从现在起附加条件，包括最早给予领地所有权的人员在内，他们的儿子要想获得继承权，必须在军中服役一定年限，从成年开始就要履行责任，凡是胆怯逃避者均给予严惩，不仅丧失荣誉和财产，有时甚至连性命都不保。[103]但是退役荣民之子每年人数有限，不能满足服役兵员的需要，经常需要从行省办理征集，政府当局对不愿服役的及龄役男，同意他们有选择的余地，[104]要求每位地主如果不是自行从军，就得找到替代人员，再不然就支付巨额罚款以获得免役。这种金额在降低以后，还要42块金币，对志愿从军人员而言真是高得离谱。士兵这个行业确实令人生畏，耽于安逸的罗马人在心理上已无法适应，意大利甚至行省有很多年轻人，为了逃避兵役的压力，将右手的手指切除。这种奇特的自残行为变得非常普遍，在法律上遭到严格的取缔，[105]在拉丁文的词汇中有特定的用语。[106]
选用蛮族进入罗马军队的现象，变得日益普遍而且需求殷切，但也带来致命的危机。剽悍大胆的西徐亚人、哥特人和日耳曼人，乐于战阵之事，发现保护行省比抢劫能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们投身行伍，不仅加入由族人组成的协防军，甚至自行编组军团，还有的则进入威名远播的内卫军部队。等到蛮族自由混杂在帝国臣民之中，逐渐明了状况，对当地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产生轻视，也开始模仿文明社会的权术手段。罗马人的知识使他们对蛮族保持有利态势，能够支持帝国的伟业，虽然日趋没落尚能相安无事，而罗马的骄傲取决于蛮族的无知，等到蛮族获得知识达到对等的条件，也就对罗马失去原有的尊敬之心。蛮族士兵只要展示出军事才能，毫无例外能升任更高阶的指挥职务，可以担任军事护民官、伯爵、公爵，甚至独当一面的将领，即使祖先是外国人，也无须自惭身世加以掩饰。这些将领即使受命发动战争对付自己的族人，也会受到信任，他们宁受效忠誓言的束缚而非同种同源的血统。然而他们也难免犯下通敌罪行，或是受到猜疑，为的是邀集敌人进犯掠夺，而在退离时坐地分赃。大军的营地，以及君士坦丁子孙的宫殿，都受到他那大权在握的党羽法兰克人的统治。法兰克人非常合作，也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要是个人受到冒犯等于是国家受到侮辱。
当暴君卡利古拉想将执政官的紫袍授予他所钟意的人选时，就亵渎神圣传统的程度而言，将这个对象换成一匹他心爱的马，或换成日耳曼和不列颠最高贵的酋长，两者受到的非难不会有什么差别。三个世纪的变革，使人民不再抱残守缺，固执成见。君士坦丁公开核定要把执政官的荣誉授予蛮族，等于是给他的继承人开了先例，因为这些将领的功勋和服务，够资格升到罗马人的最高阶级。[107]但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对于法律不仅无知而且轻视，无法胜任文官的职务，使得他的权位与军职的才能不兼容，这就会造成大权旁落的现象。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有成就的市民，他们经由学习的过程，能写能读，可以发挥个人的才能和进取的精神，具备适合于法庭、元老院、军营和学校各种不同职位的特质。
十、主要宫廷大臣的职务及其权责(330—334 A.D.)
总督和将领总是远离朝廷，在各行省和军队中行使代表皇帝的权力。除此之外，皇帝把更为亲近的七位侍臣加封为“特勋阶”，完全依据他们的忠诚，分别委任他们负责有关皇帝个人安全、划策献计和财产管理的事务。皇宫中皇帝的寝宫由一名受宠的宦官掌管，按当时的称呼叫作侍寝大臣，他的职责是侍候皇帝处理国事或娱乐，留在皇帝身边就可以狐假虎威，显得有几分光彩。皇帝要是有资格统治天下，他的寝宫总管(原应如此称呼)一般都是能干而且身份低下的仆从；而一位机灵的仆人善于处理偶尔不应听到的机密，就是没有多大天分，在无形之中也可以爬升到很高的地位。很多官员有高明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也不一定能有这种机运。狄奥多西的几个孙儿堕落而又荒唐，从来不接见臣民，受到敌人的藐视。他们竟把侍寝大臣的地位提高，超过宫廷中其他一切主事的大臣，甚至这位宦官的副手也服侍在皇帝身边，成为大批体面奴隶中的头号人物，在皇帝看来应当比埃及或亚细亚“卿相阶”的总督更要高一等。侍寝大臣的司法权是得到内廷伯爵或称监督官的认可，他的两大职权范围是管理皇帝豪华的服饰和奢侈的饮食。[108]
重大公共事务完全交付给御前大臣[109]，凭着他过人的勤劳和才能去处理。他是宫廷职位最高的行政官员，负责检查“民政和军事学习院”的纪律，接受来自帝国各地的上诉，其中有些案件与大批特权人物有关。这些人在宫廷里服务，认为自己和他们的家属可以拒绝接受一般法庭的裁决。皇帝和臣民之间的通信联系由国务大臣负责，他的手下有四个办公室，其中第一个负责皇帝的起居注，第二个负责书信，第三个负责请愿书，第四个负责文献和各种法令、法规。每个办公室都由一名属于“卿相阶”的地位较低的长官管辖，四个办公室的工作共由148名秘书分担。这些部门要处理各种各样内容复杂的报告或文献资料，大部分是从法律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还破例任命了一位希腊语的秘书，这在过去被认为是有失罗马帝国尊严的做法。为了接待来自蛮族的使臣，还任命几位通事。现代国家极为重视的外交事务部门，当时却很少引起御前大臣的注意。在他的观念里，帝国的驿站和军械库才是特别值得关心的重点。帝国生产军械的城市有34座，15座在东部，19座在西部，在这些城市设有工厂，长期雇用工人，生产各式各样防御性的铠甲、攻击性的武器以及军用投射机具和器械。这些装备一般都先储存在军械库，有的也直接送往部队分发运用。
在长达9个世纪的过程中，财务官的职位经历了重大的变革。早期的罗马每年都由人民选举2名较低阶的行政官员，减少因执政官亲自管理国库而引起的非议，[110]同时对执掌军队指挥权的执政官或行省管理权的代行执政官，配属类似名义的助手。随着帝国领土的逐步扩大，原来2名财务官逐渐增加到4名、8名、20名，在某一短期内甚至有40名之多。[111]许多高贵的公民最大的野心便是取得这个职位，然后就能在元老院出任议员，得到这个晋身之阶，以后才能获得共和国的荣誉，所以担任财务官是每个人最正常的期望。奥古斯都一方面极力表示支持自由选举，可他同时又认同自己拥有每年可以在元老院推举部分候选人的特权。他常常从表现出色的青年中挑选一位，在元老院会议上宣读他的演说或书信。奥古斯都这种做法被继任的皇帝模仿，临时性的委托竟然演变成为固定的职位。受到青睐的财务官具有崭新而引人注目的性质，终于能摆脱按年资晋升的限制。[112]由于他代替皇帝草拟的演说[113]具有绝对法令的力量，后来更具有法令的形式，于是他便被认为是立法权力的代表、议会的发言人和民法条例的原始出处。他有时被邀请去与禁卫军统领和御前大臣一起参加帝国的最高司法会议；还经常接受下级法官帮忙解决疑难问题的请求。但是他并不需要负责管理杂乱的事务，有足够的时间和才智去培养雄辩的口才，尽管这种品位和语言的运用已日趋衰落，却仍能使罗马法律保持庄严的气概。在有些方面，帝国财务官与现代司法官的职务很相似。虽然不识字的蛮族似乎使用大印，但皇帝颁布法案时却没有引进这种做法。
帝国的财政大臣被加上非常奇特的称号“神圣赏赐伯爵”，用意是让人感觉到每一项支出，都是靠着君王的慷慨解囊。一个脑力再好的人，对于庞大帝国的行政和军事部门每年和每天无数的开销，也弄不清楚其中的详细情况。事实上为了管理账目，雇用分属十一个不同办公室的好几百人，按照专业分工检查和监督各自负责的工作，在人数方面，总会有日益增多的趋势。所以很多次想要实施大规模的裁员，把无用的多余人员打发回家，特别是那些原有很好的工作，偏偏要想尽办法钻进收入丰厚的财务部门的人。帝国共有29个行省税务官，其中18个人都和国库司库大臣一样被加以伯爵头衔。司库大臣还把自己的司法权力扩展到各个开采和提炼贵重金属的矿场、把金属铸造成通用货币的铸币厂，以及最重要城市中为国家急需储备各种财宝的金库。司库大臣监管帝国的外贸活动，控制所有毛、麻织品的生产工厂以及生产的工序，包括纺纱、织布和染整，这里主要的工作由大群奴隶身份的妇女负责，生产的产品供应军队和宫廷使用。这样的工厂在引进纺织技术较晚的西部，就可以列举出26座，因而在工业发达的东部各行省，这样的工厂会更多。[114]
专制君王可随心所欲征收和支用国家的岁入，此外，皇帝本人就是极为富有的公民，拥有范围广泛的产业，需任命一位伯爵或内务大臣负责管理。这些财产中一部分是早先的国王或共和国的地产，也有若干得自于世代穿着紫袍的家族，但绝大部分的来源很污秽，靠没收和侵占他人财产。皇室的产业遍布于从毛里塔尼亚到不列颠的各行省中，而卡帕多细亚土地肥沃，使得君士坦丁要把全地区尽量圈为己有，因而这位君王和继承人抓住机会，利用宗教热忱来掩饰贪婪行为。他们取缔科马纳最富裕的神庙，尽管战争女神的祭司长曾维护过在位亲王的荣誉，但皇帝还是把大片献给神明的土地全归为私有，毫不考虑上面住着信仰战神[115]的6000居民和奴隶。这块土地上，居民本身没有价值，但是从阿格莱乌斯山到萨鲁斯河广阔的平原上，大量繁殖着闻名于古代世界的好马，它们有着神骏的体态和飞一般的速度。这神圣的动物被供应于宫廷，或用于帝国的赛车活动，故特别制定法律加以保护，民间的主人都不得有违反规定的行为。[116]卡帕多细亚的产业非常重要，特派一位伯爵监管[117]，帝国其他地方则由低阶官员负责。到处都有司库大臣的副手管理私产以及公共财产，各自独立行使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可以控制行省的官员。
出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的目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骑兵队和步兵队由两名内廷伯爵指挥。官兵的总数是3500人，分为七个教练队或分队，每队500人，光荣的任务在东方几乎全部由亚美尼亚人担任。每当举行公共纪念活动，部队便会排列在皇宫的庭院和柱廊，高大雄伟的身躯、严肃寂静的纪律、持用金银镶嵌的兵刃、盛大的军容表现出罗马帝国的威严。从这七个分队中再挑选出两队骑兵和步兵担任贴身卫士，只有最优秀的士兵才有希望获得这种特殊的荣誉。他们骑马在内廷值勤，有时还会被派到行省，迅速有效地执行主子的命令。[118]内廷伯爵有的后来升为禁卫军统领，与统领一样，他们都希望经由服务皇宫进而能够指挥军队。
十一、告发成风及滥施酷刑的状况(330—334 A.D.)
罗马帝国修筑道路及建立驿站，使朝廷与各行省之间来往方便。但这些设施有时却被滥用，造成令人难以忍受的弊端。总共雇用了两三百名信差，在御前大臣底下工作，负责通报每年当选的执政官名册、皇帝的诏书或战争得胜的消息。这些人后来向君王报告他们所知的行政官员或普通公民的所作所为，因而成为君王耳目，给人民带来莫大祸害。软弱无力的统治必然产生有害的影响，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一万人之多，并且完全不顾再三告诫他们的法令。他们把有利可图的驿站业务，变成掠夺性的压榨工具。这些经常与皇宫有联系的信差，在能得到好处和奖励的鼓舞下，急切希望能发现在进行中的阴谋，到处打探暗藏的不满以及打算公开叛乱的准备活动。他们装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戴着热爱国家的面具，掩盖对真理正义的践踏和对犯罪恶行的歪曲。他们可以把诬陷的毒箭，随意对准真正有罪者或清白无辜者的胸膛，只要这些人惹他们生气，或是不肯花钱消灾。不论是出生在叙利亚还是不列颠的忠诚臣民，都有被戴上脚镣手铐，拉到米兰或君士坦丁堡法庭的危险，都要面对告密者罪恶的诬陷，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辩护。要是按照当时采取的法律程序，只有绝对的必要才能容许辩解，如果定罪的证据不足，可以随意使用酷刑，使被告再也难逃法网。
审判委员会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实验性质的做法，会造成误导，带来很大的危险，古罗马的司法界虽允许它的存在，但并未得到公开承认。罗马人只将这种血腥的审判过程用在奴隶身上，那些傲慢的共和国人士对奴隶的痛苦根本视若无睹；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他们绝不会同意对公民的肉体任意折磨，因为这是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119]要是研究一下提比略到图密善这些暴君的历史，里面详细记载许多滥杀无辜的情况，但是，只要国民的自由权利和荣誉思想还能发挥影响力，一个罗马人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不可能受到屈辱性的酷刑。[120]当然，对各行省的行政官员而言，他们的行为不为罗马的准则所约束，也不必遵守罗马人民严格的信条；他们不仅使用酷刑对付东部暴君统治下的奴隶，还施加在马其顿人身上，这些人民过去只服从受宪法制约的君主。就是靠自由经商而兴盛起来的罗得岛人，以及维护并提高人性尊严的雅典人，也都逃不掉酷刑的威胁。由于省民无力反抗只有默许，使得各行省的总督获得了随意使用残酷刑具的权利，一开始是强迫流浪汉或平民罪犯承认所犯的罪行，逐渐发展到完全混淆阶级的区别，践踏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臣民基于恐惧心理只有请求颁布性质特殊的豁免令，君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非常愿意实施这些保护办法，实质上是变相容许使用酷刑，等于合法授权不必有任何忌惮。豁免令的范围在于保护所有属于“特勋阶”和“卿相阶”的人士、主教和属下的长老、讲授人文科学的教授、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市府官员和他们三代以内的子女，并保护所有未成年的儿童。但是，帝国新设立的司法制度却又加进一条致命原则，只要涉及叛国罪，其中包括经过律师的罗织，证明被告对皇帝或帝国怀有敌意，[121]一切特权便全都无效，所处的地位一律变得同样可悲。皇帝的安全比公理正义和人道考虑更为重要得多，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即使是老人的尊严和青年的无知，都同样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受到告密者恶意的检举，被指控为犯罪活动的同谋，所提出的犯行完全是凭空捏造，这样的恐惧像利剑一样，永远悬挂在罗马世界主要公民的头顶。[122]
十二、财产估值诏书的运用和缴纳贡金的原则(330—334 A.D.)
上述弊端不论多严重，都只限于少数罗马臣民，他们无论是因先天继承还是个人机运而获得财富，势必都会引起君王忌妒，所处情况虽危险，但因能获得生活上的享受，所以也算得到若干补偿。数百万升斗小民，对君王的畏惧并非在于其暴虐而是贪婪，他们无法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因为税赋太重；有钱的财主还能忍受，但贫穷阶级根本无力负担。一位有见识的哲学家，他认为人民所能享有自由或受到奴役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征税的原则和手段。同时他不讳断言，按照自然界的不变法则，凡是享有自由愈多的人所负担的税赋就会增加，反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人的税赋就会成比例地减少。但这种论调，像是无视于专制政体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至少我们可以用罗马帝国的历史加以驳斥，在位的君王不仅剥夺元老院的权势，同时还搜刮行省的财富。商品的各种关税和消费税都没有废止，在难以觉察的状况下，全转嫁到买主身上。君士坦丁和后续各帝的税收政策，采用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更能符合专制政府的精神。
财产估值诏书[123]的源起是为了能正常地征收罗马人的贡金[124]，后来成为中古世纪编年史的主要参考资料。皇帝用紫色墨水亲自签署这份极为重要的诏书，在9月1日前两个月，颁发给每个行政区的主要城市。“财产估值”这个词，要是用很简单的概念来表示，就是依据预先推算出来的贡金数额，要求每年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一般估算的供应量，缴交的比例要视实际需要和预判需求的状况而定，但经常是支出超过税收，或者是税收在经过计算以后发现有短缺的现象，就在超量财产估值的名义下增税，强加在人民的身上。把征税这一行使统治权最重要的功能，交给禁卫军统领来执行，在某些状况下，禁卫军统领会用这些税收来供应公共服务的紧急需要，或是预作准备。这些法规(有很详尽而且错综复杂的细节部分，要加以追述实是过于冗长)的执行，主要分为两个步骤：根据征收对象的构成决定应收的额度，也就是对罗马世界的各行省、各城市和个人，进行赋税的评估；接收个人、城市和行省分别呈缴的额度，累积起来解交皇家金库。但是由于君主与臣民的账目不断地被分开，以及先前预计的税额随着需求的改变而不断更新，庞大的财政机器在同样理由的推动下，年复一年地发生变革。
税收对行政部门而言，极为紧要也特别受重视，需要行政长官和行省的代表发挥最大智慧去执行。然而一群下级官员却忙着争权夺利，有的后台是帝国的财务大臣，有的是行省总督派出的人员，由于管辖权很复杂，难免引起派系之间的冲突，为了夺取鱼肉人民的肥缺，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工作勤奋的官员只会引起嫉妒和责怪，他们把费用和危险全部强加在“里长”的身上，这些人构成城市地方团体的主干，皇家法规有严厉的条文，责成他们让民间社区承受应有的负担。[125]帝国全部的地产(不包括国君的世袭产业)都是征税的项目，每位新购买土地的人都要承受原地主的纳税义务。一次精确的人口普查，或者可以说是土地测量，是唯一最公平的方式，它能求出适当的比值，以确定每位公民对公共服务所应尽的责任。经由广为人知的财产估值期限，我们有理由相信像这样一个困难而又费钱的作业重复一次的周期是15年。行省派出测量官来丈量土地，有关土地的性质，无论是耕种农地还是放牧草地，是葡萄园还是树林，都要很仔细地加以记录，要按照5年的平均产值来估算它的价格。报告里把奴隶和牛只的数目被视为最主要的部分，地主据以宣誓，保证一切都真实无虚。经过严格的检查，如果发现有伪造作假或试图规避执法人员的意图，都被当成重刑犯予以处罚，而且是叛逆和亵渎双重罪行。
贡金大多用货币支付，帝国流通的币值中依法只接受黄金，其余税款由每年的财产估值诏书决定其支付比率，要求供应的方式非常直接，也更难忍受。按不同土地的性质和产品，各种项目像葡萄酒或油、谷物或大麦、木材或生铁，省民用劳力或费用支付，运送到皇家仓库，根据宫廷、军队、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都城的使用状况，再加以分配。财税委员经常要办理大宗采购，严禁他们进行任何赔偿行为，不得接受与征收与实物同价格的金钱。初期小社区的环境很单纯，可用这种方式征集人民自动奉献的物品，但一旦处于操控极度严苛的状况下，就有可回旋的余地。在一个贪污腐化和绝对专制的君主政体中，高压权力和欺骗技巧永远在斗法。[126]罗马行省的农业已逐渐凋敝，在君主专制的过程中，国家的宗旨趋向于背离“以农立国”的原则，使臣民失去支付现款的能力，皇帝只能靠着清除债务和减免贡金来赢取民心。坎帕尼亚是肥沃而富裕的省份，罗马在此赢得最早的胜利，也是权贵退休后养老之处。按意大利新的行政划分，在大海和亚平宁山脉之间，从台伯河延伸到锡拉鲁斯河的区域，在君士坦丁死后60年内，实际测量出有33万英亩土地因荒废和弃耕而获免税，几乎占行省总面积的八分之一。此时尚无蛮族踪迹，但这种令人惊异的荒芜程度，在法律上已登记有案，这要归因于皇帝的施政作为。[127]
十三、丁税的实施和对通商贸易造成的影响(330—334 A.D.)
无论是基于策略或出于偶然，征税方式像是要将田赋归并在丁税[128]内，政府把解交金额分配给各行省，用缴纳贡金人口数和应缴税款总数来表示。后者往往取决于前者，如果后者的数量极多，那么这个行省的贡金就很可能位于诸行省之首。丁口就是负担贡金的人头数，每个人头按比率得到定值税额，此定额不仅要被普遍接受，也是法定的算定值。一个负担贡金的人头，因意外事件影响和整体环境变化，所代表的身价经常会变动。有很多奇特状况被当作知识而得以保存，最重要的一个案例，是有关罗马帝国最富裕的行省，同时也是现在欧洲最光辉耀目的王国。君士坦提乌斯贪婪的大臣刮光高卢财富，每个人头每年的贡金是25个金币，接位的皇帝推行仁政将丁税减到7个金币。在极端剥削和暂时施惠之间寻求一个合理比率，丁税应定为16个金币，大约等于9英镑，这才是高卢征税的正常标准。[129]但这种计算对有心人而言，很容易能够通过推论联想到两个困难，就是大家对丁税的力求平等和惩罚严厉性感到震惊万分，对其稍加解释也许可以令我们对有趣的帝国式微的财政状况有所了解。
其一，只要财产的划分出现不公平的状况就会引起不满，这是人性不变的法则。由于税收的评定应完全平等，其中绝大部分的人会被剥夺生计，此即罗马丁税的原则。但在执行时，人们却感觉不出不公平，主因是贡金乃根据实况来缴纳，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征收。几位贫穷的市民可合组成一个人头，共同分担税款，而富有的省民依据财产，可负担好几个名额的丁口。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生活在统治高卢最有成就的皇帝的时代，他曾提出最富诗意的要求，把自己负担的贡金，比拟为希腊神话里的怪物革律翁[130]，恳请赫拉克勒斯大发慈悲，砍掉恶龙的三个头好拯救性命。西多尼乌斯是极为富有的诗人，他都不断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的脑海里可以浮现出许多高卢贵族像死去的海德拉(Hydra)[131]一样，长着100个头，躯干伸展到整个国土，吞食着数以百计的家庭的景象。
其二，就高卢丁税平均值而言，每年的额度是9英镑，我们可拿来与当前国家[132]的状况作比较。现在法国被专制君王统治，有一群勤勉、富裕和热情的人民，要想达成目标，还有相当的困难。法兰西的税收并没有因恐惧和奉承而加以夸大，不至于超过年度总额1800万英镑，由2400万居民来分担。[133]其中只有700万人是有能力的父亲、兄弟或丈夫，此外都是不用纳税的妇女和小孩。每个负担贡金的臣民有相等的比率，每人不会超过50先令(20先令为1英镑)。但他们的祖先高卢人正常缴纳的税金，反而要高出四倍之多。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异，不全在于金银的缺乏或富足，而是古老高卢和现代法国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差别。如果国家的每位臣民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庞大的税额就会由全体人民来分担，不论是征自财产或消费。
古老高卢的大多数土地，跟罗马的其他行省一样，都是由奴隶耕种，农民受束缚的状况与严苛的奴役制度没什么差别。主人享受劳力的成果，大多数人处于贫穷状况，任何市民只要拥有相当财产，或过着温饱的生活，就会名列贡金名单上。这部分的人虽少，但很合理地要负担更大比例的丁税。这种主张的真相可用以下例证说明：埃杜伊人是高卢最有势力和最进步的部落或城邦，据有广大的区域，现在包含大约50万居民，隶属奥顿和讷韦尔两个主教辖区[134]，等到增加沙隆和马孔以后，[135]人口总数达到80万人。在君士坦丁时代，埃杜伊地区提供2.5万个人头数的丁税，由于这一地区的人民无法忍受贡金的重担，君主将人头数再减少7000个。刚好出现与明智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见解相类似的情形，也就是有自由权利和缴纳贡金的市民没有超过50万人。政府行政在正常状况下，每年支出大约是450万英镑，虽然看起来每人分担了超过正常四倍的税额，但皇帝直属行省高卢的征税，只是法国现在税收的四分之一。在君士坦提乌斯横征暴敛下算出来是700万英镑，在尤里安仁慈或明智的统治下则减到200万英镑。
地主深受其害的丁税，自由市民中富有而数量庞大的阶层却可以逃避。为了分享来自技艺和劳动，或存在于货币和商品中的财富，皇帝把分开计算且是个人的贡金，强加在臣民有关贸易的主体上。虽也有免税措施，但对时间和地点都有严格限制。像是允许地主出售自己土地的产品，对于自由行业者经过批准给予某些特权，但与商业有关的各方面，都因严格的法律规定而受到很大影响。亚历山大里亚有地位的富商，从印度进口宝石和香料供西方世界使用；放高利贷的人从金钱的利息中，谋得的不劳而获的可耻收益；手艺精巧的制造商、工作勤勉的匠人，甚至僻远乡村毫无名望的零售商，都要让税务人员进入他们获利的场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不光彩的俸给也甘之如饴，能够容忍公娼这门行业。这种施用于各行各业的普通税，因在第四个年度征收而被称之为“五年摊捐”。
历史学家佐西穆斯提到，每当接近这要命的期限，市民无不涕泪齐下，惶恐万分。税务人员为达成缴纳的金额，运用令人憎恶的不当方式，穷人经常受到鞭笞，才能被评定合于免缴税款的要求。佐西穆斯带有热情和偏见的控诉中提出的证词，根本无法证明是否属实，但是从这种贡金的性质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那就是决定配额的方式非常武断，征收方法极端严苛。商业行为产生不为人知的财富，技艺和劳力的利润并不很稳定，只能靠着自由心证来裁定财产估值。不像征收土地税的状况，可以用没收财产的方式获得欠税，很少损害国库的收益。在对商人的征税过程中，除了对身体施以惩罚以外，找不到让他们吐实的更好办法，就像商人的贸易，不能没有可见而永久的抵押品一样。过去用很残酷的方式对待无能力支付国家税款的债务人已被证实，却因为君士坦丁合乎人道的诏书而获得减轻，例如不允许滥用枷架和鞭刑，准备宽大和空气流通的牢房作为监禁之用。
普通税的征收是出于帝王的绝对权威，但偶尔呈献的“冠金”，却仍旧保留原来的名义和民众同意的形式，这是一种古老习惯。共和国的盟友把他们的安全和能够获得解救，归功于罗马武力的成就。意大利的城市，为了颂扬胜利将领的功绩，装饰凯旋式华丽的排场，就自动呈献金冠作为礼物，等到典礼完毕就将其供奉在朱庇特神庙，这是他们未来荣耀的纪念。随着热情和谄媚的风气开始盛行，热情的捐献不仅数量增多，尺寸和重量也加大。恺撒的凯旋式礼品丰富，以致巨大的王冠有2822个，总重量是黄金20440磅。深谋远虑的独裁官[136]立即将这笔财富熔化，他认为花在士兵身上比用于神明更能发挥功效。以后的皇帝取法前贤并加以改进，将华丽的饰品换为帝国通行的金币，将这当作更容易接受的礼物。[137]
自发的奉献最后成为欠恩应尽的责任，也不再限于凯旋式的场合，而被认为是君主国的城市和行省得到许可的一种行为，经常伴随着皇帝纡尊降贵地宣布即位、出任执政官、皇子出生、晋封恺撒、战胜蛮族，或者任何能为皇帝在位的记录踵事增华的实际或假想事件。罗马元老院的特别赏赐是黄金1600磅，大约6.4万英镑；抑郁的臣民用巧妙措辞加以颂扬，君王把这些无益但蓄意而为的证词，当成是忠诚和感恩的表示，心满意足加以接受。[138]
一个民族若过分傲慢或自怜，都不可能对自己的实际处境做出正确的估计。君士坦丁的臣民觉察不到自身的才智和品德已经日趋堕落，使他们失去祖先所具有的尊严；但是暴政的疯狂、纪律的废弛以及赋税的日增，不仅使他们身受其害，而且让他们对此深感痛恨。历史学家不怀偏见，一方面承认民众的确有理由感到不满，同时也看到可以减轻苦难的有利条件。蛮族风暴转瞬间会使罗马帝国的伟大丧失基础，至今仍被拒止或阻挡在边境地区。整个地球有相当多的居民，在培育艺术和文学的园地中仍然享受着高雅的社交生活。民政体系的形式、权力和经费能够抑制嚣张跋扈的军人集团。尽管法律受到特权的破坏和巧辩的歪曲，罗马司法制度运用明智的原则，依然能够保持秩序和公正，这是东方专制政体难以想象的事。宗教和哲学对人类产生保护作用。自由权利这个名词，虽然已经不会使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感到惊愕，但能够提醒在位的皇帝，他所统治的国家并不是奴隶或蛮族。[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