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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督教的创立和发展过程进行一番坦诚而合理的探讨，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历史极为重要的课题。当庞大的政体外受暴力凌虐，内遭腐化侵蚀而日趋崩塌之际，一个淳朴而谦卑的宗教，却不动声色潜入人心，在平静和隐蔽的掩护下茁壮成长，忍受反对和压制，激起奋斗的精神，终于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树立起了十字架的胜利旗帜。基督教的影响并非限于某一个特定时期，或仅及于罗马帝国而已，经长达十三四个世纪的变革后，这一宗教至今仍为欧洲民族所信奉，并在技艺、学术和武备方面开人类先河。经由欧洲人民的勤奋和热忱，基督教得以在亚洲和非洲最遥远的海岸广泛传播，并借由殖民地的扩张，从北美的加拿大到南美的智利，在古人所未知的新世界中稳固建立起来。
此项探讨极其有用且有趣，但也伴随着很特殊的困难，就是教会历史资料的匮乏且其中疑点甚多，无法驱散笼罩早期教派的不解之谜。公正的原则，又时常迫使我们不得不揭露出一些平庸的福音导师和无知信徒们不足征信的看法；而且对一个不置可否的旁观者而言，他们所犯的错误已对所持的信仰投下了一片阴影。但只要他们认为神的启示是“为我”和“利我”的，那些对虔诚基督徒的恶意污蔑和无知异教徒的虚妄胜利都会消失。神学家乐于描绘出宗教从天而降，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景象。历史学家却身负重责，必须揭示出早期教会在尘世和生性软弱而自甘堕落的人类长期接触后，无可避免地沾染上过错和腐败。
我们想要探讨，基督教的信仰对世上所有古老宗教，为何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对此问题，倒是有一个明显而令人满意的答案：基督教的教义产生让人信服的力量，以及伟大创始者具有支配命运的意志。但这个世界并不见得乐于接受正道和理性，神慧经常不惜利用人性的感情和人类的处境，作为达成宗教目的的工具。因此，或许我们能以谦恭之心，姑且抛开神意这一主要原因，允许我们追问基督教会所以能迅速发展的次要原因何在。看来收效最大、助力最强的原因有五点：
其一，渊源于犹太教狂热的信仰。基督徒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绝不宽容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来自犹太教，在接受基督教义取代摩西律法后，已革除原有狭隘而封闭的观念。其二，永生和来世的教义，加强和改进此一绝对真理，使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三，原始教派不可思议的力量。其四，基督徒纯洁而严谨的德行。其五，基督教的团结和纪律逐渐在罗马帝国的核心形成独立自主而日益壮大的宗教王国。
一、渊源于犹太教的顽固宗教狂热
前面已提及古代世界的宗教和谐，彼此相异甚或敌对的民族，可以接受相互之间的信仰方式，至少也会表示尊重。只有一个民族拒绝与全人类交往，那就是犹太人。许多世代以来，犹太人在亚述和波斯王朝的统治下呻吟，被视为最下贱的奴隶。从亚历山大继承人的阴影中走出来后，他们在东方以惊人的速度繁殖，接着向西方发展，很快引起其他民族的好奇和惊愕。他们维持特殊的仪式和怀揣着对其他民族敌视的态度，非常固执地表现出一个奇异群体的形象，有时甚至不惜公开承认，毫不掩饰地对非我种族的人类抱着难以调解的憎恶。无论是安条克的暴力、希律王的计谋，还是邻近各民族所做的榜样，都无法说服犹太人将希腊的神话和摩西的教义结合起来。[263]
罗马人根据宗教宽容的原则，对所厌恶的迷信还是给予保护，胸怀宽阔的奥古斯都不惜纡尊降贵，下令在耶路撒冷的神殿为国运昌隆献祭。[264]须知亚伯拉罕最低贱的后代，是所有人憎恶的对象，他们本应向朱庇特神殿礼拜；征服者的温和态度，不足以压制臣民带有妒意的偏见，看到异教徒的标记传入罗马行省，不免感到十分惊恐和愤怒。卡利古拉要将自己的雕像供入耶路撒冷神庙，遭到这个民族的反对，他们对偶像崇拜渎神行为的恐惧更甚死亡，卡利古拉因而没有达成目的。[265]犹太人对摩西律法坚信不移的程度，不亚于对外来宗教的憎恶。宗教狂热和虔诚的涓涓细流，如被逼入一条狭窄的通道，也会猛力奔涌而出，有时甚至可以激起一股翻腾巨浪。
对古代世界来说，这种毫不通融的顽固态度，是如此可厌甚或可笑，由于上帝有意揭示特选子民的神秘历史，而具有了更可怕的性质。但生活在第二神庙管辖下的犹太人，对摩西宗教表现出全心全意的信奉，与他们先祖决不轻信的态度相比，令人感到吃惊。当耶和华在西奈山的雷鸣闪电中传授律法的时候，当海潮的升降和行星的运行为方便以色列人而暂停的时候，当信奉或拒绝主而受到尘世的奖赏或惩罚的时候，犹太人却始终对亲眼可见的“神王”的权威进行反抗。耶和华的圣所供奉各民族的偶像，在模仿阿拉伯人的帐篷里和腓尼基人的城市[266]中进行的各种荒诞仪式，等到上天对这个不知感恩的民族撤回保护，他们的信仰才获得加强和净化。那些与摩西和约书亚同时代的人，目睹无比惊人的神迹却毫不在意，等受到各种灾难的压力，才对这些奇迹深信不疑，终使得后代的犹太人免于沾染偶像崇拜的习气。从此，这个民族违反一般人类思想的准则，对亲身经历的实际见证视若无睹，完全屈从远古时代祖先的传统。[267]
(一)犹太教的特性和主要内涵
犹太教适合保守的自我防卫，从来无意于征服世界，有史以来新入教者的人数，可能从未超过叛教者。神的应许最初仅给予单一家族，那特殊的割礼仪式只限在单一家族中进行。当亚伯拉罕的后代繁衍得多如海中砂粒时，亲口把律法和仪式的体系传授给他们的神祇，宣称自己才是以色列全民族的神，以一种特有的关怀和爱护，把受他厚爱的人和其余的人类分离开来。对迦南土地的征服，伴随许多奇妙的情况和血腥的杀戮，使获得胜利的犹太人和所有邻人处于无法和解的敌对状态。犹太人奉命铲除偶像崇拜最甚的部落，为了贯彻神意，不因人性的软弱而迟疑不为。他们禁止与外族通婚或结盟，不得接纳外族参加礼拜仪式。有的禁令永久有效，有的则要延续到第三代、第七代，甚至第十代。在摩西律法的条文之中，从来没有律定对非犹太人宣讲摩西教义的义务，犹太人也无意自愿承担起这一责任。
这个不友好的民族在面对接纳新市民的问题上，不是基于罗马人公正的宽大政策，而是出于希腊人自私的虚荣心理。亚伯拉罕的后代感到沾沾自喜，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与神签订契约的继承人，他们担心世上的异族轻易分享他们的遗产，降低其所具有的价值。在与其余种族增加接触、扩大知识范围后，也未能纠正他们与生俱来的偏见。以色列的神如果获得一个新信徒，就应感谢多神教的开阔天性，而不是传教士的积极行动。摩西的宗教似乎仅为一个特定区域和一个独特民族而创立。如果严格按照律法的规定，每个子民必须一年三次亲自前往圣殿朝拜主耶和华，根本不可能离开狭窄的应许之地向外发展，这一障碍由于耶路撒冷神殿被毁灭而消除，但是犹太教的绝大部分内容也随之绝灭。异教徒长久以来对空无一物的圣所感到惊异，更无法理解一个没有神庙和祭坛、没有祭司和牺牲的宗教，能以什么作为崇拜的对象，又用什么作为奉献的工具。可是即使在犹太人处境十分凄惨时，他们仍然念念不忘独自享有高傲的特权，非但不寻求外来奥援，还尽量避免与外族人交往。他们具有不可动摇的毅力，尽力执行律法的要求，譬如在特殊节日，只食用特殊规定的肉类，还有无关紧要但却十分烦琐的生活细节，这些都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厌恶和反感。同时，犹太人坚决反对其他民族不同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仅仅就痛苦而危险的割礼一项，就足以将一个志愿皈依者拒于犹太教会堂大门之外。
(二)基督教的渊源和背景
在这种状况下，基督教用摩西律法的力量武装自己，但接着又从这种桎梏中解脱出来，在全球各地茁壮成长。他们建立的新体系和古代的旧体系一样，始终着眼于培养专一教义的宗教真理和崇拜同一上帝的宗教热情。在有关最高神灵本质和意旨的问题上，他们向人们宣告，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都要增强对这一神秘教义的崇敬。他们承认摩西和先知都具有神的权威，这是基督教最稳固的基础。自世界之始，连续不断的预言向世人昭告了弥赛亚即将来临，信徒必须为那天的到来做好准备。这位救世主按照犹太人的看法，表现出国王和征服者的形象，并非仅是一位先知，更是一位殉道者和上帝的儿子。通过他的牺牲为世人赎罪，此后神庙中不完美的祭品全部取消。现在一种纯洁的、适用于一切气候、地区和人类的精神崇拜，取代了徒具形式和虚有其表的礼拜仪式。在入教礼中使用净水代替人血，获得神恩的对象不像过去，仅限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普遍应许给自由人和奴隶、希腊人和野蛮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但一切能够使一个皈依者由地下升到天上，能增强他的虔诚和保证他的幸福，甚或能够满足在虔诚的表面幌子下，秘密潜入人心的骄傲特权，仍然仅为基督教会的成员所专有。但是，所有的人在此时都被容许和邀请，获得这一光荣的称号，这不仅作为一种恩惠提供给世人，而且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义务。因而，在亲戚朋友中传播他所得到的无法估量的幸福，告诫他们千万不要拒绝接受，因为那将冒犯仁慈全能之神的意旨，会被视为罪恶受到严厉惩罚。所以，公开宣扬教义成为新入教者最神圣的责任。
无论如何，基督教会从犹太会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经过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困难工作。加入基督教的犹太人，把耶稣看成古代神谕预言的弥赛亚，尊他为德行和宗教两方面的先知和导师。但他们非常固执，死守祖先的各种仪式，试图强加于数目日益增多的非犹太人信徒身上。他们以为摩西的律法起源于神，根据永恒完美的伟大创作者所提出的论证，必定有其可信之处。他们非常肯定地表示：首先，在永恒的时间中始终不变的神，若打算取消那些有助于在众人之中区分出选民的神圣仪式，那他在取消时也必定会和当时宣告时一样明确与庄严；再者，那就不必一再声明，肯定摩西的宗教具有永久性，而是应该把它说成只是适用于弥赛亚来临之前的权宜之计，尔后救世主会教导人类更完美的信仰和宗教；最后，弥赛亚以及在人世上和他交往的门徒，不仅不应该做出榜样，遵守烦琐的摩西律法，同时应公开向世人宣布废除陈旧无用的仪式，这样一来，基督教就不致和犹太会堂许多教派暧昧地混在一起。这样的议论似乎被用来作为对“摩西律法”失去存在意义的辩护之词，但是饱学的圣职人员却不辞辛劳，对《旧约全书》中含糊的语句和使徒意义不明的行为，用文字和语言做出大量解释。我们在这里应该逐步揭示福音教义的整个体系，以十分慎重和委婉的态度，做出与犹太教的意向和成见都难以兼容的裁决。
耶路撒冷教会的历史，非常生动地证明了这种谨慎措施的必要，也证明犹太教对各教派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最早一批耶路撒冷主教有15名，全都是受过割礼的犹太人，领导的会众能够把摩西律法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这个教会在基督死后仅仅40天就建立起来，许多年里一直在使徒直接监督下活动。教会的原始传统，被看作正统基督教的标志，那是很自然的事，远方的教会经常受到“母会”的求助，慷慨捐资以解救耶路撒冷教会的急难。
但是，当许许多多富有的教会团体在帝国的各大城市，如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弗所、科林斯和罗马建立起来以后，各基督教殖民地对耶路撒冷原有的敬重，便在不知不觉中减弱。曾为教会奠定基础的犹太入教者，或后来所说的拿撒勒人，很快就发现自己已陷入日益增加的会众包围之中。数量庞大的信徒都是从各种多神教教派来到基督旗帜之下，至于那些经使徒同意，摆脱摩西宗教仪式沉重负担的非犹太人，最后却又拒绝让更为拘谨的同教弟兄分享当初苦苦争取的宽容。犹太人的神庙、城市和公共会堂遭到毁灭，拿撒勒人十分伤心，虽然双方的信仰不同，但出于习惯还是和那些不敬神的同胞始终保持亲密关系。这些同胞遭受不幸的原因，异教徒认为是由于最高神灵的鄙弃，基督徒却更恰当地说，是神对不信的人所施的震怒。
拿撒勒人离开耶路撒冷的废墟，来到约旦河东岸一个叫作佩拉的小镇，古老的教会在寂寞凄凉之中，度过60多年的时光，[268]仍能享受经常朝拜圣城的欢乐，从天性和宗教上教导他们对既爱且敬的神庙，抱着有一天能重建的希望。
在哈德良统治期间，犹太人不顾死活的宗教狂热，终于给自己带来极大灾难。罗马人为屡次叛乱的行为所激怒，不惜以极为严峻和残酷的态度行使胜利者的权利。皇帝在锡安山[269]上修建被称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的新城，给予殖民地特权，公开宣称任何犹太人如果胆敢走近该城，便将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并且他在那里配置了一队罗马步兵以加强对命令的执行。拿撒勒人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避开普遍适用的禁令。现世利益的影响让真理的力量得以增强，他们选出马可作为主教。他是一个非犹太人的高级教士，很可能出生于意大利或某个拉丁行省。在马可的劝导之下，这个教区绝大多数人民放弃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奉行的摩西律法，通过自愿牺牲旧日的习惯和传统，才获得自由进入哈德良殖民地的权利，这样一来犹太人就和正统基督教会非常牢固地结合起来。
(三)摩西律法对基督教的影响
当锡安山重新恢复耶路撒冷教会的名声和荣誉时，创立异端邪说和制造分裂的罪名，加在剩余一小部分拒绝追随拉丁主教的不知名的拿撒勒人身上。他们仍然保存佩拉旧日的居留地，逐渐向大马士革附近一带的村庄扩展，在叙利亚一处现在名叫阿勒颇，[270]当时被称为贝罗依的城市中，建立起势力并不庞大的教会。要是用拿撒勒人来称呼那些信仰基督的犹太人，被认为未免过于尊贵，因此他们很快因为心智低劣和处境贫困，获得伊比奥尼教派[271]这个轻蔑的名称。
在耶路撒冷教会重新恢复数年以后，那些衷心承认耶稣为救世主，但仍继续奉行摩西律法的人，是否也有得救的希望，这个疑问已经成为引起争论的议题。殉道者查士丁由于天性仁厚，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虽然他讲这话时十分犹豫，但仍然决定为信仰不完整的基督徒着想：只是自己实行摩西仪式，而不对其进行普遍推广的话，仍可得救。然而，当有人追问查士丁，教会保持何种态度时，他承认在正统基督徒中，很多人不但把犹太弟兄排除在得救的希望之外，而且在一般的朋友来往、互相宴请和社交生活中，也拒绝与他们接触。凭着常理也可以想到，更为激烈的意见会压倒较为温和的看法，因此在摩西的信徒与基督的信徒之间，始终存在一条使两派分离的鸿沟。不幸的伊比奥尼派被犹太教视为叛教者加以拒绝，而基督教又认为他们是异端分子而加以排斥，这样使得他们非采取更为明确的立场不可。因而，虽然迟至公元4世纪时，还可以找到这教派逐渐消亡的一些残迹，但实际上它已不知不觉中消融在基督教会或犹太会堂之中。[272]
当正统基督教会对摩西的律法保持一种既不过分尊敬也不无故加以藐视的中立态度时，许多异端派别却趋向严禁和放纵的两个极端。伊比奥尼派以犹太教普遍接受的真理为依据，断言它永远不可被废除。但是诺斯替教派[273]却根据思想偏颇的立场，同样轻率推断这些“真理”并非“神慧”的产物。有些反对摩西和先知权威性的说法，极容易被一些抱有怀疑思想的人所接受。然而这些意见的产生，是源于人们对遥远古代宗教的无知，无法对神的安排做出正确判断。
诺斯替教派的宗教主张十分虚妄，他们在听到这些反对意见后如获至宝，毫无顾忌加以大肆宣扬。由于异端派别大多数都反对追求感官乐趣，对于早期主教的广纳妻妾、大卫的风流韵事和所罗门的后宫三千，都一概加以责难。提到迦南土地的征服，纯朴的土著居民遭到绝灭，更不知道如何用合乎人性和正义的观念来加以解释。他们想到犹太人历史的每一页，都为一连串暗杀、处决、屠戮的血腥事件所玷污，只得承认巴勒斯坦的野蛮人对偶像崇拜的仇敌的“怜悯之心”，完全不亚于对他们的朋友和同胞。
撇开解释律法的不同派别，说到律法本身，诺斯替教派断言一个仅仅以血腥牺牲和烦琐仪式为内容，赏罚的性质纯粹取决于肉体世界的宗教，绝不可能激发起向善之心，也不会使人尽力克制情欲的冲动。对于摩西的上帝创造人类和人类走向堕落的教义，诺斯替教派用亵渎的态度加以嘲讽。对于神在六天劳动之后便要休息一天，一直到亚当的肋骨、伊甸园、生命和知识之树、会说话的蛇、禁果，以及第一代祖先犯下轻微过失因而对全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说法，[274]他们听听都感到不耐烦。诺斯替教派亵渎以色列的神，说他易于冲动和犯错，对人喜怒无常，睚眦必报，用卑劣的嫉妒心看待人们对他迷信的礼拜，使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泽施于一个民族，局限于短促尘世的一生，因此看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具有明智全能宇宙之父的特征。[275]他们承认，犹太人的宗教不像非犹太人的偶像崇拜，带来那么多的罪恶行为，但是基督教的基本信念在于，他们将基督降临人世视为神性光辉的首次显露，基督的降世是为了把人类从种种错误中拯救出来，并向人类昭示一个富含真理和完善的新体制。最博学的神父不惜降低身份，贸然接受诺斯替教徒的诡辩。诺斯替教徒承认他们的说法在字面上与任何一条信念和原则都难以兼容，但是他们认为隐藏在训诲寓言的宽广帷幕后面，便绝对安全，不怕受到任何攻击，因而公然把训诲寓言向摩西教势力微弱的教区散播。
(四)基督教产生异端的根源
过去有人颇为明智地指出(虽说不一定真实可靠)，那就是在图拉真和哈德良当政的时代，大约是基督去世100年之后，教会像处女一般纯真，从未受到分裂和异端的破坏。因而大可以放言高论，那个时期救世主的信徒，不论在信仰的理念还是实践方面，都享有比以后各个时代更大的自由。等到圣餐问题的争论变得没有回旋的空间，优势教派所发挥的精神影响越来越严酷时，它的许多最有名望的拥护者被要求弃绝个人成见，结果这些人反被激怒而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力图探求优势教派错误原则的结论，公开树起反对教会统一的叛旗。
在被称为基督徒的人群之中，诺斯替教派一向被认定最为和蔼、博学和富有。像这样显示学识优越的名号，可能是信徒以此自豪而定名，也可能是嫉妒的对手出于戏弄加在他们头上。这个教派毫无例外属于非犹太民族，主要创始人似乎全都是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温和的气候使人的身心倾向于懒散和虔诚的沉思。诺斯替教派把许多东方哲学，甚至琐罗亚斯德理念崇高而晦涩难解的教义，如物质的永恒性、存在的两大原则以及不可知世界奥妙的神职体系等，和对基督的信仰混杂在一起。
基督徒一旦投身到那个广大的深渊，就完全为混乱的想象所支配，由于宗教的歧路本来就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竟在不知不觉中分成50多个小派别，其中最著名的有巴西里德派、瓦伦提尼安派、马西昂派以及更后来的摩尼教派。[276]每个教派都把自己的主教、会众、神学家和殉道者拿出来夸耀。这些异端教派不理正统教会采用的《四福音书》，自行撰写历史事迹，按照各自的教义需要，编排基督和十二使徒的言行。[277]诺斯替各教派很快在各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会众遍及整个亚细亚和埃及，也在罗马传播开来，有段时期甚至深入西部各行省，绝大部分兴起于公元1世纪，盛行于公元3世纪，等到公元四五世纪，由于更为时髦的争论的流行，再加上教会当局统治权力的高涨，在各方受到压制和打击。尽管这个教派常常扰乱内部的宁静，玷辱宗教的声誉，但实际上不仅无碍而且有助于基督教的发展。有些非犹太教的信徒，虽然对摩西律法怀有强烈的反感和偏见，但依然有许多基督教教派可供选择。有的教派不要求入教者未经教化的头脑先建立神启的信念，他们的信仰是在加入以后，不知不觉中逐渐强化和扩张。教会之所以能征服许多最顽固的敌手，在这个方面得益不浅。[278]
但是，正统基督教、伊比奥尼派和诺斯替教派之间，不管在有关摩西律法的神性和责任问题上存在多大的分歧意见，却同样抱着宗教狂热的排他性。教徒在憎恶偶像崇拜方面，不断受到激励，而这种反偶像崇拜的严酷风格，却正是使犹太人有别于古代世界其他民族的标志。有位哲学家把多神教体系看成是人类欺骗和谬误相结合的产物，总在外表虔诚的面具之下，隐藏着鄙视的微笑。他根本不必担心这种内在的嘲弄和外表的顺从，将会使自己遭到神明的痛恨，这种仇视他既看不见也无法理解。但是，原始基督教徒眼中的异教，却显得更为可厌和可怕。
在整个教会和许多异端教派中，普遍存在一种意识——魔鬼是偶像崇拜的创造者和保护人，也是异教徒崇拜的对象。这些反叛的精灵虽然失去天使的地位，已经投入地狱的深渊，但仍然可以在世间到处游荡，折磨有罪人的肉体，迷惑他们的心灵。魔鬼很快就发现人心倾向宗教信仰，便极力加以破坏，运用手段消除人类对造物主的崇拜，篡夺神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荣誉。只要邪恶计谋得到成功，魔鬼的虚荣和报复之心便得到满足，并得到了他唯一还想要获得的安慰：希望人类各民族卷入罪恶和苦难之中。教徒依据设想不惜公开声明，魔鬼分工扮演了多神教中一些最主要的角色：一个拥有朱庇特的名号和权力，另一个装扮成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形体，第三个变成维纳斯，第四个也许是阿波罗。[279]他们凭借长时间的经验和来去如风的专长，完全能够以熟练的技巧和庄严的姿态，扮演所担任的角色。他们潜伏在神庙中，创立各种节日和祭礼，编造神话和发表神谕，常常还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基督徒在邪恶思想的影响下，很容易对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他们受其摆布，甚至渴望接受异教徒神话中最荒唐的故事。就一个基督徒而言，这类信念伴随着恐怖的后果。即使对某一个民族的宗教表达极微末的敬意，也被看作是向魔鬼的直接崇拜，以及对上帝尊严的冒犯。
(五)福音教义的纯洁性
由于存在着这种见解，因此一个基督徒力求保持自己的纯洁，不为偶像崇拜所玷污，便成了他的首要职责，也会带来很多磨难。每个民族的宗教不仅仅是规定的信条，在学校中教诲和在庙宇中宣讲，多神教的无数神祇和祭祀仪式，都和各种情况下的工作、娱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要想完完全全避开相互之间的联系，同时又不放弃人类的一切交往，以及自己的一切社会职务和娱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280]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事先或事后都要举行庄严的祭礼，政府官员、元老院议员和军人都必须前往主持或参加。[281]公众的游行活动是异教徒祭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满欢欣的场面。皇帝和人民为庆祝某一神明的特殊节日而举行的各种竞技比赛，被视为诸神会接受的最好祭品。[282]基督徒出于对上帝的敬畏，避开可厌的竞技场和戏院，发现自己在一切欢乐宴会上都会落入可怕的异教陷阱之中。每个欢宴场合都有朋友在召唤慈悲的神明，纷纷酹酒敬神相互祝福。[283]当一个新娘假装挣扎不肯出门，被迫在盛大的婚礼中跨过新居的门槛；或一支凄惨的送丧队伍，缓缓向火化堆行进时，[284]基督徒在这种十分有趣的场合，却只好被迫离开他最心爱的亲人，绝不愿沾染邪教仪式带来的罪过。任何与偶像的制造和装饰有关系的技术或行业，都属于罪恶的偶像崇拜活动，这可是一个严厉的判决，社会上从事自由业或手工业的绝大部分人员，都会因失去工作而陷入永恒的苦难之中。如果我们放眼看看那众多的古代遗迹，我们将会觉察到，除了直接表现神明的伟大和用来进行礼拜的圣器外，希腊人凭着优良的技术，制作出来用以奉献神明的优美形象和动人故事，全是异教徒的房屋、衣服和家具上最华美的装饰，甚至音乐和绘画艺术以及辩才和诗歌的技巧，也莫不是出于同一个不洁的来源。在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描述下，阿波罗和缪斯是地狱精灵的喉舌，荷马和维吉尔则是最出色的奴仆，通过天才的创意，生动有力的美丽神话注定只能用以歌颂魔鬼的光荣事迹。甚至在希腊和罗马的普通语言中，同样充斥许多大家熟悉的亵渎用语，一个粗心的基督徒可能不小心脱口说出，有时听到也只有无可奈何。[285]
这种到处埋伏着的危险诱惑，随时准备向不曾提防的信徒发动袭击，在庄严的节日里更会加强攻势。一整年之中，各种节庆组合配置得如此巧妙，使得迷信活动不仅充满娱乐，而且常常还带有善行的表象。[286]罗马的宗教仪式常常在最神圣的节目中出现，像是庆祝新年的活动，为公众和私人的生活祝福，尽情在神明前面悼念死者和怀念生者，确定不可侵犯的财产界限，在大地春回时求神保佑五谷丰登，表示对罗马城的奠基和共和国的建立这两个重大日子永矢弗谖，以及在农神节的纵情狂欢中恢复原始人类的平等地位，这些都可以算在内。基督徒对此种极为平常的场合，也会表现出犹豫和矜持的态度，从而可以想见他们对渎神的宗教仪式是何等深恶痛绝。在普通的欢庆节日里，古人按照习俗在大门上装饰灯笼和桂枝，头上戴着花环，这种无伤大雅的风俗一直被当作民间传统宽容对待。然而，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大门是在家神的保护之下，桂枝是崇拜月桂女神[287]的圣物，花环虽然常常戴在头上作为喜庆和哀悼的象征，最早却使用于迷信活动的仪式之中。基督徒在这类问题上被劝说顺从本国风俗，遵守行政长官命令，但他们仍然会战战兢兢始终忧心如焚，唯恐受到良知谴责，受到教会非难，受到上帝惩罚。[288]
这就是为了维护福音教义的纯洁，丝毫不受偶像崇拜风气的污染所必不可少的常备不懈的警惕之心。依据旧有传统公开或私下进行的迷信仪式，因原有宗教的拥护者受到教育和习惯的影响，一直仍在漫不经心地奉行。每当他们那么做时，他们便给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表示激烈反对的机会。基督徒正是通过这类经常发生的抗议活动，不断加强自己对信仰的坚贞。随着宗教狂热的增加，他们也便能够运用更强大的力量进行反对魔鬼帝国的神圣战争，最后必然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基督教永生和来世的教义
西塞罗针对有关灵魂永生的问题，在著作中[289]以最生动的笔墨，描述古代哲学家的无知、谬误和迷惑。
有些哲学家想要让门徒免除对死亡的恐惧，便告诉他们一个极为明显但不免有些悲惨的道理：人的生命走向终点的同时也解除了人生的苦难，人不复存在便也不再有任何痛苦。
但也有少数希腊和罗马的智者，对人生抱有更崇高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正确的理解。尽管我们也承认，在这种崇高的探索中，他们的心智常常为想象所左右，这些想象又为虚荣心所激励。他们看到自己智力所及的范围是如此广阔，难免会自鸣得意，就会在极其深刻的思索和极为重要的作为中，全力施展记忆、想象和判断的才能。他们想到自己超越死亡和坟墓的界限，苦苦追求万古流芳的名声，绝不愿把自己看成田间的野兽。即使他们对某种高贵的生物无比赞赏，也只能限于尺土之内和几年的岁月之中。于是他们带着一厢情愿的见解，进而求助于形而上的科学，更正确的说法是形而上的语言。
这些智者很快发现既然没有一种物质具备运用思维活动的特性，那么，人的灵魂便必然是一种与肉体完全不同的实体，只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纯洁简单而又不可分解，在脱离形骸的禁锢之后，能感受到更高等的美德和幸福。从这些似是而非的崇高原则中，那些踏着柏拉图足迹前进的哲学家，得出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结论，因为他们不但肯定人的灵魂将从此永生，而且过去也一直长存，这样他们就十分草率地把人的灵魂看作是弥漫和支持整个宇宙无限的自在精神的一部分了。[290]这样一种脱离人类感官和经验的学说，可以让有哲学头脑的人士用来消闲解闷。或者，在寂寞无聊之中，为低沉的心志带来一丝安慰。但是个人在学习时所获得的淡薄印象，很快会被现实生活的人际来往和世俗事务所磨灭。详细体察生活在西塞罗和最初几位恺撒时代的著名人物的行为、品格和动机，从而可以断定，人生在世所作所为，从来不会因为死后的功过和赏罚而有所顾虑。在罗马法庭上以及在元老院中，最有能力的演说家丝毫不怕引起听众的反感，公开揭露这种学说纯属荒唐的无稽之谈，并称它早已被每一个受过开明教育、头脑清醒的人所摒弃。
(一)永生教义的哲学含义
哲学所能达成的最崇高的理想，也不过模模糊糊指出，人们对来世的愿望、希求，或最多是其存在的可能性。那么除了神的启示，再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肯定，脱离肉体的灵魂飞翔到无法觉察的空间，存在于不可见的世界，并且描述出阴间的真实状况。但是我们可以见到希腊和罗马的民间宗教存有下列缺失，难以承担永生来世的重责大任：
其一，神话体系欠缺一个确凿而牢固的支撑，经由窃取手段以获得权威的说法，已为异教徒明智之士所否定。
其二，画家和诗人任凭幻想描述地狱的情况，在其中安置许多幽灵和妖魔，奖赏和惩罚又毫无正义可言，以致一个对人心最为亲切的严肃真理，竟被毫无章法的虚幻情节所压抑和玷污。[291]
其三，希腊和罗马虔诚的多神教徒，很少把来世生活的学说看作一个基本信条。
众神的意旨，就其与公共社会的关系而非私人社会的关系而言，主要显现在大千世界的舞台上。人们在朱庇特和阿波罗圣坛前祈求的愿望，已经很清楚表明，崇拜者关心今世的幸福，对于来世的生活不是毫无所知，就是不感兴趣。有关“灵魂不灭”这一重要真理，曾经在印度、亚述、埃及或高卢大事宣扬，获得相当成就。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别归之于野蛮人具有超越时代的知识，只能说是受到祭司制度的影响，那些祭司利用道德动机将其变成推动个人野心的工具。
我们或许会想到，对宗教而言如此重要的原理，早该用肯定的词句向巴勒斯坦的选民亲自讲明，至少也要将这事托付给亚伦[292]，因为只有他具有世袭祭司的身份。当我们发现，摩西律法没有灵魂不灭一说，便只能赞美天意的神秘安排。[293]关于来世的问题，先知言辞隐讳，在遭受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奴役的漫长岁月中，犹太人的希望和恐惧，始终限制在今世生活的狭窄范围之内。居鲁士允许被放逐的民族回到应许之地，以及以斯拉[294]重新恢复宗教的古代记录以后，耶路撒冷逐渐出现两个著名的派别——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295]前者的成员多来自社会中较为高贵和富裕的人家，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明文规定，非常虔诚地拒绝承认灵魂不灭之说，因为他们奉为信仰唯一准则的圣书，并未肯定这种说法；法利赛派则在圣书之外，加上一些权威性的传统说法，接受东方民族的哲学和宗教中的纯理论性教条，于是关于气运和宿命、天使和精灵以及死后的奖惩等说法，都列入新的信条之中。
法利赛派处世态度严肃，早已受到犹太人团体的接纳，灵魂不灭之说在亚斯漫尼家族[296]的君主和大祭司统治时期，成为会堂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犹太人性格不像多神教徒冷漠和倦怠，只要求得心灵满足就不会有别的念头。一旦犹太人承认死后世界的观念，就会用整个民族的狂热全力信奉。不过，犹太人的这种狂热并没有为其增加可信的证据，甚至也没有加强它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有关永生和来世的学说，虽然为自然所提供、为理性所赞同和为迷信所接受，仍须依靠基督的权威和榜样，来肯定具有神性的真理。
如果现在向人类提出，只要接受福音的信仰，遵守有关教条，就能保证获得永恒幸福，对于如此优厚的条件，罗马帝国的各种宗教、各个阶级，以及各行省，都有为数众多的人欣然接受，那是不足为奇的事。古代基督徒受到鼓励要鄙弃现世生活，很自然地会相信灵魂的永生，有关这一方面，近代多疑而不完美的信仰，使我们无法具备此种概念。在原始基督教会中，真理的影响力无论实用价值和古老程度如何，还是值得大家尊重。这样一来，与实际经验难以兼容的意见，也能为大家所接受。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世界末日将临，天国近在眼前。使徒的预言中提到此一奇妙事件即将发生，这种说法由最早期的信徒一直保存下来，对基督的言论一字一句都能虔诚接纳的人们，则像大旱之望云霓。在曾经目睹基督混迹人间，为犹太人在韦斯巴芗或哈德良治下所受苦难做见证的那一代人完全去世之前，“人子”将第二次光辉灿烂地在云端中出现。17个世纪的变革，教导世人不要对神秘的预言和启示过于深究。但是只要容许此一受误导的观念，为达成明智的目的，在教会中继续存在下去，便会对基督徒的信仰和实践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永远怀着敬畏的心情，期待一个新时刻的来临，那时整个地球和各种族的人类都将在神圣的审判者面前战栗。[297]
(二)千禧年和原罪思想
古代在民间普遍流行的千禧年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有密切关系。神创造世界的工作是在6天之内完成的，根据先知以利亚(Elijah)[298]的说法，这6天的长度算到现在应该共合6000年，[299]从而知道用于工作和竞争的漫长时期即将结束，[300]随之而来的便是欢乐的安息日，要有1000年之久。基督带着功德圆满的圣徒，还有少数避开死亡得以神奇复活的人，共同来治理人世，直到指定最后让人类全部复活的那一天。这种希望使信徒喜不自胜，于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幸福天国的所在地，很快便以人们能想象得到的最神圣的色彩装饰起来。但这种只有纯净的精神欢乐的幸福，对仍然具有人的天性和情感的居民来说，未免过于理想和崇高。一个充满田园生活乐趣的伊甸园，不再适合罗马帝国普遍存在的高标准的社会生活。于是他们用黄金和宝石修建起了一座城市，郊区到处都超现实地堆满谷物和美酒，幸福和善良的人民自由享受自天而降的物产，不会受到保护私有财产法律的限制。[301]
这种肯定千年盛世即将来临的说法，从亲自与使徒嫡传弟子有过交往的殉教者查士丁和伊里奈乌斯，[302]到曾充任君士坦丁儿子的老师的拉克坦提乌斯，[303]都有相同的说法，其后一代一代的神父都曾不厌其烦反复加以申告。尽管并非所有的信徒都接受这种说法，但在正统基督教信徒的心目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正好吻合人类的希望和恐惧心理，在促进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上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等到基督教会庞大的结构即将完成时，这种临时的支撑即被抛到一边。基督亲自治理人世的论点，最初被当作神秘的寓言来看待，后来逐渐被视为可疑而无用的见解，最后则被认为是异端和宗教狂热分子杜撰的邪说，被整个加以舍弃不予理会。这个神秘的预言至今仍是构成神圣教规的一部分，被认为可以发挥安抚人心的作用，因而免于遭到教会禁止的命运。[304]
在基督的门徒得到应许，可以得到暂时统治人间的幸福和荣耀的同时，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世界，却被指明将遭受灾难的袭击。新耶路撒冷的修建工作将和神秘的巴比伦的毁灭同步进行，只要君士坦丁以前那些皇帝信奉偶像崇拜，罗马城和罗马帝国就会遭到巴比伦的命运。一个繁荣的民族无论是道德和肉体方面，都会受到一连串天灾人祸的损害。内部的纷争和来自北部荒野地区凶恶蛮族的入侵、瘟疫和饥馑、彗星和日食月食以及地震和洪水，不过是罗马将面临空前浩劫的先兆和预警，等到最后那一刻，西庇阿和恺撒家族统治过的国土将被天火焚毁。那七山之城连同宫殿、神庙和凯旋门，都将埋葬在烈火和硫黄的狂焰之中。不过，好虚荣的罗马人还可以聊以自慰，他们的帝国正好与整个世界共存亡。这世界如同过去一度绝灭于洪水一样，注定第二次要被大火迅速摧毁。
有关这将普遍出现的天火问题，基督徒的信念有幸和东方的传统说法、斯多噶学派的哲学以及大自然的现况十分吻合。即使抛开宗教角度来考虑，将意大利选作大火发生的起点和主要场地的国家，自然和物质的条件也最适合于达到此目的。那里有深邃的洞穴和硫黄的矿床，以及包括爱特纳、维苏威、利帕里[305]在内许多经常喷发的火山。一个头脑冷静无所畏惧的怀疑论者，也没有办法否认，很有可能世界体系最后会毁灭于一场大火之中。基督徒听从传统说法和圣书的解释，并非以理智推断作为信念的基础，怀着恐惧的心情，不仅相信而且期待即将来临的事件。由于他们心中永远存着可怕的想法，认为在帝国发生的灾祸，是这个世界濒临毁灭无可置疑的先兆。[306]
基督教徒由于对神性的无知或怀疑，将最明智和最高尚的异教徒治以重罪，现代人的理性和人道观念，无法接受这种做法。[307]始终具有坚定信仰的原始基督教会，毫不犹豫地把绝大部分人类归入应受永恒惩罚的范畴内。在福音之光升起前，求助于理性之光的苏格拉底或其他古代哲人，还可容许抱有获得赦免的希望。[308]但那些在基督诞生或去世后，仍然顽固坚持崇拜魔鬼的人，被激怒的神绝对不可能给予正义的宽恕。这种在古代世界不存在的严酷情绪，似乎在博爱与和谐的体系中注入了一种苦楚精神。血缘和友情的纽带，常被不同宗教信仰所产生的怨恨摧折。基督徒发现自己在这个世上始终遭受到异教势力压迫，出于愤恨和精神上的自傲，而尽量陶醉在未来的胜利中。态度严肃的德尔图良叫喊道：
你们这些异教徒喜爱热闹场面!那就等候最庞大的热闹场面——世界末日最后永恒审判的到来吧!当我们看到那么多骄傲的君王和出自幻想的神明，呻吟在最底层的黑暗深渊里面；那么多曾经迫害过上帝名声的官员，消熔在比他们用以焚烧基督徒更为猛烈的火焰之中；那么多明智的哲学家和受愚弄的门徒，在炽热的烈火中烧得通体发红；那么多著名的诗人，在基督而不是在密诺斯[309]的法庭上战栗；那么多的剧作家表达他们自己所受的苦楚；那么多舞蹈家在火中跳动时，我将会多么快慰，多么开怀，多么欢乐，多么狂喜啊!
这位狂热的阿非利加人用以描绘地狱情景的那种虚妄自大而毫无情感的俏皮话还远不止于此。我们的读者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定会允许我将其余部分避而不提吧![310]
在原始基督徒当中，毫无疑问有许多人的性情更符合所信奉的友爱和仁慈精神。当他们的朋友和同胞面临危险时，他们能抱持真正的同情，不惜竭尽所能，把他们从迫在眉睫的毁灭之中拯救出来。多神教徒没有人给予照顾，遭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恐惧的袭击时，不论是他们的祭司还是哲学家，都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可靠的保护，很容易被永世折磨的威胁所吓倒。这种恐惧增进信仰和理智的发展，如果他们有一天忽然想到，基督徒的宗教是最完美和最明智的选择，那么改变信仰就会势在必行。
三、原始教派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
据称基督徒生前也具有非常人所有的超自然力量，这必然使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感到称心如意，同时，这也常常促使一些教外人士改信基督教。除了偶然状况下发生的特异事件，神为宗教的利益暂时中止自然法则的作用，亲自干预而形成神迹之外，基督教教会从使徒和早期弟子的时代开始，[311]便一直宣称拥有各种法力。像是会说多种语言、具有通天眼和预言吉凶的天赋；有伏魔驱鬼、医治疾病和使死者复生的能力。伊里奈乌斯提到，与他同时代的人当中，经常听说有人被神授予了通晓外国语言的能力，不过伊里奈乌斯向高卢的土著宣讲福音时，却被野蛮民族的方言弄得不知所云。无论是在清醒还是在睡梦中，得到来自神的灵感、见到神灵显形、可以传达神的旨意都被认为是无上恩典，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和主教在内，这些恩典不分阶层授予各个等级的信徒。当他们的虔敬之心经过长时间的祈祷、禁食和守夜，做好接受异乎寻常感情冲动的充分准备后，便在一种迷糊状态中完全失去理智，在极度兴奋中说出从神那里得到的灵感，完全和任人吹奏的喇叭和笛子一样，成了神明的喉舌。
我们可以附带说明一下，这些幻境所要达成的目的，绝大多数都是揭示教会未来历史，指导教会当前任务。有些不幸的人遭受魔鬼折磨，从他们身上驱除魔鬼被看成宗教的一项寻常的工作，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一再被古代护教者指为基督教最令人信服的真实证据。这种可怕的驱鬼仪式，通常都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公开举行。患者的苦痛当场由驱魔师的法力和法术消除，观众还可以听到被降伏的魔鬼供称自己原是古代一个不知名的小神，不该亵渎神灵，妄想篡夺人类的崇拜。但是我们只要想一想，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的伊里奈乌斯时代，死人复活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而且只要是情况需要，当地的教会便会组织大批斋戒的会众一同祈祷，以重演这种神迹。连那个随着他们的祈祷死而复活的人，也能在这些人当中长时间生活下去。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说到神奇的治病法术，不论治愈什么痼疾怪病，也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惊奇了。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教的人可以拿出那么多战胜死亡的例证，有些怀疑派的哲学家却仍然拒绝承认这类现象，照旧嘲笑人能复活的说法，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有一位出身贵族的希腊人，曾拿这一点作为全部争论的基点，他对安条克主教提奥菲卢斯说，如果能够让他亲眼看到有人确实死而复生，他便将立刻信奉基督教。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东部首席教会的主教，尽管迫切希望他这位朋友能皈依基督教，还是觉得拒绝这一公平合理的挑战方为上策。
原始教会的神迹，在得到许多代人的承认之后，近来有人通过深入研究，否定了宗教奇迹的存在。[312]这种研究虽然得到公众的普遍赞许，但是无论在本国还是在欧洲各地，却受到新教教会神职人员广泛的责难。[313]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并非完全来自某种特殊论点，倒是因为受到我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的影响，要让我们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须有充分证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要求他在这场微妙而重要的争论中夹入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否认，要采用一种能调和宗教和理性二者利益的理论，确有困难。更难的是，要将这种理论恰当运用，保证不出差错，不自以为是，能准确划定那一幸福时代的界限，不致将成因归于超自然的天赋。从最初那位神父到最后一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圣徒、殉道者和神迹，从未有片刻间断。迷信的发展进程是如此缓慢，几乎让人无法觉察。因此，我们根本不知应当从哪个特定环节截断这根传统链条。每个时代都能为那些使它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奇异事件充作见证，而它的见证在可信度和分量上不低于前代所提的凭据。如果我们不能像公元2世纪时，用相信查士丁和伊里奈乌斯那种程度[314]来对待公元8世纪时值得尊敬的比德或12世纪时神圣的伯纳德，[315]那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领上一条责备自己前后矛盾的道路。
若任何这类神迹的真实性要依靠表面的实用性和正当性来获得承认，那么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许多不信教的人要劝化，许多异端分子要驳斥，一些偶像崇拜的民族要使之皈依，不管何时都能找到上天应插手其事的足够动机。既然每个信徒接受神的启示就会相信神奇法力的真实性，而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又肯定那种法力已不复存在。那么非常明显，必然有过一个时期，这种法力不是突然之间，就是逐渐在基督教会中消失。
我们不管把那个时期安排在哪一个时代，是使徒去世的时代，是罗马帝国改奉基督教的时代，还是阿里乌斯异端[316]归于消灭的时代，说来全都一样。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竟会毫无所感，同样让人感到十分惊讶。或者，他们仍旧假装具备那种失去的神奇力量，这样，妄信代替了信仰的职能，狂热被允许冒用神灵感召的言语，把一个偶然或人为安排的事件所产生的效果全归于超自然的原因。
新近发生的真正神迹的经验，可以教导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认清天道的规律，眼睛(如果可以使用这个不恰当说法的话)习惯于“神工”的风格。如果近代某位有才能的意大利画家，竟敢冒用拉斐尔或科勒乔的名字，[317]来提升拙劣模拟作品的声誉，这种狂妄的欺骗行为一定很快被揭穿，遭到公众愤怒的斥责。
原始基督教会自使徒时代以后，不管对神迹问题抱有何种想法，这种在公元2世纪到3世纪的信徒中，如此显著存在的什么都信的温和性格，无疑会对真理和宗教的起因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等到了现代，一种潜在而且不怀好意的怀疑主义，始终纠缠着虔诚信徒的思想。人们多半都不相信对超自然力量的真实性，只是出于一种冷漠而被动的认可。我们的理智和想象，在长时期观察和尊重大自然始终不变的秩序的情况下，对于亲自去证实神可见的行动，实在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在基督教的初期阶段，人类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教徒中最有好奇心和最易轻信的人，常常受到劝说去参加一个声称具有神奇法力的团体。原始基督徒永远立足在神秘的土地上，他们的思想经过训练，习惯于相信绝对违反常情的事物，他们感觉到，或者自以为感觉到，在他们四周到处都有魔鬼在不断对他们进行袭击。他们从神的显灵中得到安慰，从预言中获得教导，依靠教会的祈祷使自己从危险、疾病甚至死亡中被解救出来。他们对真实或想象中的奇异事迹，常常自以为是目标、工具和证人。他们非常愉快地以同样轻松但却更为合理的态度，接受福音史上确凿有据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曾超过他们经验范围的神迹，就能产生启发作用，使他们具有高度的信心，去接受显然超出理解能力的不可知奥秘。正是这种超自然的真实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在信仰的名义下得到百般赞扬，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被视为获得神的恩典和未来幸福的可靠保证，被描绘为基督徒最高或唯一的美德。按照学者非常严格的说法，一些非基督徒同样可以实践的美德，经过证明并不具有任何价值和功效。
四、原始基督徒的信仰与美德
原始基督徒总以美德来显示他们的信仰，并认为对神的信念能够启发或克制人的理解能力，同时净化信徒的心灵，指导他们的行动。基督教中第一批肯定同教兄弟纯净性的辩护士，以及稍后一段时期赞扬先辈圣洁的作家，都曾以极其生动的色彩展示了如何通过福音的传播，来向世人推荐生活习性的改革。既然我的意图只是想说明支持天启发挥影响力的人为因素，那么就只须简略地提出原始基督徒与同时代的异教徒或他们堕落的后代相比，更为纯洁和严肃的两种动力：为过去的罪恶忏悔，以及值得称许的维护自己所属社团名誉的意愿。
(一)原始教会赎罪的观念
从很早开始，没有信仰的人基于无知或恶意，指责基督徒诱使十恶不赦的罪犯参加他们的教派。这些人一旦有悔改之意，便极易信服，各个庙宇的诸神绝不会轻予宽恕的恶行，只要依靠受洗的净水便可以除去罪孽。这种受到歪曲的责难获得澄清之后，既增加了入教的人数，也提高了教会的声誉。基督教的友人可以正大光明地承认，许多名声显赫的圣徒，在受洗以前都是无可救药的罪人。那些过去在尘世上虽不够完善，却能一直遵循仁爱和宽厚原则的人，从个人行为端正的意识中得到一种恬静的满足，不易受到突然迸发的羞愧、悲伤和恐惧情绪所侵扰，也正是这种情绪感化了心灵，促成许多人的皈依。传播福音的教士，效法神圣的救主，对于那些因罪行受到良心谴责，常常自食恶果的人，尤其是女人，并没有采取鄙视的态度。他们一旦从罪恶和迷信中挣脱出来，看到光荣的永生，便会抱定决心终生致力于善行和忏悔。追求完美和至善将成为他们灵魂的主导情绪。大家都知道，理智只关心冷漠无情的庸俗，激情促使我们以勇猛的步伐，跨越两个对立极端之间的鸿沟。
当新近改宗的人员加入信徒的行列，参与教堂礼拜活动时，便会发觉自己已经提升精神的层次，思想变得纯净，举止变得稳重，不致再度陷入过去混乱的生活。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要是和所属的民族团体或宗教信仰脱离，马上就会引起注意和招人忌恨。一个社会组织的人数愈少，名声便愈会受到成员言行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提高警觉，自我要求，同时也要注意同教弟兄的言行举止，因为他既然分享共同的荣誉，必须准备蒙受共同的耻辱。当比提尼亚的基督徒被带上小普林尼的法庭时，他们非常恳切地向这位前执政官保证，绝不可能进行任何违法的阴谋，因为他们已立下庄严的誓言，绝不犯偷窃、抢劫、通奸、伪证和诈欺等扰乱社会公众和私人安宁的罪行。过了一个世纪后，德尔图良还很诚心地夸口说，除了宗教的原因，很少有基督徒死于刽子手的刀斧之下。他们过着严肃的遁世生活，憎恶当时人们的骄纵和奢侈，习惯奉行廉正、淡泊、俭朴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于大部分教徒都从事某种手艺和行业，有责任行使诚实和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人对他们外表的圣洁所产生的怀疑，也由于世人对他们的鄙视，因而锻炼出谦虚、温和以及忍耐的习性。他们愈是受到迫害，便愈是紧密地彼此团结在一起。他们之间互相关怀和毫无猜忌的信赖，使许多非基督徒都非常钦佩，也常给虚情假意的朋友以可乘之机。[318]
(二)基督教重视品德的具体做法
有关原始基督徒的品德，有一种情况的确真实可信，那就是连他们的过失和错误，都是由于过分重视品德所造成。教会的主教和神学家，已经证实他们的言辞具有权威，能影响同时代人的信念、原则和实践，但是对圣书的研究，可说是虔诚有余而学能不足，完全按照文字的含意来接受基督和使徒的严格教义，不像后来那些明智的注释家，用更灵活、更形象化的方式予以解释。深具宗教热情的神职人员，意图使福音教义的至善超出哲学的智慧之上，把宗教上修炼、净化和忍耐的职责，推到了一个在我们今天这种虚弱和腐败的状态中，几乎不可能达到、更是无法长期保持的高度。像这样一种崇高的教义，必然会引起人民的敬仰，但是却不易获得世俗哲学家的赞许，因为这些哲学家在短暂人生中的作为，只从自然感觉和社会利益的角度来加以考虑。
人类高尚和开明的天性中，可以区分出两种非常自然的倾向——爱“知”和爱“行”。前一种爱好如果受到学业和艺术的熏陶，社会交游和友情的切磋，经由节俭、健康和名誉的关注以纠正可能的偏差，可以成为个人生活中幸福和快乐的源头。爱“行”是具有更强烈、更难预测性质的基本原则，常常导致愤怒、野心和报复的行动，但是如能用公正和仁爱之心加以指导，便能成为一切高尚品德的根基，再配合以相应的才能，则一家、一地或者一个帝国，都会因他一人无所畏惧的勇武精神而获得安全和繁盛。因此，我们把大多数可喜的特性都归于爱“知”，大多数有用和令人起敬的特性都归于爱“行”，“知”“行”兼备而且彼此和谐相互结合的性格，似乎就是最理想的完美人性。冷漠无情和无所作为的性格，可以说是二者皆不具备的性格，便应该遭到全人类一致的唾弃，因为既不能使个人获得幸福，也不能为世人谋得公共的福利。但是，原始基督徒完全无意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可爱或有用的人，所以他们既不爱“知”也不爱“行”。
思想开明的人士，把闲暇时间用以增进知识，训练自己的理性和想象，毫无保留地与别人进行快意的交谈。严肃的神职人员，把有趣的消遣当成无益于灵魂获救的知识，将愉悦的交谈视作滥用语言才能的罪过，不是表示厌恶加以拒绝，就是极其小心勉强接受。在我们所处的生存状态中，肉体与灵魂的关系是那样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同时追求着两者，用一种无害而温和的方式与忠实的伴侣分享两性的喜悦。然而，虔敬的前辈对这个问题抱着另外的看法，他们妄图模仿天使的完美，竟然装出厌恶一切尘世和肉体的欢乐。实在说，我们的某种感官乃为生命的绵延所必需，另一些需要赖以维持生命，更有一些能够获得信息，在此种状况下，拒绝使用感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第一次的欢乐引起的激动，被指为对感官的滥用。那些没有感觉、等待进入天堂的人，他们所接受的教导，不仅要抗拒味觉和嗅觉最普通的诱惑，还应闭耳不听世俗的乐声，用冷漠的态度看待人类艺术最完美的成就。鲜艳的服饰、豪华的住宅、优美的陈设，都被看成是具有骄奢和荒淫双重罪恶的象征。对于肯定自己有罪却不能肯定自己一定得救的基督教徒来说，俭朴和愁苦的外观对他们更为适合。
神职人员对奢侈的指责，不仅非常细密而且极为详尽。他们基于宗教的虔诚对许多物品感到愤怒，如假发、白色以外所有颜色的衣服、乐器、金银制作的花瓶、鸭绒枕头(雅各把头枕在石头上睡觉)、白面包、外国酒、公众场合的颂词、温水浴以及剃须。关于最后这点，根据德尔图良的说法，这是对自己的面容所进行的欺骗行为，妄图改进造物主的作品，可以被套上大不敬的罪名。等到基督教渐为富有的上流社会人士所接受，这些奇怪的规定，如同现在的情况一样，只有急着表明自己圣洁绝顶的少数人才会遵守。但要让人类中的低下阶层，自称具有鄙弃(命运却不容他们得到)豪华和享乐生活的美德，那是很容易的事，而他们也乐意这样做。原始基督徒的美德就和早期的罗马人一样，常受到贫穷和愚昧的保护。
(三)基督教禁欲的原则和制度
神职人员对任何有关两性交往的问题，依据同一原则，严格要求守贞。他们对一切可以满足情欲和降低灵性的欢乐都深恶痛绝，经常喜欢提出一种观点：要是亚当谨遵造物主的严命，便会永远生活在童贞状态之中，通过无罪的繁殖方式，会让天国住满一个无邪的永生族类。婚姻制度只是堕落的后代延续血脉的一种必要手段，对于自然而然产生的难以满足的情欲，无法形成有效约束。正统的诡辩家在这个有趣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犹豫，说明人们在不得不赞同一项必须容忍的制度时所感到的窘困。[319]那些为夫妻同床所制定的极为荒唐的条款，如果在这里列举出来，将会使得年轻人捧腹大笑，也让女性听了脸红。神职人员一致认为，人只需要一次婚姻，完全可以满足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需要。情欲结合被美化为有如基督与教会的神秘结合，一旦形成便既非离婚也非死亡所能予以解除。再婚被斥责为合法的通奸，任何人犯下此等罪行，如同严重侮辱基督教的纯洁，会立即被排除在教会的荣誉之外，甚至被赶出教会的怀抱。既然把情欲视为罪恶，婚姻只不过是勉强被容忍的过失，那么按照同一原则，把独身生活看成是最易接近神完美境界的途径，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观点。
古罗马的宗教制度要维持6个处女灶神祭司，[320]经常感到困难重重。原始基督教会中却住着大批发誓终生保持童贞的男女，他们中有少数人，包括博学的奥利金在内，认为这是使撒旦无可奈何的最明智的办法。[321]面对肉欲的引诱，有些人立即投降，有些人始终坚不可摧。处于阿非利加温暖气候条件下的处女，认为自己有战胜情欲的能力，绝不自甘堕落于欢爱之中。她们可以要求教士和执事跟她们同床，为在欲火中仍能保持清白的贞洁而深感荣耀，但是自觉受到屈辱的自然法则，有时不免要伸张自己的权利，像这类新的殉教者，只不过给教会增添新的丑闻而已。[322]可是，基督教的苦修者(因为修炼的过程极为痛苦而得名)之中，很多人由于没有贸然行事，能够获得较大成就，他们在肉体欢乐方面的损失，通过精神上的满足得到补偿。这种难以实行的自我牺牲，甚至令众多异教徒都不禁为至上的美德表示赞赏，神职人员在对贞洁基督徒的颂扬声中，更能显示出口若悬河的辩才。以上便是基督教禁欲生活原则和制度的早期遗迹，在以后的年代里，一直和基督教的种种世俗利益产生平衡作用。[323]
基督徒对尘世俗务的厌恶程度不亚于对享乐的鄙视。他们有忍让的精神，可以宽恕往日的仇恨，容忍一再的欺凌，却不知道如何保护人身和财产。他们生活俭朴，不容许赌咒发誓，也难以适应地方官府的排场以及公众生活的激烈斗争。他们的仁慈已到达无知的地步，某些人的罪恶行径和敌意企图，只要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安全，[324]就不得不利用正义制裁和战争手段把这些同类置于死地。然而对此，他们却怎么也无法相信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基督徒普遍认为，犹太体制的权力是依据并不完善的法令，得到上天的许可，由神意启示的先知和神授权力的国王来运用。基督徒非常清楚也公开声明，这种体系对当前世界而言确有必要，心满意足地承认异教徒总督的权威。但是，他们虽然没有忘怀消极服从的箴言，却拒绝积极参与帝国的民政和军备工作。有些人在改变宗教之前，便已从事这类残暴和血腥的职业，也许可以不予深究，但是让一些基督徒没有放弃更神圣的职责之前，便去充当士兵、行政长官或国王的角色，[325]那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对公共福利视若无睹，甚至达到犯罪程度的冷漠姿态，遭受异教徒鄙视和谴责。他们经常问道，要是所有人员都抱着新教派的怯懦态度，那么这个四处遭受蛮族围攻的帝国，将会有什么下场呢？[326]对于这个带着侮辱性的问题，基督教的辩护士只能给予模棱两可的答案：因为他们不愿透露秘密的安全保障，那就是他们料定，不等到全人类皈依基督教的工作完成，战争、政府、罗马帝国以及世界本身都将不复存在。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早期基督徒的处境和宗教所产生的疑虑完全吻合，他们对俗世的积极生活没有好感，可以找到借口免于在政府和军队中服役，但是并不妨碍他们享有神所赐予的荣誉。
五、基督教会治理机构的发展
人的性格会因暂时的激情感到兴奋或消沉，但总会还原到正常和自然的水平，恢复最适合于它当前状态的情绪。原始基督徒对尘世的事务和欢乐毫不动心，但是爱“行”的本能不可能完全绝灭，等到可以在教会治理上施展长才，很快又能容光焕发。一个独立自主的教会团体，要对帝国原有的宗教进行攻击，必然采用某种形式的内部政策，任命足够数量的教士，除在基督教共和国行使精神职能，还要进行世俗的领导。教会团体的安全、荣誉和壮大，永远存在于虔诚信徒的脑海中，就如同早期罗马人对共和国所特有的爱国精神。有时基督教徒们也会运用诸般手段以达成所望的目标，并力图用冠冕堂皇的意图掩饰自己和友人获得教会荣誉和职位的野心。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求得权力和影响，并将之全部用以谋取教会的公共利益。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他们要负责查出异端邪说的谬误或制造分裂的诡计，反对同教弟兄心怀叵测的阴谋，把他们揪出来公开加以谴责，并把他们从他们试图破坏其内部和谐与幸福的团体中驱逐出去。基督教会的神职领导人员所受的教诲告诉他们，要集蛇的机智和鸽子的纯洁于一身。可是，统治的习惯既会使前者更趋精到，同时也使后者于不知不觉中遭到腐蚀。任何人不论是在教会里，或是在尘世间被推上公共职务的高位，都会使自己由于能言善辩、行动果敢、阅历丰富和精通世故而为人所敬重。当他们对别人或许也对自己，隐瞒自己行为的秘密动机时，就会陷入积极生活的混乱情绪之中，要是渗入了宗教狂热，这种情绪更添苦涩和顽固的味道。
(一)教会成立治理机构的起源
教会治理经常是宗教争论的题目，也是宗教斗争的对象。在罗马、巴黎、牛津及日内瓦相互敌对者之间的论战，全都力图使原始使徒时代的教会模式[327]完全符合他们各自的政策标准。少数用诚恳和公正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士[328]，认为使徒放弃立法的职权，宁愿忍受不公正的指责和教会的分裂，也不愿剥削基督徒未来的自由，不让他们按照自己所处时代和环境的特点来改变教会管理机构的形式。一种获得使徒许可，在公元1世纪被采用的政策模式，现在还可能在耶路撒冷、以弗所和科林斯的教会中找到。在罗马帝国各大城市建立宗教团体之前，仅有共同信仰和仁爱精神作为彼此联系的纽带，独立且和平形成内部组织的基础。由于缺乏纪律要求和传教经验，这些宗教团体不时靠神的代言人以先知的名义，前来帮助以弥补缺失。这些神的代言人不分年龄、性别或天生的才能，都能被召去担任职务。每当他们感到获得神力冲激时，可以在信徒组成的大会上，尽量倾吐神的旨意。不过这种非同小可的天赋常被某些喜爱预言的导师滥用甚或误用，在极不恰当的场合尽情显露，任意扰乱大会做礼拜的程序。他们因狂热而引起的傲慢和过错，特别是在科林斯的使徒教会中，制造了一长串可悲的混乱局面。等到先知制度变得无用甚至有害之时，他们的权力就被剥夺，职位也被撤销。
宗教事务此后便完全交托给教会的主教和长老，这两种称呼在开始时，似乎是用来指代担任同样职位和阶层的个人。长老的名称表示他们年龄较大，更能表现出稳重和聪睿的特性；主教的头衔表示他们对所辖教区基督徒的信仰和行为负有监督责任。按照各教区信徒人数的不同，便有数目不等的主教团长老，运用平等的权力和协商的态度，指导每一个新成立的教会团体。
即使信徒拥有最完美的平等的自由，还是需要上级的领导，公开商议的规定很快就导致主席职位的设立，至少可以授权一个人收集会众的意见和执行大会的决议。教会关怀公众的宁静，不希望他们被每年一度或不定期的选举所干扰，出于这点考虑，原始基督徒建立了极受尊重的永久性领导机构，从长老当中选出一位最明智最圣洁的人，让他终生执行教会最高长官的职务。就是在这些情况下，主教这个崇高的头衔，才开始从长老这种平凡的称号中冒出来，后者仍是基督教元老会成员的尊称，前者专用于新设立的高贵主席职位。[329]这种在公元1世纪结束前[330]便已开始采用的主教治理架构，由于具备非常明显的优点，对于基督教保持当前的和平宁静和展开未来的宏图大业可以说是极关紧要，因而很快就毫不迟疑地为散布在帝国各处的教会团体所采用，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代制度得到普遍承认，[331]直到现在仍被东方和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教会看作是最古老最神圣的机构加以尊重。[332]
我们用不着强调，最早荣获主教头衔的那些虔诚和谦卑的长老，是不可能享有现在罗马教皇的三重冕或德国大主教的主教冠那种伟大排场和熏人权势的，即使有这种可能，他们也会加以拒绝。我们可以十分简略概括地说明一下，他们的权势最初有时也带有世俗性质，主要属于宗教方面非常狭窄的范围，包括掌理教会的礼拜活动和纪律，监督数量和名目日益增多的宗教仪式，任命由主教指派职务的各种教堂执事，管理公共基金，以及处理一些虔诚教徒之间不愿在法庭上向偶像崇拜的法官泄露的纠纷。在最早的很短一段时间里，这些权力是根据长老团的建议，经教徒大会的同意和批准后实施。原始教会的主教只不过被看作同辈中的排头兵，是自由人民的忠实仆人。无论何时，主教职位因原任主教死亡产生空缺，教会便召开全体教徒大会，从长老中选出一位新主教，其中每个成员都认为自己具备担任圣职的资格。
在使徒过世后100多年的时间中，基督教会采用这种温和而且平等的制度，让每一个社团本身自成一个独立的共和体。尽管在最遥远的小邦之间，也相互保持友好的文件书信和使者来往，整个基督教世界没有树立一个最高权威，也没有成立一个立法会议的单位，好把全体基督徒统一起来。由于信徒人数日渐增加，他们发现把利益和计划密切结合起来，很可能会带来若干好处。到公元2世纪末期，希腊和亚细亚的教会采用“行省宗教会议”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制度。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是依据自己国家众所周知的先例，像是希腊城邦会议、亚该亚同盟以及爱奥尼亚城镇联合会等，[333]作为模式建立起来。各独立教会的主教必须在指定的春秋两季到各自省会集会的做法，很快就成为一种惯例和法规。他们对问题的考虑可以获得少数名声卓越的长老当场给予的帮助，有时会因旁听的群众而受到影响和制约。[334]他们订出被称为“教规”的法条，有关信仰和纪律问题的任何重大争论均可得到解决。人们很自然地相信，圣灵感应必定会大量地向基督教子民代表联合大会倾注，这种宗教会议制度既能满足个人野心，又能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短短几年之内，被整个罗马帝国各地普遍采用。各行省的宗教会议之间也建立了经常的信函联系，以便彼此就会议进行的情况互传消息，沟通意见。不久，正统基督教会采用一个大联邦共和国的架构，并获得名副其实的权力。
(二)教会权力的建立和转移
当教会的立法权力逐渐为宗教会议取代时，主教却通过集体行动，获得更多行政和决断的权力。而且，他们一旦意识到具有共同利益，便可以运用联合起来的力量，侵犯教士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公元3世纪的高级教士，不知不觉中将劝告转变成命令的语气，为未来撒播篡夺权力的种子，并用圣书中的寓言故事和武断文词，弥补在力量和理智方面的欠缺。他们增强教会的团结和权力，每个主教根据职位的代表性，享有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常说，君主和行政长官可以自夸享有尘世的统治权，但有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只有主教的权威得自神授，可以从目前延续到死后的世界。主教是基督的代理人、使徒的继承者，也是摩西律法中高级祭司的神秘化身。他们专有的除授圣职的特权，同时侵犯了教士和子民自由选举的权利。而如果他们在教会管理工作上，仍旧征询长老的看法和子民的意向，一定会先反复思考，对教会有什么好处，才会主动屈尊就教。主教承认同教弟兄的大会握有最高权力，可是在特定教区的管理问题上，每位主教都要求羊群对他绝对服从，仿佛教民真就是常用比喻中的羔羊，同时也仿佛牧羊人就是比羊群更高一等。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服从，并不是在一方无须强制，另一方毫不抗拒的情况下形成。教会组织中的民主受到热烈支持，有的是来自内部教士的热心公益，还有就是利害关系所造成的反对派。但是，有些人对教会一片忠心，却被扣上自立宗派和分裂教会的恶名。主教的宏图大业依靠主动积极的高级教士不断努力才得以迅速发展。这些人像是迦太基的西普里安，能把最具野心的政治家的谋略，以及只有圣徒和殉教者才有的基督徒美德，运用诸般手段协调起来发挥力量。[335]
最初破坏长老之间平等地位的有关因素，同样也使主教获得特别显赫的地位，从而产生教会最高管辖权。每当主教在春秋两季参加行省宗教会议时，每个人在才能和声望方面的差别，与会成员无不了然于心。广大会众常为少数人的智能和辩才所控制，但是为使公共会议顺利进行，总要有人具有正常而不招人忌恨的才德。各行省宗教会议永久主席的职位通常由该行省省城的主教担任。但是那些野心勃勃、很快获得总主教和首席主教头衔的高级教士，像同辈主教弟兄篡夺凌驾于长老团之上的权威一样，全在暗中准备。没有多久，一场为了争夺最高权势的斗争便在总主教之间展开。他们每个人尽力用最夸张的语言，陈述自己所管辖城市的尘世荣誉和优点，教区基督徒的数量和富裕程度，产生多少圣徒和殉教者，以及如何保存了使徒和使徒的门徒传下来的基督教信仰的传统。[336]
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可以预见罗马必会受到各行省的尊重，很快就会使各行省臣服。帝国首都的教徒团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罗马教会是西部最古老的教会，规模最大而且人数最多。许多其他的基督教组织，都是经由罗马教会传教士虔诚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安条克、以弗所和科林斯，因有一个使徒作为奠基人而备感荣耀，台伯河两岸却有两位最杰出的使徒在此传道和殉教。[337]罗马主教很谨慎地要求继承圣彼得本人和职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338]意大利和各行省的主教，愿意承认他在基督教贵族政治中具有排序和联合上的首席地位。不过专制君王的权力因被人厌恶而受到抵制，就像雄心万丈的罗马守护神，从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身上体会到对精神统治的抵抗，这甚至比抵抗世俗统治更为激烈。爱国的西普里安用绝对权威统治迦太基教会和行省宗教会议，坚决而有效地反对罗马教皇的野心。他运用手段把自己的企图和东方主教的利益联结，且像汉尼拔一样，在亚洲寻找新同盟。若说这场布匿战争没有血流成河，并不是斗争双方的高级教士态度温和，而是由于他们没有作战的能力，仅有的武器是互相辱骂和开除教籍，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配合愤怒和吶喊，拼命向对方叫嚣。每当现代的正统天主教徒不得不把那些宗教斗士进行争论的细节(他们的情绪是如此激烈，似乎只有在元老院和军营中才有可能出现)与一个教皇、圣徒以及殉教者相联系起来时，总会感到十分苦恼。
教会权威的发展使“僧俗”间产生重大差别，就此点而言，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根本无法理解。“俗人”这名称包括全体基督教人民，“僧人”专指被特别选中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员。正是这一类值得赞美的人，构成现代历史最重要的主题，但不一定总是最有启示意义。僧俗之间相互的敌对情绪，有时会破坏新生教会的安宁。但是整体的热情和活动却会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对权力的爱好(经过最巧妙的伪装)会进入主教和殉教者的心胸，驱策他们增多教民的人数，扩大基督教帝国的疆界。他们没有世俗的力量，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当局的制裁和压迫而不是帮助。然而他们却早已得到两种治理武器，并在自己的社团内部有效加以运用，那就是恩赐和惩罚，前者来自虔诚信徒的慷慨捐献，后者则出自信仰所产生的敬畏。
(三)教会财务的管理和运用
受到柏拉图衷心赏识的[339]，存在于严谨的艾塞尼教派[340]之中的共产制度，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曾被原始教会采用。最早一批信徒在宗教狂热的促使下，卖掉自己深感厌恶的世俗财产，把获得的价款呈献在使徒脚下，然后大家平均分配。随着基督教的进步，这种慷慨捐赠的制度无法维持而遭到废除。因为当财富落到不像使徒那么纯洁的人员手里，他们人性中的自私成分复苏，财富不仅遭到滥用，也破坏了道德和纪律。因而后来改信的教徒准许保有世袭财产，可以接受遗产和遗赠，通过合法的贸易和生产，扩大各人独有财产的数额。传播福音的执事只接受适当的部分钱财，并不要求全部捐献。在每周或每月的集会上，每个信徒根据需要的迫切性、财产的多少和虔敬的程度，自愿适当捐助以充实公共基金之用，奉献数量不论如何微薄，都不会被拒绝。根据大家经常受到的教诲，知道摩西律法中有关什一税的条款，仍是每个人的神圣义务。此外，既然在一种不很完美的纪律要求之下，所有的犹太人都奉命交出财产的十分之一，那么基督的门徒就应该使自己显得更加慷慨，[341]并通过放弃很快必将随世界毁灭的多余财富，以立下莫大的功德。[342]一般而言，每个教会的收入多少没有定准，随着教徒的贫富状况而有很大差异。同时教徒在偏僻的乡村相当分散，在帝国的大城市又非常集中。
德西乌斯皇帝在位时，行政官员认为罗马的基督徒拥有极为可观的财富，这一点从宗教仪式中使用的金银器皿可以得知。许多新加入的教徒，为增加教派共有的财富，卖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完全置子女的利益于不顾；父母成为圣徒，子女却常变成乞丐。[343]对于局外或敌对人士的揣测之词，本不应完全信以为真，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从下述提出具体数字或表示明确概念的两个情况来看，揣测之词相当可靠。就在同一个时期，迦太基主教忽然发起募捐，赎回被沙漠地带蛮族俘虏的努米底亚弟兄，竟然能从远不如罗马教会富足的社团募到10万塞斯退斯(大约850英镑)。在德西乌斯时代之前的100年，罗马教会有一次从希望在首都定居的本都人手中获得一笔逾20万塞斯退斯的巨额捐款。这些奉献大部分都是现金；当时的基督教社团既不愿接受，也无力承受一定份额地产的拖累。当时有若干法令涉及不准转让的规定，任何团体未经皇帝或元老院特许和敕令，禁止擅自接受不动产的捐献或遗赠。对于最初受到皇帝和元老院的蔑视，后来又成为畏惧和嫉妒对象的一个教派，是不会轻易给予其特准的恩典的。不过据记载，亚历山大·塞维鲁当政时出现一件事，指出这种限制有时并不发生作用。通过钻法律漏洞加以规避，基督教可以在罗马境内占有土地。[344]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和帝国日益增加的政治混乱，这类严格的法律在执行时渐趋松弛。到公元3世纪结束之前，许多数量可观的地产，都赠予罗马、米兰、迦太基、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及意大利各行省大城市极为富裕的教会。
主教是教会理所应当的管理人，公共钱财全交给他一人负责，既无账目也无人监督。长老的职责只限于教务活动，一些执事更无实权，只是专门雇来管理和分发教会平日的进项。如果我们相信西普里安激烈的言辞，不知道他的阿非利加兄弟之中，有多少人在执行职务时，不仅犯下福音教规每一条戒律，而且更违背了一切道德原则。这些不忠实的管理人，有的把大量教会财富用来获得肉体上的享乐，有的用来牟取私利，或任意盗用，或拿来放高利贷。但是，只要教民的捐献还是出于自愿，没有受到任何强制，就不能随意滥用奉献者的信任。运用慷慨捐献的钱财时，教会应表明自己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团体。有一部分款项专供维持主教和教士的生活，拨出足够的经费用于公众礼拜仪式，这种仪式中最令人感到愉快的部分称作“阿嘉庇”的“爱之宴”。此外全部余款都属贫民所有的神圣财产，由主教考虑后决定，按一定比例用以维持本区的孤儿寡母、老弱病残的生活，接济外来游子和朝圣者，以及援助囚徒和被俘人员，特别是忠于传教事业而遭受苦难的不幸人士。一种慷慨互通有无的做法，能把最遥远的行省也相互连接起来。规模较小的教会愉快地接受比较富裕兄弟的捐献，这种制度的目的在解救人们的苦难，而不是奖励那些为教会建立功勋的教徒，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异教徒虽然嘲笑新教派的这项原则，但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也承认其确能发挥仁德之风。[345]眼前可以得到救济，将来还可以得到保护，许多即将沦入贫病和衰老之中的不幸，在尘世受到忽视，就会投入教会温暖的怀抱。我们相信照当时盛行的不人道做法，常有许多婴孩被父母遗弃，他们被虔诚的基督徒救出，免于死亡，再依靠公共积累的资金，使他们接受洗礼、得到教育，维持生计。
(四)教会处理赎罪问题的原则
一切社团，对于拒不遵守或违犯经大家确认的规章制度的成员，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力，可以将他们排除在社团组织应享有的福利之外。基督教会主要对一些重要的罪犯行使此权力，特别是那些犯有谋杀、诈欺或淫乱罪的人；那些宣扬已被主教团斥为异端邪说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随者；还有那些受洗之后，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仍旧进行偶像崇拜活动，玷污自身圣洁的不幸人士。开除教籍将会产生世俗和宗教两种性质的后果，凡受到这种处分的基督徒，无权参与信徒的宗教活动，原来的教友关系和私人情谊都将全部断绝。他们也会因为不敬神灵，而使自身变成原先崇敬自己或曾经喜爱自己的人所厌恶的对象。而且，被正统宗教团体开除会籍这一事，就足以在品格上留下可耻污点。所以一般人即使不是避若蛇蝎，起码也都怀有戒心。
不幸被驱出教门的信徒，处境十分痛苦和悲惨。一般而言，他们的恐惧往往甚于苦难。参加基督徒团体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希望获得永生。有一种可怕说法，说是神灵已把天堂和地狱的锁钥，交给那些有权判定谁有罪的教会统治者，而被开除教籍的人也无法从心中抹去这一说法。异端分子因为原来就有明确的目标，并可自我陶醉，认为只有自己有获得真正的得救道路的希望，力图在另行组织的会众中，重新得到他们已不可能在基督教大团体里得到的世俗和宗教上的安慰。但那些一时失足犯下过失，或进行偶像崇拜的罪人，几乎无不感到自己的堕落处境，总是殷切希望重新回到基督徒的大家庭里去。
有关如何处理悔罪者的问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勿枉勿纵，另一种主张宽大为怀，因而使得原始教会分为两派。严格和固执的道德家永远排斥这些罪人，即使他们愿意以最卑下的身份，回到被自己玷污或背叛的神圣教会中来，也要让他们带着有罪的良心，永远处于悔恨之中。他们只能抱着一线微弱的希望，经由从生到死的忏悔，也许能感动至高的神。[346]基督教会中最纯洁最受尊敬的人，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抱着较温和的态度，宽恕的大门和天堂一般都不会对重新回来的悔罪者紧闭。但是，为此要建立一种严厉和正直的惩罚方式，一方面帮助罪人涤清过错，另一方面对旁人产生儆戒作用。悔罪的人要很谦卑地公开认错，接受斋戒而面容憔悴，身穿麻布衣服，匍匐在会场门口，含泪请求饶恕所犯的罪行，恳请所有信徒代为祈祷。[347]如果罪行的性质属于十恶不赦，接连几个年头的忏悔，也不足以满足神的正义要求。
因而，一些罪人、异端分子或叛教者必须经历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和步骤，才能获得允许，逐步重新回到教会怀抱。至于永远开除教籍的处分，只用于罪行异常严重，怙恶不悛的罪犯。基督教会惩戒条例的施行，视犯罪情节的轻重和次数的多寡，由主教裁量做出不同裁决。安锡拉和伊利贝里斯两个宗教会议，[348]一在加拉太，一在西班牙，几乎在同一时间举行。但仔细对比他们各自保存至今的教规，则似乎代表了两种南辕北辙的精神。一个受洗后还一再向偶像献祭的加拉太人，经过7年悔罪便可能得到宽恕，而如果他曾引诱别人效仿，也只是在被驱逐的年限之外再加3年。但是，不幸的西班牙人如果犯了同样罪行，却完全被剥夺和解的希望，甚至死后也得不到宽恕。他所犯下的偶像崇拜罪，名列十八大罪之首，而其他十七项罪过的处罚也都同样可怕。我们在这里不妨指出，其中也包括诽谤主教、长老乃至教堂执事等罪在不赦的过失。[349]
宽厚和刚直合理地搭配，同时根据政策原则和正义行为所施为的赏罚，构成了教堂的人性力量。用慈爱之心掌管着两个世界的主教，完全体会到这种特权的重要性。他们拿维护秩序的堂皇借口掩饰自己的野心，对于集结在十字架旗帜之下人数日益增多的会众队伍，行使教规防止有人逃离的时候，不容许有任何对手出来抗衡。从西普里安自以为是的文告中，我们看出开除教籍和接受悔罪的教规，是构成宗教权威最主要的成分。对基督的信徒来说，违反道德规范所得到的惩处，远不如蔑视主教权威所获得的谴责更为严重。有时我们可以想象着听见摩西的声音，正下令让地球裂开一条大缝，地狱的火焰吞噬拒绝服从亚伦祭司的叛逆种族。有时我们也可以忖度，罗马执政官重申共和国的权威，宣称他严格执法的决心。迦太基主教责备过于宽厚的同僚：“如果我们放纵目无法纪的行为不加惩罚，主教的权威随之消失，统治教会崇高而神圣的权力也跟着结束，最后必然带来基督教本身的灭亡。”西普里安放弃了尘世的荣誉，对一群卑微和遭到世人鄙视的会众，竟能绝对控制他们的良心和思想，这比起靠武力和征服强加于怀恨在心的人民身上的那种专制的绝对权力，更能满足个人内心的骄傲。
六、基督教发展的主要条件
探索重要问题的过程极为烦琐，虽然令人厌烦，但我期望从除了神意的主要原因外，提出次要原因，将有助于阐明基督教的真理。如果我们在这些原因中发现人为渲染，或是出于偶然的情况，以及任何错误和个人情感混杂其中，对于人类深受不完美天性相称的诱因所影响，看来也不应感到奇怪。
基督教得益于5个次要因素，那就是：信仰的热忱、来世的憧憬、神迹的传闻、严格的德行以及教会的体制。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发展，获得伟大成就。正是由于第一个因素，基督徒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决心要使被征服的敌人完全屈从。接下去的3个因素，为他们的勇气提供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一个因素，则把他们的勇气团结在一起，指挥他们如何运用武器，一小队训练有素、勇猛顽强的志愿兵，借此发挥无可抗拒的威力，去奋力击败一大群不知“为何而战”及“为谁而战”的乌合之众。在多神教各种教派中，埃及和叙利亚四处游荡的狂热教徒，是唯一有组织的僧侣阶层，[350]他们对神的安全和昌盛极为关切，利用民众的迷信思想，获得声誉和支持。罗马和各行省的多神教祭司，绝大多数出身高贵，富有资财，把出面管理著名神庙或参与公众献祭活动，当作极为风光的事务，大部分都是自己花钱举行祭神的赛会。[351]等到他们按照乡土的规定和习俗，举行古老的宗教仪式时，则表现出十分冷淡的态度。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各有正当职业，宗教的热情和虔诚，很少受到个人利益或职业习惯的影响。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各自的神庙和城市之中，始终不会受到纪律约束，也不会产生管辖的联系。当他们受到元老院、大祭司团和皇帝的管辖，只要在和平与庄严的气氛中，维持人民一般的宗教活动，对行政官员而言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以知道，多神教信徒的宗教情绪，彼此之间完全是同床异梦，各不相干，不仅松散也没有任何定准，在无须控制之下，任凭自己随着迷信的幻想而自然浮沉，依生活和处境的偶然情况，决定崇拜的对象和虔诚的程度。只要宗教信仰可以任意滥用在1000个神明的身上，那么他们的心灵不可能对其中任何一位发生真诚和激烈的感情。
(一)罗马的征服为基督教发展开创有利的历史条件
当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现时，微弱而残缺的异教信仰失去原有的力量。人类虽然以自身之力无法洞察信仰的奥秘，理性却可以战胜异教的愚昧。而在德尔图良和拉克坦提乌斯尽力揭开异教的虚假和荒诞时，他们不得不借用西塞罗的辩才和琉善[352]的机智。这些怀疑主义的作品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读者的范围。不信神的风气，从哲学家传到凡人，从贵族传到平民，从主人传到在他饭桌边伺候、全神贯注倾听他放纵言论的奴仆。有哲学头脑的人在公众场合，对于国家的正统宗教制度，表面上装出一副尊重的模样，但只要透过那层勉强的掩饰，内心的鄙视就会显露出来。在知识和地位上受到民众尊敬的人，他们不仅不接受神，反而加以嘲笑。等到老百姓发现这种状况，不免对他们信仰的教条充满疑虑和恐惧。古老传统日趋衰落，使得大部分人陷于痛苦不安的境地，对社会带来极大危险。怀疑的思想和错乱的状态，可能使少数喜爱深思的人士感到欢悦；但是，一般群众对各种迷信活动甘之如饴，如果勉强把他们唤醒，幻境的消失就会带来痛苦。人们对怪异和超自然事物的喜爱与对未来情景的好奇，以及想要把希望和恐惧向可见世界之外延伸的强烈意图，是多神教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信仰是如此迫切的需要，任何一种神话体系的瓦解，立即会被另一种形式的迷信取代。若在紧要关头，上天不曾真正显现足以唤起人们合乎理性的尊敬和信服，同时又可以吸引人民好奇、惊异和敬仰的启示，那么很快就会有更为新兴和合适的神灵出来，占据荒废的朱庇特和阿波罗神庙。从人们实际的情况来看，已有许多人从自以为是的偏见中解脱，念念不忘且急切希望个人的信仰有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更无价值的目标，也可以暂时填补心灵的无限空虚，满足尚无着落的慌乱情绪。任何人如果愿意深思此一问题，则对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不会感到惊奇，可怪的是基督教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加迅速和普遍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