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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再次经历时，我才感觉到这样的放肆当初就是我童年的特性。与我熟知的那群人相比，这群人真正让人惬意的东西首先是在他们身上没有出现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羚羊毛帽饰、鹿角扣子、罗登缩绒厚呢西装、皮裤子，总而言之，找不到任何地方服装。这些街头行人不仅没有地方服装，而且身上也没有什么徽章，没有社会等级偏见。就连警察的制服也不起眼，有点像公职人员的服装，也很得体。一种让人觉得无比强大的惬意是，从“茫然无措”中解脱出来了，可以昂首挺胸，直面而视，望着一双双眼睛。它们不是在轻视一个人，而只是显现出自己的颜色，并且以这样的褐黑和灰黑的颜色来展现“这个世界”。还让我觉得既新鲜又自豪的是，在这里，外国人这个概念不复存在了。在和人家一起行进的行列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相似性，外在和内在的相似性，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一面镜子会给我映现出这样的相似性来：我的身材和他们一样，体格细长、瘦骨嶙峋、脸面粗糙、动作迟钝、两臂摆动也不灵巧；我的本性和他们一样：顺从、甘愿效劳、俭朴，就是那些数百年来沦为无王的人、无国籍的人、小工、奴仆（其中没有贵人，也没有大师）的本性——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蒙昧主义者也共同放射出美好、自信、大胆、造反、渴望独立的光芒，这个人民大众中的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心目中的英雄。
此时此刻，那些行走的人仿佛成了辅音，加入到那些在我心里唤起了一个个事物的元音，然而并没有因此组成词语。惟独打动我的是那完全独立于自身肺腑之外的第二呼吸，一种令人激动的气息。突然间，凭着它，我可以解读出从我身旁扛过去的报纸标题了，是斯洛文尼亚语，没有头版头条，犹如我的德语，况且让人耳目一新，如同看不到那地方服装的五颜六色，是实实在在的消息。再说这群人里叙述的许多东西，我也一下子听懂了。难道是因为在这儿街头上没有人和我搭话吗？难道是我从上小学以来一直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时出于义务，必须和老师用外语交谈吗——仅仅是顽固不化？和通常一样，jutro就是早上，danes就是今天，delo就是工作，ceste就是大街，predor就是隧洞。连那些商铺的名称我都可以翻译了，它们真的都好简单：在奶站里，与北方或者西方的市场叫卖不同，标识的无非就是个“奶”字；在面包店里，标识的也干脆就是“面包”两个字；mleko和krub这两个词的翻译并不是翻译成另外的语言，它是一种回归到那些图像，回归到词语的童年，回归到奶和面包的第一个图像的翻译。银行，即banka，以此类推，无非又是那习以为常的东西。然而在这里，银行也显现为某些本原的东西，因为它的窗户并不是橱窗，也不是用来陈列展品的；因为在这儿，这些地方什么也不摆放，空空如也。可在我的故乡之国里，比如说，一到这样的地方，那五颜六色的储蓄罐简直堆成了金字塔，好诱人啊。那是一种向我开放的空白，一种我可以向它求教的空白，就像求教行人那一张张空白的面孔一样。在这些行人中，与在家乡不同，我不用去寻找这个家人或者那个同村人，让他们面带洞察的微笑，把我从面具枷锁中解救出来。在这儿，一张张面孔是空白的，这就是说，它们没有面具——这时，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些年轻人的图像。他们挤在一辆拖拉机拖斗里，皮衣直裹到脖颈上，正在前往一座阿尔卑斯山城的途中，要在那儿的大街小巷里，按照习俗，表演他们那野蛮的狩猎情景：直到城边上，那些为此必需的荆条和锁链，他们还没有握在手里；那些即刻就要套在自己头上的巨大而可怕的面具依然放在他们脚下。尽管小伙子们一个个都那样土里土气，可是他们露在外面的一张张面孔连同他们打着褶子的皮领子看上去却多么苗条，多么善良，又多么随和！同样，我也可以看到耶森尼克那一张张面孔里去，仿佛那是独一无二的面孔，仿佛这给了我在国内一次也没有感受过的尊严，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别的什么人身上——或者还是曾经感受过，是的，在父亲身上，在复活节的晚上，在林肯山村教堂里，他披着一件拖在地上的紫色长袍，和村子里另外几个男人一起跪在那应该预示着空空的墓穴中有复活者会冒出来的洞窟前，然后猛地一下在前面伸开四肢，五体投地，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遮盖在那带有蜡渍的红色中，让谁都认不出来了。就像父亲听广播音乐会时列举起一个个乐器一样，那么我现在从交通和工厂的轰隆中听得出一个个响声，并且可以清楚地把它们相互区分开来，火车站里缓冲器砰的碰撞声与超市里购物车的丁零当啷声；烟囱出口蒸汽的咝咝声与高跟鞋的嘎吱声；锤子的击打声与自己吸气和呼气的声音。我心里盘旋着，这样突然会听辨的能力够奇怪了，同样也来自这里不存在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应该有而没有的东西，在这个斯洛文尼亚工业城里缺少的东西。由于那习以为常的教堂大钟不响了，我才对这周围的一切获得了灵敏的听觉。也就是说，这不是随便哪个国家，而是这个确定的国家，这个有缺陷的国家。让它和我那个习以为常的国家的富裕比起来，才可以辨认它，看懂它是个“世界”。
然而，我如此感知的世界王国超越了当今的南斯拉夫，也超越了所有那些从前的王国和帝国，因为它的符号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有些过境旅客报纸的西里尔字母依然清清楚楚；一幢公务大楼上的古奥地利铭文依稀可见；一座别墅山墙上的“欢迎您！”，看上去就像古希腊椅7一样。——可是，一家加油站那块透过树枝隐隐可见的加油标牌却显得意义模糊了。它不禁使人想起只有在梦中才经历的东西，想起中国来。而且一片同样陌生的西奈沙漠显现在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后面，连同一辆映入视野的、布满灰尘的长途公共汽车。在车的正面，那个显示目的地的滚筒转错了位置，正好停在两个不可辨认的地名中间。车辆穿过去时，一幅希伯来语字卷片段跃入我的眼帘——真的，“跃入眼帘”；因为展现在这文字图像周围的景象伴随着一种惊恐。
与之相应，一个盲窗的不可确定性也融入其中了。此刻，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里，就像被吸引到这个世界王国的中心。盲窗出现在谷坡上相当高的地方，镶嵌在一座高大建筑物的阳面。一看见它，我就觉得，边境那边，那座与那个小门房成为一体的地主庄园便浮现在我眼前。它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地带，前面仅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树，那闪闪发光的皮棕色使得正面的黄色越发强劲有力。穿过一片草地，一道陡峭的岩石台阶向上通往入口大门，那儿站着一个小孩，背向我，一条腿踩在另一条腿上方的台阶上，像是犹犹豫豫的样子。对小孩子来说，那些台阶太高了。草坡仿佛被特有的横向条纹画上了一道道阴影线，变成一块块长满草的小梯田。梯田精美的阴影图案又重现在正面的横条纹上。这样，在那棵松树后面，这座房子让人想起了与其说是一座建筑物，倒不如说是一个天然的黄色岩石。它看上去没有人居住。小孩站在台阶上，不是在入口处，而是在一个游乐场上。
盲窗远近独一无二。而且它给人的印象来自那看不到的习以为常的东西，来自那应该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那无法透过的东西。凭借那融通于自身之中的不确定性，它把我的目光反射回来了。而在我的心里，一切语言纷乱和七嘴八舌的讲话都终止了：我全部的内在都沉默了，并且阅读起来了。
我似乎从来都不会相信，又会失去这个盲窗。我感觉它的符号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一看侧面就够受了，从中弥散出的光亮熄灭了：旁边的窗子——可以说是观望窗——推开了，又关上了，虽然是被两只手，可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人，先是一个年迈的女人，后是一个年轻些的。刹那间，我认识到了，那个老妪不仅仅年事已高，她是一个垂死的人，她正好最后从那个被拘禁的房间里猛然直起身来，想要逃脱死亡，穿过铁栅窗子，躲到外面去。一张被恐惧撕得扭曲的面孔上，下嘴唇收拢，眼睛睁得老大，再也不会自个儿重新合上了。
窗子空荡荡的，清晨的太阳映照在其中。可是刚才还发挥作用的光芒不仅被熄灭了，而且也被吞没了。那个小孩也消失了，仿佛他是一个幻觉。房子和草坡上的横条纹像投影一样击中了我。“菲利浦·柯巴尔醉心于假象！”这就是那个历史老师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表扬，又是批评——而这个假象又一次化为乌有了。就在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的怪脸迎面而来时，在这人群中再也不分什么女人、男人、小孩了。在人行道上，流动的就只有一群长得不够体面的、不苟言笑的、瘦骨嶙峋的、不起眼的粗野之人，相互碰来撞去，抄着近道走动，无论从哪个视角，都被那位国家首脑喷射光芒的眼睛监视着。他现在就是那个凌驾于我们大家之上的独裁者，无论是汽车生产车间里那个年轻的游击队首领，还是理发馆里那个身着白装的海军将军；无论是电影院前厅里那个魁伟的、被同样魁伟的夫人挽着手臂的黑礼服穿戴者，还是校园里那个水泥浇筑的帝王脑袋。当最后一道探寻的目光朝上投向盲窗时，仅仅强化了当局的权力，仿佛我这样看要让自己受到怀疑似的，因为我立刻就被一个警察挥起慢慢弯曲的食指叫到街道另一边，要我出示证件。后来我想起来，这个身着制服的人就是昨天到达时检查我护照的那个年轻人，和我一般年龄——可是在这乌云蔽日的时刻，好像谁都不再认识谁了。看样子，仿佛我们都失去记忆了。
我数着步子走进火车站。一道湿漉漉的楼梯通到下面的卫生间里，就像走进一个地堡里，前面站着一个相应的地堡女人，只不过她的腰带上少了钥匙串。我在没有插销的小隔间里徒劳地寻找着那些习以为常的格言和图画；它们现在或许会进一步帮助我。盥洗盆上方没有水龙头，墙上只有一个洞。上面的候车室里黑洞洞的，很难闻。首先在挤成一团坐在那儿的人身上，我只看到了一片白，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扎着绑带或者裹着石膏的肢体。亮光不是来自站台上，而是其间昏暗的走道里。后来，我还辨清了这个和那个罩在受伤拇指上的皮套子以及我身旁那个人头发上的血块。（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的感官被这样的东西吸引住了。）连我自个儿身上，我也独自发现了那令人厌恶的东西：鞋上沾满了泥巴，裤子鼓起了包，指甲缝里黑乎乎的。肯定谁都看得出来，我是和衣过夜了，也没有洗漱，头皮发痒，同样，值盛夏时节，脚趾上长起了像在寄宿学校时一样的冻疮来。我也徒劳地试图在地图上看出我的下一个目的地，而投射到地图上的光线只够你看清灰白色的低地和蓝白相间的冰川。
我出门来到站台上，那儿有一个工人正在用冲击钻挖凿柏油地面。对面轨道上，停靠着那列奥地利早班车，向北方向，准备发车。车厢通亮，干干净净，几乎空空的（这列车还没有被许多南斯拉夫人用于前往菲拉赫购物郊游，在后来的年代里才这样）。那些身着蓝色制服的铁路人员又是在机车头前等待着某个尚未上车的乘客，和那些奥地利边防官员一起——认不出来他们都是这样的官员，因为他们身着便装，穿着长袖衫，外套就搭在肩上。虽然我原地一动未动，可我一下子着急了。下决心吧！返回的愿望几乎不可抗拒，不仅要越过边界，而且要回到村子里，回到家里，回到房间里，回到床上，在那儿美美地睡一觉。可首先想到的安慰，是在机车头侧面可以看见的那个语言，我那熟悉的、与生俱来的德语，无论是在“Heimatbahnhof”这个字眼里，还是——因为不是意义，而只是文字图像说了算——在带着“Arbeitsrichtung”图标的箭头里。8
我是多么犹豫不决啊！我想像着站错了地。在冲击钻头撞击的地方，沥青地面上的裂块四处飞溅，就像你走在一摊结了冰的水上时一样，有一块直飞到我的鞋后跟下。我被这砰砰的撞击声震动了，低头望着地面，在这灰色的沥青路上又发现了那样的盲窗，同样作为那个如此友好的、不用着急的符号。难道我不是对自己这个“世界王国”要求太多了吗？我到底是什么人呢？面对这沥青路，我永远认识到了我是谁：一个外来人，一个外国人，一个在这儿也许要寻找点什么，可什么都不能说的人。我没有权利要求所谓的人的尊严，像在家，在国内一样。而伴随着这个认识，我觉得不光是静下心来了，而更多是——处之泰然的状态。
那列奥地利火车发车了。那个列车员不是在疑惑地望着我吗？车站变得明亮和空旷。那些突然落在我脚前沥青路上的麻雀已经飞走了。它们片刻前还卧在一堆林肯山村的灌木丛里呢。轨道碎石上那片椭圆形车前草叶也是从那边飘过来的，一个所谓的花园逃兵。我迈着大步，走进售票厅，买了一张车票，仿佛我就是决断的化身。我又迈着大步，穿过地下通道，直奔最后一个站台而去，就像一个终于明白了他不再只是为自己一个做事的人。我匆匆地在井边洗把脸，一下子就跳上开往西北方向的火车。看样子，仿佛我以此结束了这越过边境的郊游，现在才开始真正旅行了。上了火车，刚一坐到靠窗的位子上，就立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