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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隆隆运转的机器，就像是我的家人在隐蔽地、不动声色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而首先是那些灯光，一家居室里有罩子的灯光，一张写字台上的办公灯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布满灰尘的粉白色氖管灯光，从一个车间到下一个车间，就像是穿过粮食加工厂的一个个生产车间。加入进去吧，转动一个辊子，一起干吧！十分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行动起来的欲望萌发在一个平日被父亲说成“几乎对任何工作都没有用的”人身上。而他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会看着他在干活（还是像父亲所说的，让我显得“笨手笨脚的”）。在这里，我对自己很有信心，谁爱怎么看就看去吧，和在家里不一样，我不会觉得有人在监视我，我的每一个操作都会无可挑剔，一句话：“太到位了！”
然而，无论这灯光图像多么遥远，可它真的把我吸引到那些车间里，吸引到那些看不见的劳作者跟前。它不是更多地要求我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一起干吗？这样的一起干也许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我从外面，从大街上，从边缘漫步穿过的一个个图像剪影里，路过时短暂地在这儿停息一阵子。不，这条皮腕带是父亲的旅行护身符，它现在戴在我的手腕上，并不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好地去抓东西，而是充当了温暖脉搏的东西。与那些劳作者的默契与其说出自一起搭把手的兴致，倒不如说出自那兴致勃勃无忧无虑的路过。
就这样，我感受到了同步、同音和平衡之间的区别。与别人，哪怕是单独一个人同步，向来是我无法忍受的。一旦同步了，我一定会立刻要么停住脚步，要么加快步伐，要么走到一边去。甚至当我跟着那个女朋友的节奏运动时，我看到我们就像是两个冷漠的人，两个逆世界而行的人。而像同音一类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要是别人给我定了音，在唱歌时，我就没有能力去接受它，复制它，把它进行下去。反之，即便别人过渡到我的声调上，我就立马陷入停滞。惟有不和谐的争论声才会使我免遭沉默之苦，我通常就很乐于去争论（一场这样争论的原因常常就是那个女朋友把我们俩称作“我们”，一个我不愿意说出口的字眼）。
然而，平衡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经历。我经历了平衡，比如说，有一天早晨，我一边扭开窗把手，一边听到远处一辆汽车的关门声，一起伴随着一辆雪铲车咔嚓的响声和一个铁路信号响彻地平线的鸣叫。或者：还有一次，在厨房里，我一边把碗放在灶台上，一边打开信。或者：我现正好目光移开写字纸，投向对面墙上那幅古老的、被夜色笼罩的风景画。像每天的这个时刻一样，那儿有一缕阳光犹如一个圆点辐射器，一边慢慢地从左边移向右边，一边把每棵树，每道水光，每条岔道，每片云彩一个一个地从那昏暗的平面上托举出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平衡是可以经历的；就在天亮之前，我背着自己的海员背包，里面装着哥哥沉甸甸的两本书，走过那些隆隆运转的、嗡嗡回响的、或者只是悄然无声地亮着灯的车间。我甚至步子踏得更坚定了，就像要使这平衡迸发出生气来——没有什么小敌手或者大敌手会从身后捅我的膝窝——像那些空空如也的车间一样，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后来我才看到了那天的第一个人，一个坐在黑洞洞的，而且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里的司机的轮廓。他很快就上路了，看样子，好像人家已经在峡谷里的所有车站上都在等待着他似的。接着就是第一对，出现在一个高楼窗户后面，男人和女人，女的站着，身穿晨服，男的坐着，身着内衣。而过了好些年以后，首先留在我记忆里的是那雾蒙蒙的玻璃。当时，我想像着，上面那个男人不是要起床去上班，而是刚刚下班回来，大汗淋漓，一夜的劳累弄得他上气不接下气。这劳累蔓延到了我身上，仿佛那就是我自己的劳累。
在车站斜对面一家饭馆前，孤零零地摆着一张上面什么都没有的桌子和一把油布面餐椅。然后，我坐在那儿，等着天亮。我坐的地方要比铁路地基和那条有人行道的大街低一些。有几级台阶从人行道通到下边那块不大而多角的水泥地面上。因为它的另一边被围在一排排房子的半圆里，每道墙与相邻的墙都形成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如此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四面都屏蔽的海湾，一个受到保护的观景台。在这里，和通常不一样，是从下向上观看，看到的不是什么全景，而是一个近在眼前，因此越发容易记住的周边景象，如同从一片凹地里向上观看。那些房子低矮而破旧，每座都建于不同的时代。房子紧后边就是向上延展的谷坡，在那幽暗的树林里，云杉尖慢慢地显露出来了。
在我的凹地里，依然是漫长的黑夜。上方人行道旁有只小鸟，一个一动不动的轮廓，是不是在做梦呢？我在夜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白天活动的鸟儿。大街看上去像一道墙，那只鹪鹩此刻卧在上面。酒店很早就开门了，第一批进店的客人都是铁路工人。他们匆匆忙忙喝杯咖啡或者喝口烧酒——我掠过肩膀观望着——就又离去了。天空开始发亮时，好像要下雨了，可现在晴空万里，一丝云彩也没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女服务员长着一张布满皱纹的男人脸，她给我端出来一壶咖啡，旁边放着一盘厚厚一摞白面包片。咖啡上结起的一层奶皮不禁使我想起叙述过的哥哥，他向来就厌恶这一片片软乎乎的奶皮。当他第一次从前线回来休假时，母亲像平日一样给他送上咖啡，心想着，经过了战争，他所有那些难伺候的毛病都改掉了，可是他把杯子推到一边说：“你是昨天才来的吧！”我眼看着奶泛起波纹，形成一层奶皮，在黑乎乎的、慢慢变得清亮的水域上分裂成一个个小岛。旁边的白面包塔仅仅竖立了短暂的时刻——然后，我一边用力地切，一边又透口气，面包塔迎着这位饥肠辘辘的人隆起来，我趁着新鲜，一口气就把它干光了，消灭了，夷为平地了。从此以后，对我来说，这样的白面包就意味着“南斯拉夫”。
当我吃完面包抬头望去时，上方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已经成群结队，街道变成了一道堤坝。学校可能还没有放假，因为有许多学龄儿童走在行人中，向前倾着身子，好像迎着风似的。确实也刮着风，堤坝旁那修长而无生气的草茎犹如喜沙草一样飒飒摇动。尽管我还从来没有到过海边，可是我不由自主地想像着，在这铁道后面，向前延展的就是大西洋岸边的沙丘。
一个老人从酒馆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餐椅，在不远的地方和我结伴了。他根本也用不着有一张桌面去观看。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却共同关注着发生的事。我们两人的眼里都是同样的事情，同样久久地注视着，又同样等待着下一件事情发生。我从此再也没有经历过像当年度过了那个最漫长的夜晚之后那样一致的目光，再也没有过那样一个空间，面对过那样一种视野。像那样的观看时一样，我知道和自己身旁那个人如出一辙。我们专注地望着一只鸽子在下方水泥海湾里迎风飞翔，颈项上微微闪亮，又扭过头去向上望着堤坝。钢铁厂的烟雾从峡谷升腾而起，朝着隧洞飘去，仿佛要把隧洞熏个通透。
在这次旅行前，天空晴朗时，我从家乡朝南望去，在蔚蓝的天空下，在边界山脊的那边，莫非坐落着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城市，没有丘陵地带阻挡，展开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平原，向下通到海边去，相互交融在一起。眼前的工业城耶森尼克看上去灰蒙蒙一片，它被卡在一条峡谷的深处，被关在遮天蔽日的群山之间，然而却完完全全证实了那幅展望的图像。上面堤坝上，有一个男人走过去，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把闪着红光的锯子，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吃着冰糕的孩子和一个临产的孕妇。孕妇身上穿着宽大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木拖鞋。在车行道一段没有铺沥青的石子路面上，来往的长途载重汽车不断地发出轰隆声，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哥哥，他在战前的那些来信中，提起过马堡-的里雅斯特公路上一个类似的地方。他每次去亚得里亚海郊游时，（校长）那辆小汽车都在那里“短暂颠簸得一塌糊涂”，过后他就觉得“完全沉陷到盐一般的空气里”。
与北方群山那边，也就是内陆故乡之国相比，在南斯拉夫，好像不仅存在着一个不同的空间单位，而且也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时间单位。出现在我眼前的建筑物，常常是每一座都有自己的名堂，可以与沉积岩媲美，标志着建筑历史的一个个层面，从奥地利皇家时代的基座，经过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的转角挑楼，再到今天“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那简朴的、毫无矫饰的顶楼，连同屋檐下旗杆的插口。在注视着这样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时，我禁不住有一种期望，竭尽我的全力期待着，那个失踪的哥哥随时会推开那半是过时的、用不透明和带着波纹的玻璃包装起来的挑楼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甚至直言不讳地心想着：“先人，出来吧！”并且看到我身旁这个老人的脑袋也朝挑楼望去。仿佛惟独一声呼唤就意味着如愿以偿：跳跃过一个时代，在能够呼唤中，我觉察到了哥哥的存在，与真人一样高低（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宽肩膀，褐色皮肤，披着一头又厚又乌的卷发，梳向脑后，额头宽阔；一对眼睛如此深陷在眼窝里，连那只盲眼，那个白点都给遮掩住了。一阵寒栗袭上我的心头，看样子，仿佛我这时看见了我的国王就站在面前，敬畏的寒栗，然而更多是担忧的寒栗，它驱使着我立刻离开这个凹地上的位子，加入到上边街道的人流里。
这人流也立刻接纳了我，而且那根本不是什么人流，与置身其外的印象如此不同，更多是一种缓慢得让人惊讶的蠕动。这时，没有了我对如愿以偿地恳求祖先的激动，惟独笼罩着我们缓慢行进的现实。
在这样的人流里走动，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有点新鲜感。那个村子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至多不过是节日或者葬礼列队行进时被延缓的步伐或者原地踏步。在寄宿学校里，只要不是单独行动，大家总是以义不容辞的集体形式行动（星期天散步，也只允许以班级形式进行，排成两队，后边的人紧踩着前边的人的鞋跟。谁要是想离队，只要刚一露出念头，就会立刻被看穿，并且被吹着哨子赶回来）。而在故乡的小城里——我也就只知道这样的城市，在一次学校郊游时，我目睹维也纳的视线被其他人的肩膀和老师们的食指给挡住了——，我至多也是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在边上慢慢地跟着一起走：在那儿，只要一上街，我立刻就茫然了（比起那个常用的“怯生”来，这也许是一个更为形象的词语）。这就是说，我不知道要朝哪儿看，或者四处张望，惟独不直接向前方望去。和在林肯山村里不同，一到那些奥地利小城里，我的目光要么处处都被那些橱窗、那些广告牌，首先是那些报纸头条新闻吸引过去，或者只要我一把目光暗自投向街道某个遁点上，便径直沦入那目光的陷阱里，于是我至少想像着这时迎面而来的一道目光。这种陷阱伤害了我，它不是目光，而是凝视，或者干脆就是没有眼睛和脸面，比如说从中撅起一个可怕的长嘴巴，作为惟一的器官，一句话，总是三言两语，总是没有声音，总是可以看得出来，哪怕是地地道道的方言形式，死死地缠住我了。是的，在那些故乡城市里，你一上街，不会加入什么行列里，而我觉得，你立刻就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了，被那些长久以来连同他们的狗一起暗中守候，兜着圈子和居心叵测的行人监禁了。他们坚定不移，天生就注定是一帮这样靠兜圈子为生的人，觉得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合情合理的，无可挑剔的。在故乡之国里迎面传到我耳际的“GrüβGott”6，我觉得听上去不是问候，而是一种威胁（“说出密码来，或者——！”），今天也一个样。首先是一听到孩子们吼叫起它，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举起两手来。难道这是纯粹的想像吗？从奥地利人中，从大多数奥地利人中，无论是走在一旁还是中间，我都看到自己总是一再被人评头论足，怪罪，并且也总是一再认可这样的怪罪，当然却认识不到我罪在何处。有一次，我走在人行道上，立刻就意识到，正好下一个来自目光捕捉队的目光会在此刻从一侧打量起我，可我抬头一看，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橱窗木偶那种无神的眼睛。那可是如释重负啊！
然而，在这条南斯拉夫大街上，眼下就不存在什么多数或少数，因此，也没有谁是少数——惟有形形色色的，同时又步调一致的熙熙攘攘。继耶森尼克这个小地方之后，我后来仅仅在那些世界大都市里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我活动在其中，首先是作为外国人，在那些群山之后，在一条条克恩滕大街上，我每次都感激外国人的出现，因为他吸引去了人家对我的注意。然而，在这里，在这人群中，在这些街头行人堆里，他拥有了自己的位置。在那儿，我通常总是不断地变换步子，躲来躲去也躲之不及，免不了与人相撞。而现在，我跟着一起走，尽管对拥挤如此不习惯，可在这柏油路上，我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终于有一次，我不用没精打采慢腾腾地走了，不用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走路了（就像大家在寄宿学校的楼道里一样），而且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脚步，踏着让人可以感觉到从脚趾经过拇指直到脚跟展开的脚掌，晃晃悠悠地走去，顺便把小东西踢到一旁去，有一种宁静放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