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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梦乡。——而我今天一想到这位成长的年轻人，连同脚底下掘开的沥青，那么他也许之所以会获得一个图像，是因为他正好面临着跌倒的危险。就像有些事物，由于它们在最后的关头免遭了坠落的命运，因此在颤抖的双手中成为自由观察的对象，这时才会让你刻骨铭心。
后来几天，我是在波希斯卡这个地方（“沃凯因”）度过的，拜读了哥哥的那两本书。每当我乘车前往那儿时，总是睁着眼睛，怕耽搁了下车。我始终望着立在草地上那细长的、被人称为“干草晒架”的木支架：两根打入地里的木桩（今天也许是水泥做的），之间平行架着许多横杆，顶端盖着木板，每年第一茬收割的草就晾晒在架上。那些割下来的草里夹带着春天的鲜花，灰色的草堆上闪现着星星点点的色彩。横杆超出了木桩，有点像捆在一起的路牌，共同指着一个方向。看样子，仿佛火车就是跟着这一个紧接着一个、从峡谷到峡谷越来越厉害地向西转弯的箭头群行驶。在我的梦乡中，道轨两边的晒草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承载装置，借助它，旅客们不用花时间就被送到目的地了。
我不再在露天里过夜了，而是住在这个地区中心一家旅店里，叫波希斯卡-毕斯特里卡或者沃凯因-菲斯特里兹。我看到房间价格实惠，数了数自己的钱，就决定住下了。靠着那位老师的接济，靠着给人家补习功课，再加上一篇“自己撰写”的文章上了报纸（“那是你自己撰写的吗？”一个旁座的同学摇着头这样问道）。事后我也想了想，跟他们一起去希腊，这也不是我没能力办得到的事。
然而，正好是这一篇发表的东西，妨碍了我一起去旅行，远远超过了缺钱。那是一个故事，其中描写了一个小伙子，他在一户人家院子里修自行车。这个过程写得很细腻，包括阳光、风、飒飒的树声，雨季开始，到结尾时，主人公听到一声喊叫，便冲进屋里，在空荡荡的房间地上，发现了父亲或母亲——我记不起来了——睁着挤得满满的、最后的瞬间还映现出外部世界的眼睛。当然，跟这样的内容根本不相干。惟独我“写作”了这个事实，使得同学们疏远我了。虽然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在一个剧组里演戏，然而却有一个写作了，而且凭着这个东西“成了公众人物”，这至少让人很诧异。而且那个女朋友连故事看都没看，几乎连扉页上的题目和作者名也没有瞥上一眼，就投来了一种奇怪的、拒绝的目光。看完以后，这目光转化为一种由不理解、同情、诧异，首先是畏惧错综交织的神色，这让我很伤心。后来，我一再不由自主地想起，当时，我想要把她拉到跟前，可她的脖梗子却挺得僵直。
难道不也是自个儿招致了这普遍的回避吗？难道我不是在报纸刊登的那天，把每一个打开报纸的人都看做是一个立刻会感受到我全部的罪过，并且会继续讲下去来羞辱我的人吗？这篇发表的东西受到了创作童话的历史老师的鼓励，得到了一位撰写地方评论的编辑的提携。尽管我事先也觉得这是无可非议的，（人家终于会知道我是谁了！）可后来我越发觉得这就是一个原罪。庆幸的是，惟一没有被这个穷追不舍的原罪波及的地方就是那个村子。在那里，和今天不一样——其间，村子入口处竖起了那个“林肯山村拜读……”的牌子——，甚至在牧师家里，一张日报都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当然，迄今无论怎么说，我毕竟在那里还是土生土长的，坐着汽车和火车来来去去。如今在我的眼里，我永远都不会使自己招人注意了。无论在哪儿，凡是我往日如愿以偿地不招惹人眼了，也包括面对自己，当个无名之辈，而现在，我却在那儿表现为“某个人”。一走出隐蔽，我便因此失去了自己喜爱的环境。在拥挤的人群里，首先是站在火车的过道里或者汽车中间走道里时，一时的惬意感觉为那不舒服的感觉让开道了，变得可以辨认了，我在遭受着一种使我变得孤单无靠的强光线，并且如此——让我最羞愧的——打扰了我那些同行者独自存在的状态。难道在最近几个星期里，我因此才常常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吗？这样，我来回几乎需要半天的时间。有许许多多的原因，现在打动了我去独自旅行，然而其中一个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让自己忘记成了公众人物，我暴露自己了，不管这是想像或者不是也罢。那么，伴随着每一个我又会在其中成为默默无闻的人的时刻，我现在不是感觉到这种忘记强有力地在我周围扩展开来吗？不是感觉到一种随着时间和距离越来越有疗效的恩赐吗？难道不是我刚到沃凯因时就被吸引到一个村落里来了吗？这村子在地图上叫做“Pozabljeno”，意思大概是“被遗忘的东西”或者“遗忘”。难道在后来的日子里，人家不是真的让我随心所欲吗？无论我在什么特殊的地方走也好，站也好，坐也好，躺也好或者跑也好，仿佛那都是不言而喻的。
惟独菲拉赫那位老师还神出鬼没地闪现过这个无名之辈的世界里，因为他一再重复着他当时第一眼看到我的印刷品时禁不住呼叫着说出的话。看神态，仿佛他要和一个音乐人合唱似的：“菲利普·柯巴尔”——他直呼了我的大名，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呼叫我，先呼大名后叫姓。的确，直到这个时候，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菲利普”，比如，刚刚在服兵役资格考试时还是这样。“别说了！”我这样暗暗地回答他：是的，我下定决心了，永远不再出现在报纸上了，永远不再让自己、家人和同村人蒙受耻辱了。那个沉醉于名望的梦想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难道我不是向来就知道自己这辈子永远都一事无成吗？恰恰当我和别人一起在汽车或者火车里时就这样扪心自问，即使我自己在兴奋地看着一本书，在听着一个新的发明，在欣赏着一首乐曲。难道我不是向来就知道自己迟早都会没用了吗？我注定最多不过是当个会计，当个小职员，干一个无非只能和数字打交道的工作吗？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节上，有位算命先生就这样告诉我母亲，肯定是想以此来恭维这个乡村妇女和她那个干什么事都不会有用的儿子。而现在，在这家斯洛文尼亚旅店房间里数起钱来，这不就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吗？
沃凯因是一片开阔的山谷高地，四面群山环抱。它是从前一个冰川的地表，在西部边缘留下了浩瀚而平静的、在我的记忆中几乎始终没有人烟的沃凯因湖。从它的北岸边，尤利安山脉陡峭耸立，主峰是依然被冰川覆盖的特里格拉夫峰，也叫做“三头峰”。三头峰的模型就坐落在山脚下的湖边上，是供前来度假的孩子们游乐的。南面的山峦是大海前的最后一道大屏障，往后向下通到伊松佐河（斯洛文尼亚的Soca河）。这条河接着继续流经其间的坡地再也看不到树木线了。由于交通十分不便，沃凯因盆地数百年来远离世界，惟有山间羊肠小道将它与伊松佐河谷地和弗留利平原相连，而我经过的东部通道，是随着铁路的建造才真正打开了。
奥地利可谓是一个阿尔卑斯山山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别名，叫做“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它总让我感到诧异，因为我生长在广阔而平坦的雅恩费尔德平原上，离那些山峰还有一些距离（在这个村子里，几乎就没有人有滑雪板，而惟一的雪橇道就是从树林边通到下面的街道上，你几乎刚一滑起来，就又停住了）。然而，在沃凯因，我现在真的发现自己被阿尔卑斯山包围了，并且觉得处在一个阿尔卑斯山山国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沟壑、深谷、阳面和阴面，少见天日，尽管是锅状盆地，却更多是高原，因此视野很开阔。要是我现在闭上眼睛的话，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远离世界的世外桃源。那荒无人烟和深蓝色的湖注定了它的命运，四周群山环抱，地面上连绵起伏的冰川堆石将它划分开来。对它来说，没有一个名称会像开头使用的“山谷高地”更贴切了。
再说，沃凯因是个忙忙碌碌的地方，无论如何从稍微隆起的火车站看去如此。当时我一下火车，首先看到和闻到的几乎只有木材。就在货运轨道后边，我看到堆成一摞摞的树干、方形的木梁、宽厚的木板和狭长的板条，听到房屋之间隆隆的电锯声。我在那儿停留的所有日子里，从早到晚，我没有碰到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如果谁看上去是这样的话，那也无非是一个在等待着的人，要么在一个常常都不加标记的停车站（一道木条围栏，一个桥头）等候汽车，要么在守着一棵要锯伐的松树倒下的地点，要么就期待晾晒干草的好天气，或者只是像旅馆灶台前那个老厨娘一样，在等着牛奶烧开了，菜肴煮熟了。偶尔有士兵独自无声无息地坐在路边，可走近一看，耳朵上却戴着无线电报话机。连孩子们都一个样，尽管他们看上去慢慢腾腾的，不时从灌木丛里撕去一片纸，可此刻就有点像正在学习追寻前人足迹的童子军。甚至到了星期天，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在教堂里的忏悔室前。教堂坐落在一片草地中央，和主教堂一般大小。谁摆脱了自己的罪孽后一走出来，正好可以借机走近自己的心灵深处去嘲笑自己，接着便继续走到座位前屈膝跪下，立刻在那里做起忏悔祈祷。从这个山谷高地的居民中，散发出的不是世代居住者的安逸，而是新拓荒者不可遏制的特性，忙忙碌碌的存在，持续而必要的机智果断精神。因此，同样考虑到它的自然位置，白天我常常把沃凯因看成一个特殊的欧洲国家。在这其中，我几乎就看不到白痴或者醉鬼。这种人的存在准会扰乱这忙忙碌碌的氛围，因为他们无聊透顶地四处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不时地会分散了那些整日忙碌者的专注和勤奋。直到我突然发现，我扮演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双影人角色。在寻找去研究那两本书的地方时，我停滞了，掉头了，拐弯了，试探着这块和那块草地，看它们是否适合于坐下来，靠在一棵树上，立刻又从那儿的松脂上脱开身来，然后继续踉踉跄跄地走去。
我住的这家旅馆，译成德语叫“Schwarze Erde”（黑土地），取名于南部山脉的一个山峰。这是建于大战之前的一座大房子，我立刻在上面寻找着盲窗。除了我，只有偶尔来几个登山者入住。因此，我自个儿住了一间有四张床的房间，像是为一家人准备的。房间位于二层，就在入口上方。从窗户望出去，眼前是一排松树，像一片树林留下来的，从这个地方中间穿过。从另一面望去，是一条直接从房子旁边湍急流去的山涧，一片白茫茫的怒号淹没了载重汽车和电锯的轰鸣。穿透过来的声音最多不过是火车的汽笛或者一架军用飞机突然的呼啸。那些松树和流水不一样，你坐下时也可以看得到。于是，我把小木桌挪到相应的窗户前，并且试了试各种不同的椅子。由于我无法决定坐哪一把，于是我把它们都排放在桌旁，不时地变换着座位。
第一天，我只是从行李中拿出那两本书来，却没有打开它们。我让通往过道的门敞开着，因为听着溪流的咆哮，我觉得自己在这封闭的房间里就像远离了世界似的。这样一来，从楼下的餐厅和厨房里至少时而可以传来当啷声或者其他刺耳的响声。在正对着房门的过道墙上，挂着一个制成标本的深棕色雄松鸡，摆开一副发情期的架势——脖子伸得长长的，鸣叫时肿胀起来，眼睛紧闭——，真的也像是被射杀时的样子。旁边的钥匙盘上挂着各种形状的钥匙，放在一个玻璃窗里，有点像近乎完美无缺的蝴蝶收藏。我第一瞬间立刻就觉得，似曾看到过这一切，或者还要更多：仿佛我又回到这儿了，不是回到一个昔日的生存里，而是回到一个预感的生存里，让你觉得更真实，或者更明确，又不可思议。这一切是来自桌子、椅子和床架呢，还是来自窗前飞溅的雾气？前者让我想起身为木匠的父亲；后者又让我想起身为山涧工人的父亲。或者是来自哥哥那个写在信里的表达？他在信中用了“祖籍”这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沃凯因。因为我真的觉得，不单是房间和屋舍如此实实在在地重新找到了，也包括毕斯特里卡这个地方，这个“一目了然的地方”，这个“一清二楚的地方”，这个“山涧村庄”，连同这整个山谷高地：一个孩子惊奇地注视着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观察着她；一个四十五岁的人俯瞰着她。在这个时刻，所有这三个人融为一体，也没有了年龄区别。再说，毕斯特里卡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的村庄，更像一个将会从许许多多空旷的空间间隔中拔地而起的城市的前站。那几座位于边缘的高楼大厦，连同超市，还有那个坐落在草地中央的大教堂看上去已经是预兆了。
当时，对这个有房无地的村民儿子来说，坐在旅馆餐桌旁，吆喝着服务员要菜，这是多么不像话啊。开始的日子里，他仅仅靠着从超市买来的蛋奶烤饼和饼干，首先是姐姐给他塞进海员背包里的面包和苹果糊口。苹果是去年最后剩下的，已经放得太久了，只要一拿到手里，里面的果核就吱吱地响。我吃这两样东西，并不是因为饿极了，而是因为那是我最喜欢吃的，多少年以后依然如故。“美味可口”这个词对苹果与用和兰芹调味的、几乎就不加盐的黑麦和小麦面包组合起来的甜酸味再也恰当不过了。窗台上，面包、苹果和折叠刀摆成了一行。面对带着深深裂纹的圆面包，我想像着月亮的背面。当然，它一天缩小的速度都比这个天体一个星期的都要快，很快也就没有那些旁边的月亮了。最后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