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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法院不会消失的信号。对高层纳粹分子的控告将被许多法院所终止，因为这些被告只是“不知情的工具”，只是按照命令行事的同谋犯，他们的行为总体上不是出于伤害公众的卑鄙动机或者邪恶意图。阿洛伊斯·?哈菲勒是一个党卫队成员，参与了在切尔莫对8.9万犹太人的杀戮，在那里发生了第一次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毒气杀戮。波恩法院把他归类为“只是一个没有犯罪者意图的同谋犯”。联邦最高法院也将希姆莱的私人参谋长卡尔·?沃尔夫归类为“仅仅是帮助希姆莱执行任务”犯罪者，“从下属的地位偶尔给希姆莱的犯罪动机提供帮助”。
沃尔夫“仅仅”是征集和安排了火车将数百万犹太人送入死亡，假如他都不是罪犯，那谁还是呢？非常清楚的是，法院假定了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穆勒、艾希曼和其他直接参与大屠杀的犯罪者可以被认为是无条件的杀戮者。其余的大部分人是处于某种动机的同谋犯，而非上述的刑法可以起诉的犯罪者。他们被责任感、服从命令所驱使，或者他们出于恐惧，甚或高贵的理想主义信仰行事。一个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库尔特·?博尔姆无罪，他是一位安乐死的医生，将6652人送进毒气室，只是因为他没有“出于邪恶意图”杀害受害者，而是相信他将解除他们的痛苦。也许撤销对纳粹犯罪者起诉，或者对他们缓刑的最通常理由是被告的辩解：假如他们不服从命令，他们的生命就处于危险境地。只有一个在贝尔泽克行政当局工作的成员被判刑，因为他对60万人的灭绝提供了帮助和支持。这个人作为杀戮的同谋犯只被判处了四年徒刑；根据法院的判决，所有其他的人都是“相信自己处于无望的逼迫境地而行事的，除了服从下达给他们的命令别无选择”。1966年，基于同样“假定的逼迫服从命令”的理由，达姆施塔特地方法院撤销了对322警察部队前成员大规模杀戮的起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战后恢复了职位，并且稳步得到升级。
假如逼迫服从命令不是可行的策略，被告就试图寻找另一个有效的计策，他们声称自己患病过重，或者过于衰老，承受不了审讯。奥斯威辛审讯的主要被告罗伯特·?穆尔卡被判处了十四年徒刑，但是很快就因为治疗原因被释放出来。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是特别行动队大规模射杀的组织者之一，因为身体状况极为糟糕而从未受到审判。同样，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赫尔穆特·?比朔夫也没有得到审判，因为根据哈姆法院上诉的观点，“被告犯有谋杀罪的起诉极有可能引起严重的高血压”。
尽管路德维希堡的中心部门调查了超过十万例前纳粹犯罪者的案例，但是到1993年为止，以谋杀罪或者谋杀同谋罪起诉，只有6487名纳粹罪犯得到了审判，6197名被德国各级法院定罪，只有163人受到终身监禁。路德维希堡中心部门的一位前主任阿达尔贝特·?吕克尔在一份官方报告《1945—1978年对纳粹战争罪行的调查》中声称：很少有纳粹罪犯逃过司法制裁，但是后来者如汤姆·?鲍尔所指出的，吕克尔特地解释了为何德国政府对少数逃脱的人不负有责任。吕克尔对为何司法制裁速度不快的辩解之一是，同盟国在战后把关键的文件运到了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因此德国的起诉者无法获取它们。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德国人的阻挠和反抗，冷战、经济奇迹、前精英们的再度出现，都使得这一切更为容易起来。
对于那些真正试图与纳粹的过去达成妥协的人来说，看到前纳粹在西德组织的高层重新出现是特别难堪的。帮助起草纽伦堡法律，并构想出犹太人必须使用中间名“以色列”和“莎拉”的汉斯·?格洛布克在阿登纳的政府中担任国务秘书，直到1963年退休。弗里德里希·?弗里克是一个富裕的工业家，依靠剥夺犹太人的财富和让他们从事奴役劳动使自己发家致富，他不得不出售他的煤矿，但很快就通过收购戴姆勒·?本茨以从事金融东山再起，成为了联邦德国最富裕的人。弗里克像诸如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那样的其他工业家一样，被判处了实刑，但后来都得到了减免。I.G.法尔本公司的经理都涉及奥斯威辛（莫诺维茨集中营）计划，他们都继续在德国的工业领域占据有利可图的位置：弗里茨·?特尔·?梅尔成为拜尔化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鲁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海因里希·?布特费施董事会董事；在奥斯威辛管理莫诺维茨集中营的瓦尔特·?杜尔费尔德成为了绍尔文化学公司董事会董事；奥托·?安布罗斯被委任为几个董事会的董事长，并且成为波恩政府的顾问；奥古斯特·?海斯迈耶是党卫队将军、希姆莱的伙伴、帝国妇女联盟主席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的丈夫，因为篡改自己的姓名只受到些微的惩罚，在战后的余生担任了可口可乐子公司的经理。这个名单还可以数以千计地扩展。根据汤姆·?鲍尔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六十多名德国的大使和外交官曾是纳粹党的著名人物，他们帮助弗朗茨·?拉德马赫组织了最终解决方案。当然，一个与拉德马赫一起工作的年轻外交部官员声称他一无所知，他就是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他在1966年成为西德总理。
围绕基辛格被任命为总理的争论也许远超过较早的格洛布克的案例，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责任上，先前被心理抑制的东西突然跃入了公众意识，挥之不去。基辛格纳粹的过去一直是公共争论的主题，当一个年轻的女人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在公共场合扇了总理一个嘴巴，这一过去成了一个重大的新闻。尽管许多人谴责了克拉斯菲尔德，但是她也有许多支持者，著名的有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她被判刑的时候，他送给她一束玫瑰。基辛格的案例证明纳粹的过去是如此无处不在，毒害着环境，麻痹着国家的集体自信。至少非常清晰的是：直到老一代人把权力交给战后一代，揭发纳粹分子在敏感的公职岗位隐姓埋名的就职才得以结束。甚至调查纳粹战争罪行的路德维希堡中心部门的主任埃尔温·?舒勒也被怀疑（证明是错误的）亲自卷入东部前线的战争犯罪；由于这危害了其岗位的任务，他辞去了职务。
当然，未被把握的过去不只是一堵分割德国和更健康未来的墙。自1961年8月13日开始，一堵物理的墙也相互分割了西德和东德，凝固了向两个分离的国家的表层流动，这两个国家追求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文化的目标。在西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竖起了强化其余两堵墙的另外两堵墙。除了上述提及的代际冲突之外，西德社会也面对着尖锐的“外籍劳工”的社会问题。这些劳工从地中海各国——尤其是南斯拉夫和土耳其——被请到德国，填充由严重的劳务短缺产生的鸿沟。德国的工业严重地依赖于这样的外籍工人去满足低报酬、无技术、临时性的岗位。这些类别的工作是工会化的德国工人拒绝接受的。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雇用这些外国工人的雇主都没有想到：假如这些工人选择留下来，拖儿带女，并且在德国生育孩子，并在此抚养会发生什么。当德国的经济奇迹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不景气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挫折的时候，这些外国工人变得不受欢迎了。1989—1990年德国的统一使这个社会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好像它使所有其余的障碍都尖锐起来。这些障碍继续把德国民众彼此隔离，因此总体上把他们与世界隔离。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物理之墙和心理之墙彼此隔离了两个德国，它们安心接受了分离的状态，尽管开通了更好的交流渠道，但也认为不可能在不断扩大的分歧之间架起桥梁。就犹太人而言，尤其是对于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而言，只有一个德国，即联邦德国。因为东德既没有参与阿登纳政府谈判制定的补偿协议，也没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联邦德国的发展，以色列国内外的犹太社群才小心翼翼地跟随着，对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德国人处理他们反犹太人历史的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联邦德国一直是以色列紧密的朋友和联盟，并且德国的两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都采取了亲以色列的姿态。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更为侵略性的路线时，对以色列支持的牢固墙壁从来没有出现松动。尽管左翼知识分子有着反法西斯和反种族主义的言辞，但是他们在巴勒斯坦人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受害者，喜欢把以色列妖魔化为第三帝国的复制品，因此也许将他们自己德国人的罪恶感以置换的形式投射在犹太人身上。事实上，左翼极端主义分子认为巴勒斯坦人是近东新的犹太人，并且把他们所称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灭绝者”妖魔化。
一些人认为，对以色列帝国主义的这种看法，在国内的左派和右派那里一样都是一种稍加伪装的反犹太主义。其左翼的形式被称为左翼法西斯主义，它能够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形式突然出现。例如，其中之一是由已故的赖纳·?法斯宾德创作但从来没有上演的一部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戏剧——《垃圾、城市和死亡》。在其中，一个人物严厉责难了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宣称：“他们忘记用毒气杀死他……当我想到在毒气室里他呼出的空气，我搓了搓我的手。”这个犹太人在金融上的贪婪使城市变成了污秽的垃圾场。因为暴露了潜在的犹太恐惧症的偏见，法斯宾德引发的争论是一个持续数年的满城风雨的事件。这部戏剧引发了尖锐的舆论差异。一些人发现它是淫秽的，对犹太人是诽谤中伤；另一些人发现它是有力的，在开放的民主社会值得上演。伊格纳茨·?布比斯破坏了这部戏剧在法兰克福计划好的演出，他发现它是侮辱性和难以接受的。其他一些人感到不再过度敏感，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关系正常化，以致无论结果如何双方都可以公开陈述思想的时间已经到来。就许多德国人而言，似乎有一种感情在不断增长，那就是人为培育的亲犹太政策可能是一个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它破坏了艺术的自由。
这种态度也潜藏在德国外交政策中对以色列新的定位后面。为了有利于关系正常化，赫尔穆特·?施密特政府，以及后来的科尔政府在处理以色列的问题上，放弃了罪行的象征意义。1981年4月，在施密特从以色列乘飞机返回时，据说他说道：“德国的外交政策能够，并且也将永远不被奥斯威辛的阴影笼罩。”但是当这位德国总理批评梅纳赫姆·?贝京在被占领土的定居计划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公开侮辱施密特，暗示他可能作为东部前线的一名军官，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残暴行为。这不应该令人惊讶，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曾经试图灭绝犹太人，现在正向阿拉伯国家显示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国家。德国人试图不予理会贝京过激的、他们发现是侮辱性的言辞，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奥斯威辛的幽灵是难以驱除的，何况关系正常化。施密特的继任者赫尔穆特·?科尔在1984年2月访问以色列时发现了这一点。这位总理的首次出访是一次公共关系的灾难，最突出的标志是令人难堪的评论，其中尤其是针对他自己没有瑕疵的历史，他以错误的谦虚方式将其归因于“晚生的恩赐”。但是，他很清楚，德国的年轻一代准备接受过去，但是拒绝承认因为他们父辈行为而犯下的集体罪行。这位德国总理获得了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要带头塑造更为正常的、账目清算完毕的历史，而不是他所相信的被罪感深重的自由主义者培育的历史。这些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德国是一个需要永久治疗的病人。
要不是科尔对历史有着所想象的敏感性，他就不能在重现正确的历史方面做得那么优异。这在1985年春季变得明显起来。那时他劝说了里根总统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出席比特堡一个军事墓地举行的和解仪式。在那里，埋葬了同盟国和德国的士兵。因为墓地也包括49名党卫队成员的坟墓，因此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里根可能象征性地祝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和杀戮者。由于在无条件地支持里根政府的防卫政策，科尔并没有被这样的访问可能造成的政治和道德反响，以及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声誉可能带来的影响所吓倒。最终，里根总统给死去的国防军士兵作了《我是比特堡人》的演讲，但是批评家们正确地指出，它无法和F.肯尼迪《我是柏林人》的演讲相媲美，后一个演讲是面对数十万渴望摆脱苏联压迫的柏林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的氛围充满了复苏的民族主义和辩护的趋势。许多德国人，尤其是政治右倾的德国人，对必须穿着自认为是永远不能脱去的政治硬毛衬衣越来越不满意。他们变得怨恨起来：他们的过去迫使他们从道德软弱的立场而非力量的观点行动；并且任何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或者表述都可能得到了各种错误的解释，比如外国人恐惧症、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因为无论哪种意识形态的理由，那些拥护强烈民族主义的人都将自己暴露在反对者极度充满感情的反击之下。这些反对者并不害怕挥舞奥斯威辛的大棒。
1986年夏季，白热化的争论在新闻界爆发。恩斯特·?诺尔特在6月6日的《法兰克福汇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