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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大问题的可能性。没有人能够改进劳尔对纳粹如何计划和执行大屠杀的解释，但是法肯海姆正确地认为，在德国和全球人类史的长河中，有关这一重大的问题，以及这一事件全球人类的意义方面，依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法肯海姆已经开创了几条富有提示性，据此可以解释重大问题的路径；同时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纳粹的种族世界观给种族灭绝的犯罪者提供了综合的广阔原则，据此他们可以建构自己的经验。法肯海姆也证明了一个论点：对德国历史中包罗万象的世界观重要性的理解，是理解人们接受纳粹世界观的根本前提。为何大屠杀发生在德国？对其诸多原因的分析和总结肯定了法肯海姆的这一看法，同时把这一看法作为起点去清楚地说明所有其他必须探究的原因，以便理解它的发生。这里有七个说明大屠杀发生的原因：
1. 纳粹权力精英生物学—种族的世界观
2. 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宣传效果
3. 集权主义科层体制的共谋
4. 文明约束的崩溃
5. 战时环境的掩盖和对俄战役的残暴效果
6. 被占国家和卫星国的合作
7. 在冷漠世界里受害者的消极性
1. 纳粹权力精英生物学—种族的世界观
任何犯罪——无论大小——除了激情犯罪，都事先假定了动机和理性意图。大屠杀也不例外；它是依赖有意识的设计和一个独特的纳粹精神状态的逻辑。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大屠杀可能由一种特殊种类的思想所引发，它促使犯罪者去消灭他们真正相信是劣等的、有罪的民族。我们通过探究这类思想的知识起源和它提出的有关普遍结构性原则的权力的要求，检验了这类思想的内容。依靠这些原则，人类的多个共同体限定了自己，同时彻底地将自己和别人彼此分开。这样的思想以排他的联系和极端化的模式运行；它参照某种普遍的、排他的、存在于个人自身之外的，而存在于阶级、性别、民族、种族之中的善来定义个人。20世纪主要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放弃了启蒙运动普遍的人类理想，将人置于用极端化和敌对的词汇进行思考的环境之中。现代各种伟大的“主义”都坚持将个人加以范畴化和差异化，把他们作为更大群体中排他的成员，这个群体被假定在经济、政治或者道德等方面被选择为至善，而其他的群体注定是没有价值的，或者具有天生的邪恶，要么皈依，要么被灭绝。就是这种根植于群体认同的心理和对绝对答案的某种本质需求的意识形态思维，提供了内在于纳粹主义和苏联式共产主义的灭绝性狂怒。它们是20世纪两个最宏大的伪宗教运动，是内部自我包容的世界观；它们的知识分子领袖被深刻的对确定性的心理需求所驱动，这一需求要求最严格地把现实划分为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两个部分。
尽管这个思想体现在世界最伟大的宗教中，但是让传统宗教对一种明显是当代的精神疾病负责是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纳粹的种族意识或者苏联式共产主义的阶级意识，不是简单回归原始的或者神话的思维；相反，这种思维利用了——或者错误地利用了——当代科学意识的概念原则。这些当代运动借助科学证实他们的政治或者社会偏见；它们不是参照上帝要求的确定性，而是经济学的或者生物学的必然性假定法则。纳粹和苏联式共产主义要么依照种族或者经济的从属关系来定义个人，向对手发出威胁或者发动革命。纳粹分子将这种思想变成了最为极端的种族结论，因为不像苏联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们认为是“异类的”某些特定群体，他们完全拒绝他们的皈依。对于这些人来说——犹太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同性恋者、精神残缺的人——在纳粹统治的世界里没有任何被拯救的希望。苏联的共产主义者至少愿意接纳前面提及的资产阶级成员进入他们的行列，只要他们“看见真理之光”，并且皈依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无可否认是单向的、心理上是谬误的，它建立在人类兄弟情谊的理想之上，而非在纳粹那里，建立在非人道的、腐朽原则之上。但是，在这两种意识形态背后，人能够识别明显的对科学推理的曲解，要么是蓄意地，要么是依靠对科学原则的错误过度夸大，把它们带入人类行为的领域。
一旦科学方法论从对自然的分析转变为对人性的分析，同时“一些社会科学家”宣称他们是在用一些同样不可置疑的原则进行工作——这些原则据称存在于自然科学之中，那么现代思想便开始从事一些危险的任务，这些任务的标志是非常固执的偏见、死路一条，以及自利的意识形态。一些人把这些知识分子的激情贴上“唯科学主义的”标签。这种唯科学主义存在于将特殊的技术提升到绝对的高度，进而要求从中得到神奇的、有治疗作用的或者拯救的结果。在一个层面上，它以最新出现的自助办法出现，这一方法承诺瞬间的快乐、婚姻的幸福、性的满足或者经济上的成功。在教育的水平上，它向孩子们承诺瞬间的精通阅读、写作或者算术。在全球的水平上，它承诺通过革命、战争或者种族清洗实现民族的拯救。唯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的曲解，因为它假定根据自然行为的类比，人类行为具有可预见性；它过度扩大科学分析的疆域，使它超出它们内在的限制；它用魔术毛巾填平了未知的东西和它追求的最终确定性之间的鸿沟。一个人可以在20世纪每个主要的意识形态的热情中看见这些陷阱。这里不存在任何看得见的终点，因为我们正被广告、商业、政治中科学的魔力所淹没。纳粹赋予这类思想的特性依然在种族主义的偏见、种族形式的自我认同、千禧年的巫术中生机勃勃。
这里还必须提及在内容和形式之外有关纳粹心态的一个明确的特性，这就是对死亡之爱的痴迷。这是所有否定生命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是这些意识形态对邪恶的参与。在约翰·?魏斯最近出版的著作《死亡意识形态：为何大屠杀发生在德国》一书中，对德国文化中明确的否定生命的传统做了参照，这种文化直接或者间接地鼓励一种恶毒的思想，它是纳粹运动中犹太恐惧症的精英们的特征所在。魏斯的分析是精明和广泛的，在对德国历史特殊性的大多数判断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位作者是如此关心为德国建立一个特殊的路径，以致他没有对人性自身对毁灭的渴望提出更为重大的问题。死亡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上流行过，并且刘易斯·?芒福德给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方文化贴上死亡导向的文化标签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崇拜被认为是去毁灭生命的技术。与埃及死亡崇拜相比——它有着宏伟的金字塔、神奇的仪式、制作木乃伊的精湛技术，当代的死亡之舞远为阴险，因为它涉及原子武器、导弹，以及生态灭绝性的毁灭。
统治他人，并将权力扩展到他人那里的需要——无论是个别的还是群体的，都构成了人类历史中反复发生的主题。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提醒我们的那样，“权力的一座座五角大楼”以及它们的权力精英、毁灭性的技术、意识形态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损害生命的需求和目的为代价迅猛地增长。假如技术被放置在掌握权力的、没有道德的技术专家手中，危险就会变本加厉，因为用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的话说：“在人那里，技术的可能性是不可阻挡的。假如人能够到月亮上，他会前往的。”更为不祥的是，因此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假如人有权力去毁灭生活，他会吗？
我难以确定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统治和毁灭阻碍其道路的人的冲动根植于人性，或者根植于社会生活的组织。这一现实是无需争论的。对权力的热爱引发对死亡的迷恋；事实上，死亡经常被用于满足对生活和权力的曲解。人们经常带着快感杀人，因为这一行为鼓舞着权力的推进，并促进权力的进一步控制和统治。这种对毁灭的嗜好已经体现在好战性的、蓄意的意识形态当中，这一好战性赞美斗争、战斗、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德国人一直为这种尚武的信仰大唱赞歌。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话说：“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在它们民族的秘密宗教仪式，在它们的诗歌中，在它们的歌谣中，有如此多的对死亡和作为德国人的自我牺牲的暗示……也没有其他哪个民族像德国人那样习惯于在他们民族的先贤祠中给他们战败的英雄以位置。”当然，纳粹分子代表着对死神痴迷的顶峰。他们拥有现成的鲜血和土地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把死亡美化为生命的提升。莱奥·?亚历山大称这种思想态度为“死亡学”，或者对死亡的喜悦，他认为那些将此付诸实践的人，尤其是党卫队成员，都相信将死亡施加到其他人身上会加强他们自己的生命力，并且证实他们种族的优越性。相反，他们把自己的死亡看作加强纳粹运动的高贵的牺牲。
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权力精英迷恋死亡，用伪宗教的仪式赞美死亡，戈培尔在其对“总体战”的演讲中说：“我们进入战争，犹如我们进入大弥撒。”他的元首相信，他的敌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毁灭，能够证实他自己的全能。他视战争中的胜利为一个信号，即他被更高的力量所偏爱，以致相信更高的力量赠予他恩惠的数量与他杀戮的敌人数量直接对称——尸体越多，来自上面的恩惠就越多。一些人认为，这一非理性的信仰可能在1941年促使希特勒放行了种族大屠杀，尤其是在战争的走势似乎不再顺利的时候。在希特勒疯狂的思想中，对自己死亡的意识只有靠堆积更多的尸体才能得到缓解。
总之，在所有这种死亡的魔力和对死亡蔑视的冲动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渴望缓解的焦虑。根据利夫顿的观点，纳粹的意识形态依靠歌颂，甚至崇拜死亡自身来处理死亡本身，因此，它错误地假定与死亡相关的焦虑和罪过已经被驱除：
当一个人作为卫士的死亡得到理想化的时候，其自身通常通过杀戮他人逃避了死亡——实现了死亡之死。可能很容易跟随一个邪恶的循环，在其中，一个人杀人，并为了维持一个人的治疗继续杀人，并且寻求残忍的、不死的、有益健康的生存的持续过程。一个人为了无休止再次体验埃利亚斯·?卡内蒂所称的“权力的瞬间”，即治疗的瞬间，可能通过杀戮他人达到一种需要永生感的状态。
纳粹的杀戮精英阶层相信它拥有蔑视死亡的技巧，它不仅能拯救自身，也能拯救德国民众。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是满足自我纯洁的方法。通过将死亡施加给犹太人，他们将清除德国土壤的恶疾。总之，对于纳粹来说，死亡是民族自我超越的工具。事实上，对死亡的爱服务于一个不同的目的：祈祷邪恶和参与邪恶。
2. 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宣传效果
1933年，当纳粹获得了对德国政府的控制之时，他们整合了旨在说服和恐吓的整个国家机器。说服依赖于宣传，恐怖依赖于盖世太保和集中营。纳粹试图散布的种族世界观包含了内在的种族灭绝的逻辑。借助于纳粹的宣传及其背后的权力，这一逻辑与其种族灭绝的前提相吻合也开始显露出来。只有那些从极其微观层面解剖纳粹时期，并且模糊纳粹同时追逐的短期目标（合法的种族歧视、财产剥夺、移民）和长期目标（灭绝）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谈论“通往奥斯威辛的曲折之路”。恰恰相反，在这条路上没有弯曲和绕道，它是宽敞和直接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的增长、生物学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外国人恐惧症运动的聚合、心理变态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当代技术国家的接管、承受世界强国情结的幻觉，到被疯狂和残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所操纵，一切都是清晰的。鉴于这些事实，一旦纳粹分子控制了政府机器，并开始实施他们宏大设计的时候，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就是一个清晰和当下的危险。这一宏大设计最重要的一部分包括为一场世界大战做准备。希特勒相信这场战争从未结束，而且必须为复仇和种族再生这两个目的发动起来。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全神贯注于纳粹精英单向而疯狂的思想，它纠正了我的一个被一些历史学家依然在阐述的观点：在第三帝国历史的某个点上——某个地方和某个方式，事件可能朝它们实际发展的不同方向发展。任何这类观点无论因为什么理由都是与事实相反的假定。
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宣传和洗脑的作用是关键的，因为宣传造就和毁灭了第三帝国。纳粹宣传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设计出一种种族的世界观，它将给所有德国人提供一个全面和内在一致的对世界的看法。正如先前所显示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自身为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而感到骄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严肃而大规模地全神贯注于哲学思考。尽管纳粹的世界观卑鄙地反人道，对现实蓄意地扭曲，但是它就是德国的另一个宏大设计。纳粹的权力精英具有强烈的意图给德国人洗脑，让他们将种族世界观作为现实唯一的指针接受下来。
像所有其他在这个新的种族国家的东西一样，意识形态的灌输被设计为总体的：每个德国人，无论老幼，无论男女，都被发动进入这一伪宗教之中。当然，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但人所不知也是难以测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