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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1800名犹太人，并被告知将能干活的男性犹太人与其余的犹太人分离开来，遣送到劳动营；剩余的人——老人和幼儿——当场处决。他首先告知了军官们；他们当中只有一人——预备中尉海因茨·?布克曼——拒绝接受命令，因为不应该期望德国士兵射杀妇女和儿童。特拉普给较为年长的、未授军衔的人决定退出的选择，因为他们可能不能承担如此沉重的任务。有10到12人看到他们的一个同伴对着干之后，也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特拉普情绪上十分抓狂。他的一个同伴后来回忆他当时说：“上帝啊，为何我必须接到这些命令？”另一个看到他在怨恨地流泪。但是特拉普让自己镇定下来，正如他告诉另一个人的：“命令就是命令。”他向一个司机坦言：“假如这一犹太事务最终遭到复仇，那么就宽恕我们德国人吧。”这支部队不顺畅地执行着任务，但完成了对约瑟夫乌多数犹太人的射杀。尽管这些人在不得不射杀无辜的民众时似乎体验了相当大的情感上的沮丧，但是他们很快就形成了恰当的防御机制，以维持眼前的残暴。一些人用诋毁的言辞——比如“懦夫”或者“白痴”——来刺激过于拘谨的同伴。这些人也试图通过酗酒和嗜烟减轻可怕的压力。当他们从沾满了鲜血和脑浆的树林里出来的时候，他们“沮丧、愤怒、怨恨、颤抖”地回到营房。有人得出这样一个印象：杀戮在接下来的场合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文明的禁忌已经被粉碎，血腥的水泥把杀戮者们浇铸在一起，双重人格、麻木不仁的防御机制把杀戮者们降低到人没有真正控制的“情景”暴力的领域当中。
后来，预备警察101营的人宣称他们没有选择，只是服从命令，感到同伴的压力，为死去的同伴或者被盟军轰炸致死的无辜国民复仇，以此证明他们残暴行为的合理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几乎没有谈到仇恨犹太人，这是一个含义深远和突出的忽略，它只是表明抑制或者有意的自我欺骗。
布朗宁指出，同时戈德哈根有力地证实：这些人多年来受到反犹太人宣传的影响，并且它也成为了他们专业训练和灌输洗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假如他们在东部经历之前是温和的反犹太分子，那么，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学会了把犹太人当作劣等人。一个犯罪者证实了这一看法，他说：“犹太人不被我们承认是人类。”他们后来辩解他们仅仅是服从命令，或者毫无选择。但事实证明这一辩解是无效的。一些人——大约有10％——拒绝参与大规模杀戮，也没有承受任何严重的后果。当然，所说的恐惧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杀戮者们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他们自发抓拍的照片、他们所写的书信，或者他们保存的纪念品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自发抓拍的照片和他们的受害者都显示了不仅是德国人，也是所有人类的阴暗面。正如戈德哈根所指出的，警察部队的成员过着厚重的生活，一天当中就会在正常和变态中变换，在规模射杀妇女和儿童之后，就开始从事愉快的娱乐和其他社会消遣。他们的妻子和爱人从来没有远离；事实上，一个名叫沃劳夫的上尉让他的妻子参加了一场持续一天的杀戮行动，警察部队的成员认为这不太合适，不是因为他们羞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对于一位德国妇女来说，在这样的杀戮期间出现是没有骑士风度的。
警察部队的成员也认为虐待动物是不合适的，他们对他们的狗显示出巨大的同情心，保护它们避免感染传染病，如果出现轻微的病状就赶快送它们去看兽医。这一行为促使戈德哈根追问：这些阅读有关如何照顾狗的公告的杀戮者有没有“想过他们给予狗和犹太人待遇上的差异”。戈德哈根从未想到这是人类生活残暴化和双重人格所能够做的事情。他们对犹太人痛苦的无动于衷，不仅是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结果，也是杀戮本身残暴化的效果。可以把狗的类比扩大到人的水平：正如尝到血腥的狗会被其效果所感染，假如有权力且有机会的话，人类也会变成贪婪的杀手。仇恨——意识形态的或者其他的——不能独立地充分解释种族灭绝的杀戮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给他们的受害者施加了完全没有理由的残暴，这些残暴和意识形态甚或施虐狂没有任何关系。折磨、残暴、堕落在毁灭人类上是必要的因素，因为对于犯罪者来说，他们可以使杀戮变得更容易一些。根据弗朗茨·?施坦格尔令人震惊的言论，没有理由的残暴给那些执行杀戮任务的人创造了条件，也为他们去做他们正在做的东西创造了可能性。
这些考量提出了更广泛的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它们涉及难以言表的人类残暴行为，以及为何它们似乎是人类永恒的属性，而不仅仅是德国历史的属性。每次我们面对大规模残暴行为的时候，无论是纳粹的杀戮者、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还是俄国共产党员所为的，我们都想要知道能够理解，以及能够阻止同样恐怖再次发生的范围。把这样多层次的恐怖简化为单一的想法——“永恒的认识结构”或者民族的性格——几乎无济于事。布朗宁正确地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对警察101营成员的完全理解需要对人性这些普遍方面的认识，这种认识超越了对普通德国人的认知和文化。例如，我们显示了警察101营成员的行为和行动完全符合一些心理学的试验，它们在临床的背景下进行，尤其知名的是在耶鲁和斯坦福分别进行的米尔格拉姆试验和津巴多试验。在这两个试验背后的假定是：残暴是社会关系的功能，而非个性失常的功能。
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津巴多试验中，大学生正常的测试群体在模拟的监狱里被分为看守和囚犯。测试的主体由两组12人的男生组成，他们来自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其他州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些人被判断为正常、成熟，以及在感情上稳定的大学学生。通过掷币选择，一个组被告知担任囚犯的角色，另一个组担任看守。在八个小时期间，三人一岗替换看守可以不受约束地制定他们正式的规则，以维持秩序和尊重。仅仅六天之后，这一试验完全并且令人心烦意乱地失控，以致不得不被取消。所发生的事情是监狱的环境威胁悬置了一生的学问和价值观，同时制造了一种在其中的参与者开始混淆所扮演角色和现实的氛围。看守们开始展示出一些明显病态的倾向，像对待动物那样对待囚犯，并且用显而易见的取乐羞辱他们。相反，囚犯们变得温顺和奴性，像剥夺了人性的机器人。三分之一的看守变成了暴君，享受着对囚犯专横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一些看守只是尽职，另外一些则被设想为“优秀看守”。但是，没有一个看守和囚犯站在一道与其他看守争辩，从来没有干预其他一个看守的命令，从来没有抱怨主管。这一试验确认了这一领域的参与者和犯罪者一直所熟悉的东西，即我们对社会行为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专制化对“少数人”行使的权力，容易释放出冷酷、凶残、野蛮的冲动。
当合法的、令人尊重的权力机构命令伤害人的时候，这种伤害也是1960年到1963年间耶鲁大学进行的著名的米尔格拉姆试验的主题。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指导了一系列试验，测试人们服从权力机构的自愿性。他通过在报纸广告随机地选取了试验主体，并告诉他们将参加一些试验，它们是用来测试学习上的惩罚效果。当志愿者到达试验室的时候，一位身着技术员制服、表情严厉的试验者对他们作了简要的指示，他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是，这一试验是被操纵的，他们将成为不知情的“教师”去测试“学生”是否正确地记忆了单词配对表。这些学生是先前招募的其他志愿者。一位教师被领到一个假的、有着一排30个按钮的工具仪表盘的电动“冲击发生器”边上。开关可以从15伏标有“轻微冲击”的低点，调整到越来越高的温和冲击点，以及450伏强烈冲击点。学习者们被领到一间毗连的屋子里，绑在一张假的电动椅上，开始扮演他们在这出戏里的角色。这出戏要求简单地回答是先准备好的脚本。每次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学习者没有正确地回忆起一对单词，教师就给他一个不断增加电压的电动冲击。令米尔格拉姆震惊的是，所有的教师都使用了达到最高水平的冲击。然后他开始变换这些试验，引入磁带录音的抗议，在125伏的时候学习者喊出“我不能忍受这个痛苦”，在195伏的时候抱怨心脏吃不消，在270伏的时候发出尖叫，在450伏的时候完全和不祥地静默。令人惊讶的是，65％的教师继续使用最高的电压，无视抗议和隔壁屋子里的不祥静默。然后米尔格拉姆再次变换这些试验。它将学习者和教师放在同一间屋子，并告诉学习者把手放在“冲击盘”上以接受惩罚。甚至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学习者尖叫和抱怨心脏不适，30％的教师依然继续给予最高水平的电动冲击。
米尔格拉姆试验让公众和学界都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因为它显示了五千年的记载历史——人性真正的试验室——能够教会人知道的东西，而这些人烦恼于检验历史的记录：当数量惊人的人受到合法的，或者值得信任的权力机构的命令给其他人施加痛苦和残暴的时候，他们乐意这样作为。远离受害者时服从和给予痛苦变得更加容易。米尔格拉姆试验和津巴多试验一样，并不完全和历史的环境相吻合。试验室背景下的任何试验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正如米尔格拉姆所指出的：“试验室的问题是生动的、强烈的、真实的。它不是与生活分离的东西，而是内在于社会世界的普通功能的必然趋势，带来一个极端和非常合理的结论的东西。”另外，这些试验直接与纳粹德国发生的东西和整个历史中发生的事情相关联。在津巴多试验的主体和后备警察101营成员的行为当中，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发现了一个突出的相似之处。存在着核心的热情杀戮者，以及更大群体的“优秀”警察。前者自愿承担射击小组的责任或者“捕获犹太人”，后者执行死刑，因为他们得到了执行死刑的命令。还存在着小群的拒绝者和逃避者。布朗宁也认为：“米尔格拉姆的许多洞见在测试主体和纳粹杀戮者中找到了具体的证明。”当然，在规模上他们是不同的。米尔格拉姆以类比的方式阐释了这一观点，他说他的实验室主体之于纳粹的杀戮者，犹如火柴的火焰之于1898年芝加哥的大火。他的试验显示普通的美国人是如何通过简单的操纵，不再把自己设想为导致对个人生活、自由或者人类权利侵犯的因果链上有责任的一部分。正如他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类缺点比我们所相信的都更常见：
人们能够发现这一缺点循环时的证据，并且当人们读到纽伦堡战犯、在越南梅莱村的美国杀戮者、安德森维尔（南北战争南部联盟监狱的所在地）的指挥官的文字记录的时候，人们再次能够发现这一证据。在士兵、党派官员、服从的主体之间，我们发现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无限度地服从权力机构，以及使用同一的心理机制的能力，以减轻伤害无助受害者的压力。
大屠杀的杀戮者涵盖了从“普通”德国人的层面到普通人类的层面，对他们提出争议是重要的，因为德国人两者兼有。“普通的德国人”这个词不可能具有准确的科学定义。我们不可能用德国警察来“测定”整个德国社会，因为他们不是总体上德国人各个层面的代表。治安警察的成员仅仅是松散意义上德国警察的代表，而不是德国教师、教授、医生、律师、护士或者商人的代表。德国警察，特别是汉堡警察的核心，是从右翼自由军团部队中招募而来的。这些部队的军国主义和极端犹太恐惧症的信念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并非和大多数德国人相关。我们并非十分清楚这些人是如何被招募和训练的，这些人当中有多少长期是警察，有多少人在1941年至1945年间被招募，以致我们除了证明他们的“普通性”的特别统计学陈述之外，并不能够明确表达任何其他东西。根据我的想法，对统计学意义上“普通”德国人或者其他普通事情的探究仅仅是一个有用的阶石，有助于我们寻求真正的道德答案，而非科学答案：作为人类的成员，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杀戮者吗？大屠杀既是德国人的也是当代的反人类的罪行；它既是反犹太人的也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必然是两者，因为犹太人和德国人是人类的一部分，以致一方对另一方犯下的罪行是这个词两个意义上的犯罪。
通往极端邪恶的会聚之路
埃米尔·?法肯海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曾经询问公认的在世最伟大的大屠杀研究学者劳尔·?希尔贝格一个问题：“劳尔，你对他们如何进行大屠杀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思考。现在你告诉我吧，他们为何这样做？ ”希尔贝格长叹了一口气回答道：“他们做这件事，因为他们要做这件事。”
法肯海姆是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向美国哲学协会的一次会议报道了这件事情。在接下来的会议讨论过程中，有人替换为“他们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决定做这件事”。正如法肯海姆正确指出的，这些回答都是不充分的，或者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因为假如一个人出于恐惧将自己限于一些小的问题，给重大的问题可能一个过小的答案，那么他实际上事先阻止了自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