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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医学实验中把这些人当作豚鼠来使用时，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不安。用一个党卫队医生的话来说，这样的人是比老鼠还便宜的、最便宜的实验动物。
并非所有的这些实验都被用于提高德国人民的种族质量，许多实验是在战时的条件下挽救德国人的生命。例如，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和他的团队用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或俄国人在达豪进行冷冻实验，脱去他们的衣物，让他们裸露，或者身着飞行服，放入冰冷的坦克里，观察他们的身体是如何抵抗寒冷，寻找复苏接近冻僵身体的方法。医生们仔细地记录这些囚犯反应的每个细节，包括他们口吐泡沫，痛苦痉挛，临死前呻吟，进入半意识状态。这些降低体温的实验得到了希姆莱和军队的赞助，以努力发现更好的办法处理暴露在极寒条件下的状况。拉舍尔和他的同事还为德国空军进行了高空飞行的人类反应实验。囚犯们被投入降压舱里，被暴露在极度压力或者真空的环境中。当他们在极度痛苦中尖叫或者痉挛的时候，这些医生毫无表情地观察他们是如何反应的，直到他们的肺破裂。拉舍尔只是许多医学实验者中的一个。他与基尔大学的两位教授霍尔茨罗勒博士和芬克博士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份很长的研究报告——《对人类的冷冻实验》，1941年10月在纽伦堡的医学会议上，他们与数以百计的同事分享了这一报告。
其他实验涉及使用“劣等”吉卜赛人。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吉卜赛人被强迫饮用海水，被毒药弹射击，被注射传染性黄疸。在拉文斯布吕克，他们被坏疽伤口所折磨。波兰的女性囚犯被笑话地称为“兔子女孩”，被用于骨头嫁接。最广泛的实验之一涉及绝育。莫达斯博士主持的一个研究是注射或者管理贝母汁液的剂量；另一个是X光射线绝育。最臭名昭著的大规模绝育和阉割的屠杀是在奥斯威辛的第十区，数以百计的人类豚鼠被卡尔·?克劳贝格博士注射了各种腐蚀剂，他是生育能力研究方面的专家，他的制剂今天依然在被使用。安乐死计划的关键人物是霍斯特·?舒曼博士，他试图在奥斯威辛创造一种流水装配线的方法来绝育数以百计的人，这个方法非常快捷，并且似乎也是无害的：囚犯们被告知在一个柜台上填写一张表格，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一个隐藏的X射线机发出辐射。用这样的方法，舒曼希望一天能够绝育4000人。致残和过量用药是通常的办法，它们引发急剧的膨胀和生殖器的退化。这些令人遗憾的副作用和将要收获的巨大收益相比是苍白的：“在德国囚禁的300万布尔什维克分子可能被绝育，以致他们只可用于工作而不能繁殖，仅仅想到这一点就打开了最为深远的前景。”
舒曼在奥斯威辛的一个同事约翰·?保罗·?克莱默博士非常投入地指导着对饥饿致死的研究。因为在奥斯威辛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即将饿死的病人：他选择“适当的标本”，用致命的苯酚注入心脏，然后得到各种器官用于细致的分析。他可怕的实验丝毫不影响他正常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他声名狼藉的日记向我们显示了荒诞的人是如何用一方面杀人，同时一方面保持“正常”生活方式来分裂自我的。
1942年9月4日……在女子集中营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行动（选择）……是恐怖中最为恐怖的事情……
9月6日……今天是星期天，一顿丰盛的晚餐：西红柿汤、加有土豆和红卷心菜的半只鸡、甜布丁和了不起的香草冰激凌……
10月10日……我从十分新鲜的尸体中取出和保存了器官，有肝脏、脾和胰腺……
10月11日……今天是星期天，我们为晚餐上了一只大烤兔，还有面团布丁和红卷心菜。
活跃的贸易也发生在人体器官的采集当中，特别是保存完好的劣等种族的头颅。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奥古斯特·?赫特博士指导了对劣等种族头颅的研究，并且说服了希姆莱送给他保存完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颅。这位欣喜的党卫队全国领袖把选择优质候选人的任务交给了沃尔夫拉姆·?西弗斯，他是党卫队祖先遗产协会的头领。他也有个绰号叫“蓝鸟”。西弗斯在奥斯威辛搜寻是否有好的候选人，命令把他们杀掉，然后把这些身体送给赫特教授。他后来宣称他“只是发挥了一个邮递员的职能执行任务的”。赫特的研究完全符合希姆莱的种族偏执，他一直想发现纯粹的雅利安人的起源，并将雅利安人的血统纯洁化。
这种变态的种族科学在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博士那里可谓登峰造极。他是奥斯威辛的“死亡天使”。大多数奥斯威辛的幸存者记得门格勒是短小精悍、衣衫洁净的德国官员，冷漠、无情，当新来的囚犯从肮脏的火车车厢下来接受他们命运的时候，他等候他们的光临。像一个歌剧的舞台指导，有时用口哨吹着瓦格纳的歌剧，他用手杖指着每个人，命令他们向右或者向左。他十分享受这些选择，并且他在各种医学实验中眼睛都不眨地——“任性而嗜血”——杀害了无数的人，尤其是孩子。正如在希姆莱的案例中一样，他的教养似乎没有预言他在奥斯威辛的残暴行为。他出身于一个巴伐利亚的上中产阶级家庭，在金茨堡拥有一个销售农场设备的企业。他年轻时候过着我们先前遇到过的中产阶级父母的儿子的生活方式：在预科学校——集权主义和傲慢的精英主义的滋生地——接受严格迂腐的教育，拒绝宗教而支持民族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喜爱民族主义和军人的价值观。门格勒在1931年加入了准军事组织钢盔党，1934年加入冲锋队，尽管直到1938年他才加入纳粹党。在接受了中等学校离校考试之后，他在慕尼黑、波恩、维也纳、法兰克福的大学学习物理生物学和遗传学。1935年，他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聚焦于四个种族群体的下颚部分，声称通过研究下颚就可能确认种族群体。1936年，他通过了国家医学考试，在莱比锡大学医疗诊所获得了他的第一个职位。
但是，改变门格勒生活的东西是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第三帝国遗传生物学和种族纯洁学院的助理研究员，他在德国一流的遗传学家奥特马尔·?冯·?费许尔的指导下工作。门格勒成为了费许尔的得意替手。这位著名的教授鼓励这个年轻人的职业成长，确保他被任命为奥斯威辛主要的医学研究人员，并且利用自己在威廉大帝人类学、人类基因和遗传学学院院长的地位，为门格勒在集中营的研究调度基金。心存感激的门格勒回报教授的服务，从奥斯威辛定期向他提供保存完好的人体器官。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门格勒加入了武装党卫队的医疗部队，与众不同地服务于西线，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和二级铁十字勋章。1943年5月，在毒气杀人登峰造极的时候，他到达了奥斯威辛，充分利用了那里提供的稀有机会，对人类，尤其是双胞胎进行了实验。门格勒确信依靠对双胞胎的实验，反常的遗传传递是可以被确定和控制的。他选择了250对双胞胎，把他们看作是实验室研究人员可以当作的青蛙、老鼠。根据利夫顿的观点，门格勒给奥斯威辛带来了“残忍的科学疯狂”；它的目标就是培育更高级形式的雅利安人。用被门格勒胁迫的波兰助手的话来说：
我发现门格勒只能被描绘为疯子。他颠倒真理。他相信你能创造新的超级种族，好像你正在培育种马……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一个纳粹分子。他野心勃勃，以致完全没有人性。他对遗传工程十分疯狂。我相信当他消灭犹太种族的时候，他会开始消灭波兰人；当他消灭波兰人的时候，他会消灭其他人。总之，我相信为了他的事业他正在做这件事……最终，我相信他会杀死自己的母亲，假如这件事会对他有所帮助的话。
因为门格勒的乌托邦迷梦和他的事业，他怀着良心进行拷打和杀戮。但是，对于和他共事的人来说，门格勒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确、好相处和“有文化”。当然，这是奥斯威辛双重人格综合征，伴随着对高贵的研究和在德国民众的身体上切除脓肿的正当性认同。门格勒是狂热的、真正的信仰者，一个怀有人类完美幻象的疯狂教授。奥斯威辛是他理想的世界、他成真的梦想。在这里，他实现了种族的幻想，并把以下行为正当化，其中包括解剖分析双胞胎，将亚甲基蓝染料直接注射到受害者眼里，搜集身体器官，通过射杀、注射，或者把他的受害者送到死亡室来发泄他爆炸式的愤怒。正如一个同事所认为的那样，假如在一个平常的时代，他可能是一个患有轻微施虐狂的德国教授，奥斯威辛把他转变为纳粹邪恶的原型。在犹太受害者眼里，他已经成为了他们最深层的集体恐惧的化身，成为他们对所有德国事物恐惧感的关键所在。
但门格勒是一个怎样普通的德国人？希姆莱、艾希曼、霍斯，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纳粹狂热分子是怎样普通的人？他们是作为整体的德国民众的代表吗？另外，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吗”？——这句话经常意味着暗示。由于在所有更具推测的意义上根据统计学和心理学的基础都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因此大屠杀的研究者依靠审视更大、更为一致性的杀戮群体，并采取自问的方式，从对个人的研究途径转移到对一般规律的研究方法。他们的自问是：这些人比纳粹种族精英的领导人更能代表普遍意义上的德国人吗？假如这一点能够成立，一个人也许能够让所有德国人同样为大规模杀戮负责，因为这可能证明了每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不分男女，都和种族灭绝的杀戮者穿一样的鞋子，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杀戮。或者平和一点，人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鉴于某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但是普通的德国人依然成了大规模杀戮者，过去和现在的许多普通德国人也是如此。这类研究聚焦在特别行动队的杀戮者，尤其是在俄国使用的去增强最初人数较少的特别行动队的辅助警察部队。特别行动队和它专门的部队由受过严格训练的、意识形态受到灌输的突击队员组成，他们把充满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仇恨变为了杀戮的行动，人们很难把他们当作“普通的”德国人。
但是，对于派往波兰和俄国去支持迅速扩张的大规模杀戮计划的预备警察营的成员来说，同样也是不真实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两个主要研究涉及这些部队。据说它们的成员由“普通的”、中年的德国人构成，从广泛层面的德国人中招募而得。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做了第一个研究，他集中研究了预备警察101营和它的五名警察，这个部队的大部分人来自汉堡。布朗宁的大部分信息来自1962年至1972年间汉堡公诉人办公室领导的对210名警察的审问。审问获得了对这支部队很好的采样，包括其成员的年龄、教育、职业背景。布朗宁显示：大部分警察101营的成员是中年成家男子，来自社会的底层，拥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几乎没有受到超出小学教育的正规教育。他们从普通的警察变为大规模杀戮的杀手，代表着最为知名的大屠杀的故事。布朗宁详尽记录了这个故事，好像他在1941年夏季到1944—1945年第三帝国崩溃之间追随着这些杀戮者的行动。因为有40个类似的警察部队大约同时在波兰和俄国行动，因此要求对其他这些部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评估预备警察101营的代表性价值。丹尼尔·?约纳·?戈德哈根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调查了九支警察部队，另外他通过他所称的“普通的”德国人，聚焦于广泛的杀戮行为。
两位学者在两个要点上达成了共识：一是相当规模的德国人参与了大规模杀戮，他们的成员超过了10万人；二是大多数人的参与出于自愿，而非强迫。尽管两位研究者研究了同样的文献证据，但是他们在对杀戮者的动机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戈德哈根认定了一个驱使这些犯罪者消灭犹太人的共同动机：“灭绝性的反犹太主义”。它几乎像一个顽固的原动力运作，将自己嫁接在所有德国人身上，强迫他们仇恨和消灭犹太人。这种恶魔化解释了部分的而非全部的故事。戈德哈根对犹太恐惧症的邪恶有生动的认识，用高超的技巧描述了这一邪恶的轨迹，同时对残忍的狂暴提供了丰满的叙述，布朗宁一丝不苟、小心谨慎的经验主义简直不能与之相比。另一方面，残暴的黑暗逻辑没有被单一因果关系的解释说清楚，因为这一解释拒绝所有其他文化或者心理学原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戈德哈根显示了自己是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的可怕的简单化分子。他把“灭绝性的反犹太主义”归于普通的德国公民，从而从“反犹太主义”和“普通的德国人”那里耗尽了真正的意义。布朗宁十分小心地求证，避免对简化的特性进行包罗万象的解释。他的普通德国人杀戮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也有出于“环境造成的”因素，它们涉及群体的压力、对权威的服从、文明价值观的残暴化和崩溃、对自身人员伤亡的怨恨，等等。
预备警察101营跟随着特别行动队进入杀戮战场，在1942年夏季发动了大规模屠杀。它的血腥洗礼迅猛而可怕。地点是卢布林地区的海尔姆南部小村庄约瑟夫乌。该部队的指挥官是五十三岁的少校威廉·?特拉普，他被自己的士兵亲切地称为“特拉普老爸”。这个少校接到命令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