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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经济无情的现代化和对犹太企业的清除结合起来。将奥地利经济合理化并把它整合进德国的任务，交给了纳粹党大区领袖约瑟夫·?比克尔，他曾在1935年至1938年间将萨尔的经济与德国的经济进行了整合，因此他已经十分有名。比克尔在萨尔采用的计划是由鲁道夫·?加特尔博士设计的，他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源管理有着敏锐的兴趣，他非常渴望自己的专长可以在奥地利得到运用。比克尔也重视汉堡纳粹党大区领袖卡尔·?考夫曼的建议，因此他也能够将几位汉堡经济学家列入服务的名单，著名的有瓦尔特·?埃姆里希博士，他因为是一位将犹太人排除到德国经济之外的专家而在汉堡受到了激励。比克尔在维也纳集合了一支热情而年轻的人力资源团队，它后来转移到了波兰，在那里它得到的授权是通过将种族清洗和经济掠夺相结合，实现波兰经济的合理化。这支团队在奥地利的经验是通往大屠杀的重要跳板。
在仅仅几个月内，在维也纳的犹太企业的数量就减少了一半，甚至比克尔也震惊于和纳粹有着良好关系、掠夺犹太企业和财产的奥地利人所采取的直截了当的犯罪方法。为了评估吞并奥地利之后对犹太企业的无情掠夺，比克尔认为奥地利上演了一出巨大的财富捕猎的戏剧。甚至对奥地利事务有着十分重要的金融影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能幸免于贪婪的纳粹暴徒。吞并后的两天，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即遭到了逮捕和控制，在蓄意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它的帝国是国际化的，他们的财富在众多的控股公司和金融错综复杂的迷宫当中变得模糊不清，因此立刻剥夺他们的资产是困难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几个不同的国家控制着企业：在维也纳，家族的首领是路易男爵；在布拉格是欧根男爵；在巴黎是阿尔方·?罗斯柴尔德博士。他们的企业相互交织。纳粹分子企图打开这一迷宫，用最低的价格购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同时利用被控制的路易男爵作为质押。他们专门将自己贪婪的眼睛转向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维特克维茨煤矿和铁厂，它们的股份和所有权已经转移到了伦敦的联合保险公司。在漫长的谈判之后，纳粹最终以360万镑接受了维特克维茨公司，以及它在瑞典的弗利亚子公司。为了赎回路易男爵，交易不得不在释放前完成。
四年计划的负责人戈林得到了内务部、外交部、经济部和纳粹恐怖机构的支持。在吞并之后，他协调指挥了系统的对犹太企业的攻击。3月28日，戈林在维也纳的演讲中宣布，企业和商业行为的雅利安化必须开始。一个月后，也就是4月22日，内务部发布了一个法令，禁止用雅利安人的名字或者管理层来掩盖企业的犹太人所有权的行为。四天后，也就是4月26日，内务部宣布当财产价值超过5000马克的时候，犹太人必须注册。犹太人财产的注册接下来就使得确认能赚钱的企业成为可能，并把它们作为掠夺的目标。德国的银行很快发现它们能够通过掠夺收获丰厚的利润。它们把自己作为中间人，把买家和卖家聚在一起，并且收获双份利润：首先是从它们已经借给买方的贷款中获取，其次是从接下来它们引导的与雅利安化的公司的商业交易中获取。这些银行也消除了它们的犹太竞争者，如布雷施罗德公司、沃伯格公司、瓦塞尔曼公司。从1938年4月到这一年的11月，4000多家企业被雅利安化，几乎成为“大规模的企业掠夺”。小偷以小规模的方式，大偷以大规模的形式。大鲨鱼们的首领是戈林，他在国家利益的遮挡下掩盖了自己贪婪的动机。这些大鲨鱼包括一些德国主要的工业巨头，比如克虏伯、蒂森、基尔多夫、弗里克、I.G.法尔本。这意味着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当中，失衡地给富人带来利益，而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没有对他们生活标准的提高做出一点点贡献。
1938年夏季，人们发现了又一波官方协调组织的反犹太人行动。6月9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慕尼黑主要的犹太教会堂被拆除。纳粹党的官员煽动暴民在维也纳、柏林和其他城市街头向犹太人实施暴力，继而逮捕了数千人，然后把他们送进集中营。这是这个政权“六月行动”的一部分，6月15日，这一行动达到了高峰，当天逮捕了1500名“先前认定有罪的”犹太人，他们被送进了集中营。一些纳粹党的激进分子，其中特别著名的有维也纳的纳粹党大区领导人奥蒂洛·?格罗博科尼克，他后来成为大屠杀的关键人物而变得十分有名，宣布导致“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的极端步骤即将到来，并警告可怕的结果将降临到依然和犹太人做生意的德国人身上。不久将离开德国的贝拉·?弗洛姆被她在德国看见的情景震惊了：恶毒的暴力行为尤其针对犹太人的零售小商店，它们的窗子被砸碎，它们的商品被扔到街上到处都是。“当十来个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砸碎一家小珠宝商店的时候，我们正准备走进去，他们挥舞着屠宰刀叫嚷着：犹太贱民下地狱去！房子是苏台德德国人的。”在商店里，她看到其他男孩正在打碎玻璃架子和柜台，用力将闹钟、便宜的银器和其他小玩意扔给外面的同伙。一个矮小的男孩手指上戴了好几个戒指，口袋里塞满了抢劫品，然后转过身去，对店主的脸上结结实实地掴了一巴掌后离去。店主告诉弗洛姆，他夫人最近才去世，逃过了这一劫，他对此很高兴。她两位朋友开的另一家商店也被砸了。第二天她带了些食物给这一对夫妇，她发现在被砸的店里有两口棺材：这对夫妇在夜里已经自杀了。
犹太人处于纳粹机构和街头暴民的交叉火力中。纳粹的官僚设计了越来越多的方法来确定、注册、掠夺、勒索犹太人，并把他们驱逐出境。犹太人被禁止改变他们的姓名，以防止他们掩盖他们的犹太人出身。他们必须持有表明犹太性的证明文件。除了伤害，还有侮辱，纳粹官员明确要求犹太人只能持有官方已经认定为犹太人的名，同时所有犹太男人必须加上“以色列”的中间名，所有犹太女人必须加上“莎拉”的中间名。从1937年秋季开始，护照受到有效地限制。除非出于移民的目的，新的护照不再发放。1937年10月，所有犹太人的护照被政府收回，仅仅允许移民这一目的，重新发放印有犹太人首字母的护照。
这些加速的反犹太人举措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它们必须在发生于国际舞台的更大行为背景下加以审视。1938年夏季，希特勒在苏台德地区激起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危机氛围。德国的报纸和广播电台以歇斯底里的言语谈论捷克人对可怜的苏台德人犯下的可怕暴行。希特勒私下已经决定给予捷克人以彻底打击，不是他需要苏台德的德国人，他们的悲哀在他的政治日程表中排位较低，而是因为他需要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向东方扩张的跳板。愤怒的外交行动导致了慕尼黑的绥靖协定，并显示了在苏台德问题上西方对希特勒的妥协与犹太人问题上西方的妥协之间紧密的关系。正如西方大国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们进行谈判，忽视和出卖他们关键的国家利益一样，他们也越过犹太人的领导，忽视他们所面对的来自纳粹的致命威胁。
这一外交背叛的最好例证，是7月6日至14日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依云度假区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犹太难民的问题。尽管会议由罗斯福总统发起，他非常认真地致力于演说，阐述由纳粹政策引发的世界范围的难民危机，但是，来自32个国家的140位代表带着已经决定好的议程来到依云，这些议程不是用来帮助犹太人的，而是阻止他们移民到各自的国家。从德国来到依云的犹太人代表团包括“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的代表，他们很快发现英国人和美国人，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人，都不愿意放松他们的移民法。事实上，内维尔·?张伯伦在依云已经督促美国人将巴勒斯坦排除在依云的会议议程之外，因为他不想让他的代表处于不得不拒绝旨在进一步将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或者英国领地的建议的尴尬地位。张伯伦一直姑息希特勒，这意味着英国不想暴露犹太人移民的真正原因，即失控的纳粹政权在实施着无情的迫害。
因为英国和美国都不愿意接纳更多的犹太人进入他们的领土，其他三十多个国家悄悄地追随其后，关上了它们的国门。海伦·?费恩写道：那时的观察家认为，依云会议是“英国—美国合作虚伪的演习”，几位其他的评论家指出依云会议是“天真的”、迷惑人的倒退。随后由依云会议起草的备忘录在1938年10月被送到德国外交部，这个备忘录进一步支持希特勒，陈诉没有一个出席依云会议的国家会挑战掌握着其内部事务的德国政府的权力，其中包括移民事务。在依云会议和世界其他地方发出的伪善措辞背后，无论是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是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或者世界新闻媒体，人们可以周期性地发现明显的反犹太人偏见。依云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迈伦·?C.泰勒毫无疑问地相信，他对“倾倒在”美国海岸的犹太难民的警告仅仅反映了美国的舆论，根据近来的民意测验，舆论表明67.4％人要求将难民赶出去。
假如依云会议证明是西方合作虚伪的一个借口，同时加强了希特勒对民主软弱的心理意象，那么它至少实现了一个实际目标，即建立一个政府之间的难民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协调国际之间的努力支持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领导委员会的是罗斯福的私人朋友乔治·?鲁布利，一位七十岁的国际律师，他被赋予了代表犹太人和纳粹进行吃力不讨好的谈判任务。鲁布利和纳粹的谈判通常陷入困境，因为双方在犹太人应该上交多少钱才能获得自由方面不能达成共识，同时也因为很难发现乐意接纳他们的国家。希特勒一段时间一直在嘲笑民主国家，因为他们拒绝使他摆脱他的犹太人口，结果是他更进一步挖苦这些国家在依云会议上作出的努力。在纳粹党1938年9月12日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的最后演讲中，他的主要目标是发起对捷克斯洛伐克歇斯底里的战争。在其中，他也没有放过另一次机会指出犹太资本主义和犹太人激发的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他这样一个信念：犹太人正依靠将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植入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肌体，来毁灭它们；同时，他们操纵不可避免的对抗，等待着一旦他们的敌人自我毁灭就马上接管这个世界。希特勒相信大国的统治精英还没有被犹太人颠覆所污染，他们本能地鄙视犹太人，他们的民众和他们一样深深地厌恶犹太人。在他心里，这解释了为何这些国家拒绝接受额外的犹太“寄生虫”。德国至少对自己的犹太人是诚实的；就希特勒所关心的，他对西方的虚伪厌倦了，因为这些民主政体有机会行动的时候，他们给予犹太人的一切只是道德而已。
道德的支持也许是犹太人能够希望的最好的东西，并且在国内和国外都是珍贵的稀有之物，特别是在德国两个基督教会主要的发言人那里。大量的著作从道歉和谴责的两个方面论述了德国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被动——假如不是串通——的角色。当然，除了极少的例外，无疑两个教会的主要领导人都在沉默中观察对犹太人无情的迫害。人们没有发现教会的主要领导人或者神学家提出公开的抗议。当教会当局提出抗议的时候，纳粹就会侵犯他们的机构。另外一点也是无疑的，基督教会已经吸纳了一千年基督徒对犹太人偏见的传统，这阻止了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展示真实而同情的基督徒之心，因此也阻止援助他们的犹太邻居。德国的基督教会和西方世界其他的教会一样，属于同样的循环文化体系，不幸的是，这一体系一段时间里受到强大的世俗压力的影响，它们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民族运动以“德国基督教精神”的形式损害了德国新教。这一精神拒绝“犹太人的”因素，甚至坚持耶稣是具有勇敢之心的雅利安人，他挥舞的是剑，而非戴着荆棘的皇冠。当然，纳粹欢迎这样的观点，并试图利用德国的基督徒，以便在基督徒的心里扎下根。他们普遍的姿态是给两个教会楔入引起不和的话题，以破坏它们的力量和团结，以及抵抗纳粹统治的意志。
纳粹分子成功地恐吓了两个教会的领导层，使他们处于被动服从的状态，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地毁灭教会，这个目标希特勒一直拖延到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教会一直陷入与纳粹统治者的致命冲突中。它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它们不欢迎但是恐惧纳粹对权力的掌握。尽管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可能最初对纳粹作了一些十分奉承的评论，许多人后来对此深感后悔，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希特勒那里遭遇到的邪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知道纳粹打算毁灭教会的制度基础，包括它们的政治组织、青年协会和联合会、通信系统。克劳斯·?舒尔德提醒我们：回溯性的指控在道德上始终是容易的，并且希望教会在这个时刻支持犹太人也是不现实的，那时它们自己也在教会政治领域里深深地卷入与国家的冲突之中。没有一个教会的领导人在一个时间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