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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国家警察和盖世太保机构合并在一个屋檐下，它由海德里希管理，名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这个恶魔式的官僚警察机构被分为七个处：（1） 人事处，由施特雷肯巴赫负责；（2） 法律处，由贝斯特负责；（3） 保安和国内情报处，由奥托·?奥伦多夫负责；（4） 盖世太保，由穆勒负责；（5） 刑事警察处，由奈比负责；（6） 国外情报处，由约斯特负责，后来由舍伦贝格负责；（7） 意识形态研究和评估处，由迪里特尔负责。除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希姆莱的党卫队帝国还有不下于八个其他的主要部门，最后四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它们包括希姆莱私人办公室，由他的参谋长和希特勒的联络人卡尔·?沃尔夫负责，他是党卫队旅队长，一个温和优雅但残忍的机会主义者；种族和定居地总办公室，由瓦尔特·?达里负责；党卫队法院，由党卫队旅队长保罗·?沙夫负责；党卫队总办公室，处理行政事务，由妇女领袖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的丈夫奥古斯特·?海斯迈耶负责；运营部，处理党卫队突击队事宜。经济和行政部，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斯瓦尔德·?波尔负责，这个部门监督庞大的企业集群，也管理集中营的金融事务；重新组织的党卫队总办公室，被称为勤务站，它接管对被称为国际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精英党校的管理，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海斯迈耶负责。
党卫队机构的如此繁殖，对第三帝国其他机构的重叠、渗透和占用，给予了党卫队恐惧和邪恶的光环。没有人详尽地知晓希姆莱帝国的任何事情，这也使得一切更加险恶。另一方面，尽管希姆莱揭去了邪恶帝国身上的秘密面纱，但是，他的权力并非是绝对的，因为权力一直在希特勒主要武士之间移动，他们包括戈培尔、戈林、赫斯、鲍曼、罗森贝格、施佩尔；也因为军队依然作为主要的战斗单位实施其特权。还有一个因素是：希姆莱和他的组织一样继续顽固地忠诚于希特勒，因为他让整个党卫队进行神圣的宣誓，至死无条件地服从希特勒。在新的纳粹种族国家，所有事情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希特勒，从我们在1919年在公共聚光灯下我们发现他那一刻，到1945年4月30日帝国总理府下的防空洞他生命结束之时，他都是一个残忍的犹太人仇恨者。
然而，在完成种族政治和偏见的一圈工作时，有必要超出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政府，因为仇恨和强迫症现在得到了官方的赞助、强化和奖励。思想有了结果，民众按照他们所信和所得到的教诲行事，尤其是当这些思想被现代工业国家公开地传播，这些都十分明显，以致不需要进一步地评论。但是，一些历史学家今天漫不经心地声称思想不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它们是可以忽略或者边缘化的，他们更支持经济因素、制度结构或者制度过程、权力关系等类似东西。相反，这一工作假定所有人类所做的事情都被赋予了意识的含义。一件集体的历史事件是一个集体的意识行为，无论是金字塔、大教堂的建设，还是十字军东征，或者集中营体系的建立。意识形态不仅解释，同时证明合理性。种族意识形态也不例外。它不仅仅是经济状况或者社会机构中功能关系的反映。用党卫队将军埃里克·?冯·?戴姆·?巴赫·?齐列夫斯基的话来说：“我的观点是，斯拉夫种族是劣等种族、犹太人不是人类的信条经过数年、数十年的传播，大爆炸（大屠杀）已不可避免了。”
巴赫—齐列夫斯基是大屠杀的执行者，他不仅为自己代言，也为作为整体的德国民众代言。种族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德国社会来说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他的这一断言是悲哀的，但也是真实的。尽管可以引述大量的文献证明，但没有任何东西比显示社会的强迫症对无知和无疑的儿童的冲击更为尖锐和让人心神不安，人们教诲这些孩子在纳粹德国的寄宿学校仇恨犹太人。邪恶的毒药是如何奏效的，可以用犹太记者贝拉·?弗洛姆讲述的一个故事来说明。弗洛姆为乌尔施泰因在柏林的报纸写专栏。他与两个小女孩英格和乌泽尔交了朋友，她们是亲密的朋友。一天，英格告诉贝拉说：“贝拉阿姨，你似乎不是真正的魔鬼……我告诉我们的老师荣格先生你不像这样，贝拉阿姨。他说我们不理解你们真正有多邪恶。在这节课的剩余时间，他为我们朗读有关犹太人的书……他们是恶魔……看上去像恶魔……他们应该被全部杀死。他说无论何时看到犹太人时，我们应该向他们吐口水。”一天，在她们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另一位小女孩乌泽尔就这么做了。“乌泽尔和我看到一位老妇人。她看上去非常穷，我们认为她可能是犹太人。乌泽尔说我们应该向她吐口水……她追上去向她衣服上吐了口水……我没有，贝拉阿姨。我认为这很恶心。”贝拉·?弗洛姆想知道英格有多长时间能抵挡这种对她天真的心理攻击。她不必等很长时间。一周后，英格的母亲告诉贝拉·?弗洛姆：荣格先生在班上继续讨论犹太人问题，点名问英格是否同意他的犹太人是邪恶的观点。这位女孩大胆地说不，因为“爸爸这样说的”。一天晚上，盖世太保造访了英格的父亲，把他带走审问。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有了可怕的伤疤。他被严肃地警告不许动摇学校系统中官方的价值观。当教师被鼓励成为孩子的告密者的时候——当他们教育仇恨和强迫症的时候他们会自动成为告密者——一个社会就跨过了人道价值的边界。它已经蓄意地选择制度性的堕落。
注 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纳粹德国种族教条与实践的重要性上，指出纳粹主义的实质是在生物学上转变德国，并用种族替代阶级。
注 在界定纳粹国家的本质方面已经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流行的术语是“法西斯主义”，接着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极权主义”，后来的名称是“种族的”或“多元统治者的”国家。学院派历史学家也将自身分为蓄意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这种区分主要依赖于他们是致力于正式的行为主义方法还是将历史事件视为由个人的信仰和决策所塑造。前者是通过非个人的和基础的社会功能来阐释历史事件；而后者认为，目前存在的有关历史事实的性质的冲突，以及实证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狭隘的编年史回忆的冲突，已经导致史学界的混乱和困惑，并且使得对大屠杀的理解变得更为困难。在历史阐释中将动机和功能截然分开是一种错误的困境，二者在重构人类所制造的历史事件中是同等必要的元素。
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
野蛮的行为和未协调一致的攻击，1933—1935
在希特勒被保罗·?冯·?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天，《犹太人评论》上刊登了一篇重要的社论，它警告犹太读者：“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与我们敌对的权力控制了德国政府。”在1933年1月，纳粹将对犹太人显示如何的敌意尚不清楚。大多数德国人对任命希特勒的直接反应是充满热情和希望。民族主义演讲、游行、火炬阅兵的潮水淹没了这个国家，它在庆祝纳粹掌权，欢呼德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新黎明的事件。
在纳粹冲锋队的队列当中，掌权和对他们意识形态和种族的敌人复仇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爆炸性的氛围。在行军的褐衫队员狂喜的面孔里，人们能够察觉到改变现状的坚定的决心感。人们也能从冲锋队员齐声咆哮的口号中对犹太人的命运得出明显的结论。这些口号是：“犹太人去死”，“当犹太人的血从刺刀中喷射，美好的时光立刻到来”。
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开始，到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这段时期标志着纳粹权力的稳固。在这十八个月里，希特勒组织了对德国政府系统性的夺权，他利用1933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将其作为借口强迫顺从的议会给他更广泛的紧急状态的权力，以使得他能采用独裁法令《授权法》来进行统治。他利用这一权力对德国的机构进行了系统性的协调，使它们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一致起来。到1933年夏季，除了三支力量，希特勒处于完全的权力控制状态。这三支力量是：权力不断上升的冲锋队，一支有着近300万冲锋队队员的军队，当时由善变的、桀骜不驯的领导人恩斯特·?罗姆掌控；传统的德国国防军；高龄的总统和国防军的总指挥保罗·?冯·?兴登堡。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希特勒和军队中的传统主义者以及在剪除罗姆中获利的党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联合，在“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7月1日）的血腥清洗中消灭了前冲锋队首领罗姆。仅仅一个月后，兴登堡总统去世。同日（8月2日），希特勒将总理办公室和总统办公室合并，这使得他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而且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这十八个月的特征是特殊的两面性：从外部看，这是一个大众对民族革命充满兴奋的时期，但是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尤其是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弥漫着恐惧和恐怖的时代，因为它见证了自发和公开组织的对所有政治对手以及“种族敌人”的攻击。1933年春天，希特勒有三个宏大的目标：牢牢控制德国政府；为战争和征服动员德国民众；消灭犹太人。完成这些目标的明确办法并没有被清晰地制定出来。它们依赖于相互竞争的个人、新种族国家的公共机构、国内和国外对手的反应等复杂的交互行为。整个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展示了机会主义政治家高超的技巧，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他已经比他的对手智高一筹。他令人印象深刻地把时间的选择、灵活性、事物特征的判断、目标的坚定性结合起来。他现在用同样的技巧去完成成为总理后设定的这三个目标。就在他取得夺权胜利的夜晚，数千名冲锋队队员从总理府前齐步走过。当冲锋队队员看见希特勒俯视火炬阅兵方阵的时候，他们发出了欢呼。有人不经意听到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力能把我活着从这里移开。”1932年他的宣传主管也表述过类似感情，当时他说：“一旦我们拥有了权力，我们就不会将它交出，除非我们成为尸体被从办公室抬出来。”尽管纳粹领导人并不准确地知道他们如何完成自己独裁的意图，但是他们疯狂地决意要采用一切办法完成他们险恶的目的。就在他被任命为总理的几天之后，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主管出席了一个秘密会议，在会上他显示了自己在国内独裁的意图和在国外好战的目标，他告诉吃惊的军事领导人：他将撕毁《凡尔赛条约》，使德国的军队重新获得生命力，征服东边的领土，给德国人更多的生存空间。
至于犹太人，希特勒当下的策略是扮演民族拥护者的角色，他承认甚至宽恕公众对犹太人的愤怒，但是，同时假装他个人没有卷入，因为他正全神贯注、集中精力于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事实上，希特勒鼓励纳粹党的激进分子和各种国家机构从事各类暴力的反犹太人犯罪行为。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一直在粗暴的街头行为和官僚欺骗之间变化。但是，希特勒的目标一直没有变：把犹太人赶出德国，否则就把他们全部消灭。这个老练的政治家认识到，这个计划依赖于机会和时间的选择。他还没有完全巩固他的权力，鉴于这个事实，他感到必须在国内具有负责任的国会领导人的面貌，在国外成为国际和平的维护者。这本质上是幻觉和现实、花哨的理想主义和残酷的现实主义心理策略的一部分。德国的犹太人被俘获进这种迷惑的现实当中，他们不断地被纳粹领导层难以捉摸的政策，以及在党和政府不同分支产生的不一贯的策略所折磨。更糟糕的是，断断续续的缓和标志着希望之光，哄骗了相当多的犹太社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事态很快就会变好，正如它们过去一直那样的，或者稳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
当然，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知道事态对犹太人来说一直变得更加恶劣，但是在1933年春季，德国50万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情。尽管希特勒公开宣称犹太人致命的影响，但是许多德国的犹太人采取了坐视的态度，心怀最好的希望，决定留在德国。他们这样做了，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相信德国人和犹太人有着可以存活下来的共生关系，并且他们在经济和心理上深深扎根在德国这个祖国。最初，只有少数犹太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和纳粹的政治对手不情愿地决定离开这个国家，尤其当他们失去自己的地位或者担心生计的时候。当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爱因斯坦正访问美国。爱因斯坦坚信纳粹主义总体上说是一种“心理错乱的状态”。纳粹分子认为这位物理学家是狡猾的犹太人的典型代表，他的科学是就是建立在反常和扭曲基础上的。这样，当爱因斯坦在1933年3月末坐比利时的班轮回到欧洲的时候，他被告知他在柏林郊区的房子被一帮寻找犯罪证据论文的纳粹暴徒冲入，他决定放弃普鲁士公民的身份和普鲁士学院院士的资格，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雷尔是皇皇三卷本著作《符号形式的哲学》的作者，他也很快发现纳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