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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纳粹政权无辜受害者灭绝任务的杀戮人员，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聚起来的。
除了“盖世太保的穆勒”，还有汉堡警察的前任主管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他在波兰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组合了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围捕和杀戮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敌人；党卫队特别行动队首领奥斯瓦尔德·?波尔注定要建立一个以奴隶劳动、勒索、杀戮为基础的党卫队商业企业的巨大经济体；瓦尔特·?施塔勒克一直到死都是A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这支行动队跟随着北方集团军穿过波罗的海国家进入列宁格勒，一路留下了无情杀戮的轨迹。阿图尔·?奈比是刑事警察的首脑，在“到东方去受聘”的掩盖下，他是第一个热情地在波兰灭绝犹太人的志愿者；埃里克·?冯·?戴姆·?巴赫—齐列夫斯基因为在清洗罗姆期间样板式的残暴获得了荣誉勋章，他受希姆莱指派在整个东部前线与游击队作战，这使得他清洗了无数的对手，包括许多犹太人；奥托·?奥伦多夫是D特别行动队的首领，他对在俄国南部贝萨拉比亚和克里米亚之间至少九万平民的清除负责，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杀害恩斯特·?罗姆的特奥多尔·?艾克是一个残酷成性的反社会分子，他管理着整个纳粹集中营系统。
在这些手上沾满鲜血的人背后是一帮律师和技术专家，他们包括维尔纳·?贝斯特、赖因哈德·?霍恩、弗朗茨·?西克斯、赫伯特·?梅尔霍恩，他们将光鲜的尊重法律的外表放置在勒索、拷打和国家杀戮之上。知识分子也帮助美化党卫队。最有趣的是冈特·?达尔昆，这位有着杰出能力的记者成为了党卫队月刊《黑色军团》的主编。这是一个老套而迷惑人的宣传期刊，是纳粹党内外广泛阅读的研究性报告。受益于巨大的保安处情报员网络，这个期刊从事于对党的高级成员的某种尖锐批评。《黑色军团》最喜欢的高级目标是犹太人、教会官员、受怀疑的知识分子、有着独立头脑的商人、装模作样的官员。因为这本期刊显示了自我批评的迹象，经常使纳粹的主要领导人恼怒，因此得到广泛的阅读。1937年，它销售了189?317份，到战争结束时，它的发行量接近75万份。
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加入其各种各样分支组织的人，认为党卫队是一个高贵的精英组织，它只接受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人。认识到以上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是公共欺骗的纳粹政策的一部分，是用最高贵的理想主义形式掩盖侵略和不道德目标的一部分。什么东西比加入一个从头到脚穿着清教徒黑色衣装的精英卫队更理想主义呢？这个卫队的任务就是保卫元首，以及国家和党的机构。因此可以理解，成为这样高贵的冒险行动一部分的渴望是强烈的，尤其在上层阶级。20世纪20年代，党卫队主要由前自由军团的成员组成，但是到1933年后，上层阶级和古老的贵族统治精英不断地涌入。到1933年秋季，希姆莱停止招募，并决定根除那些不适合英勇的党卫队形象的人，比如机会主义者、酗酒者、同性恋者，以及种族来源不清晰的人。希姆莱需要一个精英组织，它受过严格的训练，渗透团队精神。采用了由依纳爵·?罗耀拉所创立的耶稣会的模式，希姆莱旨在重塑他的新教徒的整个性格。候选人被要求在允许入队之前，经历艰苦的两年训练计划。整个训练建立在荣誉崇拜、忠诚、对权威无条件服从等伪宗教的观念之上。“我的荣誉是忠诚”的格言，被灌输进每个党卫队成员的头脑当中，镌刻在所有党卫队的匕首上。
党卫队的信念最终就是对元首是德国救世主的信仰，就是对德国优越性扭曲的感觉，就是在科学真理的掩盖下的种族思想。但是，这些浅薄和自私自利的信条被党卫队全国领袖用荒谬的精神性诱捕所掩盖。这些候选人在希姆莱的部队中生存下来，承受了军事组织才能设计的对人类尊严最严酷的心理攻击，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作为被赋予神圣任务的、独特的兄弟会的一部分得到了再生。作为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他们对德国所有的法院都不负责任。党卫队有他自己的荣誉法院，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原则是，所有受过法律训练的人都不能成为党卫队的一员。因此，党卫队成员视自己为精选出来的人，并且用特殊的结合互相视为同志，也就不令人惊讶了。但是，正如汉斯·?布赫海姆所认为的那样，这些结合不是建立在尊重个人尊严的性格力量之上的，而是经常依赖于被优等人和局外人掩盖弱点，忽视犯罪，遮蔽失败。根据沃尔夫冈·?索夫斯基的观点，党卫队成员依靠个人权威和同志友情相互结合，他们作为自我保护的团体发挥功能，这一团体在其行政结构中经常具有与理性科层制的通常理想类型毫无相似的地方。
尽管党卫队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组织，但是它的成员被赋予大量武断的权力，前提是他们能够无情而成功地把这一权力用作打击敌人。他们自己训练的残酷程度类似他们对别人的折磨，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体验过了，也使得残酷的施加变得容易起来。性格强硬刻写在机器人一样的党卫队队员的脸上，对这种性格的赞颂以彻底的蔑视和残酷表现出来。就是用这种蔑视和残酷，这些雅利安优越性的样本人物虐待着他们的对手。对于党卫队队员来说，“不可能”这个词是不存在的；他生活的氧气就是斗争、对权威无条件的服从、因为感情或者激情意味着软弱而对它们的压抑、对局外人的傲慢、与自己同类的内部结合。正如索夫斯基提示我们的，党卫队的结合是真正的同志友情，而非同志关系，这一区别涉及重要的道德考量。
同志关系意味着人们相互帮助，承担相互的责任；比较而言，同志友情意味着他们相互妥协，作出让步。同志关系遵守普遍规范的原则，而同志友情是纯粹内部的关系。人们相互替代，掩盖罪行、错误和弱点；他们培育了这个集团的军团精神，借此来说明和定义自身、把自己提高到局外人之上。同志关系是当需要的时候拥有一个朋友，同志友情是一种完全为了这个集团的共谋。它逃避外部的控制，结果是，它的道德水平趋向于不断地衰落。
下面的问题自然是：极权主义恐怖的中心设施是集中营，它可能只委托给非人性的技术人员。纳粹掌权之后，希姆莱专门培训了一支党卫队成员特别的志愿者团体，作为长期服务的集中营看守。这些团体被称为“骷髅队”，因为他们的成员在他们的黑帽上配有骷髅头和交叉骨头的专门徽章。希姆莱把负责这一系统的任务交给了特奥多尔·?艾克，他是一个残暴的精神变态者，将所有他的集中营的一系列残酷惩罚标准化。他坚持每一个犯人都必须作为国家的敌人受到疯狂仇恨的对待。他也把逐级惩罚体系程序化，由8天、14天、21天、42天构成，其间每四天供应一顿热餐。体罚按照轮番安排由党卫队员日常执行，以致每个看守都有机会在监狱室友面前鞭打囚犯。囚犯不断受到欺凌和袭击，尤其是在小便或大便时。假如他们动作太慢，就会被扔进粪池。1937年10月，十名囚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粪池里窒息。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侮辱被施加在囚犯身上，尤其是犹太人、同性恋，以及耶和华见证会教徒身上。对于囚犯来说，被鞭子、棍子、棒子抽打，从头到脚浇小便，在烂泥里打滚，活埋，被胡乱开采的滚石碾压，在冷水里洗澡至死，吊在树上学布谷鸟叫，双臂放在头后屈膝下蹲数小时，在虐待狂设计的拷问室里腐烂或者窒息，都是家常便饭。
集中营是一个道德突变，一个文明存在界限的跨越。这是一种新的专门针对大众时代、20世纪工业时代及其鲜明的组织、剥削、灭绝人类或自然资源风格的绝对控制。根据沃尔夫冈·?索夫斯基的观点，集中营热衷于用暴力、饥饿、劳动对人类的系统性毁灭，并且以有效的、类似企业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在十二年的跨度里，集中营“从恐怖的中心变形为恐怖的世界”。德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它的存在，它一直能找到几万个志愿帮凶，从犯可能有数百万。集中营里施加在受害者身上的折磨和暴行，不能单一地借助意识形态或者动机来解释。在集中营里，恐怖绝不能得到合理化，因为它自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某种目的的工具，比如身心改造。集中营系统的文化是集体性的残酷。看守被训练成适应对囚犯施加最大的痛苦和凌辱。最初的训练课程包括高标准的劳动专业化、残暴的规范化、凌辱囚犯的奖惩计划。一个看守能够成为最好的拷打者，也有相当大的同事方面的压力。集中营里有奖状、额外配给、提拔、奖品等奖励。事实上，“这些亚文化的成员造成的死人越多，他们的名声就越大。”换句话说，这些看守抽打、折磨、杀死囚犯，因为鼓励他们这样做，不存在任何阻止。当然，有一点是真实的：许多看守是变态的，一些持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信仰，但这些不是他们残暴的主要理由。正如沃尔夫冈·?索夫斯基所言：“所有的残暴需求是缺乏道德感，是每天工作安排造成的残酷化。”这是军事或者刑事机构的学生长期以来都知道的真相。
集中营从不伪称改造了任何人。它的任务就是施加惩罚，在所有集中营大门上镌刻的格言“劳动使人自由”之下，让囚犯工作至死来剥削他们，并且最终灭绝一些目标群体：犹太人、吉卜赛人、耶和华见证会教徒。在达豪集中营开启后不久，一个党卫队指挥官就对他的同事说了一段劲头十足的话，这确定了后来十二年的基调：
党卫队的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元首在召唤我们去做什么。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像对待人一样对待里面的这些猪猡。在我们眼里，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二类生物。他们多年来一直从事犯罪活动，但是现在我们获得了权力。假如这些猪猡掌握了权力，他们保证会让我们的头颅滚落在尘土当中。因此，我们也要知道没有感伤。任何我们行列里的人如果不能正视鲜血，他就不属于这里，他就应该离开。我们射杀的混蛋越多，我们饲养的混蛋就越少。
任何一个被监禁在主要集中营的人很快会发现，他或者她正进入一个活生生的地狱。一个集中营的指挥官会让才来的人很快清楚这一点，他会对他们咆哮：“忘了你的老婆、丈夫、孩子、家庭。你会在这里像狗一样死去。”尽管最初对于集中营来说只有四个目标群体——政治上的敌人、劣等种族、罪犯和“反社会的因素”（波希米亚人、古怪的人）。每一个德国人都有理由对他或者她的安全感到忧虑。大部分得到希姆莱鼓励的这种弥漫的对警察恐怖的感觉，构成了纳粹主义的本质，并且被不断增加的各类集中营所强化。集中营开始建立于1933年的达豪，这是一个位于慕尼黑西北部12英里的城市，纳粹把那里的20个古怪的、样子沉闷、属于废弃火药厂的建筑变为集中营，并作为其他集中营的模型。在其十二年存续的过程中，达豪有20.6万的各种类别和国籍的注册囚犯，其中3.1951万名囚犯正式登记为死亡。就是在这里，囚犯被作为“科学研究”的活猪，会因为任何可以想得到的错误而被拷打，并且被残暴地强迫为纳粹政权进行奴隶劳动。达豪也被作为“部队学校”，因为每一个指挥官必须接受集中营经验丰富的老兵提供的特别训练课程。
1933年到1939年间，出现了五个主要的集中营：达豪、靠近魏玛的布痕瓦尔德、靠近柏林的萨克森豪森、在上巴拉汀的福洛森堡、靠近奥地利林茨的毛特豪森。在战争开始时，囚犯总数大概有2.4万人。战争见证了极权主义恐怖的迅速强化，以及集中营系统的扩散。到1941年，囚犯人数增长了两倍，超过了6万人。1942年夏季，达到了11.5万人，两年后达到了52.4268万人。到战争结束时，它膨胀到71.4211万人，其中20.2764万人是妇女。各种类型的新集中营在增加：汉堡附近的诺因加默、策勒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下西里西亚的克劳斯—洛森、但泽附近的斯图特霍夫、布拉格附近的特莱西恩施塔特，以及波兰境内的主要灭绝营——奥斯威辛、贝尔赛克、索比堡、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纳粹集中营体系的范围和规模令人吃惊。除了23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的集中营之外，纳粹还建立了数千个各类营区，如外国工人营、劳教营、罪犯营、战俘营、平民营、成人和儿童营，还有临时营、集合营、500个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900个东欧犹太人强制劳动营。我们不知道这些营区的总数，但是鉴于纳粹在整个欧洲采用的种族清洗的残酷方法——这些方法涉及驱赶出居住地、集中居住、重新安置、调动、对超过200万人的灭绝，营区的数量必然是难以置信的巨大。G.施瓦茨详细地检验了纳粹集中营的系统，估测有1.0006万个营区，其中包括集中营和死亡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希姆莱的党卫队帝国由四个分支组成：一是普通党卫队，主要由兼职的人员组成，他们有着正常的职业，出于自愿，晚上和周末在党卫队工作；二是保安处；三是党卫队军事编队，在1939年至1940年被重新命名为武装党卫队（党卫军）；四是被称为骷髅队的集中营看守部队。战争开始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