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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情绪，以及对认可和认同的渴望，这种人格出自他青春期的争斗。在他相对短促的一生，海德里希是一个分裂和有着不安全感的人，唯一遭遇的是和其文雅的、侵略性的外貌一样丑恶的空虚，他试图用傲慢的主张和温和的姿态掩盖他的浅薄。瑞士国际联盟委员卡尔·?布克哈特讲述了一个故事，它来自一个和海德里希贴近的党卫队成员。大概的意思是：一天傍晚，海德里希喝醉了，他踉跄地走进自己灯火辉煌的浴室，碰巧在大厅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镜像。他从手枪皮套里抽出左轮手枪，对这镜子开了两枪，大叫道：“我总算射中你了，人渣！”布克哈特说：“这个具有分裂人格的人对着他的镜像开枪，因为他总算遇见了他自己的另一半——但他只是在镜子里面遇到他，从来没有去除他；另一半的他一直陪伴着他走向终点。”
在所有的纳粹领导人当中，海德里希是最符合雅利安人所谓最高理想的：尽管他的马型长脸、长鼻子、外凸的牙齿、残酷的嘴巴使得他帅气的外貌有所黯然，但他身材高大柔韧，头发金黄，长相标志。他的声音和笑声高亢、颤抖，以至于他的同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山羊”。他十分聪明，具有运动天赋，尤其擅长击剑、游泳和跑步。但是，这样一些能力和性格的力量并不匹配。他被海军辞退，因为他为另一位女士粗暴地拒绝了一位年轻女子，这使得这位被抛弃的年轻女子神经崩溃。这一事件证明海德里希对他人缺乏敏感，且十分粗鲁。任何人对海德里希来说只是工具，从来不是目的。他毫无道德地利用他们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把他描述为完全没有道德的人，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罪犯才能和他一拼。像希特勒一样，他一直思考不可想象的、不受法律或者社会习俗约束的东西。确实，假如希特勒没有轻微感觉到这个年轻人令人难以忍受的野心、粗暴的傲慢、厚颜无耻的无德的威胁，他可能成为希特勒最喜欢的儿子。希特勒甚至暗含威胁，要暴露他所谓的犹太性使得他安分守己。在海德里希的葬礼上，希特勒称海德里希是“铁石心肠的人”，引用布克哈特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年轻的、罪恶的死神”。
希姆莱与海德里希的伙伴关系，代表着两人最具毁灭性的潜能的邪恶汇聚。希姆莱对细节有着麻木的专注，海德里希则有着文雅的邪恶和毫无道德的冷静。在纳粹党和国家的机构当中，他们像鼹鼠一样工作，目标就是颠覆法律和对权力工具的完全把控。他们的方法是把自己潜入正规的官僚机构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到有影响的岗位上工作，通过敲诈和逮捕消灭对手，同时扮演着奉献、天真、无知的只为德国的福祉尽心尽力的公务人员的角色。事实上，希姆莱这一种族狂人的首领和他心理变态的伙伴正在系统地为纳粹恐怖的组织积聚材料。
1933年春天，这两个人开始抢权。当时希姆莱三十三岁，海德里希二十九岁，公众对他们所知甚少。1933年3月9日，希姆莱成为慕尼黑的警察局长；4月1日，他被提升为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首领，这个职位使他负责整个州的警察机构网络，以及第一个主要的集中营——达豪。他们两个人都要确信警察机构里的关键岗位都处于最无情和最有效率的警官手中，更好的是处于被证明是纳粹忠诚者的手中。海德里希最得力的官员之一是海因里希·?穆勒，以前他和纳粹没有关联，后来获得了“盖世太保穆勒”的绰号。通过盲目的服从和无德的行为，具有强劲野心的他很快得到了新的主人的信任。作为后来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四处处长，他参与了无数反人类的罪行，成为了纳粹体制中最令人恐惧的官员之一。和他的同事，诸如弗朗茨·?约瑟夫·?胡贝尔、约瑟夫·?迈辛格所做的一样，尽管穆勒以前反对过纳粹，但是海德里希认出了他的同类：控制型的技术人员心甘情愿地去为任何政权服务，只要这个政权能够晋升他们，并且给予足够的空间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残暴的嗜好。穆勒及其同一类型的人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在宗教的氛围中长大，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得到高级别的授勋，参加过自由军团，最后在不同的警察部门供职，后来成为纳粹主人忠诚的追随者。穆勒和他的同党都是没有道德的政治恐怖的机器，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辩护机制；他们主要的动机是不惜一切代价追名逐利。
由于帮助希姆莱控制了巴伐利亚和德国其他地方的警察，海德里希也稳固了有助于使得一切皆有可能的机构——他早在1931年建立的党卫队保安处。最初，保安处的成员都是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理想主义分子，他们在艰难的时代完全失去了职业，成为了被社会边缘化的漂泊者，他们一直在寻找生活中某种意识形态的承诺。例如，海德里希的副手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奥贝格是汉堡的医学教授的儿子，他在十七岁参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勇敢战斗，加入了自由军团，并且后来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多数时候没有稳定的职业，到处漂泊，直到最终他发现进入纳粹党和保安处的路径。海德里希的主要军官都属于某种相似的类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一个才开始明确自身的领域都是业余人士。维尔纳·?贝斯特博士、奥托·?奥伦多夫、赖因哈德·?霍恩教授、弗朗茨·?西克斯教授、赫伯特·?梅尔霍恩博士都是律师，赫尔穆特·?克诺申是一个具有文学抱负的人，冈特·?达尔昆是一名记者，瓦尔特·?舍伦贝格是一个有雄心的、业务熟练的间谍。事实上，就是冒险的光环，就是对别人暗中监视的喜悦，就是建立监视和强制系统所需要的才能，抓住了这些人的想象力，把他们吸引到保安处来。瓦尔特·?舍伦贝格是未来党卫队的间谍大师和谍报首领，他后来回忆道：他加入党卫队，因为不像冲锋队啤酒屋的暴徒，除了黑色党卫队制服华丽而优雅之外，一个人在党卫队会发现“更好的一类人”。被党卫队的魅力吸引的人所不知道的是：一旦进入了这一体系，他们就必须和非常令人讨厌的人在一起工作，服从没有道德的命令。但是，他们没有脱离旨在灭绝假想敌人的犯罪组织，而是将他们的共同犯罪合理化，顺从地执行更为邪恶的犯罪行为。
起初，保安处应该承担什么任务并不清晰：是情报服务机构、秘密服务机构、纳粹党的监察机构，还是准警察的组织。保安处一度包揽了所有这些事情，直接宣称是抗击“压迫”。到1937年，它已经有三千名成员和超过五万名告密者的人数不断增加的大军。这些好严格审问的人试图在地里挖出什么呢？答案是要挖出真正的和假想的敌人的阴谋诡计。有时和盖世太保一起共事，有时和盖世太保目的不一致，保安处的侦探首先指向政治上的对手或嫌疑者，诸如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成员、工会成员、牧师、不服从的知识分子，等等。在压制或者消灭这些国内的敌人之后（1933—1935），随之而来的是对“种族敌人”第二阶段的进攻，主要是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但是后来也包括斯拉夫人和“亚洲低等人”。保安处的犹太人事务处（II—112）在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领导，他们包括莱奥波德·?冯·?米尔登施泰因、库尔特·?施罗德、迪特尔·?维斯兰西、赫伯特·?哈根。犹太人事务处分为几个部门：被同化的犹太人（II—1121）、正统的犹太人（II—1122）、犹太复国主义分子（II—1123）。
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部门在1935年由阿道夫·?艾希曼负责，它的目标是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研究快速将德国的犹太人迁移出去，更适宜的地方是巴勒斯坦。这位光裕油行的前销售员略知一点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对犹太历史有一些皮毛认识，他很快把自己变为了犹太事务的专家，这使得他成为了大屠杀的关键人物。犹太事务处在完成认定敌人和指导警察追踪敌人行踪这些保安处一般性任务的同时，还编制了巨大的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以及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著名犹太人的索引卡片目录。保安处的侦探负责认定嫌疑的个人、危险的组织，以及潜在的反对纳粹德国及其领导人的阴谋。在这一巨大的事业背后是类似妄想狂的假定，这一假定是对统一的、试图接管整个世界的犹太人世界组织的确信。完成这个事业要求可信赖的党员、可信赖的告密者、付费的告密者，甚至不可信赖的合作者组成的全国范围的网络。种族崇拜者的咆哮先前被限制在疯狂的边缘，现在被发展的国家官僚体制所推动，这一体制中充满了受过良好教育、热情的、工作努力的狂热分子。
党卫队的种族狂人和他们在国家或者党组织的支持者虚构了一个含糊的敌对团体，这个团体如此恶毒和弥散，以致为了保护德国不被这样的恶人所侵害，什么努力都不为过，什么经济上的耗费都能承受，必须揭掉幻觉中恶人的面具，并把他们无情地消灭。对幻觉中恶人组成的世界的确信，使人想起了创造女巫的中世纪宗教大法官的幻觉。这种确信不仅是为了满足偏离正路的神学，而且也是满足从事毁灭工作的正在增生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已经得到了生长，能够证明它的正当，并对它进行强化。1933年至1938年，党卫队保安处与其他组织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剥夺了犹太人公民权，破坏了他们的谋生手段，最终将他们从德国的公共生活中清除出去。正如后来所见，1938年至1941年间，强迫性的移民紧随其后，再后面就是对所有欧洲的犹太人的消灭。尽管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精确方法还不清楚，但是犹太恐惧症患者已经直面灭绝性的终局。这一点可以从施特赖歇尔贴在墙上的口号中看到，并轻易地推论出来。它就是：“没有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对德国人民的拯救。”
在构建他们极权主义统治网络的时候，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不仅建立了党卫队，尤其是它的安全机构保安处，而且阴谋策划了渗透和接管整个德国警察系统。在1933年末，希姆莱已经合并了德国各州的警察部队，但是普鲁士的警察依然由赫尔曼·?戈林，以及由戈林控制的普鲁士内务部长掌管。戈林警察系统中的铅锤是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它是普鲁士警察部队的一个部门，建立它的目的是监视由政治领袖、政治党派和政治协会发起的可疑的以及潜在的颠覆行为。直到1934年春天，盖世太保依然在戈林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它的触角已经遍布整个德国，实施威胁、勒索和敲诈等行为，迫使受害者承认他们的政治罪行。为了“人们自身的利益”，盖世太保对他们进行了“保护性监护”，强迫他们招供，把他们交付给集中营，“如果企图逃跑”就会被射杀，这些都成为了正在出现的纳粹暴政喜欢使用的一些手段。
戈林一直就盖世太保的指挥权与威廉·?弗里克和恩斯特·?罗姆发生争执。1934年4月20日，戈林与希姆莱联合，任命希姆莱为“盖世太保首脑”，牺牲了他的前任盖世太保主管鲁道夫·?狄尔斯。希姆莱依然从属于普鲁士邦总理戈林，从属于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从属于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首脑罗姆，在“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希姆莱的黑衫党卫队杀手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清洗了罗姆。希姆莱在清除希特勒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中发挥了血腥的贡献，作为奖赏，希特勒把党卫队变为了自治的精英组织，并让它完全控制盖世太保。弗里克企图将盖世太保置于内务部更有效的监控之下。经过与弗里克的长期冲突后，1936年2月，通过了一部新的《盖世太保法》，它代表了希特勒狡猾的思想和两面的性格：尽管不同的盖世太保官员表面上对内务部长弗里克负责，但是，这部法律也规定盖世太保的地方官员对柏林的盖世太保首脑办公室负责，这遗留了一个问题：哪个办公室对司法冲突具有最终的权威。在纳粹的恐怖国家，这样的司法冲突最终是以有利于最强有力的和最坚定的领导的方式得以解决，这自然发生在坚韧的希姆莱身上。在《盖世太保法》发布后仅四个月（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把所有的警察权力交给了希姆莱，使他成为了内务部中德国警察的首脑。弗里克依然是名义上的负责人，但是实际上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根据他们认为是合适的方式运作起警察部队。
在他被任命为德国警察首脑之后不久，希姆莱重新组织了德国警察系统，组建了新的“安全警察”，由海德里希负责，它由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刑事警察及宪兵组成。德国警察系统的残留品由过去的城市警察组成，现在被重新命名为治安警察，交给了一个老朽的效忠者库尔特·?达鲁伊格管理。他是一个好的暴徒，因为愚笨而被柏林黑社会起了“哑巴—哑巴”的绰号。当完全拥有了恐怖工具的时候，希姆莱的效忠者不断地渗透到德国国家的机构当中，压制诚实的行为和遵守法律官员，建造了施罗默·?阿龙松所恰当命名的党卫队、警察和集中营的三角关系。希姆莱的新人紧紧跟随着他们无道德的首领，用无耻的手段完全压倒了守法的、谨慎的公务员。穆勒从慕尼黑迁居到柏林，成为了盖世太保的首脑，后来成为了大屠杀的关键人物。事实上，执行对数百万犹太人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