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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了致命一步的团体。伴随着一系列更为极端行为的增加，这一步导致了“对没有资格生存的人”的灭绝行为。第一批牺牲品是“先天低能的人”，或者所有被基因健康法庭认定是患有精神和身体残疾的人，他们可能污染了德国民族的种族健康。这些基因健康法庭像大多数正在出现的纳粹机构一样，都是不受公共监督的，而且多半是由热情而傲慢的官员组成，他们视自己为新的、旨在完善雅利安种族的种族科学的守门人。据估计，将近四十万人在1933年至1939年秋季之间接受了“希特勒的切割”，男人做了输精管结扎，女人做了输卵管结扎。但是，纳粹狂人没有在这些初步的措施前停滞下来，而是把他们激进的种族议事日程推进到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他们通过了反对“种族污染”和种族玷污的种族立法，最终发动了对生物学意义上的劣等人的灭绝，他们包括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斯拉夫下等人、犹太人。
不像保护弱者、残疾人、少数民族的自由主义国家，纳粹的种族国家热衷于完全对立的理想，即清除这样的社会集团，因为这些集团被假定破坏了德国民族的种族纯洁性。尽管像戈培尔、施特赖歇尔、罗森贝格、达里这样的纳粹领导人得到了一批热衷的官僚、倡议的团体和研究机构的支持，他们辛苦地实施各种各样种族的奇想，但是在德国，比其他任何机构更要为设计出清晰的灭绝性种族政策负责的机构是党卫队，它是种族灭绝真正的工具。根据卡尔·?施洛伊尼斯的正确评估，这就是为何“清晰而明确的犹太政策的发展和党卫队的发展是基本上平行的”。
党卫队：极权主义控制和种族灭绝的工具
党卫队建立于1923年，最初是一支纳粹党精英的准军事组织，其最初功能是保护元首免予政治对手的攻击。最初它是一个小型的保镖团体，从属于更大的组织——冲锋队，后来党卫队发展成党的警察部队，一支恐怖主义的帝国警察部队，一支指挥自己部队的军队中的正规军队——武装党卫队（党卫军），它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联合体，它的触角深深地进入德国的大企业，后来又渗入被占领土，它是一个巨型的杀戮机器，监控着集中营这一拷打和灭绝的庞大系统。假如没有这个恐怖机器，纳粹就会缺乏强烈的种族狂热、精打细算的残酷、组织化的结构，这些都是对犹太人和其他受难者成功灭绝所必需的。像纳粹党自身一样，党卫队的梦魇植根于20世纪20年代的巴伐利亚，并且也正是这个体格肥胖的、矮小的、体格羸弱、近视的、秃顶的巴伐利亚人海因里希·?希姆莱把这个小型的部队建设成为第三帝国最恐怖的犯罪组织。
海因里希·?希姆莱是党卫队的首领，是希特勒的另一个自我和无情的猎犬，正如某些人所说，他是纳粹主义的人格化身。这个冷酷和工于心计的爱管闲事的人，有着谨小慎微的技能和一心一意的奉献精神，被埃伯特·?施佩尔恰当地描述为“一半是校长，一半是怪人”，他系统地聚合了纳粹恐怖的工具——党卫队、警察和集中营。他的目标与其说是为恐怖而释放恐怖，不如说是利用恐怖来建立纯粹的种族国家。海因里希·?希姆莱是真正的信仰者、一个危险的人物，像过去的宗教法庭大法官，热烈地相信自己的宗教，即使这种宗教是荒唐的。正如乔治·?奥威尔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狂人可能不敢杀害一个人，但为了一个抽象的理念杀戮数百万人。
由于希姆莱手上有着数百万人的性命，历史学家试图通过检验其人生的起点，合理地解释他人生的终点。他们假定这个犯下难以言表的可怕罪行的人必然是可怕环境的产物；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在其成长期中并没有发现任何戏剧性的事情，他们感到恼火，不情愿地认为希姆莱的青年时代处于“郁闷的正常状态”，对其他纳粹的杀戮者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他们告诉我们，希姆莱来自一个最普通的巴伐利亚中阶级家庭，因此用一些心理学的解释来说明这一难以解释的人物是徒劳的。
真相是，希姆莱不是一个正常时代的产物，也不是正常的、健康的或者有爱心的父母的产物。他的父亲格布哈德·?希姆莱是一个极端死板、迂腐、强迫性的遵守法律的校长，是在那时的德国学校体制中极为普遍的、最可怕的集权主义类型的代表。希姆莱教授的父亲是一个有着鲜明的集权主义习惯的普通警察，就是以同样的原则，教授养育他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谨小慎微、注意整洁、讲究秩序、听从指挥。尽管这位年轻人求助相当娇惯他的母亲，希望从他父亲严厉控制下解脱出来，但他还是将他父亲严格的、僵化的、种族优越的、傲慢的价值观内化为无条件的真理，同时与所有温柔的、敏感的、自发的或者松散的东西斗争，把它们视为无条件的坏事。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希姆莱有着特别困难的青春期，因为他没有符合他傲慢的父亲希望他达到的严格标准。严厉的父亲强化了这个年轻人成为英勇军官，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组合中破灭。在希姆莱完成军官训练学校学业时，战争结束了；并且年轻的希姆莱十分缺乏健壮的体格和决断力，这也足以导致他不能成为感召人的领袖。
他也让具有等级意识的父母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追求过学院教育课程，这一课程可以使他获取享有声望的职业。希姆莱在慕尼黑的技术大学学习农业，并且在战后危机重重的时代他依然如此。1922年，他被授予了农学毕业证书，但是工作前景却处于深渊之中。他作为技术助理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肥料研究。他孤独、漂泊不定，没有安全感，渴望获得生活的意义感和目的感。通过加入纳粹党，用另一种东西替代他严厉的父亲形象和严厉的价值体系，他找到了这个意义。希姆莱似乎没有任何内在的本质，因为他从来没有让自己去经历一次真正的、导致自我成长的自我发现的过程。他的文化教育他，一个人只有无条件地服从权威才是优秀的；即使一个人质疑传统的权威，质疑他的父亲或者罗马天主教养育的权威，他也必须在这个位置上用同样绝对的集权主义原则体系替代它们。这个充满焦虑的年轻人已经怀疑罗马天主教信仰，怀揣一点点用他的严厉养育所强加的不切实际的思想或习惯，通过把自己依附在一个新的权威阿道夫·?希特勒和替代性的宗教国家社会主义之上，解决了他的身份危机。
像那时许多的德国人，他们肯定是纳粹真正的信仰者，希姆莱没有采取质疑权威或者自发的生活实验的形式去选择自由；他逃避在新的民主体制的德国中自由所提供的可能性，使自己无条件地服从新的一种枷锁。他要的是逃避自由的自由，因为这样做会允诺解脱最可怕的梦魇，这个梦魇是一个保守主义和安全意识强的德国阶层都可能拥有的，这个梦魇是一个处于持续的日常事务之外的生活，这些事务由规则和规章、秩序和方向、身份证、入场券、明细记录的库存物品构成。琐碎的官僚监视着大屠杀，迂腐而小心翼翼地记录着犹太受害者的物品，确认所有的雨伞、帽子、鞋子、眼镜都被整齐地记录下来。他们都是小希姆莱，有着和希姆莱一样强迫性的文化特性。一个希姆莱阶层和希姆莱一代的德国人，在冲动的时刻自由地或自发地做一件事情也是十分困难的。甚至休假也要计划很长时间，强迫自己写信和写明信片，写日记，或者把自己紧紧依附在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摄影上。应该被记录的是：1945年5月德军崩溃之后，希姆莱掩盖身份，悄悄地失踪了。在没有任何人促动的情况下，他本能地将自己的身份文件交给了英国控制区。他选择的名字是秘密陆军警察前下士海因里希·?希青格尔，这个下士因为开小差被处决。像希姆莱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这次逃跑也是按照规则行事的，正如所证明的，是按照错误规则行事的，因为秘密陆军警察在盟军的黑名单上，所有穿其制服的人或者持有其军官身份证件的人也是如此。
1929年，阿道夫·?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党卫队首领，这个首领那时依然是笼罩在冲锋队和它神气活现的指挥官恩斯特·?罗姆阴影之下的小职位。但是，希姆莱预想他的黑衫战士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步兵或者街头的争吵者；他的梦想是把他们变为精英的种族干部，这些人是从德国人最有天赋、最强壮的部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是种族净化的德国卫士。大约在这个时候，希姆莱也受到农学家、前炮兵军官瓦尔特·?达里种族理论的影响，希姆莱是在阿尔塔曼斯中认识他的。阿尔塔曼斯是一个信仰回归土地运动的种族乌托邦分子组成的团体。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民族主义青年团体组织起了这场运动。阿尔塔曼斯号召建立新的东方定居点，征服“劣等的”斯拉夫人，培育新的、使德国的血液和土地重新获得活力的条顿农民阶级。一些著名的党卫队种族主义分子——希姆莱、达里、未来的奥斯威辛指挥官鲁道夫·?霍斯——都出自阿尔塔曼斯。
在为权力斗争的几年当中，阴郁的、苍白的、感情平淡但精神十分集中的希姆莱建立了自己的精英秩序。他筛选了新的队员，规则是身高不能低于5.8英尺，军官的雅利安血统要追溯到1750年，招募的人员雅利安血统要追溯到1800年，身体健康，符合卫生学的规格。着迷于他自己没有日耳曼人的美丽，希姆莱偏爱高大、金发、蓝眼的样本人物。他自己几乎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以及身体力量的缺乏，引发了他大量的神经过敏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不断地患有各种疾病，大部分属于伴有身体上症状的心身失调症。这些症状包括剧烈的头痛、结肠炎、胃绞痛、肌肉疼痛。费利克斯·?科斯滕是希姆莱的瑞典按摩师，他照顾着这位焦虑深重的客户疼痛的肌肉。他的日记可以作为希姆莱幻想和强迫症的见证。像希特勒一样，希姆莱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忧郁症患者，熟悉由古怪的草药医生和在健康方面喜欢新奇事物的人组成的世界。
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希姆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有肛欲期性格特征的施虐受虐狂，或者一个“强迫症人格”，但是，这些术语都不能抓住这个人本质的历史含义。正如休·?特雷弗—罗珀很久以前所注意到的，希姆莱是宗教法庭大法官、精神麻木的狂人的原型，他尽管个人是和善、挑剔、简朴、廉洁的，但是他可能因为某种强烈坚守的信仰杀害数百万人。希姆莱的理想是一个被新的雅利安神人统治的乌托邦，他们将德国从苦难和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无休止地盯着未来候选人的照片审视，刺探他下属的私生活，严格禁止党卫队所有成员在没有弄清未来配偶的种族背景前结婚。每一个党卫队成员必须持有家谱，它包含专门的家庭情况和关系，因为只有用这一方式，后代的种族纯洁性才可能得到保护。早在1931年，达里加入了希姆莱的参谋团队，组织起种族和定居地总办公室，负责制定种族规范，指导对欧洲种族性的研究，形成在东方殖民地德国殖民者定居的计划。
从纳粹党初期的努力清晰出现的事实，以及后来东部前线发生的“种族清洗”令人惊讶的行为所确认的事实，都体现了希姆莱的信仰：德国种族可能在生物学意义上得到提高，体现了他指导种族净化可能完成所依赖的标准和技术。希姆莱有一段时间在慕尼黑附近的瓦尔德图德林做过养鸡场主，他似乎已经相信人类的繁育本质上就像动物饲养一样，因此，“根据门德尔法则”，德国民族在一百二十年后可能再度成为“在面貌上真正的德国人”。通过绝育和严格的种族法禁止与犹太人及其他低等的人种通婚，在德国的基因池里清除不希望出现的外貌，希姆莱相信是可能哺育出金发、蓝眼、高大、健壮的雅利安超级人种的。他指出，主导世界依赖于种族的净化：“除非在德国人血脉里的领导层的血液——我们只有依靠它雄奇或衰落——通过从其他地方优良血液的混合而增加，否则我们永远不能获得对世界的统治。”
1931年6月，一个雅利安的样本人物希望在党卫队得到一个位置，他来到瓦尔德图德林农场拜见希姆莱，并成为了希姆莱最亲密的心腹，并帮助他完善了进化中的党卫队帝国。这个人就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前海军军官，最近因为行为不符合军官的身份而被海军辞退。海德里希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男高音，是哈雷音乐学院的指挥。这个年轻人是个音乐天才，在体育上也具有天赋，在严格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长大。在这个家庭中，整洁、秩序、纪律和优异的成绩是一天的规则。内向和些许害羞使得海德里希不容易交上朋友，他经常通过傲慢的行为和进攻性的自我主张补偿他的短处。他通常我行我素，经常被同学，后来也被海军的同事避之不及。当有关他父亲是个犹太人的谣言四处散布的时候，一切更是如此。莱因哈德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为“ISI”以暗示他的犹太性。然而，没有可信的证据说明海德里希的父亲事实上是个犹太人，但是犹太性的断言一直伴随着莱因哈德杀戮的一生，并可能解释为何他经常展示出其有名的自我仇恨。
扭曲的人格体现为对自己身份深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