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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何这些德国的犹太人如此天真，或者盲目，或者二者兼有。历史学家依靠后见之明企图解释他们应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但是，正如一位德国犹太人对这种追溯的回应：“在后见之明中，显得有智慧是容易的。”谁能够在1933年知道1943年奥斯威辛发生的事情？格奥尔格·?扎尔茨贝格尔是来自法兰克福的、在大屠杀后幸存下来的犹太教士，他撰写文章讨论了犹太人先见之明的问题：“是的，这里存在着一些迹象，但不是明显的反犹太主义的。直到希特勒掌权的1933年，一个人是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到他的掌权意味着什么。”假如只是去纠正一种自然倾向，那么记取这样的反应始终是有用的。这一倾向就是要非常一贯地讲述一个故事，以致只可能预期到一种结果。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没有预期到成为种族灭绝的牺牲品，也没有根据这种难以想象的预期行事。这是他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必然由他们自己记录下来。
德国犹太人没有误判犹太恐惧症的危险，但他们肯定低估了它的强度。他们的组织过于虚弱，过于缺乏协调能力，以致没有大的作为。因此，这些组织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犹太人不是一个十分一致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犹太人实体。它的成员不仅受到很好的同化，而且在专业、知识、政治、宗教信仰等方面高度不同。他们的保护性组织同样是不同的，有时内部还是分化的，很少能够找到共同的基础，甚至他们所有的人都遭到纳粹攻击的时候也是如此。另外，除了极少的例外，他们的领导者是胆怯的人，对犹太恐惧症危险的回应通常是建议耐心和忍受。
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个例外。罗伯特·?维尔施、马丁·?布伯、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格肖姆·?舒勒姆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仰：犹太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他们真正的解放不仅是脱离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而且是脱离德国国籍的诱惑或者其他国籍的诱惑。然而，这样的解放要求移居巴勒斯坦。总之，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信犹太人在民族上是不同的，在德国的土地上依然是无根而多余的。他们谴责“德国犹太人”在击打风车，嘲笑他们“坐等观望”的策略，庆贺自己对德国境况的评估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甚至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并非如后来他们所称的那样富有远见。那些从完全同化转变为完全拒绝的德国犹太人，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信条并付诸行动时，也背负了过多的德国文化包袱。这就解释了为何即使他们都发誓要移居巴勒斯坦，但只有两千人在1933年移居巴勒斯坦的原因。移居巴勒斯坦有着内在的政治障碍，大多数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没有把移民看作多数德国犹太人的现实选择；至多只是那些乐意连根拔除自己的德国之根，并且有耐心和勇气到达那里并在那里定居的犹太人的可能选择。《犹太评论》的编辑罗伯特·?维尔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推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政策，它视移民只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而且要集中力量组织德国的犹太人为一种非同化的生存最终在德国定居下来。他们相信这是可能的，同时对纳粹的危险进行了误读。这种相信和误读显示了他们和其他德国犹太人一样缺乏预见性。直到1931年末，随着纳粹秘密文献的发现，揭露了希特勒企图消灭犹太人，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才觉醒到纳粹主义的危险。然而，甚至到那时，他们依然低估了纳粹夺权的可能性，或者低估了假如这样一个夺权事实上发生的话所预示的可怕结果。回想起来，是否是犹太人对德国的体制正派和传统正派的信任完全错位了？在希特勒和纳粹采用他们所控制的全部现代国家权力操纵犹太恐惧症之前，这一病症强度如何？
魏玛时期犹太恐惧症的强度如何？
近年来最引发争论的争议是聚焦这样一个问题，即多少“普通的”犹太人分享了希特勒强迫症，将犹太人视为德国的主要敌人，因此必须要么从德国驱逐出去，要么被灭绝。问题答案是一条光谱，一端是这样一些历史学家，他们一致认为纳粹夺权之前，犹太恐惧症只是一小撮吵闹的犹太人仇恨者的强迫症，他们在德国的生活和文化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之后才把他们反犹太人的强迫症变为公众政策。这些历史学家认为，犹太恐惧症无论在第二帝国还是魏玛共和国都是无足轻重的麻烦事，尽管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有几个政党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它们的主要使命，但是这些政党从来没有获得超过1％的大众选票，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到1930年还是一个边缘的种族主义政党纳粹党，没有一个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其纲领不可或缺部分的主要政党在魏玛共和国获得过明显多数的选票。还要指出，甚至在魏玛共和国混乱的诞生时期，整个犹太恐惧症患者的选票也从没超过总选票的8％。另外，人们经常认为，德国的选民更关心的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德国下降为一个三流大国、《凡尔赛条约》，或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能自动地假定每个投票给纳粹的人都仇恨犹太人。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假如政治文化不是犹太恐惧症的，那么这对于德国的知识分子文化来说也是同样真实的。例如，萨拉·?戈登坚持认为，德国的文化遗产不是一致反犹太人的。她指出，甚至保守主义的普鲁士体制也承诺支持给所有犹太人法律平等的法律。她提醒我们，在1869年至1933年间，没有通过一个单一的法律去废除犹太人的权利。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极端的犹太恐惧症实际上不被纳粹所垄断。根据尤金·?戴维森的看法，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着高度的宗教宽容，在其中，政治上的反犹太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光谱的另一端，是这样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认为，狂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数世纪来深深地根植于德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当中。这一观点假定德国人长期偏离了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和人道的传统，并且把刺耳的军国主义、反民主、帝国主义等价值观制度化，这些价值观带有强烈的犹太恐惧症弦外之音。这一观点最激进的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那里颇为流行。在这些历史学家当中，有主张德国特殊道路（正如后面所授予的）的人，他们是彼得·?菲尔埃克、埃德蒙·?费尔迈尔、罗兰·?布特勒、A.J.P.泰勒、威廉·?夏勒。这些历史学家在德国历史中发现了不可避免产生希特勒的侵略模式。对于他们来说，第三帝国连同它的所有恐怖是“德国历史的逻辑延续”。正如A.J.P.泰勒对德国人的描述，他们“一直是灭绝者，没有哪个民族把灭绝作为一种持久的政策来实施”。假如人们相信泰勒的话，那么随后的结论是：大屠杀代表了德国人最深层的希望。
当然，这样的观点在一个以前的敌人已经成为朋友的地方不再时髦，因此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再次把这些德国人恐惧症的观点浮出水面有点令人惊讶。其中最著名的是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具有争议性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普通的德国人和大屠杀》（1996）。在这本书中，戈德哈根认为，“灭绝主义的”反犹太主义是德国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它被普通德国人像“母乳”一样吮吸。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普通德国人信仰中不可获取的部分，在所有社会阶层得到广泛传播。当大屠杀最终得到实施的时候，纳粹没有任何麻烦就找到了自愿的行刑者，他们的罪行可以说成为了一种“国家计划”。可以讽刺地说，正如埃及人建造金字塔一样，德国人建造了集中营和焚尸炉。
无论为了什么理由，刺激或夸张有时是阐述真相的有用工具。所有这些研究当中都体现了某种真相。大屠杀不是自发爆发而出现的：在纳粹使仇恨成为一个国家指令之前，仇恨的根子已是深扎而广布。犹太恐惧症是德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有着广泛的大众支持。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示，这里存在着不同形态的、以不同强度体现的犹太恐惧症。换句话说，反犹太人的偏见不是同一块布上剪裁下来的清一色布料。例如，鉴于德国人在不同时期持有不同的成见性形象，有的把犹太人看作经济上的吸血鬼，看作颠覆性的“文化上的布尔什维克”，看作外族人，看作种族上的劣等者，看作基督的谋害者，或者看作社会的下等人。这些成为心理集群或者综合征的融合，构成了对种族灭绝行为来说十分关键的一种妄想性思维，这一融合成为了一个犹太人仇恨者正在觉醒的存在的核心强迫症。
有多少德国人实际上分享了希特勒的妄想？这是一个必须一直留存于心的问题，但它也是我一直主张不可能得到结论性回答的问题。理由是：因为我们不能客观地确定人在想什么，因此仇恨、非理性、妄想、类似的心理状态不可能精确地加以测定。求助于探测犹太人仇恨者的思想，分析不同的文化传统，甚或聚焦于“民族的”思想、心理、习惯、性格等理性的方法，将给予我们重要的帮助去阐释这一问题，但是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更为计量的方法来说同样如此。计量的方法企图通过聚焦可测定的元素来测定犹太恐惧症的现象，这些元素包括选票、舆论调查、有关图书报纸或者期刊的大众营销数据、演讲或公共文献的内容分析，等等。尽管犹太恐惧症躲避了精确的测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测定它；同样，尽管它也躲避了精确的文化上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采用传统的理性历史的方法去尝试解释它。假如采用了所有可以得到的工具，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犹太恐惧症的性质、范围、强度，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结论？
在试图测定犹太恐惧症的工作中，必须遵守四个标准，它们涉及它的起源、表现、强度和范围。它来自何方？它是如何、依靠何种方式表现的？它的暴力程度？有多少人被它所说服？犹太恐惧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我们对此已经加以探讨。这些宗教、经济、政治、文化和种族上的起源，随着时间在强度上不断变化，潮起潮落，但是一直保持着众多的大众支持，在一些情况下显示出令人困扰的病态症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混乱时期，导致了病态的犹太恐惧症明显的增长。上一章中所提供的广泛文献记录已经证明，这一点在右翼圈子里是真实的。这一点在什么程度上对于其他集团和作为整体的德国社会是真实的呢？
正如本章所显示的那样，德国的犹太人受到两个生活的重要事实的影响：一方面，他们继续接受国家的法律保护，这个国家现在依然发誓维护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体验到不断的提示，即他们在德国是外族人和有害的人。犹太人的自我认同处于含糊的状态，由这两种力量产生的不确定所定义。犹太人继续暴露在各种反犹太人的偏见和行为的攻击之下，如受到雇主或者政府官员的中伤和歧视，对他们个人性格和诚信的诽谤性攻击，身体的侵害，对犹太会堂或者犹太墓地的亵渎，破坏财物，公开骚乱。从制度的观点来看，反犹太人的偏见在军队、公务系统、执法部门、学校体系当中已经非常牢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恐惧症在军队中增长；在自由军团和各种右翼的退伍军人协会中，它变化为病态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有关这些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为了理解军队对德国人如何不友好，一个人应该深思这个统计学的事实：对于魏玛时期的多数德国人来说，德国国防军总共只有不到12位犹太人；例如在1931年，德国国防军只有8位犹太人，没有一位是军官。在德国许多城市的警察局中可以发现许多心怀怨恨的种族主义分子。汉堡的警察局在自由军团中招募了许多成员。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大多数汉堡的警察来自名叫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自由军团。德国执法部门的领导即使不是反动分子，在政治追求方面普遍也都是保守主义分子。甚至在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柏林警察局也没有被民主化，它的官员显示了明显的保守主义、反动的，甚至经常是反犹太人的态度。立法机构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它庇护了公然的反犹太人的判决，当然也许不是一个人能够在纳粹冲锋队当中发现的“粗暴的”那种，而是在有“修养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当中发现的那种，他们喜欢把他们的偏见掩盖在委婉的法律条款之后，或者傲慢的、虚假的、轻蔑的态度之后。学校体系也是对犹太人十分不友好的机构。麦克·?穆勒—克劳迪乌斯在1927年发现德国所有的教室都给予犹太学生持续的敌意和贬低的评价。尤其是整个20世纪20年代，大学生都特别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影响。与军队或者公务系统一样，大学依然是未经改革的、反民主的地方；它们是制度化的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堡垒。录取依然限制给上层阶级和精英预科中学的毕业生，同时全部的管控依然掌握在具有绝对集权主义倾向的国家行政机构手中。
从共和国的开始到结束，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持续的犹太恐惧症，有时甚至是爆发性的。学术职位和岗位在20世纪20年代总体上是匮乏的，这一事实加剧了恐惧症的状况。人们也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