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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它是成熟的启蒙运动的信仰，是启蒙运动通过科学的人文主义对增量进步的希望。作为一位临床医生，弗洛伊德试图把病人从过去的负担而不是过去解脱出来，因为它一直压在他们的肩膀上。
弗洛伊德可能把他的知识分子性格归功于他犹太人的自我意识。他对历史的亲近不是其知识分子性格的唯一性质。另外一个性质是他高度发达的、剥去世界幻象的分析能力。在弗洛伊德那里，真正重要的不是外在事件，而是塑造外在行为的心理力量的潜层。换句话说，个人的或者历史的外在事件按照内在心理关系运作。这些内在的、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力量，为外在事件的呈现提供了线索。对过去事情的认识为即将到来的事件提供了线索，这种认识存在于对潜藏的无意识力量的解码和认识。这些无意识的力量抑制了成熟的自我发展，抑制了性欲发挥功能。过去及其抑制的事件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了答案。尽管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分享了时间的模型，但是他自己的未来的景象是不同的，它传递了悲观主义的预测。马克思在历史自身的进程中世俗化了犹太教—基督教的千年传统。弗洛伊德在另一方面为了逃避历史证据性的记录，没有从历史中采取乌托邦的跳跃。我们只能推测为什么弗洛伊德如此顽固地抵制“最终的”答案，但是可以认为这与他的犹太性、他在心理上对乌托邦理想的抵触、他禁欲主义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他为何最终把生命看作在冷漠大海里漂浮的痛苦小岛的原因，也是他为何避免诱惑去对复杂心理问题提供简易治疗答案的原因。事实上，研究梦的专家建议我们停止做梦的幻觉，而是将自己限定在实现与我们的弱点、局限和天赋可实现的目标上面。
启蒙者弗洛伊德一直想理性地确认这个世界，去除它种种神秘之处，教育个人了解它不变的状态。作为一位禁欲主义者，他在毫无幻觉的情况下工作。这个幻觉就是人能够完善世界，发现如何去治疗痛苦。然而，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也认识到驱动个人和社会寻找治疗痛苦办法的心理需求。给予这种心理需求以希望不是一种错置，只要它处于我们自身的局限给予我们的限制范围之内。当弗洛伊德思考他的时代问题并认识到从四处正在靠近的危险的时候，他知道，当大众背叛了启蒙运动的计划并进入群体幻觉的时候，启蒙运动派将再次被迫进行防御。纳粹的狂热状态的乌云正在积聚，弗洛伊德预感到仇恨的冲动已经升起，它们不会被轻易地压制，同时太多德国人正陷入的幻觉将导致产生残暴结果的、集体的极度疯狂。
一个人如何面对正在降临的非理性行为？是继续启蒙运动的工作，还是调动自己的力量去作抵抗？抑或是消极和耐心地等待，直到最近的反犹风暴像所有以前的一样自行吹散？弗洛伊德继续进行着他传播启蒙运动的工作，甚至当他的国家背叛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弗洛伊德具有人道主义基础的科学工作已经播种生根发芽，但是在时空中还十分虚弱，它证明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共生关系不是一个幻觉，而是具有可以存活的可能性。它之所以中断，是因为启蒙运动的根基还不够深厚，不足以抵挡非理性的猛烈攻击。纳粹运动在德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因为德国人已经失去了理性、爱、同情、相互宽容的人类价值观。
犹太人对犹太恐惧症的反应
犹太恐惧症偏见的积聚，冲击着大多数犹太人的生活，包括弗洛伊德或者爱因斯坦在内，没有人幸免于它的影响。在德国，一个人不可能忽略冲锋队喧嚣和越来越多刺耳的街头暴徒。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暴徒热衷于煽动反犹太人的暴行，在日益衰落的共和国最后的几年，暴行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员相信有蓄谋的煽动；他们的策略被人们描述为公开的挑衅，正如冲锋队的战歌充分显示的那样：
冲锋队员，无论老幼
握紧你们的武器向前，
因为在德国的地界，
犹太人可怕地发动了浩劫。
冲锋队员冒着弹雨走来，
他感到勇气十足，
因为当犹太人的血从刺刀里迸出，
美好时光再次留驻。
纳粹分子的古怪行为可能且经常被德国人和犹太人一笔勾销成吵闹的少数派的咆哮。这些少数派把犹太恐惧症弄成了其政治计划的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国人更关注战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后果，而不是犹太人问题。直到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共和国的政治解体，犹太恐惧症才积聚了势头，把自己附着在纳粹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上，继续在德国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主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先前所示，甚至在1929年之前，犹太恐惧症在德国社会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危险的含义无疑十分明显，以致德国的犹太人感到有必要调动敌对力量，组织反抗行动。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犹太人一直仔细地观察右翼民族主义团体的行为，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他们非常清楚纳粹计划的要点之一就是，所有犹太人都不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种族上”不是德国人。注这个要点在1920年2月24日就得到了公开的宣布。当然，在1920年，大多数犹太人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但是到了1929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非常清楚他是谁，知道假如他掌权之后，人们从他那里期望得到什么。到1932年，当纳粹党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时，几乎没有犹太人还在怀疑从纳粹党那里将要得到的东西。
在1932年，犹太教士阿尔弗雷德·?维纳在《中心协会报》（1932年7月24日）采用了以下提问式的头条标题，希望他的读者对纳粹的危险予以警觉：“一个计划或煽动的实现：一个希特勒的多数派会干些什么？”维纳间接地警告他的同胞犹太人：“假如第三帝国到来，那么我们将告别正义和繁荣，告别公众精神和自由事业。”
阿尔弗雷德·?维纳是代表德国犹太人的、最大的保护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名字叫“犹太人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心协会”。它成立于1893年，是第一个明确与犹太恐惧症作斗争、保护犹太人公民权、推动德国犹太人自我认同事业的犹太人组织。在战后的年代，中心协会的成员在6万和7万之间波动，占德国犹太人总数的14％。但是，中心协会宣称它代表几乎90％的德国犹太人。其后的推动力主要由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记者、作家、商人）和学生当中的社会积极分子组成。协会也出版自己的报纸，最初叫作《在德意志帝国》，后来它与《德国犹太人报》合并，重新命名为《中心协会报》。在垂死的共和国疯狂的战役期间，中心协会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图书，分发小册子，组织公共论坛，旨在启蒙德国的公民，告诉他们真正的生活和德国社会中想象的犹太人是相对立的。中心协会一次又一次地记录犹太人对德国社会所作的贡献，驳斥了犹太人的对手散布的有关犹太人的谎言，它们包括从对《塔木德经》、祭祀杀婴、阴谋计划的扭曲，到对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笨拙行为的谴责，范围极广。为了驱散犹太人对德国不忠的谴责，阿尔弗雷德在1930年一次犹太人抗议集会上尖锐地主张：“假如授予德意志精神诺贝尔奖，德国的犹太人就是接受者。”
除了发动公共启蒙运动的计划，中心协会还试图通过德国的法律制度发挥作用，以保护犹太人的权利和名誉。中心协会的律师采用了对付个人和宗教诽谤的《德国刑法典》第130条、第165条，获得了一系列抵制公然的犹太恐惧症的成功。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恐惧症出版家特奥多尔·?弗里奇，以及处于领导地位的纳粹分子约瑟夫·?戈培尔、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罗伯特·?莱伊、卡尔·?霍尔茨、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都因为诽谤犹太人而受到小额罚款。正如先前所显示的，德国的法律制度掌控在保守主义的法官手中，他们不喜欢民主共和国，经常站在它的死敌一边。这一法律制度多次在其决策中显示了公然的反犹太人偏见。尽管法律认为“公开地诽谤以宪政的方式建立的政府”是犯罪，但是1923年最高法院认可这样的轻蔑用语“犹太人共和国！耻辱，犹太人共和国”，因为“德国新的法律和社会秩序明显是由德国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带来的”。这一法律制度因此是一把双刃剑，更何况它经常慷慨地给在公开场合穷凶极恶的纳粹分子提供发布偏见的论坛。
第二个代表德国犹太人的保护性组织是“犹太人前线战士国家联盟”，它于1919年2月8日由40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犹太老兵创立，其领导是莱奥·?勒文施泰因上尉，他在战争期间因为发明了一个声呐装置而十分有名。这个组织最初的目的是保卫犹太士兵的荣誉，以抵抗犹太恐惧症的指控，即犹太人是胆小鬼，他们逃避兵役，尤其是前线的兵役。尽管该组织从官方的角度试图避免卷入德国犹太人国内的宗教活动，但有几次记录表明，它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分裂行为，因为这些分子威胁要将德国犹太人从他们的祖国分化出去。这个国家联盟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保守的组织，一直避免采取好战的策略，除了几次犹太老兵遭到了明显的诽谤。例如，它起诉了希特勒的导师迪特里希·?埃卡特，他公开吹牛说他将给人1000马克，只要这个人能够证明一个犹太家庭送了三个儿子去前线至少三个星期。国家联盟提交了几十个人的名单，把埃卡特告上了法庭，让他付清所有金额。但是，这样的成功是稀有的，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从数量来说，国家联盟大约有3万会员，1.4万年轻的追随者，360个地方办公室，一个名字叫《盾牌》的核心期刊，它是一个微小的但组织良好的联盟。
另外一个有着强烈的保守主义观念的保护性组织是民族主义德国犹太人联盟，由先前是德国军队的预备役军官马克斯·?诺伊曼在1921年建立。这个组织追随它领导人的信念，即反犹太人偏见来自犹太人和德国人不同的看法。假如是这样的话，犹太人因此必须证明他们和德国人一样是忠诚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诺伊曼既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也拒绝东方犹太人，因为他们强化了疏离的犹太人的传统否定性形象。他忠告德国犹太人不要再做半个德国人，而要做百分之百的德国人。最初，诺伊曼因为纳粹分子的民族主义信仰而对他们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试图和纳粹分子达成和解，只是后来他发现了每一个犹太组织都最终被迫承认的东西，即纳粹分子不惜拒绝犹太人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将犹太人妖魔化为种族的敌人。
正如年轻的德国犹太人中的青年领袖汉斯·?约阿希姆·?舍普斯（1909—1980）所阐述的那样，对于一位忠诚的、爱国的、保守主义的犹太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吃惊和痛苦的发现。年轻的舍普斯来自一个富裕的普鲁士犹太人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些犹太人在第二帝国已经完全受到了同化，把他们的孩子作为德国人来抚养，和德国人一样思想和感受。舍普斯生于1909年，他逃过了“前线的经历”，但是没有逃过战后的影响。像许多爱国的年轻德国人一样，他认同参战老兵分享的同志情谊的精神，这些老兵中的许多人也参加了战前的大众青年运动。舍普斯一直具有一点反叛精神，喜欢年轻人的集会，寻求某种比中产阶级生存的刻板日常生活更富有意义的东西。他同时对性别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的寻求，在典型的保守中产阶级体制中是经常发生的。这涉及对父母资产阶级生活的代际反叛，涉及向青年运动新浪漫主义世界的逃避。这个世界有着同性恋的、兄弟般的关系，涉及学生在大学的兄弟情谊，专心于哲学和宗教的世界观。在海德堡大学，舍普斯凭借强有力的人格、德国人的标志长相、知识的深度吸引了人们的关注。1930年，他在图林根森林的深处建立了新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同志情谊”，同时撰写文章拒绝物质主义，鼓励他的年轻追随者转向内在精神，寻求生存意义。假如纳粹没有在德国掌权，舍普斯可能和任何他那一代的德国学者无异，将享有成功的学术生涯。由于感到自己是一个保守的德国人，而非犹太人，舍普斯没有重视来自纳粹阵营的危险信号；他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文贬低国家社会主义，把它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当纳粹在1933年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事情之时，他依然相信他能够和他们谈判，得到他们对其新建立的组织“德国前卫”的批准。这个组织是犹太人的保守主义、集权主义的协会，他们除了犹太恐惧症之外，分享了大多数纳粹的意识形态。正如约翰·?迪培尔所说：“对于舍普斯和其他特别爱国的犹太人来说，问题是他们所代表的恰恰是纳粹分子不需要的东西——一个如此热爱德国，以致不能忍受离开它的想法的犹太民族。”这对于舍普斯来说无异是真实的，他光明的学术生涯被纳粹中断；他不得不在1938年为了生存逃逸。
对于许多德国犹太人看待和回应社会现实的方式来说，舍普斯绝不是一个稀有的例外。犹太人和他们德国的对应物一样，除了反犹太性，经常建立他们自己的、有着一样目的的平行机构。考虑到纳粹的危险，许多历史学家后来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