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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多的犹太人能进入大学，超出了他们在德国社会的人口比例。学生协会反复要求为犹太人制定配额，把他们的入学名额限制在和他们人口比例相对应的数量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纳粹在学生委员会的选举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功。1919年，慕尼黑大学的大学生听到库尔特·?艾斯纳被刺的消息后欢呼雀跃；1920年，为瓦尔特·?拉特瑙举办的纪念仪式在柏林大学不得不被取消，因为学生威胁要对它进行破坏，他本人也是被三个年轻的犹太人仇恨者刺杀的。但是为公平起见，100万柏林人最终公开悼念他们亡故的领导人也应该被记录下来。1927年，普鲁士学生联合会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询问它的会员是否应该许可犹太人加入联合会；答案是不吉利的预兆：77％的会员投反对票。
在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纳粹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之后，德国大学反犹太人的破坏活动就成为了家常便饭。1931年，反犹太人的骚乱在维也纳、柏林、科隆、格雷夫斯瓦尔德、哈雷、汉堡、布雷斯劳、基尔、柯尼斯堡、慕尼黑爆发。1932年1月22日，柏林大学的反犹太学生用鞭子和皮带攻击了犹太兄弟会成员，严重伤害了一些数量上多得多的犹太学生。校长叫来了警察，清理了大学，当局也保证这类破坏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对犹太学生的类似攻击在接下来的四天再度出现。1932年秋季，布雷斯劳大学的学生在地方冲锋队的支持下，企图实现极端右翼圈子里一度夸下的海口：没有德国学生应该坐在犹太教师的课堂上。学生把他们犹太恐惧症的怒气发泄在恩斯特·?科恩教授的身上。他是这所大学一位年轻的法律教师，在他讲课期间，这些学生向他喧嚣和齐唱侮辱性的言词。几个星期以来，科恩教授一直受到粗野学生的野蛮喧嚷，但是他一直抱有希望：让他失望的狂热会平息下来，他的同事会联合支持他的事业。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这表明德国的教授团除了其不关心政治的态度外，还庇护了强烈反犹太人的偏见。尽管中心协会在科恩的案子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把它作为学术自由的典型事例，但是它的努力被大学当局釜底抽薪。大学解除了科恩的教职，借口是他涉足了政治议题。他告诉过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他愿意为托洛茨基在德国提供庇护所。
科恩的案例显示了反犹太人的学生从他们反犹太人的教师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支持。一些人得出的德国教授团不具有反犹太人属性的结论，是有严重缺陷的。教授们是“有教养的反犹太者”，在一些有名的案例中，是明显的犹太恐惧症患者。他们几乎没有勇敢地面对情绪激昂的学生，去支持著名的犹太教授的任命，或去保护他们的犹太同事。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里夏德·?维尔施泰特1924年辞去了大学的职务就是一个相关的案例。作为慕尼黑大学的教务长，他发现自己处于20世纪20年代初丑恶的反犹太人情绪爆发的中心，学生冲进教员会议室，要求解除犹太教授的职务。但是，导致维尔施泰特决定辞职的原因，与其说是学生对犹太人的偏见，不如说是他同事的偏见。1924年，著名的地球化学家维克托·?戈德施密特被建议作为维尔施泰特的同事保罗·?冯·?格罗斯的接任者，后者才从慕尼黑大学退休。维尔施泰特是戈德施密特热心的支持者，但是他很快发现他的同事对戈德施密特任命的抵制不是以学术，而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在相当多的幕后政治运作之后，全体教师投票否决了戈德施密特的任命，借口是他是一个外国人。维尔施泰特立刻宣布辞职，这使他的同事和学生都很惊讶。他坚持认为他的辞职是有原则的，是不可取消的。他不能赞同全体教师的观点，他们认为为了避免学校的动乱，许可“反犹太人的时代倾向”是必须的。维尔施泰特是第一位因为体制上的种族主义而被“内部流放的”犹太知识分子。
为了再次驳斥妄想的思想只是未受教育的人实际上专有的观点——这种观点让知识分子很舒服——记录德国学术界的犹太恐惧症思想的史前史是重要的。事实证明这一假定是谎言。种族主义的理想受到许多德国教授热情地支持。柏林大学新校长威廉·?希斯在他的就任演讲中显示出他是坚定的种族主义卫生学的支持者。根据罗伯特·?普罗克特的观点：
在纳粹掌权很久之前，许多研究种族卫生学、种族学的处于领导地位的机构和课程都在德国大学里建立起来。到1932年，可以公平地说：种族卫生学成为了德国医学圈子里科学的正统，在1932—1933年冬季学期，大多数德国大学的医学系都开设了26个独立课程，讲授种族卫生学。
意识形态的强迫症正在被教诲，但这一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医学领域。人类学家汉斯·?F.K.金特、耶拿大学的哲学家马克斯·?旺特、明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翰·?普兰格、柏林大学的法学家E. 冯·?莫勒、格雷夫斯瓦尔德大学的哲学家赫尔曼·?施瓦茨都在促进这一强迫症。无疑，这些直言不讳的反犹太哲学家并非必然是整个教授团的代表，但不能否定的是，他们的观点得到了他们同事的宽容，并且得到新生的极端化的学生广泛地分享。
除了这些体制化形态的犹太恐惧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文献也记载了为数众多的“仇恨犯罪”的发生，一般采取亵渎犹太人的坟墓和会堂的形式。阅读当代犹太人的出版物是有指导性的，它们记载了这类暴行的发生。中心协会细致地记录了1923年至1932年间亵渎坟墓的事件，抵抗反犹太主义协会也作了同样的记录。尽管在魏玛时期没有发生屠杀，但是假如没有行政当局的干预，有几场骚乱和反犹太人的挑衅可能轻易地恶化为屠杀。1923年11月上旬，反犹太人的骚乱在柏林的流浪汉区爆发，许多犹太人生活和工作在那里。作为“水晶之夜”的前兆，咆哮的暴民砸碎了犹太人的商店，掠夺他们的财物，高呼“杀死犹太人”。在同样的月份，希特勒发动了慕尼黑政变，许多犹太人遭到了攻击。纳粹的暴徒随意地挑选公寓，就是因为他们业主的名字听上去像犹太人，比如勒文塔尔、勒文施泰因、赫茨、克莱尔斯海默；他们进而掠夺财物，威胁或者暴打业主。希特勒的冲锋队暴徒从电话簿上选择人质，挑选名字听上去像犹太人的业主，然后派遣冲锋队员把他们带走。鲁道夫·?赫斯除了实际上“逮捕了”整个巴伐利亚内阁，还把犹太银行家路德维希·?瓦塞尔曼作为人质，对他说了不少犹太恐惧症侮辱性的言辞。
这是一个大难即将到来的预兆。八年后，当纳粹已经嗅到胜利的气息，他们挑选了犹太新年的第一天（1931年9月12日），策划了对柏林犹太人的屠杀。这个计划由冲锋队领导人赫尔道夫伯爵和卡尔·?恩斯特执行，号召对选帝侯大街的犹太教礼拜者进行伏击。但是，当纳粹的暴徒出现在这条时尚大街的时候，多数犹太教礼拜者都已经回家，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纳粹暴徒攻击“犹太人长相”的行人，后来显示，这些人大多数是罗马尼亚人或者亚美尼亚人。这个事件的反响有着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目击事件的德国行人没有特别的愤怒，也没有干预；警察只是做了象征性的姿态抓捕了几个嫌疑犯；法院最终宣告几个嫌疑犯无罪。当然，毕竟一个法院还是进行了审判，这证明德国依然是一个法制国家，公民在其中保证完全的公民权；但是，这个国家在萧条和更新的政治狂热的冲击下，正快速地向大灾难飞速奔去。
在柏林这一事件之后仅仅两个月，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文件泄漏到法兰克福警察局，它显示一旦国家出现紧急状态，纳粹计划做的动作。这些文件由黑森州纳粹党大区领导人在一个名叫鲍克斯海默·?霍夫的农庄起草的，这些文件概述了当纳粹掌权并面对共产党接管时，将运作的紧急措施。这些“鲍克斯海默”文件确切地显示一旦纳粹掌权德国人将要面对的东西：无情的极权主义统治、冲锋队对国家部委的控制、对各种犯罪的死刑。这些文件也显示了犹太人将要面对的东西：大规模饥饿致死和驱逐。
当然，希特勒完全否认知道这些文件，并试图使自己与这些文件包含的极端建议保持距离。他处于政治成功的边缘，因此他难以承担真相的揭露，即他的政党注定会鉴于恰当的时机，准确地按照鲍克斯海默文件上建议的那样行事。同时，他以登峰造极的手段玩起了变色龙的游戏，它糊弄德国社会重要的企业团体相信，他的反犹政策只是用来消除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突出地位，他没有意图攻击犹太人本身。但是，阅读过鲍克斯海默文件的罗伯特·?维尔施和其他著名的犹太人都深深感到震惊。他们认识到，这不是用来获得政治控制的蛊惑人心的空谈，而是为纳粹未来的国家精心起草的策略。
国家最高法院中止了对鲍克斯海默文件起草者维尔纳·?贝斯特的诉讼程序，因为这些计划仅仅是在乌托邦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演习而已。这一政治上的误判再次证明，德国的机构没有保护民主共和国抵制它的武装敌人；同时由于没有能够避开对自身的威胁，共和国没有能保护存在于自己权力范围内的少数派犹太人的权利，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民主进程的退化证明支持共和国及其民主宪章的人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在共和国的支持者当中，犹太人发现了他们最强大的同盟者。温和的中间派政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国人民党——强烈地支持犹太人的公民权，反对任何形式的犹太恐惧症。但是到1932年，温和的中间派作为德国政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左翼政党坚定地反对犹太恐惧症，但是它们也输给了极端右翼，并且它们互相鄙视，就如它们鄙视纳粹党一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都强烈地反对所有形式的犹太恐惧症，但是这一态度并非一直扩展到普通大众当中，他们经常把犹太人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恐惧也来自犹太移民（东方犹太人）的竞争。左翼被阶级意识的心理所俘获，认为犹太恐惧症完全是一个经济的术语，即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者经济利益相关，这些剥削者把犹太人的仇恨者作为工具，把劳动阶级的注意力从经济的艰难中转移出来。然而，具有强烈社会主义信仰的德国工人从来没有击败纳粹犹太恐惧症的事业。
至于教会，它们的官方立场是，在为其他的权利而战之前，首先要为他们信奉者的权利而斗争。像许多特殊的利益集团和党派一样，教会只关心自己，经常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围墙里。当对犹太人的暴行不时出现时，教会在睡觉，从不醒来。德国的教会将弄巧成拙的习惯一直带到第三帝国，醒悟过晚，以至于无法改变悲剧的结果。在新教教会里也出现了裂痕，一个称自己为“德国的基督徒”的喧嚣的少数派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让他们确信基督是雅利安人。但是，作为整体的教会依然强烈地反对这种反犹太人的观念，继续肯定拯救最初是来自犹太人的信仰。无论是新教教会还是罗马天主教会，连同它们的大多数成员，都从来没有肯定任何暴力形式的、涉及剥夺犹太人权利、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或者灭绝他们的犹太恐惧症。不幸的是，教会从来没有积聚足够的政治力量或者勇气来保护它们自己成员的权利，更不用说它们犹太公民的权利了。
当然，这对于所有文明的政党和群体来说都是真实的；他们的差异证明比他们共同保卫文明的价值观的努力更强烈。在共和国垂死的几年当中，政治的重心从民主的左派和中间派转移到极端的右派，从进行民主实验的心甘情愿到对集权主义控制的强烈集体欲望。希特勒是这个重大转变的受惠者；他的政治天才存在于发动众多的不满者之中，存在于赢得显然是不相容的社会团体的支持。他知道在大众民主时代的选举方式不仅是由阶级的从属关系，也是由群体的偏见塑造的。他通过论证认识到：假如他能够成功地将大众民族化，用民族的偏见灌输他们，他就能成功地消弭经济的分化，重新将异质的因素整合到民族共同体当中。他是正确的。在1923年到1933年间，他为一个大众的政党创造了这一基础，这是一个十分新颖的概念，以致它完全躲避了他的政治对手，尤其是政治左派的阶级意识的思想。选举方式显示，希特勒的魅力穿过了所有阶级的疆界；它尤其在社会的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显示得更为强烈。有论点认为，希特勒在中下层阶级那里，从社会和经济上一无所有和边缘化的小市民那里得到了大多数支持。这个论点不再有说服力。注
真相是，希特勒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尽管他在自由选举中得到的最高选票只有37.2％，也就是每八票中有三票；但是这个边际高于任何其他政党，足以使他得到他所需要的为了击溃对手、进入总理府的力量。给予希特勒支持的是共和国分裂的缺陷和它的文化，尤其是反对党温和的领导层、魏玛宪法的缺点、对《凡尔赛条约》的普遍憎恨、不断增长的对集权主义领导层的渴望心态、统治精英关键成员的背叛。希特勒充分利用了纳粹党在计策上的优势，以及他自己操纵事态的天赋，欺骗了在1932年唯一可以阻止他的集团——围绕在兴登堡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