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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性的犹太恐惧症业已诞生，它已经具备了先前提及的奇思怪想的所有性质：紧随着战败及其结果（革命、《凡尔赛条约》、政治动荡、经济崩溃）之后灾难综合征的释放；对群体灭绝的恐惧；被普遍接受的“启示”和选举的迹象；对极端邪恶的揭露；为创造新的、重新获取活力的第三帝国，赎罪的政治力量发起的动员；等等。就是在一个小型的、被称为德国工人党，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种族主义啤酒屋俱乐部的圈子里，这类想法和信念采取了特别有害的形式，最终被投射到整个政治舞台上去了。
纳粹犹太恐惧症的兴起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是德国的现象，而非纳粹的现象。毕竟“纳粹”是这样一些德国人，他们信仰纳粹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种族优越，一个受管制的和同质的社会共同体，服从一个有个人魅力的元首，生存空间的征服，创造一个持续千年的新的日耳曼帝国。不可能清晰确定有多少德国人相信纳粹主义全部的五个主要特征，多少人相信部分，多少人一点也不信，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能够使我们作出明确的解释。从纳粹分子掌权之前的投票数据，从战争不利时对他们政策的热情支持，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数量可观的、所有社会集团的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德国人，似乎全部或者部分认同这些纳粹的原则。他们坚持这些原则的原因是某些遗传的文化特性的结果。这些特性在第二帝国时期得到了固化，并教导德国人民无条件地尊重权威，羡慕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德国所有一切的优越性，怀疑——假如不是蔑视——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纳粹分子建立了这些民族中心论的文化特性，使它们大大超越了第二帝国已经达到的夸张地步。他们带入到已经十分夸张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当中的热情力度，连同他们发动实施它们的疯狂决心，对头脑清醒的德国人和外国观察家来说是新颖的，也是令人惊恐的。
纳粹分子一旦掌握了权力，他们就调动了一个现代技术国家的所有资源，用他们意识形态的妄想灌输给德国民众，把他们作为自己设计的代理人。我们现在得知：纳粹分子在整个德国民众那里成功地布下了他们的妄想之网，但是，他们是如何使德国民众紧密地涉足他们最重大的犯罪——大屠杀——将是留到最后一章来解决的问题。开始必须说的是，纳粹分子是富有激情信仰的德国人，他们有着将这一信仰植入作为整体的德国民族之中的疯狂决心。他们的信仰不是突如其来的彻底失常，它植根于一些德国非民主的、非自由主义的传统，它建基于其上并加以夸大。当然，德国可能会在不同的方向前行，比如民主的、人道的、和平的方向；但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没有发展出自由主义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需要用民主的价值观和实践对德国民众进行“再教育”。相反，德国人沿着妄想和毁灭的道路前行，而这条道路是由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为他们绘制的。
纳粹运动产生于巴伐利亚战后的混乱。在六个月的时间里（1918年11月—1919年5月），巴伐利亚被一系列政治动乱弄得四分五裂，其中包括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衰亡、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建立、施瓦宾“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的统治、共产主义政权下的恐怖统治，以及右翼力量的反革命，这支力量最终为初期的纳粹运动准备了基础。艾斯纳和大多数施瓦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苏维埃形式的极端主义分子都是犹太人的事实，给普通巴伐利亚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强化了已经存在数个世纪、潜伏的基督徒反犹太人的偏见。随着极端左翼的毁灭，巴伐利亚政治指南针的指针无误地指向极端右翼。社会主义名誉不好的实验，被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犹太人的颠覆代理人的工作。希特勒试图通过他更为聪明的宣传，把这些力量之间的联系强行敲打进许多巴伐利人的脑子里，不过在此前很久，他们就将它们串联在一起了。
总之，许多巴伐利亚人在1918—1919年暴动之前就患有犹太恐惧症，他们比以往更加确信：左翼的革命——用阴谋的种族主义遒力会的创立人鲁道夫·?塞巴滕多夫的话来说——已经“被低级的种族（犹太人）制造出来腐化德国人。……从现在开始，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出自遒力会和类似的种族主义团体，纳粹党招募了它早期的成员。就是从1920年开始，被古斯塔夫·?冯·?卡尔领导的右翼政府所统治的巴伐利亚成为了一块磁铁，吸纳了所有类别的极端主义团体，它们策划推翻民主的共和国。巴伐利亚政府通常对准军事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视而不见，它们包括最不听话的自由军团部队。在正规军的保护下，它们可以自由地行动。厄尔哈特旅在1920年3月卡普暴动期间，在推翻魏玛共和国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它没有成功，却在巴伐利亚找到了避难所。那些对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和瓦尔特·?拉特瑙实行政治刺杀的极端主义分子也是如此。慕尼黑的军区司令部的主要官员公开认同纳粹的目标，并且一些像褐衫冲锋队未来的首领罗姆这样的人经常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游荡，或者在自由军团的各个阶层和类似的转业军人协会中搜寻，为纳粹党招募新的成员。这些人视自己为一个重新获取活力的德国的先驱，视自己为对共产主义、民主、和平主义、自由主义、国际主义以及国际金融犹太人进行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他们相信就是这些犹太人构成了一种力量，把以上的一切联系在一起。为了与这些能够感觉到的邪恶作战，好战的右翼斗士将恶魔般的妄想植根于巴伐利亚，后来又植根于德国其余的地方。这些妄想将腐蚀德国民众的道德良心。
德国工人党最初起步于一间小的种族主义的啤酒馆，它成立于1919年1月5日。它的创始人（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卡尔·?哈勒）及其早期成员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工人，他们要把德国的工人阶级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钳制下拯救出来。他们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一样持有反对态度，他们设想了一个清除了所有异己力量的（犹太人、和平主义者、外国人）种族倾向的国家，这个国家依靠广泛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且显示了完美的社会良心。最初，这个新党的成员分为四个群体：具有强烈种族主义信念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德国的拯救具有奇异万灵药的业余知识分子；具有坚定的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思想的军人；具有阴暗的过去、利用政党满足自己机会主义目的反社会人物。在第一群体有党的创立人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卡尔·?哈勒；第二个群体有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迪特里希·?埃卡特、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马克斯·?埃尔温·?冯·?施伯纳—里希特；军事领导人中有著名的里特·?冯·?埃普、恩斯特·?罗姆、阿尔弗雷德·?鲁登道夫，后来还有赫尔曼·?戈林；在人数不断增加的反社会暴徒或者骗子群体中有赫尔曼·?埃塞尔，在阿道夫·?希特勒取代他的角色之前，他是这类人的代表。
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社会来源，但他们都被德国战败和后来的严重结果——国内冲突、革命、经济灾难、侮辱性的《凡尔赛条约》——引发的广泛而混乱的变化弄得完全迷失了方向。出于信念或者社会关系，他们也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和无可救药的军国主义者，认为新的民主变化对他们的社会存在形成致命的威胁。首先，他们是无耻的犹太恐惧症患者，把所有降临在他们国家的不幸怪罪给犹太人。戈特弗雷德·?弗德尔是纳粹党的金融专家，他谴责犹太人通过可耻的战争获利，他们与外国势力叛国的商务联系引发了德国的经济崩溃。他控诉犹太人是旨在破坏事态正常进程、蓄意引发危机、银行挤兑、萧条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润。弗德尔为经济上的小人物代言，他们被战争的混乱边缘化，穷困潦倒。他们感到被大企业和大工会欺骗和出卖，满怀乡愁地依附在和谐的民族共同体这一前工业社会的幻象之上。在这个共同体当中，市民、工人、农民、士兵为着祖国的利益进行合作。希特勒后来利用了边缘化的经济集团（手工艺人、小企业拥有者、农场工人、用人、半熟练的工人）的恐惧，通过采用里夏德·?霍夫施塔特在其他背景下所说的“类似妄想狂的政治风格”，刺激他们聚合到政治行动当中。
弗德尔的犹太恐惧症在性质上主要是经济的；但是，在振兴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坚定分子当中，对犹太人的仇恨呈现出更为有害的意识形态的尺度。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的主要催化剂是希特勒的政治导师迪特里希·?埃卡特。他是一个二流的记者，花里胡哨的爱国戏剧的作者，自我膨胀、装腔作势的人。像纳粹党核心圈子的其他成员一样，埃卡特在心理上是不稳定的，道德上是堕落的，政治上是危险的。从1918年至1920年，他出版了高度煽动性的报纸《在平凡的德国人当中》，这张报纸专长于反犹太人、反共产主义。他也是种族主义遒力会的著名成员，因此成了纳粹党的助产士。他的社会关系使德国工人党在1920年12月获得了《慕尼黑观察者报》这份报纸。后来这份报纸由埃卡特编辑，重新命名为《种族观察者报》，成为了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喉舌。埃卡特在希特勒那里发现了德国的救世主，他把这位年轻而无经验的煽动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丰满他的羽翼。希特勒反过来十分崇敬埃卡特，视他为纳粹运动的楷模和精神教父，后来把《我的奋斗》献给他作为纪念。埃卡特1923年12月去世，他留给纳粹运动最后的遗产是起草了一本有毒而荒诞的宣传小册子《从摩西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和我的对话》，在其中，他回溯了两千年的历史，机敏地将所有现存的反犹太人的诽谤端了出来，并给读者惊人的启示：犹太人和恶魔结盟，不仅寻求对世界的统治，更令人恐惧的是，他们在寻求对世界实际的毁灭。但是，这本小册子采用确定的观点戛然而止：虽然他们可能毁灭世界，但是犹太人终将是短命的，自我毁灭。
1919年的某一天，为了逃避布尔什维克主义，年轻的波罗的海的德国人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出现在埃卡特的办公室，询问埃卡特是否能够使用“一位反耶路撒冷的斗士”。这位兴奋的编辑据说眼睛都没有眨，回答说“当然可以”。罗森贝格作为“犹太人问题”、布尔什么维克主义、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专家臭名昭著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开始了。罗森贝格出生于爱沙尼亚的瑞威尔（里加的旧称），母亲是爱沙尼亚人，父亲是立陶宛人。从文化上来说，罗森贝格属于德国人称的外国领土的德国人，属于那些生活在波罗的海国家、俄国以及欧洲或者海外其他地方德国人社区的德国人。这些“小德国人”经常培育一种夸大的德国民族性的感觉，显示出强烈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尽管罗森贝格追求着一种技术的职业，在里加和莫斯科学习建筑学，但他让自己沉浸在种族主义哲学的知识氛围当中，以致当他遇见希特勒之后，两个人立刻成为了心灵的知己。罗森贝格是一个喜欢沉思、学究气很重、狭隘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被人称为“受教育极度有限的人”。像希特勒一样，他的世界知识主要来自种族主义的宣传小册子，以及许多可疑的观点和理论。他从雅利安人优越性的自利信条的圈套出发，建立了一种世界观，接着在一系列著作中把这种世界观投放到世界。它们包括《变化时代的犹太人的踪迹》（1920）、《塔木德经中的不道德性》（1920），以及巨著《20世纪的犹太人神话》（1930）。
罗森贝格对散布反犹太人偏见最著名的贡献之一，是他作为《种族观察者报》总编辑的工作。这份报纸是犹太恐惧症宣传最成功的工具。罗森贝格也是传播狂热的犹太恐惧症宗教观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代理人。这种宗教观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毒害了俄国文化，并以特别恶心的形式在《锡安长老会协议》中浮出水面。罗森贝格在去埃卡特办公室很久之前已经将自己沉浸在这一协议当中。后来，他说服希特勒这份文献是绝对真实的，在1923年出版了他自己编辑的版本。
罗森贝格还把另一个波罗的海的德国人带入党内，他就是马克斯·?埃尔温·?冯·?施伯纳—里希特。他是一位工程师和德国外交团的前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东欧和土耳其工作，建立了各种各样名人会聚的圈子，其中包括巴伐利亚皇室成员、工业巨子、高级教士、俄国流亡者和军官。他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是鲁登道夫将军。这位将军是德国人民心中战争的传奇英雄，是协约国眼里被诅咒的战争罪犯。他逃到瑞典以躲避协约国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愤怒，并在那里写作了对自己有利的回忆录，等待有利的时机能够回到德国。在斯巴达克斯党分子被击溃之后他就回到了柏林，在协约国裁军委员会监视者的鼻子下面涉足政治阴谋。这些监视者和用着化名的将军住在同一家宾馆。这位将军依然被认为是民族的象征符号，被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团体搜寻。他让自己卷入了旨在推翻他所厌恶的民主共和国及领导人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