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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暴动。他告诉他的夫人，他希望问心无愧地处以他们绞刑，看着他们悬挂摇摆。当暴动失败的时候，他很快否认所有的责任，移居巴伐利亚这个对右翼更友好的避难所。在那里，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使他卷入了希特勒推翻政府的阴谋。他的政治判断从来不能和他的军事才能相媲美，并且在不断地退化，特别是在他和妻子玛格丽特离婚，娶了第二个妻子玛蒂尔德·?肯尼茨之后。她是一个恶毒的、伪知识分子的庸医，用种族主义、异教徒和反犹太人的偏见毒害了鲁登道夫的思想。他开始相信，1918年11月大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各种颠覆性势力的聚合，他们包括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济会成员、耶稣会成员和犹太人。这些人在背后给德国军队捣蛋。他在他的《生活回忆录》中说道：
我逐渐认识到引发民族崩溃的邪恶力量，以及在它们当中德国种族自由的真正敌人……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社会结构中存在着真菌……以及秘密的跨民族的势力，例如犹太人和罗马人，还有他们的工具，即共济会、耶稣会这些神秘而邪恶的组织。
这种采用了寄生和鬼神学隐喻的语言，成为了疯狂的犹太人仇视者类似妄想症精神状态的明确特征。很明显，这些类似妄想症的咆哮不仅来自社会上贫穷或者精神上扭曲的民众，而且在鲁登道夫和其他人的案例中，也来自光彩照人、获得巨大成功的领导人。正如在其著作中所显示的，鲁登道夫真诚地相信犹太人是真菌和寄生虫，他们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国际金融资本家联手，企图“阉割我们的男子气概和民族气概，以致其他具有更为强大的民族意志的人能够统治我们”。舍弃了所有理性的能力，这位将军借助了完全妄想的原因来说明犹太人正在接近他们的目标，并根据数字命理学的理由宣称就在1923年这一年，犹太人将发动对日耳曼帝国的攻击。
这是……一个“耶和华年”。像1914年一样，这个数字（1+9+2+3）相加是15；它是由10和5两个数字构成。根据犹太人的迷信，它们是耶和华（Jahweh）这个词的前两个辅音，因此能够使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秘术家在这一年获得成功……摧毁帝国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种类似妄想症的思想在妄想的、鬼神学的框架中移动，在1918年至1923年间得到了惊人的传播。它产生于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产生于集体灭绝挥之不去的恐惧，它似乎在保守主义和种族倾向的右翼那里最为强烈。在这个右翼那里，它涵盖了不同的阶级和职业宽广的范围。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将军和下士，都相信日耳曼种族的肌体已经被犹太人的细菌感染。他们两人都采用了歇斯底里的言语描绘德国人身体上出现的情况：被强奸，被阉割，感染了梅毒，被奴役，被灭绝。他们两人都认定犹太人是耽于声色的作恶者；最终他们两人恶毒的暗示必须对灭绝者反灭绝，把他们绞死或用毒气处理掉。
极度活跃的军国主义者及其得到很好财务支持的出版公司，不断地给这些恐惧增添燃料。对于他们来说，每一个危机或者灾难都立刻被解释为犹太人恶行的另一个例证。谣言被当着事实，最极端的解释比理性的或者中和的判断更让人确信。最恰当的事例是：《锡安长老会协议》在许多民族主义和犹太恐惧症的圈子里得到广泛的接受。这份文献由逃避共产主义的俄国移民带到德国。在德国的主要城市，尤其在柏林和慕尼黑，俄国移民构成了相当规模的群居地，他们在那里利用散步的时间到处宣传和策划复仇。例如在柏林，费多尔·?温贝格这位前沙皇的官员出版了俄语日报《呼唤》，在其中，他和其他倡议者一道，主张消灭所有犹太人作为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为了支持这一恶毒的建议，温贝格还在德国散布了第一批《锡安长老会协议》。正如前面所示，这份文献声称是对犹太长老秘密会议的记录，他们发誓要通过民主、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共产主义这些颠覆性的力量毒害基督教文明，从而推翻这一文明。《锡安长老会协议》也概述了一些技术性的方法，借此可以建立世界性的犹太国家。路德维希·?穆勒·?冯·?豪森用戈特弗里德·?祖尔·?毕克的假名在1919年7月出版了这个协议的德语版，这个版本印有“先进前哨”的字样，它是“反犹太人傲慢联盟”拥有的一家出版社。这本书到1933年出版了33版。其廉价的大众版由弗里奇的铁锤出版社出版，到希特勒掌权之时售出了10万册。1922年7月24日，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刺杀，当时他正乘敞篷车前往他的办公室。年轻的刺杀者之一恩斯特—维尔纳·?特肖后来在法庭上证实，他的团体受到《锡安长老会协议》的强烈影响，他们坚信犹太外交部长是这部犹太恐惧症的文献中提及的300个长老之一。
这个刺杀外交部长的年轻人绝非异常的事例。在1920年，一位犹太人的观察者记录了他出席几次《锡安长老会协议》讨论会议的情景：
演讲者通常是教授、教师、编辑、律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听众由受过教育的阶层、公务员、商人、退休官员、女士组成，当然首先是由学生，来自各个系科、所有年级的学生组成……激情被煽动到沸点。在这些人的面前存在着活生生的所有不幸的原因——那些人制造了战争，带来了战败，发动了革命，召来了所有的痛苦。这一敌人如此贴近，伸手即可以触及，然而他是在黑暗中潜逃的敌人……我观察着这些学生。几个小时前，他们也许在世界著名学者的指导下，在一个讨论会上发挥着自己的心智去解决法律或者哲学的问题；而现在，年轻的血液在沸腾，眼睛闪光，拳头紧握，沙哑的声音在发出欢呼或者复仇的咆哮……假如我被认出是犹太人，我怀疑是否能够身体不受伤害地离开。
这段文章含义深远，因为它准确地揭示了犹太恐惧症的知识分子化在德国文化精英那里发生了。尽管有许多平民相信那些犹太人恶行的传统成见，但是大量专业人士把犹太恐惧症知识分子化了。他们包括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学生、教师、律师、公务员、记者、军官、现役军人、商人，他们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的不幸。这一妄想可以说是从社会阶梯的顶端渗透下来的，而非从底部向上移动的。
为了理解这一社会的异常现象，有必要认识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教育并非一直等同于启蒙或者其接受者心智的提高。教授们能够传授并且确实传授了仇恨和强迫症，他们在美德方面没有垄断权利。事实上，妄想的力度和持续的时间依赖于其知识分子的犯罪者持有妄想的韧性。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和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推动它的知识分子精英，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强化它的文化和政治机构。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感到惊讶：这一野蛮的、愚蠢的、精神失常的仇恨竟然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德国人具有如此广泛的说服能力。那些看到如此结果而感到失望的人应该会认真地思考：一旦从他们的犹太恐惧症的解释中抽去所有明显的原因——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也许存在着某种无法约束的、在历史中周期性发作的极端邪恶。
毫无疑问，在纳粹的圈子里，这种类似妄想症的犹太恐惧症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力量，从作为一个种族主义啤酒馆俱乐部的政党诞生开始，经过了一些胜利，一直到在德国的大城市、工厂、文化地标的瓦砾中其暴力的终点。它构成了罗森贝格《种族观察者报》的主题、施特赖歇尔《突击手》中疯狂的咆哮、纳粹顶层领导的暴力语言，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戈培尔、海因里希·?希姆莱向犹太人展示出来的强迫症的仇恨。据说犹太恐惧症最丑恶的展示发生在《突击手》当中，它是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在1923年至1945年间出版的种族主义画刊。施特赖歇尔被无误地称为“第一号犹太人迫害者”，他在1923年加入纳粹党，因为在犹太恐惧症中，他看见自己偏见的镜像；在阿道夫那里，他看到了德国未来的救世主。当他1922年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时，他着迷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以致走上讲台对希特勒说：“我是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此刻我知道我只能成为追随者，而你是领袖！我送给你一场已经在法兰克尼亚建立的群众运动。”施特赖歇尔和希特勒的相遇采用启示的形式，随后紧跟的是皈依，在许多纳粹著名领导者的生活当中，或者在纳粹宗教不知名的追随者那里，这绝对不是例外。在戈林、戈培尔、希姆莱、施佩尔，以及其他汇聚在阿道夫·?希特勒魔咒之下的人的经历中，都以相同的词汇记录了这一相遇。
1923年，施特赖歇尔创办了最后成为世界最为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画刊《突击手》，这是一份可怕的、淫秽的、仇恨的杂志，它是纳粹领导层及其政治步兵——褐衫冲锋队队员——扭曲生活和变态人格的镜像。《突击手》也反映了施特赖歇尔个人的强迫症和失常。众所周知，他是一个性变态者、一个恶霸，习惯拿着皮鞭阔步游荡，作为法兰克尼亚的大区领导人，他在痛打政治犯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戈登·?克雷格记得施特赖歇尔在慕尼黑大学大厅的演讲，他用最令人厌恶的词汇滔滔不绝地谈论他最喜欢的犹太人主题。正如克雷格的回忆：
三个半小时，这个粗野的恶霸穿着褐衫，挺着大肚子，倾泻着我在公共演讲中难以想象的污言秽语，更不用说是在大学讲台了。他提供了犹太人掠夺成性的“科学的”证据，在这一点上他坚持认为：假如一个人在动物园留意的话，他就会注意到金发的德国儿童总是在沙箱里快乐地玩耍，而黝黑的犹太儿童在食肉动物的笼子面前期待地坐着，寻求着他们感染在血液里的欲望的替代性满足。大厅里的听众全神贯注，许多人做着笔记。
我认为，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中虚构的色眯眯的、有性强迫症的犹太人，实际上是他自己行为的反映，这种行为根据多数标准来看是野蛮的和不文明的。事实上，可以说施特赖歇尔和希特勒最紧密圈子的其他成员都是卑鄙而有强迫症的人，他们乐于彼此陪伴，认为女人是性的对象，喜欢与政治对手大打出手，不相信“值得尊敬的”或者“有教养的”东西。纳粹运动使得这种反社会性格的野蛮冲动合法化，允许德国的施特赖歇尔们将他们的变态“正常化”。
二十多年来，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中提供源源不断的、令人恶心的反犹太人文章。空前绝后的种族主义偏见的妖术达到如此腐烂的极限。在它的全盛期，《突击手》每期销售50万份，用令人毛骨悚然的犹太人不检点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故事来取悦它的读者。这些故事包括祭祀杀婴、强奸、金融操纵、邪恶的政治阴谋，等等。菲利普·?鲁普雷希特（笔名FIPS）是画刊的漫画家，他通常把犹太人画成矮小、肥胖、丑陋、胡子拉碴、流口水、无精打采、性反常、鹰钩鼻、猪眼、凸嘴唇的样子。为了将犹太人非人化，他还把他们画成蛤蟆、吸血鬼、秃鹫、昆虫、蜘蛛、细菌和毒菌。其他钝化读者的策略包括显示犹太人缺乏任何真正的人类特性，比如爱情、欢笑、忠诚、友谊、同情，把他们描绘为只有身体上的冲动，暗示他们因此在道德上受到污染，并根据上述推论，主张他们不适合在正直的德国人的社会中生活。
施特赖歇尔相信犹太人是生物学上的恶魔种族——最初是长着“半人样的”魔鬼。这种信念绝不是变态，而是在种族倾向的右翼不断发展的信仰。在与施特赖歇尔或者希特勒相似的人那里，这一妄想似乎追随着某种发展进程：一开始是流行的歧视性偏见，即犹太人因为他们奇怪的宗教信仰和尖刻的商业行为，是人们不信任的疏离的局外人；后来是完全膨胀的妄想，用戈培尔的话来说，犹太人是反种族的，他们构成了德国患病民族身体中的脓肿。一旦犹太人的仇恨者把许多一般德国人共有的“大众歧视性的”偏见转变为“生物学种族的”犹太恐惧症，他们也就把偏见转变为致命的心理强迫症。
在名为《戴着面具的宗教》（1924）这本没有名气的书中，卡尔·?克里斯蒂安·?布里把这一犹太恐惧症的妄想描绘为一种变态的宗教再神秘化的表现，认为犹太恐惧症患者实际上企图用自己重新具有活力的种族主义基督教替代古老的基督教。犹太恐惧症在这一新的宗教中构成了关键的因素，因为它向所有的人解释了世界的邪恶。布里用餐桌上的盐罐子作为类比说明了强迫症的犹太恐惧症。他指出：正常的人只是看到一个盐罐子；但是犹太恐惧症患者没说多少话就总是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犹太人在腓尼基时代就在食盐的贸易中欺诈，甚至在今天的食盐行业犹太人雇主的比例还高得惊人。布里认为，这样的人肯定不能只看到一个普通的盐罐子，而是必须给其核心的、经常发作的强迫症一个通风口，那就是犹太人邪恶的影响。
不再看到简单的人类，而是看到恶魔般种族怪物的德国人，从现实逃到神话幻想的世界。他们接受了非理性的、有着其独特信仰和礼拜仪式的宗教。在检验纳粹领导人及其核心追随者类似强迫症狂的心态时，詹姆斯·?M. 罗兹认为，推动纳粹主义的动力是世俗的千禧年信仰，它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