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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次革命左翼发动的严重暴动，发起者是卡尔·?李卜克内希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克斯党。但是，社会民主党这么做，得到了军方及其法西斯雏形的自由军团的帮助。自由军团抵抗着德国社会的共产化和民主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与传统军事精英的魔鬼协定可能挽救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使他们摆脱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极端行为，但是它也注定新的、在魏玛正在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短命。埃伯特最初同意不干预军队传统的结构；他不知道的是，这也使得他的党没有能干预行政部门、大学、大型公司的传统保守主义秩序。这些机构和集团厌恶民主进程，它们成为企图毁灭民主共和国的右翼保守主义极端分子的聚合地。
从共和国成立开始，就能确认出三股主要的政治势力：一是革命的左翼，它在1919年被击溃，但是继续推进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厌恶在比例上大得多的多数派社会党；二是温和的多数派社会党，他们暂时和天主教中央党、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民主党派合作，从而给予魏玛共和国一口苟延之气；三是正在增长的保守主义右翼，最初它被战败所震惊和瘫痪，但是力量很快得到了恢复，把自己作为传统德国价值观真正的承担者。战后政治的标志就是这三股势力，但是当埃伯特和社会民主党同传统的军事工业精英在1918—1919年达成协议的时候，结果已经注定是保守主义的右翼占据上风，因此也预先阻止了在德国社会的制度和传统当中进行任何根本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也在左翼的共产主义者和右翼的保守主义者眼中使社会民主失去了信用。
1918年到1923年间，德国经历了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震荡，以至于它无法治愈许多内部的分裂，无法保护自身免于不断增长的右翼极权主义的威胁。在这五年间，德国处于实际上是国内战争和大萧条的状态。仅在1923年一年，虚弱的共和国就从一个危机蹒跚到另一个危机：鲁尔被法国人占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体制在图灵根和萨克森取得了政权；共产主义的暴动在汉堡发生；巴伐利亚落入了右翼反动派手里，他们威胁要退出德国；德国的东部边境受到波兰人的威胁；460万德国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尤其是在德国的货币及其经济在毁灭性通货膨胀冲击下发生崩溃之后，资产阶级的文明处于崩溃的边缘。历史学家康拉德·?海登认为，这次经济的动乱是“货币的死亡”，是物质富裕乐观景象的终结，是对进步的世俗信仰的终结。许多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德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它美好的言辞、对它有关储蓄受到法律保护的保证等等的所有信任。九年来，他们向政府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储蓄；而回报却是，政府的战争借贷、储蓄、投资现在都分文不值，因为政府浪费了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用于一场无效的战争。五年间的社会舆论气氛充满了狂暴和寻找替罪羊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被正确地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复活的犹太恐惧症的孵化期的原因。这两个现象是紧密相关的，正如它们预示了在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当中意识的“再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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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恐惧症的聚集
在1920年，在帕绍的第41巴伐利亚警卫团的汉斯·?克诺登，给巴伐利亚的总理古斯塔夫·?冯·?卡尔递交了一份标题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建议》的紧急报告，在其中，他提供了几乎和1942年1月万湖会议规划一样的解决方案。这位年轻人被一位著名的国会议员描述为“特别善意的、可敬的年轻人”，他受到最高贵的拯救民族和国家于不幸的崇高意图的促动，提供了如下的“人道建议”：
1. 犹太人要在24—48小时内在指定地点报到，然后被移送到集中营。
2. 抵制这些措施的犹太人将被处决，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
3. 给犹太人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德国人将得到同样的下场。
4. 假如协约国报复，应立即采取把犹太人饿死的措施。协约国一旦发动实际的入侵，就立刻对犹太人进行屠杀还以颜色。
5. 只要受到内部和外部敌人威胁，对犹太人的收容就要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犹太人在收容中活了下来，并且内部和外部的敌人都被消灭，存留下来的犹太人将被全部驱逐出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同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任何返回德国的犹太人将被判以死刑。
这个年轻人“可敬的意图”被认为是病态狂热者的咆哮，立刻被行政当局拒绝，但是他提出的极端建议可能被比行政当局愿意承认的更多的人所接受。首先，在1918年战败之后，病态的犹太恐惧症在军队有牢固的根基。到那时，犹太恐惧症已经在军官团和军队行政部门的各层级蔓延开来。帝国军队的瓦解并没有消除反犹太人的偏见，因为这些偏见很快就转移植入了正在激增的、在1919年至1923年整个德国迅速生长的准军事组织。事实上，就是自由军团和许多相关的退役军人协会、种族主义联盟以及防御性的协会，成了核心的犹太恐惧症的培育基地，我们可以把它们和纳粹运动联系在一起。
自由军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冬季革命的骚乱。那时，帝国统治的崩溃导致了革命左派和社会民主力量之间更残酷的权力斗争，前者试图对德国社会进行革命化，建立共产主义的体制；后者试图安排向社会民主的和平过渡。无论哪派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得到德国人民的支持。正如先前所见，社会民主党借助军队和关联的自由军团组织粉碎了革命的左派。1918年冬季，帝国的军队因为战败、士气的丧失、停战的条款所要求的快速遣散，以及《凡尔赛条约》对这一遣散的再次确认，很快自我瓦解。《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军队的规模缩减到10万人。多数旧帝国的军官和服役军人认为自己体现了德国的全部精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拒绝放下武器，继续发挥着志愿兵的作用，积极地跟随着他们的指挥官参加各种政治冒险，要么反对他们国内的左翼敌人，要么在东部抵抗波兰人或者立陶宛人。他们失去了战争，也失去了他们的军官领袖——皇帝，因此这些军官主义者认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社会主义统治下沉闷的前景，他们知道这个制度对旧的军事体制充满敌意。估计在1919年有大约27万名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旧式贵族。他们享有免于文人统治的实际豁免权，并发挥着令普通德国人嫉妒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战败的震动、军事和社会特权的丧失、社会主义体制下沉闷的“没有英雄气息”的生活前景，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此他们变成狂怒的反革命分子，拼命地寻找新的帝国战旗，以及能够为自己的困境加以谴责的敌人。
正如罗伯特·?维特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准军事的力量是纳粹主义的先锋，他们制造了后来可以用来定义希特勒的政治青年即冲锋队队员的犹太恐惧症心态。这些组织的青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找到了进入纳粹运动的路径——强烈地相信领袖的原则，厌恶民主，仇视中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观，把犹太人看作他们种族主义的敌人，要求“无犹区”，重新将德国军事化。阿道夫·?希特勒利用这些人作为击槌攻击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一些大屠杀著名的杀戮者——马丁·?鲍曼、鲁道夫·?霍斯、埃里希·?冯·?戴姆·?巴赫·?扎勒维斯基、埃里希·?科赫、库尔特·?达鲁伊格、汉斯·?弗兰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都出自这些人当中。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具有喜欢掠夺的强盗心态。战争已经存在于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后来将从他们暴力的经历当中创造一个完整的新浪漫主义神话。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位后来记录了他的自由军团在东部的冒险：
我们向着天空咆哮高歌，在他们背后扔手榴弹。……我们看见了鲜血。我们生活的土地被毁灭，发出呻吟。一度平静的村落在我们路经之后，被火焰熏黑，化为灰烬，燃着余火。我们点燃了葬礼的柴堆，远不是在那里焚烧枯枝烂叶——在那里，烧毁了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渴求；烧毁了市民的牌位，以及文明世界的法律和价值观；烧毁了一切……这样，我们趾高气扬，醉醺醺地满载掠夺品归来。
这种恶毒的心态与来自被围困的保守主义右翼的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仇恨态度相互滋润。这些右翼包括公务员、军官、学者、企业家。在紧随德国战败的最初震动之后，极端右翼对它的政治对手发起了歇斯底里的战役，犹太恐惧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场战役最初的动因来自海因里希·克拉斯和他的泛日耳曼联盟，它得到了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和越来越极端化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克拉斯和他的反动追随者视新的民主是来自犹太人的毒药。他们主张犹太人与其说是自由选择出来的，不如说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投毒者。这意味着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是邪恶的，因此用他的话来说要被毒打致死。克拉斯这位枢密院顾问代表着一个数量稀少、政治上危险的封建精英团体，它正受到被社会民主广泛力量替代的危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克拉斯就在其狂暴的反犹太人的著作《假如我是皇帝》（1912）一书中拉响了反犹太人的警报。在书中，他谴责已经推进社会民主党成为多数派的选举，认为它是犹太人策划的一场民主欺诈。克拉斯的圈子要承担主要责任的战败，却为他提供了额外的自用弹药库，借此他可以继续把所有德国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他的泛日耳曼联盟与军方携手，在破坏1914年“国内和平阵营”中发挥了作用，发动了一场经济上得到很好支持、政治上组织良好的战役。这场战役的目的是诽谤不同的阶层和种族的敌人——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以及犹太人。
就在民主派的领导人正企图在魏玛奠定新共和国基础的时候，克拉斯的泛日耳曼联盟建立了德国保卫和抵抗联盟。这是一个反民主的和犹太恐惧症的武装行动团体，它的目的是为日耳曼民族的再生而战，清除“犹太人有害的、毁灭性的影响”。这个种族主义组织在组织技能和宣传方面预演了纳粹运动。在整个德国，它在草根的水平上把自己变成大区和分部，并发动了宣传的闪击战。根据阿尔弗雷德·?罗斯的观点，1920年就发行了764.2万份宣传品。另外，这个联盟有自己的报纸《德国种族报》，并拥有自己的“科学的”种族杂志《政治和人类学月刊》。这两份出版物上都印有万字徽。
正如罗伯特·?维特指出的，保卫和抵抗联盟不仅为纳粹主义准备了道路，而且也推荐了纳粹主义的一些领导人。著名的有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他是1923年至1945年间德国最臭名昭著的犹太恐惧症杂志《突击手》的编辑；迪特里希·?埃卡特，青年希特勒的导师，他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共同编辑了纳粹党的党报《种族观察者报》；年轻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是党卫队的领袖，党卫队保安处的领导，以及大屠杀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除了给志趣相投的组织或利益集团提供友好的支持外，保卫和抵抗联盟还把目标锁定在战后心怀不满的人身上，它包括大量的社会上无家可归的人，经济上穷困潦倒的人。这些德国人遭受了战争、革命、复仇性的和平条约的重击，对他们的国家未来真切地充满恐惧。就是在这一如此混乱的状态中，这个联盟和类似的犹太恐惧症组织开始投下了它们的诱饵，蓄意激发潜在的和明显的反犹太人的偏见。用克拉斯同伙康斯坦丁·?冯·?格布萨特尔将军的话来说，犹太人可以用避雷针来防范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访德国的不公正行为。这样，数量不断上升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将犹太人挑选出来作为每一件错误的替罪羊。
首先，犹太人被谴责为逃避军事责任而破坏了战争的成果，他们为了自己物质上的收获，剥削国家资源和经济资源，鼓励外国犹太人作为廉价工人流入德国，但实际上这些工人是作为他们种族同谋的同胞来颠覆德国的血统。其次，犹太人被谴责给予革命者、心怀仇恨的政客以支持和鼓舞，他们正通过赔偿、领土割让、粗鲁的轻视和羞辱奴役着德国人民。第三，犹太恐惧症患者拒绝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把它视为“犹太人共和国”，因为它的宪法是由犹太人雨果·?普罗伊斯起草的，它的民主性质是以有利于犹太人的方式制作的。最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文化变化开始在德国民众的生活中清晰可见时，犹太恐惧症患者几乎立刻谴责犹太人，要他们为所有消极性的后果负责，其中包括现代主义明显的堕落，以及折磨着更多民众的社会经济的不幸。
推翻一个根植于蓄意的谎言或者妄想之中的负面影响是困难的，并且一些犹太人对彻底消除犹太恐惧症感到绝望。阿尔伯特·?巴林在自杀前不久承认：“一个人不可能掌握现在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但是必须以顺从的方式观察它们的变化。我被深深的、无法摆脱的忧郁紧紧控制。”巴林的绝望是早熟的，也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在1919年至1923年间，这种引发大屠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