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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从世界上清除掉这些令人不快的东西。”瓦尔特·?拉特瑙是一位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他明显真诚地表示犹太人正成为“德国人民身体中外来的有机物”，因此正如卡尔·?马克思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他对自身犹太人的传承表达了深深的暧昧。
假如身为犹太人的瓦尔特·?拉特瑙看见某个东方的犹太人都会感到不愉快，那么当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见到他所称的这些“裹在长袖衣服里、留着黑色鬈发、散发着让我要生病的臭气的东西”的时候，他的恼火就更为厉害了。突然之间，根据犹太恐惧症的观点，瓦尔特·?拉特瑙的外国有机物成为了“有毒的脓肿”“腐烂的酵母”“杆菌”，发动一场杀灭一个致命病毒的战争要求英雄主义的方法，它们要和巴斯德、科赫曾经使用过的方法相媲美。到了1914年，希特勒和其他患有种族主义的犹太恐惧症的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认为犹太人是异己的民族，而是认为他们是致命的杆菌，因此必须被彻底消灭。
我并不想主张，希特勒在战前维也纳对犹太人的看法是一种共同的看法，但是证据显示，它在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十分广泛的，超出了通常的假定。正如杰克·?维特海默尔提醒我们的，对没有被同化的犹太局外人否定性的成见，也表明了德国人普遍对外国人持有的一个长期问题：“本质上德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是剥削性的。德国人不仅没有想到他们的国家是那些受迫害的和贫困的人的避难所，而且他们对外国人的评估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用途。”在第二帝国对外国人愤世嫉俗的处理，不仅与纳粹德国形成明显的关联，而且与战后的联邦德国也是如此。乐意吸纳外国人的团体，并且允许这些人成为国民是一个民族特性的重要尺度，假如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清楚的是，第二帝国不仅远离自由主义的尺度，而且形成了胚胎形式的“纳粹时代的意象和政策”。
换句话说，对东方犹太人的偏见体现在反犹太人仇恨最恶意的形式当中，即恐惧外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生物学的种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公然的反犹太人偏见没有构成多数人的观点，它们依然限制在极端的种族主义圈子内。然而，这些极端的圈子和主导这些圈子的怪人，在塑造未来思想和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的事例是格奥尔格·?兰茨·?冯·?利本菲尔斯，他给希特勒灌输了许多种族主义的思想。1905年，利本菲尔斯是阿道夫·?约瑟夫·?兰茨的假名，他创立了“新殿堂会”，其成员都是金发碧眼的男人，他们被这位主人劝告与天生具有同样长相的雅利安女人配对，在德国制造出新的种族秩序。利本菲尔斯在他的杂志《女神奥斯塔拉》中散布其种族主义的思想。这本杂志的封面通常用万字徽来装饰，它在德国和奥地利销售得非常快。事实上，1908年秋季刊发行量达到了10万份。就在这一年，利本菲尔斯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理论动物学或索多玛小猿和神圣电子的科学：早期的和最近的世界观导引及对皇室的和贵族的辩护》。这是一部漫谈性质的著作，试图显示历史是黑暗儿童（索多玛小猿）和光明儿童（雅利安人）之间的永恒冲突。利本菲尔斯宣称，英雄的雅利安人拥有导电的身体器官以及内嵌的导电输送器，但是他们的能量被几个世纪来累计的种族不纯所耗费。他希望通过纯洁种族的优生学，在雅利安种族当中再次给予这一英雄品质以活力，从而帮助雅利安人重新点燃他们电磁的、放射性的器官，变成无所不知、智慧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对于所有低级的种族来说，特别是犹太人，利本菲尔斯推荐了一种国家支持的奴役、绝育和灭绝的政策。
利本菲尔斯不仅是一个疯狂的怪人，而且是一个骗子。他的真名叫阿道夫·?约瑟夫·?兰茨，他曾经是奥地利圣十字修道院西多会的修士。1899年他离开了修道院，称自己为“男爵”，授予自己一个博士的头衔，另外还遮掩了自己的出身。除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活动之外，利本菲尔斯还在上奥地利的威芬斯泰因聚集了一些和他想法相同的邪教分子。在那里，他汇集了他的门徒，升起一面万字旗，给条顿的精神念诵富有魔力的咒语。根据研究利本菲尔斯怪异生涯的维尔弗里德·?戴姆的观点，阿道夫·?希特勒实际上在那时遇见过利本菲尔斯，并向他询问过日耳曼光与春的女神奥斯塔拉的一些陈旧问题。事实上，万字符号、种族主义的历史理论、雅利安纯洁性的圣杯、类猿人种的灭绝，所有这一切精神上的失常，都被利本菲尔斯为希特勒预先制造出来了。
然而，把利本菲尔斯和种族主义的邪教分子挑选出来，作为种族主义偏见唯一的提供者，是十分错误的。在种族主义的民粹分子和学者当中，存在着相当多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养分共享和积极合作。例如在1900年，武器制造商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克虏伯赞助了一次论文竞赛，论文的主题是：“我们从达尔文主义原则以及把达尔文主义用于内部政治发展和国家法律当中能学到什么？”评审团的主席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大多数竞争者都信仰雅利安人的优越性，支持某种反犹太人的隔离。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是慕尼黑的医师威廉·?沙尔迈耶，他用竞争、适者生存这些宽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来描绘所有人类的行为，建议对种族上虚弱的人种给予温和的忽视。他特别相信雅利安种族代表了人类成就的顶峰，严格的优生学努力，尤其是国家支持的这一努力，将保持雅利安人的纯洁性和领导地位。
克虏伯竞赛中另一位竞争者是路德维希·?沃特曼，他获得三等奖，后来因为出版种族主义期刊《政治人类学评论》而得到了很高的声望。他的期刊是少数学术期刊中唯一专注于种族主义研究的。阿尔弗雷德·?普洛茨是德国优生学运动的奠基者，他出版了最受人尊重的文献之一?——《种族主义和社会生物学文献》。普洛茨的出版物成为了先锋的种族主义思想的论坛。他后来创造了“种族卫生学”这个短语，建立了秘密的日耳曼人协会，并因为对种族主义的贡献，得到了希特勒的慷慨奖励，获得了大学的教席。一些下一代的主要优生学家和遗传学家，换句话说，就是在国家社会主义保护伞下的科学家，都受到沃特曼和普洛茨的影响。他们其中有欧根·?费舍尔、弗里茨·?兰茨、奥特马尔·?冯·?维斯舒尔，最后一位是未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博士的导师。这一伙人当中最富有热情的人是欧根·?费舍尔，他将门德尔的遗传学运用到种族卫生学上。1934年，费舍尔吹嘘他是在学术圈子推广沃特曼思想的第一位科学家，并且“用对种族主义科学的热情点燃了年轻人的心”。费舍尔的同事弗里茨·?兰茨是阿尔弗雷德·?普洛茨的门徒，经常为普洛茨的杂志提供稿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普洛茨的《评论》得到德国许多学者热切的阅读，成为所有种族主义信条的交流中心，其中包括兰茨和利本菲尔斯的伪科学迷思。
尽管阿尔弗雷德·?普洛茨试图澄清他并非想让种族卫生学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影响，他谴责这些偏见是迷信，但是这一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精确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与极端种族倾向和民族主义的反犹太人偏见交换养分，给这些偏见令人尊敬的科学外表。阿道夫·?希特勒种族主义的世界意象并非他自己妄想的产物，而是德国和西方其他地方（包括美国）“令人尊敬的”科学发现的结果。当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读到费舍尔或利本菲尔斯的文章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吸收在学术和大众圈子里被广泛接受的思想。
在这些信条里面体现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所有的生命一生都从事着无休止的生存斗争，假如放弃斗争就注定灭亡。像个人一样，民族也从事着无止境的、适者生存的斗争。一个民族的战斗质量依赖于其民族和种族的纯洁性，以及创造生产价值的工人、凶猛的斗士、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哺育适应力最强人种的能力。那些污损民族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亚洲的低等人、精神疾病患者、身体上残疾的人——都要通过适当的国家手段加以清除。对于所有人种来说，雅利安人（白种人）种族处于人类成就的顶峰。因为德国是雅利安种族的故乡，因此德国人被赋予神圣的使命，即大量繁殖和统治世界。但是，种族的混杂已经走得太远，以致时间确实已经晚了。因此，只有国家支持的立法才能保护雅利安种族免受劣等种族的感染。1913年，欧根·?费舍尔以“绝对的确定性”大胆预言：白种欧洲人将被灭绝，除非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制定和实施明确而一贯的种族政策。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政府提供了这一政策。
在1914年，没有人能够预言事态肯定不会按照纳粹塑造的方式发展。尽管在德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先前讨论的不祥的错误路线，但是，德国的状态是一个文明的法治状态，它保护努力挣钱的犹太人的权利。按照彼得·?普尔策的话来说，犹太人自身发现“在欧洲生活是可以忍受的，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明显不错的。他们就像在家里，犹如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在家里一样”。当然，有理由惊讶，因为对犹太人的仇恨不仅感染了粗野或无知的民众，这一点在整个历史上都有显示；而且从生活的所有方面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受过教育的民众的思想中，另外还栖居在许多社会和政治的机构当中。虽然我们可以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画一条垂直的关系线，但是没有理由在1914年假定，反犹太人的感染已经侵蚀了整个社会，并把犹太人弄进了地狱。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暴力后果提供了一些条件，它们加重了这一感染，并将它转变为狂暴的疾病。
注 杰克·?韦特海默在1987年出版的题为《不受欢迎的陌生人：帝国时代的东欧犹太人》一书显示：犹太人，尤其是东欧的犹太人，几乎不可能从骗人的公务员和法官那里获取公民权。他们经常在严格的命令下行事，拒绝给予犹太人公民权。这本书的优点不仅在于提醒我们在19世纪很多德国官员对待犹太人的方式，而且也显示了甚至在今天德国人依然保持了对外国人的歧视态度和法律。
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在“八月炮火”开始大作之前不久的1914年8月2日，大量的战争演说在整个德国回响。在慕尼黑的音乐厅广场，当从陆军元帅大厅的阶梯传来宣战的消息时，数以千计的人欢呼雀跃。在人群当中，距离面对广场的露台两侧的石狮子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年轻人，他似乎处于狂喜的状态，此刻的激动让他神魂颠倒，根据他张开的嘴和闪闪发光的眼睛判断，他正短暂地体验着一个征兆：命运正在召唤他进入伟大的事业。照片里的这个人是阿道夫·?希特勒。用理查德·?汉泽尔的话来说：“画面永远凝结在这一精确的瞬间，就在此刻，阿道夫·?希特勒的事业成为了可能。照片所拍摄的正在被宣布的战争，形成了对他的崛起不可或缺的社会混乱。”战争的激动让希特勒不能自已，以致“那几个小时像一次赎救，把我从青春的烦恼心情中解脱出来……今天我可以无羞地说：我被感激的热情所席卷，我跪了下来，发自充溢的内心感谢上苍，它赐予我好的命运，让我生活在这个时代”。
希特勒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的紧张惊险感到狂喜，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间接感受到的，1914年8月的大多数德国人也共享着同样的心态。国家被真实的战争精神错乱所控制，年轻人和老人都一样欢欣鼓舞地欢迎为德国而战的前景。被压抑的社会挫折，连同强烈持有的民族主义信念公开爆发，并至少在一瞬间形成了非常整一的、有着共同目标和目的的民族。左翼政党保证在胜利到来之前暂时搁置不同意见，和政治的对手结合起来。皇帝骄傲地宣布敌对的政治堡垒处于友好的状态，在一个国家之中，党派的争斗暂时停了下来，“我不再承认党派，我只承认德国”。
大多数德国人陶醉于这种民族主义狂热弥散的情绪之中，他们把战争看成激动人心的消遣，甚至把自己从多年的不满、被疏离或者失败之中拯救出来，并且希望到圣诞节战争完全结束。年轻人被父母、老师、恋人所怂恿，迫不及待地奔赴前线，一个后来纳粹冲锋队员回忆道：“我感觉自身有一种冲向前线的冲动。最终被允许参与这一神圣战斗的渴望变得非常强烈，上升到几乎病态的程度。”年轻的德国人从小就习惯了男子气概和为祖国牺牲这些崇高理想，同时他们被维系在一些心理和行为的培养上，包括自宗教战争之后对陌生人的仇恨；在崇拜的女性的欢呼声中，以激昂的行军方阵奔赴前线；疯狂的决心赋予感情以心理的力量。
这也包括大量的德国犹太人，他们抓住这个时刻证明他们的忠诚，证实他们的德国人特性。一个协会宣称：“所有犹太人必须尽职，但是德国犹太人必须做得更多。”许多德国犹太人和德国同伴一样，因为同样的理由欢迎战争的到来，但是也许有更特别的原因：战争给了他们机会去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是忠诚的德国公民，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