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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时间已晚，唯有对世界犹太人一致的反击才能遏制住德国民族的厄运。
威廉·?马尔尖锐的警告绝不是异常的例外。1874年，满足中产阶级需要的文学杂志《园亭》发表了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文章，谈论柏林的股票交易和投机欺诈。奥托·?格拉高（1834—1889）撰写了这些文章，它们反映了下中产阶级（工匠、小生意人、小商人、小公务员）的不幸，他们为自己的困境谴责犹太银行家和政客。他们的类似妄想狂恐惧的主要承接者，通常是俾斯麦的好友和心腹——犹太银行家戈森·?布雷施罗德。正如弗里茨·?斯特恩所言：
他体现了所有社会不幸的人所憎恨的一切：他是一个拥有传奇性财富和权力的犹太人，是一个扰乱等级秩序的暴发户和财阀。他似乎适合所有反犹分子的成见：犹太人是煽动者和阴谋家，是腐蚀者和永远的幕后操纵者，总之，犹太人是具有阴暗力量的人。就是犹太人的力量使得非犹太人心神不安，使得反犹分子疯狂。他依靠股票的倒卖积累自己的财富，蔑视人们应该赚钱糊口的神圣原则。在新的反犹太主义中有一种强烈反资本家的成分，而布雷施罗德这位国际银行家，这位值得尊敬的高利贷者，是犹太人和资本家所有邪恶的表征。
有这样想法的德国人很可能属于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层，他们尤其感到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反复发生的经济波动的威胁。这样的集团感到无人代表、被人忽视，不知道如何是好。正如保罗·?马辛指出的，自由主义除了提供了对自由企业高贵的言辞之外，没有给予他们任何东西；保守主义过于遥远和精英主义，无法说服他们；社会主义根据历史法则注定将他们一笔勾销。国家社会主义策动了他们的失意。
这些不同的愤恨最终被几个反犹太人的煽动者从政治上组织起来。1879年，威廉·?马尔建立了反犹太者联盟；1880年，两个新的政党——社会帝国党和德国改革党成立了，它们把反犹太人的愤恨和偏见作为其主要的平台。1881年，一直承受着严重经济困境的小贵族马克斯·?利伯曼·?冯·?索纳贝格，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令人厌烦的姐夫伯恩哈德·?福斯特建立了德国人民联盟，这个组织致力于同议会民主和犹太人开战。福斯特是一个轻微错乱、被解雇的教师，后来移居巴拉圭，打算建立一个名叫新日耳曼尼亚的纯雅利安殖民地。然而，他在乌托邦种族主义方面奇怪的试验悲惨地失败了，1889年他自杀身亡。利伯曼、福斯特和社会帝国党的创建人恩斯特·?亨利希一道，在1881年搜集“反犹太人请愿书”，共有22.5万人签名，这些人呼吁停止犹太人移民，并把他们从公务机关驱逐出去。他们把请愿书上交给俾斯麦。首相的大臣们用简洁的回答拒绝了请愿书：“政府没有打算采取行动剥夺犹太人的权利。”
然而，犹太人问题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反犹太人的书籍、杂志、党派、公共演讲到处扩散，在德国泛滥成灾。各类反犹太人积极分子的聚集地就是反犹太者联盟。它的创建人之一是特奥多尔·?弗里奇（1852—1933），他后来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犹太人迫害者之一。弗里奇后来被纳粹分子吹捧为大使级的导师，他出版了一系列猛烈轰击犹太人的作品，一开始是1887年的《反犹太人教义问答书》，顶峰之作是1907年的迫害犹太人的巨著《犹太人问题手册》。他还在莱比锡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铁锤出版公司。这家出版社促进反犹太人书籍的出版，通过其定期出版的杂志《铁锤》熟练地利用大众的种族主义偏见。这些出版物的主题都是一样的：犹太人和诸如共济会成员、天主教徒、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其他阴谋组织成员合谋，秘密策划对整个世界权力的控制。类似妄想症的紧迫语气贯穿在弗里奇的作品当中。在其《犹太人问题手册》中，他甚至附加了详尽的清单，他认为犹太人要为这些罪行负责：谋害、叛国、伪造、强奸。此类对犹太人的迫害后来得到了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和阿道夫·?希特勒的赏识。
1887年，马堡大学的自由主义分子、黑森邦农民的代言人奥托·?鲍克尔著有臭名昭著的迫害犹太人著作《犹太人：我们时代的王》。他是第一个官方的“反闪米特主义者”。他作为独立派被选举为国会议员，鲍克尔是为数不多的自封的民粹派领袖之一，他把对犹太人的仇恨作为自己政治上自我扩张权力的手段。他在讲台上呼吁将犹太人和德国人分隔开来，把犹太人当作外国人对待，限制他们的权利。尽管鲍克尔最后失去了职位，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但是他播下了未来的反犹太人活动生根于此的种子。
更让人讨厌的反犹太人煽动者是赫尔曼·?艾尔沃特，他过去是一位教师，因为盗用基金专门给清苦学生使用而被解雇。由于散布有关俾斯麦和布雷施罗德的诽谤故事，他在监狱里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像鲍克尔一样，艾尔沃特浑水摸鱼，把萨克森邦农民和工匠的不满情绪组织起来，巧妙地将最恶毒的诽谤注入他反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十字军当中。1892年，他被选上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同年，艾尔沃特喧闹的下层阶级给保守党施加了压力，使它接受了新的计划——《蒂沃利计划》。这个计划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与犹太人对我们大众生活产生的横行而腐烂的影响作斗争。”尽管这一计划企图俘获大众追随者，但是，无论大众的反犹太人言论还是煽动者的言论都没有显示出持续的政治力量。鲍克尔在1889年建立的反闪米特人民党获得了稳步的但并不引人注目的增长，从1889年的1.2万张选票，上升到1893年的26.4万张选票，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获得35万张选票。各种各样昙花一现的反闪米特政党从未打算选举出超过20个以上的代表进入国会，鲍克尔和艾尔沃特失去了他们的席位，消失于无名之中。但是这些政党、它们的利益集团，以及那些领导这些政党、利益集团的人，都证明了广泛的对犹太人仇恨的存在。不过，这些反犹太人的煽动者一直设法给自己安上一个光鲜的外表，摆出一个高贵的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宣称代表纯粹的民族利益，而非狭隘的党派利益。
代表民族的而非狭隘党派利益的主题，更多地在奥地利得到宣称，在那里，民族冲突比德国远为强烈。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社群的帝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日耳曼民族发现自己被其他民族集团替代的潜在危险。这些民族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犹太人。结果是，患有外国人恐惧症的日耳曼精神得到了增长，这种精神带有刺耳的反犹太人的弦外之音。当阿道夫·?希特勒1907年抵达维也纳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市长是反犹太人的卡尔·?卢格（1844—1910），希特勒后来称他为“所有时代最高贵的市长”。卢格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充满经济困难和金融丑闻的时代，他被下中产阶级的选民推举为市长。他本质上是一位浪漫主义的反动分子，喜欢回归更为有机的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他的目标是总体上将犹太人逐出有影响的职业和公共生活。
卢格的政治对手是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舒纳勒（1842—1921），他是一个地主、奥地利参议院议员、泛日耳曼民族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舒纳勒也开启了与“罗马决裂”运动，这一运动号召结束罗马天主教文化和宗教的统治地位，其口号是“没有犹大王国，没有罗马，我们建立日耳曼尼亚的苍穹”。舒纳勒呼吁奥地利和德国合并。他的狂热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他的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都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确实，维也纳可能是欧洲最种族主义类似妄想狂的首都。就是在这里，斯拉夫圈子的恐惧和犹太人阴谋的谣言联合起来，制造了一个非常容易被利用的、极其不稳定的气氛。也就是在维也纳，特奥多尔·?赫茨尔痛苦地认识到，犹太人从未被任何非犹太人的社会完全接受为平等的人，他为犹太人新的大量流失辩护，几乎单枪匹马地再次激发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维也纳的犹太人数量从1857年仅仅6217人增长到1910年的175?318人。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大量犹太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莱奥波德，它位于跨越多瑙河运河的第二区。这些犹太人的大多数是来自东欧的加利西亚，被称为东方犹太人。在说德语的地区，他们得到的待遇清楚地表明德国人仇恨犹太人的性质，尤其是丑恶的外国人恐惧症的和种族主义的弦外之音。
东欧犹太人浪潮从两个主要的德国人的土地上岸——东部的奥地利和被称为波兹南的普鲁士东部地区。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东欧犹太人稳步流入上述地区。最初，它是各种各样霍乱传染病和饥馑的结果，但后来是俄国支持的大屠杀所致。受到惊吓、竭力反对移民的德国人似乎也发现，尽管有超过200万的犹太人逃到西方，但是这些难民的大多数移居到了法国、英国和美国，而不是说德语的地区。德国政府甚至比奥地利政府还厉害，制定了严厉的办法阻止这些移民定居德国。每一项可能的策略——从让人羞辱的调查到强制重新安置的骚扰——都得到了采用，以便把这些移民轰出德国。甚至那些没有计划在德国停留，只是到其他国家短暂过境的外国犹太人也被圈在指定的边境区域，成群地赶到营房当中，服从令人羞辱的驱除跳蚤和杀菌的程序，然后被塞进封闭的火车车厢，运送到口岸城市，在那里，附加的营房隔离和毫无理由的侮辱等待着他们，直到他们最终前往新的家园。在玛丽·?安丁从普沃茨克前往波士顿的旅途上，她提前看到了出于傲慢的德国官员之手的后来发生的大屠杀。
我们这些移民被成群地集中在一起，塞进车厢，像牛一样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在一片大的田野中，面对着一座有着大院子的孤零零的房子，我们的火车在田野边上停了下来。一个管理人命令乘客赶紧从车厢里出来。……他催促我们进入一间和这座房子差不多大的大屋子，然后进入院子。许多穿着白衣服的高大的男女在那里等着我们，女人接待妇女和孩子乘客，男人接待其余乘客。这是另一个令人困惑的混乱场景，父母丢失了孩子，孩子们哭爹叫娘；行李被集中地扔在院子的一个角落，无人搭理，最后依然如此；那些穿白衣服的德国人高声发出命令，一直在抱怨，要人们“快一点，快一点”。困惑的乘客像温顺的小孩服从着所有的命令，偶尔问的问题就是他们还要做什么。一点也不要感到奇怪，在一些人心里出现了被强盗、谋杀犯劫持的故事。我们在这里被带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能看见一座房子；我们的物件被取走，我们的朋友和我们隔离；一个男人过来监视我们，似乎要探知我们的价值；面貌奇怪的人驱赶着我们，似乎我们是一群不会说话的动物，无依无靠，毫无反抗；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孩子，只能听着他们哭喊，暗示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自己被赶到一个小屋子里，一口大锅在小火炉上沸腾；我们被脱去衣衫；我们用一种材质可能恶劣的、滑滑的东西擦拭身体；没有任何准备，热水淋到我们的身体上；然后我们又被赶回小屋，在那里坐下，用一块超大的羊毛毯裹住身体；粗糙的大袋子被拿了进来，里面的衣物被倒了出来，我们只能看到一片蒸汽，同时听到女人的命令，让我们尽快穿上自己的衣服，否则就错过我们没法听清的机会。我们被迫从所有剩下的衣服中挑出自己的衣服，蒸汽模糊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窒息、咳嗽，恳求这些女人给我们时间。她们依然坚持在催促我们，否则我们就会错过火车。还好，我们没有被杀害。她们只是让我们做好余下行程的准备，清洗掉所有危险疾病的可能。感谢上帝。
由于后见之明，这样的经历可以构成太多的东西，但是它们说明了德国人对外国人所具有的类似妄想狂的恐惧。我们现在知道，从来没有发生拥进德国的移民潮，但是却给了人们这样一个感觉。无疑，这样的感觉一部分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东欧的犹太人十分突出，他们喜欢群居，衣着特色鲜明，说意第绪语，他们奇怪的举止让德国人恼怒。由于这些东欧的犹太人组成了排他的社区，因此给许多德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包括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个相当于国中之国的不相容团体正在被植入德国社会之中。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这些东方的犹太人提供了令人不快的视觉，他们似乎为了寻找生意在维也纳或柏林的人行道上急速奔跑。他们被诬蔑为“令人讨厌的元素”，蜂拥进德国社会，带来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官员把他们当作带来瘟疫的寄生虫。特赖奇克说这些“流浪汉”除了可恶而糟糕的德语口音之外，没有任何属于德国人的东西，“他们的长袖衣服散发着恶臭，前额留着必须有的鬈发”。甚至德国的犹太人也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像德国人一样，他们防备着这些东方的同宗者。用一位德国犹太人的话来说：“他们懒惰，永远擅长欺骗他人，这些都让西部的欧洲人不得不充满了令人厌恶的想法。一个邪恶的期望油然而生—